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制度与主体：百年大党铸就辉煌的根本底线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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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制度与主体：百年大党铸就辉煌的根本底线坚守
□杨 玲，李 光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天津 300191）

[摘 要]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只有坚守底线才能在探索质量互变规律中保持前进性趋势。回看百年大党铸就辉煌的风雨历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举科学旗帜，走正确道路的政治保证；是中国人民抓住并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战胜风险挑战的政治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固强国根基的制度保证，是完善“中国之治”与创造“中国奇迹”的制度底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助推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与强起来的初心保证，是确保中国共产党民心所向、永葆生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真善美统一的主体底线。

[关键词]百年大党；政治保证；制度底线；主体底线

底线即红线、警戒线、临界线。在日常实践中，底线是活动主体以事物性质转化的临界点为客观依据，结合主体实践能力、实践条件与规律认知，确定的目标最低期望线与行动最低保障线。在哲学层面，底线不仅是对事物发展质量互变规律的反映，也揭示了事物发展中前进性与曲折性的辩证统一趋势。即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当事物以逼近并突破其上限为发展方向时，事物便呈现出前进性趋势；当事物以下降并跌落至其下限为发展方向时，事物便呈现出倒退性趋势。因此，为了保持我们所需要的事物的质，使事物向前发展而不向后倒退，就必须坚守相应的底线[1](p16)。而正是基于底线问题的这种哲学意蕴，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栉风沐雨的百年历程中始终坚守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底线，时刻牢记“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的时代箴言[2](p2)，迎难而上，“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着眼大局，力求“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p65)。

一、方向：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好政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p20)。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关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人民前途命运走向的政治底线。回顾党的百年历史，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中国人民有明确奋斗目标与坚定科学信仰；才能确保中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不被“颜色革命”冲击；才能确保中华民族不断开辟正确前进道路，坚持科学发展方向。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举科学旗帜，走正确道路的政治保证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事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回溯近代中国，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各阶级围绕“出路何在”这一核心命题，开启了百余年的探索历程。在波澜壮阔的革新探索中，各阶级无论是举“中体西用”“太平天国”，改良变法，民主革命的旗帜，还是走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的道路，都未能带领旧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樊篱。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政治夙愿才逐渐迎来光明前景，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才开始出现新的转折点。

“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做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行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4](p22)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解放思想的理论先声，给中国共产党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旗帜。自此，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国情这一最大实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一个个“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与引导中国人民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革命道路。在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民族进入新时代这一时空跨度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立足“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观命题，以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政权，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为中观指导，凝聚人民力量，探索并切实解决与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具体问题，并最终带领人民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由解决温饱问题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追求美好生活的伟大转变。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道路抉择与社会主义主张不仅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密切相连，也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紧密契合，是当代中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保障。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回眸过往的历史成就，一次次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先进性特质。但同时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受西方势力与多种意识形态渗透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上，出现了一些错误论调：有的站在鼓吹西方政党制度的立场质疑共产党领导权的合法性；有的抓住党领导人民探索前进道路过程中的一些失误不放并恶意夸大共产党内部的腐败现象；有的标榜所谓普世价值，否定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些错误论调包裹着形形色色的华丽外衣，其实质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面对这些错误论调，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与警醒，旗帜鲜明地剥离表象、揭露本质，与之进行彻底斗争。走得再远，都不要忘了来时的初心、艰辛、磨难与困苦，回首旧中国屈辱的近代史与新中国繁荣富强的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到，在中国不管是改良革新还是改旗易帜，都是走不通的老路、邪路，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才是挽救中国、发展中国的正确道路；放眼国外，苏共倒台、为西方势力左右的发展中国家动荡时局的警醒余音犹在——失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将再次沦为“西方附庸”和竞相瓜分的对象。着眼当代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必然、方向与保证，也是无论时局如何变化都不能违背的根本底线与规律。

（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抓住并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政治保证
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指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性、决定性影响的关键历史阶段。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看，重要战略机遇期是主观与客观高度统合的结果，它既取决于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业已存在的客观条件，又取决于一国执政者的主观领导能力。只有在客观条件具备，同时执政者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下，某一历史阶段才能称为重要战略机遇期。“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却只有几步”[5](p149)，重要战略机遇期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发展道路上能否实现质的飞跃，因此，能否抓住并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逐渐成为衡量一个政党是否具有先进性的重要标准。

