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声势：中国“斗争”话语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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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声势：中国“斗争”话语嬗变
任剑涛

(清华大学 政治学系，北京 10008)

摘 要：中国现代政治转型过程中的“斗争”话语，需要放在这一转型的长过程中来理解。由于中国现代转型的范围极广、程度甚烈、过程极难，非经富有政治声势的大规模斗争，无以实现转型目标，斗争话语也因此主导政治话语的建构。斗争话语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表现为三种形态：阶级斗争或政治斗争话语、生产斗争与认知斗争主导的经济建设话语、“伟大斗争”呈现的综合斗争话语。在政治声势发生变化之际，斗争话语路向出现转换，从中国现代转型进程来看，声势浩大的现代转型与斗争话语建构之间具有相互促成的关系。斗争话语的转变表明，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平台上，基于你死我活的斗争话语已终结，基于社会广泛合作的努力奋斗话语成为斗争话语的新形式。

关键词：政治转型；斗争话语；和谐话语

在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方式中，经济诉诸个人与组织化的行动，文化主要依赖传统与习俗的力量，两者都不需要惊天动地的社会动员。唯独政治生活需要广大民众的响应，才能有效组织起来，以求实现政治行动的目的。晚清以降，中国进入艰难的现代转型阶段，起初的转型主要发生于经济领域，接着出现在社会领域，最后出场的则在政治领域——晚清失于政治变革，转型归于失败；民国失于内外交困，转型再次受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转型最为成功，而政治动员的方式也最引人瞩目。从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其“斗争”话语的建构，促成了最具声势的政治模式。从早期发源、中期尝试到晚近变化，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斗争” 话语嬗变，值得从历史演进线索加以描述，从政治理论高度深入分析。

一、转型声势与斗争话语建构
中国政治的现代转型自晚明肇始，到晚清才鲜明呈现其历史面目，到民国阶段，转型已经势不可挡。发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治的现代转型则形成新的路径、新的结构、新的传统。

从规范的现代视角看，中国的现代转型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因为，中国的现代转型是一场极为艰巨的结构化转变。从总体上讲，中国要走出传统帝制，建构起现代的民族国家形态。从社会结构要素上讲，经济上要走出小农体系，转变为工业化、市场化的经济形式；政治上要走出不问权力来源的皇权体系，走进现代民主政治天地；文化上要走出儒家伦理中心主义定局，步入现代文化。随着人们对这一转变的深度、广度与难度的认知推进，中国现代转型的总主题与三大任务，在表述上出现重大变化：就动力学上讲，它不再是一场纯粹基于西方国家外部刺激才出现的惊心动魄变化，中国社会内部自明朝、甚至远自唐宋时期就逐渐积累着结构自变的动力；从三大任务上看，经济形式的复杂性，政治发展的多样性，文化发展的传统动力，日益为人们所感知。中国现代转型的总目标与三大任务，不仅在实践上主题鲜明，而且在理论上表述清晰。更为重要的是，这场转变的艰巨性为人们所充分认识：起自明晚期，至今已历三个半世纪，为时够长；转变收效显著的是经济领域，结构转变的成效尚待进一步展现。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太过深厚，最为重要的是国家权力结构对现代转型的多方抗拒，让中国的现代转型成为一场全方位、长程性、拉锯式的艰苦卓绝斗争。

斗争，汉语词典的义项有三：一是“矛盾的双方互相冲突，一方力求战胜另一方”，二是“群众用说理、揭发、控诉等方式打击敌对分子或坏人”，三是“努力奋斗”。(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17页。在中国现代转型进程中的斗争实践与斗争话语中，第一个义项可以用来展现斗争双方的处境，第二个义项则可以用来描述斗争诉诸群众运动的形式，第三个义项可用于描述投入斗争的人生状态。而“妥协”与“团结”所指的是双方或多方力图避免冲突和争执、齐心协力实现共同目标(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1331、1321页。，与“斗争”取向恰成对照。在英语词典中，斗争一词包括五个义项：奋斗、努力、争取，艰难地行进、吃力地进行，抗争，搏斗、扭打、挣扎脱身，争夺、辩论。(3)霍恩比：《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145页。在这几个义项中，汉语词典中双方你死我活、群众对敌行动的意思较弱，努力奋斗的义项较为一致。在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语境中，汉语词典的定义，乃是源于中国现实社会浮现的这一词语的含义而做出的界定，因此更适于理解中国的斗争实践与斗争话语。

中国的现代转型无疑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结构性转化。这场转型，变化之剧烈、动员之广泛、资源投入之多、对立之尖锐、行动之激烈、斗争之艰巨、奋斗之坚韧、声势之浩大，世所罕见。这场转变，取决于它所面对的巨大困难，必然凸显出三大面相：守旧、革命与斗争。前两者是相携出场的政治力量、政治现象。没有守旧，就不会有革命。因为一个掌握国家权力的集团，如果能够与时俱进、因势利导、稳妥求变的话，就可将革命化解于无形。而社会变迁一旦导向革命，便必然凸显斗争主题——革命的一方以推翻守旧的一方为目的，守旧的一方以镇压革命且捍卫手中权力为要务。在守旧与革命之间没有调和余地的情况下，你死我活的斗争便不可避免。晚清极端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斗争，立宪派与清廷之间的根本分歧，清廷与革命派之间的尖锐对立，都证实了这一点。就此而言，戊戌六君子的悲壮遭遇，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的流亡是一个很好的注脚。民国时期民主派与国民党党国主张之间的关系，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对垒，也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强调的“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4)《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3页。，是对这一情势的一个准确诠释。而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改革与反改革之间的矛盾斗争，同样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在两种力量对决的定势中，在斗争、妥协与团结的策略选择上，只有斗争才能决出转型胜负。

