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焯的幕客生涯及其词的艺术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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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文焯的幕客生涯及其词的艺术呈现
杨柏岭

(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郑文焯居吴下近40年，入幕30余年。幕客生涯以一种生活环境、文化氛围影响着郑文焯的词心，熏染着他的艺术旨趣。其词少见与府主交游词作，多见与非府主的仕宦交游词，偶涉官场生活或官署环境，亦多是旁观者的视角。落南之后，吴中胜景渐次成为他内敛凄异的审美对象，印证着他清独尤宜的审美方式，以及夜泛侵晓的审美偏好。自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年间的一系列晚清重大历史事件，亦是他感喟的突出对象。他尤其擅长以幕客既入且出的生活态度、隐者的旁观视角审视时局，发抒时事变更、身世浮沉之感。

关键词：郑文焯； 幕客； 词学； 交游

春秋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盛行，门下史、宾客等堪为幕客之前身。时至清代，地方大吏自聘幕客已是政治生活的重要现象。幕客在政事活动中，主要是协助幕主处理政务(抑或参与部分机密事项)、从事考核生员、教育、纂修地方志或编辑书籍等事务，或为幕主的文酒之宾等。(1)黄崇岳：《中国历朝行政管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31-833页。与吏胥等官府职员不同，幕客的食禄不在官府而在幕主，在生活上对幕主有一定的依赖性，但他们“不叙官秩，不列编制，待以宾师之礼”(2)林仁：《清末广东州县官署的“幕客”及房科、差役、官仆的概况》，李齐念主编：《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5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11页。，政治束缚小得多，有相对自由的空间。幕客及其制度在清代词史上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从清初过着较长时间“江湖载酒”生活的朱彝尊，到清末曾入两江总督端方幕府的况周颐、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的陈衍，清代词家身兼幕客者众多。其中，幕客生涯最长、词学成就至伟者，当属郑文焯。

郑文焯有着做高级幕客的诸多有利条件，张尔田云其“被服儒雅”“不乐仕进”，尤其是“善诙谐，工尺牍，故所历贤主人，无不善遇之”(3)张尔田：《近代词人轶事》，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367页。；高拜石云“为故家子弟，那班巡抚们多和他有世谊”(4)高拜石：《词人贵公子——大鹤山人郑叔问》，《新编古春风楼琐记》7，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年，第15页。；至叶嘉莹概括说，“他个性诙谐，擅写书信，兼工书画，生性不喜官场，所以做大官人的私人秘书倒是很适合他的性格”(5)叶嘉莹：《迦陵说词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5页。。郑文焯于清光绪六年(1880)25岁时南下赴苏州入吴元炳幕府，入掌书翰，自此抚吴使者如卫荣光、嵩骏、刚毅、奎俊、赵舒翘、德寿、鹿传霖、松寿、聂缉椝、恩寿、端方，以迄陆元鼎、陈夔龙、陈启泰等，均罗致入幕。郑文焯居吴下近40年，入幕30余年。辛亥革命后，郑文焯以遗老自居，然其幕府经历依旧影响着他此时的生活与创作。

幕客生涯以一种生活环境、文化氛围影响着郑文焯的词心，培育着他观察自然、社会乃至自我的思维方式，熏染着他的艺术旨趣。他所构建的以直寻为核心的词学审美创作理论体系、以清空雅洁为旨归的审美理想论以及以审美批评为原则的词学史观(6)杨柏岭：《郑文焯词学理论体系的审美之维——兼论钟嵘〈诗品〉对郑氏词学思想的影响》，《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均有其不乐仕进的性情以及数十年幕客生涯的底色。甚或可以说，他对姜夔词的推崇，也与姜夔毕生未仕的清客身份以及在苏杭一带入幕经历不无关系。以上笔者已有专论，兹着重探讨郑文焯幕客生涯词的艺术呈现。

一、文酒之会，君子之交：幕府生活的人际世界
郑文焯“独羁栖吴下，为东诸侯宾客”，然而他毕竟是“神致清朗，怀抱冲远，真卫洗马一流人物”(7)冒广生：《小三吾亭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5册，第4693页。，故其填词很少直接反映幕府事务与体会，而以记述与幕僚友朋的文酒之会、抒写襟抱者居多。概括而言，有如下特征：

(一)少见与府主交游词作，践行与府主之间云霞之交的理想范式
1910年12月11日，郑文焯致信夏敬观，言及晚年生活窘迫，总结自己的幕客生涯云：“走少壮漂零南遁，以笔札自给，萧然三十余年。自信于公私取舍之间，未尝有斯须之苟。即从事节端，迭更府主，亦绝无毫末半牍之请。坐是落寞，垂老无依。”即便如此，“生平闲澹，久孤于世，不欲危身以治生”。(8)郑文焯：《与夏敬观书》，清宣统二年十一月十日(1910年12月11日)，陈谊：《夏敬观年谱》，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第55页。身为幕客，恪守幕客职业操守，在处理与府主的关系时，以趋炎附势为累，以情义为重，固守淡泊明志的表态，其理想的范式即是南宋词人姜夔。郑文焯曾言，姜夔平生“淡泊鸣高，终身不仕，惟引范顺阳、张功甫、萧千夫诸贤士大夫为云霞之交，喁于赓唱，疏于江湖水月之间，其志趣之清浊，为何如也？”(9)郑文焯：《〈唐五代词选〉批语》卷尾附记，《大鹤山人词话》，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页。在萧德藻幕府，姜夔填有《一萼红·丙午人日，予客长沙别驾之观政堂……》词，郑文焯有感姜夔“一生事迹见诸张宗端著《小传》者，今已不可复得”，得见周密所记其手书自述颇详，尤其“人生百年有几宾主，如某与平甫复有几”句，“其言良可悲己”；加之查阅“道人轶事，独与范顺阳往来情密，故词中数及之”，故“余即撮其生平为上下阕”，和韵而作《一萼红·光绪壬辰人日，用石帚淳熙丙午人日词韵，题其西湖遗像》，其追慕之心，显豁无遗：“宾主百年无几，问浮湘入沔，去住何心。南渡风流，东州雅旧，遗事休更追寻。”此词不啻为姜夔与范成大、张鉴、萧德藻等府主关系的史传，所谓“命意隶事，胥在是焉”(10)郑文焯批校姜夔《一萼红·丙午人日,予客长沙别驾之观政堂……》之语，载郑文焯批校、陆钟辉刊刻：《姜白石诗词合集》(上海图书馆藏)，转引自时润民：《郑文焯生平心曲发微》，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51页。。

