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权力的实现基础与扩张机制

奥鹏网院作业

国际货币权力的实现基础与扩张机制
——基于能源视角的理论分析
黄泽清 陈享光

[提 要] 能源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后，其强化下的产业资本循环是货币权力的实现基础。作为流动资本的核心能源具有固定资本的部分特性，可通过两种方式缓解价值丧失以实现货币权力：释放更多的能量，节约不变资本。本文认为，固定资本的流通决定了货币贮藏的份额，特定主权国家可以通过控制能源的生产使用权来加速固定资本流通，并通过发展信用制度来推动国际货币权力的扩张。因此，我国应在充分发展能源与产业经济的基础上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关键词] 能源；国际货币权力；资本主义生产；资本流通

一、引言
作为财富权力的具体表现，货币权力不仅是一种支配和统治本国民众的社会权力，还是一种通过国际市场支配和统治世界的权力(胡贤鑫等，2010)，从而表现为一种国际性的货币权力。在当代，一国货币权力向国际扩张的背后需要以该国产业资本发展为基础，而产业资本的发展又离不开对煤炭、石油等特定能源的需求。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言：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世界。能源和货币权力的联系在资本主义形成之初便已确立，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日益紧密。自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一国对于能源供给的控制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国货币的国际地位，能源绑定成了国家崛起和本国货币国际化的助推剂(管清友，2010)。然而，一方面，学界在分析19世纪的英镑霸权以及20世纪以来的美元霸权时大都是将能源和货币作为两个并列的逻辑链条来讨论，对二者之间具体联结机制的分析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尽管2018年3月我国正式推出了人民币原油期货，开启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新阶段，但学者们就其背后机理的分析大都是侧重于人民币对大宗商品的计价结算功能，鲜有关于人民币是否具备能源基础以应对美元霸权的讨论。因此，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学界都缺乏对于能源如何帮助实现和推进国际货币权力的足够关注。为了识别能源对国际货币权力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厘清能源对于国际货币权力扩张的推动机制，本文首先总结了学者们关于国际货币权力实现基础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延伸出能源对于国际货币权力的基础性作用，然后以固定资本的流通为突破口，探究了能源推动国际货币权力扩张的机制。

二、国际货币权力实现与扩张文献述评
国际货币权力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它通常被定义为某一行为体通过国际货币关系影响其他行为体相关行为的能力(施箐，2017)。然而，与当前学界普遍关注国际货币权力的运用与维持不同的是，在该理论发展初期，学者们大多关注国际货币权力的本质来源与实现基础。金德尔伯格(1986)从国家权力或国家霸权的视角分析了国际货币权力的来源，他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离不开霸权国家所提供的“国际公共品”，其他国家对这类国际公共品的“搭便车”行为使得霸权国家的国际货币权力得以实现。在这一过程中，霸权国家需要在政治、经济、自然资源以及军事方面均超过其他国家，从而实现权力的稳定。吉尔平(2006;2011)也认为货币权力是国家权力在货币领域的表现，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的发行离不开主权国家的背书，货币从其自身创造开始就已经和国家权力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国际货币权力自然离不开稳定性霸权国家的权力。事实上，霸权稳定论表明，国家权力为国际货币权力的实现提供了基础条件，根据这一基本规则，后续许多学者都围绕国家权力的结构来分析国际货币权力的实现基础。摩根索(2006)指出，国家权力的构成包括地理、自然资源、人口、工业能力、军事能力以及外交和政府素质等。美国国际关系学者通过定量研究给出了衡量国家权力的国家能力综合指数(CINC)，该指数包括军费、军事人口、钢铁产量、能源消耗、城市人口以及总人口六大变量(周帅和刘洪钟，2017)。Eichengreen(2011)认为国家权力包括超高的经济实力、发达的金融市场、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及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因此，货币权力是国家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赋予货币的一种权力，国家权力对货币权力的渗透构成了货币的基础性权力(谢晓光和周帅，2015)。事实上，“国家权力构成了国际货币权力的实现基础”这一观点不仅存在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霸权稳定论中，经济学的货币名目论也具有类似的观点。该理论认为，货币本质上是一种实现商品交换的信用，是对商品所有权的契约，在当代，信用货币的价值完全取决于政府的信心及其对未来的预期。其中，后凯恩斯主义的“现代货币理论”(MMT)认为现代货币是一种“税收驱动货币”，在现代国家进行强制税收的条件下，只要国家承认将某种物品作为国民纳税的支付方式，则其即为货币(Wray，1998)。在该理论看来，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央行能够凭空产生无限的准备金，从而可以满足商业银行的任意贷款需求(雷，2017)。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或政府的权力就基本上决定了货币的权力。