对中国现代变迁来讲，斗争实践与斗争话语是在三种看待政治的不同思路中逐渐取得优势的。这三种思路是：其一，绝不妥协的斗争或进取思路；其二，绝不让权的守成或压制思路；其三，寻求阶级、阶层与集团之间妥协共存的思路。在中国现代政治转变的实际进程中，居中的思路与社会变迁大势相左，因此很难守住既成的社会态势；最后一种思路在对立两极的决战关头，殊难赢得对决双方的认可，因此常常显得软弱乏力、甚少认同；第一种进路因应于决胜之势，定成主调。由于中国的现代变迁大致是在守旧与革命的两种力量之间展开的决战，因此，双方都尽最大可能地广泛动员一切能够动员的资源。这就注定了中国的斗争实践与斗争话语在气势上压倒妥协与团结的实践和话语建构。从世界历史视角看，绝不妥协的斗争政治确实在声势上胜过其他一切政治形式：在价值观念上，它站在人类价值的峰巅，以雄视一切的态度看待各家各派；在制度设计上，它以最理想的设计让现存体制相形失色；在日常生活上，它以激发人们的高昂热情，让所有其他生活方式缺乏吸引力。相应地，绝不妥协的斗争话语，也就在特殊的斗争环境中，具有广泛激发人们认同且忘情投入其中的强大力量。

审视中国社会政治现代转型可知，推崇斗争的思路之所以成为主调，主要是因为几个因素的有力推动：一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困难，让推动中国向现代发展的人群日益觉悟到斗争才是出路。这从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激进化中可以得到印证。二是现代斗争政治的思路赢得了政治精英与社会公众的共同认可。这是国家统治者堵死渐变道路，精英对改良不再抱有信心的必然结果。三是妥协政治没有给国人以政治希望，因此斗争政治成为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唯一选项。第三条道路的失败，中国主要政治力量对这条路线的严厉拒斥，便是明证。四是在中国现代转型关头引入斗争政治的政治理论，在论证上更能够吸引人的注意力，更容易激动人心，鼓励人全情投入革命运动。五是在列强影响中国的现代政治进程时，秉持斗争政治的苏联革命与建国奇迹给国人以强大的鼓舞。民国与人民共和国对苏联奇迹的共同欣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六是斗争政治与斗争话语的实际效果令人鼓舞，它确实谱写了斗争的凯歌、展现了斗争的奇迹，因此让社会容易趋向斗争政治。

归纳起来讲，斗争政治与斗争话语，是中国现代转型时期与政治声势相宜的理论与实践形式。斗争政治需要另文专门探讨，仅从斗争话语的视角看，它有一个初步浮现、渐次成型、获得认同、成为主流的嬗变过程。中国现代转型中的斗争话语无疑是输入的。其中，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话语是最为系统、全面和深刻的。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被引介到中国，最初它只是作为诸种社会政治话语形式的一种为人们所介绍和评价，没有取得社会政治话语必要的认同度与政治行动方式的主导权。孙中山认为，“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社会上大多数的利益有冲突”，因此，“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5)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69页。基于这一判断，孙中山拒斥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方案，主张改良资本主义为中国所用，说“我们实行民生主义来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对于资本制度只可以逐步改良，不能够马上推翻”(6)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410页。。梁漱溟也认为，分化斗争的理论与技术，与中国本土的伦理本位社会大相径庭，“从中国制度看去，调和性非常之重；此似为第二态度应用之结果。第二态度之应用，本为屈己让人。故‘让’字遂为中国人之一大精神，与西洋人由第一态度而来之‘争’的精神，正相映衬。而其结果见于事实者，一则为互让，一则为交争”(7)梁培宽等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梁漱溟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53页。。孙中山之言发于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前，梁漱溟之论阐述于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后，可见当时斗争政治和斗争话语还在思想市场上展开竞争。

1921年是个转折点。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斗争政治与斗争话语成为中国政治场域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这种转折意义，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中国的斗争政治与斗争话语有了强大的政治组织载体。二是中国的政治话语空间中出现了颇具社会号召力的斗争话语。三是中国的斗争政治与斗争话语呈现出强势成长态势，让其他政治行动方式和政治话语建构明显落于下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有着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它旗帜鲜明地用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二是下决心深入基层，到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中去做群众工作；三是要求建立严格的纪律以达到行动的一致。这些是中国以往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它给中国的社会生活带来全新的东西。”(8)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92页。这一论断，不仅提示人们重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何以成为20世纪中国的重大事件，同时也提醒人们注意中国共产党的构成性特点。其中，第一点涉及中国共产党政治行动方式与政治话语建构的理论依托。循此路径，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作为政党指导思想的理由。第二、三点关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政治与斗争话语何以取得最终成功的行动逻辑。由此方知中国共产党在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与各种政治理论的建构中，何以力拔头筹。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极为庞大的综合理论体系，它充分借鉴了自然科学的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以及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总结吸取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由此建构起了唯物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将唯物主义的原则贯穿到社会领域，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科学社会主义刻画了一条从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发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这一宏大理论体系的基本宗旨是，在阶级斗争的直接推动下，社会历史不可阻挡地向共产主义发展。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对这一宗旨进行了高度精炼的阐述。