然与姜夔和府主之间“喁于赓唱”的命运略有不同，检读《樵风乐府》，少见那些阿谀奉承、歌功颂德之作，亦难见词人与诸府主的交往篇什。例外者就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迁江苏布政使，后升巡抚，对郑文焯更为优礼的陈启泰。郑文焯《声声慢·臞庵抚部晚秋宴席》描绘陈启泰宴会，如“戟门”“霜台”“旌节”“鸣驺”等词语，极尽排场之富丽；“楚佩兰情，相将珠履风流”，借楚相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1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907页。故事，言说陈启泰对幕客的优待；“白发丹心，吟湘梦绕神州”，则称赞陈启泰襟抱之高远。据《樵风乐府》稿本，此首《声声慢》词序原有“赋示同社”之句。词人所以发出如此颂扬之声，一则陈启泰乃“素风雅”者，“延叔问处幕中，故吴门词流接武”(12)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43页。，提升了郑文焯于吴门词坛的地位，亦满足了他的治词之趣；二则陈启泰抚苏期间有保存国粹请设存古堂之举，聘请郑文焯校艺，深获郑氏文化护旧之心。可以说，在郑文焯眼中，陈启泰既是幕主，也是文友、知己。

而后陈启泰卒，郑文焯致信夏敬观，表达对陈启泰知遇之恩的感动：“自昨闻府主臞公噩耗，怆悢迄今，痛耆隽之奄零，感知旧之寥落。玉音不嗣，辍弦增悲，不自觉老泪横膺也……下走南遁三十年，诸侯残客，哀逝忧生，曷云能已，独于此老有邦国殄瘁之悲，憯凄如何！”(13)郑文焯：《与夏敬观书》，清宣统元年五月四日(1909年6月21日)，陈谊：《夏敬观年谱》，第40页。即便如此，像《声声慢》虽有颂扬之声，然绝非阿谀之词。其自评首句“庭柯疏桂，井干寒梧”云：“此对起词眼最难清典，屡易不惬于心，乃叹石帚、梦窗属对之工雅，真妍手也。盖著力不得，滑溜亦非所宜，故工之至难，世士讵可语此哉？”(14)郑文焯：《大鹤山人词话》，第205页。 此番关于俗题避滑溜、求清雅的自省，既是论词艺，也是道词心，更是显人品。

(二)多见与非府主的仕宦交游词，所交多“一时名士”
郑文焯仕宦交游词的对象，虽有官吏身份，然亦如对陈启泰的态度一样，他更看重这些友朋作为“文章尔雅”者的品位及其各自的身世之慨。

一是很少谀颂仕宦者的功德，而是重在抒写人生感喟。典型的如“金山留云亭饯仲复抚部，酒半闻江上笛声起于乱烟衰柳间，感音而作，不自觉其辞之掩抑也”，寄调《摸鱼儿》，所流淌着的“名士新亭之涕”(15)谭献辑、罗仲鼎等校点：《清词一千首》，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7年，第333页。。即便极少数如《台城路·为严伯雅太守题〈万里看山图〉》云：“万螺秋压吟鞍重，蛮天印愁都碧。崄栈清猿，碉楼断雁，迸入西风羌笛。”写严锡康(字伯雅)早年在林则徐军幕立功，除宝宁、荔波令的“英游旧迹”，略显歌功颂德之意，然严氏由“年少胸臆”到如今“剩残墨吴衫，恨丝重织”的人生经历，才是这首题画词的主旨。

二是很少刻画仕宦者的政务工作，而是以他们的休闲生活方式为主。如《催雪》词序云“丁亥冬夜饮南园，归卧小楼，听窗竹淅淅作雪声。既感岁暮，重念昔游，徒增沦薄之恨。因和梦窗韵，寄同社诸子”，《八归》词序云“叔由将归常德，壶园清事，荡为荒雪。感触酒悲，曼声度此”，诸如此类，这也解释了郑文焯词多赋咏在湖光山林、歌楼茶肆、庄园别墅等环境中听歌赏琴、诗画题赠、社集酒会的原因。此类佳作较多，兹读《湘月·山塘秋集，分题得坏塔》词：

夜铃语断，更斜阳瘦影，谁问今古。独立苍茫，镇占老，一角青山无主。衰草丛生，枯枫倒出，时见归禽度。残烽零劫，仗他半壁支拄。

长见峭倚荒天，凄凉如笔，写愁边风雨。不许登临，怕倦客，题遍伤心秋句。卧影空丘，招魂破寺，剩有孤云驻。梦痕飞上，故王台榭何处？(16)谭献辑、罗仲鼎等校点：《清词一千首》，第332页。

凭吊耶？怀古耶？伤今耶？悲秋耶？骚人藻，坏塔容，词人情，尽在尺幅之中。文酒之会貌似休闲，然参与者的精神世界并不闲适。题中“坏塔”，即虎丘塔。据《吴县志》载，塔基为晋王殉琴台故址，隋仁寿中建塔七层，后毁；五代周显德六年(959)重建，于北宋建隆二年(961)落成；明宣德中火毁木檐，存砖塔。郑文焯作此词(约清光绪十三年秋即1887年秋)之前又历咸丰战火，故“坏塔”既饱经历代兵燹，又目睹时下战乱，词人有感于此，借“坏塔”抒怀言志。上片扣塔之“坏”咏史：其声，檐铃夜鸣，哽咽而“断”；其形，斜阳映照，孤影而“瘦”；其位，苍茫独立，一角青山“无主”；其境，丛生“衰”草，倒出“枯”枫。“残烽”二句，笔锋一转，“塔”虽残破，却能“半”壁支拄。下片扣塔之“愁”伤今，换头承“残烽”句意，将坏塔喻为秃笔，抒写士不遇者英气未泯的凄凉身世；继而以拟人化笔法，借“坏塔”自诉不必他人怜惜之怀；即便“卧影空丘”，却因其阅尽人世沧桑而“剩有孤云驻”。至此，此“坏塔”所喻，绝非如众多论者所言徒有伤感情怀，而是具有从历史存在、时势表征到词人精神写照的多层级象征意味，其实质在借“坏塔”揭示词人落南入幕那份凄独却骨力依旧的国士襟抱。

(三)偶涉官场生活或官署环境，亦多是旁观者的视角
幕客原非朝廷命官，郑文焯词几乎未直接描写过官署生活，乃情理中事。像《踏莎行·重别次湘，和白石道人江上感梦之作》“官阁烟寒，客帆风软”句中的官阁，据考并非指官署，而是楼阁之意。(17)此词前首《木兰花慢》词序曰：“蒋子次香蜀中词人也，朅来吴门，雅弦赓续，极喁于之乐。今行有日矣，同社既集西楼，连句送之，余意更著此解。”此处“官阁”或许就是同社设宴送别蒋文鸿的西楼。蒋文鸿由苏州赴任金陵，郑文焯感音而叹，歌《垂杨·风雨吴城……》送之，反用桓玄语“矛头淅米剑头炊”(18)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世说新语》，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324页。替蒋氏鸣不平，“空有危炊一剑。镇消受冷官，向谁肝胆”，想象蒋氏“冷官”自处的命运，进而“素约沉沉，蜀云犹恋江南晚”，“蜀云”代指川人蒋文鸿，云其有归隐江南的愿景，透露出郑文焯一贯的不乐仕进的情怀。

