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企业成本加成率与劳动收入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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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企业成本加成率与劳动收入份额
张晨霞 李荣林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 本文首先分析了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和企业成本加成率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机制，然后采用2000-2013年中国工企-海关匹配数据，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和企业成本加成率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考察了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和企业成本加成率均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和企业成本加成率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具体来看，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显著降低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成本加成率对加工贸易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的收入效应不显著。进一步的中介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成本加成率能够扩大企业GVC上游参与度对劳动收入分配的负面效应。

关键词： 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 企业成本加成率； 劳动收入份额； 初次分配； 劳资谈判力量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在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和全球价值链贸易的背景下，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呈现逐年下降趋势。持续偏低的劳动收入份额给社会和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如加剧贫富差距、抑制公众消费、削弱人力资本投资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且增加劳动收入份额也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目前，在收入分配制度深化改革的基础上，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分配制度基本确立，但收入分配领域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不仅会降低劳动报酬的初次分配比例，还会动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因此深入研究劳动收入份额，对“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在全球价值链贸易分工不断细化的背景下，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是影响各国贸易利益分配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拉大了收入差距[1]。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依靠劳动力比较优势承接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容易被发达国家“俘获”进而锁定在低端环节，陷入“悲惨增长”的怪圈。近年来，随着中国政府制造强国战略的实施，我国制造业逐渐开始链条升级，将资源集中在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参与全球价值链贸易分工的价值创造能力不断提升，因此在当前“逆全球化”的风险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上游参与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很有必要。

现阶段，随着GVC上游度逐渐上升，我国逐渐由被动分工转向主动分工，同时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也更能反映出我国企业的要素配置以及技术情况。那么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能否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率又怎样影响GVC上游参与度的收入效应？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基于此，本文从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这一视角，研究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结合成本加成率来分析其对两者的中介效应，旨在为妥善处理公平收入分配和构建对外开放新体制提供切实可行的路径支持。

二、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一)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
目前，现有文献讨论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的事实，但造成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因素却不尽相同。关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分析主要从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展开：在宏观层面，部分学者认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主要影响因素[2]，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二元经济转型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呈现U型趋势[3-4]；在微观层面，劳动力要素相对供给过剩造成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5-6]，偏资本的技术进步会减少对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减少[7]；还有部分文献从税收[8]、贸易自由化[9-10]等视角探讨了要素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同时现有文献也开始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现象进行讨论，如刘亚琳等(2018)[11]认为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比的“倒U型”趋势会造成劳动收入份额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蓝嘉俊等(2019)[12]和常进雄等(2019)[13]研究发现，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会造成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柏培文和杨志才(2019)[14]研究认为，劳资议价能力的提升会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由此可见，学者们在不同层面的经济环境的基础上，发现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具有异质性。

(二)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与劳动收入份额
值得关注的是，与劳动收入份额不断变化同时发生的重要现象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兴起。现有文献对这一话题研究密切相关的是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分析。这类文献关于国外的研究：针对发达国家主要分析技术和非技术劳动的分配差异[15]，针对发展中国家主要分析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收入分配差异[16]。关于国内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上升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如袁媛和綦建红(2019)[17]在工企数据的基础上，基于前向生产链长度的视角研究发现企业嵌入GVC会显著降低劳动收入份额。隋广军等(2021)[18]构建GVC非等间距上游度指标，认为全球价值链上游度主要通过技术进步和要素价格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面效应。张少军(2015)[19]利用行业数据发现，作为组织和治理力量的全球价值链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低端锁定、价格驱动等渠道减少发展中国家劳动者工资，导致劳动份额的减少。刘胜等(2016)[20]分析劳动收入份额会受到GVC分工的影响，考虑到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同，参与GVC分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也有所差异。同时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上升会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通过中间品、产业结构和技术研发等促进劳动收入分额的上升[21]。