《共产党宣言》是人类历史上斗争政治与斗争话语的经典之作。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页。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1页。。这是以阶级斗争贯穿人类历史的一次酣畅淋漓的表达。到了工业化阶段，也就是“资产阶级时代”，“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2页。。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0页。。这场斗争，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进行。“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4页。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产品极大丰富到按需分配，个性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此，需要抛弃一切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因为这样才能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战斗性与战略性。因此，必须明确表明共产党人的斗争立场：一方面，这场斗争需要以决绝的态度对待历史和现实，“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2页。。另一方面，需要以暴力革命作为斗争的基本手段，以求实现革命的目标。“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6页。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性是自觉的、强烈的、韧性的和具有当下以及长远目的性的。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党在建立之初就立定了与马克思主义宗旨完全一致的纲领：“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所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16)中国革命博物馆编：《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页。这一原则在此后的党章中表述有所不同，但基本原则始终被坚持下来。党章是一个政党对自己组织原则和组织运行机制的纲领性表述，体现的是政党组织的本质特性。由此体认政党的理论与实践取向，是最为恰切的进路。

依托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制，中国的斗争话语有了强有力依托。此后，中国的斗争政治与斗争话语在两个向度呈现出来：一是对内向度，二是对外向度。对内有两个向度，一是对党内，二是对国内。对外同样有两个维度，一是对党外，二是对国外。对党内的斗争，体现为路线斗争。在话语文本上，毛泽东的《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堪称经典。这种类型的斗争，目的是纠正“不正确的思想”，以形成“正确路线”(17)《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页。。党内斗争的形式主要是整风运动，而延安整风运动是其政治范本。对国内，则是划定阶级的政治属性，以明确斗争的敌我阵营，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代表性文本，核心思想是区分斗争对象：“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18)《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页。这不仅是针对国内情况进行的敌友区分，也是针对党外做出的敌友分析。对国外，针对国际资本、国际资产阶级及其政权展开的不妥协斗争，推翻他们的统治并建立“环球同此凉热”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在国际社会中区分敌我阵营、团结朋友、打击敌人所必需的。“一边倒”的选择，是一个明晰的区隔。

二、斗争内涵的呈现
在毛泽东划分的中国革命两个阶段中，第一阶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目的“是要建立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19)《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2页。第一阶段革命目标是推翻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革命政权。这是一场与“反动阶级”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斗争话语自然会围绕捍卫、发展和壮大革命政权而展开。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形式，同其他社会形态一样，也是三种：生产活动、阶级斗争与科学实验。这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确立起来的实践形式：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发展生产力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任务；因为自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不会完全消失，有时还会趋于激烈；由于科学技术发挥出的社会作用日益巨大，因此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中受到极大重视。(20)参见肖前等主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五、七章。三种实践形式，也是三种斗争方式，在社会历史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中，各自都具有它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经过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生产斗争，社会主义致力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经过人与人的阶级斗争与社会变革，社会主义向更高阶段发展；经过人与客观世界的艰苦斗争，人们借助科学逐渐深入认知世界万事万物，借助技术明显改善物质生产手段。在实际的社会处境中，三种斗争话语建构不可能处于不分轩轾的均等状态，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三者会出现侧重或倾斜。

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经过1952—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加速度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将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使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预示着生产斗争就此取代阶级斗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然而，不久之后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斗争话语的主要形式出现逆转，阶级斗争又成为中国斗争话语的决定性形式。从渐次展开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的斗争政治话语可分为三个阶段、三种话语体系：分别以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为代表，分别凸显出以阶级斗争为核心、以生产斗争为主轴、以综合斗争为特点的斗争话语。

如前所述，阶级斗争是政治斗争，生产斗争是获取物质的斗争，科学实验是认知斗争。正因为三种实践方式都具有斗争、尤其是努力奋斗的共同形式特点，因此让人意识到斗争必要性与重要性的时候，很容易以斗争性来归纳三种实践方式的共同特点。毛泽东在国内外政治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就是这样看待三种实践形式的共同特点，并将之提高到人类实践活动本质特点的高度，从总体上强调斗争的重要性与快乐感：“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4页。这样的理念，在1957年之后再次主导了毛泽东的斗争思维。对反右的定性，他断定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敌我对垒的情况下，对这些敌人的斗争绝对不能手软。这是一种延续了毛泽东早期斗争思维的结论。