类似的，还有《踏莎行·送子苾入陕，时以庶常改官为怀远令》之三：“柳雪官程，图书家具。扁舟明日长安路。多君一县好青山，支颐手板供愁句(子苾侨吴城南乌鹊桥)。”“多君”，即“多尹”，原指殷周朝臣，为职官名(19)李学勤：《释多君多子》，胡厚宣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3-20页。 ，此指即将赴任怀远令的张祥龄。所谓虽有一县好青山，却难忘曾经的侨居地，既是赠别中挽留情谊的一种常见方式，也是仕进与退隐之间孰重孰轻的说明。与此阕所表达的宦程艰难，不如侨居退隐之意相似的是《踏莎行·送子苾入陕》之四。此阕落笔“南浦兰情”，奠定他与张祥龄之间“雅友”的情感基调。然而雅友在“西崦梅讯”“好春良月”之际，即将离开侨居地苏州，到“离天近”的陕西怀远县赴任，词人对此并不欣喜，反而是挽留、惋惜。“十年空负过江名，一官直抵飞花溷”，就是他对张祥龄履新的判断。“过江名士”，是北人南下的郑文焯所信奉的历史人格形象；而“飞花溷”，则传递出他对官场的负面印象。梁朝范缜曾向竟陵王子良说：“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20)姚思廉：《儒林传·范缜》，《梁书》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65页。郑文焯反用范缜之语，认为隐居或谓“飘茵”，入仕却是“堕溷”。下片承继此意，“山县愁鬟，雪关衰鬓。才人自断漂零分”，想象张祥龄至陕西后寂寞、艰苦、飘零的衰飒生活，至歇拍“它时好载郁林归，只应片石销残恨”，借用陆龟蒙远祖三国陆绩“郁林石”(21)欧阳修、宋祁：《隐逸列传·陆龟蒙传》，《新唐书》第18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13页。的典故，在表达对友人清廉人品的信赖的同时，更为张氏估算此任仅剩下“残恨”的“收获”，“只应”一词则明显带有向友人忠告的意味。

郑文焯对张祥龄入仕的态度，直至张氏卒后，似乎也未改变。在《兰陵王·旧社老友张兄子苾，薄宦秦中，勿勿十年，以癸卯三月歾于大荔，今墓有宿草已……》中，仍说他“一官直等嗟来食。愁万里蓬转，十年匏系，长安漂泊似传驿”。这种对官场的回避乃至冷观态度，《木兰花慢》(闭门春不管)词中表达得更为直接。宣统帝登基，拟起用旧臣，“己酉闰春，园梅盛开，时彊村翁以特征不起，高卧空斋，因置酒招之，极意吟赏，有林下相从之乐”，郑文焯以坚其志：“冷香水驿，甚长安、花事等闲催”“岁寒共守，胜看人、调鼎费羹材”“认取逋山斜月，莫教鹤梦轻猜”。其实，郑文焯本人亦推却清史馆、京师大学堂之聘，过着忍饥弦诵的生活。这其中虽有对朝局失望的原因，然而更是他对官场一贯的冷漠态度以及此时“以闲远为幕府残客”(22)郑文焯：《与夏敬观书》，清宣统二年九月十八日(1910年10月20日)，陈谊：《夏敬观年谱》，第50页。心境的反映。

二、吴中湖山，陶写性灵：幕府生活的自然世界
郑文焯卜居吴会，入掌书翰之后，“喜吴中湖山风月之胜……日与二三名俊，云唱雪和，陶写性灵”(23)俞樾：《瘦碧词序》，郑文焯：《大鹤山人词话》，第437页。，“出则拏舟理屐于支硎、邓尉之间，觞咏歌啸，辨音析律”(24)金天羽：《大鹤山人传》，郑文焯：《大鹤山人词话》，第501页。，堪称其词典型图景。郑文焯落南之后，除了赴京应试，于往返途中，偶赋沪上、京师、沽上等地景致，主要就是吴中胜景。或是苏城居处之景，如旧寓城西的“赋壶园雁来红”“壶园夜雨”“壶园秋事”“壶园清事”等题或序，继而诛茅吴小城东的“寻梅吴小城”等，及后来“新治西寮”“泾上幽居”等题。或是苏城内名胜，如“听枫园饯春”“花步里记所见”“山塘秋集”“清明载酒山塘”“山塘寒食”“赋瞿园秋色”“城南网师小筑”“夜饮南园”“西园纪游”“玩月西园”等。或是苏城周边景致，如南边的“南荡舟中”“南荡观采莲”“石湖串月”“泛月石湖”“放舟石湖，观越城桥下串月”“石湖醉泊，登千岩观玩月”“越来溪夜泛”“泛舟越来溪”“听雨皋桥水楼”“皋桥水楼曲宴”“灵岩览古”“胥口”等题；西边的“天平山题壁”“天平山上白云亭，酌泉晚眺”“虎山桥重泊”“忆梅西崦”“西崦连棹之游”“载雪西崦”“浮家西崦”“探梅邓尉”“邓尉山梅”“虎丘作”等题。或是苏州外的吴中之地，如无锡的“惠山”“梁溪晚泊”等，常熟的“登虞山兴福寺楼”等，昆山的“舟行淀山湖”，南京的“瓜步晚渡”、镇江的“金山留云亭”“登北固楼感事”等。抑或是“送客晚归城西陂，览景成咏”“水边篱落，忽见横枝，病起寻春，感时凄异”等，触目赋咏，不离吴中景致。

(一)内敛凄异的审美对象
郑文焯屡屡记录对游观风景的审美体验。《定风波》(聊得浮生作隐沦)词序明确表示“余一生爱山若肤发，凡所历林谷幽绝处，皆似前身熟游”，就其性情及经历而言，“少慕隐，良愧无岩处奇之行。及壮南游，以江左既丰山水，仙逸栖槃，并多灵迹”，于是“侨吴三十年来，西南滨湖诸峰，餐胜殆遍，翛然有抚尘之想”。(25)郑文焯：《苕雅余集》，《大鹤山房全书》，清光绪三十年苏州周氏刻本，第11页。 《玉梅令》(沧波旧苑)赋城南网师小筑词序亦云，“余以疏狂侨旧，雅奉闲逸，数预竹林之游”，如今过着“时见官仪，宾戏嚣尘，无复高致”的幕客生活，自然滋养着旧隐情怀。凭借多年的览胜阅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他尤为关注审美的游情、退士的逸情，加之江左本为文化渊薮，其作品亦常抒写一种思古忧时的文化幽情。这些虽是中国古典山水文学一贯的艺术追求，但在这位以贵介落南的幕客身上，还是表现出一种个性化的特征。据戴正诚《郑大鹤为王湘绮谈游》一文，王闿运欲览胜邓尉诸山，咨询郑文焯甚处最佳，郑氏便谈了自己的体验，戴氏转述曰：

