中国经济双循环：现实依据、实践路径与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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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双循环：现实依据、实践路径与价值意义
□姜英华

（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

[摘 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国际国内的最新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做出的科学研判和战略部署，逆全球化的新挑战、新冠肺炎疫情的新考验、对外开放的新阶段以及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要求中国经济发展以问题为导向，以痛点为契机，以堵点为关键，以未来为指向，协调平衡新供给新需求、培育创造新优势新动能、统筹兼顾稳定性前进性以及升级完善产业链供应链，从而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新道路，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为人类未来发展提供新方案。

[关键词]逆全球化；新冠肺炎疫情；对外开放；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国际国内的最新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做出的关于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的科学研判和战略部署。从国际外循环情况来看，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口，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余波未平，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加速蔓延，单边主义上升，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低迷，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双重冲击，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一系列崭新的风险和严峻的挑战，要求我们从国际环境着眼做好应对准备。从国内内循环条件来看，我国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全面调整变化期，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瓶颈凸显，结构升级的要素优势和市场优势受困于保护不够和创新不足的局限，继续发展的制度优势和效能优势受制于收入差距和区域差距的桎梏，长期向好的物质优势和发展优势受控于民生短板和治理弱项的牵绊。日新月异的内部环境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一系列崭新的转机和可能的机遇，要求我们从国内环境着眼做好迎接转换。总之，“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将是长期发展态势，“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将是不变发展原则，中国经济双循环就是在此统筹认识和辩证施治条件下的正确选择和及时转变。

一、中国经济双循环的内涵意蕴
双循环作为一个矛盾的有机体，包含内循环和外循环两个方面，所谓“内循环”是指在独立自主和稳中求进的理念指导下，国内经济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自我创生系统，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能够有效调动区域内一切生产资源和活动要素自由流动，提升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等环节的高水平嵌套融通和高质量耦合自洽，促进实现经济社会平衡充分和健康有序发展，为外循环创造条件。所谓“外循环”是指在对外开放、包容联动和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指导下，对接国际规则和主动融入国际循环，借力国际市场和利用国际资源，学习科学技术和借鉴先进经验，从而实现合理分工、互利共赢和行稳致远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期待。“双循环”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一方面，双循环不是关起门来搞封闭运行或“自体循环”，不是搞个体国家利益优先至上的自我独立和自顾主义，而是以提振世界经济和全人类福祉为旨归，在自体强大的基础上，更深程度和更加彻底对内改革，更大程度和更高水平地对外开放，通过发挥我国的内需潜力和释放我国的发展能量，带动和促进国际循环，形成以国内循环助力国际循环，以国际循环拉升国内循环，最终实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双向联动提升的良好局面。另一方面，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依靠超强领导能力和超大制度优势，立足超强国内需求和超大国内市场，挖掘经济发展优势和技术培育创新长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激发经济活力和经济潜能，维护经济独立和经济安全。总之，双循环参照国际国内两种环境，权衡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利用国际国内两大市场，融通国际国内两类规则，兼顾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由内而外、内外兼修，进而形成新时代中国经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二、中国经济双循环的现实依据
在明确何为中国经济双循环的内涵意蕴基础上，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战略就成为理解双循环的必然要求，它为中国经济双循环的科学判断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

首先，变局中的新局：逆全球化的新挑战。逆全球化的暗潮涌动突出表现为以美国、欧洲和日本等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后发市场经济国家崛起所带来的利益格局的深度调整和重新洗牌，挑战了传统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制度治理系统，由此由经济全球化的肯定者和拥护者退化为经济全球化的否定者和反对者。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世界经济一改危机后V 字形反弹复苏的传统模式进入到L 字形的持续低迷的结构性危机的“新常态”。为了缓和本国经济下行的内部压力和世界经济衰退失衡的外部冲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全球规则制定者的优势地位，通过制造业回流、再工业化、追加预算方案、严格外资审查和设置绿色技术壁垒等强制性不合理手段将负面效应转移化和外部化。更有甚者，“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国总统选举、英国脱欧、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看似‘高度不可能发生’的‘黑天鹅’事件的爆发为端始……引发了‘退出主义’和‘拒绝主义’的多米诺骨牌效应”[1]（p97），使已经衰颓低迷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逆全球化改变了全球投资习惯和以往贸易预期，引发了全面的自保主义和自私的内顾倾向，稀释了现存贸易网络中的比较竞争优势，搅乱了原有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生态位”，增加了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重负和风险系数。应对全球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尤其是逆全球化的新考验，要在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和规则变革的基础上，把开拓国内市场、提升国内消费需求作为新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加快核心技术的自主攻关，打造门类齐全、体系健全和优势突出的先进制造业体系，以“新”应“变”，加强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的发展。

