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实互嵌与伪仪式化：赛博空间Vlog的生成逻辑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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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互嵌与伪仪式化：赛博空间Vlog的生成逻辑与反思
□刘玉堂，姜雨薇

（华中师范大学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的不断更迭推搡我们走向技术与人的融合。赛博空间并非是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虚拟空间，而是超越日常生活并重构现实性的空间。Vlog作为短视频的新形式，是融合技术无机体和生命有机体的赛博影像实践。它通过创作者的“表演性生产”和粉丝的“文化劳动”完成所谓的仪式感，这种日常生活的非日常呈现和伪仪式化，导致粉丝消费欲望无限膨胀的社会症候。有鉴于此，借助Vlog重建虚拟空间维系想象的共同体，反思后现代语境下的数字伦理以及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虚实互嵌；伪仪式化；赛博空间；Vlog；短视频

在移动设备、人工智能、互联网掀起的新一轮技术浪潮中，技术与人的互嵌使我们逐步从现实世界移入虚拟世界，计算机虚拟现实和互联网的融合使我们体验虚拟社区、虚拟医院、虚拟课堂、虚拟战场、虚拟回忆等场景，电子设备成为我们凝视世界的电子眼睛，VR、AR等智能设备成为我们感知世界的电子器官，在人机互动、人与技术融合的过程中我们已然进入了虚实互生的赛博空间。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无法与计算机技术、互联网脱嵌而独立存在，由人类所创造的技术工具也为人类创造了一个赛博空间，其并非是与现实物质世界相对立的虚拟空间，而是人与技术相互交织、人机互动的后现代人类虚拟实践空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技术的进一步革新，人与技术的关系必将转入更深层次的啮合。

Vlog作为一种个人视频日记，与互联网、电子摄像技术相伴相生。与抖音、快手等平台的短视频相比，Vlog的创作主体集编剧、导演、演员、剪辑等多重身份为一体，将电子摄像头对准自己，在赛博空间肆意自我呈现、自我表演、自我暴露甚至自我剥削，通过转发、点赞、评论、弹幕等方式实现自我荧屏重生，并以这种方式与他人产生互动并建立联系。赛博空间作为数字媒介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本质上仍是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结果。本文将赛博空间放置在全球资本主义盛行的大背景下，与齐泽克的赛博空间批判理论不谋而合，并试图追问的是，作为一种个人化视觉影像实践，Vlog在赛博空间风靡的生成逻辑何为；它建构了怎样的视觉文化景观；以Vlog管窥个体如何在“人工自然”“人化世界”中数字化生存，反思人与技术的数字伦理关系，审视文化消费品与政治、资本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一、横空出世的赛博空间Vlog
（一）赛博与赛博格
20世纪50至60年代以来，西方科幻电影渐次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技术席卷全球、机器控制人类的异想世界。1960年，美国航天医学的两位科学家，为了克服人类在太空旅行中生理机能不足的问题，提出在人类身体中移植神经控制装置以适应严酷的太空环境[1]（p72-76）。基于此，两位科学家构造了一个新词“cyborg”（赛博格），构词来源于“cy⁃bernetic”（控制论的）与“organism”（有机生物体）两个单词的首字母的组合。“赛博格”后来被定义为一个人的身体性能经由机械拓展进而超越人体限制的新身体[2]（p19）。因此，提及“赛博格”不得不指涉维纳的“控制论”，研究生命体、机器内部彼此之间控制协调的科学。

美国社会人类学家唐娜·哈拉维进一步拓展了“赛博格”的文化内涵，提出了赛博格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观，她在其著作《赛博格宣言》中将“赛博格”视为“控制有机体、机器与生物体的杂糅体，社会现实的创造物，同时也是一个虚构的创造物”。哈拉维认为“赛博格”改变了自然、机器与人之间的关系，她高呼“我们是赛博格，赛博格是我们的本体”[3]（p149-181）。“赛博”“赛博格”“赛博空间”三个经常被混用的概念有意义上的重叠。从时间先后关系上考察，1960年“赛博格”（cyborg）最早由美国两位科学家提出。“赛博格”有时亦被译为“赛博”，二者意义相似，常常被混用；随后，“赛博空间”（cyberspace）由科幻小说作家吉布森于1984年在小说中提出。三个概念都指涉相同的意义，即“生命有机体”与“技术无机体”的杂糅，意在隐喻机器技术与人类之间的关系。