丈因举似水流云在之旨，会心当不在远。盖山游之善者，志欲其放(随其所之)；神欲其空(若心目中存一名山，必多佳境，则意将不满，毕竟何境为佳)；趣欲其静(山水娱人以清晖，何必意存看花)；迹欲其疏(入山虽不为生客，而景物因时千变，在闲中领略，以为熟游则易倦，穷探又多忽)，四者能兼，方为胜引。佳侣难得，清独尤宜，壬老极叹为能乐山也。(26)张伯驹编著：《春游琐谈》，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49页。

所谓山游之善者，志欲其放、神欲其空、趣欲其静、迹欲其疏，四者能兼，方为胜引，正是郑文焯人生旨趣、幕客心理的艺术化呈现。如“余往来邓尉山中廿余年矣。独爱青芝一坞，林嶂秀岨，人迹罕交，有终焉之志，未逮也。还泊西崦，因赋是解”，寄调《鹧鸪天》二阕。苏州城南邓尉山因东汉太尉邓禹隐居于此而得名。此山位于太湖之滨，半岛地形，青芝坞居灵峰山下，向称山水灵窟。词人青睐于此，确系“为能乐山”者。因往来邓尉山中廿余年，词人对此已谙熟于心，故能以水墨勾勒之笔，描画湖光山色，离形得似，以求“迹欲其疏”之韵。同时，因在“还泊西崦”的方位，故词人以平视、仰视写景。第一首“树隐湖光望转明。岩深晚桂尚飘馨”，平视也，由视觉印象的山中明暗变化，到嗅觉形象的山中桂香，形、韵兼备，揭邓尉山之秋魂；“烟澹宕，月空冥”“下崦濛雨上崦晴”句，在清晰的仰视过程中，湖上山色映照下的空灵寥廓之境、邓尉山高峻之貌，尽收眼底，自是“神欲其空”之妙；至于“十年秋鬓输山绿，依旧看山梦里行”“眠云无地青芝老，虚被樵渔识姓名”诸句，表达“独爱”此山此坞的隐居之念，印证“趣欲其静”之味。第二首写景内容减少，重在抒写退隐情怀。上片批评“红尘”，即所谓“世上繁华迹总陈”；下片礼赞“绿尘”，“红桑”二句以喻世事变幻，历史久远的“碧海红桑”传说为对照，凸显山中舀湖水煮茶，“一掬微波见绿尘”的宁静悠闲。词人何以能如此，乃因其为“负闲身”的幕客，有“志欲其放”的特殊条件。

读者阅读郑文焯词，常被他面对景致的静观美韵、隐逸遐想所吸引，故常以“乐景”“乐情”品读之。其实，那种凄凉悲怆的景致，或许更接近落南入幕的郑文焯那特有的审美心理。《过秦楼》(过雨檐花)词序较为完整地记录了词人“凄异”的审美意识创生的过程。面对“后溪连雨，新渌平桥，一楼卧临，城西陂船舫皆从几案间过。晚霁见月，水光花影”的景致，词人感到“澹然空寒”。此中除了风景的客观性，还有词人既历经“流连光景，动踰岁时”的时间流逝，又身处“遭世乱离”的时代，从而滋生的“游情匪昔”的心理活动。如此，“感时属景，不自知其词之凄异也”。又如，清光绪三十年(1904)中秋节后二日，词人“放舟石湖，观越城桥下串月，明日将从胥口探桂山中，不预此游盖五年矣”，寄调《浣溪沙》五首。历经戊戌政变、庚子之役等大事件，石湖串月的澄清空明之景，激发词人思古伤时的情怀。第二首上片云“花艳连桡度镜光，满湖丝管水飞香。月明何恨预兴亡”，写放舟石湖所见，乐景藏哀情，属于“商女不知亡国恨”之意；下片云“莫揽清歌悲小海，更催秋梦落横塘。波空塔影自凄凉”，由伍子胥“见戮投海”的忠烈，隐喻自己落南的处境，亦表忠贞之品，歇拍则是词人凄独心境的形象写照。

至于说“月明”句已有“不啻是为苟延残喘的清王朝把脉，预期其大限将至”(27)朱德慈：《常州词派通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37页。的认识，则似有过于求深之嫌。因为基于时代忧患心理，借景抒发思古之幽情，强化自然景致的人文厚度，乃郑文焯写景词的一贯特色。如《鹧鸪天》词序云“胥口是范蠡从入五湖处，秋夕览古，有怀”，《西子妆慢·吴小城》词序“五亩之居，刻意林谷……始足发思古之幽情耶”，《惜红衣》(侧帽高秋)词序“泾上幽居，览古悲秋，有江山摇落之感”，《惜红衣》(断阕吟秋)词序“白石道人制此曲，览凄清之风物，写故国离忧”等，均呈现出明显的“景致—览古或伤今—有怀”的构思特色。同时，亦如“澹然空寒”“波空塔影自凄凉”一样，词人眼中的吴中景致多内敛“凄凉”之色。如《定风波》(聊得浮生作隐沦)词序说的“一丘一壑，养空而游。吾生也有涯，而所待者难期。吁，可悲也”；《惜红衣》(侧帽高秋)词序另一版本所云“吴小城秋色向笺，废绿寒烟，有江山摇落之感……今予方离忧，感此古音，庚用旧韵，不自觉其辞之凄异也”，等等。也就是说，郑文焯词中的吴中景致，既是自然的，更是艺术的、人文的时空。

(二)清独尤宜的审美方式
一生爱山水若肤发的郑文焯，在览景中逐渐养成了一种“佳侣难得，清独尤宜”(28)戴正诚：《郑大鹤为王湘绮谈游》，张伯驹编著：《春游琐谈》，第149页。的审美方式。前者指向友朋间的群体共赏，后者突出审美主体的自赏。只是审美观照尤重独赏，即便是众人参与的文酒之会的社集、雅集等，面对景致终归为个体领略。于是，以“清独”方式追念或期待那种融入情义的群赏活动，成为郑文焯词显豁的主题。《湘月》(桂阴小榭)词序即云，八月十五夜听雨皋桥水楼，忆十年前光绪己丑(1889)中秋与友朋于灵岩峰琴台观月之乐：“醉卧琴台，云气四合，仰见明月破空而飞，如铜镜砻石，璆然有声，远望渔火，错杂云水中，光景奇绝。予踞危石，屐步不能支，捉云狂呼，衣袂尽湿。”即是一种以群体共赏为基础的“予踞危石”上的独特体验。十年后，当他在皋桥水楼“桂阴小榭，隔纱栊听水，如坐云雾”，独自面对“数峰相对清苦”之际，不免产生“凄然良夜，梦游凝想仙侣”的感受。

