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足球归化运动员社会认同问题研究：基于社交媒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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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足球归化运动员社会认同问题研究：基于社交媒体内容的情感与主题分析
冷唐蒀1，艾伦·贝尔纳2，胡佳澍3，杨铄4*

（1.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浙江 宁波 315100；2.拉夫堡大学 体育、运动与健康科学学院，英国 拉夫堡；3.上海体育学院，上海 200438；4.宁波大学 体育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 要：以新浪微博中“足球归化运动员”相关话题的文本内容为分析对象，通过基于人工标注的混合方法情感分析以及自然语言处理中的词频和关键词分析，对文本内容的情感极性、强度与主题等进行呈现与阐释，对我国足球归化运动员的社会认同问题给出以下判断：1）对归化运动员的社会认同在情感上呈现出两极分化趋势，负面情感的强度相比正面情感更为极端；2）公众对不同运动员的社会认同程度有较大的区别；3）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对归化运动员的认同在情感上呈现出明显的“由负转正”；4）民族与血统、文化适应与融入以及竞技水平是公众讨论归化运动员时出现最多的3个主题。

关键词：足球归化运动员；社会认同；情感分析；主题分析

2018年以来，随着高水平足球运动员归化工作的全面开展，多位外籍足球运动员先后获得中国国籍，成为具有中国国家队出场资格的运动员。在这些足球归化运动员中，既有出生于其他国家、具有中国血缘关系的华裔运动员，也有长期效力中国俱乐部却无中国血统的外籍运动员。部分完成入籍手续的运动员已经入选国家队，并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等重要比赛中出场。在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网络舆论空间里，公众在中国足球的语境中围绕归化运动员的国籍、血统、竞技表现、入籍程序、各方面的作用与影响等问题，展开了持续的讨论。新浪微博中，与归化运动员相关的多个话题引发了超过千万人的关注。

在此背景下，归化运动员的社会认同问题显然不再局限于体育领域，而是借助国家队这一体育竞赛载体产生广泛而多方面的影响。公众对归化运动员入籍以及代表国家队出场等事件是否支持、不同归化运动员获得的认同程度是否存在差异、公众对归化运动员的态度是否随时间推移而产生变化、围绕归化运动员的讨论聚焦的主题内容等，备受研究者关注。本研究基于社会认同理论以及体育社会学中与认同相关的研究，在收集与分析新浪微博中关于归化运动员若干话题讨论文本的基础上，通过基于人工标注与自然语言处理的混合分析方法，对文本内容的情感极性、情感强度以及主旨话题进行分析，进而对以上涉及我国归化运动员社会认同的若干问题给予解答。

1 概念辨析与文献概述
1.1 归化运动员
按照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IOM）的定义，出生后通过自愿申请并获得非出生时国籍的行为都可以被称为“归化”（naturalization）。但IOM也指出，通过诸如血缘关系或出生地等条件自动获得国籍时，即便本人曾经放弃国籍，日后再次申请获得时，也不会被纳入归化的定义。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归化运动员不包括有新入籍国家血缘关系的后裔运动员群体，而仅包括成年后因工作或移居等，通过申请获得新国籍的运动员。

但在足球领域，根据现行的《国际足联章程》（FIFA Statutes）判断运动员是否具有代表新国籍国家参加国际正式比赛的身份时，除了必须具备该国的合法国籍外，还需要根据运动员与新国籍国家在地缘、血缘、居住年限等方面的联系判断。如运动员是否出生于该国、三代以内直系血亲是否出生于该国、运动员是否在18岁以后在该国连续居住5年以上等（张鹏，2019）。本研究使用归化运动员的概念时，指涉对象除了成年后因工作等申请并入籍的运动员外，也包括与新国籍国家具有血缘及地理关联的入籍运动员。