（二）赛博空间
“赛博空间”作为抽象概念浮现在公众视野，源于加拿大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1984年创作的小说《神经漫游者》。小说描绘了虚拟技术控制的社会和高科技文化建构的后现代未来社会图景，吉布森将小说中的虚拟空间命名为“赛博空间”，描绘了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机器和技术，将取代人类而存在。尽管小说描绘的是作者个人的文学想象，但出人意料的是，吉布森似乎一语成谶地预见了当下和未来的社会现实。

曾国屏、李正风认为赛博空间促进了人类认知方式、文化演进、生活方式的变革[4]（p35）。诚然，从赛博格到赛博空间的形成，必将孕育出以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温床”的赛博文化。技术的发展带来文化的变迁，在为智能时代的到来振臂高呼的同时不应忽视技术对人的异化与控制。朱庆、李霞飞在探讨数码城市时认为赛博空间作为虚拟空间不是人类生存的空间，而是庞大信息的数据集合体，是全新的计算机空间[5]（p283）。时至今日，互联网飞速发展，人工智能日益精进，信息高速公路日趋完善。我们借助移动手机、社交媒体、智能穿戴设备在“线上”和“线下”随意切换身份，以至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已无法完全割裂，赛博空间已经成为人类生存并不断发展的空间。迈克尔·海姆（Michael Heim）将人类在赛博空间的实践活动概括为七个方面：（1）模拟；（2）远程展示；（3）身体沉浸；（4）身临其境；（5）互动；（6）人造性；（7）网络化交往[6]（p80）。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充斥拟真和复制的赛博空间中人类的存在方式和交往方式。

当前对于“赛博格”以及“赛博空间”的相关研究较多涉及如下方面：赛博格人类学、赛博朋克电影小说、赛博格女性主义、赛博格与城市、赛博格传播与媒介、赛博空间与身体、赛博空间与文艺理论等等。具体来看，一方面，现有的研究多聚焦于赛博朋克电影、游戏、音乐、科幻文学等不同的文本分析或美学风格分析；另一方面，以理论阐释为主，从哲学、传播学等角度阐释赛博格传播格局的变迁及其影响。其中对于赛博空间的探讨较为薄弱，对于何为赛博空间语焉不详，容易陷入赛博空间等同于虚拟空间，等同于计算机空间的窠臼。

本文认为赛博空间的凸显性特征表现在于：第一，信息技术为我们营造了超链接、超文本、超真实的后现代社会图景；第二，赛博空间是“去身体化”，作为肉体的身体和器官借助技术可以隐遁无形或“人造化”，身体的在场不再是人与人、人与物实践活动的必要条件；第三，赛博空间中的个体是可被计算的数据，个体的表达是可视化的符码，技术已然嵌入人类的身体，甚至成为主体的一部分。赛博空间已然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空间并且不断超越并建构我们的日常现实性空间。基于此时代背景，文章选取时下风靡的Vlog影像实践作为研究对象，将其放置在赛博空间“培养皿”中，通过揭示其生成逻辑管窥后现代社会中技术如何形塑主体，为我们反思后人类境况中主体与他者、主体与技术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提供研究契机。

（三）赛博空间Vlog的显著特征
在技术飞速更迭的浪潮中，短视频“元年说”此起彼伏。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和便携化的移动通信工具是培养现代人碎片化阅读的“温床”。以抖音为例，精巧简单的操作设计，使用者只需将指腹轻轻上下滑动界面，即可以随意切换“视界”。这种沉浸式的交互逻辑意在“收割”流量，通过视频不断切换所营造的间歇性“刺激—反应”吸引受众注意力。抖音、快手等短视频的异军突起改变了数亿人的阅读习惯和“凝视”行为，引领着新的市场风向，也培育了新的网红经济。正是短视频引发视觉媒介新一轮更迭的现实境遇，成为本文讨论Vlog的背景。