如果说反右主要是针对党外敌人展开的政治斗争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则主要是针对“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展开的政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发展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斗争话语发挥到了极致。这是此前中国现代转型处于和平情况下所不曾出现的政治话语体系。这一斗争话语体系，将斗争政治与斗争话语紧密结合起来，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斗争处境、斗争主体、斗争对象、斗争态势、斗争主题、斗争方式、斗争结局全方位地展示给人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将阶级斗争或政治斗争话语形式作为唯一重要的话语形式，而生产斗争与认知斗争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因此隐而不彰。尽管那时也强调“抓革命，促生产”，“要以文化大革命为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误”(22)《抓革命，促生产》，《人民日报》1966年9月7日，第1版。；但因为“抓革命”成为最重要的任务，“促生产”就很难获得足够资源、也很难达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目的。伴随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三大实践形式中的阶级斗争话语活力耗竭，因此，斗争话语的论域转换，势在必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明确强调：“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渐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页。邓小平“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政治决断，尤其是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强有力地将中国从斗争政治引向了经济建设。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经济总量的疾速增长，充分证明了这一政治路线转变的伟大意义。

由于人们习惯于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变表述为从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在斗争与建设的比较陈述中，留给人一种斗争话语终结的印象。这是没有充分认识中国现代转型中斗争话语韧性的结果。在邓小平主导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斗争话语仍然是主导性的话语。毛泽东高度重视的阶级斗争即政治斗争的斗争话语形式，不再成为斗争话语的绝对主导形式。斗争话语的论域，转向了生产斗争与认知斗争两个领域。这是斗争话语在构成形式上的一个重要变化：社会主义致力发展生产力，实际上着意于解决的问题，正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解决的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需要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们集中资源，将之投向经济建设领域。为之激活现代科学技术的力量即激活认知斗争的动力，也就成为生产斗争的必需。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框架来看，改革开放并不意味着彻底终结斗争话语，而是转换了斗争话语的场域与论域，凸显毛泽东相对忽略的生产斗争与认知斗争两种斗争形式。

与此同时，人们还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斗争话语的一贯性与一致性。在邓小平极为明确强调发展经济重要性的同时，传统的斗争话语还发挥着它的现实影响力。从改革开放历史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轻而易举就确立起来的生产斗争方式，它始终伴随着政治思想上的斗争：确立这一经济形式，不仅需要经过艰难的党内斗争，将党员、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习惯了的阶级斗争思维，转变到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上来，而且还要经过艰难的政治拉锯，诉诸艰苦且往复的斗争，以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推进，并有效阻止中国向刚性的计划经济倒退。基于此，邓小平对改革开放前的政治斗争话语，没有采取完全置之不理的态度，而是力图将之转化为一种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治话语。为此，他坚持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话语框架中表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并指出，如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无法取得巨大的物质利益，那么“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2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页。同时，对阶级斗争或政治斗争主导三大实践形式时期形成的一些斗争原则进行明确强调：“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25)《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165页。

在经济上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构成邓小平兼综过往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话语与当下的生产斗争话语的一大特色。邓小平一方面将斗争话语的主导论域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转变到生产斗争与认知斗争上面；另一方面，他又将斗争话语的简单直接表述转变为原则性陈述，开启了原则之外的政治活力空间，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发展提供了空间，这是斗争话语艺术化表述的一大表现。此外，他还对斗争话语的场域进行限定，如将阶级斗争严格限定在针对少数人的范围内，反对将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夸大为阶级之间的斗争。(2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169页。邓小平还将斗争话语纳入经济建设的大战略，不仅降低了斗争性，提高了建设性，而且表现出与毛泽东推崇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话语鲜明不同的话语建构进路——这是一条不再将政治斗争作为斗争话语建构首要任务，而将经济建设作为核心工作的话语建构进路。这给邓小平的斗争话语打上了适应时代变化的柔韧性、灵活性和高认同的烙印。他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性的辨认，开创了斗争话语走向共性话语的新型话语策略，从而在原则上坚持斗争性，而在行动上开放出合作的空间。因此，他的社会主义辨别标准，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政治胜负，而是发展生产力成效的高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从而将两种制度的斗争性降低，并以物质共同富裕的目的性替代了你死我活的对峙性，从而将生产斗争与认知斗争的斗争话语活力释放了出来。

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社会如何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发展势头，成为一个新的时代课题。这不仅需要创新凝聚社会大众力量的政治新理念，而且需要采取新的社会动员模式，诉诸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建构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成就新的社会运行体系。这是一个严峻挑战。面对这一时代课题，习近平以“四个伟大”(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定位进行回应。伟大梦想，也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乃是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国家发展轨迹的目标状态。实现这一梦想，自然不是一蹴而就、轻松可得的。因此，习近平再次激活斗争话语，并用以表述中国进一步发展所依靠的社会活动方式：“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2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这里所说的斗争，明显与毛泽东、邓小平所指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针对敌我发出的斗争号召，也不是针对共存双方的优劣发出的奋斗呼吁，而是针对行为者自己如何艰苦奋斗、克服困难以实现预期目标做出的预判。