此番感受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郑文焯的幕客心理。前文曾征引他致信夏敬观回顾幕客经历之言，在强调恪守与府主之间伦理信条之后，特别说道：“生平简澹，久孤于世，不欲危身以治生。所依恃者，惟良师益友，佽助以义。四海知旧，情逾骨肉。”(29)郑文焯：《与夏敬观书》，清宣统二年十一月十日(1910年12月11日)，陈谊《夏敬观年谱》，第55页。“久孤于世”，堪为“清独”的身世体验；“情逾骨肉”，又是“佳侣难得”的情感依托。在其词中，类似的还有《绕佛阁》(酒襟翠敛)词序说的“瘦月窥愁，俊侣悭约，凄然弦语”，《催雪》(败叶荒池)词序说的“丁亥冬夜饮南园，归卧小楼，听窗竹淅淅作雪声。既感岁暮，重念昔游，徒增沦薄之恨。因和梦窗韵，寄同社诸子”，等等。这种充盈着友朋情义的伦理体验，既是对群体共赏的美感回味，又是在彰显其“清独”的凄寂之感。像《催雪》词，乃是夜饮南园社集之后，自己归卧小楼独自感兴而作，故全篇流溢的多是个体私密性的情感信息：“败叶荒池，残酒冷屋，瘦绿镫痕如水。正涩指冰弦，夜窗人起。一树玉梅吟影，想月地、珊珊鸣珠佩。翠眉谁见，仙云自舞，小屏孤闭。”所绘景致是自己居处环境，所抒心情是自己的身世体验。

“清独尤宜”的览景方式，突出反映在郑文焯徜徉于吴中山水间时喜乘吴篷单橹为交通工具上。所谓“游船宜吴篷单橹，取其轻快，随地可到，饮馔精洁，不拘时不计资。若大艑方舟，则类谢客山贼，林壑竦诮已”，其目的即在“不受伴侣拘牵，全凭一己领略放空静疏之妙”(30)戴正诚：《郑大鹤为王湘绮谈游》，张伯驹编著：《春游琐谈》，第149页。。即便有伴，一二知己，亦不能束缚其自由览景的情趣。可以说，郑文焯面对吴中山水的词心，多源自吴篷单橹之中，所谓“江上早春，短篷听雪，俏然感赋”(《扫花游·年涯草草》词序)、“曩与中实兄弟尝棹乌篷，听歌斟酌桥畔，载月而归，辄有佳咏清事”(《拜星月慢·虎气高秋》词序)，等等。而其营造的江南水乡词境，亦多从吴篷单橹中而来。或是视觉影像，如《东风第一枝·和梅溪春雪韵》“吴篷谁倚，画澹远、山眉如线”，呈雪中吴山之姿；《浪淘沙慢·江南早春，邓尉山梅》“正暝踏、一叶苍茫，又数峰、青入短篷笛。烟水弄愁色”，写邓尉山中深幽之境。或是听觉意象，如《玉烛新》(秋香披酒袂)“正卧雨吴篷，镜天如醉”、《龙山会·虎丘作……》“最销凝，吴篷暮雨，歌前暗洒”等，尽享吴中水乡静疏之妙。或是嗅觉，如《满江红·再泛南荡……》“秋灯外，柔橹边。载香去，放愁还”，抑或是触觉，像《浣溪沙·清明载酒山塘，重记所见》“花气温温趁橹柔，禁烟晴昼水如油”等，流溢着江南山水温润柔美之感。而更多的则是词人立体感觉下的通感意境，如《南乡子》上片“柔橹小蘋乡。牢记朱阑近水房。偏是落红迷径曲，回廊。觅著春风影亦香”，随着橹之摇动，水乡图像随之动态呈现。诸如此类，最终均化为“正窥户、山髻招人，趁雪篷呼酒”(《徵招·乙酉立春，风雨忆梅西崦，将作讨春小饮》)、“负俊约、又玉人轻别，湖上单舸”(《喜迁莺慢·戊子元日》)等，为词人与吴中山水之间的情思共感体验。

(三)夜泛侵晓的审美偏好
欧阳修《西湖念语》谈及欣赏颍州(今阜阳)西湖美景时说，“虽美景良辰，固多于高会；而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并游或结于良朋，乘兴有时而独往”，“至欢然而会意，亦傍若于无人”。(31)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第7册，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192页。在揭示恬静闲适的审美态度的同时，亦浸染着他晚年退居颍州的生活境遇。与欧阳修类似，郑文焯喜“清独”，亦是其遵循“不欲危身以治生”之幕客操守的写照。这反映在审美习惯上，除了“吴篷单橹”，还有他对夜游的喜好。《洞仙歌》(银塘雨过)词序曾说去苏州葑门不数里南的荷花荡，“绿云浸空，不类人境”，特别是“花时游舸盛集，水风自香，西湖未能过也”，然“予独喜夜泛”，期间“以小舟薄花间，或鼓琴浩歌，或卧酒和清真白石数阕。明月不去，水鸟相呼”，直至“侵晓取荷露藕浆饮之，其香冷苦，点衣辄碧”。这种夜泛所获的独特审美体验，甚至令词人“尝谓此间得久住，必破券登仙矣”。

夜泛的目的在于尽量规避伴侣拘牵，以清独之心领略景致的静疏之妙，获得一种别样体验。诚如《夜行船》词序所云：“将发沪渎，月夜舟行淀山湖，使风如马，剪灯嚼墨，剧有奇致也。”此词紧扣“有人如月”来写，所见所感，虚实相生，的确“剧有奇致”。月夜舟行，使风如马，词人及所乘之舟犹如“俊羽凌风飘玉叶”，顿生轻盈欲飞之感，此为一奇；词人于淀山湖舟中，“涩浪惊帆破空飞”，远眺海上，仰视月色夜空，“见海上、有人如月”，湖海舟中之人恰如浩渺夜色中的月亮，此为二奇。换头“袖底蓬山无恙别”，从湖上体验续写到月夜仙境，均系自由精神的慰藉之所；“奈仙云、总成鬟髻”，又由天上到人间；歇拍“一掬夫容凤箫吹，堕染作、满天红雪”，有感人天合一妙境进驻词心画笔，渲染灵感的迸发，呼应词序“剪灯嚼墨”之意。所谓“红雪”，指状如芙蓉的红色云朵，而之所以为红色，乃是舟中灯光照射所致，此又是一种“奇致”。