第一，第一人称个性化叙事。Vlog是Video blog（视频博客）的缩写，是个人化的网络视频日记，意指创作者以自己为主角记录、拍摄能表达人格化和展示创作者日常生活的视频[7]。Vlog作为短视频的新形式，最显著的特征是以创作者为视角的第一人称叙事，这种自我化叙事风格，对受众而言具有心理上的接近性、真实性、亲切性和抒情性。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这种个人化叙事是对官方叙事的颠覆和解构。本世纪浏览人数最多的国外视频网站YouTube（油管）是Vlog的策源地，2012年，YouTube网站上一名美妆博主詹姆发布的视频引发热潮，此后Vlog这种短视频新形式便名声大噪，大家竞相模仿。在国外，Vlog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YouTube网站将创作者与平台捆绑，视频和广告每被点击一次，创作者都将得到平台分发的红利，Vlog已经成为拥有完整产业链且持续盈利的文化产业。在Vlog等短视频行业用户规模持续攀升的过程中，摄影配件行业也迎来了“春天”，以手持云台（拍摄设备）产品为例，近年来销售份额不断攀升，各大科技公司争相设计更精巧的电子设备以满足现代人的时代需求。

第二，我“在线”故我在。在国内，Vlog作为舶来品，近年来在市场大格局下将成燎原之势，在小范围内已然“野蛮生长”。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哲学思考在当下已经转变为“我‘在线’故我在”的赛博交往模式。各大商业巨头也竞相推波助澜，2018年，腾讯和新浪微博两大互联网巨头瞄准Vlog商机，在全网号召草根、超大流量明星以及大V进行Vlog创作。根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Vlog用户规模达到2.49亿人，未来Vlog行业市场规模仍将保持稳定增长态势。5G提速或将激发Vlog视频社交的巨大潜能”。Vlog呈现出自下而上的发展态势，央视新闻也敏锐的嗅到了Vlog的市场号召力，央视新闻官方微博于2019年11月发布“康辉的第一支Vlog”系列视频，镜头以央视主持人康辉为第一视角，展现了大国外交“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细枝末节。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Vlog+新闻”作为主流媒体的年轻化表达方式创新性吸引了全社会的关注。央视新闻的大胆尝试也向其他媒体从业者释放了信号，即Vlog必将成为未来创意视频发展的一大趋势。

短视频已经成为人们“凝视”世界的窗口，各种智能设备的摄像头充当人类的眼睛，“技术与人的融合创造出的新型主体，正在成为一个终极的媒介”[8]（p6）。短视频的拍摄、剪辑、传播离不开以互联网为载体。诚然，技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技术与人的互嵌关系愈来愈深入。在数字化的浪潮中，本文以Vlog来管窥人与技术之间的互动关系，尝试阐释赛博空间中Vlog风靡背后所隐藏的逻辑，揭示当下Vlog行业发展面临的困境并给予解决策略，从而尝试为其他行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二、赛博空间Vlog的生成逻辑
（一）作为表演的仪式：Vlog创作者的行为实践
社会学家戈夫曼在符号互动论中提出，人的社会行为本身就是一场社会表演，人们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按照既定程序（剧本）扮演自己的角色，在特定的场景必然配合着特定行为模式。戈夫曼的场景主义理论为我们洞悉特定空间中个体行为提供了隐秘线索。本文需要探讨的是，在新媒介、新媒体渐次嵌入我们日常生活之际，如何透视Vlog创作者的行为实践，如何审视作为创作者的有机体和作为无机体的电子设备之间的联结关系，如何理解作为技术产物的Vlog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

对Vlog创作者而言，通过摄像头乐此不疲地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碎片，契合了“镜中我”式的社会互动，即个体的行为受限于自我的认识，而自我认知又是通过与他人互动，汲取他人的评价、态度来建构自我。如果说粉丝是Vlog创作者的一面“风月宝鉴”，那么创作者精心“设计”的Vlog影像实践便是粉丝的一场“镜花水月”，其本质是源于创作者在赛博空间的影像实践是一种拟真的媒介化“表演”而非客观真实。从这个层面出发，赛博空间的Vlog因其反身性而使得创作者和粉丝之间存在一种双向涵化的互构关系。

