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地图绘制与国家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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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地图绘制与国家建构
——卡西尼地图与近代法兰西的国家测绘工程
于京东

(南京大学 学衡研究院，南京 210023)

摘 要：问世于法国绝对主义王朝时期的“卡西尼地图”，以规范而精确的几何结构呈现法兰西的领土空间，堪为制图史上的划时代作品。但遗憾的是，在国内学界，有关卡西尼地图的论述少之又少，而孕育和催生这一杰作的卡西尼计划，则几乎没人提及。在近代法国历史上，卡西尼计划延续一百多年，耗资巨大、人员众多、流程复杂，乃一关乎国家基础能力建设的全国性测绘工程。通过长时段的考察可以从中发现：一方面，绝对主义王朝为因应内部治理之需，积极促成“权力机构对独立的知识发源地敞开”，以公共财政等方式对科研人员和科研活动给予稳定支持，接管了一部分原属私人领域的知识实践。另一方面，原本从事纯科学研究的新知识阶层，不仅建立起对传统匠师的总体性权威，其代表人物还直接进入体制之内，接受王室荣誉，服务国家战略，印证了“知识即权力”。就规划和运作方式而论，卡西尼计划乃是当今仍方兴未艾的国家大科学工程项目的先行探索。

关键词：卡西尼地图；绝对主义国家；领土整治；知识—权力；大科学计划

2017年，巴黎天文台为庆祝成立350周年，策划并推出了一场“复兴历史”(revivre notre histoire)的主题展，其图片和陈词每每提及“卡西尼”(Cassini)这个名字。(1)“1667-2017: 350 ans d’Histoire width=8,height=11,dpi=110 Parcourir”, http://350ans.obspm.fr/fr/exposi ... ivre-notre-histoire，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5月4日。像君主一样，卡西尼家族的每一代人名都可以后缀数字，参见Gabriella Bernardi,Giovanni Domenico Cassini: A Modern Astronomer in the 17th Century,Switzerland: Springer, 2017, p.96.在旧制度时期，卡西尼家族曾掌控法兰西皇家科学院一个多世纪(1660—1793)，先后出过四任“巴黎天文台”(Observatoire de Paris)台长，还受封爵位，俨如一个“真正的王朝”(véritable dynastie)。该家族主持绘制的地图(史称“卡西尼地图”)，运用现代测量方法和科学制图模式，不仅在当时的法国及欧洲博得赫赫声名，而且对远处东方的中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718年《康熙皇舆全览图》就是法国耶稣会士采用卡西尼绘图法所制。以今人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全球史事件,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

近代法国有一种基于空间的叙事传统，它反映了历史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着的“地理学精神”。线索之一在19世纪兴起的“民族—国家”史编撰中：空间既是研究对象，也是分析框架。进入20世纪后，费弗尔、布罗代尔等年鉴学派史学家进一步吸纳人文地理学思想，发展了“地理历史学”分支。即便是以“文化转向”示人的法国新史学，也在依旧保持着对“空间叙事”的关注之外，还格外强调“空间形塑历史”的积极作用，譬如记忆研究就强调“场所”与拓扑结构对于民族性生成的意义，而全球史与交叉学科的发展进一步将地理、区域、景观、地方等方面纳入思考。“地理乃历史之眼”(2)Catherine Hofmann, “La Genèse de l’Atlas Historique en France(1630-1800): Pouvoirs et Limites de la Carte Commewidth=5,height=8,dpi=110 width=14,height=11,dpi=110il de l’Histoirewidth=5,height=8,dpi=110,” Bibliothèque de l’width=8,height=14,dpi=110cole des Chartes,158(1), 2000.这一形象表达，凸显了观察历史的地理维度，也对本文的写作有直接启发。

近年来，从空间视角解读和诠释历史，渐成一股学术风潮，其与文化分析的结合，把传统的“地图史”(history of cartography)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水平。卡西尼家族绘制的地图，无论是早期的法兰西几何网格地图，还是后期的180幅全国详细地图，都堪称里程碑式的作品，故而将其纳入地图史的视野加以考察是非常自然的。但是，本文不打算采取这样的研究进路。因为地图史仅把成品地图当作观察历史的一种新材料，几乎不考虑“测绘”(cartography)的“政治—社会—技术”过程，而对历时一百多年的卡西尼计划来说，恰恰是这样一个过程联系着一项基础性的国家能力建设，理当给予特别的关注。笔者认为，如果将卡西尼计划和法兰西国家测绘工程作为主要的分析和评论对象，那么，在研究进路上，就应从专门史意义的地图史转向一种福柯意义的基于“知识—权力”关系的政治社会史。据此，本文将尝试探讨并回答以下问题：(1)在17—18世纪的法国，一种知识生产的制图实践何以被绝对主义王朝的权力政治所吸纳？(2)物理空间的国土整治与表象空间的地图绘制，怎样在领土型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发生了耦合？(3)卡西尼计划的组织实施，是否可以被看作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大科学工程的某种先行试验？

一、“领土整治”的要求与制图技术的升级
对喜好扩张地盘的封建君主来说，可用以指挥作战的地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到17世纪，随着一些王国与特定领地空间的关系在多头争霸中大致定型，边界清晰的地图又获得了象征主权的政治意义。“统治者通过地图观察和研究他管辖和拥有的地区，就像飞翔的鸟儿从空中看地面一样。”(3)叶普·列尔森：《欧洲民族思想变迁：一部文化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35-36页。有评论家指出：“借助地图学知识，人们对于精确性的关注日益增强。对一个地图绘制者而言，无论是当代的还是历史的地图，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边界线，正是这一点使得人们对线型的边界意识更加稳固。所以，按照这种观点绘制的地图，不仅是一件成功的作品，更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直觉意识。”(4)Jeremy Black, “Boundaries and Conflic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ncient Régime Europe,” Carl Grundy-Warr,Eurasia: World Boundaries Volume 3,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28.但是，这并非问题的全部。因为，在王国的版图大致固定之后，“好战的国王”(roi guerrier)照理就得向建设型的“行政首脑”(chef d’Etat)过渡。(5)Christian Lazzeri, Dominique Reynié,La Raison d’Etat: Politique et Rationalité,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2, p.46.在这种情势下，地图的制作尽管仍要显示对外区隔，但比较起来，如何满足王国的内部治理之需，则更加关乎问题的根本。按照1648年《明斯特条约》第85条的规定，法兰西王国的主权性领土权利，涉及所辖版图范围内的方方面面，包括“隐修院”(Monasteres)、“修道院”(Abbayes)、“主教区”(Prelatures)、“教长区”(Doyennés)、“骑士团”(Chevaliers)、“修会”(Commanderies)、“司法辖区”(Bailliages)、“男爵领”(Baronneries)、“伯爵领”(Comtés)、“城堡”(Chasteaux)、“堡垒”(Forteresses)、“贵族”(Nobles)、“封臣”(Vassaux)、“百姓”(Hommes)，以及河流、沟渠、森林、树木、矿产和其他所有需要管辖、庇护的事物。(6)Ernest K.Bankas,The State Immunity Controversy in International Law: Private Suits Against Sovereign States in Domestic Courts,Berlin & Heidelberg: Springer, 2005, p.388. 于是就有这样的问题：当时的地图绘制，能不能对如此复杂的主权地形学分布予以全景式的空间呈现呢？