(三)企业成本加成与劳动收入份额
现有文献关于企业成本加成率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不多，主要是从市场结构角度分析，这类文献主要在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进行分析：关于微观企业的分析，申广军等(2018)[22]采用企业加成率作用企业市场力量的代理变量，认为市场力量越强越促进企业利润份额的上升，进而造成劳动收入份额的减少。文雁兵和陆雪琴(2018)[23]利用工企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市场竞争效应强化资本深化与技术偏向，进而造成劳动收入份额的减少。关于行业层面的分析，Barkai(2020)[24]研究认为市场缺乏竞争导致资本与劳动收入份额都会减少。Autor等(2020)[25]认为美国大规模企业对市场的垄断力量造成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减少。贾珅和申广军(2016)[26]认为行业垄断程度越强，劳动收入份额越高。由此可知，对于企业层面分析，学者们认为企业成本加成降低劳动收入份额；而对行业层面的分析，学者们并未达成一致。

(四)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与成本加成
目前，全球价值链与成本加成问题受到广大学者重视，关于全球价值链与成本加成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的成本加成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如盛斌和陈帅(2017)[27]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认为企业在参与GVC的过程中可以提高成本加成，且嵌入GVC的出口企业成本节约效应基本存在于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中。另一些学者持有相反的观点，如刘磊等(2009)[28]利用工企-海关匹配数据，发现随着中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的加深，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但当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不断缩小时，中国企业会被锁定在低端环节，因此认为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的成本加成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通过分析以上文献，本文发现结论并不统一，因此进一步分析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和成本加成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依然有重要意义。在全球价值链贸易分工的背景下，妥善处理公平收入分配和改善GVC分工地位是重要议题。因此本文在2000-2013年中国工企—海关数据的基础上，分析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和企业成本加成率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借鉴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在以下三个方面促进相关文献的发展：(1)通过梳理以往文献，发现有关GVC分工、企业成本加成和劳动收入份额已被广泛讨论，但将这三者联系在一起的文献较少，因此本文从微观企业角度出发，分析制造业企业GVC分工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并将企业成本加成率作为中介变量，探索其两者之间的关系。(2)创新指标计算方法，借鉴盛斌和陈帅(2017)[27]以及徐邦栋和李荣林(2020)[29]的方法，同时在世界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构建细分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指标，另外区别以往文献研究只采取单一方法测算劳动收入份额指标，本文在实证回归时采用以生产法和收入法测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从而全面细致地考察中国微观企业收入分配情况。(3)现有文献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异质性分析较少或者不全面，而本文通过区分所有制、贸易模式和区域，详细研究GVC分工下收入分配的异质性影响，有助于认识到制造业企业GVC分工下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GVC上游参与度与劳动收入份额
GVC上游参与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理主要概括如下：首先，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可通过资本深化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全球价值链格局的演变和重塑使产品生产环节在不同国家间转移，导致生产要素相对需求的变化，相对需求增加的生产要素收入提升，相对需求降低的生产要素收入减少，从而影响要素收入分配格局。不同于传统国际分工，全球价值链分工使生产要素配置更加合理化和专业化，跨国企业利用核心竞争优势将资源集中在设计、研发等高附加值环节从而提升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位于全球价值链上游的企业对资本的相对需求提升，更容易进行资本深化[30]，这就造成劳动要素收入份额的下降。Bassanini和Manfredi (2012)[31]利用25个OECD国家行业数据，研究发现国际生产分工促使这些国家持续资本深化，进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减少。所以，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程度越高，资本要素相对需求越强，劳动要素收入份额相应减少。其次，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可通过偏向型技术进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全球价值链上游企业借助技术优势，从技术标准上对全球价值链下游企业进行限制，从而确保其核心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稀缺性，因此技术偏向性对要素收入分配产生显著影响。戴天仕和徐现祥(2010)[32]利用中国1978—2005年省份数据，发现我国的技术进步主要是偏向资本的。劳动要素收入份额持续下降，正是因为我国企业使用了资本偏向性技术[7]。当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时，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会增加资本收入份额，从而减少劳动收入份额。所以，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程度通过偏向型技术进步造成劳动要素收入份额的减少。综上，本文提出假说1。

H1 当企业嵌入GVC贸易中，随着企业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的加深，企业形成技术和资本偏好，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劳动生产要素在要素收益分配中的比例，造成劳动收入分配的减少。

