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政治的双重变奏：社会速度研究的基本理路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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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政治的双重变奏：社会速度研究的基本理路辨析
□马 希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541004）

[摘 要]鉴于资本主义深度全球化趋势和加速社会的形成，国外左翼学者以速度批判的议题呈现了当今资本主义新动态。这个议题根据其批判理论侧重点以及具体主张的不同，分为文化分析和政治批判两种理论范式，即汤姆林森等人主张的速度文化叙事和威廉姆斯等人倡导的以寻找社会革命可能性为中心的速度政治批判。这两种路向均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以速度为中介的批判，文化叙事路向从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中解读出了合理化资本主义速度宰制的意蕴，而政治批判路向试图通过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加速趋势来论证其产生危机的必然性。国外左翼学者以速度为核心对资本主义进行的双重批判为我们把握当前资本主义新动态提供了颇具特色的视角，但速度批判理论忽略了资本主义内在的根本矛盾，削弱了其批判力度，实质上失去了彻底批判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关键词]社会速度；文化叙事；政治批判

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的《速度与政治》（Speed and Politics）一文使国外学界开始将注意力转向社会速度理论，例如约翰·汤姆林森（John Tomlinson）、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朱迪·威吉曼(Judy Wajcman)、奈吉尔·多德（Nigel Dodd）等人的观点。学界将这些学者视为一个理论流派——速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peed），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相关著作均不同程度涉及“速度”这样一个关于社会存在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中，速度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物理概念，而是自诞生起就与政治经济学结合在一起。故而，马克思与速度相关的政治经济学思考又成为当下国外左翼学界速度研究领域的理论来源。

其中，有的学者从文化视域出发，有的学者从社会生产方式视域出发，实际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资本主义批判框架，从两种不同的路向对马克思原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了回溯与阐发。从文化视域出发的学者尝试用元叙事模式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进行重构，试图用新的速度议题重新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从生产方式视域出发的学者试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梳理出以速度为核心的社会革命框架，以期重新展现由左翼主导革命的可能性。然而，他们的速度政治观点并没有超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通过对速度议题的政治内容的充实、深化、拓新，实现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回归。本文在梳理有关速度概念的研究脉络的基础上，主要辨析国外左翼学者关于速度的两种不同形式的研究理路，以此阐述速度概念的文化叙事与政治批判的区别及其相互关联。虽然国外左翼学者的速度批判思想由于内在的局限，未能系统、完整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但这种从社会速度层面展开的批判路径蕴含着对人的生命速度的关怀，对人类发展、命运的观照。因此，梳理速度批判的两种理路，对我们了解国外资本主义批判新议题，把握当今资本主义新动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速度双重内涵的指认：文化景观与政治存在
对于速度批判思想而言，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讨论“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p88-110)的部分成为其理解马克思视域中“未来社会如何到来”这一命题的重要章节。在这部分论述中，马克思分析了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的改进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工人的活劳动“由机器的运转来决定和调节”，“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1](p91)。工人的活劳动包括凝结在机器运转中的客体化了的社会生产速度，维利里奥从中解读出了新的革命力量——速度[2](p36-37)。

一方面，机器的改进以及自动化的趋势使得“单个劳动能力创造价值的力量作为无限小的量而趋于消失”[1](p92)，以至于“工人便成为多余的了”；另一方面，“资本的生产力又随着被资本无偿占有的这种普遍的进步而得到发展”[1](p93)，而这种“发展”也体现为客体化的社会速度。可以看出，马克思将机器的改进视为提升生产效率的关键，同时也洞察到在资本主义情境中，机器自动化的趋势“不是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而是为了把现有的大量劳动力压缩到必要的限度”[1](p97)。这也意味着，工人的生产速度成为机器的社会速度的一部分。罗宾·麦凯（Robin Mackay）和阿蒙·阿瓦尼西亚（Armen Avanessian）据此对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进行了解读，他们提出“工人逐渐成为机器的假体”，“工人接纳了一种新的机器文化，形成了与机器世界相适应的思维习惯和模式”[3](p9)。也就是说，他们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中包含这样的思想：由于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垄断，工人必须遵照机器的要求，与机器的速度保持一致，机器速度同频化了工人的工作速度。