为了进一步阐明一国货币权力在国际上的扩散和传导，学者们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权力在国际市场和国际关系中的应用。科恩(2004)指出，国际货币权力正是在货币的跨国使用中出现的，他认为国际货币在世界范围内的传导具有主动性，包括转嫁权力和延迟权力两个方面，它们能够将国际收支失衡的成本转移至其他国家并推迟成本调整的压力。该理论表明，国际货币权力能够应对国际收支失衡所带来的过渡性损失和持续性损失，这就要求其来源应同时包括金融市场力量和官方货币储备两个方面(Cohen，2005)。因此，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认为，国内外市场和国际关系地位是国际货币实现的基础。在市场方面，根据黄琪轩(2017)的分析，美国正是因为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从而作为世界经济的“最后进口者”，才能够通过影响英国及其利益相关国的偏好来削弱英国同美国在国际货币权力上的竞争力，并成功取代英国成为领导性货币权力。在国际关系地位方面，科什纳(2013)认为国际货币权力本质上是一种非对称相互依赖的国际货币关系，离不开国际竞争与国际地位关系的讨论。他认为，不同国家的基础实力差异造成了国际地位的区别，从而形成了一种非对称性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不平等的依附关系，这便是国际货币权力的来源。国际货币公共品具有较强的外部性，能够降低国际货币的交易成本，从而使其获得了大批追随者，追随者的规模随着国际市场的发展而不断壮大，这进一步巩固了国际货币的权力。可见，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他们不再通过深入探讨国家权力背后的经济运行机制来分析国际货币权力的实现基础，而是将国际货币权力作为一种强制性权力的工具，并转而研究权力的具体应用和维持机制了。

事实上，忽略经济基础来探究国际货币权力的运行很难从根本上理解国际货币权力的来源与实现基础。正如斯特兰奇(2006)所指出的，货币权力是一国政治经济实力赋予货币的领导力并由此带来的权力，在包括金融结构在内的多种结构性权力中，生产结构具有强烈的制约作用，生产一直是几乎所有政治经济的基础。因此，一方面，如果说货币权力来源于国家权力，而国家权力又取决于经济、政治以及军事实力，那么这些实力背后更为本质层面的物质基础又是什么呢？另一方面，如果说国家实力的非对称性依赖构成了国际货币权力的来源，那么这种非对称性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促使了非对称性依赖的发展呢？为了补充并完善学界关于国际货币权力实现基础的研究，需要借鉴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展开分析。已有研究在分析国际货币权力时，即使探究到了经济层面，也大都是围绕着货币的国际环流、贸易收支的失衡以及大宗商品的计价结算等货币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角度展开分析的，鲜有关于货币作为价值尺度职能的分析。然而，在信用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权力的扩张需要以货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为前提，否则货币的品质就会受到威胁，货币的权力也必将受到弱化(陈享光和黄泽清，2018)。因此，为了对国际货币权力进行更深层面的分析，就需要跳出流通领域，探究生产领域的基础性作用。而在生产领域内部，作为生产的驱动力，决定性能源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根据Phillips(2006)的分析，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里，具有领导性的国际货币权力或者货币霸权与决定性能源密不可分，英国、美国等每个具有货币霸权的国家都是在其经济实力尚未完全显现出来时就已经将燃料能源的使用隐藏在其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了。目前全球面临的问题是能够抓住特定能源发展机遇的国家往往缺乏管理能源的资金，否则美国的霸权地位就很有可能被其他具备全球经济领导力的国家所替代。具体地，就英镑而言，其货币权力离不开煤炭能源的作用。Wrigley(2010)发现，燃烧煤炭释放的能量是工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足够的煤炭能源，英国工业革命和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持续下去，英镑成为世界关键货币也就无从谈起。与此类似，美元霸权的崛起也离不开石油能源的作用。Spiro(1999)发现，美国与沙特在20世纪70年代签订的“不可动摇协议”使得美元绑定了石油，而石油美元的经济循环则可以影响全球化的各个方面，它不仅能够通过回收欧佩克的财富来补贴政府及居民债务，还可以通过发放货币来干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国内学者王湘穗(2011)以及兰永海等(2012)试图通过分析能源与货币权力的关系来探究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机制。他们认为，由于支撑货币权力的是国家对资源的控制力，因此如果离开对资源的控制，主权货币也就失去了资源整合和分配的安全空间。但是，上述分析在讨论能源对于货币权力的基础性作用时大都忽视了连接二者的生产或资本积累环节，从而出现了一面是以能源为核心的生产链条，一面是以美元(货币)为核心的消费链条。实际上，美元霸权的确立离不开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探讨，美国为了维持其世界霸权地位试图扩大对石油储备的控制权以扩大资本积累，而对于能源的“最大攫取战略”则导致了能源帝国主义(Foster，2008)。因此，能源和资本主义生产应该被确立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理论，忽视能源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以及生产对于货币的影响都难以概括出完整意义上的国际货币权力(Muzio，2014)。