(二)企业成本加成率与劳动收入份额
企业采用成本加成定价取决于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替代弹性，也就是产品的需求替代弹性越小，消费者对企业定价越不敏感，企业成本加成能力就越大。劳动收入份额主要指劳动生产要素收益占所有要素收益(企业增加值)的比重。在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中，劳动要素的工资等于产品价格，也就是劳动收入份额为劳动产出弹性(1)劳动收入份额等于劳动产出弹性适用于任何形式的生产函数，理由如下：假如企业i的生产函数为：Yi=Aif(Li,Ki)。其中，Y为企业的工业增加值，A表示全要素生产率，L表示劳动力，K表示资本。假设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劳动力价格为w，资本的价格为r，当企业的产品固定时，企业成本最小时的条件：minF=wLi+rKi+λi[Y0-Aif(Li,Ki)]，对劳动力Li进行一阶求导：∂F/∂Li=w-λi∂Yi/∂Li=0⟹wLi/Yi=λi∂Yi/∂Li×Li/Yi，令μi=pi/λi为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因此劳动收入份额width=407,height=44,dpi=110根据劳动收入份额公式，企业劳动收份额取决于企业加成率与劳动产出弹性。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产品价格为边际成本，即成本加成率等于1，所以劳动收入份额等于劳动产出弹性适用于任何形式的生产函数。；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中，企业的产品价格将高于劳动要素的工资，从而造成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但是如何分配成本加成带来的企业总剩余主要看劳动谈判能力和劳动产出弹性的相对大小。假设企业总剩余中包括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贡献，如果劳动力要素的谈判能力较低，那么劳动力要素极有可能只获得企业总剩余的较小部分，小于劳动力要素应得的贡献。从经济背景来看，农业劳动力或者农民工的存在导致劳动力工资提升缓慢，同时制造业就业的大部分劳动力仍然是低技能劳动力，这就造成劳动力要素的工资议价能力不高。从制度层面来看，劳动力市场有制度分割的特点，如无编制和有编制、民营和国企等，有编制和国企的劳动力存在市场进入壁垒。另外中国资本方的谈判能力大于劳动力要素的谈判能力[7]，政府和企业存在资本和技术偏好，这也加剧了劳动生产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弱势地位。企业的成本加成能力使企业总剩余转变为企业利润[17]，导致劳动报酬偏离劳动贡献，因此本文认为中国的劳动力谈判能力要小于劳动产出弹性，也就是说企业成本加成率和劳动收入份额呈反向关系。综上，本文提出假说2。

H2 企业成本加成程度越高，定价话语权就越高，那么劳动者谈判能力相对较弱，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

(三)中介机制分析
进一步地，企业成本加成率对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引起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有中介作用吗？企业的成本加成取决于产品价格和边际成本，产品价格提升有利于企业获得很多的出口附加值[27]，也表明企业越来越多参与中上游环节，边际成本的降低意味着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表明企业加大技术和资本投入，减少劳动替代性，技术和资本偏好增加，造成劳动收入份额降低[17]。另外，考虑到希克斯技术偏向的界定，如果资本劳动比率不变，技术偏向资本的程度越高，那么劳动产出弹性越低，说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而成本加成率提高强化企业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效应，扩大各要素收入的不平等效用。袁媛和綦建红(2019)[17]通过实证发现企业嵌入GVC可以通过垄断加成这一中介路径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显著影响。隋广军等(2020)[18]研究认为全球价值链上游度通过要素价格渠道对制造业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因此，企业参与GVC分工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即增加了企业的产品定价权能力[33]，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综上，本文提出假说3。

H3 企业成本加成率的提高，会强化企业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产生的各要素收入不平等效应。

四、计量模型
(一)基准模型设定
本文关注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和企业成本加成率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将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lsit=β0+β1gvcit+β2markupit+β3Xit+μi+μt+εit

(1)

其中，i、t分别表示企业、年份。lsit表示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gvcit代表企业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markupit代表企业成本加成率；Xit代表控制变量组，包括资本密集度、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企业出口、企业进口、企业利润率、融资约束；μi表示企业固定效应，μ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二) 指标测度
1.被解释变量