纵览古今中外，抓住并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国家、民族大繁荣大发展的例子与错失重要战略机遇期，导致国家、民族一蹶不振的例子，比比皆是。以近代中国为例，在英法等国竞相打开国门，抓住历史机遇，乘势而上并逐渐跻身世界先进国家行列之时，中华民族则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闭关锁国政策而逐渐由领跑者身份蜕变到落后挨打的身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在深刻吸取教训与探索历史规律的过程中甄别、抓住并力求用好每一次关键节点。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党领导人民准确判断并牢牢把握住了大大小小的战略机遇期，特别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先后抓住了三次重要战略机遇期，为中国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是党领导人民抓住并用好了土地改革与过渡阶段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围绕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同时，科学分析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与矛盾，敏锐认识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4](p42)，并迅速捕捉到“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的战略机遇期，提出并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为农村发展、农民解放与革命力量壮大存蓄了厚实的物质力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52年，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基本完成与朝鲜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局，给我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可以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战略机遇[6](p416)。中国共产党人乘势而上，在这一历史阶段以过渡时期总路线为指导，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与社会主义改造，揭开了我国有计划开展经济、政治建设的序幕。

二是党领导人民抓住并用好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1977—1978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在提出“世界战争可能推迟”的总体分析后，作出了“我国经济建设可以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的判断”[7](p653)，强调要解放思想，抓住机遇，转移工作重点，实行改革开放。1992年，在作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判断后，邓小平视察南方，并进一步强调：“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7](p787)从而为全党指明了奋斗方向，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7](p789)。新世纪新阶段，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作出了20世纪头20年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判断”。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指出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5](p197)。这样，伴随着不断牢牢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三是党领导人民抓住并用好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2](p20)。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基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科学研判，在回答时代课题与明确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我们在问题倒逼形势下作出的正确决断，也是我们破旧立新，化解问题、难题与矛盾的一次重要机遇。对此，党领导人民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破除旧体制机制，提出许多新思路新举措——在党的建设方面，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方面，要求破解难题，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方面，强调统筹协调，总体推进；在改善民生方面，强调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在大国外交方面，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倡导共享、共赢与共担，带领人民在中国道路上以中国特色彰显中国气派，以大国担当应对世界变局，以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

（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风险挑战的政治保证
“备预不虞，为国常道”[2](p15)，在人类历史征程中，没有一条道路是一帆风顺的，没有一条道路不是机遇中夹杂着风险与挑战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风雨之路也不例外。而就是在这样的普遍性之中，中国共产党勇于开拓、勇于面对、勇于担当，在抓住机遇与应对挑战的双向探索中总结出了一套转危为安、转危为机的中国方案。

不同历史阶段，其面对的风险挑战也形色各异。对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新时代这一时间跨度风险挑战的衍生数量与演变类型，可以发现我国是在典型的指数型增长风险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阶段，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面临的风险主要是政治主导型风险，即以西方列强侵华为主导的，内部夺取领导权的风险。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由于这一时期党和人民均处于经验相对缺乏的探索阶段，加之基于特定的阶级观念、政治路线与整齐划一的意识形态问题[8](p4)，我国面临的风险依然是政治主导型风险，只是这一风险开始由外部主导演变为内部主导。在改革开放后到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的风险挑战开始出现由单一向综合、由缓慢演进向加倍递增、由结局平淡向颠覆存亡的转变[9]。一方面，在国际上，我们既面临发达国家的经济打压，又面临西方势力的分化图谋；既面临国际既定利益集团与力量格局的排挤，又面临外部势力的插手干预。另一方面，在国内，我国既面临政治风险，又面临经济全球化、技术、政策因素导致的经济风险；既面临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不足等诱发的社会风险，又面临西方文化渗透、自身文化建设不足等文化风险[10](p2)。此外，还面临基于不可抗力或人为因素触发的灾害风险，基于党内腐败、脱离群众诱发的执政风险等等。这些风险复杂积聚、巨量迸发，应对稍有不当，便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面对这些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以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为历史任务，以追求真理与维护价值为力量源泉，以坚守底线与推进创新为运行路径，以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为坚强保障，以坚定自信与保持忧患为精神支撑，一方面提高执政能力，健全执政体制，巩固执政基础，完善执政方式，创新执政理论，优化执政环境，为防范化解风险夯实主体力量；一方面坚持人民至上，加强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化兜底性建设，为防范化解风险优化战略设计，最终带领人民成功经受住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全球性金融危机等严峻考验，有效战胜了政治、经济领域出现的困难和风险，有力抗击了洪涝、雨雪冰冻、地震等自然灾害，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国际盛会。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抗击疫情，同时积极向世界分享应对方案，及时并有效地遏制了疫情的蔓延。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无时无刻不在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2]，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化解发展过程中风险挑战，解决矛盾问题的坚强后盾。

二、制度：必须始终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现实实践中探索出来的“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与优越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的制度底线。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历史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中国之制”
作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历史合理性与合法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深刻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中国制度的渐进过程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以苏为师”—“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的实践抉择。