三、能源对于国际货币权力实现的基础性作用
国际货币权力的形成与推广需要以能源推动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及其在全球范围的稳步扩张为基础。由于“权力”的产生必须通过一定的物质中介而形成悬殊的力量对比(董彪，2017)，因此国际货币权力也应通过相应的中介来实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货币权力是货币资本的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具体表现，而货币资本权力的物质中介则是产业资本积累所支撑的资本主义生产。在这种情况下，能源作为产业资本积累必不可少的辅助材料，为推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扩张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动力，并在此基础上为货币资本权力以及其表现的货币权力提供了物质中介。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初，原始积累逐渐把劳动者及其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分离之后，能源就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了。一方面，产业资本家将生产资料投入到产业资本循环以实现资本积累时，不能单独依靠人工去驱动工具和机器，而是需要机械能。核心能源在充分燃烧后释放出的化学能可以直接通过外燃机、内燃机转化为机械能，也可以通过发电机转化为电能后再通过电动机转化为机械能。实际上，外燃机、内燃机以及电动机等动力装置统称为发动机，它们是整个机构的动力(马克思，2004a)，能够将最初来自核心能源中的能量转化为产业资本积累所需的机械能。因此，产业资本家必须将最为高效的核心能源引入产业资本循环过程，否则资本循环会因为缺乏动力而面临降速甚至停滞的风险，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石将会坍塌。另一方面，劳动力在使用之后需要不断再生产出来，而劳动力的再生产离不开对能源的消耗，包括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热能消耗、食物消耗等。在资本主义之前，这些能源主要是以非商品化的形式获得的，而现在，劳动者不得不通过工资购买商品化的能源来维持生存。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无论是生产资料的运动过程还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都离不开对能源的控制和利用，能源强化下的产业资本循环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并以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在资本主义时代，人与人之间、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像原先封建社会那样通过贵族身份来确定，而是通过货币来主导，对这一时代说来，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马克思，2004a)。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财富权力的表现形式，货币权力的源泉不仅包括劳动，还包括自然界。因为，只有当劳动者具有相应的生产资料时，即其成为自然界的所有者的时候，他的劳动才是使用价值的源泉，从而也就是财富的源泉(马克思，2015)。由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割裂了劳动与自然界的直接联系，因此货币权力的实现基础就必然离不开自然界的约束，尤其是自然界中与物质资料生产密切相关的能源约束。实际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旦资本合并了劳动和自然这两个要素，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能力，这种能力可以把资本积累扩展到超出自身大小所确定的范围，即超出由体现资本存在的、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所确定的范围(马克思，2004a)。于是，在这一过程中，财富的权力，从而货币资本或者货币的权力便不再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进行封闭式传递，而是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进行开放式传递。这种开放式的传递会因资本积累的无限性而不断突破地方的、宗教的、政治的以及种族的束缚，最终使得地方性货币权力演化为国际货币权力。

实际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货币权力是一种资本权力，而货币只有在联系产业资本循环时才具有资本的职能，成为资本的表现形式(马克思，2004b)。尽管产业资本循环在不同阶段会分别采取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以及货币资本的形式，但每种形式都是相对片面的，都会束缚产业资本的某些特性：前者忽视了资本的流动性而后两者则忽视了生产性。显然，要分析货币资本的权力基础不能从货币资本自身入手，因为“货币资本的权力来源于货币资本”无疑是一种同义反复。同样，分析货币资本的权力基础也不能从商品资本入手，因为商品资本同货币资本一样处于产业资本循环的流通阶段，而流通阶段的资本权力基础则需要跳出这一阶段进行分析。因此，我们只能从生产资本入手，从资本循环的生产阶段入手，分析能源对于货币权力实现的基础性作用。如果说资本循环的生产阶段是分析货币权力基础的主要矛盾，那么生产过程内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联系则是这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事实上，能源对于(货币)资本权力的基础性作用主要体现在能源对于固定资本的作用以及固定资本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作用之中。