其次，危机中的新机：新冠肺炎疫情的新考验。逆全球化余波未平，新冠肺炎疫情接踵而来，在疫情无孔不入的肆虐和流行蔓延下，“停工”“停产”“封厂”“封城”等隔离阻断式防治举措达到了确保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最高价值目标。但不可避免的是，隔离阻断式的防治措施阻滞了产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停摆了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等大多数经济体在内的产业链和供应链，造成货物贸易断崖式下滑，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在双重打击下遭遇了二战以来最深程度和最大范围的萎缩衰退。根据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估算，“基线情景预测下，2020 年全球经济将下降5.2%（其中，发达经济体将萎缩7.0%，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下滑2.5%），全球贸易将大幅下降13.4%；悲观情景预测下，全球经济下滑幅度可能达7.8%（其中，发达经济体下滑9.7%，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下降5.0%），全球贸易下滑23.8%”[2]（p34）。我国上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进出口贸易总额都同比下降，贸易顺差大幅缩减。疫情加深了国际国内的投资者和消费者对于全球经济中长期不确定性、风险性和不稳定性的预判。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指出，“2020/2021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或将下降30%至40%”[2]（p35），受投资、生产和贸易下降的全面重创，全球青年就业、工作时间和收入都大幅减少，居民用于消费的可支配收入不足，居民趋于保守的消费倾向与企业趋于谨慎的投资偏好一道，共同形成消费需求限制和经济循环梗阻。面对投资消费疲弱和生产出口困阻的困局，在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保障下，打通国内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的环节，扩大国内需求，从而使企业想生产、能生产和敢生产，使消费者想消费、能消费和敢消费，使外商想投资、能投资和敢投资，以“变”应“新”，畅通国内大循环，为国际循环夯实基础。

再次，被动中的主动：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基于我国在土地、劳动力和资源等生产要素方面存在显著的比较优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原材料、机器设备和销售市场方面存在的巨大竞争优势，对外开放初期我国实行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出口导向型的“外循环为主”模式，为拉动就业、加快工业化进程和经济起飞注入了强劲动力，助推中国跻身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但同时，高附加值和丰厚利润更多聚集在上游的研发设计和下游的品牌销售环节，而处于中游段位的中国企业只能分享低附加值和微薄利润。在纵向化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中，由于一定程度上欠缺高附加值的自主研发品牌和引领性的高科技含量产业，中国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层水平徘徊。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40 年来，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9.5%；以美元计算，中国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14.5%。”[3]p3）提高贸易质量、优化贸易结构、增强贸易实力和提升贸易效益，促进对外开放由“流动型”向“制度型”转型，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制，从而迈进对外开放的新阶段既是题中之义，也是核心要旨。但同时，金融危机的触发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来袭，世界经济正在经历最新一轮的大变革和大调整，全球总需求不振。加之新一轮的科技产业革命的影响挑战，全球产业链重构，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异动，“两头在外”的传统优势转变为“双面夹击”的竞争劣势。全球价值链也呈现出向“双曲线”过渡的征候，消费者、消费环节和品牌效应在整个价值链条中的重要地位被突出强调，消费兼有需求方和创新源动力的作用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赢得新一轮贸易发展的竞争优势和有利地位提供了保障。中国具备了反“客”为“主”的场域条件，要求对外贸易和开放型经济格局由“大进大出”的粗放型向“优进优出”的精细型对外开放新格局进阶。