而按照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对机器自动化趋势的乐观预测，随着大机器工业体系的构建，人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会大幅缩短，到2030 年，人们只需要每周工作5 天，每天工作3 小时[4](p369)，理论上工人能够有更多的自由时间。进入21 世纪，有学者发现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凯恩斯的预言并没有实现，反而出现了一种与之相悖的社会现象：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正变本加厉地增加像机器这样的固定资本的比例，大幅度提高社会速度，却又竭力限制社会速度增加自由时间的潜能。有学者认为，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确实感受到时间的压力，经常抱怨时间不够[5]。后福特主义和自动化、数字化的大工业生产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直接的劳动时间本身不可能像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所看到的那样永远同自由时间处于抽象对立中。”[1](p108)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二重性的观点，劳动包括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而劳动速度作为劳动的重要构成因素也具有二重性，即抽象的劳动速度（无差别的一般劳动速度）和具体的劳动速度（活生生的、具体的人的劳动速度）。具体的劳动速度与一般社会速度并不是经常一致。这反映出具体的、具有生物性的人的生命速度与一般的社会速度之间的现实性断裂。

而且，社会速度在后福特主义时期呈现出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后福特制生产框架以其灵活性、精益性、快速响应的特征对工人提出了新要求，为了达到这些要求，工人的劳动转化为一种应急性劳动，为了完成随时可能出现的新任务，工人不得不用更多的时间去作劳动准备。这种劳动准备往往会占用工人更多的时间，于是工人为了响应这种急速的、随时产生的劳动任务，只得逐渐将自己的生活甚至生命速度同频为这种生产速度。换言之，生产速度逐渐蔓延到工人的生活步调、生命节奏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将工人的生产、生活甚至生命速度都转化为生产要素。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的工人首先是竭力跟上机器速度的劳动力，而资本正是通过尽可能占据工人有价值的劳动速度攫取剩余价值。汤姆林森借用特雷沙·布伦南（Teresa Brennan）的说法，将这个现象概括为“资本的中枢动力”与“人与自然资源的再生产速度”之间的分离[6](p13)。换言之，人不是作为一个主体参与机器体系，而是工人的活劳动转变为“机器体系的单纯的活的附件”，“作为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一个环节”[7](p186)，在资本家看来，这只是意味着“固定资本的周转加速了”[7](p554)。罗萨认为，在后福特主义社会，社会加速转变了整个现代社会结构与时间模式，在资本主义“晚期现代的数字媒介世界，出现了一种新的时间体验形式，跟‘经典的’那种‘体验短/记忆久’或是‘体验久/记忆短’的时间体验和时间记忆模式完全背道而驰，变成了‘体验短/记忆也短’的时间模式”[8](p135)。也就是说，社会速度既涵盖生活节奏，也包括高速的机械运动速度和媒介中的速度[9](p24)。人们根据机器的时间节奏“自主”安排生活节奏，直到这种节奏占据了人类所有的以时钟作为计时器的时间[10](p53-54)，人的生命速度变成生产速度的一部分。由此，劳动者的劳动速度在生产过程中既体现为生命速度，同时又体现为机器速度，最后成为社会速度的一部分。