1.2 社会认同
1.2.1 基本概念讨论

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social identification）研究多存在于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领域。Tajfel（1982）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一个人关于他（她）自身从属于某一个或多个社会群体的自我认知，以及这种从属身份所带来的价值和情感上的意义”。基于这一定义，学者们认为，个体的社会认同主要由3方面构成：1）认知方面，即个体对具有某一社会群体身份的自我分类；2）价值方面，即个体对这一社会群体身份附带的正面或负面价值内涵的评估；3）情感方面，即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的情感表达。公众在自我分类并获得群体身份的基础上，会通过比较自己所属群体与其他群体，形成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并体现在价值评估和情感表达上（Ellemers et al.，1999）。随着认同研究的不断丰富，社会认同这一最初用来阐释群际心理的概念，越来越多地与国家、民族、宗教、组织等概念相联系，并被用于分析一些更普遍的社会现象。学者们也更多地从社会规范、文化、关系等方面阐释社会认同。如我国社会学家郑杭生（1999）认为，社会认同是“个人和群体对其身份和社会角色的自我认定和他者认可”。可以看出，社会学视域下的社会认同研究，不再局限于关注个人对自我身份的感知，也对他人的客体评价给予同样程度的关注。

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有学者指出，体育是构建各类社会认同的重要方式（Bairner，2001；Messner，1992）。无论是地区性质的体育俱乐部还是国家层面的运动代表队，其在社会认同方面的意义和价值都不仅限于运动员个人，还会关联到与这些运动员具有某些相同或相近身份的群体。对我国公众来说，归化运动员在入籍之前是天然的外群体，但在他们完成入籍手续之后，便拥有了合法的内群体身份。在其入选甚至代表中国国家队出场之后，其身份不再仅限于普通的中国公民，更是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国家形象的象征”（Porter et al.，2013）。然而，这种身份特征的凸显，可能无法被群体中所有个体接受，个体会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对归化运动员正面或负面的评价与情感。本研究在讨论归化运动员的社会认同问题时，从“他者认可”的角度切入，将社会认同视为群体成员针对部分成员身份与角色的情感表达，在此概念界定基础上，通过分析社交媒体上与归化运动员相关的讨论，阐释情感表达的极性、强度以及具体内容，从而回答归化运动员社会认同相关问题。

1.2.2 归化运动员社会认同问题研究概述

从研究主题来看，归化运动员认同问题从属体育移民运动员研究范畴。自20世纪90年代，随着体育赛事职业化和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体育劳动力的跨国迁移现象愈发频繁。如大量非洲运动员活跃在法国、比利时、葡萄牙等欧洲多个国家各级别的足球俱乐部中（Lanfranchi，1994）。在美国职业棒球、橄榄球和篮球等体育联盟中，也活跃着相当数量的亚洲、南美洲和欧洲国家高水平运动员。

伴随体育劳动力迁移现象的兴起，移民运动员的社会认同问题随之出现。以足球为例，有研究发现（Bromberger，1994；Shor et al.，2010），在意大利、英国、以色列等国家，高水平外籍运动员获得合法国籍后，关于其民族与身份的争论更加激烈，甚至引发抵制。总体来看，在大多数欧美国家，由于族群的多样性、移民群体的普遍性以及双重国籍的合法性，真正意义上的归化运动员数量极少，与移民运动员相关的社会认同问题大多是种族矛盾在运动场上的延续。

在民族群同构性较高且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日本，归化运动员群体引发了学界的关注。福岡安則（1993）区分了法律意义上的“日本人”和日本社会公众常识认知中的“日本人”之间的差异。将公众认知中的“日本人”解构为血统、文化、国籍3个要素条件的统一，只有3个要素全部本土化的“日本人”才是“纯正的”。其中，血统处于最重要的位置。在此基础上，千葉直樹等（1999）指出，部分归化运动员的生理特征与日本民众存在差异。此外，成长和受训地点在日本之外的运动员，未受日本文化的浸染与熏陶，这些运动员会带来一种“体育文化的异质性”，从而导致“文化方面的违和感”，最终致使归化运动员的社会认同程度降低。

