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十月革命后列宁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探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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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践：十月革命后列宁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探赜
□孙 洲

（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210023）

[摘 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无产阶级政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的领袖，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他在理论上系统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缘由、目标、内容、原则和主体，在实践上采取了一系列富有成效和贴合实际的工作举措，如培养教育新军、提高文化水平、树立典型榜样、开设政治课程、开展理论斗争、重视舆论宣传等等，从而形成了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人本性、实践性、针对性，为新时代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关键词]列宁；思想政治教育；共产主义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无产阶级政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列宁所领导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①以下简称“俄共（布）”。作为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不同时期都将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置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十月革命后，在新政权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为了维护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列宁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观点，并在实践中予以深化，为国内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为苏俄的经济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认真回顾和系统总结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精髓与实践经验，对于我国在新时代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十月革命后列宁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出场逻辑
出场学认为，任何理论与实践都不可能从“无”中而生，独特的出场语境构成了它们的“前理解结构”。推而论之，十月革命后列宁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在复杂语境下的时代产物。它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继承和发扬，也直接源于捍卫无产阶级政权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需要。

（一）理论逻辑：经典作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提供了思想资源
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探索，构成了列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出场的基本依据。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文本中并没有明确含有“思想政治教育”的术语，但他们早已关注到这一客观存在着的实践活动，从不同方面阐述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并多使用“政治教育”“理论教育”“宣传鼓动”等概念来表达。如在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1](p65)。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自发的工人运动并不能产生科学的阶级意识，因而也难以认识到自身的历史地位和使命，无法开展革命的运动，实现科学的斗争。如恩格斯在总结德国1848—1849年革命经验时所指出的，“无产阶级群众虽然人数众多，但是没有领袖，没有受过任何政治教育，容易惊慌失措，或者几乎是无缘无故地怒不可遏，盲目听信一切流言蜚语”[2](p623)。因此，无产阶级政党需要不断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帮助工人认清自己的历史地位及任务，促进其阶级意识的生成。显而易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既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担当，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长期社会主义实践中所提炼出的宝贵经验。并且，马克思恩格斯还就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方法、原则问题进行了相应阐述，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为列宁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形成提供了理论资源。

（二）实践逻辑：捍卫政权与国家建设需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内外部矛盾交织的严峻局面。其一，俄共（布）虽然顺利夺取了政权，但是新政权并不稳固，国内的沙皇残余势力和反革命分子与国外的帝国主义者们相互勾结，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发起武装干涉和军事围剿，企图将其扼杀于襁褓之中。1918 年春夏之交，英、美、法等国所组成的帝国主义联盟开始了对苏俄的侵占和掠夺，苏俄国内的反动势力也乘机发动叛乱，苏俄的经济建设被迫中断。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危急形势下团结一致、凝聚人心，捍卫和巩固新生政权无疑具有首要意义。其二，十月革命的胜利并未完全根除资本主义，苏俄还存在大量“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3](p210)。在新政权建立之初，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身到苏维埃建设事业中来，而他们又无法一下子就摆脱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偏见。这就导致错误思潮在党政机关乃至社会中滋生蔓延。因此，苏俄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来清除这些形形色色的“传染病”，捍卫思想的纯洁性。其三，帝国主义战争和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战争使得苏俄经济遭到灾难性破坏，市场混乱、经济萧条、田地荒芜、缺吃少穿，人民生活极为困难。在满目疮痍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可谓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事业，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成为列宁所领导的俄共（布）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此背景下，列宁于十月革命后陆续主持召开了多次全俄教育工作代表大会、全俄社会教育代表大会等会议，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对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总而言之，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地位变化，给俄共（布）带来了多重挑战，也为列宁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形成夯实了现实基础。