精准的地图绘制必须以翔实的信息收集为基础。1655年3月，波旁王室向巴黎地区发布命令，决定设立新的总督职位，负责制作属于“皇家权利”(Droits de la Couronne)的地籍文件。1656—1658年，王室又接连发布命令，试图将巴黎模式推广到全国。(7)Bellami,Traite de la Perfection et Confection des Papiers Terriers Generaux du Roy,Paris: Chez Paulus-du-Mesnil & de Nully, 1746, p.295.1663年，受命掌管王朝行政事务的科尔贝尔(Jean-Baptiste Clobert)出台的第一项举措，就是要求各地向中央政府汇报土地、森林、河流、产业等方面的情况，并附上相关地籍地图；同时派遣大量的王室专员奔赴各地开展国情调研。《关于向各省份派遣调查专员的指示》(Instruction pour les Mawidth=5,height=11,dpi=110tres des Requêtes, Commissaires Departis dans les Provinces，1663)规定，调查专员至少有十项基本职责，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搜集各地现有的地图、档案和数据材料。“国王要清楚地知道他王国内部各个省份的状况”，所以，呈上的地图要“清晰标明各行政单位的土地，划定治安辖区和特殊辖区之间的界限，并用不同的线条来标识，方便区分”。(8)Jean Baptiste Colbert, Pierre Clément,Lettres, Instructions et Mémoires de Colbert,Tome.4,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pp.27-28; James E.King,Science and Rationalism in the Government of Louis width=17,height=14,dpi=110, 1661-1683,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49, pp.130-134.然而，调查反馈的结果令人大失所望。一方面，政府官员虽晓得六边形的法兰西领土轮廓，但对边界之内的各地人口和资源的具体状况知之甚少，乃至十分陌生；另一方面，从各地搜集上来的地图，即使经过了绘图师的编辑修正，也仍嫌粗疏，这事实上意味着，传统的绘图知识和技术，已与发展着的王国治理的实践需要不相匹配了。(9)David Buisseret,Monarchs, Ministers, and Maps: The Emergence of Cartography as a Tool of Governme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99-100.为什么会这样？

大致在17世纪中期，欧洲的地图制作已开始采用托勒密的经纬网格线，有准确的比例尺和相对一致的投影方法。但是，彼时法国的主流制图模式仍然秉承一种“历史地图集”的编撰传统，即博学之士在旧有地图、地理书籍和实地游记等材料的基础上，按照某种经验原则编辑成新地图。桑松(Sanson)家族即为这种制图模式的代表。就本质而言，这样的制图模式乃是一种“编绘”。制图师习惯于足不出户，仅凭总结过往地图和相关书籍进行图像形式的历史编纂，这就容易发生或延续某些因材料不可靠而导致的错误。尤为糟糕的是，当传统的制图模式将各种版本的历史地图拼接在一起的时候，势必造成异质性的时间与空间的交错、叠加和杂糅，而这跟绝对主义王权构建统一秩序的要求是不吻合的。换句话说，绝对主义王权所期望的领土整治，指向一个“匀质化的空间”，其地图呈现应该是一以贯之且精确严谨的几何结构。

在近代欧洲，政治思想家倡导的“国家理性”(raison d’Etat)观念，逐步在政治实践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种观念强调以主权的审慎来节制黩武的任性，致力于发展“如何建立、保持和增强国家的必要手段的知识”。(10)Michel Senellart,Machiavélisme et Raison d’width=8,height=14,dpi=110tat: ⅩⅡe-ⅩⅧe Siècle, Suivi d’un Choix de Textes,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9, p.57.随着绝对主义王朝版图的定型和内部治理任务的凸显，曾在中世纪盛极一时的“君王宝鉴”(Specula principium)，也被一种治理实践中的“权力之镜”(Les Miroirs des princes)所取代。按照一种流行的比喻，地图作为主权地形学的一种缩微表象，就是王国的一面镜子，“它可以轻易地穿透王国的全境和四周，其澄明(clarté)可以刺破黑暗，消除蒙昧”。(11)Christian Lazzeri, Dominique Reynié,La Raison d’Etat: Politique et Rationalité,pp.44, 133.这样，涉及人口、土地、产业、财富等资源配置的王国有序治理方式，就在“国家理性”观念的指导下与一种新型的科学知识发生内在勾连，从而，服从和服务于王国治理的地图绘制，自然也应该按照“政治算数”(arithmétique politique)原则在知识和技术上努力地追求规范与严谨。主要有三个操作步骤：(1)对国家的时空存在形式进行质性图绘；(2)建立经济与人口的分类量化数据；(3)利用数理工具对既存的各类现象完成知识分析。(12)Thierry Martin,Arithmétique Politique dans la France du ⅩⅧe Siècle,Paris: Institut National d’width=8,height=14,dpi=110tudes Démographiques, 2003, p.6.

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实施这样的测绘和普查工程，最好依托一个专业化和专门化的机构。这至少是1666年成立“法兰西皇家科学院”(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的部分原因。法王路易十四对皇家科学院的建设十分重视，不仅承诺给予稳定的政策支持，尤其是财政政策支持，还曾亲赴科学院视察，以示关怀。长期分管科学院工作的国务秘书丰特奈尔(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曾讲过一段话：“国王在最近一次的战争之后决定将目光转向王国内部，以智慧之见来亲自播撒和平果实。科学院成为他关注的对象，这种青睐即便在重大国务面前也未中断，这使得科学界的我们免于那些正在搅动欧洲的麻烦的干扰。但他觉得现在做得还不够，因为可以做得更多。他也坚信没有被如此残酷风暴所破坏的东西，理应在平静中得到成长与加强。”(13)Histoire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Année 1699,Paris: Chez Gabriel Martin, 1732, p.2.这段话虽夹杂溢美之词，但它将科学院的定位和事业发展同法兰西王国的治理转向贯通起来，道出了当时条件下知识与权力关系的一个实质性方面。

二、科学制图的权威机构和领军人物
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欧洲，组建科学从业人员的专门化团体，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与科学协会在多数国家的民间定位相比，法兰西皇家科学院的官办性质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1699年，王室颁布科学院的组织章程，正式确认其直属王权的机构地位，并对它的人员构成、管理程序、工作制度等做了原则规定。按照章程第一条，“皇家科学院始终处于国王的庇护之下，通过国务秘书接受其直接下达的命令”(14)Histoire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Année 1699,p.3.，绝对主义王朝的权力触角，直接伸到了知识生产的管理领域。

不过，仅仅用外行监管内行来定义这样的“知识—权力”关系，是不得要领的。从政治现代性的角度来看，这种关系事实上隐含着超越官员个人乃至君主个人的“民族—国家”建设理由。早在皇家科学院成立之前，黎塞留(Cardinal de Richelieu)就已确定了法兰西学院(Académie française, 1635)的官办性质；而这个机构所承担的两大文化建设任务——规范法语的使用、统编法兰西“民族—国家”历史，显然跟一体化的民族认同与国家整合密切相关。同理，路易十四时期的王朝资助体系从人文领域扩展到科学技术领域，也自有其“民族—国家”建设的任务担当，构造一套全国性的地理测绘系统，即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现代国家治理的诸多基础工程，例如，国防军事体系中的要塞防御，生产交易体系中的货运物流，行政管理体系中的区划改革，社会治安体系中的人口户籍规制等，无不仰赖精细而准确的地理信息数据，因此，说表象空间的地图绘制与物理空间的国土整治相呼应，构成了一项基础性的国家能力，是一点也不夸张的。福柯的研究表明，绝对主义王朝时期的治理术，已经彰显出愈益浓郁的科学色彩，谓之“国王的知识”。(15)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37-139页。职是之故，以桑松为代表的传统制图世家，不管在历史上怎样得到过王室的特许或嘉许，在新时代的科学潮流冲击下，都难以避免被淘汰的命运。为皇家科学院和巴黎天文台寻找卓越领军人才的波旁王朝政府官员，将目光聚焦到了意大利天文学家让—多米尼克·卡西尼(Jean-Dominique Cassini)身上，他原本为教皇工作。