还有研究发现，日本公共舆论对归化运动员的认同程度并非一成不变。如代表日本出征世界杯的原巴西籍运动员吕比须·瓦格纳（呂比須ワグナー，原名Wagner Augusto Lopes）得到日本主流媒体积极正面地报道。《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媒体均聚焦于吕比须“得体的日语、谦虚的言行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特质”（Chiba et al.，2001），认为吕比须“比日本人更像日本人”（千葉直樹，1999）。这些报道“给日本人带来一种错觉——拥有日本人的品格是吕比须被选为日本代表的原因”（千葉直樹，1999）。

归化运动员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已经引起我国体育学研究者的关注。有学者（徐伟康等，2019；张鹏，2019）从社会文化和法律依据的角度，探讨了中国足球归化运动员在规范性、可实现性和可操作性等方面的问题。也有学者（梁朱贵等，2020；张尧等，2020）对日本、卡塔尔、菲律宾等亚洲国家引入归化运动员的实践与影响进行阐释。总体而言，我国已有归化运动员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律政策和他国经验两个方面，鲜见从公众反馈的角度审视归化运动员社会认同问题的研究，对于“人们如何看待归化运动员”这一问题，无法给出准确的描述与判断。这是本文从社交媒体内容分析角度切入研究归化运动员社会认同问题的初衷。

2 研究方法
关于社会认同的早期研究中，研究者往往通过问卷测量个体对某一群体的看法、观点和评价，来了解其社会认同的具体内容与强度，据此分析社会认同与其他行为之间的关系（Ellemers et al.，1999；Lam et al.，2010）。近年，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与普及以及认同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国内外研究者开始通过分析社交媒体文本内容来阐释不同群体的社会认同问题（杨桃莲，2017；Khajeheian，2016；Sanderson et al.，2016）。在我国，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中产生了大量关于归化运动员的讨论，为解析和阐释网络舆论中与归化运动员社会认同相关的问题提供了兼具即时性与历时性的语料。在参考已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本文将新浪微博中与归化运动员相关热门话题下的讨论文本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基于人工标注的混合方法情感分析，给出用户在归化运动员相关人物或事件上表达出的情感极性与强度，运用自然语言处理中的词频分析、关键词分析等方法，进一步挖掘文本内容的主题，阐释具有代表性的高赞评论文本，从而对归化运动员社会认同问题给出若干判断。

2.1 文本采集
本研究首先通过百度指数数据对2018年11月至2020年1月涉及归化运动员的网页搜索指数进行基本分析（图1）。对归化运动员相关网页的搜索发现，自2018年10月以来出现多次舆情高峰，在2019年9月中国队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战胜马尔代夫队后达到顶峰。舆情高峰主要集中在2019年2月、5—6月、8—9月3个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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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归化运动员百度指数
Figure 1. Baidu Index of Naturalized Footballers

注：资料来源于http：//index.baidu.com。

在初步了解舆论峰值变化基础上，研究进一步关注新浪微博中对归化运动员相关话题的讨论。在新浪微博的“话题检索”中以“归化”为关键词检索，共获得74个包含归化的话题，去除其中与足球无关的10个话题后，对剩余64个话题的关注对象进行分类并按时间排序。结果显示，64个话题主要集中在“引入归化运动员”“侯永永成为中国首位归化运动员”“高拉特可能入籍”“李可成为首位进入国家队的归化运动员”“艾克森入籍后发表长篇博文”“艾克森代表国家队进球”6个事件上。基于每个话题的讨论和阅读数量，研究确定了2011年9月发布的归化运动员话题以及2019年2—9月期间5个与归化运动员具有高度关联性的话题（表1）。从讨论和阅读数量明显看到，归化运动员相关的话题热度在不断提升，到2019年5月“高拉特入籍”时达到关注度的顶峰后开始下降，整个舆论热度的变化与百度指数呈现的趋势相符。