在固定资本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作用方面。首先，在劳动过程中，机器体系成了劳动资料的最后形态，科学、巨大的自然力和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马克思，2004a)。因此，就资本对自身的关系来看，机器体系表现为固定资本最适当的形式，而固定资本又是资本一般的最适当的形式。其次，在价值增殖过程中，资本是运动中的价值，价值只有在不断运动中才能实现增殖，任何一个稍长的静止状态都会出现价值丧失的问题。因此，从资本对外部的关系来看，流动资本同固定资本相比表现为资本的适当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1998)。可见，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使得资本运动过程表现为价值丧失和价值增殖的矛盾统一，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特殊标志，固定资本的发展本是为了促进资本流动以实现积累，但其自身却将资本积累困在了一个固定的、越来越僵硬的世界中，这个世界容易受到高速流动的货币资本的攻击(哈维，2016)。如果无法顺利找到连接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纽带以缩短固定状态阶段所占用的时间，产业资本就会面临着价值丧失的问题，资本积累的危机便会随着前者的大规模贬值而爆发，资本主义生产扩张将会受阻，其所能表现出的国际货币权力也将被破坏。

在能源对于固定资本的作用方面。固定资本之所以会在生产过程中表现出特殊性，是由其自身特点决定的。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固定资本具有两个特性，一是以其价值而不是实物形态参与流通，二是价值流通是在多个周转时期一步一步完成的。作为辅助材料的能源，由于其在每一个劳动过程中都会被全部消费掉，对每一个新的劳动过程都必须全部用同一新的物品来替换，故其显然不满足固定资本的第二个特性，因此只能是流动资本而不是固定资本。然而，能源在执行辅助材料的职能时，其在物质上不加入产品但其价值会形成产品的价值，产品的流通也会使这部分能源的价值流通，此时，能源不是作为劳动对象，而是作为劳动资料发挥作用，符合固定资本的第一个特性。因此，在这一点上，它们和固定资本是相同的(马克思，2004b)。特别地，当能源是一点一点地被使用而不是在一个资本周转期限内被用尽时，固定资本和能源之间的区别也变得“模糊”了(哈维，2016)。可见，即使能源是一种流动资本，但却具备固定资本的某些特性，因此其能够以流动资本的方式作用于固定资本来缓解产业资本的价值丧失过程，从而为产业资本的最一般形式——货币资本奠定了权力基础。换言之，货币是一般等价物，货币资本则是产业资本的一般形式。因此，为其提供基础性作用的资本也应该是相对一般的，而能够作用于任何特殊固定资本的“能源资本”就是这种一般性的资本，它能够在实物上为所有类型的固定资本提供动力以缓解价值丧失过程。具体而言，核心能源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缓解价值丧失。第一，高效的核心能源可以提供更多的化学能和内能，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顺利运转提供能量基础。作为固定资本最适当的形式，机器体系的高效运转协作可以加速生产过程，而机器的高效运转以及机器体系的有效协作离不开核心能源所提供的能量基础。如果缺少核心能源的支撑，固定资本以及整个产业资本都会面临价值丧失的问题，从而部分地丧失资本权力。正如马克思所言，不仅要有性能好的机器，而且要有优质的原料和辅助材料(马克思，2004c)。第二，对于核心能源的高效利用能够通过节约其他不变资本来缓解价值丧失过程。核心能源带来的不变资本的节约可以降低后者与总资本以及可变资本的比例，从而提升利润率，进而使得产业资本的价值丧失进程得到缓解。不变资本的节约包括生产不变资本劳动上的节约和不变资本自身的节约，核心能源的影响主要在于后者。首先，机器三大组成结构之一的动力机的改良可以更为充分、有效地利用核心能源，从而使得发动机的动力得到极大增长，最终带动传送机和工作机更为高速、有效地运转，使得机器自身以及机器体系之间的协作能力得以提升。这一过程可以通过缩短流通时间、降低固定状态的停留阶段来缓解价值丧失。尽管发动机的改良不是核心能源自身带来的，但发动机改良的目的却是与核心能源相关的，即更好地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使得能源释放的能量更多地转化为机械能来为产业资本积累提供动力。其次，对于化学反应、力学运动的新发现或新发明也会带来不变资本的节约，如果一种新的化学反应能够通过改变能源所含能量的运动方式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那么这一发明就能够节约更多的不变资本。最后，对于核心能源的高效利用可以最大程度上降低能源燃烧后产生的废弃物，使得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马克思，2004c)，由此节约的不变资本可以大大提升利润率。