最后，逆势中的顺势：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市场经济增长速度由超高速到中高速的换挡、市场经济结构调整由低端型到中高端迈进、市场经济发展质量由粗放增长到内涵发展转变、市场经济转型升级由要素驱动型到创新驱动的过渡、市场经济福利分享由非均衡型到包容共享的嬗变。”[4]（p203-221）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为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但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也存在结构性失衡的弊端，“表现为：一是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完整而不完善’‘大而不强’。二是以供需失衡为表征的虚实关系倒挂错置和结构性失调。三是以‘六保六稳’为主体的风险对冲和良性循环的不确定性持续累积”[5]（p55）。打破抑制经济发展的窒碍，提振和畅通国际国内循环，必须强调“速度、结构、质量和效益多重耦合及多维统一”的“没有水分”的内涵式增长，必须要求“资源、要素、产业和市场协同发展与多维共赢”的“没有短板”的升级型推进，必须明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内生动力和实体振兴齐头并进与比肩偕行”的“没有虚胖”的健康型发展。

与国内经济发展新常态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同频共振，创建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优质高效配置和贸易高质协调繁荣，进而开创“开放合作、包容普惠、共享共赢的国际贸易新格局”，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比肩偕行就成为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最紧迫课题。为此，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枢纽，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阶次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深化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形成高水平良性化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以助力对外贸易晋级和驱动国际经济流转，形成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互益和谐的新发展格局。

三、中国经济双循环的实践路径
应时代之吁求，以问题为导向，“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从“供”“需”两端着手，不断协调平衡新供给新需求；要以“新”“动”为肇端，培育创造新优势新动能；要以“稳”“进”为依托，统筹兼顾稳定性前进性；要以“优”“升”为抓手，升级完善产业链价值链。

首先，协调平衡新供给新需求。动态均衡的供求关系和高效贯通的国内循环是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大逻辑。就需求侧而言，遭遇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重挫，由于盈利能力低落和缺乏回报，国际范围内的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都相对下落，在国际需求乏力的情况下，应立足国内超大需求市场，挖掘国内市场的潜在需求，激活需求活力和释放需求潜力，构建国内需求体系。就国内消费需求而言，立足14 亿人口的超大国内消费市场和人均GDP 超过1 万美元的庞大消费族群，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引导改善消费预期，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发挥消费对经济循环的基础性推动作用。就国内投资需求而言，创造新技术、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创新投融资方式，完善投资制度，把控投资方向，优化投资环境，消除投资壁垒，减少投资成本，提升投资质量，加大新兴产业、基础设施和重点区域的投资力度，发挥投资对经济循环的关键性带动作用。

就供给侧而言，“去除没有需求的无效供给、创造适应新需求的有效供给，打通供求渠道”[6]（p94），“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7]（p91），提升供给体系对需求总量和结构变化的协同性和适配性，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失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整体前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改造淘汰传统产业和落后产业，升级优化数字经济和新兴产业，“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瞄准市场变化，监督市场动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健全要素市场，激活内生动力，提高潜在增长率。提升供给质量，以有效的供给服务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减少需求损失，避免需求外溢。优化供给结构，以高质量和优质化的产品服务解决供给同需求的错配问题，深化供给改革，提高供给效能。以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以新的供给制造新的需求，实现供需动态衔接和均衡畅通。

其次，培育创造新优势新动能。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和创新体系是激活国内大循环和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大趋势。受世界科技产业变革与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交汇期的影响，依靠土地和廉价劳动力等要素的低成本驱动型经济让位于依靠科学和技术等驱动的高赋能经济，培育发展新优势和积聚跨越新动能以对冲传统比较优势的丧失带来的冲击是构建双循环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内在要求。其一，以新理念导引双循环，把“亲民、为民”作为立足点，把“爱民、利民”作为出发点，把“富民、便民”作为落脚点，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二，以新机制保障双循环。对内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速创新要素集聚，打通科技与经济社会深入融合的发展通道，发挥创新整合能力，提升创新体系效能。对外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利用国际科技创新资源，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争做全球科技发展的探索者、开拓者和领跑人，重塑全球创新版图，共享全球科技创新成果。其三，以新方法解码双循环。瞄准科技发展核心和前沿，聚焦产业发展瓶颈和软肋，突破关键领域“卡脖子”的“难问题”，拆除阻碍产业化发展的“篱笆墙”，攻克重要领域“决定性”的“大问题”，下好疏通产业化联结的“先手棋”，“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