卡西尼早年因在伽利略(Galileo Galilei)之后对木星、火星及太阳黑子的研究而享誉科学界，他创立的理论与方法，被当时欧洲各地如火如荼的天文观测活动广泛采用。波旁王朝的“猎头官员”之所以相中卡西尼，就是因为他的理论与方法对路易十四执政后期所规划的国家测绘工程十分关键。1668年10月，大臣科尔贝尔向卡西尼发出参与法兰西测绘计划的邀请，为玉成此事，还专门派人同教皇谈判，并给卡西尼寄去1 000埃居的路程补贴，承诺其在法国的津贴将高达每年9 000里弗尔。(16)埃居和里弗尔都是旧制度时期货币，1埃居约等于3里弗尔。卡西尼在科学院的津贴位居第一，远高于1666年加入的惠更斯(6 000里弗尔)，也比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拉辛等法兰西学院学者要高。卡西尼最终能入主法兰西皇家科学院，也得益于该院的一项开放性制度安排。按章程规定，科学院的人员构成，不仅有面向本土科学家的“荣誉院士”(les Honoraires)，而且有对外籍科学家开放的“津贴院士”(les Pensionnaires，亦可称“驻院院士”)和“成员院士”(les Associés，也叫“副院士”)。卡西尼于1669年4月抵达巴黎，随即得到国王的召见。路易十四对他推动科学进步的努力表示认可，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希望自己的国家在知识上能够像在军事上那样实现繁荣和盛名。”(17)Jean-Dominique Cassini,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à Celle de l’Observatoire Royal de Paris, Suivis de la Vie de J.-D.Cassini,Paris: Chez Bleuet, 1810, p.289.这些极高规格的礼遇，既反映了卡西尼在欧洲科学界的地位，也表现了波旁王朝广纳贤才的诚意和倾力发展本国科学事业的决心。

在整个皇家科学院系统中，巴黎天文台的地位十分显赫，它是科学活动的常驻观测点，也是例行会议与各项实验的场地，还为所有科学院的成员提供寓所。1669年，卡西尼作为皇家科学院的终身津贴院士，取代此前主持工作的克劳德·佩罗(Claude Perrault)，正式出任天文台的第一任台长。1673年，卡西尼入法兰西国籍，后娶妻生子，誉称“卡西尼一世”。1677年，第二代的雅克·卡西尼(Jacques Cassini，卡西尼二世)出生在巴黎天文台，1694年成为科学院学生，1712年继承父亲去世后的津贴院士职位，1715—1739年间先后五次主持科学院工作。第三代的卡西尼共有三位，其中的次子切萨雷—弗朗索瓦·卡西尼·德·蒂里(César-François Cassini de Thury，卡西尼三世)继承了家族在科学院的天文与测绘工作。他于1735年进入皇家科学院，1741年担任“助理院士”(adjoint astronome)，1745年成为津贴院士，1758、1767、1771年先后作为科学院领导核心。卡西尼的第四代(Jean-Dominique, comte de Cassini，卡西尼四世)在1770年进入皇家科学院，1785年成为正式成员，并一直担任巴黎天文台台长至大革命时期。绵延四世的卡西尼家族执掌皇家科学院和巴黎天文台一百多年，将其称作一个“王朝”，并不为过。(18)第五代亨利·卡西尼(Henri de Cassini)尽管也是大革命后的科学院成员，但先于卡西尼四世去世，且未实际参与制图工程。除了直系亲属之外，卡西尼一世的外甥吉尔科莫·马拉尔蒂(Giacomo Filippo Maraldi)同其子乔瓦尼·多米尼克·马拉尔蒂(Giovanni Domenico Maraldi)也先后成为皇家科学院的成员和著名的制图师，他们同样是卡西尼家族的成员。参见Monique Pelletier,Les Cartes des Cassini: La Science au Service de l’width=8,height=14,dpi=110tat et des Regions,Paris: width=8,height=14,dpi=110ditions de la Comité des Travaux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 2002, pp.78-84.

按章程规定，法兰西皇家科学院的人员构成，除学问大、位阶高的院士之外，还有在院士的学科门类下学习和工作的学生。科学院召集日常工作会议时，院长坐首席，荣誉院士、津贴院士、成员院士和学生依次按序而坐，并照此维持科学院内部的日常管理。所以，有人称它是一个囊括了各类科学从业人员的“团体”(la Compagnie)，一个“前所未有的王权机构”(Corps établi en forme par l’autorité Royale)。(19)Histoire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Année 1699,pp.3-12.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继皇家科学院之后，外省和各地也群起效仿巴黎，蒙彼利埃、第戎、波尔多、图卢兹等地方性的科学院，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如此，全法国就形成了一个以科学研究为业同时又处于体制之内的规模庞大的新知识阶层。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来看，一方面，国家接管了一部分原属私人领域的知识实践，以公共财政的方式对科研人员和科研活动给予稳定的支持，用福柯的话来说，“权力机构对独立的知识发源地敞开”。(20)米歇尔·福柯：《惩罚的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98-300页。另一方面，新知识阶层不仅独立开展纯粹性的科学研究和普适性的知识传播，而且作为体制内的科研从业人员，接受权力规导，服务国家战略，参与多种形式的国家发展计划。卡西尼家族主持的法兰西国家测绘工程，历时一个多世纪，称得上是现代国家大科学计划的一场先锋实验。

三、作为国土测绘方案的卡西尼计划
如上所述，开展全国性的国土调查，是法兰西绝对主义王朝在版图大致定型的背景下为因应日益突出的内部治理问题而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军事大臣沃班(Sébastien Le Prestre Vauban)将其精辟地概括为“领土整治”。(21)Michèle Virol,Vauban: De la Gloire du roi au Service de l’width=8,height=14,dpi=110tat,Seyssel: width=8,height=14,dpi=110ditions Champ Vallon, 2003, p.142.在政治上，“领土整治”意味着清剿各种形式的地方割据势力，构建统一的法度和秩序；而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则与道路交通、航运水利、资源开发及市政建设等密切相关。17世纪60年代后期，大臣科尔贝尔开始策划组建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土调查系统，并把地图绘制的任务交给了皇家科学院。1668年5月23日，科学院内负责联络宫廷的卡尔卡维(Pierre de Carcavy)说：“科尔贝尔先生希望绘制一幅比现有地图更为准确的法兰西地图，由科学院来自行决定如何完成这一计划。”(22)Procès-verbaux.T3(1667-1668, Registre de MathéMatique)/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p.25.[Archives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1669年，卡西尼作为科学院终身津贴院士出任巴黎天文台台长后，该计划就由他来指导和主持，再后来，接力棒又传到了他的子孙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习惯以“卡西尼”的名字为这一法兰西国家工程命名。

与传统的地图绘制相比，卡西尼地图的现代性特点，在于紧紧依赖实地勘察和测量获得的精确数据，而不再是简单汇编旧有的地图、游记和历史—地理书籍。指导新式地理测绘的科学方法，见于卡西尼1668年出版的《木星卫星星历表》(Ephémérides des Satellites de Jupiter)一书。在该书中，卡西尼通过计算木星卫星的“斜面”(inclination)与“轨道交点”(nœud)，得出了卫星的运行时刻表。他由此提出，倘若在地面上以一条“零度经线”(méridien d’origine，又称本初子午线)为基准，通过望远镜来观察卫星在木星投下阴影的面积变化，对比木卫星出现的时刻，数秒间就可以确定地表选址的经度。(23)Monique Pelletier,Les Cartes des Cassini: La Science au Service de l’width=8,height=14,dpi=110tat et des Regions,pp.76-77.