众所周知，在18世纪的英国，煤炭能源的有效利用极大地提升了人均产出和生活水平，并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确立了英镑的国际地位。一方面，化学反应的发明和改善提升了能源的使用效率，使得煤炭能源不断释放出更多的能量并逐渐替代了薪柴能源。煤炭作为薪柴的替代性能源，在最初只是提供住宅取暖和家庭生活的其他用途而无法用于冶炼矿石等生产活动，炼铁厂仍然是使用越发昂贵的薪柴能源。其本质原因在于煤炭能量释放效率的相对不足，具体表现则是未经提纯的煤炭在燃烧时所蒸发的硫化物会使铁矿石变质，产生不纯的生铁，这种铁容易破碎、不能用锤子加工(芒图，2016)。在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不断革新后，焦炭炼铁和搅拌炼铁法使得煤炭能够在工业中被大规模使用，从而逐渐替代了薪柴能源的地位。另一方面，蒸汽机等动力装置对于煤炭的充分利用推动了机器的运转效率。尽管煤炭能源的大规模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薪柴能源时代经济低效运转的压力，但是要完全打破有机经济的各种限制，最根本的方法还是要获得充足的机械能供应，而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良则能够使得煤炭能源中蕴含的化学能和内能更为高效地转化为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机械能。事实上，在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前人们就已经探索出了将能源中的内能释放出来以获取机械能的方法，如纽可曼发动机(火力机)，但是这种机器利用煤炭能源的效率十分低下，大致为1%～2%，远低于20世纪早期蒸汽机所能达到的20%(里格利，2013)。这种情况导致了大量燃料的耗费，阻碍了机器的运转效率。正如瓦特在给蒸汽机命名时所指出其原来的意图一样，为了减少火力机中的蒸汽和燃料的消耗量 (芒图，2016)。

四、能源对于国际货币权力扩张的推动机制
能源作用下的产业资本循环为货币权力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能源对国际货币权力的推动作用则源自其对于游离出产业资本循环的货币资本，即借贷货币资本的影响。如果说前者呈现出产业资本循环的内在关系，那么后者则体现为生息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外在联系，而这种外在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信用制度的发展，离不开国家主权的介入。在这种情况下，能源推动国际货币权力的关键问题就是控制核心能源的主权国家如何通过加快信用货币的发展来实现其国际货币权力的扩张。实际上，与上文分析类似，能源对于国际货币权力的推动也是两个阶段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核心能源控制国试图通过加大对核心能源的控制利用以扩大产业资本积累，而这会带来贮藏货币与流通货币的失衡；二是核心能源控制国为缓解货币不平衡而增发信用货币，从而造成信用货币形式的国际货币权力扩张。