由“夜泛”“夜览”等带来的吴中“奇致”景观及感受，在郑文焯词中俯拾皆是。像“一簇帘花残月地，数行门柳宿烟枝。画船灯火夜归迟”(《浣溪沙》)，系词人“乙未山塘寒食”夜归之所见；“檐滴都无空绿泻，池流应有残红带”(《倦寻芳》)，是词人“壶园夜雨”之所闻；“想月堕箫声里，还迷闹红路”“夜夜棹歌回，网吴魂、愁满风露”(《法曲献仙音》)，是词人“南荡观采莲”归途中之所想；“疏萤飐水，丛蛙吠月，翠凉庭户”(《宴清都》)，是词人“夜凉坐池上”之所见、所闻、所感。多写夜景、抒写夜思，可谓是郑文焯词多清幽凄冷境界的重要因素。这既反映出他的个人性情、人生趣味，也与他身为游离于官僚体制内外的幕客身份相吻合。如《鹧鸪天·中秋后二日越来溪夜泛》一首：

露脚斜波月上迟，镜中曾见越来时。湖光一片伤心碧，却与吴儿作水嬉。

飞画鹢，引金蠡。罗旂香干烛龙随。歌尘只是黄昏散，愁满风萝野粉吹。

每年中秋后二日下半夜，苏州西南石湖行春桥的九环洞会出现“串月”之景。“露脚”句乃实境，露滴、月升，交代时间；“镜中”句虚实结合，由眼前溪面水光联想到越国攻吴的历史；“湖光”二句将越来溪的历史沧桑与吴儿八月溪中游乐习俗对比，暗藏词人的孤独感受。换头承继吴中游乐习俗的描写，至“歌尘”句笔锋一转，借用李商隐《曲池》“从来此地黄昏散，未信河梁是别离”诗意，以曲江宴会曲终人散，感慨此地徒有风萝野粉的冷寂环境，喻托时势变迁之感。可见，由闹至静、闹中之静、静中清独，方为郑文焯之词心，而这正是词人“夜泛”所见所思的独特感受。

至此，正如郑文焯《玉楼春》词所咏叹的“春风秋月资游计。独我尊前长费泪。几生心苦到词人，风月只供惆怅地”，进而感叹，“繁华故国今何世？满目山河成古事。小楼孤烛梦回时，著枕愁来无处避”。徜徉于吴中山水40余年的郑文焯，其笔下山水既是自然的，也是历史的、人文的。抑或可以说，郑文焯以个人的凄独词心品读着吴越景致所蕴含的人世沧桑。其卒后，康有为、朱祖谋等人将他与张宜人合葬于邓尉山中。这或许是“一生爱山若肤发”而“垂老无家”，屡誓归隐邓尉山的郑文焯最佳的居处。

三、词赋哀时，感音于微：幕府生涯的时事变更之感
由“进”而“退”，既是“不乐仕进”的郑文焯思想的动态走向，也是他落南生活中一贯的生命姿态。其词难见那种缘事而发、直面社会、铺陈时事、关注民生之篇，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关怀时事。其实，郑文焯所擅长的是一种隐者感喟社会人生的方式。

(一)以旁观者之眼抒写哀时之感
在郑文焯“云唱雪和，陶写性灵”“与鸥鹭为伍”“超然有人外之致”(32)俞樾：《瘦碧词序》，郑文焯：《大鹤山人词话》，第437页。词境中，包含有以落南幕客之眼审视时局的政治情怀。当他困顿名场抑或决心做退士之际，往往就是他创作哀时悯己词最丰富的时期。郑文焯何以如此？一则源自其骨子里的儒雅情怀。张尔田曾云：“文小坡(焯)为瑛兰坡中丞子，一门鼎盛，兄弟十八，裘马丽都，惟小坡被服儒雅。”(33)张尔田：《近代词人轶事》，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5册，第4367页。“儒雅”，既云其有入世志向，又云其淡泊名利。郑文焯少登乙科，平生屡赴京应试，而又不乐仕进，即是体现。这也使他养成了一种以出世态度做入世之事的观察习惯。二则长时间既不离府衙又不叙官秩的幕客经历，强化了他既入且出的生活态度。期间，他虽得到府主的礼遇，“然其中落落，恒有不自得者”，曾自喻残花败柳，“盖自伤其老而依人也”。(34)张尔田：《近代词人轶事》，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5册，第4367页。三则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刻意保持若即若离的姿态。清宣统二年十月七日(1910年11月8日)，郑文焯致书夏敬观：“昔东坡以多难畏事，不愿出近作示人，今虽文网大弛，似亦稍敛为佳，匪特意兴萧瑟也。”(35)陈谊：《夏敬观年谱》，第50页。清室摇摇欲坠之际言事尚且如此，何况之前！故其言近事，多借思古之幽情发之。至于词体，“文小而声哀者易于感人，不足以鸣盛”。而其心仪词人南宋姜夔正是洞悉词体不宜直接介入政治的特性，故而虽“一布衣，才不为时求，心不与物竞，独以歌曲声江湖，幸免于庆元伪学之党籍，可不谓之知几者乎”！正因为姜夔“知几，故言能见道，吾是以有取焉”。(36)郑文焯：《瘦碧词自叙》，《大鹤山人词话》，第315页。

甲辰(1904)仲夏，王鹏运过江访旧，与郑文焯重会吴皋。郑氏填《念奴娇》云：“我亦大鹤天边，数峰危啸，一觉松风枕。三十六鸥盟未远，独立沧江秋影。词赋哀时，湖山送老，吟望吴枫冷。”诉说自己身为“江南退士”的处境及“词赋哀时”的词心。对此，易顺鼎云其“卓荦偏世，皆有遗天下、轻万物之心”，然“阅世浸深，伤于哀乐，且以承平年少，胥疏江湖，行吟菰蒲之中，与鸥鹭为伍，凄寒感人”。(37)易顺鼎：《瘦碧词序》，郑文焯：《大鹤山人词话》，第436页。朱祖谋之评亦极沉痛：“夫士生晚近，负闳识绝学，久孤于世，无所放其意，则托诸微言……顾廿余年同调之雅，自半塘翁下世，惟君能感音于微。世变靡常，金玉永闭。思有以稍稍慰君生平，而抚卷低徊，所得于风雨鸡鸣者，亦如是而已。”(38)朱孝臧：《苕雅余集序》，郑文焯：《大鹤山人词话》，第443页。宣雨苍则云：“自光绪甲午、戊戌、庚子以来，所作寄意深远，具有家国之感。”(39)宣雨苍：《词谰》，张璋等编：《历代词话续编》下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343页。可以说，对于自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年间的一系列晚清重大历史事件，郑文焯词均有反映。只不过他不像文廷式“以词人而为学人并身系政局之垂者”(40)钱仲联：《纯常子枝语序》，文廷式：《纯常子枝语》，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79年，第1页。，填词揭示自己亲历的宫廷事变；也缺少像王鹏运、朱祖谋、刘福姚等人于庚子年困处危城，犹如万丈深阱中耳闻乱变之声的经历，“只得借词出气”“以自陶写”，发泄郁塞之情(41)《王鹏运致郑文焯书》，黄墨谷辑录：《〈词林翰藻〉残璧遗珠》，唐圭璋等主编：《词学》第7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23-224页。；落南入幕的郑文焯主要是在远离政治中心、乱变地点之外的书斋之内、山水之间，以旁观者之眼抒写哀时之感。