劳动收入份额(ls)。劳动收入份额主要是指劳动生产要素收益占所有要素收益的比例，在企业层面，本文用劳动报酬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来表示。根据现有文献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方法，主要分为生产法和收入法。其中，根据盛斌和毛其淋(2015)[34]的生产法，劳动收入份额= (工资+福利费)/ (总产值+应付增值税-中间投入合计)；根据申广军等(2018)[22]的收入法，劳动收入份额= (工资+福利费)/ (营业盈余+生产税净额+折旧+工资+福利费)。

2.核心解释变量

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gvc)。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借鉴Koopman等(2014)[35]的方法分解国家层面的出口数据，计算出间接进口比重( λ1)、返回增加值比重(λ2)、中间品间接出口的比重(λ3)，这些系数将用于计算GVC上游参与度。参考盛斌和陈帅(2017)[27]以及徐邦栋和李荣林(2020)[29]的测算方法，加工贸易企业的GVC上游参与度指数如下

gvcij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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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式中，下标p表示加工贸易，i表示企业，j表示行业，y表示年份，上标mid表示中间产品。gvcijyp表示加工贸易企业i在y年的GVC上游参与度指数。width=44,height=20,dpi=110表示加工贸易企业的中间品进口额，width=44,height=20,dpi=110表示加工贸易企业的中间产品出口额，EXPijyp表示加工贸易企业的实际总出口额，在工企数据库中用出口交货值表示。λ1t表示间接进口国外增加值占企业总出口额的比重，λ2t表示返回增加值占总出口额的比重，λ3t表示中间产品间接出口的比重，也就是出口中间产品被进口国加工后再次出口到第三国占总出口额的比例。

一般贸易企业的GVC上游参与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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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中，下标g表示一般贸易，SALEijyg表示一般贸易企业i在y年的销售额。相对于加工贸易企业，一般贸易企业的中间产品在满足国内产品消费的基础上，还用于出口产品生产，然而工企数据库中没有信息显示一般贸易企业的进口中间品是用于出口产品还是非出口产品，因此本文用出口交货值和企业销售额的比重来表示。

混合贸易企业的GVC上游参与度指数如下

gvcijym=ωρ×gvcijyp+ωg×gvcijyg

(4)

混合企业贸易类型包括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因此混合贸易企业的GVC上游参与度是根据贸易类型的出口比重进行加权计算。式中，下标m表示混合贸易，ωp表示加工贸易额占混合企业出口总额的比重，ωg表示一般贸易占混合企业出口总额的比重。

本文另一解释变量是企业成本加成率(markup)。考虑到本文使用的工企-海关匹配数据能够提供企业产品单价和数量信息，参考De Locker和Warzynski(2012)[36]的生产函数测算方法，具体定义公式如下

width=105,height=20,dpi=110
(5)

式中，width=14,height=20,dpi=110和width=17,height=20,dpi=110分别表示劳动产出弹性和劳动要素支出占当年销售额的比重。对于width=14,height=20,dpi=110的估算，其中，采用Levinsohn和Petrin(2003)[37]的生产函数代理变量法，将中间投入设置为生产函数的代理变量，计算出劳动产出弹性。对于width=17,height=20,dpi=110的估算，使用(工资+福利费)/全年主营收入来代替。

3.控制变量

除了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外，本文还设置了影响劳动收入份额(ls)的控制变量集合：(1)资本密集度(lnkl)，用企业固定资产净值与职工人数的比值表示，并取对数进入回归方程。资本密集度等同于企业的资本产出弹性，劳动收入份额随着资本密集度上升而下降，所以预期资本密集度的符号为负；(2)全要素生产率(lntfp)，采用LP法进行测算，并取对数进入回归方程。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企业的技术水平和要素使用效率，所以预期全要素生产率的符号为负；(3)企业年龄(age)，用现在年份减去成立年份再加1来衡量，企业存活时间越长，员工就掌握越多的工作技能，预期符号为正；(4)企业规模(scale)，企业达到一定的规模经济，有利于生产成本的降低，进而促进产品价格与成本的偏离，造成成本加成率的上升和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预期符号为负；(5)企业出口(lnexport)，用企业的出口额加1并取对数来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吸纳了大量过剩和闲置劳动力，因此可能促进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预期符号为正；(6)企业进口(lnimport)，用企业的进口额加1并取对数来表示，企业进口中间投入品会通过竞争效应、溢出效应、替代劳动效应影响劳动收入份额，预期符号不确定；(7)企业利润率(profit)，选择企业的利润总额与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来衡量。企业利润率反映了企业对各要素分配收益时利润的比率，利润率越高时，劳动收入份额会越低，所以预计符号为负；(8)融资约束(financial)，采用利息支出与固定资产的比重来表示，根据罗长远和陈琳(2012)[38]的研究，融资困难的企业为应付融资约束，会留存一部分利润，进而造成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所以预期符号为负。