1.第一阶段。上文已经分析，高效的核心能源能够推动产业资本积累进程，从而为能源控制国实现更多的资本增殖。为了加快这一进程，能源控制国迫切需要使用上文阐述的多种方式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而这会带来与固定资本增多相关的货币结构失衡。究其原因，在于固定资本的流通特征。固定资本的流通是一种独特的流通。作为价值，固定资本是流通的，而作为使用价值，固定资本是不流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998)。固定资本的价值在继续流通的同时，其在物质上却仍然作为使用价值被封锁在生产过程范围内(哈维，2017)。在这种情况下，固定资本的流通服从如下规则：它作为价值而流通同它作为使用价值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费是相适应的，只有在它作为使用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完全消耗时，它的全部价值才会完全被再生产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1998)。固定资本流通的特殊性使得因损耗而在实物形式上丧失的那部分价值会作为产品的一部分价值来流通，并经由商品转化为货币。随着固定资本流通的持续，固定资本以实物形式存在的那部分价值在不断减少，而它转化为货币形式的那部分价值则不断增加，一直到它的寿命完结，它的全部价值和它的尸体脱离，转化为货币为止(马克思，2004b)。因此，固定资本流通的独特性使得价值获得了一种“双重存在”：一部分逐渐以货币形式收回，另一部分则被束缚在尚未用尽但却不断减少的实物形式中。这使得固定资本和货币无法同时以完整的形式出现，由于货币必须先要贮藏起来等到机器等固定资本的寿命结束后才能对其进行补偿，并在补偿之后重新回到流通过程，因此货币的贮藏和流通势必会受到固定资本流通速度的制约，固定资本的流通决定了在特定时刻有多少货币应从流通中撤出或回归流通(哈维，2016)。社会现有的货币总有一部分作为贮藏货币闲置不用，另一部分则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而货币总额分为贮藏货币和流通手段的比例会不断变化(马克思，2004b)。在个体层面，由于贮藏货币是在固定资本寿命结束之前固定资本价值在货币形式上的贮存，只有当该固定资本寿命结束时才会失去货币贮藏的形式并进入流通阶段，因此，随着其流通速度的加快，特定固定资本的寿命也在降低。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体层面，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持续发展，单一固定资本寿命的降低会极大增加整体固定资本的数量，从而使得整体固定资本的寿命之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出现不断提升的可能。由于固定资本的补偿总是需要先积累一笔货币，而且这笔货币不是随便的一个数额，而必须是拥有一定数量的货币额(马克思，2004b)。因此，整体固定资本寿命的提升会要求货币总额中贮藏起来用于补偿固定资本价值的那部分货币份额增多，而流通货币的份额就会相对降低。随着贮藏货币份额的增多，资本积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会受到严格的限制，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会不断恶化直至停止(哈维，2016)。

2.第二阶段。为了缓解上述因能源利用效率提升而造成的货币结构失衡，能源控制国不得不引入信用制度。虽然信用本身不会产生价值，但它可以通过增多流通中货币的方式提升产业资本循环周转的速度，并通过生息资本的形式获取更多的利润和利息。具体而言，信用制度使得货币不再执行贮藏货币的职能，而是执行资本的职能，并通过提升名义货币的数额来增多流通中的货币(资本)。信用制度将传统的货币(商品)流通形式变为货币(资本)流通形式，流通的目的不再是商品而是货币自身，是更多的货币。当货币通过信用制度的方式被投入流通以获得更多的货币时，资本就出现了。因此，特定主权国家可以在控制和利用高效核心能源的基础上扩大产业资本积累量，从而推动其货币权力在国际上的扩张。随着信用的发展，货币与货币资本不断脱离物质实体的“束缚”，表现出了虚拟性(陈享光和黄泽清，2020)。这时，货币与权力的物质中介被打破，依附于资本主义生产这一物质中介的“权力”可以直接附加于货币(资本)之上，并随着信用制度在全球范围的扩张而逐步国际化。这一过程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引发了与固定资本流通相关的货币运动的投机性的繁荣和崩溃，严重影响了国际货币权力的稳定性。事实上，在不确定货币锚定物的条件下，现行信用体系无法保证货币的品质，从而无法实现国际货币权力的长期稳定。而要维护货币品质的稳定，则需要通过大数据技术、区块链技术以及云计算技术等先进数字技术加深能源、金属商品与主权货币之间的联系以确定货币锚定物(陈享光和黄泽清，2018)。可见，作为货币锚定物的主要组成元素，能源不仅是国际货币权力实现的基础条件，还是国际货币权力扩张的重要推动力。特定主权国家通过控制能源的生产使用权来加速固定资本的流通、增加贮藏货币份额，并引致信用货币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扩张来推动国际货币权力的扩张。