接受政府交付的新版法兰西地图绘制任务后，皇家科学院决定，“先绘制一幅巴黎及周边地区地图，以尝试和确定具体的绘制方法”。(24)Procès-verbaux.T3(1667-1668, Registre de MathéMatique)/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pp.30, 52.[Archives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为此，让·皮卡尔德(Jean Picard)运用卡西尼的天文观测理论，设计了一套地理勘查和测量方案。他选取马尔瓦兹(Malvoisine，巴黎附近)和苏尔东(Sourdon，亚眠附近)之间128公里的距离，基于同一基准经线来测量各地纬度，继而准确算出了这段距离所对应的经线“弧度值”(arc)。(25)Lucien Gallois,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et les Origines de la Carte de Cassini: Premier Article,”Annales de Géographie,18(99), 1909.这便是后来在地理测绘中产生广泛影响的卡西尼“三角测量法”(triangulation)，它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步骤：(1)在平地上量定一条基准线;(2)以可视距离内某建筑或高物为顶点，测量顶点与基准线所构成三角形的各个角；(3)用天文观测确定三角形相对于某一经线的方位，再测定三角形南北两极的纬度；(4)用三角函数公式计算三角形的边长，然后计算这些边在平地和经线上的投影。(26)Jean Picard,Mesure de la Terre,Paris: De l’Imprimerie Royale, 1671.[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Réserve des Livres Rares, Rés.S-2]

皇家科学院运用上述方法对巴黎及周边地区进行实地测量，首先获取精准的第一手数据，然后在此基础上顺利完成了《巴黎周边详图》(Carte Particulière des Environs de Paris)的绘制。整个项目从政府那里获得18 715里弗尔的经费资助，最终成图9张，1674年完成，1678年正式出版。每幅图的上方两侧是标题栏，下方左侧是图例说明，印有科尔贝尔的徽章。作为科学制图的实验作品，《巴黎周边详图》取得了巨大成功。它所运用的地理测绘方法与技术，不仅为接下来的法兰西全境地图绘制提供了示范，事实上也为以后的科学制图确立了一些基本准则。

在以卡西尼为代表的科学制图派强势崛起的背景下，传统的制图师和出版商受到冲击是不可避免的。1700年3月，25岁的皇家科学院学生纪尧姆·德利尔(Guillaume Desile)，指控43岁的传统地图商让—巴蒂斯特·诺朗(Jean-Baptiste Nolin)涉嫌抄袭，双方在《学者报》(Journal des Sçavans)上展开激烈论战。诺朗仗着“国王地理学家”(géographe du roi)的头衔，咄咄逼人；而年轻的德利尔则搬来后台，诉诸自己的老师卡西尼一世的权威。法官不得不出于“技术原因”请专家出场。1705年4月，四名“通晓地理学知识”的皇家科学院成员——雅克·卡西尼、吉尔科莫·马拉尔蒂、约瑟夫·索维尔(Joseph Sauveur)、弗朗索瓦·谢瓦利埃(François Chevallier)，应行政法院审查官的请求组成特别委员会，协助这起版权诉讼案的审理。委员会在对底本、刻版与材料的比对取证基础上，新增了科学主义的评判标准，即依据地理学的基本原则，全面分析双方地图的数据、坐标系与绘制参数，同时对当事人进行知识学角度的问询。诺朗的“国王地理学家”头衔是买来的，压根不晓得什么测绘数据，调查结果可想而知。1706年7月19日，法庭判德利尔胜诉。(27)关于案件审理与调查委员会呈送的报告，详见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档案，Bibliothèque Nationale, Manuscrits Français, 21733, fol.61-95.有人评论说，这场官司的真正赢家事实上是皇家科学院，“他们是这个领域的独裁者，没人能反抗他们”。(28)Mireille Pastoureau, “Contrefaçon et Plagiat des Cartes de Géographie et des Atlas Français de la fin du ⅩⅥe Siècle au Début du ⅩⅧe Siècle,”François Moureau,Les Presses Grises: La Contrefaçon du Livre, ⅩⅥe-ⅩⅨe Siècle,Paris: Aux Amateurs de Livres, 1988, p.302.

就在这场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王室于1704年12月颁布新法令，规定：“为了避免盗版剽窃，今后所有地理学家的新地图在出版前，都应提交一个专家委员会来审核。”(29)Numa Broc, “Une Affaire de Plagiat Cartographique sous Louis width=17,height=14,dpi=110: Le Procès Delisle-Nolin,”Re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 leurs Applications,23(2), 1970.这个委员会由皇家科学院主导，审核通过之后，也由它颁发证书，上面要写明“获皇家科学院批准和特许”的字样。(30)Mireille Pastoureau, “Contrefaçon et Plagiat des Cartes de Géographie et des Atlas Français de la fin du ⅩⅥe Siècle au Début du ⅩⅧe Siècle,” François Moureau,Les Presses Grises: La Contrefaçon du Livre, ⅩⅥe-ⅩⅨe Siècle,pp.275-302.自此，知识机构的“证书”(certificat)就取代了王室传统的“特许”(brevet)，科学院系统开始承担政府分离出来的知识管理职能，国土测量与地图绘制也逐步由体制内的专业部门来主导，从地理信息的采集、分析、传播、应用，到地图出版的分类、审查与管理，甚至包括测量团队与工作机构自身的日常运营。借福柯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权力的“微机制”(micromécanique)，科学院在其中扮演着知识的“纪律警察”角色，同时代表国家履行知识社会的管理职能。(31)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第195-202页。

在同传统制图师的竞争中，皇家科学院确立了地理学领域“知识挑选”的核心原则——基于勘测数据和几何原理的地图制作。从方法上说，利用三角测算两地之间的经线弧度值，是这种制图模式的关键。只要划定测绘的基准线，在全国范围内选择固定的测绘点，就可以复制大量的三角形成网格，进而将整个王国的地图精确绘制出来。继《巴黎周边详图》之后，卡西尼的同事皮卡尔德又对法兰西沿海各城市进行测量，绘制了《法兰西修正地图》(Carte de France Corrigée)。该图矫正了法兰西大西洋沿岸旧图标示的偏差，使原本扭曲的线条变直，也增加了大量国土面积。1682年，科学院将其绘制的新图呈送王室，路易十四看后甚为欢喜，决定继续为科学院的制图提供支持。这一年的科学院年鉴记载：“国王要求测绘王国的所有子午线，以详细了解土地的情况，绘制一幅测量准确的法兰西地图。” (32)Histoire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epuis son width=8,height=14,dpi=110tablissement en 1666 Jusqu’à 1686,Tome.1, Paris: Chez Gabriel Martin & Jean-Baptiste Coignard & Hippolyte-Louis Guerin, 1733, p.248.如此，卡西尼的设想就一步一步地变成了法兰西的国土测绘方案。