二、十月革命后列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思考
列宁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原则与苏俄具体国情结合的产物，也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首次理论探索，它是完整且深刻的。认真爬梳列宁论述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列宁对社会主义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缘由、原则、目标、主体、内容等多个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思考。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缘由：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十月革命后，资产阶级开动了全套宣传机器来污蔑无产阶级政权的教育任务，列宁对此展开揭露和批判。首先，他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中那种将教育与政治脱钩的虚伪说辞，指出实际上“一切资产阶级国家的教育同政治机构的联系都非常密切，虽然资产阶级社会不肯直率地承认这一点”[4](p442)。在此基础上，列宁揭示了政治与教育之间的密切关联，提出“教育不能不问政治”的观点，指出社会主义教育的关键就是坚持教育与政治相联系，要用无产阶级的真话来揭穿资产阶级的“真话”。其次，列宁认为，俄国要从资产阶级主导的社会转向无产阶级主导的社会是一个很艰难的转变。一方面，无产阶级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中占据少数，资产阶级的势力还相对较为强大。另一方面，一些劳动群众还带有旧制度所遗留下来的思想残余和生活习惯。列宁认为，用思想改造的方法来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改变旧风气，是当前俄共（布）的首要任务，“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培养出高度的觉悟、严格的纪律以及在对资产阶级作斗争时的无限忠诚……那就谈不到实现无产阶级专政”[4](p442)。在这里，列宁不仅准确把握了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原因——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也体现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有属性——阶级性的深刻洞悉。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目标：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目标是主体实践所希冀达成的某种结果，它源于主体并反映主体的现实需要，科学合理地设定目标是成功开展实践活动的基本前提。十月革命后，列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目标予以明确。在1920年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列宁就指出，共产主义的培养、训练和教育绝不是通过灌输各种美丽动听的言辞和准则来创造利润或训练奴仆，而是为了培养能够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同年，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列宁再次阐明了这一观点——“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4](p446)。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那么可以继续追问的是，这一根本目标如何才能得以实现呢？一方面，列宁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需要了解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掌握共产主义学说。如果有人“以为不必领会共产主义本身借以产生的全部知识”[4](p333)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列宁强调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善于将共产主义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把共产主义作为实际工作的方针。只有“善于把共产主义由背得烂熟的现成公式、意见、方案、指示和纲领变成能把你们的直接工作统一起来的活生生的东西”[4](p337)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担负起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重任。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共产主义思想
苏维埃新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的彻底覆灭与无产阶级思想的自发性更新。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列宁发觉农民头脑中固有的小农思想没有得到任何改变，甚至越发根深蒂固。列宁曾不无忧虑地指出，面向城市无产阶级群众和农村贫苦农民的共产主义宣传还远远不够[5](p398)。为此，列宁提出要坚决向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者和非无产者阶层传播共产主义思想。1919 年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规定，苏维埃政权有关教育方面的重要内容就是“开展最广泛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工作”[6](p413)。当然，这里的“共产主义思想”是一种广义上的概念，具体来说，包括共产主义道德、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纪律等多向度内容。那么为什么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呢？列宁认为，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全世界千百万无产者的学说”[4](p333)，它是集科学性、革命性和崇高性于一身的理论。俄国在半个世纪里苦苦探索、饱受磨难后才找到了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4](p6)，正是基于共产主义学说的科学性，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共产主义建设任务的实现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四）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原则：无产阶级阶级斗争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其特殊性就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目标和任务都是为特定阶级服务的，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项重要内容，体现出鲜明的阶级性。列宁对此早有揭示，指出任何“超人类社会的道德是没有的；那是一种欺骗”[4](p339)，无产阶级的道德是无产阶级利益的反映，服从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十月革命后，列宁强调：阶级斗争并不简单地表现为对政权的争夺，它具有不同表现形式。尤其是在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后，阶级斗争并未消失，“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6](p376)。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思想交锋就是阶级斗争的一方面。列宁指出，阶级斗争不仅要求无产阶级推翻剥削者，还要求无产阶级“在思想上与全部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与关于自由平等的一切市侩空谈决裂”[6](p377)。如何实现决裂？就是通过教育群众，也就是依靠宣传。也就是说，在阶级对立尚未消失之前，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尚未消亡之前，必须坚持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来在思想上消灭“阶级”。换言之，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必须贯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精神”[4](p373)。此外，列宁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学校。他驳斥了那种将学校视为传播“一般科学”的机构的谬论，指出使学校和政治脱离是一种荒谬的空想[7](p139)。