“以苏为师”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初步探索。这一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尚处于缺乏建设经验的幼年时期，因此在制度探索方面更大程度上采取的是苏联的模式与方法，即按照苏维埃政权组织形式成立苏维埃联合政府与苏维埃联合共和国，按照苏维埃的管理制度模式实行代表大会制度等等。这一时期尽管中国共产党效法苏联的意味浓厚，但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渐意识到“以苏为师”带来的与我国实际不相适应的体制机制问题。为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扬弃了“以苏为师”的效仿之路，开始转变为既借鉴苏联经验同时又以苏联模式为鉴之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依据对中国国情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按照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论指引，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新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严谨、设计科学、内容广泛，是具有稳定性、延续性与创新引领性的“中国之制”。在横剖面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涵盖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与各个环节；在纵剖面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又细分为具有“顶层决定性、全域覆盖性、全局指导性”的根本制度，“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等发挥重大影响”的基本制度与上连顶层设计、下接基层实际的重要制度[12]。这些制度虽层级不同、功能迥异、稳定性也不同，但在内部属性与根本目标方面却始终相辅相成、相互衔接。即它们始终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本质属性，以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根本目标，在固中华民族根基、强中华民族伟业中发挥着巨大优势作用。对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基于不同维度对这些优势进行了多方面总结，并进一步提炼出了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集中展现了中国制度谱系的强大力量。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总体特征
合规律性是一种制度体系得以存续发展并持续发挥合理效能的先在前提，如果某一制度的架构体系违背客观规律，那么它往往不能或者说只能在极短时间内转化成现实有效的制度形态。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紧密相连，如果将合规律性看作关涉某一制度是否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事实基础，那么合目的性则直接反映了这一事实基础的价值选择。由此，进一步启示我们必须从理念与效能两重维度审视制度的可行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以“三大规律”为现实前提展开的实践探索，它既合乎客观规律，同时也代表着人类社会演进的必然趋势。放眼当今社会，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共存，虽然是对人类历史规律主宰下人类社会发展多样性的具体呈现；但社会主义制度更具优势、最终必将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也是被人类历史客观规律所证明的必然趋势。这一趋势一方面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着人类社会必将通过制度更替获取向前发展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基本矛盾决定着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深陷“被资本钳制”的治理漩涡。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表现形式，不仅兼具人类社会其他制度所具有的普遍性优势，而且兼具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决定的、存属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特殊优势。这种优势并不是基于相对比较视角——比较经济增值、政治体制等——的自吹自擂，而是基于绝对比较视角——“制度的本质属性决定着其价值效能”——的实际研判。即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始终存在着私有制与社会化这一不可调和的对抗形式相比，与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总是存在“矛盾集结—危机暴发—改良调整—暂时恢复—矛盾集结—危机暴发”的循环往复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之治”显然更具活力与有效性。

以上基于历史规律的视角剖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合规律性与比较优势。而制度的合规律性总是与其合目的性紧密契合的，制度的比较优势也是与其最初设计的目的分不开的。追根溯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符合历史规律并具有独特优势，源于其最初设计理念的合目的性，即始终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度设计标准与制度评价标准。对此，反观资本主义国家，其在制度设计与制度评价方面鲜少将满足人民群众利益作为价值选择。它们或者在政治制度规划方面更加注重能否通过制度为政党分肥，或者在经济制度设计方面更加注重能否利用制度为财团牟利。而这导致的必然结果则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更加难以调和，人民群众与政府管理者的矛盾更加激化尖锐。相较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设计到执行、从改革到完善，自始至终都是站在人民立场，维护的都是人民的利益和意志。而这也进一步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然比资本主义制度有更高程度的平等性、更高程度的文明性、更强有力的整合力与凝聚力；“中国之治”必然比“资本之治”有更多数量的支持度、更高效率的执行力、更强稳定的有序性。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中国“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好制度
“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好不好，只有生活在这一制度体系下的人民群众才知道。关于衡量制度好坏的标准，习近平总书记结合制度效能与制度发展实际指出，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科学、是否先进，主要看它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有效管用、是否得到人民拥护[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符合这一标准的好制度，在助力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健康发展、社会文化繁荣方面发挥了极大保障与引领作用，是在中国“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

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中国“行得通”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政治基础，以中国人民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践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为思想基础，在短短数十年间，使中国人民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全面小康的伟大转变，使中国由积贫积弱的国家大踏步发展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对比100多年前国民对制度选择茫然而救亡图存的失败之路，100多年间中国人民由站起来、富起来并走向强起来的复兴之路，表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是符合中国实际、适合中国国情的先进制度。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中国“真管用”“有效率”的好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建设方面摒弃以往社会制度更加注重生产效率的弊端，坚持在注重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确保了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政治建设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坚持人民至上的同时坚持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团结起来，克服了旧有政党一党独大、恶性相争的体制弊端，确保了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在社会建设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共治共建共享为原则，激发了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在文化建设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抵制错误思潮与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过程中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深厚价值支撑。在生态建设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基本理念，推动了美丽中国的建设步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以其鲜明特色在各个领域发挥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是创造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与中国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好制度。