四、两期全国测绘工程(1682—1789)
从1682年到1789年，法兰西先后实施了两期规模宏大的国家测绘工程。第一期工程(1682—1744)由卡西尼一世做总设计，卡西尼二世接续完成。按照卡西尼一世的构想，测绘工程包含三个主要步骤：第一步，确定巴黎天文台所在经线为本初子午线，作为全国的基线，并统一规定观测工具和方法；第二步，根据国土面积与地形分布，选定一批经纬度观测的地点；第三步，根据观测点所得的数据，按照数理几何方法形成全国地图绘制的三角形网格。(33)James E.King,Science and Rationalism in the Government of Louis width=17,height=14,dpi=110, 1661-1683,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49, p.299.整个工程分以下几个阶段有序推进：

1.经线测定的延长(1682—1718)

在确定本初子午线并统一观测工具和方法之后，1683年6月，卡西尼一世向王室递交了《延至两大洋的大地测量与经线延长计划》(Projet de la Prolongation de le Méridienne Jusqu’aux deux Mers pour la Mesure de la Terre)。(34)Procès-verbaux.T9(18 Novembre 1679-29 juin 1683, Registre de Mathématique)/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pp.220-221.[Archives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这是全国测绘的先行工程。为确保测量的精度，卡西尼特意准备了一幅巨大的《地球平面球形图》(Planisphère Terrestre)作为底图，方便将后续的天文观测及经纬度的计算结果在上面标出。(35)Histoire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epuis son width=8,height=14,dpi=110tablissement en 1666 Jusqu’à 1686,Tome.1, 1733, p.348.地图可参见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Cartes et Plans, CPL GE DD-2987(112 B).GE C-8479.测绘任务由两个团队分担。德·拉耶赫尔负责北部，卡西尼一世负责南部。1701年，南部布尔日(Bourges)至科力尤尔(Collioure)的测绘完成。1718年，北部蒙迪迪耶(Montdidier)至敦刻尔克(Dunkerque)的19个三角网格测完。(36)Monique Pelletier,Les Cartes des Cassini: La Science au Service de l’width=8,height=14,dpi=110tat et des Regions,pp.87-88.在测定法国境内数据时，海外观测计划也同步启动。科学院选择同法国耶稣会合作。除欧洲、非洲、美洲的观测以外，卡西尼一世还安排了耶稣会的中国测绘计划，在1685年耶稣会中国使团临行前进行了多次会谈，并为他们配备了最新的观测仪器。(37)Histoire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epuis son width=8,height=14,dpi=110tablissement en 1666 Jusqu’à 1686,Tome.1, p.338; 伊夫斯·德·托玛斯·德·博西耶尔夫人：《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1页。

1712年，卡西尼一世去世，其位置由儿子雅克·卡西尼接替。后者在1700年前后就已加入父亲的团队，1715年开始主持测绘工程。由于科尔贝尔去世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Guerre de Succession d’Espagne, 1701—1714)的影响，实地测绘工作于1718年暂停。在这种情况下，卡西尼二世转而将精力集中于测量数据的分析，同时设法解决前一阶段所累积的理论问题，其标志性成果就是他在1720年出版的《论大地面积与图像》(De la Grandeur et de la Figure de la Terre)一书。该书梳理了自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奥特里乌斯(Abraham Ortelius)以来的制图传统，指出在旧式地图中，巴黎的子午线在向南和向北所经过的位置上变化不定，偏差很大。之所以如此，盖因方法存在缺陷。卡西尼二世高度推崇父亲的科学创新，强调：“为了修正法兰西地图，必须采用一种准确而避免偏差的方法，重新测定巴黎的子午线，我们已然实践了这一点。先基于太阳与行星观测确定方位，再通过几何方法应用到易于测量的关键城市与地点，这些点的数据容易同巴黎子午线相一致。”(38)Jacques Cassini, “De la Grandeur et de la Figure de la Terre,” Suite des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Année 1718,Paris: De l’Imprimerie Royale, 1720, pp.33-36.[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Arsenal, 4-H-8224]

2.经线垂线的测量(1730—1739)

1730年，新的财政大臣奥利(Philibert Orry)上台，他秉持一种工程治国的理念，在全国范围内推进筑路项目。开工前，奥利通常要求先完成制图，且绘制的规格、材料和技术标准都须统一，地图要描绘出各地的“大道、主路、河流、山丘、森林，用图例标明城市、乡镇、村庄、小社区等”。(39)Stéphane J.L.Blond, “The Trudaine Atlas: Government Road Mapp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Imago Mundi,65(1),2013.1733年，奥利与卡西尼二世联络，要求科学院继续其原定的测绘与制图计划。卡西尼后来在11月的报告中说：“我们深知王国的领土、边界与各地方位之知识的重要性，没有它就无从上手那些利于国家和商业的工程，比如那些有利于王国富强和省份间交通贸易的新型道路、桥梁、运河及航道的建设。为了国家的荣耀与利益，先王路易十四与科尔贝尔早已有规划，并对科学院明确指示绘制一幅详细的法国地图。”(40)Jacques Cassini, “De la Carte de la France, et de la Perpendiculaire width=8,height=11,dpi=110 la Méridienne de Paris,”Histoire de l’Academie Royale des Sciences, Année 1733,Paris: De l’Imprimerie Royale, 1735, pp.389-391; César-François Cassini de Thury,La Méridienne de l’Observatoire Royal de Paris: Vérifiée dans toute l’width=8,height=14,dpi=110tendue du Royaume par de Nouvelles Observations,Paris: Chez Hippolyte-Louis Guerin & Jacques Guerin, 1744, p.3.

由于第一阶段已经完成了南北经线的延长测量，第二阶段的工作主要集中于测定“经线垂线”(la perpendiculaire width=8,height=11,dpi=110 la méridienne)。这项工作与第一阶段测得的经线弧度值是可通约的，循此就可以用几何原理确定40个选定城市以及众多乡镇、村庄与显要地标的位置参数。从1733年6月份开始，卡西尼二世领导马拉尔蒂、谢瓦利埃、让·德拉格里夫(Jean Delagrive)和儿子卡西尼三世，以科学方法测量了自东到西的巴黎经线垂直线。在此后的1735—1738年，科学院团队又先后完成了以布雷斯特(Brest)、普瓦图(Poitou)、南特(Nantes)等城市为交汇点的多条经线及其垂直线的测定，为接下来的三角网格地图奠定了基础。(41)Monique Pelletier,Les Cartes des Cassini: La Science au Service de l’width=8,height=14,dpi=110tat et des Regions,pp.92-94.

3.几何三角网格地图的绘制(1739—1744)

截至1739年，科学院已经获得了全国范围内400座城市、600个观测点、3 000个目标的数据，然后由卡西尼三世与族兄马拉尔蒂二世(Jean-Dominique Maraldi, Maraldi Ⅱ)牵头，以两地一组为单位(如巴黎—奥尔良、敦刻尔克—亚眠等)，在经线、纬线和经线垂线的数据基础上，逐一划定地区间的“经线三角”(triangle de la méridienne)。到1744年，800个三角形全部划定，形成了涵盖全国、纵横交叉的一个三角网格(或称三角锁系)。在此基础上，卡西尼三世等人绘制了一幅几何网格大地图(Description Géométrique de la France)，作为第一次全国测绘工程的主要成果。(42)实际上，1744年的几何网格地图有多个版本，包括1∶886 000和1∶1 772 000等不同比例尺，补充了北方和塞纳河数据的版本在1783年出版。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GE C-11424; GE DD-2987(781 B). 与传统地图截然不同，这是近代法国第一次以科学方法、统一标准、机构团队的方式，描绘整个王国的“天文大地网”。