（五）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主体：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
在列宁的很多讲话和文章中，他都反复强调了思想政治教育与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的密切关系。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认为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天然担负着培养和教育群众的历史使命。在《党内危机》一文中，列宁批评了工团主义，认为它抹杀了党在培养群众中存在的必要性，指出“共产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非党的工人群众，启发、训练、教育、培养这些群众”[8](p242)。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团结、教育全体劳动群众。它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组织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应当作为最积极最主要的力量参与整个国民教育事业”[4](p374)。列宁一方面强调共产党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9](p290)，另一方面也要求教育系统的共产党员避免空谈所谓的“共产主义领导原则”，多做一些实际的工作，不要只会侈谈“领导”，而无法使教育工作取得实际的成就。

三、十月革命后列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探索
理论思考的落脚点在于服务现实。无论多么精妙的理论，如被束之高阁，便没有任何意义。十月革命后，列宁采取了一系列富有成效和贴合实际的实践活动，保障了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思想政治教育事业的成功，为巩固和发展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夯实了思想基础，更为社会主义国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培养教育新军，创设组织队伍
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0](p320)换言之，人是思想得以传播和发生作用的关键性中介，只有拥有人才队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才能得以顺利完成。列宁深谙此道，强调培养一支无产阶级的教育大军的重要性，并通过各种政策提高教师的地位，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列宁指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单靠共产党员，必须把50多万的全部教师队伍都争取过来。1919年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中明确规定：俄共（布）要“培养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的教育工作者骨干”[6](p413)来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传播共产主义原则。列宁主张提高教师的地位和觉悟，发挥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作用。他认为，“我们没有关心或者远没有充分关心把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应有的高度”[11](p361)，而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根本谈不上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完成。为此，列宁强调，最重要的是在物质方面进行改善，把教师的地位提升到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从而大大提高其工作积极性。此外，十月革命后，列宁还通过组建相关的国家机构来推动专业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形成，如成立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来组织青年和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成立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研究并向群众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成立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来指导全国的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等。毫无疑问，这些组织机构的设立为苏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二）掌握读写本领，提高文化水平
列宁非常强调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的相辅相成，文化教育是政治教育得以施行的基本前提。人的文化素养与政治素养是紧密勾连的，只有达到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才能使人理解和接受政治领域的相关内容。因此，列宁要求政治教育委员会加强对群众的文化教育，使群众掌握读和写的本领。在1921年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列宁提出每一个政治教育工作者都面临着三大敌人，其中一个敌人就是文盲。他认为只要在苏俄还存在文盲现象，“那就很难谈得上政治教育。这并不是政治任务，这是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谈不上政治”[12](p210)。为了提高群众的读写能力，苏俄在十月革命后采取一系列举措进行扫盲运动。1920年7月，苏维埃政府专门成立全俄扫除文盲委员会来领导全国性的扫盲运动。同年，列宁还签署了《人民委员会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居民中扫盲的法令》《关于教育工作者有义务在红军中扫盲的决定》等文件来推进扫盲运动的开展。在列宁所主持的历次党代会中也都对扫盲工作进行了部署，如在俄共（布）八大上，列宁指出，新党员在入党后首先要接受识字教育。同时，列宁还强调掌握读写本领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有文化、有觉悟、有学识。在列宁看来，“光能识字是无济于事的。我们需要大大提高文化水平”[12](p207)，使每个人能够实际运用他们的读写本领，使他们有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东西可读，从而能够掌握共产主义的理论观点。为此，十月革命后，在列宁的强烈建议下，中央委员会把政治教育总局出版社改组为由俄共（布）直接领导的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出版社，并选派足够数量的专门人才来编写和出版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在此背景下，大量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等经典作家的著作得以相继出版，成为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重要养料。

（三）善于率先垂范，树立典型榜样
命令只能指挥人，榜样却能吸引人。榜样示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生动而有效的手段，“有了榜样，仿效就会比较容易了”[13](p223)。十月革命后，列宁强调要通过树立榜样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有榜样的力量”[8](p77)，必须用榜样来表明共产主义的意义。在1920年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的讲话中，他指出，俄共（布）应该多用行动少用言语来进行宣传，因为“现在用言语既不能说服工人，也不能说服农民，只有用榜样才能说服他们”[8](p37)。在国内战争这一非常时期，列宁号召广大党员积极参与星期六的义务劳动，让非党工人看到，共产党吸收新党员并不是使他们利用执政党的地位来谋利，而是要他们进行真正的共产主义劳动，即无报酬劳动。“在群众目前极其贫困的状况下，靠强制提高不了劳动生产率，榜样倒是可以产生非常好的影响的。”[9](p41)共产党的威信在榜样的示范作用下也得到了极大提高。国内战争结束后，苏维埃的中心工作从捍卫政权转向国家建设。列宁指出，这种转变是困难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经济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都要求我们团结一致。我们需要用榜样来进行宣传，因为必须拿出榜样来给非党群众看”[8](p44)。为此，列宁要求党的报刊“广泛介绍并大力宣扬任何一个表现稍为突出的地方工作人员，把他树为榜样”[14](p384-385)，从而引导群众见贤思齐。此外，在实际生活中，列宁坚持以身作则。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布鲁耶维奇擅自提高了列宁的薪金，被列宁得知后受到了严重警告处分。无论是在国内战争的困难时期还是和平稳定的建设时期，列宁始终保持着廉洁自律、尚俭戒奢的优良作风，堪称共产党人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学习的楷模。