表1 本研究选取的6个微博话题基本情况
Table 1 Metadata of the Selected Six Weibo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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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新浪微博，数据时间截至2020年3月1日。

从新浪微博内容结构来看，每个话题下会有多条博文（用“#”来关联话题），用户可以赞同或评论博文。从内容来看，博文多为陈述性的新闻报道，不具有情感倾向，不能反映公众的态度。针对该主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博文下的评论中，尤其是热门博文获得大量赞同的评论内容，能够很好地反映公众对某一特定博文内容的情感与态度。在以微博评论文本为分析对象的研究中，抓取海量数据和选取典型评论的方法都较为常见。本研究综合两类方法，按照新浪微博的官方排序对热门博文进行首轮抓取，获得热门博文的内容、发布者、赞同和评论数等。从累积分布来看，排名前10的热门博文获得的赞同和评论总数占到同一主题下所有博文赞同和评论总数的90%以上。据此，研究选取每个话题下点赞最多和评论最多的10条热门博文（表2），剔除重复博文后，对每条博文下的评论文本进行二次抓取，共获得超过2万条评论。大多评论没有获得赞同或进一步回复，研究剔除所有未获得赞同和回复的评论，得到各话题下有效评论共1 788条，总计获得63 502个赞同。在此基础上，通过基于人工标注的混合方法，对文本内容进行情感分析。

表2 本研究选取的6个话题中回复与赞同数排名前10的博文（去除重复）
Table 2 Top 10 with Replies and Approvals among the Selected Six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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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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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于人工标注的混合方法情感分析
语言学研究中，情感通常是指通过语言（文本）表达的正面或负面评价（Taboada，2016）。情感分析通常包括4种类型：极性分析、强度分析、情绪分析和主观性分析。其中，极性分析关注态度的正负，强度分析探讨递进层级，情绪分析偏重情感分类，主观性分析则揭露偏见（Vij et al.，2018）。根据研究目的以及对社会认同概念的界定，本文选择极性分析和强度分析来探究社交媒体相关讨论中的情感态度和递进层级，呈现公众对归化运动员的认同情况。

目前，通用的极性和强度情感分析方法主要包括计算机检测和人工标注2个类别。前者主要用于处理海量的新闻报道、文学作品等文本数据，一般采取基于情感词典的自然语言处理方法，但该方法在分析社交媒体内容时面临两个难题：1）网络用语含有大量缩略词、行话、对已有内容或概念的指涉等，相较其他类型的文本语言更复杂（Sánchez-Rada et al.，2019），而计算机检测依赖的中文情感词典尚未完全覆盖以上内容（赵蓉英等，2018）。如本研究涉及文本中多次出现的“小熊”（艾克森的昵称）、“三叉戟”（足球三前锋阵型的通俗说法）等，目前的各类中文情感词典都无法准确辨识其情感属性。2）一些文本尽管不包含计算机难以识别的词汇，但其（亚）文化背景难以被准确解读。以本研究中“人口数量44万”和“兄弟姐妹是一家”2条获得高赞的评论为例，“人口数量44万”是指国足比赛对手马尔代夫的国内人口数量；而“兄弟姐妹是一家”，结合归化运动员艾克森代表国家队在世界杯预选赛进球的事实，以及“兄弟姐妹是一家”的表述，可以判断出该回复意味着对归化运动员的接纳。这类文本的情感属性需要通过人工标注的方式才能准确识别。

据此，本文采用基于人工标注的混合分析方法进行情感分析。一方面，由2名编码者（本文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协同编纂编码书，并在计算编码者间信度的基础上对编码结果进行赋值与统计，观察情感极性与强度的分布状况；另一方面，在情感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方法分析词频及关键词，对文本进行主题归纳，并阐释部分获得高赞同的评论，讨论情感表达指向的具体内容。

