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从一般到具体：中国共产党的世纪理论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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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从一般到具体：中国共产党的世纪理论征程
□包大为，王甄玺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革命的理论推动革命的实践。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既是近代中国生产关系变革，也是革命理论转换的客观成果。20世纪初的中国人民，见证了社会进化论、制度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等理论方案的失效。这是唯物史观扎根中国和引领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语境，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获得理论自觉的出发点。对无政府主义和启蒙主义的反思，为思想建党做好了理论准备。对教条主义的持续批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创造了理论条件。历史证明，唯物史观为理解旧中国、构想新中国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工作策略，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和投身革命的理论勇气之源，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抓住历史发展主要矛盾的革命本领之基点。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唯物史观；思维范式；政治哲学

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中国人民面临多条道路，有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路线，有体制改良的康有为、梁启超路线，有孙中山的体制革命道路，亦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社会方案。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在客观性上是由于各类社会思潮在历史中的自我否定，在主观性上则是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的坚持、阐释和运用。唯物史观不仅引导中国人民冲破了封建等级社会的价值网罗，更为中国人民在革命实践中塑造了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

一、作为一般性理论：对异质性理论的胜利
近代以来，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质性压力，使得维持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及其价值规范逐渐失效。这不仅使得救亡图存成为压倒一切的公共诉求，更迫使有志于重塑社会的进步者在异质性理论中不断求索符合中国现实的方案。但是，异质性的西方理论和价值观却始终无法在中国实现其普遍性。宏观上，启蒙运动以来塑造西方近现代社会的各类理论和思潮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产生这些意识形态的社会存在，亦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工业革命以来所积累的经济基础。微观上，一些近代仁人志士迫切希望引入的西方制度和法律，不论是民法（civil law）还是习惯法（common law）所体现的都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交往方式及其需求，亦即在其法律制度之上还存在着超政治的伦理维度，例如卢梭所说的“既不镌刻在大理石上，也不镌刻在铜表上”的“真正的宪法”——“风俗和习惯”[1](p61)。

因此，在话语方式陌生、社会基础脱节、历史条件匮乏的情况下，近代各类西方理论在中国传播和运用中始终无法摆脱其异质性。对这种异质性未加反思的学者，倾向于将西方理论视为具有真理性的方案，不仅应该直接“拿来”，而且应该无条件地让中国人民广泛接受，例如主张废除汉字的钱玄同，又例如极力“推销”西方“少年血性汤”“外国药”的胡适[2]。而对这种异质性的历史原因有所察觉的学者，则倾向于先行在中国社会“补课”，即复刻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如张君劢所说中国之解放必须“先尝经文艺复兴以下思想解放之工夫”[3]。但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古典思想资源的回溯，却又为极端保守的旧中国传统的沉渣泛起提供了合理性。一些学者关于新文化运动中整理国故和“复旧”倾向的精神本质是启蒙的论断，“戊戌启蒙以复古为解放，提出回复到先秦诸子……致力于文化复兴，与启蒙哲学的精神也是吻合的”[4](p36)，这是过于武断的。因为正是在旧秩序崩塌的价值真空中，加之军阀割据的现实政治，使得围绕“家天下”的旧道德和旧习俗成为一种普遍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尤其在马克思主义尚未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之前，中国人民见证了异质性西方理论在规范性和事实性之间的“折腾”，更忧心于旧道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者庇护下的回潮。具体而言，这种聚焦于启蒙思想的近代化道路经历了三个层面的探索和失效。

第一，社会进化论。作为近代科学所倒逼的历史主义，社会进化论在19世纪末与意志主义一道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前夜的理论先声。但是，这种服务于帝国主义全球霸权的理论，却成为中国知识界警醒中国社会、催生政治变革的理论方案。尤其是严复对《进化论》的翻译和转述，将进化论上升为社会方法论与价值观层面，“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世道必进，后胜于今”[5](p349)等观点，冲击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旧传统和“中体西用”的折衷主义。但是，社会进化论所蕴含的进化论思维范式，只是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历史抽象为丛林法则，反映了资产阶级将其统治方式和剥削实质合法化的意图，忽视了历史发展机制的物质性和多元性。