（四）开设政治课程，普及思想教育
学校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阵地和主渠道，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键所在。十月革命后，列宁不仅深刻批判了那种将学校与政治相分离的谬论，而且多方措施并举，促进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一方面，列宁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做到全面覆盖。不同类别的学校和不同年级都要开设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传播共产主义思想。1920 年，列宁在审议人民委员会《关于莫斯科各国立高等工艺美术学校的决定》草案时，将草案第3节附注中的“在预科”这几个字改为“在所有年级”。经列宁修改后的注释为：“在所有年级必须讲授政治常识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原理。”[15](p527)同年，列宁在致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信中建议，可以撤销职业教育总局，并把它并入第二级学校局，但条件是要在第二级学校中增加普通教育课和政治课[15](p34）。由此可见，列宁非常重视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学校不仅要传播一般性的文化科学知识，还要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另一方面，列宁鼓励专门人才发挥主动性，编撰适应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教材。在1922年俄共（布）十一大的总结发言中，列宁痛心地指出，俄共（布）的主要工作是教育青年一代，但是问题在于，“他们现在学习社会科学用的是什么呢？是旧的资产阶级破烂货”[11](p120)。苏俄的马克思主义作家把精力放到别处去，却不去写供青年一代阅读的教科书。因此，列宁要求作家“最好少注意些报纸，少搞点政治喧嚣，而去编写教科书”[11](p119-120)。他主张无产阶级的“党纲应当成为各个学校必须讲授的主要课本”[8](p161)。唯有如此，才能使广大青年学生真正了解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

（五）开展理论斗争，肃清思想流毒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反之亦然。在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列宁主张要始终不渝地以“批判的武器”来与错误流派和思潮作斗争，进而肃清资产阶级思想流毒，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比如，国内战争时期，苏俄国内外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各种刊物上反复制造布尔什维克违背自由和民主的论调，甚至普通百姓在议论中也有意无意地重复这种论调。列宁对此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在1919年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以“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为题发表重要讲话，揭露了那些宣扬“纯粹民主”、把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的机会主义者的虚伪面目，指出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由只不过是资本的自由，并科学阐释了无产阶级自由、民主的真谛。在列宁看来，通过理论批判的方式来肃清思想偏向，使工农群众了解政治理论，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和手段。与此同时，列宁还注重运用报刊来开展理论斗争，对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的大力支持下，苏俄相继出现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贫农报》《经济生活报》等无产阶级报刊，加强了对无产阶级群众的思想灌输。他强调，“我们的报刊应当成为鞭策落后者的工具，成为教育人们积极工作、遵守劳动纪律、加强组织的工具”[16](p305)。

四、十月革命后列宁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鲜明特征
十月革命后，列宁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并将其成功付诸实践，从而形成了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独具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人本性、实践性、针对性。

（一）鲜明的时代性
马克思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理论都是自己时代的精华。也就是说，任何真正的理论都反映着自己时代的主题、特点与要求，并为自己时代中的人们提供实践活动的方向和原则。列宁十月革命后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正是如此，其时代性就在于列宁在论述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时，始终能够立足实际、把握时代脉搏，紧紧抓住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最大的时代主题。这就决定了其思想的方方面面都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如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围绕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展开，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但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尤其是国内战争即将胜利之际，列宁及时强调，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应转向经济建设、和平组织文化工作，思想政治教育也要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否则就达不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的。再如，苏维埃新政权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党和国家机关中的一些人沾染上了官僚主义的习气。这种习气逐渐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严重威胁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对此，列宁就要求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刮除官僚主义脓疮，保持党在思想上的纯洁性。总之，列宁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论述，总是与现实社会生活、党的中心工作密切相连，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二）深厚的人本性
列宁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彰显了深厚的人本性。所谓人本性，蕴含着双重意蕴。