再次，统筹兼顾稳定性前进性。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和行稳致远的总方法是提升国内大循环和促进国际国内双循的大原则。“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7]（p34）“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8]（p10）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全面开放的历史潮流不会变，坚持稳定性，就是要在波云诡谲的情势下，沉着应对国际环境涌现的各种新风险和强挑战，从容化解国内改革出现的诸多困难、问题和主要矛盾。要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推进市场化改革，稳定市场信心和市场预期，努力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稳步恢复正常营业和经济正常运行，稳定确保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保障基本民生和稳定市场主体，确保市场、就业和消费良性互动。适时适度实行稳健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以普惠金融定向降准稳定金融投资和外贸外资，使金融为经济高质量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坚持前进性，就是要在确保稳定性的基础上，稳妥推进关键部门和重点领域的改革，重点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改革开放和实施创新驱动，积蓄发展动能和增添发展活力，实现经济水平总体提升。“‘稳’和‘进’要相互促进，经济社会平稳，才能为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创造稳定宏观环境；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取得实质性进展，才能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创造良好预期”[7]（p80）。以“稳”求“进”、以“进”固“稳”，“稳”“进”互济，才能形成最大发展合力。

其一，双循环是高质量发展在对外开放中的新体现。我国国内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具有从“大而全”步入“高精尖”的基础。同时我国建立了全世界规模最大最齐全的工业体系，具有了从“中国制造”进阶“中国智造”“中国创新”的前提。国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既为对外开放的高质量进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要求与之相适配、同相同行的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要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坚持市场化原则，强化创新（科技、制度、模式、业态等）驱动，优化贸易结构，突出协调发展（进口—出口、贸易—产业、货物—服务等），促进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资源优质高效配置，进而开创贸易结构提升和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经过3 年努力发展，到2022 年我国将进入贸易结构优化、贸易实力增强和贸易绩效跃升的贸易高质量发展时期。

四、中国经济双循环的价值意义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国际国内的最新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做出的科学研判和战略部署，不仅是应对变化的因应之策，更是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之举，不仅为我国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和解决中长期发展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而且为世界经济企稳回升和复苏回暧提供了重要的动能支撑，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

（一）双循环为中国发展开辟新道路
最后，升级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健全完善的产业链和安全稳定的供应链是拉动国内大循环和实现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大方向。逆全球化和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产业链和供应链分化，酿成了巨大的产业链、供应链危险，产业链、供应链的升级完善和修复重构是转危为机的重要方面。升级产业链，一是着眼于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利用国内巨大市场需求，稀释超市场力量卡链造成的损失，构筑强需求链。二是促进供应链协同和流程再造，预防突发性断链引发的风险，推动刚性化、传统型供应链向弹性化、智慧型供应链升级转型，建设强供应链。三是立足于优势技术发掘和知识链合作，努力实现知识链本土化和知识补链，防止封喉式断链导致的依存隐患，补齐强知识链。四是扶持中小微企业，鼓励企业并购重组，通过“组织固链”和“引资紧链”化解不确定风险和不公平待遇。五是推进产业集群和空间集聚，减轻嵌入式断链缩短的空间链条，筑牢强空间链。六是增加产业利润，提升中高端价值链，通过价值链与创新链的深度对接契合改变“低端锁定”和“高端回流”的全球价值分配极化，打造强价值链。最后在强需求链、强供给链、强知识链、强企业链、强空间链和强价值链的嵌套组合下形成强产业链。完善供应链，开发关键技术和核心资源，培育企业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增强全球供应链的关系管理和供需管理，提升计划设计管理和应急处理管理，以系统化、效率化管理增进供应链效益。国内产业链与供应链的高度和高端耦合，能够增强对双链的主导权和掌控权，消解核心技术垄断和外资企业撤离的威胁，引领全球规则制定和可持续发展趋向。