Vlog不同于其他短视频形态的重要特征在于其第一人称视角的亲民性和日常性。在人人都可以成为vlogger（视频博主）的时代，视频制作几乎没有门槛。手机作为一种电子器官已经逐步“融入”人类身体，成为我们“凝视”世界的机械眼睛，每一次拍摄行为的背后都是个体精挑细选的日常生活的非日常化呈现，摄像头记录的一维性须臾空间是个体希望可以永恒封存的绝对场景，故创作者借助摄像头在赛博空间所完成的每一帧影像实质上是在完成一种象征性仪式，在“自我”之外体验“本我”。

由此可知，Vlog的影像实践依靠创作者的荧屏“表演”而维系，创作者的影像实践是数字时代赛博空间中的“电子仪式”，而非过去礼俗意义上的仪式行为，是创作者在线上和线下不断切换身份从而完成“表演”的过程。

（二）作为商品的文化劳动：Vlog粉丝的“接受”过程
“受众商品论”是传播政治经学领域的重要学说，达拉斯·斯麦兹在《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一书中批评了传播商品是信息、消息、图像、意义、娱乐、教育的传统观念，主张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大众生产、广告支持的传播商品是受众和阅读[9]（p1-28）。他认为在电视时代，受众观看电视是一种劳动，电视节目意在吸引受众为广告商招揽潜在客户，无异于将受众作为商品出售给广告商。

斯麦兹20世纪70年代的洞见在今天依然被不断验证。尽管当代社会的粉丝已经演变为德赛都笔下积极的“意义盗猎者”和“文化游牧民”，却仍不乏被消费主义裹挟、难逃消费至上藩篱的现象。对于大多数媒介过度使用者和依赖者而言，再度审视文化产品和受众、商业资本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大有裨益的。

时下赛博空间中的Vlog广告早已不是电视时代统一式播放的硬广告，而是润物细无声地潜入日常生活叙事的软广告，它通过不同视频博主在群际间进行精准投放，实现了效益最大化。粉丝沉浸式的观看行为即是把个人时间作为商品与视频进行交换。值得思考的是，粉丝在此次商品交换中是否获得了某种价值呢？粉丝将时间和精力倾注在喜欢的博主和Vlog中，获得的是短暂的心理愉悦，现代人的消遣空间则渐次被电子媒介攻城略地。粉丝的观看行为本质作为一种“文化劳动”，往往为受众习焉不察。在这个交易过程中最大的盈利者是幕后广告商，正是Vlog创作者与广告商合谋，使粉丝成为被消费的终端。作为商品交换，粉丝出售自己的时间，理应获得某种使用价值，然而其实质上获得的确是无意义的快乐和虚假的幸福感。

在当下，“生活”已经成为Vlog的主要审美对象，“日常生活”被建构为视觉景观以供赏玩。在赛博空间Vlog所营造的审美化日常生活中，其温情脉脉的生活化叙事语焉不详、言之无物，实质是一袭掩盖消费主义的华丽轻裘。Vlog作为视听文本未能给受众带来真正的审美的愉悦和情感的共鸣，而消费主义却一再倡导幸福是可被“购买”的。至此，Vlog便脱离了作为共享的日常生活影像实践，反而演变成隐含商业交易的购买实践。但是，资本的注入是Vlog行业发展的必然选择，资本在某种程度上为创作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动力。因此，在资本与艺术创作之间寻求一个平衡是至关重要的。

（三）作为“上帝之眼”的监视：Vlog数字平台的规训
Vlog的风靡引起各大视频平台争相布局行业发展，哔哩哔哩（B站）弹幕视频网是目前PC端Vlog流量最大的平台[10]，同时也是青年一代的网络聚集地和虚拟社交空间。越来越多的大V、明星、学者纷纷在B站制作Vlog进行内容传播。B站以原创短视频为内容产品，将视频播放量与创作者的收益捆绑，意在模仿国外视频网站YouTube的经营模式，建构属于青年人的赛博自由王国。