(二)甲午战争中的国士情怀
清光绪甲午(1894)中秋，郑文焯受两淮运司江蓉舫之邀，与张祥龄同去广陵修盐志，听闻甲午战事尤其是左提督(左宝贵)阵亡的消息，两人感慨联句而作《莺啼序·登北固楼感事，再和梦窗》，其中郑文焯于首片云：“西风又闻鹤唳，动秋声在水。海东日、照满津亭，浪花飞作云蕊。戍笳引、楼船暝合，荒谯夜火城乌坠。叹南游、孤旅沧波，久断归思。”从听闻战事写起，拟想黄海海战的惨烈，自叹落南而无法为国杀敌。

数月后，又填《望海潮·宫词秋怨，和秦淮海，甲午孟冬感事》词。词人所感之事主要就是清廷对朝鲜态度的变化。选择“宫词秋怨”主题，有替朝鲜鸣不平之意。落笔即自朝鲜口吻云：“秋风纨薄，长门金冷，君恩渐断繁华。红叶沟湾，黄云陇首，歌尘恨满胡沙。”如今的朝鲜“残梦误羊车，想泪珠洗面，铅华无加。故国青山，暗分愁黛与谁家”，屡用汉、唐等宫怨典故，直刺清廷的冷漠态度。或言清廷已出兵朝鲜，正式向日本宣战，词人为何还出此言？一则，“惊闻戌幕清笳，正龙槽泄酒，鸾管催花”，朝鲜、黄海乃至辽东半岛已燃起战火，在“戌幕清笳”的悲凉氛围中，清廷却在为慈禧六十寿辰忙碌。从前引“又闻”到此词“惊闻”，“闻”字正可见郑文焯言时事的旁观者态度。二则，“蓬岛尘飞，芝田石老，沧波满目兴嗟”，原本祥和安宁的朝鲜半岛如今是满目疮痍，朝鲜之“怨”令人叹息。于是，词人自然将愤怒指向了慈禧：在对慈禧寿辰庆典的想象中，既彰显“柳堤落翠，不庇宫鸦”的对立情绪，又云“仙会苕苕，可能灵药驻年涯”，反讽慈禧祈求长寿之举，可见词人的愤怒已臻顶点。

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政府失败而终，这在当时士人心中激起千层浪。清光绪戊戌(1898)年，郑文焯赴京应试，填《绮寮怨·宣武城南夜集，感事和清真》一阕，所感仍是甲午战败以及清廷官场腐败事。其中，“微茫西山一角，沧波底、日落山更青。但怪他、片石无言，冤禽恨、抵死填海盈”，更是由眼前西山，联想到海战中屈死的冤魂。

(三)戊戌变法中的政治姿态
“百日维新”以戊戌党人失败结束，同样在士人群体中产生了反响。胡先骕曾言：“晚清名流，同情于戊戌党人者半，非之者亦半。同情于戊戌政变者，诗人中最著名者，有陈伯严、郑太夷；词人中最著者，为文芸阁。张广雅则反对变法者也。其余如王湘绮、陈弢庵、王半塘、朱古微、郑叔问诸词人，其旨趣若何，未之深悉，然大约皆以时势阽危为念，则可断言者。”(42)胡先骕：《评赵尧生香宋词》，张大为等编：《胡先骕文存》上册，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第100页。其实，郑文焯亦可纳入一种人道主义者的同情派之列。向秀在《思旧赋》中曾述自己闻笛音，追思亡友嵇康、吕安被害之事。1 600多年之后，郑文焯于“戊戌八月十三日宿王御史宅，夜雨闻邻笛，感音而作”《月下笛》云：

月满层城，秋声变了，乱山飞雨。哀鸿怨语。自书空、背人去。危阑不为伤高倚，但肠断、衰杨几缕。怪玉梯雾冷，瑶台霜悄，错认仙路。

延伫。销魂处。早漏泄幽盟，隔帘鹦鹉。残花过影，镜中情事如许。西风一夜惊庭绿，问天上，人间见否。漏谯断，又梦闻孤管，暗向谁度。

八月十三日是戊戌政变后第八天，即“戊戌六君子”被处死之日。据此序借用向秀闻笛思亡友典故，词人实已亮明了态度。与其他“隔空遥闻”之作略有不同，这首在京之作在他史词“感事沉吟”(43)叶恭绰《广箧中词》卷二评《月下笛》(月满层城)语，沈辰垣等编：《御选历代诗余附箧中词广箧中词》，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29页。一贯风格中，所述之事的史实性更强，从而也赢得了“戊戌词史上的杰作”(44)程翔章选注：《中国近代文学作品选》，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2页。抑或“珍品”(45)褚斌杰主编：《中国历代诗词精品鉴赏》下册，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0-151页。的赞许。开篇即写京城由“月满”到秋雨乱飞的天气变化，喻说戊戌政变的政治气氛。而“哀鸿怨语”直言六君子死难事，视为忠而冤死者，足见词人的政治态度。接着借晋殷浩被废而书“咄咄怪事”的典故，表达对“六君子”被杀等政局变化的不满，揣摩康有为等人于“危阑”之境不得已逃亡海外的伤痛。继而以一个“怪”字评析光绪帝被幽禁的结果以及维新党人误信袁世凯而酿成的惨剧。当然，郑文焯囿于历史观的局限性，只能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为袁世凯等这类“隔帘鹦鹉”“早漏泄幽盟”的“叛变”行径。不过值得肯定的是，他认识到百日维新虽只是“残花过影，镜中情事”，“六君子”被杀却是人间未闻之惨剧，歇拍更是借回应听笛音而思旧的词题，寓气愤于感伤之中，再次表明自己的情感态度。