第一期全国测绘工程完成后不久，卡西尼三世就透露了下一步的制图计划：“后续我们准备绘制法兰西的详细地图(des Cartes particulières de la France)，上面将标示整个王国边境与内陆的所有重要地点。”(43)César-François Cassini de Thury, “Sur la Description Géométrique de la France,”Histoire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Année 1745,Paris: De l’Imprimerie Royale, 1749, p.560.1747年，他在一份纲领性文件中进一步指出，主权者要熟悉其治下的所有地区，而臣民也需要地点方位以便从事工商经营。“我们最终要向公众推出的应该是一幅法兰西详细地图和一幅几何学测绘地图。”(44)César-François Cassini de Thury,Avertissement ou Introduction à la Carte Générale et Particulière de la France,s.n.p.4.[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Département Inconnu, Ge-FF-4296(1)]这实际上是预告，第二期全国测绘工程有两大任务目标：一是在1744年《法兰西几何地图》基础上，补充未测绘的空白区域，对已有测绘误差进行修正；二是绘制复数意义上的法兰西各地详图。

1747年7月，路易十五看到了《法兰西几何地图》。卡西尼三世回忆说：“深谙地理学的国王满意地审阅了我们的地图，从中他可以看到军队的驻扎和分布。鉴于其效用，国王决定在整个王国内依此绘制地图。”(45)Monique Pelletier,Les Cartes des Cassini: La Science au Service de l’width=8,height=14,dpi=110tat et des Regions,pp.108-109.为不负王室的厚爱和期望，卡西尼三世打算在先辈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质量标准。第二期测绘工程预计绘制法兰西各地详图180张，不仅要保持第一期地图制作的精度，还将在描绘内容上更为丰富，绘制比例也提升一个档次。(46)Josef Konvitz,Cartography in France, 1660-1848: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Statecraft,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15, 16, 22.

与第一期工程相比，第二期工程面临的政治社会环境更加有利。对外方面，1748年《埃克斯—拉沙佩尔条约》(Traité d’Aix-la-Chapelle)订立后，法国的领土边界基本确定，18世纪下半段出现了一系列的勘界与测量活动。(47)Peter Sahlins,Boundaries: The Making of France and Spain in the Pyrenees,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93-102.在内部，科尔贝尔、奥利以来的行政改革整合了原本零碎的王室产业，在数据与统计基础上建立起“理性王国”。地形学、工程学与测绘学的进一步发展，也导致整个18世纪的知识—权力体制形成更精细的专业分类。1747年，“皇家路桥学院”(l’width=8,height=14,dpi=110cole des Ponts et Chaussées)成立，专门从事数学、测量和制图方面的教育；1748年，“梅齐埃尔工程学院”(l’width=8,height=14,dpi=110cole Royale du Génie de Mézières)成立，皇家科学院的新式制图技术与科学知识不仅得到推广，还迅速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才。(48)Monique Pelletier, “Cartographie et Pouvoir sous les Règnes de Louis width=17,height=14,dpi=110 et Louis ⅩⅤ,”Comité Français de Cartographie,(141), 1994.一方面，这些工程师与各地兴起的地方科学院一道成为第二期全国制图工程的重要支撑；另一方面，统一的“工程技术”话语的兴起，将制图活动集中于政府公共部门之手，从而彻底打破了传统制图在方法论与空间观上的差异与壁垒。

按照约瑟夫·康维茨(Josef Konvitz)的说法，只有第二期的卡西尼计划才能算得上是“系统工程”。(49)Josef Konvitz,Cartography in France, 1660-1848: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Statecraft,pp.22-24.因为，卡西尼三世真正将其作为一个项目来管理，不仅专门成立了资金运营的公司，还在标准规格、成本决算、工期规划、任务分工等方面做了统一部署。这在1783年卡西尼的说明中也有所体现：

未来20年内，我们可以利用法国区划的这180幅精准详细地图，一一评估其执行与预算情况。假设每年完成10幅，每幅需要2名工程师绘制，总共需要雇佣20名工程师；地图每刻印10幅需要40 000里弗尔，每幅合4 000里弗尔。这是一次预算700 000里弗尔的计划，执行者在开始这项不可停滞的事业前，就应通盘考虑，更不能有损先前工作的成就。(50)César-François Cassini de Thury,Description Géométrique de la France,Paris: de l’Imprimerie de J.CH.Desaint, 1783, p.12.

就项目进展来说，第二期全国测绘工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747—1749年，主要测绘塞纳河及其支流的三角网格地图，这也部分地解决了原有几何地图中河道附近测量不充分的问题。(51)Monique Pelletier,Les Cartes des Cassini: La Science au Service de l’width=8,height=14,dpi=110tat et des Regions,p.135.1756年9月，卡西尼三世向路易十五进献了新近绘制的第二幅博韦(Beauvais)地区的地图，国王惊讶于地图所展示的细节：森林和道路都有描绘，甚至连最小规格的小道都清晰可见。第二阶段的工作到1760年，完成了预定的180张地图中的50张，且大都集中在法国北部区域，弗朗德(Flandres)地区的三角网格信息也得到了补充。第三阶段完成于1780年，共绘制95张地图，既包括东北边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也涵盖了南部边界的比利牛斯山的一部分，后者继续在法国—西班牙联合划界委员会(la commission topographique franco-espagnole Ornano-Caro, 1784—1792)的主持下，陆续实现了边境地图的测绘。(52)Jean-Yves Puyo, Jacobo García width=11,height=17,dpi=110lvarez, “Une Frontière pour les Pyrénées: l’Épisode Trop Méconnu de la Commission Topographique Franco-espagnole Ornano-Caro(1784-1792),”Cartes & Géomatique,(228), 2016, pp.47-58.1784年卡西尼三世去世，其子卡西尼四世接续主持第四阶段的测绘工作。到1789年，全部的实地测绘已经完成，但雕版与印刷工作仍在继续，各区域地图的出版一直延续到1815年。(53)Josef Konvitz,Cartography in France, 1660-1848: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Statecraft,pp.25-26.

五、世代接续的项目规划与管理
法兰西国家测绘工程历时一个多世纪，用现代术语来说，乃是一个基于国家战略的大科学项目。这个项目的委托方是波旁王朝，受托方是卡西尼家族；前者从路易十四延续到路易十六，后者从卡西尼一世延续到卡西尼四世。长期以来，学人的目光多聚焦于作为结晶产品的卡西尼地图，这固然可以理解，但只要想一想委托方与受托方世代接续带来的合作难度，就须承认，这个大科学项目的规划与管理本身或许更值得探究，至少就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而言是如此。

法兰西国家测绘工程之所以能够接续进行，首先得益于它的高起点规划。作为项目的总牵头人，卡西尼一世既负责前期的理论论证与方法设计，又在实施过程中掌控进度，适时调整方案，由此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一代又一代的卡西尼一方面追踪科学理论前沿，并利用观测数据来支持其假说(54)这典型地体现在卡西尼同牛顿等人关于地球形状的争论中。卡西尼二世认为，地球朝两个极点方向凸出，呈“柠檬状”椭圆形。这和牛顿等人所认为的极点处扁平呈“葡萄柚”形的观点是对立的。J.B.Shank,The Newton War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p.325.；另一方面又在项目实施的关键阶段发布指导性文件，就测绘技术、人员预算、日程安排、任务分工等问题进行有条不紊的工作部署。(55)例如1683年卡西尼一世的《延至两大洋的大地测量与经线延长计划》、1720年卡西尼二世的《论大地面积与图像》与1747年的《法兰西几何地图》(Description Géométrique de la France)都是这类指导性文件。 卡西尼家族内部的传帮带模式特别值得一提。1700—1701年延长经线测量时，卡西尼二世就在一世领导的团队中；1735年后，卡西尼三世又开始协助父亲的经线垂线计划。这种前代坐镇巴黎指挥，后代领队实地测绘的惯例，显然有利于测绘工程的一致性与连续性。