2.3 编码书与编码者间信度
参考Bernard等（2010）的模板，本研究者合作制定编码规则并撰写编码书（表3）。根据文本语义和符号特征（Liu，2015），本研究将文本的情感态度和递进层级分为强烈赞同、赞同、中立或未表态、反对、强烈反对、无关或无法判断6个类别。其中，无关或无法判断类别中主要是一些关于其他运动员、比赛或事件的评论等，或完全以无意义的标点符号等为内容的评论。此外，根据情感的正负及强弱，对前5个类别的评论分别赋值为2、1、0、-1、-2。根据编码书，两位编码者选取“艾克森国足首球”话题下的259条评论，分别对博文进行独立编码，并通过SPSS 19.0软件计算 Krippendorff’s Alpha（KALPHA）值检验编码者间信度。经过检验，两位编码者独立编码结果的KALPHA值为0.846，说明编码者间信度较高且编码书的内容具有可靠性（Krippendorff，2004）。在此基础上，由一位编码者完成全部1 788条有效评论的编码。

表3 本研究采用的编码书
Table 3 The Coding Book Used in th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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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讨论
3.1 情感分析结果与讨论
根据编码结果，在1 788条有效评论中，有462条与话题无关，不作为情感分析的目标文本，其余1 326条评论聚集在不同的情感区间。在各个话题下的有效评论以及与话题相关评论的数量（表4）中，公众关注度最高的“艾克森发文”和“高拉特入籍”两个话题下，有效评论和与话题有关评论的数量也是最多的；在2011年便出现的“归化运动员”话题，以及围绕知名度和影响力较低的运动员侯永永和李可的话题，得到的关注与讨论相对较少。

表4 各个话题下的有效评论以及与话题相关评论数量
Table 4 Numbers of Effective Comments and Replies Related to Each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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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各个话题下所有与话题相关的有效评论的编码结果（图2）可以看出，不同话题下评论的情感极性与强度存在显著的区别。从情感极性来看，前4个话题中呈现负面情感的评论占据较高比例，尤其是在“高拉特入籍”的话题下，负面情感评论（包括赋值为-2和-1的评论）的比例达到58.6%，而在“艾克森发文”和“艾克森国足首球”2个话题下，包含正面情感内容的评论比例分别达到83.6%和75.0%（包括赋值为2和1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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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各话题相关评论的数量、比例、情感极性与强度
Figure 2.Numbers，Proportion，Sentiment Polarization，and Intensity of Each Topic

从话题涉及的运动员来看，在将归化运动员作为整体讨论的“归化运动员”话题中，公众的情感表达以负面评价居多，而具体到运动员个体时，情感倾向发生分化。针对侯永永的博文以中立或未表态的评论为主，有一些表达支持的声音，但比重不及反对意见，也不存在强烈支持的评价。相比之下，同样具有一半中国血统的运动员李可面临的争议则较大，除了参与讨论的人数更多外，表达支持、强烈支持以及强烈反对的评论，都占据相当的比重。艾克森和高拉特作为专业能力较强、没有中国血统的巴西裔归化运动员，在公众中的社会认同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高拉特的情感倾向聚集在偏负面的区间，艾克森则获得了较高的支持。从情感强度来看，“高拉特入籍”话题下强烈反对（赋值为-2）的评论数量和比例是所有话题中最高的，“艾克森发文”话题下强烈赞同（赋值为2）的评论数量和比例是所有话题中最高的。