那么，从国外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的速度批判维度来看，如何理解生命速度与生产速度的机器化呢？其一，劳动者的认知、思考、说话、行动的方式受到速度决策的深远影响，在绝大多数生产部门中，速度决策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蓝德公司2018年的报告《速度与安全：加速一切的承诺、危险和悖论》指出，加速被视作一种“自然规律”，从而具有了不可阻挡的全球化趋势[11](p10)。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生产速度已经不再局限在机器层面，而是扩展到了生活、生命领域。劳动者的生命速度的机器化还体现在对后福特主义理解的转变。“在过去，技术发展和采用的速度较慢，使社会规范、政策、教育和道德的调整能够逐渐适应这种技术变化”[11](p5)，而当前的西方资本主义技术加速阶段给这些社会文化领域施加了急迫的压力，使得这些适应技术变化的常规社会策略无法得到及时调整。其二，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考察速度，速度呈现为资本主义自动化生产的特征。罗萨认为应探讨资本主义速度的实质，速度受资本积累的逻辑、增长的系统性影响，能够结构性地生产和再生产[12](p32)。马克思曾以资本主义农业为例，表达了他对于资本主义技术的一种批判的态度，“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13](p234)。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所言的资本对增殖的渴望，依然可以被解释为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加速生产的直接动力。其三，社会速度被建构成一种与现代机械进步性相联系的美德，呈现为一种后福特主义景观。汤姆林森从对全球化的文化人类学分析中，关注到了后现代社会转型的文化意蕴。与现代性研究关注“文化研究”和“文化转向”相比，汤姆林森更关注人们对现代社会的想象坍缩为对速度的向往，他认为速度是被资本主义现代政治话语建构出来的文化叙事[14](p23)。汤姆林森根据速度的文化叙事内容，依速度的文化特性区分了“机械性的速度”（machine speed）和“无法驾驭的速度”（unruly Speed）[14](p14，44)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速度的文化分析理路中，资本主义速度主要展现为一种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话语。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区分资本主义生产加速的政治立场和文化叙事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出现了以维利里奥、罗萨、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等为代表的速度政治批判理路和以汤姆林森为代表的速度文化批判理路。随着机器化、自动化、数字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变化，这两种批判理路引发了学界广泛的探讨。而在现实的批判理论中，政治批判理路和文化批判理路常常相互渗透，不能截然分开。罗萨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社会速度的政治批判观点，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如果没有升级，工作岗位就会流失，企业就会倒闭，税收就会减少，福利支出就会增加，国家就会破产，政治体系会遭遇合法化危机[12](p32)。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速度不仅是其现代化的特征，更是决定其存续的关键。在评价维利里奥对资本主义社会速度的政治批判时，汤姆林森认为其关于速度是社会决定性因素[15](p83)的观点说服力度稍显不足。他认为，速度作为一种制度设置中的社会存在，在探讨其对社会的影响时，更应当涵盖广泛存在的关于现代性体验形式、意义、价值的速度文化叙事[14](p8-9)。也就是说，在汤姆林森看来，应当从文化设置的层面探讨速度文化叙事的广泛影响。

然而，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论是对社会速度的文化描述还是对其的政治批判，均未能超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判断：“这种自动机是由许多机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组成的，因此，工人自己只是被当作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1](p90)马克思指出，“加入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后，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它的最后的形态是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1](p90)。他还指出，“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13](p217)。根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机器化趋势的描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具有必然性，是一种根植于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趋势。这种内生于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概念显然与当今资本主义急速发生的变化密切相关。

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是：速度在21 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一个文化描述还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术语？其与当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具有何种联系？面对这一资本主义生产倾向，我们应该采用何种批判视域？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速度动态？为了回应这些问题，笔者将进一步梳理以速度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批判路径，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速度观点的理解，并扩展对资本主义新特点的认知。

二、社会速度的文化批判
汤姆林森在《速度文化：即时性的到来》一书中将文化分析的矛头指向了西方“发达”工业经济，提出速度的文化阐释维度，以速度的意义归属维度探讨“速度在现代社会文化想象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不同方式，以及近年来这种想象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方式”[14](p1)。也就是说，速度与机器的力量密切相关，人们惊叹于机器工业所展现出的远超人类自然性的生产速度，机器的力量化身为现代性的象征。因此，当人们想到机器时，快速的生产速度就成为机器的标识，在这种文化叙事中，速度被赋予现代性的进步意识形态功能。在这个意义上，机器生产速度体现着现代性文化逻辑。

根据汤姆林森的观点，后福特主义给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将速度理解为资本主义的进步意识形态[14](p21)。汤姆林森对速度文化的思考来自他关于文化的批判性反思。在出版于1991 年的《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他从话语维度探讨了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他指出，话语“深深根植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人们“无处逃遁”，文化成为社会的“表意的过程与行为”[16](p4，12)。汤姆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想比较丰富，要详尽介绍超出了本文的范围，然而，这种从资本主义背景中概括出来的文化的话语阐释理论范式，在汤姆林森对资本主义速度进行文化分析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汤姆林森文化分析的起点不只是政治经济学中的机器生产，他要探讨的是速度如何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实现其文化影响。汤姆林森指出，这一讨论的核心在于“生产主义”与“消费主义”的文化宰制，“个人开始有了一种与制度相关的‘义务’，既要消费，也要生产，这意味着一种文化经验的转变，同时也意味着相关价值观的转变，有的价值被刻意提升，而有的则被贬低”[14](p126)。在汤姆林森看来，即时性（immediacy）作为当今资本主义的文化原则，与特定的技术基础（尤其是通信技术）相关，即时性文化将欲望与满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4](p74)。那么速度文化如何实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目的呢？汤姆林森认为这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经济不平衡和不平等相关[14](p11)，伴随全球化走向深度化，资本主义速度文化因这种被建构出来的加速生产的必要性而得以广泛传播。汤姆林森进一步指出，速度文化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意义的理解。基于对自然的征服、对开放性进程的线性预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扩张，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农耕文化体验向工业都市文化体验的根本转变，机器速度转化为一种对社会进程的纪律性和理性的调节方式[14](p9)。概言之，速度的文化分析既包含观念中的速度成为现实的速度的可能性，同时也包含具体的速度如何合理化的阐释路径。