在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国际货币权力最为典型的表现便是英镑、美元等特定主权国家的货币霸权，而这些货币霸权的诞生都离不开核心能源的作用。19世纪中叶，英国的煤炭产量已经占到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左右，成为世界煤炭供给的主要来源地，其由此带来的能源控制力对于推动巩固英镑的关键货币地位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当时国际贸易中的大多数商品都是以英镑计价，国际结算有90%是使用英镑(管清友，2010)。然而，随着美国煤炭产量于1900年首次超过英国，其对于煤炭等核心能源的控制力也逐渐增强，并开始逐渐取代英国的经济地位。与此同时，一种比煤炭能源更为高效的核心能源——石油能源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美国大规模开采。据统计，1880年美国的石油产量已经达到当时世界产量的87.6%(宁留甫，2016)。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内燃机的发明，这种燃烧效能更高、质量更为轻便的石油能源很快就被其充分利用以加速固定资本的流通，扩大资本主义生产，从而为美元成为世界霸权货币提供了物质基础。在1947年之前，美国一直是世界上石油最大的产出国和出口国，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美元霸权的形成，然而在此之后美国开始降低对本土石油的开采并逐步稳定地介入石油储量丰富的中东地区。至1956年，美国控制了中东已知石油储量的59.4%，石油开采的58.7%(庞忠甲，2016)。究其原因，一方面，美国试图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来维持美元权力从而减轻对本土石油能源的过度消耗；另一方面，美国积极寻求对中东地区石油储量大国的控制权以应对未来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权力的保障。可以认为，建立于1944年7月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只是美国的一个过渡性战略，它为美元权力摆脱本土石油能源的束缚打下了基础：在该体系建立不久的1945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就与沙特举行了会晤。美国将长期保证沙特王室的安全。作为回报，沙特将保证长期为美国供应石油(庞忠甲，2016)。因此，尽管中东地区的石油产量在20世纪60年代末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地区，但美国不仅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积累了足够多的黄金等硬通货，还通过经济、政治以及军事手段同沙特等中东国家达成了“不可动摇协议”，确认了美元作为石油唯一标价结算货币的地位，使得石油能源生产控制权与美元的货币权力连接在了一起，从而在真正意义上确立了基于全球能源生产控制下的美元霸权。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识别了能源对国际货币权力的基础性作用，并厘清了能源对于国际货币权力扩张的推动机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初，能源就被纳入了生产体系，影响了生产资料的运动过程和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在其强化下的产业资本顺利循环周转是国际货币权力的实现基础。在能源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后，无论是生产资料的运动过程还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都离不开对能源的控制和利用，前者需要能源提供能量以维持资本循环，后者则需要能源提供生活用能以维持生存。在这种情况下，能源强化下的产业资本循环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并以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赋予了货币以权力。资本积累的无限性使得资本主义生产不断突破地方的、宗教的、政治的以及种族的束缚，将货币权力在特定地方的封闭式传递转变为全球性的开放式传递，并最终演化为国际货币权力。

第二，作为流动资本的能源同时具有固定资本的部分特性，有助于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和国际货币权力的实现。作为辅助材料的能源，是一种流动资本，但是能源在执行其职能时，不是作为劳动对象，而是作为劳动资料发挥作用，符合固定资本的第一个特性。因此，能源能够以流动资本的方式作用于固定资本来缓解产业资本的价值丧失过程，从而为货币资本奠定了权力基础。具体而言，核心能源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缓解价值丧失。第一，高效的核心能源可以提供更多的化学能和内能，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顺利运转提供能量基础。第二，对于核心能源的高效利用能够通过节约其他不变资本来缓解价值丧失过程。

第三，货币的贮藏和流通会受到固定资本流通速度的制约，固定资本的流通决定了在特定时刻货币贮藏或流通的份额。固定资本流通的独特性使得价值获得了一种“双重存在”：一部分逐渐以货币形式收回，另一部分则被束缚在尚未用尽但却不断减少的实物形式中，这使得固定资本和货币无法同时以完整的形式出现。由于货币必须先要贮藏起来等到固定资本的寿命结束后才能对其进行补偿，并在补偿之后重新回到流通过程，因此货币的贮藏和流通势必会受到固定资本流通速度的制约，固定资本的流通决定了在特定时刻有多少货币应从流通中撤出或回归流通。

第四，特定主权国家在控制能源生产使用权后加速了固定资本流通速度，增加了贮藏货币份额，并通过发展信用制度实现其货币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从而提升国际货币权力。能源控制国在通过控制高效能源的生产和使用来推动固定资本流通以压缩特定固定资本寿命时，整体固定资本的数量和寿命会极大增多，造成贮藏货币增多，流通货币减少，从而制约资本积累。此时，能源控制国便通过发展信用制度来增加流通货币，从而提升产业资本的积累速度，推动国际货币权力的扩张。在这一过程中，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的发展打破了货币与权力之间的物质中介，使得依附于资本主义生产这一物质中介的“权力”可以直接附加于货币(资本)之上，并随着信用制度在全球范围的扩张而逐步国际化。