(三)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三套数据。第一套数据库是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包括了全部国企和规模以上的非国企。参考Brandt等(2012)[39]的方法，对该数据库进行处理：剔除职工人数小于10的企业样本；删除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净值等存在零值或者缺失的企业样本；删除工资总额和应付福利费为零的企业。第二套数据是海关贸易数据库，将该数据库中的企业名称中有“贸易”“经贸”“科贸”“进出口”等字样的企业剔除。第三套数据是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该数据库用来测算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

值得注意的是，工企数据库最新数据是2013年，其中在2008—2010年期间，该数据库未提供应付职工薪酬情况，对于缺失的年份，运用插值法补齐缺失数据。表1描述了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统计特征。

表1 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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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实分析
图1绘制了全球价值链上游度、成本加成率与劳动收入份额的趋势图。从中可以看出2000—2013年期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度和成本加成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劳动收入份额反而呈现逐渐下降趋势。在样本区间内，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的平稳上升趋势说明我国企业渐渐参与上游环节，开始进行核心零部件和设计研发阶段的生产，而不是刚刚入世时承接大量的组装贴牌生产环节。与此同时，企业成本加成率上升了15.6%，这说明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承接国外转移的产业，随着国家政策的扶持和企业生产率的提高，通过价格效应和边际成本效应，成本加成率呈波浪式上升趋势。另外，劳动收入份额在样本期间内下降幅度为22.4%，说明劳动生产要素收益占所有要素收益的比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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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全球价值链上游度、成本加成率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趋势

为了进一步观察全球价值链上游度、成本加成率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图2将全球价值链上游度和劳动收入份额取行业均值后并绘制趋势图，从图2中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上游度行业均值越高，劳动收入份额行业均值越低，与前文的理论机制分析一致。图3将企业成本加成率和劳动收入份额变量取行业均值后并绘制趋势图，发现企业成本加成率行业均值和劳动收入份额行业均值也呈现明显的反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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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全球价值链上游度与劳动收入份额关系的初步观察 图3 成本加成率与劳动收入份额关系的初步观察

五、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2报告了式(1)的基准回归结果。表中所有回归的被解释变量均为以生产法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表2的列(1)显示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程度越深，劳动收入份额越低。企业成本加成率的系数也显著为负，表明企业成本加成程度越高，劳动收入份额越低。由列(2)至列(4)估计结果可知，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的估计系数均为负，与列(1)结果一致，这验证了假说1的成立。企业逐渐参与价值链上游环节后，会将资源转移到研发、关键零部件生产等高附加值环节中，导致劳动要素收益占比下降，造成劳动市场份额下降。此外，列(2)至列(4)中的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估计系数也均为负，与列(1)结果一致，这验证了假说2的成立。企业成本加成程度越高，说明企业的产品定价能力较高，劳动者谈判能力相对较弱，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

表2 基准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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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就控制变量而言，列(2)在列(1)的基础上加入资本密集度、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其中资本密集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一结果与盛斌和郝碧蓉(2021)[40]的实证研究一致，说明企业的资本密集度越高，相应的资本产出弹性越高，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系数为负，说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给企业带来了超额收益，企业分配收益偏向资本和技术而非劳动力，进而造成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企业年龄的估计系数为正，说明随着企业成立时间的延长，企业注重对劳动力要素的收益分配，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上升；企业规模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当企业达到一定的规模经济后，注重对资本要素收益的分配，而且市场垄断势力的加强和成本节约效应也使企业获得劳动力成本之外更多的超额利润，造成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列(3)在列(2)的基础上加入企业出口、企业进口控制变量，其中企业出口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我国通过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制造业企业承接国外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企业进口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中间投入品的进口通过知识外溢效应、替代劳动效应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列(4)在列(3)的基础上加入企业利润率和融资约束，企业利润率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企业利润率越高，劳动收入份额越低。融资约束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融资约束困难或者企业财务状况不好的企业会增加利息的支出，财务负担增加，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