从速度的文化叙事出发，汤姆林森在“技术—即时性—文化”的框架中具体探讨速度文化的形成。从普遍的文化影响出发，汤姆林森转向了对文化—速度框架中具体速度文化的分析。他敏锐地指出，速度文化总是在具体的情境中的“文化体验、想象和价值观”。速度永远是文化价值的问题，对速度的理解要依靠文化现象学的而非物理的说明。速度在资本主义现代话语体系中，呈现为与活力和生命能量具有密切关联的语词，具有进步的文化意义[14](p4)。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提高社会速度和加快生活节奏。这使人们关于社会速度、生活节奏的方向感逐渐缺失。社会速度和劳动速度都越来越依赖速度文化进行合理化与再建构，正如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对城市生活景观的描述：大城市的生活与滋养着“缓慢、熟悉、固定不变的节奏的心灵”[17](p175)的乡村生活完全相反。受到齐美尔的启发，汤姆林森将资本主义速度的文化表达与人们对现代社会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式的文化想象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从中介的角度解释了资本主义的速度文化，其加速生产逐渐被人们理解为一种合理化的现代性生产方式。也正是基于这一洞察，汤姆林森将人类的文化想象与社会速度联系了起来。

为了进一步阐述文化想象与社会速度的关系，汤姆林森转向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内在的加速周转和全球化趋势的观点。汤姆林森认为，速度不仅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很重要，而且对理解现代资本主义时空秩序也很重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指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18](p403)汤姆林森认为，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的同时，虽然没有将速度作为直接的批判对象，但实际上已经将速度体验作为一种论证资本主义不合理性的存在进行了论述。马克思指出，随着工人平均工作时间的缩短，“机器就必然会按工作时间缩短的比例加快速度”[19](p16)。汤姆林森指出，这种速度体验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与资本主义时代的对比中显得尤为突出，而且借由速度体验，人们产生了对速度的文化想象。他认为，早期资本主义速度的文化体验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其一，速度的文化体验暗含了一个前提，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打破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偶然性的、小范围的、缓慢的、个体性的速度积累框架。其二，速度的文化体验转变为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式的现代性理解的注脚，理性、进步的话语将速度视为人类在技术上增强自然支配的方式。这就将进步的意义注入了资本主义生产加速的过程中。伴随着这种速度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大行其道。在讨论了资本主义初期对速度的文化体验之后，汤姆林森结合当今资本社会呈现出的新特点，尝试概括出一种新的速度文化体验类型——即时性状态（the condition of immediacy）。伴随电子设备的广泛使用，人们开始体验到近乎即时性的数据互联，由此开启了一种新的速度文化体认，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远程文化体验模式。由于现代远程通信技术无处不在的影响，即时性被嵌入有关速度影响的文化叙事之中，削弱了一些早期资本主义的速度文化想象。对速度的联想从一种费时费力的速度，转变为一种诸如远程通信技术的传递中介。即时性成为“一种习惯于快速传递、无处不在和即时满足欲望的文化”[14](p74)暗示。换言之，即时性意味着对商品的欲望和这种欲望的满足之间几乎没有阻隔，甚至不应该有因生产、物流、购买、消费等环节的间断。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技术进步，商品似乎可以被轻易而持续地交付，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奢侈品变成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必需品，不再那么遥不可及[14](p81)。