三、主体：必须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国之大者在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回顾新中国70年披荆斩棘之路时指出，“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14](p137)，道出了只有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国家才能本固邦宁；只有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中华民族才能经久不衰、源远流长；只有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中国共产党才能即使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漩涡而处变不惊、激流勇进。

（一）依靠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助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15](p287)，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对鲍威尔群众观的批判只是由具体上升到抽象的理论批判，那么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的中国人民集中实践智慧，助推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百年历程便是由抽象到具体的“武器的批判”。

在革命战争时期，人民群众是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力量依靠。回看近代中国，由丧权辱国的旧政权转变为屹立东方、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从来不是依靠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而是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革命运动。如辛亥革命失败后，由先进知识分子引领，学生、工人积极参与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启蒙之先河，在人民的直接参与下为中华民族播下了“一点一滴的改良”行不通，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的火种。进入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时期，工农运动日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力运动，工农群众的热情参与使中国共产党扩大了自身组织，最终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此外，在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时期，敌后根据地积极抗战的人民群众更是作为打击敌人的骨干力量与人民军队赖以生存壮大的奥秘基础，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这些群众运动自发自愿地凝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始终以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与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书写着打倒列强军阀，建立人民政权的革命愿望，是推动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有力依靠。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与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是中华民族富起来与强起来的经验保障。其一，人民群众关于拨乱反正问题的深入思考揭开了全国上下解放思想的历史序幕。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各项事业亟待恢复正轨，为此，广大干部和群众强烈要求党内澄清错误理论所带来的思想混乱与错误实践，从而引发了全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揭开了全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行改革开放的序幕。其二，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为中国改革与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提供了第一手经验参照。如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实践创新、成都灌县宁江机床厂等六家企业率先进行的乡镇企业改革。其三，人民群众关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关于协商民主与基层民主的实践经验，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方法论借鉴。

（二）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确保中国共产党民心所向、永葆生机
人民群众的认同包括国家认同、身份认同、文化认同、体制认同、政党认同、政策认同等各个方面。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从根本上取决于这一国家人民群众的认同程度，从细微处讲，更关键的则取决于这一国家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认同程度。执政党是国家治理的领头羊，执政党只有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才能最大程度获得人民群众对于党的执政地位、政党制度、政党建设与政党领导的认可。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选择站在人民立场之上，维护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围绕带领人民夺取政权、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任务，始终坚定人民立场，将人民从封建制度、封建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帝国主义压迫中解放出来，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围绕带领人民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任务，始终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积极性；围绕带领人民进入新时代，顺应全球化、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则进一步将人民至上制度化、使命化，“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这一围绕历史任务而展开的人民观，从表象上看是执政党发挥政党功能的基本体现，实质上则是党与人民水乳交融本质的外化呈现。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最广泛支持，同时也找到了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确保党的先进性品质与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答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这个立场既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差别”，也是中国共产党民心所向的“特色”，更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的“底色”。

（三）精准把握人民群众的美好期待，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真善美的统一
人民群众的美好期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生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人民群众的活动为中介、以客观世界为对象而展开的伟大实践，反映了人民群众按照“客观—真理”的尺度认识世界，“社会—善性”的尺度规范世界，“文明—美”的尺度改造世界的价值追求，折射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的必要性意蕴。

首先，只有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物质期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在探索规律的道路上不偏航。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群众的物质期待主要聚焦于关乎生存需求的温饱问题上。针对这一问题，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党和人民进行了丰富的实践探索。虽然这一探索在取得突破性成就的同时不免伴有暂时性的曲折，但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揭示了一条真理性规律——只有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需求与期待，才能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偏不倚、正向发展。改革开放后，围绕这一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带领人民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解决了长期困扰人民的“挨饿”问题。

其次，只有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关注人民群众的价值期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合乎正当性与规范性。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之所以能凭借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中国智慧引领世界与东方，归根结底源于人民群众对分配正义、发展正义、权利正义、生态正义等的价值追求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致力于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为时代命题，以化解社会主要矛盾为时代任务，以实现共享发展为时代精神，攻坚克难、迎难而上。

最后，只有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关注人民群众的精神期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在满足人民群众追求美、向往美的基本需求与调动人民群众创造美、欣赏美的基础上，塑造美的客体世界与主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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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1.01.007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1）01-0037-08

作者简介：杨玲（1990—），女，山东济南人，哲学博士，中共天津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光（1985—），男，吉林延边人，管理学博士，中共天津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