(二)内生性分析
当基准回归模型出现测量误差、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情况时，内生性问题就会产生。对于测量误差问题，选择替换变量指标的方法来解决此类内生性问题。对于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借鉴周华等(2016)[41]的研究方法，构建GVC非等间距上游度来作为替换指标，具体结果见表3列(1)。结果显示，GVC上游参与度替代指标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考虑测量误差问题后，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对劳动收入份额仍有显著影响。对于成本加成率，在基准模型中，选择生产函数法测算的加成率指标，因此借鉴盛丹和王永进(2012)[42]的研究方法，采用会计法重新测算成本加成率并作为替代指标进行估计。基于会计法测算的成本加成率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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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中，VA是工业增加值，WAGE是工资和福利费用，MID是企业中间投入。具体回归结果见表3的列(2)，基于会计法测算的成本加成率替代指标估计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没有改变，说明基准回归结果仍成立。

对于反向因果问题，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与劳动收入份额可能互为因果，比如，企业进行利润分配时会偏向技术和资本，造成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此时企业会不断追求专业化生产和垄断利润，逐渐地攀升到全球价值链上游。为避免此类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根据工具变量法的基本原理，合适的工具变量需要与内生变量相关，但是与扰动项不相关[43]。为此采用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以进一步避免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具体回归结果见表3的列(3)，该列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的估计结果。其中，Kleibergen-Paap rk LM 和Kleibergen-Paap Wald rk F 检验排除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和工具变量弱识别的可能性，表明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回归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此外，成本加成率与劳动收入份额也可能互为因果，当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时，劳动者谈判能力下降，此时资方的谈判能力不断上升，那么产品定价话语权也就逐渐提升，企业成本加成率将增加。为解决内生性问题，采用成本加成率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具体回结果见表3的列(4)。结果显示，虽然成本加成率的估计系数有所变化，但是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对于遗漏变量问题，基准回归分析已经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考虑到省份层面、行业层面可能存在难以控制和观测的因素，表3的列(5)在表2的列(4)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省份、行业固定效应，列(5)回归结果显示结论依然不变。同样地，表3的列(6)在表2的列(4)的基础上加入省份—行业固定效应，结果依然印证了本文基准回归的结论。

表3 内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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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稳健性检验
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分为生产法和收入法，本部分将使用以收入法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表4的列(1)汇报了对以生产法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回归的计量结果，列(2)是对以收入法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回归的计量结果。表4中列(1)和列(2)回归结果表明无论劳动收入份额计算方法如何变化，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和企业成本加成率的符号和显著性没有明显变化，表明本文结论的稳健性。为了更好地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和成本加成率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长期关系，构建差分GMM模型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表4的列(3)回归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和企业成本加成率在长期中对劳动市场份额变动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负，该结果与基准回归的结论一致。另外，由于工企数据库没有提供2008—2010年期间的应付职工薪酬情况，为避免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单独对2000—2007年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具体结果见表4的列(4)和列(5)，其中列(4)不包括控制变量。该结果再次证明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最后，发现样本期内存续企业与全部样本企业在重要指标上的核密度分布重合度较高，能够作为替代样本去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因此筛选出2000—2013年存续样本企业共30 869个，并重新进行回归。具体结果见表4的列(6)，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和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估计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进一步表明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表4 稳健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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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异质性分析
本部分将通过多维度(所有制、贸易方式、区域)的异质性讨论来分析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和企业成本加成率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对基准回归模型的结论进行再次验证。