当汤姆林森将他对速度的文化叙事与当下的资本主义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对后福特主义社会生产状况的文化性批判力度越发彰显。这意味着他尝试通过启蒙揭示资本主义速度的文化价值观前提。在讨论了速度的文化体验、文化想象之后，汤姆林森有关速度文化的制度建构的观点逐渐明朗——速度被赋予资本主义现代经验的形式、意义和价值。速度文化叙事中，效率的价值被编织成一种由个人改进的想象，呈现为一种整体的线性社会进步，从而加强了速度与进步之间的意识形态关联。速度的计划性和秩序感标志着发展中的工业现代性，资本主义定义的阶级秩序以合理性的形态寄生于速度文化中。在这种资本主义境况中，速度是好的，因为它代表着社会的进步，在这种想象的预设中，工业进步的物质形式被承诺给工人阶级。正如詹姆逊所言：“时间在今天是一种速度功能，显然只有按照它的速度或速率本身才能感受到。”[20](p50)在这个意义上，汤姆林森认为速度由此转化为文化政治多元化的催化剂[14](p156)，速度打破了确定性的传统假设，速度本身存在着打破当前政治—文化格局的可能性。概言之，汤姆林森以政治经济与文化叙事相互关联的方式重新定义了速度，为蕴含着对资本主义的反抗的速度的文化潜能作了理论铺垫。

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彻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同，汤姆林森接受了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社会加速的背景，把所有打破资本主义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的革命力量，都视为一种由政治多元主义产生的社会性想象。可见，汤姆林森无法想象出真正的历史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找不到革命出路的他最终只能接受资本主义背景，仅存的经由启蒙形成的文化批判的革命性也逐渐消散，汤姆林森的速度文化研究最终成为理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种略显平和的文化叙事。

三、社会速度的政治批判
鉴于速度的文化叙事与国外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性审视的出发点渐行渐远，在速度的文化叙事之外，维利里奥、罗伯特·哈桑（Robert Hassan）、威廉姆斯等一些左翼学者，对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进行了一种关于速度的政治式解读，从而构建了一种凸显政治性的资本主义社会速度分析理路。通过研究社会速度的新动态，国外左翼学者指出当今资本主义依然无法从根本上超脱由生产方式本质所决定的结构性危机。

通过研究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等具有代表性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生产形态，速度批判理论从总体化的维度将加速主义指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核心特征。罗萨认为，资本主义速度批判的出发点是这样的：“现代性历史仿佛是以各种技术、经济、社会和文化进程的广泛加速，以及普遍的生活节奏加快为特征的。”[21](p3-33)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进入后福特主义形态，启蒙精神将速度作为一种理性落实到产品生产及消费的过程。被文化体验所诠释的速度理性却很少成为一个独立的批判对象，速度理性逐渐占据人们的劳动过程和社会生活领域。然而，将加速等同于进步的线性逻辑，试图掩盖资本主义生产加速的方向、目标、动力来源。正是这种绝对的资本增殖欲望，使得生产加速实质上对劳动者的生命速度、生活步调产生了巨大影响。劳动者被迫以技能培训、增加劳动准备时间等方式跟上这种加速主义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框架，一旦劳动者跟不上这种无以复加的生产速度时，这些劳动者将会被迫离开这些工作岗位。他们要么成为待业大军中的一员，要么被重新吸纳到资本主义平台经济之中，成为这种超高速交易的资本主义经济平台的没有任何福利保障的“自雇劳动者”。换言之，这种加速主义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框架实际上包含对于劳动者的分化与驱逐，以至于人们被迫提升自己的劳动速度，从而跟上不断加快的资本主义生产速度。马克思、齐美尔就曾质疑资本主义生产加速的合理性及其带来的后果，伴随着这种生产加速不断加剧，威廉姆斯等学者更是将速度批判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生产方式。由此，国外左翼学者开启了一个资本主义的速度批判的新议题——速度的政治性存在。至此，社会速度研究逻辑从论证资本主义合理性转向论证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性。这种论述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深究资本主义社会加速的开端。不同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理解，国外左翼学者尝试对社会加速进行历史性的理解。他们没有全盘接受新自由主义描绘的那种以生产加速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现代性。他们认为，这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式的加速生产，实际上与人们基于美好生活的社会发展设想存在现实性上的鸿沟。同时他们也不完全赞同资本主义社会加速完全源于资本家竞争的合理化解释，而是基于资本主义现实，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维度出发，指认了生产加速与资本积累加快的关联。根据罗萨的观点，资本主义情境中，增长与加速存在特殊的联系[22](p77-78)。由此，他们认为加速对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性被隐藏于资本主义竞争的合理性阐释之后，应当揭示加速对维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