数字化网络起初被视为无限自由的媒介而大受欢迎，最初的这种兴奋感今天却被证明只是一种幻想。绝对的自由和交际现在变成了被控制和监视[11]（p12）。边沁的先验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视角，在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式监狱”中，监视者站在中心瞭望塔可以全方位监视每一个被隔离的囚犯。福柯援引边沁的理论，认为这种“圆形监狱”是完美的规训机构，以此隐喻权力的运作机制。在福柯看来，“全景敞视式监狱是一种分解观看/被观看二元统一体的机制。在环形边缘，人被彻底地观看，但自身不能观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人看到”[12]（p226）。而在当今虚实互嵌的赛博空间中，我们还未从福柯笔下的“全景敞视式监狱”中解放，就已步入另一座运行更加高效的监视景观中。

福柯笔下的囚徒是彼此隔离、失去交流的被动的被监视者，而当下赛博空间中的个体却乐此不疲地主动暴露自己，并积极地邀请他人“凝视”自我，他们在积极地建构“数字化的全景敞视式监狱”达成自我剥削。Vlog创作者在摄像头前的行为是一种表演，契合戈夫曼“拟剧论”中所阐释的“台前”行为，粉丝“接受”的是视频创作者希望他人看到的，其看见的是视频中的表演角色而非创作者本身。摄像头的记录和视频的剪辑即是一种规训，它规训在镜头前的人全身心地投入表演的世界，时刻体验着“被观赏”“被监视”的紧张感。在这样的数字空间中，权力以监视者的远距离凝视表现出来。

更应该注意的是，在Vlog创作者和粉丝之外，还隐藏着视频网站后台上帝之眼般的“监视”，诸如B站、抖音、微博等平台。受众将自我在赛博空间中私密性的浏览足迹化约为数据，让渡给数字平台，后台因此可以借助大数据和算法精准推送Vlog、投放广告并引导舆论的方向进行议题设置。赛博空间中的个体是被信息包裹的信息化身体，是可以被大数据计算的渺小“数字”，大家自愿地袒露自己的生活，曝光自己的需求，在数字化的全景敞视式监狱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合谋者，乐此不疲地进行自我剥削和自我暴露，赛博空间中的数字技术和资本合谋最终促成了上帝之眼般的永恒“监视”。于是，我们并没有如愿在数字化网络时代变得更自由更独立，相反，我们成了数字化的人，可被控制，在虚实互嵌的赛博空间中数字化生存。

三、赛博空间Vlog发展的社会文化际遇
（一）Vlog的隐喻：消费欲望的无限膨胀
Vlog作为“个人化的视频日记”有多种题材，常见的有生活类、娱乐类、游戏类、时尚美妆类等。“87.0%的用户观看Vlog主要是休闲娱乐”[10]。以最受青年人欢迎的社交视频网站B站为例，其中播放热度最高的当属生活类视频，它围绕创作者的个人生活展开，小到空气中的一粒灰尘，亦或一顿普通的早餐都可以成为审美的对象。Vlog这种日常化的平淡叙事既不同于抖音短视频的猎奇、低智和娱乐化叙事，也不同于快手粗线条的“土味”叙事，它更像是青年人彰显个体独特审美品位，体现审美区隔的一种文化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以Vlog来彰显自我文化身份只是一种形式，在后现代社会中，人们通过消费的符号来标记自己所归属的阶级[12]（p14）。在诸多以“生活必备好物”“十大好物推荐”等主题的Vlog中，声情并茂的叙事背后隐藏着消费至上的话语逻辑，这些视觉“景观”不断强化着种种暗示，只要购买了“生活好物”你就拥有了“美好生活”，只要购买了“美妆产品”你便荣获了“姣好面容”，只要使用了某款“产品”你便变身为“天之骄子”。消费成为人们追求快乐，获得幸福的唯一通道。

正如麦克卢汉所言，“我们塑造了媒介，媒介又反过来塑造我们”。技术和资本的合谋改变了人们的决策行为。B站平台将收益与创作者的视频播放量捆绑，Vlog创作者如果想获得更多收益，就必须将艺术创作的灵韵之美让渡给资本，广告商的入驻为视频制作增添了商业目的性，平台为了获得更大收益，不得不借助大数据的庞大算法，对受众进行视频的精准投放，从而潜移默化地让受众沉溺于消费的快感之中。