通过分析基于时间的所有话题及各话题下评论情感强度变化情况（图3）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的总体情感出现明显的“由负转正”变化。从具体情况来看，各个话题下评论的情感极性和强度并未出现随时间发生明显转变的情况，但从“李可”到“发文”再到“进球”的3个话题中，负面情感呈现出明显的递减趋势。这可能意味着公众逐步认同了归化运动员群体，也可能是因话题涉及不同运动员而产生了情感表达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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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基于时间与话题的情感变化
Figure 3.Change in Sentiment Based on Time and Topics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所有1 123条有情感倾向的评论中，正面评论的数量（669条）高于负面评论（454条），但当引入另一重要指标“赞同数”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通过分析不同情感强度的评论获得赞同的数量累积情况（图4）可以发现，情感强度为强烈反对的评论中，有3条获得了超过3 000个赞同；强烈支持的评论中，仅有1条获得了超过3 000个赞同。从赞同总数来看，192条强烈反对的评论总计获得21 196次赞同，占所有赞同总数（55 882次）的37.9%，平均每条获得110.4次赞同；246条强烈支持的评论总计获得10 302次赞同，占所有赞同总数的18.4%，平均获得41.9次赞同；一般反对和一般支持的评论分别获得4 474次（平均17.1次）和18 018次（平均42.6次）赞同；203条中立态度的评论只获得1 892次（平均9.3次）赞同，占所有赞同总数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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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不同情感强度的评论获得赞同的数量分布情况
Figure 4.Distribution of Approvals for Comments with Different Sentiment Intensities

综上分析，公众对于归化运动员的情感表达在极性与强度上呈现以下4方面的特征：1）大多数人有明显的情感极性，持中立情感的人数极少；2）在有情感极性的人群中，有正面和负面情感的人数大致相当，但在有负面情感的人群中，持强烈反对态度的群体所占比例较高，而在有正面情感的人群中，持一般支持态度的群体比例较高；3）涉及不同归化运动员时，公众的认同情况有明显区别，负面情感的评论大多出现在“高拉特入籍”的话题下，“艾克森”相关话题下的正面情感评论数量较多；4）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的总体情感出现明显的“由负转正”的变化，可能是源于话题涉及运动员的变化，在各个话题下，情感极性和强度并未随时间发生显著的转变。

3.2 文本内容主题分析
情感分析主要呈现评论文本中包含的情感强度和极性，为公众对归化运动员的社会认同进行定量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进一步分析，话题相关评论的具体内容。根据质性文本主题分析方法（申静 等，2019；Kuckartz，2014；Rameshbhai et al.，2019），本文结合自然语言处理方法与研究者先验知识判断来归纳主题。在Python 3.7中使用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包Jieba和HanLP对所有评论文本进行分词处理（word segmentation）并清除停用词，再对清理后的文本进行词频统计和关键词分析（图5）。根据Tian等（2011）的研究，关键词分析使用词频-倒排文档频次（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TF-IDF）方法。为了更清楚地体现文本主要内容，按照Kuckartz（2014）的方法，在词频统计以及关键词分析的结果中去除归化运动员、进球、艾克森、高拉特等话题本身涉及的词，以及没有实际意义的助动词、副词、疑问代词等，如可以、就是、什么、这样、如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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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所有评论文本词频统计
Figure 5.Term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All Comments

根据词频统计、TF-IDF关键词分析结果，研究归纳了评论内容涉及的3个核心主题：1）民族与血统。该主题主要讨论运动员的血统、国籍以及种族等问题，相关特征词包括血统、民族、国籍、外国人等。2）文化适应与融入。该主题主要讨论归化运动员在融入我国社会及接受主流文化方面的行为表现，相关特征词包括国歌、归属、接受等。3）竞技水平。主题特征词包括人才、成绩、冠军等。其他诸如国家队、世界杯、国足等高频词则在多个话题的评论中均有出现。

3.2.1 民族与血统

所有评论文本中，围绕民族与血统的讨论最为多样，涉及的概念包括血统、种族、族裔和民族等。从概念内涵来说，以上用于区分社会群体的概念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血统关注的是祖先，种族强调的是体貌特征，族裔突出语言和文化的共享（方瑞安，2019）。民族的内涵最为丰富，既包含政治意义上的国民身份，又在一定程度上涉及血统、种族和族裔3个概念各自所指涉的对象（Isaacs，1989）。