第二，揭示资本主义社会速度的转向。其一，国外左翼学者指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加速正被用于掩盖社会发展的不同步。根据国外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加速社会的生命政治维度批判，加速至少从内外两个维度对人类实践造成影响：一方面，社会加速有超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甚至超出生物感知极限的趋势；另一方面，嵌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加速，反过来转变为一种对社会劳动、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社会性存在。在这种结构性力量背后潜伏的社会速度，意味着劳动者被强迫提高劳动速度，同时也意味着代表机械力量的机器速度对劳动者鲜活的生命速度的驱逐。其二，国外左翼学者认为，过度加速还会导致人们失去政治想象力，陷入一种政治上的情境主义，即人们只能根据眼前的短期利益决定其政治选择，既遗失了对于未来长远发展的掌控，也遗忘了发展的方向感。正如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揭示的那样，“历史、意义和进步再也达不到脱离资本主义宰制的逃逸速度”，人们无力逃脱资本主义生产速度的控制，因为，“对未来的感知和想象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23](p4)。

第三，思考资本主义社会加速的终点。其一，生态危机。速度批判理论认为，当今资本主义内生的加速生产的冲动不会主动消失。罗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变化的加速从代际速度经过一代的速度直至可能实现代内的速度”[24](p130)。在罗萨的语境中，如果不是遇到了强制减速（诸如自然灾害等外在事件），资本主义会持续地为了维持高速生产而大量消耗自然资源。这种消耗自然资源的速度远远超出了自然的承载力。其二，社会危机。资本主义的社会速率是不平衡的，资产阶级总是试图用相对高速去同步边缘地区的社会速率。对于资产阶级而言，保持相对高速是实现其扩张的关键，但是被速率同化的个人、集体却丧失了对其具体的生命速度、地方速度的掌控。其三，经济危机。速度批判理论以金融资本主义追求超高速的交易速度为例，指出资本主义的超高速生产与真实的物质经济领域已经产生巨大的脱节。当金融资本回归现实经济的时候，当它过于超出资本主义实际经济结构的调节与承受能力的时候，将无法完成那“惊险的一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无可避免地发生了。其四，社会革命。速度的政治批判主张打破人们对新自由主义建构出来的速度的线性发展假象，从而实现向新自由主义不曾承诺过的那种美好未来的过渡。由对速度极限的探讨，关于速度的政治批判理路拓展了速度问题的研究领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速度背后的生产方式，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层面审视资本主义危机的形成机制，从而寻求以速度为核心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亚历克斯·威廉姆斯与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走得更远，他们提出了“维护晚期资本主义的成果，同时超越其价值体系”[25](p354)的社会变革主张。

我们可以发现，此时的速度政治批判将速度作为一种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核心要素，却没有明确指出承担这种以速度为核心的社会革命的主体力量。以罗萨为代表的学者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不可根除的矛盾，将速度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核心。这就从根本上掩盖了资本主义加速的引擎，从而选择性地忽视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性，以一种政治批判的形式承认了现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著名的意大利左翼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评论左翼加速主义时，对其社会革命思想中的空想成分进行了批评[26](p363-378)。以左翼加速主义为代表的速度政治批判似乎赋予这个构想出来的速度革命力量过多的独断论倾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威廉·H.休厄尔（William H.Sewell）对当代资本主义技术革新的剖析，以及对资本主义技术革新的本质认识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休厄尔指出：尽管现代资本主义经历了不计其数的公司和行业的诞生与消亡、技术大变革、金融工具的复杂化，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经济政策、制度的反复调整大幅提升了政府的治理能力，但是近一个半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核心机制基本上没有改变[27]。可以说，正是由于速度政治批判理论忽视了资本主义加速社会背后保持不变的生产关系结构，以及资本主义生产中无法克服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它也就无法找到真实的起决定作用的革命力量。概言之，无论是速度批判理论的文化分析向度还是政治批判向度，都无法找到真正可行的社会革命的理论出路。