因此，能源不仅是国际货币权力实现的基础条件，还是国际货币权力扩张的重要推动力。鉴于此，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应积极采取措施应对美元霸权的制约。第一，充分借鉴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的发展经验，推进产业政策转型升级，通过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为人民币的货币权力提供扩张基础。第二，丰富金融市场体系，建立较为完善的本币离岸计价结算机制，并在“一带一路”等多边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助推人民币成为相关国家化石能源贸易的支付货币，增强传统能源与人民币的联系，降低美国对石油等传统能源的控制力。第三，借鉴发达国家对于新型能源的开采经验，推动我国新型能源发掘与开采技术的提升，通过新型能源的人民币计价提升未来人民币的国际货币权力，在此基础上突破美元霸权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努力构建出一个适应各国健康发展的货币体系。

参考文献

[法]保尔·芒图，2016：《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杨人楩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美]本杰明·J·科恩，2004：《货币地理学》(代先强译)，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1986：《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宋承先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陈享光、黄泽清，2018：《货币锚定物的形成机制及其对货币品质的维护——兼论数字货币的锚》，《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4期。

陈享光、黄泽清，2020：《金融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兼论“脱实向虚”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5期。

[美]大卫·哈维，2016：《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二卷)》(谢富胜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英]大卫·哈维，2017：《资本的限度》(张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董彪，2017：《权力视域中的资本——资本权力的概念、机制及其现代效应》，《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第4期。

[英]E. A. 里格利，2013：《延续、偶然与变迁：英国工业革命的特质》(侯琳琳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管清友，2010：《石油的逻辑——国际油价波动机制与中国能源安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美]汉斯·摩根索，2006：《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胡贤鑫、朱书刚、吴亚平，2010：《财富权力与货币权力——马克思的财富理论及其警示意义》，《经济学家》第10期。

黄琪轩，2017：《国际货币制度竞争的权力基础——二战后改革国际货币制度努力的成败》，《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美]L.兰德尔·雷，2017：《现代货币理论：主权货币体系的宏观经济学》(张慧玉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兰永海、贾林州、温铁军，2012：《美元“币权”战略与中国之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第3期。

[美]罗伯特·吉尔平，2006：《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罗伯特·吉尔平，2011：《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钟飞腾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德]马克思，2004a：《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德]马克思，2004b：《资本论(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德]马克思，2004c：《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德]马克思，2015：《哥达纲领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

[德]马克思、恩格斯，199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宁留甫，2016：《能源转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庞忠甲，2016：《能源超限战》，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美]乔纳森·科什纳，2013：《货币与强制：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李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施箐，2017：《货币与权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英]苏珊·斯特兰奇，2006：《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湘穗，2011：《币缘政治：世界格局的变化与未来》，《世界经济与政治》第4期。

谢晓光、周帅，2015：《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东亚货币关系的演变：国际货币权力结构—进程视角》，《当代亚太》第1期。

周帅、刘洪钟，2017：《后起国如何制衡金融霸权——基于国际金融权力指数构建的新探索》，《欧洲研究》第6期。

Cohen，B.J.，2005，“The Macrofoundation of Monetary Power”，EUI Working Paper No.2005/08.

Eichengreen，B.，2011，Exorbitant Privile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ster，J.B.，2008，“Peak Oil and Energy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60(3):12-33.

Muzio，T.D.，2014，The Capitalist Mode of Power: Critical Engagements with the Power Theory of Value，London: Routledge Press.

Phillips，K.，2006，American Theocracy: The Peril and Politics of Radical Religion, Oil, and Borrowed Money in the 21st Century，NY: Penguin Group.

Spiro，D.E.，1999，The Hidden Hand of American Hegemony: Petrodollar Recycling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Wray，L.R.，1998，Understanding Modern Money：The Key to Full Employment and Price Stability，Massachusetts：Edward Elgar Publishing，Inc.

Wrigley，E.A.，2010，Energy and the Engl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REALIZATION AND EXPANSION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ergy
HUANG Ze-qing1 CHEN Xiang-guang2

(1.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While included in capitalist production, energy can reinforce the industrial capital cycle, which is the basi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monetary power. Even as a kind of circulating capital, core energy has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fixed capital. There are two ways to alleviate the loss of value to realize monetary power: releasing more energy and saving fixed capital.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irculation of fixed capital determines the share of currency storage, and the specific sovereign state accelerates the circulation rate of fixed capital after controlling the right to use energy production and enhances it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credit system. Therefore, China should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MB on the basis of fully developing energy and industrial economy.

Key words: energy;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capitalist production; capital circu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