其二，双循环是新发展理念在对外开放中的新应用。2019 年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世界格局的激变，并提出顺应世界大变局加速深刻演变以及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的严峻外部环境，“我们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9]（p58）。“两件大事”与“两个大局”成为新时代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参考和主要遵循。在此基础上，2020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必须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继续扩大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实现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安全相统一”。将“安全”融入新发展理念，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一道，构成新时代更深层次、更优体系对外开放的重要指标和主要依据。创造新能力、协调新水平、绿色新高度、开放新阶段、共享新使命、安全新要求是新时代、新阶段对外开放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涵特质。

其三，双循环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对外开放中的新贯彻。在改革这项宏大系统的巨大工程中，零敲碎打式的碎片化调整和修补不行，单兵突进式的零散化改正和推进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结果”[10]（p99）。对外开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巨系统中的大系统，本身包含着多层次的小系统，既要求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巨系统整体集成协同，也要求对外开放系统内部子要素之间高效嵌套耦合，从而实现内外联动的最大协力。2020年9月，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双循环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要加快推进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改革，有利于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改革，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改革”。新“三个有利于”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精准的改革路径和明确的前进方向。

（二）双循环为全球发展贡献新力量
其一，双循环为经济全球化激发新动能。“我国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最大外汇储备国、最大旅游市场，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7]（p89）据统计，201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高居世界第二，我国GDP 总量在全球GDP 总量中的占比达到17.3%，我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增至28.1%，体量大决定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规模效应。随着新发展政策的落地，双循环将“提量为动”，成为全球经济复活的最大动能引擎。通过补齐生态短板，均衡区域结构，推进产业结构优化，促进科技创新发展和提升公共服务品质等多措并举，双循环将“增质为动”，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最大基本盘依托。最后，通过开发新产品、开创新科技（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等）、创造新服务（如跨境电商、在线教育和远程医疗等）、挖掘新产业、推动新业态、设计新模式、投资新基建（5G、人工智能、特高压、智能交通等）、发展新经济（共享经济、数字经济等）等多管齐下，双循环将“创新为动”，成为全球经济创新升级的最持久动能。

其二，双循环为经济全球化增添稳定剂。“我国经济基本面是好的，潜力大，韧性强，回旋余地大，新动力正在强化，新业态不断出现，很多地区很多产业都在发生可喜变革，前景是光明的。”[7]（p85）在此基础上，双循环抓住修炼内功和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牛鼻子”，专注稳扎稳打和集中力量办好自身事情的“关键点”，解除对外过度依存和体制机制束缚的“淤堵点”，抓住挖掘内源性和最大限度避免经济发展“木桶效应”的“短板”，久久为功、步步为营，打造对外开放的升级模式和加强版。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本身就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而且还在越来越多地彰显大国的地位、责任和担当。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经济方向的准确掌控能力，对经济风险的科学防范能力，对经济安全的强大建设能力，对经济竞争的全面提升能力，对经济危机的有效治理能力，将为全球经济化险为夷和转危为机提供定星盘和压舱石。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和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新时代的情况下，双循环准确研判情势，精准定位方向，在迎接“对外开放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中表达了中国立场和中国态度，在回应“对外开放向何处去”的“世界之惑”中彰显了中国速度和中国效率，在揭示“经济全球化向何处去”的“方向之谜”中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纾解“经济全球化向何处去”的“时代之困”中体现了中国力量和中国担当。在中国行动的模范和样板下，经济全球化将乘风破浪迎来新的转机和胜利。

参考文献：

[1]姜英华.资本逻辑下“逆全球化”的根源与出路[J].理论导刊，2020（1）.

[2]王跃生，马相东.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与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3）.

[3]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4]姜英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6.

[5]姜英华.新时代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20（7）.

[6]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8]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9]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十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1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1.02.009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1）02-0085-0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本逻辑批判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0YJC710024）。

作者简介：姜英华（1984—），女，吉林白山人，法学博士，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