“伟大斗争”预期要面对的努力奋斗事务，包括国家治理事务的所有重要方面。面对“伟大斗争”，“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更加自觉地维护人民利益，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更加自觉地投身改革创新时代潮流，坚决破除一切顽瘴痼疾；更加自觉地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行为；更加自觉地防范各种风险，坚决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2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这些斗争事务，既涉及政治问题，也涉及经济发展，还涉及社会问题。相对于毛泽东重视政治斗争，邓小平侧重生产斗争、认知斗争，习近平对斗争内涵的定位，明显表现出一种综合斗争理念。在中国处于“四个全面”发展的特殊时代，倡导斗争话语，必然是综合性的斗争。

三、斗争的另面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来看，由于政治发展的起伏跌宕，政治斗争的声势浩大一直为人们所熟知。一个在军事斗争、群众运动中夺取国家政权，并以此守护国家权力的机制，一个长期在“举国体制”中寻求治理国家的制度建制，它与斗争话语的相得益彰关系，毋庸多言。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处境来看，斗争一定会伴随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斗争话语的偏重化表述、综合性阐释，也就总是会出现在社会政治生活世界之中。这使斗争话语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但正如中国古人所示的现实世界，乃是一个对立、斗争、和解共同显示的世界。“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张载：《正蒙·太和》)万事万物都有它的形象，一个显现出来的象，就必然会有另一个象与其相对，相对而在的事物，便会出现相反状态；一旦出现相反状态，矛盾就势不可免，斗争就势在必行，但矛盾斗争的结果却是和解。这一阐释，与主导现代中国进程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将实践的三大形式呈现出来，三者之间的关系虽然有主有次，但不可或缺：生产力发展居于最为重要的地位，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科学实验则为高效率的生产活动与合乎理性的社会行动提供保证。实际从事这三种实践，都依赖于“对子”关系这个前提条件：生产物质财富的活动，自然需要谋取物质利益的所有人参与；阶级斗争，至少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利益不同或冲突的阶级集团才能展开；科学技术尤其是大科学、复杂工程，就更是在广泛合作基础上展开的复杂活动。介入三种实践的人群，价值观念是多元共存的、利益取向是明显不同的、认知欲求是千差万别的；但不管其活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不同阶级集团的冲突到什么程度，他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总是必然的。否则双方就只能同归于尽。但一种新的社会阶级集团的依存关系又会浮现出来，照样将取向不同、利益有差、目的相异、行为迥别的阶级集团整合在一起。

马克思是这样刻画阶级社会的演变历史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1页。尽管如此，继起的对子关系总是会出现，从而接续社会发展历程，使之构成社会发展的连贯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就是这样递进性地登上人类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这一对子关系的最后形态，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无产阶级所代表的人类光明前景，对资产阶级象征的日益没落命运的替代关系。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必然会进入一个消灭了私有制的无阶级社会。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在“阶级决战”之前，对子式的阶级结构，无论是其中的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会经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都是“一系列变革的产物”(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3页。，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对子式的关系还必须面对一个如何相处的问题。在尚未决出胜负、仍然必须共存的情况下，一些矛盾可能会升级，一些矛盾可能会缓释，一些矛盾可能会化解。总而言之，在“阶级决战”之前，阶级之间必须相处。必须相处的阶级之间，就需要在斗争之外，谋求如何既斗争又相处的价值观念、制度设计与共处艺术。

在中国现代转型进程中形成的斗争话语，并不是单纯一斗到底的说辞。相反，在三种斗争话语中，代表社会生产力发展方向的“先进阶级”，在实现其阶段性目的与最终目的之前的推进过程中，总是会想方设法聚集有利于实现这些目的的社会集群力量。这就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所体现出的政治精神。毛泽东从撰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降，只要涉及中国共产党如何联合最大多数力量争取胜利的时候，总是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也尽力争取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合作。一个既斗争、又合作的“统一战线”，是对“阶级决战”之前处理好阶级关系的定位。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路线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错误。这种错误，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看做一样，因而忽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保持这个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左’倾关门主义。另一方面，则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他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32)《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7-608页。。在夺取国家政权和推进国家现代化的不同处境中，毛泽东的这一说法对后起建构斗争话语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具有方法论上的奠基作用。一方面，这预制了斗争话语建构所设定的、旨在追求最终胜利的“斗争”思路；另一方面，它指引执政党的领导人高度重视“决战”之前的、旨在推进阶级合作的“统一战线”。

1956年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后，中国进入现代化建设时期。尽管其中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波折，现代化进程推进效果不彰，但从总体上讲，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长过程一直在绵延之中。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成为国家事务的核心任务，现代化进程进入加速状态。全力谋求现代化的国家，自然是一个远未到“阶级决战”阶段的国家，是一个必须尽力聚集全国力量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国家，这就更加凸显了阶级集团之间合作谋求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性。在持续4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在中国的现代转型朝纵深处推进的时候，斗争话语相依相存的两面——斗争与团结，斗争的你死我活含义明显减退，团结奋斗的含义鲜明凸显；与此同时，团结的含义日益显出它的重要性，变成与斗争话语同时存在、甚至更为重要的政治话语建构。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呈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推进中国现代转型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为人们所重视和阐扬。“共同体，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模式以及一种从文化上被界定的生活方式，依赖于高度的稳定性。共同体的纽带是真正的纽带：它们让社会行动者彼此相连，让他们与自己的历史相连。共同体的纽带承载了很多期待，而‘共同行动者’和感兴趣的公众都会带着这些期待来评价社会的互动。由于这些期待源自广泛的文化规则以及区域性的和普遍性的传统，因此，每个社会行动者在扮演一个角色的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名声。”(33)克雷格·卡尔霍恩：《共同体：为了比较研究而趋向多变的概念》，李义天主编：《共同体与政治团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9页。中国要为现代化建设聚集全民力量，当然就需要在共同体意识的塑造上强化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基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客观需求，执政者如何在确认自己终极政治使命的基础上，因应一个长时期的现代化发展需要，团结最大多数社会成员，促使人们为其确立的现代化目标努力奋斗，便成为一个受现实需要驱动的政治谋划。