受众因渴望美好生活体验和个人改变而选择“消费”，当其得而无所获时，便会陷入新一轮的自我怀疑，产生诸如容貌焦虑、身材焦虑等新一轮困境中。广告在Vlog中精准嵌入，Vlog创作者借助“物”隐喻“美好生活即购买”，在无限膨胀的欲望中，社会已经走向了一种异化，个体浸泡在更深层次的虚无感中。简而言之，沉溺于赛博空间中的个体首先是“被消费”的商品，其次才是人。与其说粉丝是视频的观看者，不如说是潜在的消费者。

（二）Vlog的内容：日常生活的伪仪式化
在赛博空间浩如烟海的Vlog中，当“生活要有仪式感”这样的话语俯拾皆是时，我们不禁要思考：媒介和影像实践为我们呈现了怎样的仪式和仪式感？在此我们需引入人类学对仪式现象的解释。仪式肇始于仪式化，加拿大仪式学家格兰姆斯认为仪式化是指某种类型化的、重复的姿势和姿态，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动物所共有的、具有表现性的行为方式[13]（p26-33）。个体手持摄像设备录制日常生活，并进行配音、剪辑、上传至社交网络的一套固定行为模式，契合了薛艺冰所说的仪式行为并非出于满足基本生理需求（如衣、食、住、行）而发生的实用性行为，而是表达某种精神价值（如信仰、社交）的行为。赛博空间中的Vlog本身即是群体彰显社会身份与审美区隔的仪式行为。

薛艺冰进一步指出，仪式化的行为是超越实效和实用目的的非常态行为，动作的目的在于表达某种情感或表现某种意义[13]（p26-33）。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认为仪式过程就是对仪式前和仪式后两个稳定状态的转换过程。由此，管窥Vlog影像实践呈现的仪式化过程成为可能。值得注意的是，Vlog影像作为一种仪式并未实现特纳所阐述的在特定时空场合中对日常生活的反思。恰好相反，赛博空间中的Vlog更像是一场虚拟的社交狂欢，它并未践行特纳所阐述的“某种神圣的活动”，也未能唤起个体的共同回忆，更为重要的是它并未促成个体从“日常状态”向“仪式状态”的过渡。

那么虚实互嵌的Vlog到底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呢？其答案或许令人疑虑赛博空间所建构的仪式是注重个体的享乐，而非集体记忆的唤醒；宣扬放纵的快感，而非神圣意识的召唤；迷恋物的消费，而非信念的传承。它并非礼俗意义上唤起人类共同记忆和情感共鸣的行为实践，而是消费社会建构的伪仪式化过程。

（三）Vlog的困境：社会原子化的风险
信息媒介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愈加密不可分。在后现代语境下，我们早已不能将生活简单地化约为线上和线上，当下的我们是在虚实互嵌的赛博空间中数字化游离的有机体。

当媒介与生活相联结时，我们未能在应有的仪式过程中获得共同精神追求和共同价值传承。在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空间中，上述Vlog所呈现的社会文化症候必然导致当代青年人情感归属的断裂和空缺，在城市生活的年轻人不可避免地会患上“城市病”，诸如物欲症、媒介依赖症、购物狂、剁手族等，缺乏共同精神追求的个体为了找寻集体身份认同，不得不依附于网络，于是循环性地被虚拟空间的伪仪式化所涵化。受众毫不吝惜地消费自己的情感和时间，但未能如愿与他人、集体、社会建立亲密关系。以B站为例，它未能为我们创造一个自由的社交王国，相反，当个体沉溺在各自的兴趣和个人视界中时，身体的漂泊徘徊之感与精神的漂浮无依之感，使得个体并非是行走在历史中的传承者，而是游走在虚实交织赛博空间中的符号与数字，共同体的逐渐消逝，使社会暴露出原子化的风险。在赛博空间中，个体价值的偏差、主体性的丧失、公共性的消弭等问题都将接踵而至。