第二，制度改良论。甲午战争失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纷纷提出其政治学说，但无论康有为“三世说”、梁启超“新民说”抑或谭嗣同“心力说”，其实质依然是进化论思维范式的套用。改良派主张模仿西方体制进行社会改良，开国会、定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制，“夫先王之治天下，无不与民共之……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三占从二，下部施行”[6](p66-67)。这无疑是不彻底的政治变革，既不敢触及封建制度的核心，推翻地主阶级所主导的经济秩序，也不敢在思想上与封建纲常决裂。因而，即使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并且收获了一批进步官僚，这种改良政治仍然在旧势力的打压之下土崩瓦解。事实证明，在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情况下，期冀以“西用”保护“中体”——由此搭上近代化的社会进化“顺风车”的改良政治，必然遭遇已然上了“顺风车”的西方资产阶级和不愿意上“顺风车”的国内守旧派的压制。

第三，制度革命论。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制度革命论者延续了社会进化论的思维范式，在见证改良政治彻底失败之后，将革命视为进化的唯一道路。孙中山肯定了历史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逻辑，提出了“人类进化三个时期”。其提出的“三民主义”，事实上并不是一种结构性的制度调整，而是社会进化的革命样态的道路，其所针对的是人权、自由、平等这些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特征。这种更具彻底性的进化观，最终激发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通过辛亥革命摧毁了清政府苦心维持的旧制度的躯壳。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是对更高级社会制度在形式上的确认。

这些线性的历史观或进化论思维范式，尽管时而借用儒学等传统话语资源，其实质仍然是对异质性的西方理论在中国社会的强行植入，无法割断与帝国主义乃至地主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同时，这些历史方案始终未能触发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因为在线性历史观的“理论悬设”中，作为阶级社会底层的人口原本就是某种“未开化”“落后”的存在物，其所需要的是自上而下的启蒙和统治。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奔走的另一面，不难发现精英主义的特征始终维持着劳动者与政治之间的鸿沟。

一战的爆发成为中国知识界反思进化论思维范式和启蒙主义的转折点。梁启超在目睹欧洲满目疮痍的景象之后，分析了近代西方文明的弊端。就人的生存境况而言，丛林法则下的资本主义社会迫使个体成为资本和资本持有者的附庸，“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政治而言，法律制度所描述的自由和权利实为霸权的伪装，“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才是“最时髦的政治方针”。总之，梁启超认为“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7](p9)。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知识分子也对启蒙方案的适用性产生了广泛怀疑。陈独秀更是指出西方“还是强盗的世界……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8](p94)。

唯物史观的胜利，是普遍性或一般性的真正胜利。启蒙运动以来的各种伸张普遍价值和普世方案的理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激烈阶级矛盾中都走向了反面。在扬弃过去社会进化论思维范式的过程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将关注点转向了俄国，尤其是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一度沉闷的氛围有了崭新的气息。可以说，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反思和俄国革命后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启发了中国思想界，指明了中国启蒙思想新的取向。尤其是唯物史观，将一个理解近代历史的新视角带给了中国知识分子，即历史既不是由特定群体（包括君主、军阀和知识分子）所谋划出来的，也不是由几个民族或种族所控制的，而是人类无差别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推动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无产阶级是最为彻底的被压迫阶级，因而也是能够推动人和生产力得到彻底解放的革命性力量。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或客观性，使得马克思主义很快摆脱了异质性的特征，成为结合中国现实的思维方法，使得拜神、拜人、拜观念（如自由、民主、博爱等）的历史观就此失去了“信众”。唯物史观的普遍性和科学性得到了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诠释和宣传，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的理论基础。在历史的客观性层面，李大钊着力诠释“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手臼产出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产出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9](p14)。在社会认识论层面，陈独秀着力诠释唯物史观的社会认识论，提出“社会生产关系之总和为构成社会经济的基础……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生活，倒是人的社会生活决定人的意识”[8](p238-239)。在历史发展动力层面，李大钊指出“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惟一的基础”[9](p262)。到了1921年前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历史属性和实现路径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例如李达在《社会主义的目的》《马克思还原》等文章中指出，“社会主义有两面最鲜明的旗帜，一面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均，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10](p5)，并且强调“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性质，是革命的，是非妥协的，是国际的……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的”[10](p31)。