1． 所有制异质性

不同的所有制企业处于不同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时，其劳动收入份额受影响的程度也有所差异。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承接国外转移的产业和引进国外资本，中国地方政府长期赋予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所以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上升时，外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反而上升。同时，国有企业一方面承担着“稳就业保民生”的社会责任，在很多方面享有补贴、融资等国家政策优惠[44]；另一方面，大型国有企业大多处于国内产业链上游且占据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长期拥有土地、资本等要素的支配权[45]，因此其劳动收入份额受到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的正面影响。不同于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难以获取优惠政策支持，在面临生存压力时，会注重资本和技术偏好，因而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对民营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面影响。同样，在成本加成率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方面，国内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存在差别。相比于国内企业，外资企业有着健全的工会组织，劳动力会利用劳资谈判机制影响管理层决策，因此成本加成率上升时，外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将提高。基于上述分析，将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和成本加成率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进行考察，在区分企业所有制类型时，以国有实收资本比率超过50%和外商实收资本比率超过25%作为区分国企和外资企业的方法。具体回归结果见表5列(1)至列(3)，发现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对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估计系数虽然不显著，但符号为正，与逻辑一致；对外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民营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负向影响。成本加成率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外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正向影响，也与逻辑一致。

2.贸易模式异质性

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就不断发展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模式，凭借充足廉价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加工贸易快速发展。加工贸易企业依靠低成本优势从中低端装配组装环节嵌入全球价值链，这些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要低于一般贸易企业和混合贸易企业，难以在资本深化和技术升级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因此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不是加工贸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因素。另外，由于加工贸易通常从事中低端环节，对产品定价没有产生影响，因此成本加成率也不是加工贸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因素。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和成本加成率对不同贸易类型企业的影响，具体回归结果见表5列(4)至列(6)，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和成本加成率对混合贸易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估计系数不显著，与逻辑一致。

表5 分所有制和贸易方式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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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区域异质性

考虑到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要素禀赋、经济发展条件等因素造成各地区经济水平的差异，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和成本加成率有可能因地区不同对劳动收入份额带来异质性影响。本文将全国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进行研究。具体的实证检验结果见表6。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对东部地区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显著负向影响，但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基本上处于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程度高，有着政治经济优势和便利的交通基础设施，而且嵌入GVC企业占到全国企业的90%以上，企业GVC上游参与度的提升说明企业积极参与高附加值环节的分工，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明显，造成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中西部地区企业承接了大部分东部地区转移出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产业层次低且制造业企业转型困难，对劳动力需求小于供给[18]，造成中西部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的估计系数不显著。再观察成本加成率的估计系数，可以发现成本加成率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估计系数在东部地区显著为负，在中西部地区也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企业通过掌控产品的定价权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而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主要承接东部地区转移的低层次产业，难以有效提升产品定价能力。

表6 分区域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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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机制分析
(一) 模型设定
根据前文分析，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和成本加成率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向影响，本部分将进一步分析成本加成率在企业GVC上游参与度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过程中所起的中介作用。本部分在式(1)的基础上构建如下模型

lsit=α0+α1gvcit+α2X+μi+μt+εit

(7)

markupit=β0+β1gvcit+β2X+μi+μt+εit

(8)

lsit=λ0+λ1gvcit+λ2markupit+λ3X+μi+μt+εit

(9)

其中，markupit表示生产函数法估计的企业成本加成率，本部分中介机制检验首先采用固定效应回归作为基准回归，然后进行联合中介效应回归，同时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中介效应进行sobel检验，以确保成本加成率是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渠道，最后采用替换成本加成率、长差分回归、Tobit估计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二) 中介作用分析
表7列(1)(2)(3)分别为式(7)(8)(9)的回归结果。从表7列(1)基准回归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与表2列(4)结果一致。表7列(2)显示，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性为正，表明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促进企业成本加成率的提高，可能的原因是：在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提升的过程中，企业偏好技术和资本，开始大规模生产高质量产品，这促使企业拥有一定的产品定价权，进而提高成本加成率。表7列(3)是联合中介效应模型。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和成本加成率的估计系数均为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成本加成率是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路径。为了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本部分对中介变量进行sobel检验。具体做法即测算中介变量路径上的估计系数的交互项是不是具有显著性，也就是检验原假设H0：β1λ2=0。如果拒绝原假设H0，说明成本加成率作为中介变量是显著的。根据此验证方法，交互项β1λ2的标准差width=140,height=29,dpi=110另外检验统计量width=93,height=26,dpi=110计算统计量z的值是-2.031，p值为0.042，说明在5%的水平上显著，所以成本加成率的中介效应比较显著，验证了前文的假说H3。