四、赛博空间Vlog行业发展的路径优化
（一）技术层面：精准把握5G时代注意力经济的转向
5G即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在这场信息化革命中，5G最大的现实改变就是实现从人与人之间的通信走向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通信，实现万物互联[14]（p63-66）。具体说来，5G技术代表着连接的可靠性，媒介将不再是对日常生活的再现，而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极快的传输速度和用户体验为Vlog的拍摄和制作提供了无缝衔接。毫无疑问，5G高效灵活的移动性支持为视频社交平台Vlog创作的场景转换提供了技术基础。未来在5G技术的引领下，依托互联网等媒介发展起来的Vlog行业必将站在下一个风口。

Vlog作为视频社交活动，一方面满足了现代生活中个体的窥视欲；另一方面“注意力”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窥视即是吸引他人注视的重要心理因素。注意力经济是利用网络平台通过获取大众点击率、吸引商业广告并从事相关网络交易而获利的一种经济行为[15]（p115-119）。随着5G技术的到来，我们也必将面对信息大爆炸和个体注意力有限的矛盾，在信息冗余的网络空间中如何筛选和摒弃信息，成为行业发展讨论的重点。5G时代对Vlog行业发展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Vlog作为典型的注意力经济，受众阅读了什么内容、停留了多长时间，这些信息都可以转化为经济的无形资源。在5G时代，只要抓住了受众的注意力，即抓住了财富和流量。

值得分辨的是，注意力经济下的Vlog发展并非意味着“博眼球”“猎奇”和“审丑”，而是情感的自由表达和对真善美的追求。试图通过“猎奇”“低智”等风格剑走偏锋的短视频已被时代淘汰，抖音、快手等平台统一化的制作逻辑和夸张表演已经造成时下人们的审美疲劳甚至审美厌倦。Vlog作为一种内容产业，更重要的是视频制作的原创性和风格化特征。在5G时代，依托更高效灵活的移动通信技术，创意短视频行业的竞争也愈加激烈，这也为Vlog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创作者与粉丝之间应当保持一致良性的互动和彼此信任。Vlog作为文化产业，更应该依托5G技术为受众带来与时代相匹配的审美价值和情感体验。

（二）场景层面：Vlog虚拟社区的搭建
虚拟社区是不受困于时间、地点和物质环境的人们组成的团体，它是依托互联网技术和社交平台发展起来的团体。不同于现实社区地缘的接近性，虚拟社区更加强调人际互动，以及对共同精神的追求和对共同爱好的探讨。总而言之，虚拟社区的成立一定是建立在相似的价值追求之上的网络聚合体。卡斯特将其界定为“通过志同道合的个人追求，社交被网络化的个人主义与社群重构，其中融合了线上与线下、数字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互动”。

诚如上文所言，5G时代的信息革命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使我们社会生活中现实和虚拟的边界愈加模糊不清，甚至合二为一。技术已经嵌入我们的生活，信息成为我们存在而不可分割的部分。Vlog是后现代背景下连接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社会的强有力媒介，依托Vlog而建立的虚拟社区，一方面是受众的精神避难所和灵魂栖息地；另一方面，Vlog是维系创作者与粉丝之间“心灵感应”的重要介质。虚拟社区创设的是共同经验分享的场域，从传播的仪式观来看，Vlog的传播不在于信息的流通，而在于它提供一个大家共同观看的场景，给予群体在场感。在数字时代，虚拟社区的搭建让受众在网络空间找到了情感和身份的归属，维系着创作者和受众之间持续的互动。

（三）平台层面：Vlog数字伦理的反思与前瞻
从身体在社会结构中历史变化的逻辑来看，呈现出“自然—生产—消费—媒介”这四种质态[16]（p57-62）。在赛博格时代，当电子设备逐渐融入身体，作为媒介的身体似乎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越来越多的电子器官充当我们感受世界、认知世界的“义肢”，移动手机充当我们的电子眼睛、机械大脑代替我们的视界和意识世界，存在于赛博空间中的电子设备是失去了身体的器官，我们与他人的交往不是面对面的身体在场，而是遵循数字技术所创造的机制进行社会交往。