其次，政府为知识机构提供了资金与制度保障。规模庞大的全国性测绘工程需要巨额财政拨款。除了常规的驻院津贴和奖金，国王承诺“持续为院士们进行的各项实验和研究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56)参见皇家科学院《章程》第21、47、48、49条，Histoire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Année 1699,pp.3-12; Alice Stroup,Royal Funding of the Parisian 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uring The 1690s,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87, pp.1-9.1666—1699年，王室为科学院拨款1 043 575里弗尔，年均30 693里弗尔，其中1699年的拨款为30 850里弗尔，占当年财政收入的0.024%。(57)Alice Stroup,Royal Funding of the Parisian 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uring The 1690s,p.83; Alain Guery, “Les Finances de la Monarchie Française sous l’Ancien Régime,”Annales.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33(2), 1978.1756年后，尽管七年战争(Guerre de Sept Ans, 1756—1763)与财政危机迫使资助暂停，但王室依旧提供了150 000里弗尔的过渡融资(58)Josef Konvitz,Cartography in France, 1660-1848: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Statecraft,p.24.，并特许卡西尼从宫廷贵族、政府官员、地方各省和销售市场那里募集所需资金，以确保这项荣耀国王的事业不受影响。(59)Monique Pelletier,Les Cartes des Cassini: La Science au Service de l’width=8,height=14,dpi=110tat et des Regions,pp.168-177.按当时的成本预估，180张地图从测量、审核、刻版到文字工作，全部完成至少需要花费832 000里弗尔，其中还不包括管理、设备、印刷和例外性支出的费用。这样算来，每年的项目支出高达90 000里弗尔，占1755年法国财政总开支的0.05%。(60)Alain Guery, “Les Finances de la Monarchie Française sous l’Ancien Régime,”Annales.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33(2), 1978.到1794年，卡西尼四世向革命政府交接地图时，核算后的37年制图总投入为804 470里弗尔。卡西尼四世辩护说，国土测绘和地图制作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事业，花这点钱，对于一个伟大的国家难道不只是一笔小小的开支吗？(61)Jean-Dominique Cassini,Mémoires pour Servir a l’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a Celle de l’Observatoire Royal de Paris, Suivis de la Vie de J.-D.Cassini,p.103.

再次，经费支持关联着测绘人员的招募，在此基础上，科学院本身形成了专业化的技术及工作团队。第一期工程计划中，项目成员主要是科学院的院士与学生，偶有外聘人员。他们大都享受王室的津贴，除卡西尼一世(年金9 000里弗尔)外，普通院士的年金在700—2 000里弗尔之间(皮卡尔德1 200—1 500、卡尔卡维1 500—2 000、拉赫尔1 500)，学生们则拿300—1 000里弗尔不等。(62)Alice Stroup,Royal Funding of the Parisian 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uring The 1690s,p.16.由于第二期工程的人员需求量更大，新增了很多科学院体制之外的工程测绘师傅，卡西尼三世因而调整了薪酬方案，本着能者多劳的原则，“通过奖励来激发效仿，使工程师的酬金与其作品质量和价值相对应”。(63)César-François Cassini de Thury,Description Géométrique de la France,p.17.1757年后，每完成一张地图，测绘师傅们可以收到4 500里弗尔的酬劳，按两人一张的分工计划，每人收入2 000里弗尔左右，但在审核与出版前要预留1 000的押金，而审核一幅则可以拿到300里弗尔。面对一份不菲的薪水，1750—1790年间，先后有505人次参与，其中新招募的工程师有74人。这些新招募人员很多不是专业制图师出身，但被要求具备基本的几何知识，技能培训因而显得特别重要，大多人也是在实地工作中逐渐上手的。(64)Monique Pelletier,Les Cartes des Cassini: La Science au Service de l’width=8,height=14,dpi=110tat et des Regions,pp.137, 181-183.

在1747年的《法兰西全国详图的说明》(Avertissement ou Introduction à la Carte Générale et Particulière de la France)中，卡西尼三世给参与测绘的工程师列出了详细的实地工作流程。(1)两人一组，先经过三角函数与测量实验培训，后按照天文台确定的三角网格，选择一个他们倾向的空白三角。(2)带着便携的仪器到达测绘地点，选择无遮挡的角度，确定合适的参照物。(3)在10 000托瓦斯(19 490米)的距离内，以天文台子午线的垂线为起点，一边向南，一边向北，统计这段范围内的城堡、教堂、隐修院、修道院、村子、农田、行刑柱、风车磨坊、水磨、水闸、渡口、桥梁、道路等任何有用的事物。(4)根据要求绘出高地、山谷、森林轮廓、道路方位、河流走向和地貌特征，最后画出此处地图以备事后核验。(5)半年为一个工期，工程师返回巴黎后，计算和整理所有经纬度、距离和三角数据，验收合格后方能继续下一个。(6)在准确数据和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地图的刻版与校对，验证无误后继续印刷与上色等环节。(65)文中卡西尼三世还专门附上了凡尔赛到巴黎之间三角的测量示例。César-François Cassini de Thury,Avertissement ou Introduction à la Carte Générale et Particulière de la France,s.n.pp.6-13.[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Département Inconnu, Ge-FF-4296(1)]

按照卡西尼四世的说法，在如此庞大的测绘计划中，人员培训是漫长、艰难却也尤为重要的一步。所以，第二期工程的实际执行要麻烦得多，预计10年，但结项时间一再推迟。与以往路政水利的工匠、村庄土地的调查员不同，测绘工程师在培训阶段不仅要适应新的测量工具(平板仪、测角器等)，还要活学活用三角函数理论及测量法，划定三角、测量角值、计算边长、推演所选高地之物到经线和垂线的距离，要一气呵成地完成操作。(66)Jean-Dominique Cassini,Mémoires pour Servir a l’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a Celle de l’Observatoire Royal de Paris, Suivis de la Vie de J.-D.Cassini,pp.101-102.到了实地测绘时，除了少数天赋异禀者，大部分人都需要重复试错来积累经验。再考虑到长途跋涉、负重操作、野外环境和身体因素的影响，第一年的测绘工作大都不甚成功，需要二次核算。更不用说很多团队还会遭遇仪器损坏、突发重病、自然灾害和本地人骚扰等棘手问题。(67)César-François Cassini de Thury,Avertissement ou Introduction à la Carte Générale et Particulière de la France,s.n.p.9.[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Département Inconnu, Ge-FF-4296(1)]