20世纪90年代，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发展方略，在此之前围绕这一经济发展模式发生的政治纷争，大致尘埃落定。如何在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同时，在政治上聚集与经济发展相应的丰厚资源，以保证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便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政治大命题。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围绕执政党建设问题，凸显聚集最广泛政治资源，实现中国政治团结目标，推动中国现代化长期发展的进路。江泽民强调：“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34)《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36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背景因素是中共对时代变化的认知，以及由此形成的“与时俱进”意识和因时而变的政策思路。一个规模巨大的政党保持活力，须做到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35)《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537页。。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告别僵硬的政治教条，富于灵活性地因应于时代变化调整自己的治国理念。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先进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斗争话语中的生产力原理的承继，也是对毛泽东斗争话语中共产党先进性阐释的继承，当然更是直接秉承了邓小平斗争话语的生产力中心论断；但就时代演进的及时反应来讲，它体现了“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36)《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539页。的、长期保证经济增长的理念。能否解放生产力，也是文化先进与落后的一个判断指标，一个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执政者，怎么说也难以代表一种先进文化。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自然必须尊重人民的利益诉求，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从总体上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宗旨，是“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党和国家事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至关紧要”。基于此，“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37)《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539页。。在这一理念中，团结性彰显，斗争性隐匿。此前的斗争话语中被不同程度遮蔽的团结一面，得到明确强调和凸显。

斗争话语中的既斗争又团结、既冲突又合作、既矛盾又依存的两重含义，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之际，出现明显转变：此前，斗争、冲突、矛盾的含义被重视、被强调、被凸显；当下，团结、合作、依存的含义被彰显、被突出、被看重。对此，胡锦涛建构和谐社会的政策理念，有着鲜明体现和系统阐扬。对和谐社会建构这一主题重要性的认知与强调，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到一个关键时期，既有持续发展的动力，也有层出不穷的矛盾，因此必须“花大力气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大力促进和谐”(38)《胡锦涛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76页。。同时，也是基于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基本主题不变、但各种挑战和矛盾凸显的情形做出的反应。从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宗旨来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们党实现执政的历史任务的重要条件”(39)《胡锦涛文选》第2卷，第277页。。这是建构和谐社会的政治前提判断。执政需要最大多数人的认同与支持，这样才足以集聚其执政所需要的社会资源。而夯实一个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把人民群众以及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40)《胡锦涛文选》第2卷，第277页。。

建构和谐社会，除了系统的政策设计之外，在政治思想上也需要聚集相应的思想资源。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被挖掘出来，儒家和的思想、墨家兼爱的主张、大同社会的理想，都是支持和谐社会建构的传统思想资源；但关键的支持因素，还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政党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直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和谐理念(41)《胡锦涛文选》第2卷，第279-285页。。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理想社会，是一个自由与和谐都有保障的社会；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猛烈的抨击，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时时处处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与冲突。在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思想史上，即便是完整系统建构起斗争话语的毛泽东，也对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进行了明确强调，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加以了区分，对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兼顾机制高度重视。这一对和谐话语的政治正统定位，以及在正统思想脉络中聚集思想资源，正是为了让斗争话语的另一面内涵展示出来。这是建构和谐话语的适宜进路。

四、政治声势曲线与斗争话语走势
在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占据“权力—利益”机制优势的集团与寻求分享“权力—利益”的集团之间，长期处在势不两立的状态，因此注定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一定会诉诸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与军事斗争。群众运动的风起云涌，展现了中国现代转型的社会声势；持续不断的军事斗争，呈现出中国现代转型的政治声势。在这种政治声势中，斗争话语获得了深厚的现实支持力量。这是一种相互促成的态势：声势浩大的政治引向斗争政治，斗争政治促成了斗争话语，斗争话语一旦成为定势，就形成为一种具有自我生命力、自我复制和自我翻新的斗争话语。反过来，当斗争话语沿循自身的演进逻辑并向前推进的时候，它又助长斗争在政治实践中的不断刷新。于是，斗争实践与斗争话语便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刚性关系。这正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制革命的斗争话语以后，再次将阶级斗争或政治斗争的斗争话语加以系统化的动因。除非斗争政治与斗争话语的相互促成关系有所松动，社会实践活动从阶级斗争主战场转向其他斗争场域，而且斗争所具有的你死我活决战性质有所下降，寻求或勉强、或理性、或乐观其成的共处与共赢，斗争双方或多方愿意保持在一个社会政治平台上合作行动，斗争话语的尖锐性才会降低，和谐性才会增强——斗争双方或多方之间的决战，因此逐渐或快速地转向和谐共存。