四、速度批判理论的意义及其限度
国外左翼学者以总体化的角度对当前资本主义社会速度问题的批判颇具特色，关注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速度问题的文化、政治面向。速度批判凭借由马克思开启，经由韦伯、齐美尔，而后被鲍德里亚、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等学者所发展的速度分析视角来剖析社会速度问题，切中了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重要议题，揭示了资本主义试图利用速度文化叙事掩盖的社会发展问题，为我们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新动态提供了具有一定解释力度的思想资源。尽管速度批判理论立足于速度这一元叙事视角，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展开了文化与政治的双重批判，但由于这种批判只是从想象的维度构建了一种社会革命力量，所以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仅仅停留在理论上。不过，这不妨碍其成为当今极具特色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社会速度的结构分析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切入点，使人们能够将社会经验的个体微观层面与系统宏观层面进行理论联系，既能够从资本主义加速社会形成的微观文化体验，又能从与其密切相关的宏观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机制中看出社会加速的来源。当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加速为特征的结构性转型，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集体对行动的自我理解和取向发生相应的变化。随着科技加速全面引领个人的生命速度，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必要性与加速主义式的生产方式以话语建构等方式，被诠释为社会发展的系统性需求，由此，个人的生命速度及其体验只能顺应这种情境。根据汤姆林森的观点，机械速度叙述的前景是秩序和进步，即时性的吸引力源自稍纵即逝的舒适和满足。但面对当代加速发展带来的偶发事件，这两种方式承诺的进步与满足感瞬间便消解了，汤姆林森认为只有保持稳定的、平衡目标才能解决这些矛盾[14](p159)。速度的文化分析以此为参照，提出针对这种总体的文化结构与个体的文化体验而进行的启蒙，反对听命于资本主义宏观社会系统建构的必然性。然而，它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作为理论前提，实际上还是没有逃脱资本主义逻辑束缚，这一点也是速度的文化分析理路被诟病的原因。为了克服速度的文化分析缺陷，速度的政治批判理论着手寻找打破资本主义现实性的可能性。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加速实质上类似于一种“无方向的盲动”，尽管与前资本主义相比，资本主义能够暂时地提高生产速度，但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本性注定无法实现客观上的历史加速。他们试图从资本主义统治模式与人类社会全面发展的逻辑断裂中，寻找新的革命形式和力量。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试图从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寻找某种“革命转变的种子”[28](p187)的历史想象，仍然具有启发人们重新思考当今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积累加剧的更本质原因的思想意义。

速度的政治批判路向拒绝对资本主义进行直观性研究，从政治、历史性的维度，试图证明资本主义革命性仅仅存在于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比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速度的政治批判路向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过渡性论证有契合之处。以威廉姆斯为代表的学者拒斥将资本主义生产加速作为现代性特征并将其合理化的文化体验阐释，主张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共同目的”的改造，以实现大众对资本主义速度生产的物质资料的“重新利用”[25](p355)。他们以犀利的眼光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盲点”——速度，重新运用自马克思开创，经由韦伯、齐美尔等人发展的速度反思视角来剖析社会速度，突出了速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作用。这不仅有利于把握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动向，更有利于我们借由对社会速度议题的讨论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刻性。

同时，速度批判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知道，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彻底的批判，是从文化、政治等多个维度展开的全面的批判，但最根本的批判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由于文化叙事的维度与政治批判的向度存在相互偏离，甚至相互消解的趋势，速度批判理论内部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悖论。作为一种描述研究的速度的文化叙事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国外左翼学者所秉持的在资本主义内部矛盾中寻找革命可能性的初衷，实际倒向了使资本主义的剥削合理化的文化分析方式。而速度的政治批判从一种规范研究角度，审视研究速度的政治功能，以判断社会速度是否符合理想政治价值，围绕资本主义加速生产对社会生活、政治参与等问题的负面影响，强调速度的资本主义异化是消灭理性的关键原因[25](p95-114)。借助这种相对宏观的角度，速度的政治批判路向人为构建了以速度为元叙事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用以引导和规范具体的社会速度政治内容，重整革命力量，寻找以速度为核心的革命可能性。沿着这个角度去观察速度批判理论，可以发现国外左翼学者关于社会速度的文化存在、政治存在概念在根本上还是抽象的，在现实中是无根的。这种无根的抽象观念不是促成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中介。所以无论是国外左翼学者看重的速度的革命力量，还是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历史想象，都无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仅仅通过启蒙无产阶级，以及改换社会加速的方向，达到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目的。虽然他们没有完全反对社会加速，而是反对资本主义宰制的社会加速，但是针对速度批判在历史必然性问题上陷入的困境，也许我们在理论上需要审视社会速度与人类美好生活之间的关系，这也是速度批判理论及其思想资源对当下中国学界的启发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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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1.02.005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1）02-0048-10

基金项目：广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广西师范大学）基地选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西方左翼思潮新动态研究”（2020MJD02）；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研究”（20FKS003）。

作者简介：马希（1985—），女，广西桂林人，博士，广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广西师范大学）基地特聘研究员，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