二、走向现实的一般性理论：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除了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互助主义等在当时颇为“新潮”的理论也提供了各自关于历史和进步的观点。正如董必武所说：“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11](p369)事实上，许多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或多或少都受到过这些理论的影响。但是，经过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以及对各种理论的对比和批判，一大批仁人志士最终还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唯物史观的引领下开始投身于革命实践。其中，针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最为关键。这不仅是由于无政府主义迎合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激进启蒙和急速西化的理论需求，更是由于无政府主义在许多场合所“穿戴”的社会主义的伪装。

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或互助主义在20世纪初具有很高的诱惑性。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理论直接反映了针对近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不满。无政府主义对应的是资本主义国家机器，自由主义对应的是小资产阶级不断破产的现实，互助主义对应的是帝国主义时代普遍无产阶级化的个体的生存困境。因此，身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中国知识分子，很难拒绝这些具有一定现实批判性的理论。例如，毛泽东早年也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在《湘江评论》上，毛泽东认为十月革命是通过民众联合的力量反对贵族、资本家而取得的社会改革胜利，“我们应该起而效仿”，政治上提倡“无血革命”，认为无政府主义的温和主张比马克思的激烈主张更深远，“我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12](p128)。

但是，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诠释的深入，无政府主义完全超脱于经济基础的历史方案的悖谬性逐渐被人们辨识。陈独秀认为，“无政府主义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是走不通的路”[8](p130)。在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加深了对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的理解和信仰。曾持泛劳动主义观点的瞿秋白也在探索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并在《新社会》中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蔡和森更是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坦承自己是“极端马克思派”，并指出必须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各种“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13](p74)。李达则指出，在消灭阶级之前，必须主张“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并最终通过这种新的国家来“撤废一切阶级”[11](p263)。而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虚弱无力，则在于空想直接跳跃到没有国家的社会，但是所能凭借的只是“资本阶级并不怕”的“绝对自由、绝对平等的社会那种抽象的思想”，与之相反，唯物史观却指出了资产阶级所害怕的“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10](p88)。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毛泽东针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十分彻底。在十月革命之后，毛泽东迅速认识到“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需要开辟新的道路。在写给蔡和森的信中，毛泽东不同意“温和的革命”，赞成蔡和森提出的俄国式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14](p4)“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14](p6)要改造旧中国，必须走无产阶级专政道路。可以看出，理论越辩越明，真理不怕挑战。在新文化运动中经历了多种思潮碰撞之后，毛泽东最终抛弃了所有“悬在”中国大地上的异质性理论，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回忆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2](p131)

但是，科学的理论只有投入了实践才能呈现其科学性和有效性。马克思主义如果仍然是某种纸面上的真理，就会沦为与无政府主义一样的抽象说辞。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就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先决条件是成立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解决中国无产阶级没有先锋、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方向、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主心骨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南陈北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针对建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和探讨。旅法时期的蔡和森认为，相比“各种主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13](p50)。并且进一步指出，要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建立“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一致）共产党”，否则“民众劳动运动改造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13](p69)。