表7列(4)-(6)是在列(3)的基础上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的结果。稳健性检验一：替换成本加成率。在本部分回归中采用不包括本企业的成本加成率行业均值作为替代指标进行估计，具体回归结果见列(4)。发现成本加成率估计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与列(3)相同，说明替换成本加成率指标后，成本加成率的内生性问题并没有产生实质性干扰。稳健性检验二：长差分回归。为了捕捉企业成本加成率中介效应的长期影响，选取样本期内的首尾两年(2000年和2013年)，构建一个较长时间跨度的差分，具体回归结果见列(5)。根据列(5)回归结果，在长期内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和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与列(3)相同。稳健性检验三：Tobit估计。由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取值主要维持在0和1之间，假如直接将劳动收入份额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可能会截留部分数据，因此选择Tobit模型来解决此类问题。具体回归结果见列(6)，可以发现在解决数据截留问题后，本文结论依旧稳健。总而言之，在采用三种稳健性检验后，本文依然发现企业成本加成率是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途径，说明本文结论可靠。

表7 中介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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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在工业-海关数据的基础上，研究GVC上游参与度和企业成本加成率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考察了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中介效应。研究结论表明：(1)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劳动生产要素在要素收益分配中的比例，造成劳动收入分配的减少；企业的成本加成率也显著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2)在异质性分析中，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成本加成率对加工贸易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的收入效应不显著。(3)中介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成本加成率能够扩大企业GVC上游参与度对劳动收入分配的负面效应。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劳动收入宏观分配调节机制。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必然导致技术和资本偏向，是市场经济中的正常现象，因此在初次分配中要积极采取措施提高劳动要素收入，实现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的同步性、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报酬的同步性，强化知识价值导向；在再次分配中，还要进一步实施收入再分配政策，如税收、最低工资等，通过提高低技能劳动者报酬等措施来缓解国民收入分配差距，减缓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速度。

第二，提升高附加值生产环节的参与程度。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趋势，本文研究认为GVC上游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向影响，但从提高劳动收入占比的长远角度看，这并不意味着放弃进一步对外开放和融入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切不可“因噎废食”。值得注意的是，企业GVC嵌入的低附加值生产环节才是造成劳动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因此企业主动提升全球价值链承接地位，才是根治劳动收入份额偏低的治本之策。

第三，积极发挥工会职能，引入并完善劳动收入谈判制度。在企业内部，劳动收入谈判制度是有效提升劳动者谈判能力的工资制度。因此，应积极发挥工会职能，维护劳动者权益，增加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和平衡劳资地位，将企业发展路径从“弱劳动重技术”转为“重技能优技术”，让劳动者共享经济发展红利。

第四，因地制宜，为企业构建良好政策环境。在完善收入分配体系的过程中，还需要针对性地对重点部门、重点企业、重点地区进行引导，如GVC上游参与度对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中部地区企业的收入不平等效应有着较严峻的风险。因此，进行收入分配改革时，有节奏、有重点地对这些关键环节进行改革将产生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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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stream Participa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 Enterprise Cost Plus Rate and Labor Income Share
ZHANG Chen-xia, LI Rong-lin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upstream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enterprise cost plus rate on labor income share. Then it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upstream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enterprise cost plus rate on labor income share by using the matching data of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d customs from 2000 to 2013, and investigates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enterprise cost plus rate. It is found that both the upstream participation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the cost addition rate of enterprises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 In addition, the effects of upstream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enterprise cost addition rate on labor income share are heterogeneous. Specifically, the upstream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general trade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the cost plus rate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income of processing trade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Further intermediary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the enterprise cost plus rate can expand the negative effect of enterprise GVC upstream participation on labor income distribution.

Key words：global value chain upstream participation; enterprise cost plus rate; share of labor income; initial distribution; bargaining power

收稿日期：2021-05-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06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9YJC790177)。

作者简介：张晨霞，女，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国际贸易与投资研究；李荣林，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与投资研究。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007(2021)11-0075-18

责任编辑 应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