从获得较多赞同的博文内容来看，我国公众最关注血统，拥有中国血统是归化运动员获得我国公众认可的加分项。也可以观察到一些评论并未准确使用概念，而是混淆了血统和族裔、种族等概念之间的界限。还有将其他种族或族裔抽象成一个整体，不关注具体归化运动员的个体特质，把中国人群体和归化运动员群体区别开来，从而在认同层面形成绝对的排他性。

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国家队”这一特殊的体育竞赛形式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从国家队比赛的起源来看，其初衷便在于“完美地呈现出现代民族国家这种想象的共同体”（Duke et al.，1996）。从词语选用来看，国家队中的“国家”使用的是兼有“民族”含义的“nation”一词，而非偏重地理范畴的“country”或偏重政治主体的“state”，这就意味着，公众会在国家队上投射个人从属某一国家的民族感情，而非仅仅关注地域的从属性或身份的合法性，因此会自然而然地要求国家队的成员身上能够体现出该国国民在族群、语言、习俗、文化等方面的民族特征。这些特征通常难以在无血缘关系的归化运动员身上得到体现。事实上，目前世界各国在征召移民运动员进入国家队时都是极为谨慎的，更倾向于选择有本国血统的运动员，或从小成长在该国的移民后裔，极少选择既没有血缘关系又没有长时间生活在本国的运动员，避免引起身份方面的争论。

3.2.2 文化适应与融入

在少数族群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中，除社会结构和制度等方面的融入之外，还存在一个重要但相对不易界定的文化适应和融入的维度（伍慧萍，2015）。无论是Gordon（1964）提出的移民同化理论，还是Esser（2001）提出的移民融入四维度理论，均将文化融入和适应视为不可或缺的要素。这种适应和融入，通常是指掌握客居国的语言、习俗、价值和行为标准等。Bromberger（1994）也指出，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语言、习俗等文化适应外，拥有当地人推崇的美德也是融入的有力手段。本研究涉及的评论文本中，除了讨论血统和民族方面的问题外，也有多条高赞评论讨论了文化适应和融入的问题。

唱国歌的行为象征着个体“对某一特定群体的拥护、喜爱和支持”（Geisler，2008）。提到国歌时，表达了对会说中文、会唱国歌的内群体（中国人）和不懂中文、不会唱国歌的外群体（归化运动员）进行区分，形成群体间的互斥。与之相反，主动唱国歌，一方面体现出归化运动员对中文的了解，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其对中国习俗和价值观的尊重。这一充分体现文化适应和融入的行为，打破了内外群体的界限，激发了中国公众对归化运动员的好感。

综上，文化适应和融入是归化运动员获得社会认同的重要途径。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风俗存在差异，各国公众对文化适应和融入的具体要求也不尽相同。在意大利，一些球迷会要求运动员的行为能够体现出贵族风度（Bromberger，1994）。以色列学者认为，归化运动员熟练掌握希伯来语，透彻了解犹太教等行为，才是他们融入当地文化的最好体现（Shor et al.，2010）。在法国，与当地人通婚是归化运动员融入法国社会的主要方式（Lanfranchi，1994）等。从我国公众对归化运动员的讨论来看，主要关注归化运动员积极向中国文化靠拢的态度，以及自身行为体现的道德感和价值观，并没有表现出对文化掌握程度的具体要求。

3.2.3 竞技水平

除了文化适应和融入外，外籍运动员想被当地公众接纳，还需要拥有突出的竞技水平（Bromberger，1994）。事实上，在全球多个国家的移民政策中，都有对专业人才的评估标准，同样有针对高水平人才的移民优惠政策。在体育领域，引入优秀运动员可以提高国家队和联赛的竞技水平，提升相关项目的影响力和经济效益。归化运动员如果能够代表国家队比赛并获得较好成绩，对国家形象产生正面影响，不仅运动员会自主寻找合适自身发展的国家，各国也会专门挖掘外国高水平体育人才，有针对性地带动自身有待发展的弱势项目（Ionescu，2017）。在我国公众有关归化运动员的讨论中，同样存在大量针对运动员竞技水平（包括技术、身体、精神等各竞技相关方面）的评论。