从表面上看，建党只是一个组织性、策略性的论题。但是，在蔡和森看来，建党是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是推动中国历史走向进步的必要条件。巴黎公社以来的“阶级战争”表明，无产阶级革命“必为阶级专政，不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故而必须“建设一架无产阶级机关——苏维埃”[13](p65)。而掌握苏维埃的共产党又必须为应对最为激烈的阶级斗争做好一切组织准备，即“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13](p70-71)。毛泽东对蔡和森关于建党的理论分析极为赞成，他认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15](p4)。在共产党革命方法上，毛泽东认为“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15](p4)。在蔡和森与毛泽东的通信中，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思想涉及党的性质、指导思想、革命方法等有关党的重大建设问题，为后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共一大制定的奋斗目标彰显着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则，预示着此后持续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共一大之后，随着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更加科学，革命任务的主要对象和主要任务也更加贴近中国现实。建党之后，陈独秀在《对于现代中国政治问题之我见》一文中就指出中国经济上是半封建性，政治上是半殖民性，因此中国革命需要分两步走——“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16](p186)。刘仁静则认为应寻找“适合国情而又能达到共产主义的方针来”。到了中共二大，新的民主纲领指出了中国人民的“最大痛苦”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要为人民解除痛苦，“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17](p132)。“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17](p133)，这一革命目标不仅把握住了阶级社会的一般矛盾，更是制定了科学、渐进的宏观革命策略。相比《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共二大的民主革命纲领纠正了不与其他党派联合、孤军作战的构想，为此后几十年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三、从一般走向具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和实践
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在于其揭示了人类社会，尤其是阶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正是这种一般性，使得许多唯物史观的正确诠释者无法成为正确实践者。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既是唯物史观走向中国理论的关键环节，也是走向中国化实践的真正起点。在这个起点上，甚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每个阶段，都不乏言必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教条主义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在唯物史观的论述中描述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一般形态、特征和内在矛盾，但是却没有具体给出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发展道路。甚至在具体的革命过程中，只要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仍然残留着教条和抽象的因素，就一定会导致革命实践的重大损失。列宁就颇为谦虚地指出，共产党人时刻要注意具体的客观条件的动态变化，根据最新的客观实际调整革命的策略和方针，因为即使革命胜利了，人们也要诚实地去探究胜利之后的客观矛盾和问题，革命具体实现的结果很有可能“与任何人所能想象的不同，它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18](p138)。但是，在建党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共产党人以血的代价认识到了教条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本质及其实际危害。事实上，写在纸上和纲领中的唯物史观仍然是抽象的，只有探索出了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历史发展道路，唯物史观才真正成为中国人民探求解放的活的智慧，而这条道路的起点则是毛泽东思想。

首先，对启蒙主义的教条，导致不彻底的唯物史观以及不彻底的革命实践，造成了对帝国主义及其附庸的幻想。以启蒙主义的姿态看待中国的问题，实则是一种20世纪初极为时髦的“洋教条”，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力，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压力，幻想自发实现的历史进程。在国民大革命期间，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其启蒙主义教条密不可分，他否定了工人阶级与农民的革命力量与潜力，忽视了社会革命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他认为“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既无法成为“独立的革命势力”[16](p368)，更遑论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相比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则更是被陈独秀视为“未开化之民”“私有观念极其严重”“共产的社会革命和他们的利益根本冲突”[16](p367)。由此导致对看似受过良好教育的资产阶级统治者的革命幻想，走向了历史唯心主义，幻想着作为大资产阶级代表的国民党的革命前景。陈独秀认为，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正负着历史的使命”[16](p256)。以政治的视角来看，这种观点或许与陈独秀长期脱离劳动人民的生存境况有关，局限了他与工农阶级共享阶级意识。但是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来看，这实则是并不新鲜的启蒙主义的教条在中国的重现。在19世纪的欧洲，启蒙主义的笃信者提出过各自的抛却劳动人民的政治理想，不论是康德笔下应该成为全民启蒙者的哲学家，还是被黑格尔寄予厚望的理性国王，实则都是其唯心主义历史观在政治哲学中的延续。一些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尽管在理论层面对唯物史观文本颇为熟稔，但是却无法将文本中的概念与中国社会具体的阶级及其矛盾相联系。虽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主要形式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领导了北伐战争，推动了工农运动的蓬勃开展，并且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但是从历史实践效果上来看，此时一些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迈向完整的唯物史观。抽象的理论和教条的理解，就无法产生成熟的思想理论和实践主张，无法形成一个成熟的路线、方针以及政策。国民大革命期间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离开了无产阶级原则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否认人民群众是社会革命的主体和动力，对当时中国民主革命的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丧失了“两个必然”所蕴含的革命自信和道路自信，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