第一，人本性指列宁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浓郁的“为民性”。具体而言，这种“为民性”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具有“为民”的价值底色。列宁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非常强调对人本身的关怀，突出人的需要和发展。如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手段，他始终强调，要立足群众，以贴合百姓生活的通俗化语言进行理论灌输。再如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原则，列宁十分重视对个人合理利益的保障，要求对农民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紧紧地同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9](p184)，认为要想改造农民的小农思想，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力。由此可见，深厚的“为民性”是列宁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内在规定性。二是具有“为民”的价值指向。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它的最终奋斗目标就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无产阶级政党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就是要使广大人民摆脱资产阶级的各种影响，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在思想上同一切反动势力作斗争。

第二，人本性指列宁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深刻的“依民性”。1920 年，列宁在《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一文中就指出：苏维埃这一新政权的依靠力量不是刺刀的力量，不是金钱的力量，“这个力量依靠的是什么呢？依靠的是人民群众”[4](p420)。同样，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只有充分汲取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才能真正取得实效。例如，列宁主张应把群众吸收到社会教育工作中来，“如果群众的主动性得到应有的支持，你们就可望得到良好的结果”[5](p451)。这些思想和举措无疑彰显了列宁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以人为本的价值内核。

（三）突出的实践性
崇尚实践是列宁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突出特征。第一，列宁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来源于实践之中。十月革命后，丰富的实践活动为列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成熟创造了条件，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理与苏俄的实际相结合，并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总结新经验、创设新理论，逐渐形成了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而这一科学理论反过来又进一步指导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创新。从实践中生发、在实践中发展，实事求是、不循陈规，是列宁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精髓，也是其生命力的根由所在。第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列宁一再强调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应该不是从理论上而是通过实践教育全体劳动人民独立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17](p67)。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不只是阅读共产主义书籍，更应该同工农的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体悟共产主义原则。在列宁看来，离开了实践，从书本中得来的关于共产主义的知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第三，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要经受住实践的检验。理论的升华往往需要经过实践的多次反复证明。诚如列宁所言：一切都在于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18](p381)。离开了实践及其检验，任何理论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而列宁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力戒空谈，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讲求实效，反对坐而论道的形式主义。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之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取得长足进步，与列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所指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息息相关，历史与实践已充分证明列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四）强烈的针对性
坚持问题导向，将分析和解决问题相结合，是列宁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另一鲜明特征。唯物史观认为，矛盾无处不在、矛盾无时不有，但不同事物的矛盾以及同一事物在不同阶段的矛盾也是各有差异的。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具体过程中会产生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不尽相同。这就要求人们在分析和解决问题时能够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列宁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这种科学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态度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如在国内战争期间，当苏维埃亟须大量人员赶赴前线支援战斗时，列宁就号召在群众中进行政治教育工作，说明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真相，动员全民参战。同时，列宁十分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要因人而异，不能千篇一律。如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列宁就指出农民中识字的人不多，阅读水平有限，因而有关部门可以编写通俗的工农读物来给农民看，并利用一切现代技术手段来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而对青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列宁认为，要尊重青年的独立性，在尊重中强化信任。针对青年没有经验和不够成熟的特点，要更大胆地、竭尽全力地鼓励和吸收青年参加工作，并在其犯错时，尽量采取说服而非斗争的方式化解错误。可见，在列宁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无论是其目标、方向还是具体实践中的对象，都体现了强烈的针对性。也正是这种针对性，才保证了俄共（布）在执政后能最大限度地争取和凝聚人心，保证苏维埃各项事业的顺利开展。