斗争话语与斗争政治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当斗争政治的声势有所变化时，斗争话语的建构就会相应出现变化——如果斗争政治趋于极化，斗争话语也就相应增强其力度；如果斗争政治趋向弱化，斗争话语也就会相应降低强度。从人类政治史视角看，从来没有永久处于升级趋势的斗争政治。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无论是政治权力的非常规易手还是军事交手的决出胜负，抑或是国家权力的改朝换代，都不可能是持续高涨、永不停歇的漫长过程。一切曾经广泛激起社会风波、导致社会动荡、引发政治危机甚至是改天换地的政治变动，都会呈现出一条从萌芽、生长、发展、壮大、极盛到弱化、衰颓、朽坏到湮灭的起伏曲线。罗马皇帝恺撒以非常手段夺取权力、稳固权力，政治上节节胜利，权倾一时；但启动内战，让恺撒陷于政治困境，最后竟然被手无缚鸡之力的元老刺杀而亡。(42)罗纳德·塞姆：《罗马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69-86页。拿破仑的军事征服，曾经让整个欧洲大陆的君主们闻风丧胆，他的征程所向披靡，让欧洲封建君主专制体系迅速崩坏；但他对军事行动的过度迷恋，反而失于军事战略部署，滑铁卢一役，让他颓势尽显，从此风光不再。(43)谢国良：《拿破仑战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66-269页。1917年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经过初期的权力整顿、经济重建、秩序给定，成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旗帜，在其鼎盛阶段，是为世界两个最强大国家之一；但因为内政外交处置不当，国家权力建制存在的严重问题未能借助改革手段革除，结果轰然倒下。(44)尼古拉·伊万洛维奇·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25页。

从中国政治史的视角看，前述历史哲学的原理也得到一再验证。就个人而言，雄才大略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都成就了一番政治大业，因之名垂青史，但其辉煌并没有一直延续。秦始皇试图开万世基业，却二世而亡。汉武帝确立了大一统的政治机制，为汉兴奠立制度基础，但其确立的国家体制，并没有维持持续统治。唐太宗与魏征携手，创造了“贞观之治”的奇迹，却对中唐之乱负有责任。宋太祖针对长期的地方割据大刀阔斧改革，重建中央集权制，确立文治体制，却无法有效抵御外敌。成吉思汗征服广袤土地，却无力构造稳定的政治制度。就朝代历史而言，秦朝曾经创造了“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的政治奇迹，却迅速灭亡。汉代曾经广开国土、确立文功武治体制、巩固中华体系，但武帝之后谶纬之风的兴盛，使得“疾虚妄”成为变革政治沉疴的理由，却在王莽政治理想的失败中催生了天下大乱之局。唐代在太宗朝将中国古代的国力推向鼎盛，但盛极而衰，由皇帝家事不顺，引发国势衰颓。至于明清两朝，初期统治集团的振兴纲纪、整顿吏治、雄心勃勃，到后来疲弱不继，终致王朝灭亡。(45)参见李定一：《中华史纲》，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年。可见，初起的杰出人物与兴盛王朝，都创造过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引人侧目的政治业绩，但都无可避免地画出一条衰变曲线。

当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胜利在望之际，曾经在毛泽东与黄炎培之间有过一场历史哲学对话。黄炎培询问毛泽东，中国的人与事，每每陷入“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恶性循环，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打破这样的历史循环？毛泽东回答他，“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4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10-611页。。毛、黄之间的对话，涉及的问题，正好切中历史人物与历史大势的衰变问题。黄的提问，直接出自他的人生经历，间接关乎国家与历史兴衰的因果关系；毛的回答，既与他对历史和当下政治局势的观察有关，也与他对中国共产党走出历史周期率的自信相连。其中最重要的信息是，如果一个人、一个政党，试图保持其有声有色、首尾一贯的政治活动声势，不至陷入虎头蛇尾甚至有首无尾的历史败绩，必须重视有助于走出这一窘境的现代制度机制，仅依靠个人的英明、决断、果敢，是不足以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的。