对具体运动员（高拉特和艾克森）职业素养的肯定，既有针对竞技水平的褒扬，又有对运动员精神意志的赞许。有博文提到的“竞争”，事实上是指引入归化运动员带来的“鲶鱼效应”。国内运动员为了进入国家队和获得稳定的出场机会，需要投入更多的努力提升自身水平，符合通过个体高水平外国运动员带动中国弱项发展的目标。围绕竞技水平的讨论说明，一部分我国公众始终着眼于归化运动员对运动项目发展本身的影响，而不单单从民族情绪、文化融入等非竞技层面看待这一问题，否则便偏离了引入归化运动员的初衷。从这类评论获得赞同的数量来看，“竞技水平决定一切”的观点，在公共舆论场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综上，正面情感评论最多的“艾克森发文”和“艾克森国足首球”2个话题恰恰契合“文化适应与融入”以及“竞技水平”主题。可见，对我国公众而言，多民族和世俗化的社会生活环境，使得民族、血统等问题不会对归化运动员的社会认同产生无法消弭的影响，积极适应中华文化、拥有中国人认可的美德、专业技能得到称赞的艾克森完全符合我国公众对国家身份的想象，在没有中国血统的情况下同样收获了诸多支持与好评，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成为我国公共舆论中有资格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赛事的归化运动员典型，甚至可以如同日本归化运动员吕比须一般“丰富并巩固民众对国家身份的认知”（Chiba et al.，2001）。

4 结论
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国公众对移民运动员的接纳与认同普遍存在困难。在我国，归化运动员不仅面临语言文化上的屏障，也大多肩负代表中国队参加国际赛事的使命。这就使得他们在获取社会认同时面临多重困难。本研究指出，我国公众对归化运动员的社会认同在情感层面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正面情感较为温和，负面情感相对极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及涉及运动员的变化，情感的极性出现明显的“由负转正”。从具体内容来说，有别于一些欧美国家，我国公众对归化运动员的评论并不存在显著的种族主义色彩，也不涉及宗教信仰、政治主张等意识形态问题，主要集中在民族性、文化适应与融入以及竞技水平等方面，较为负面的评论主要是质疑部分归化运动员没有很好地适应中国文化、不具备较高的竞技水平，或担心依靠归化运动员出成绩无法很好地推动国内人才的培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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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al Identity of Naturalized Footballers in China：Social Media Contents Based Sentiment and Thematic Analysis

LENG Tangyun1，BAIRNER Alan2，HU Jiashu3，YANG Shuo4*
1.Ningbo Tech University,Ningbo 315100,China;2.School of Sport,Exercise and Health Sciences,Loughborough University,Loughborough LE11 3TU,United Kingdom;3.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hanghai 200438,China;4.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Ningbo University,Ningbo 315211,China

Abstract:The paper explores the social identity of naturalized footballers in China by analyzing replies extracted from the relevant trending topics on Weibo in a diachronic manner.A mixed-method examination of these replies through manually annotated sentiment analysis and theme extraction reveals that:1)Sentiments about the social identity of naturalized footballers polarize significantly,among which negative emotions being more intense than positive ones;2)sentiments toward different players are quite diversified;3)sentiments change markedly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over time;4)“nation and ancestry”,“acculturation and integration”and“competitive level”are the three most discussed themes of online conversations about naturalized players.

Keywords:naturalized footballers;social identity;sentiment analysis;thematic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7X(2021)02-0059-10

DOI:10.16469/j.css.202102006

收稿日期：2020-08-21；修订日期：2020-12-02

基金项目：浙江省省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SJWY2021013）。

第一作者简介：冷唐蒀（1989-），女，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话语分析与跨文化研究，E-mail：lengtangyun@126.com。

*通信作者简介：杨铄（1985-），男，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经济学，E-mail：yangshuo33349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