赛博空间中的Vlog呈现出“身体的可商品化和窥视的合法化”，身体出现在电子屏幕的公共语境中作为一种商品可供展示、可供消费，短视频平台引导用户暴露“后台表演”，在公共语境下进行“前台呈现”，意在满足人们内心深处的窥视欲，Vlog被引导为“可被窥视”的图像符码。被消费主义所裹挟的时代风气不禁让人思考当下短视频发展的数字伦理和用户隐私。在如今高度戏剧化和解构主义的叙事模式下，似乎所有的崇高和宏大叙事都可以转化为互联网中被戏谑的对象，真假、美丑、善恶的情感边界已经模糊不清，真理让位于娱乐。大数据的精准算法控制了我们的视界，短暂地满足着我们的个性化需求，但是个体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单向度的人”。Vlog数字伦理背后隐藏着短视频社交平台运营的商业伦理，关于搜集用户数据的合法性和用户隐私的可视化都值得再商榷。如果不对当下的数字技术进行一定的修正，网络空间中的我们也终将走向“异化”，即我们被自己所生产出来的工具所控制。

在过去，我们常常提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在数字技术时代，人机和谐相处、人机共生的智能生活是我们急切盼望的，每一个个体都应该拥有自由追求幸福的数字福祉和平等工作的权利。当我们的社会步入“后喻文化”时代，弱势群体与年迈老人似乎已被智能技术抛却脑后时，技术所造成的社会权利的不平等也终将影响每一个家庭。我们在赛博格时代未能变得更自由独立，电子设备不再是作为媒介延伸我们的感官，其本身就是我们身体器官的一部分。技术彻底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存在方式和交往方式。Vlog作为一种创意短视频，一方面，理应回到艺术创作对真善美的追求之中；另一方面，它的市场属性也决定了Vlog必须依托资本才能谋求发展。在满足商业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如何更好地发展Vlog产业，是值得我们持续探索的问题。

五、结语
本文基于赛博空间批评的视角，审视Vlog这一媒介技术，沿着概念剖析—生成语境—演化困境—治理路径这一思路展开讨论，着重凸显了Vlog作为人机互动、人际交往的虚拟互嵌及伪仪式化两个特征，一方面讨论了当下媒介呈现的具身性现象，另一方面点明了媒介技术反身性对人的技术殖民和技术剥削。

Vlog作为一种人机融合的赛博影像实践，它的到来一方面意味着一种新的具身方式的降临，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一种新的交往空间的建构。Vlog的产生得益于创作者的荧屏表演、粉丝的“数字劳工”实践以及数字场域的共景监狱机制。很显然，这些生成性条件本身也隐喻了Vlog固有的文化病症，如非日常化的个人内容往往导致欲望的虚拟展演、数字劳工式消费容易致使空洞的伪仪式化盛行，这两种情况又进一步地加剧了社会的原子化及社会公共性的弥散。正因此，赛博空间的Vlog开始朝向病症式的方向改变：由意义空间沦落为数字殖民空间，由仪式空间沦落为商品空间，由共景空间沦落为信息空间、巴尔干化空间，Vlog开始变得与同类媒体（微博、抖音）相似，Vlog的异化、病症式的发展抹去了Vlog自身的特殊价值。个体更倾向于切断与现实的联系，直接浸淫在虚拟现实中，主体的身份被隐去，实现了虚假解放。Vlog通过转发、点赞、弹幕、评论等人机互动模式建立自我与他者的联系，互联网用一种看似多元的多样性选择掩盖了我们的真实选择。本文最后又分别从技术、场景、平台三个方向提出了路径优化策略。

在人与技术深度融合的过程中，通过Vlog我们已经预见了诸多社会文化症候。媒介技术和人类社会日新月异，我们必将步入更高、更深层次的融合，赛博空间的边界将无限延伸。在未来社会，我们必将面临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人工智能全面覆盖、客观世界异常复杂而人类日益被技术化的不对称关系。如何在后人类社会享受技术的便捷而不被反噬，如何在后现代社会实现个性自由、提高生存质量值得我们继续深思熟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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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1.01.013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1）01-0088-09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创新资助项目“文化资源产业化转化研究”(2019CXZZ01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创新资助项目“青年文化视域下荆楚文化资源产业化研究”（2020CXZZ086）。

作者简介：刘玉堂 (1956—)，男，湖北大悟人，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湖北大学文化建设研究院院长，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姜雨薇 (1994—)，女，湖北郧西人，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博士生。

责任编辑 杨 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