其次，对洋教条和土教条的清算，使得唯物史观成为党内的自觉方法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道路。唯物史观讲得对易，做得对难。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反复强调，一般的科学方法论所要解决的是具体的客观矛盾，亦即“具体的发展，正如现实中所发生的那样”。这一过程是从一般到具体、改变具体、创造具体的艰难探索，绝不是“一种概念向另一种概念的表面上的自我发展”[19](p623)。因此，国民大革命由高潮走向低谷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思考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怎样革命、革命的落脚点在哪里等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诚然是科学理论，但是这种科学性并不能直接和普遍性划上等号，而是必须经过具体革命实践的中介。而在当时的中国，这种中介就只有一条道路，领导人民开辟武装斗争道路直至最终的解放。基于大革命的失败，毛泽东根据当时国内社会以及党内的实际状况，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并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回答了低谷时期“如何革命”的问题。针对苏俄式“城市中心论”一直笼罩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方法论，党内思想惯于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和神圣化苏俄经验，忽略中国具体国情，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革命指导，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范畴，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无产阶级的现实状况。拯救党和革命的理论准备，就是要找到理解和实践唯物史观的正确方法，这就首先要对各种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深刻的批判。“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0](p111-112)要找到具体的客观现实并不难，因为阶级社会的客观具体时时刻刻都在被人民群众创造着，因此，“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而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就必须以“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为出发点，由此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21](p801)。在毛泽东看来，完整的唯物史观必须彻底丢掉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发展“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历史证明，找到了人民群众才真正找到了真理，并且为作为一般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找到了物质力量和载体。经过长时间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和调查研究，毛泽东辩证分析了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确认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的主体地位，“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20](p99)。“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20](p98)，革命的高潮终将不可避免，农村根据地是“星星之火”，农民和工人群众是社会革命的主体力量，距“燎原”之期并非遥远，“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20](p100)。中国的农民身上有着巨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要领导农民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并参与中国民主革命，并强调“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20](p98)。基于唯物史观范式的群众史观，毛泽东肯定了农民是革命先进力量并蕴藏巨大革命潜能，在此基础上丰富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并由此提出“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这标志着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完整呈现。

最后，对唯物史观的坚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本原则，是不断解放思想和解放生产力的理论前提。从1921年到1949年的历史证明，脱离客观实际、脱离群众的近现代理论，一定会成为“水土不服”的异质性的理论，既无助于中国人民赢得解放的伟大斗争，更会在无产阶级运动中造成巨大的损失。20世纪初，各类披着科学主义、进化论、生命主义、意志主义和理性主义外衣的历史观熙攘于中国思想界，但是却无法阻挡唯物史观成为中国人民把握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紧跟历史发展主心骨的伟大理论。在过去一个世纪中，革命和建设的正反经验证明，作为一种科学方法的唯物史观必须“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22](p24)。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证明，正是站在唯物史观的理论高度，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不断解放思想和解放生产力的又一新征程，正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种矛盾，不断攻坚克难，引领中国人民走上务实而又不乏闯劲的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道路。而历经世纪考验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早已习惯了以前所未有的自信，不断克服发展和治理过程中的各种“本领恐慌”。因为只要坚持“学习和实践”①“思想建党”的原则，必然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政党，不仅要向书本和理论学习，更要通过实践而学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本领不是天生的，是要通过学习和实践来获得的”，只有依靠学习，才能走向未来。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403页。两个方法，面对客观世界纷繁复杂的表象就能不惑，面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持续挑战就能不惧，面对引领人类文明战胜困难走向共产主义的长征就能不败。

参考文献：

[1]卢梭.社会契约论[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J].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4号.

[3]君劢.悬拟之社会改造同志会意见书[J].解放与改造，1922年第4卷第3号.

[4]洪峻峰.思想启蒙与文化复兴——五四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习近平.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6]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7]梁启超.欧游心影录[M]//饮冰室合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8]陈独秀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9]李大钊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0]李达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1]“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2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2]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13]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4]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5]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6]陈独秀文章选编（中）[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1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8]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0]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1.01.006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1）01-0029-08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面向2035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战略研究”（18JZD056）。

作者简介：包大为（1989—），男，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甄玺（1994—），男，山西运城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