五、十月革命后列宁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启示
全面审视十月革命后列宁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提炼总结其特征，目的并非在于简单呈现这些思想内容，而是为了深刻把握列宁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精神实质，从而为新时代历史方位下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纵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执政岁月，越是在苏维埃政权遭遇危机之时，列宁越是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如在1919 年7月，国内战争局势的关键时刻，反革命代理人利用劳动人民的疲惫和饥饿在工人中挑起不满，制造混乱。在这样的背景下，列宁一再强调要集中对劳动人民中觉悟程度较低和不够坚定的阶层进行宣传。列宁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视，以及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关系的认识，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同样面临着层出不穷的考验和挑战。就外部而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想方设法遏制中国崛起。就内部而言，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着严峻的“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对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革故鼎新，将意识形态工作视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有力推进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指出，要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习近平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对列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及实践的传承和弘扬。因此，认真领悟列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精髓要义，有利于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论述的丰富内涵。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党性原则。党性原则是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立身之本，是无产阶级政党阶级性的最集中表现。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所宣扬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超党性”和“全民性”的虚伪说辞不同，列宁从一开始就表明了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党性原则，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培育“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要灌输“共产主义思想”，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因此，加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就需要把党性原则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全过程。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一是要毫不动摇地坚守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的地位。回溯历史，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一个个历史性成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若是失守了这一“生命线”，就等于失去了团结群众的思想纽带。在任何时期我们都必须重视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而为共产主义事业培养优秀人才。二是要坚持党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列宁从不避讳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和革命性。他一贯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要服务和服从于党的中心工作，党要在其中居于领导核心地位。习近平指出：办好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要牢牢掌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导权。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思想政治教育才有强有力的支撑，才能持续不断地迸发活力。三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指导地位。一段时期以来，在马不信马、在马不言马，马克思主义在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问题浮现出来。列宁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共产主义思想。这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含糊，否则就抹消了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与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性质差异。我们应进一步加强文化自信，破除西方中心主义思维，要建立职业化、专业化和正规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提升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要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话语创新，从根本上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指导地位。

第二，遵循“情”“理”“利”相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一是要晓之以理、以理教化。理论只有说服人才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有深刻才能说服人。思想政治教育如果没有真理性和深度的思想内容，便无法使群众心悦诚服地接受教育。列宁毕生的重要使命就是对种种反马克思主义、非科学的社会思潮和流派展开系统批判。这是因为，他要在理论批判和思想斗争的过程中，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使无产阶级的思想理论充满理论深度，能够说服群众。二是要动之以情、以情感化。从最本真的意义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不是机械简单的理论传播，而是建立在彼此心灵交流基础上的思想共鸣。这就要求教育者对受教育者饱含深厚感情，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温度。在做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列宁时刻要求教育工作者要尊重青年、信任青年，不要高高在上，要根据青年人的特点帮助和教育他们。新时代的青年人更具独立性和个性，传统冷冰冰的满堂灌方式已经难以具有实效性，甚至会引起反感。因此，更需要在晓之以理的同时能够动之以情，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针对性。此外，列宁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与物质利益的结合，毛泽东也有类似观点：“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9](p467)要言之，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精神鼓励和物质利益相结合的原则。物质利益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人们的物质需要是人们进行生产和其他活动的基本动因，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处于尴尬的地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有效性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取决于群众物质利益需求的满足。在新时代，只有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更有底气、更加有效。

第三，强化实践思维、问题导向思维、创新思维等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方式。列宁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彰显了深厚的人本性、实践性、针对性、时代性，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方式的转换指引了方向。一是强化实践思维。强化实践思维，也就是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列宁说：“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20](p103)实践将理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相联结，它改造着自然与社会，也改造着人自身。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善于联系新的实际，注意把理论教育法和实践教育法有机结合，如通过开展社会服务、参加劳动、社会考察等实践形式，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二是加强导向思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时代内心的呼声。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要强化问题意识，突出问题导向，尤其是在理论研究中，不但要对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科学反思和总结，更要直面当今时代的新情况、新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三是秉持创新思维。实践是理论之源，而创新是理论发展的生命。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才能合理反映实践需求，富有时代感和说服力。就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而言，意识形态日益呈现出日常生活化、文化化、视觉化、图像化、感性化和景观化等新特征[21](p17)，尤其是5G 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出现，更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载体、方式和场域较之以往得到了极大拓展。这无疑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唯有秉持创新思维，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在载体、方式和样态创新上推动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和大众化，才能化挑战为机遇，打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局面，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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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1.02.003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1）02-0027-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总体逻辑研究”（20ZDA016）。

作者简介：孙洲（1992—），男，江苏盐城人，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上海师范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