工程监督与验收机制因此显得尤为重要。第一期测绘工程由卡西尼二世亲自校对从佩皮尼昂(Perpignan)到敦刻尔克的观测数据，同时对1669年皮卡尔德的成果进行了核验。(68)Jacques Cassini, “De la Grandeur et de la Figure de la Terre,”Suite des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Année 1718,pp.138-142.第二期工程更加复杂，为此，巴黎天文台成立了一个新部门，保存所有测量、核算、校对期间工程师与刻版师的草图和记录本，由三名专家领导一批工程师负责质量把关。(69)César-François Cassini de Thury,Description Géométrique de la France,p.17.光是来自测绘现场的记录就至少有五份：一份是地名、选址、测量角度信息的记录，由一名在场的熟知当地情况的神甫或领主核对并署名。另一份记录是测量所得的数理几何数据，要将当地的地形同科学院的三角网格联系起来，防止出现不吻合的情况。此外，还要额外保存三份记录：一是有关测绘点到经线及其垂线距离的；二是有关特定教区到基准线距离的；三是有关各教区地文特色描述的。工作时，会有两位监督人员(一位来自当地，一位来自巴黎)负责监工，若因监督不力或不察而导致错误，即罚款100里弗尔。(70)Josef Konvitz,Cartography in France, 1660-1848: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Statecraft,p.23.为保证准确，卡西尼三世还规定了统一的验收程序。工程师返回巴黎完成数据整理后，由单独的四个人负责后期审核，一旦发现错误，立刻发回当地的神甫或领主。在要求桑斯(Sens)地区的测绘草图重新修改时，卡西尼三世曾说：“几何信息的部分是我们的事，而地表的描绘、地名的拼写都是属于领主和神甫的工作。工程师们应该将地图拿给他们看，根据他们的指示和命令重新绘制，并且当着他们的面进行修改，直到使修改后的地图合格才能出版。”(71)Monique Pelletier,Les Cartes des Cassini: La Science au Service de l’width=8,height=14,dpi=110tat et des Regions,p.143.

除了巴黎天文台，王室对项目进度与执行情况的知悉也很重要，因为地图关乎他们对国情与治理事务的掌握。一方面，历代卡西尼常常直接向国王呈送地图，同时汇报有关制图工程的最近情况。卡西尼一世就经常同路易十四讨论天文观测问题，并规划将其应用于地理与航海的设想。1756年，卡西尼三世在向路易十五展示第一批印制出来的法兰西详细地图时，先后多次同国王讨论第二期全国制图计划的实施方案。(72)Charles Wolf,Histoire de l’Observatoire de Paris de sa Fondation à 1793,p.119; Monique Pelletier,Les Cartes des Cassini: La Science au Service de l’width=8,height=14,dpi=110tat et des Regions,pp.159-163.另一方面，作为皇家科学院大工程计划的一部分，卡西尼地图也适用于固定的纪要、报告与成果汇编制度，由国务秘书专责向国王汇报各项事业的进展。(73)卡西尼一世多次面见路易十四，卡西尼三世更是同路易十五进行了多次关于制图工程的讨论。汇报制度见科学院《章程》第20、37、40、41条，Histoire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Année 1699,pp.3-12.科学院例行年报中的地理板块，会及时更新有关地图的进展，卡西尼们也习惯于将一段时间内的测绘总结与地图成果定期出版，一些规划性与理论性的作品也常常被收录在皇家科学院的出版物里。

在一种制度化的语境中，两期测绘工程构成了科学院例行工作的一部分。这样，原属科学团体内部的知识分工就内化为官僚性的术语与制度框架，继而使全国性的测量和制图成为同税务、统计、军队一样的常规性政府职能。(74)Josef Konvitz,Cartography in France, 1660-1848: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Statecraft,p.22.与此同时，随着航海、交通、运河、路桥、海外探索等同类项目工程的展开，制图实践与国家治理逐渐形成良性互动，从而越来越彰显出现代性的政治特征。卡西尼在主持制图的同时会身兼数职，既是天文台长、科学院首席，又是国务资政和审计官员，同类型的大规模制图计划也逐渐出现在国家其他事务的领域中。(75)包括特律代纳(Daniel-Charles Trudaine)的王国道路地图，海军部的水文地图(Dépwidth=8,height=11,dpi=110t des Plans, Cartes et Journaux de la Marine)等。1689年，卡西尼领导的团队还为《法兰西海图集》(Neptune François)提供了技术支持，所以卡西尼的名字也出现在标题页中。Christine Marie Petto,When France Was King of Cartography: The Patronage and Production of Maps in Early Modern France,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7, pp.65-75; Alice Stroup,Royal Funding of the Parisian 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uring The 1690s,p.45.如此一来，科学工程的理念不仅彻底打破了传统绝对主义在权力理论与空间观念上的壁垒，而且将大型工程的规划与执行集中于政府公共部门之手。所以，即便1789年的大革命推翻了王政，国家测绘的科学模式仍能得以延续，并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今天科学工程规划及管理的雏形。

结 语
以微缩形式呈现领土型国家样貌的地图，用近代流行的比喻来说，就像是一面“权力之镜”。透过这面镜子，一位开疆拓土的君主可以直观地把握自己控制的地盘，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制图术曾经充当军事领域的一种“战争技术”。不过，随着绝对主义王朝疆域的逐步定型，打在地图上面的战争烙印一点点淡化，制图术也开始更多地服从和服务于王国的内部治理需要。法兰西的历史经验表明，这种需要一方面表现为规范中央—地方关系，构建统一的法度和秩序；另一方面又表现为筑路架桥、疏通航运、开发资源，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不管是哪个方面，绝对主义王朝所期望和追求的国土整治，都指向一个匀质化的空间，从而作为其镜像形式的地图，也就理当呈现为一种明晰而精确的几何结构。于是便有了卡西尼家族的强势崛起。

与传统制图相比，卡西尼家族的地图制作，不仅熟练使用经纬线、比例尺和投影法，更重要的是紧紧依赖实地勘察和测量所获取的精准的第一手数据。因而，当其主导的皇家科学院对地图行业的知识产权纠纷作出权威评判，并通过颁发合格证书设置从业门槛的时候，就生动地诠释了培根的名言——“知识即权力”(knowledge is power)。进一步说，卡西尼家族和皇家科学院之所以有如此尊贵的权威地位，又跟王室的青睐密不可分。按照“国家理性”观念，王朝治理术的规范化和高效化打造，必须吸纳科学技术进步提供的新知识。由此观之，从路易十四到路易十六，三代法兰西国王对耗时烧钱的卡西尼计划给予稳定的政策支持，尤其是财政政策支持，并不纯然是好大喜功的炫耀，而是因为全国性的土地丈量与统一规划，不但能够辅助边界的勘定与领土的整治，还可直接融入道路、水利、航海、城建等公共事业的管理之中，所以是一项基础性的国家能力建设工程。

法国大革命将国王送上断头台，也终结了制图领域的“卡西尼王朝”。1789年10月，公民卡西尼四世将全部地图、刻版及工具材料作为“爱国捐献”(don patriotique)上交国家；1793年9月，他被迫辞去巴黎天文台台长职务，一度沦为阶下囚。(76)J.Madival and E.Laurent, et.al.,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9 à 1860: Recueil Complet des Débats Législatifs & Politiques des Chambres Françaises,Tome.9, Paris: Librairie Administrative de P.Dupont, 1862, p.419; Paul Brouzeng et Suzanne Débarbat,Sur Les Traces Des Cassini: Astronomes et Observatoires du sud de la France,Paris: Comité des Travaux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 2001, pp.89-91.然而，从王政到共和的转型并不是一场简单的历史断裂。事实上，共和政府不仅自觉承担起法兰西“民族—国家”建设的使命，而且基于新的主权原则将其提到了一个更高水平。正因如此，卡西尼时代的制图工具和技术才被接受下来，全国性的测绘工程也在重组后的法兰西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主持下继续推进。20世纪一些著名的国家大科学工程项目，例如“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伽利略计划”等，显然也可以从“卡西尼计划”那里找到先行探索和实验的范本。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ZZC005)

(责任编辑 朱路遥 王浩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