历史地看，在中国现代转型进程中形成的斗争话语，同样呈现出一条演变轨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斗争话语的再造，实际上秉承了革命年代严分敌我的斗争大思路。这与毛泽东和黄炎培对话时潜含的两种历史走向有关：一是他所寄予强烈期望的民主制度，足以让斗争话语支撑的政治路线一以贯之地有效维持下去；二是他转向一种不同于中国共产党军事斗争阶段的新型斗争话语，既承续争夺政权时的斗争精神，又开创一个别开生面的政治团结新局。毛泽东走的是第一条道路。他认定，“人民民主”是解决兴亡周期率问题的出路。他的“人民民主”是大民主、直接民主，成型的形式就是巴黎公社。这样的民主形式，不仅保证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将国家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且通过对人民的民主、对敌人的专政，保证人民政权不变色、不变质。但是，最广泛的人民直接民主与和平时期扩大化的阶级斗争搭配，并不能实现毛泽东的政治愿望。这是斗争话语与社会环境脱节导致的结果。“‘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因此，“‘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6-317页。。将斗争话语化约为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话语，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实践或社会斗争的三种形式立场不符，也与社会运行过程中三种形式互动的实际情形相左。因此，这样的斗争话语很难对现实实践发挥理性引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掌握国家政权的情况下，需要对三种实践形式平衡关照、关联处置、共同推进。毛泽东对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强调与突出，相应降低了生产斗争与认知斗争的重要性。这正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致力于将后两者的地位提升到一个高阶位置的重要原因。在邓小平的阐述中，阶级斗争或政治斗争的地位并没有下降，但不再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唯一重要事务，而是作为政治原则被安顿在重要位置上；生产斗争与认知斗争的重要性则鲜明突出且被放置到日常政治事务的重要地位上。这让斗争话语的关注焦点转移，让斗争形势趋于缓和，让斗争目的转向现代化，让斗争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你死我活的成分、充实了努力奋斗以实现共同富裕的共赢内涵。因此，“团结人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这些斗争性含义较弱、合作性含义很强的词汇，成为描述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政治氛围的重要术语。在斗争话语的谱系中，一旦剑拔弩张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话语退场，促成团结与合作的政治表述便明显主导执政党的政治表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谐社会建设等思想的提出，正是斗争话语演变过程中斗争之趋向生产斗争、认知斗争，并且在这两种斗争中凸显合作与团结含义的转变标志。

在习近平所阐发的“伟大斗争”话语中，经过全体人民的努力奋斗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含义清晰可辨。其中没有直接而明显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或政治斗争含义，而是指向促使国家强起来的艰苦奋斗之斗争性。这是一种现代社会运行中常规化的斗争，不是战火纷飞年代里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虽然现代社会也存在斗争政治，但它是法治范围内得到正当性程序确认的政治行动，“当变化的政治机遇和限制使那些自身缺少资源的社会参与者受到刺激时，往往会触发斗争政治。一般来说，社会参与者会采取被普遍认可的手法进行斗争，并利用这些手法所留有的回旋余地进行创新，拓展出新的斗争手法。在紧密的社会网络的支持下，在能引起文化共鸣和产生行动导向的象征物的激励下，斗争政治将造成与对手之间的持续互动，其结果就是社会运动”(48)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页。。斗争虽然是命名社会互动多方关系中一种关系的词汇；但这样的斗争已不再有颠覆法治的含义，更多的含义是行为合法、认可社会、展开互动、寻求平衡。这样的斗争其实是合作的一种方式或途径。这种斗争，自然不会呈现出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浩大声势，它显得宁静与平和，斗争双方或多方围绕资源分配展开理性、合法、合规的博弈。斗争话语在其中凸显出不经努力难以获得资源的含义：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唾手可得的果实，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付出多大努力，才会获得多大回报。

在中国现代转型进程中，由于存在不能共享的权力对峙性，受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与革命战争驱动，斗争话语赢得了话语建构的丰厚社会土壤与理论建构契机。正因为斗争话语是中国社会转型直接催生的政治话语，因此，随着社会发展的转向，斗争话语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就斗争话语的自身逻辑来看，它呈现出范围、程度、目标、过程与效果的显著差异。首先，在范围上，斗争话语本来应该指向三大实践形式，但在实际建构中，它常常仅取其中一两种实践形式，因此范围便有大小之分。其次，在程度上，斗争话语呈现上行线与下行线两条线索。从斗争的复杂激烈程度往上发展，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最具斗争性的形式；往下延伸，社会公众寻求共存共赢的努力奋斗，是其温和的形式。斗争话语在其间获得了很大的调适空间。再次，在目标上，斗争话语可以指向具体的斗争胜败，也可以指向较大规模的社会行动的成败，更可以指向实现人类理想的远大目标。斗争话语的建构者在目标上往往既关注当下，又展望长远，但目标的实际可行性决定斗争话语的现实有效性。复次，在过程上，斗争话语具有间断性与继起性两个特点。一方面，这是社会实践三大形式并不是齐头并进关系所决定的：当阶级斗争占据斗争话语焦点位置的时候，生产斗争与认知斗争就处在一个断裂的状态；反之亦然。另一方面，斗争话语形成自身逻辑的时候，它会出现按照自身逻辑衍生的继起性，也会在遭遇社会转向时出现间断性。强调阶级斗争的斗争话语，间断性较强；重视生产斗争与认知斗争、推崇团结与合作的斗争话语，继起性较强。最后，在效果上，斗争话语依赖于斗争政治的状态，愈是试图激发政治激情的斗争话语，在社会需要的当下，就愈能激起社会公众的趋同性响应，但也愈容易遭遇时间绵延情况下必然出现的政治疲劳的挑战；而愈是降低政治声势、寻求合法合规斗争的斗争话语，就愈具有持续发挥作用的长效性，也就愈能够成为支持社会长期合理运行的社会理念。在中国现代变迁中呈现的斗争话语走势，已对此做了验证。

(责任编辑 徐楷森 王浩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