当然，郑文焯对百日维新中各类人物的态度，尚难以纳入维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政治分歧，总体上还是基于人道主义的“以时势阽危为念”。这不独反映在那些专门感事之篇中，在羁旅、赋景、思友、怀古等作品中亦时见他既入且出的哀时情怀。如戊戌年秋离京后在天津沽上，遇王闿运，“即置酒论文，扬榷今古，意气相得甚欢”，然“每慨时事，悲闵之诚，切切满口”(46)郑文焯：《王湘绮〈圆明园词〉跋》，转引自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51页。。所填《蓦山溪》(吟边灯火)词序云：“半塘翁尝爱诵美成此曲……今别翁浃旬，已沽口楼君，连雨不寐，兼闻梧州乱耗，爰次韵寄怀，不独旅逸之感也。”《清史稿·德宗本纪》载，戊戌六月，“郁林、梧州土匪、会匪相结为乱，陷容、兴业、陆川三县，官军剿平之”(47)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23-924页。。对此，词人于羁旅飘零之中，有感“客枕高楼雨”，想到“鹤唳似惊风，渺瓯蛮、瘴江战鼓”的梧州乱耗，致使其“扁舟不系，一夜故园心，杯未举。愁先注。白发缘千缕”，哀世伤时之情溢于言表。

(四)庚子之役中的词史自觉
“庚子之祸，銮舆西狩”，对清末士子的影响，不啻清廷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时与彊村等人困处危城，联袂而唱《庚子秋词》《春蛰吟》的王鹏运，即致书郑文焯云：“又尝与古微言，当此时变，我叔问必有数十阕佳词，若杜老天宝、至德间哀时感事之作，开倚声家从来未有之境。”(48)《王鹏运致郑文焯书》，黄墨谷辑录：《〈词林翰藻〉残璧遗珠》，唐圭璋等主编：《词学》第7辑，第223页。正如半塘所言，此时郑文焯虽羁迹吴中幕府，然在“怅望觚棱”中(49)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131页。，以系列名章佳篇实践着清末词家模仿杜甫诗史，创作词史之篇的理论自觉，以致半塘“与古微且论且泣下，徘徊展读，纸欲生毛”(50)《王鹏运致郑文焯书》，黄墨谷辑录：《〈词林翰藻〉残璧遗珠》，唐圭璋等主编：《词学》第7辑，第223页。。其中，沉郁苍凉者除了《贺新郎·秋恨》2首、《汉宫春·庚子闰中秋》《杨柳枝》24首，名篇尚有《谒金门》3首：

行不得。黦地衰杨愁折。霜裂马声寒特特。雁飞关月黑。 目断浮云西北。不忍思君颜色。昨日主人今日客。青山非故国。

留不得。肠断故宫秋色。瑶殿琼楼波影直。夕阳人独立。 见说长安如弈。不忍问君踪迹。水驿山邮都未识。梦回何处觅。

归不得。一夜林乌头白。落月关山何处笛。马嘶还向北。 鱼雁沉沉江国。不忍闻君消息。恨不奋飞生六翼。乱云愁似幂。

郑文焯曾自评：“庚子秋仲，余曾赋《谒金门》三解，意极恻怆，读者为泫然。”(51)戴正诚：《郑叔问先生年谱》，郑文焯：《大鹤山人词话》，第215页。此组词以君王与都城的关系为主线，依次谱写了行不得、留不得、归不得三个递进关系的乐章，确是“忧心国事，一片真诚”(52)赵伯陶：《张惠言暨常州派词传》，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2页。。言君王不应离京，化用执柳送别典故，以出现黑斑的衰杨愁折形象，极言挽留之意；说君王不能留京，以肠断故宫的不舍情怀予以反衬；说君王无法归京，以林中乌鸦羽毛一夜变白为喻，以示思念之切。此组词多处化用杜诗典故，如“思君颜色”，杜甫《九日寄岑参》云“思君令人瘦”、《解闷十二首》之十云“京中旧见君颜色”；“落月关山何处笛”，源自杜甫《洗兵马》“三年笛里关山月”诗句。杜甫《秋兴八首》云“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感慨他所生活的时代京城曾遭安史之乱(755)、吐蕃入侵(765)两次沦陷。近代中国的北京亦经历英法联军(1860)、八国联军(1900)两次陷落，可见郑文焯“见说长安如弈”之慨的历史感(53)叶嘉莹：《迦陵说词讲稿》，第128页。。当然，郑文焯对时事的描绘，尤其是对光绪帝一行西逃中的艰辛的想象，均非亲历，而是犹如“鱼雁沉沉江国”的他思君、问君、闻君消息的结果。或许正是有此旁观心态，反而能激发其想象力，抒写其面对君王被迫离京的沉痛感。

关于《杨柳枝》24首，清光绪辛丑(1901)秋孟，郑文焯曾云“近制廿四首，读者以为有黍离之悲，辄为好事弆去。今写似伯宛先生，更卒成二解，聊以寒白，固知伧歌，无当雅音也”(54)郑文焯：《大鹤山人词话》，第213页。，这样便有26首。杨钟羲云郑文焯“庚子、辛亥前后所为《杨柳枝》词，凄异感人，体原骚雅”(55)杨钟羲撰集、刘承干参校：《雪桥诗话余集》，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67页。，王逸塘说“玩其词意，盖均庚子伤乱之作，有黍离麦秀之思焉”(56)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59页。。其中有涉珍妃坠井之词：“谁教横笛曲中吹，能使思乡玉筋垂。不见故宫眢井底，银瓶长坠断肠丝。”北朝乐府云“上马不提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儿”，此词即沿着闻笛思乡怀人的思路，拟光绪帝口吻叙说“西狩”之苦，归京思切，为接下来珍妃沉怨井中作铺垫。白居易有诗云：“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别。”词人化用此诗句意，指出光绪帝与珍妃的诀别，情感真挚沉痛，自然令人产生对致使珍妃坠井的罪魁祸首的厌恶之情。

需要辨析的是《杨柳枝》另一首：“烟洗风梳碧可怜。秋深犹咽五更蝉。 谁家残月沧波苑，时见渔舟网碎钿。”自黄濬认为此词盖庚子秋伤时讽事，有感于珍妃坠井事(57)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43页。之后，论者多以为此阕用白居易《长恨歌》“花钿委地无人收”的典故，“以杨贵妃之死暗指珍妃被迫坠井而亡”，其中水中打捞出“碎钿”的想象，更可见“词人对珍妃之亡深感沉痛”(58)杨传庆：《郑文焯词及词学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5页。。此说不确，一则，“沧波苑”自有所指。郑文焯辛亥(1911)《虞美人·自题燕池落花图》三阕之一云“西园旧是沧波苑，几度临花宴”，所谓“燕池在京西丹棱沜，旧名西湖，发源玉泉山，度圆明园宫墙东流入清河”(59)杨钟羲撰集、刘承干参校：《雪桥诗话余集》，第567页。。二则，“碎钿”另有出处。唐代郑愚(嵎)《津阳门》诗云：“破簪碎钿不足拾，金沟浅溜和缨绥。”所谓“金沟”，即皇家宫苑的水沟。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又载：“朝士黄秉少居长安，游骊山，值道士理故宫石渠，石下得折玉钗，刻为凤首，已皆破缺，然制作精巧，后人不能为也。”(60)沈括：《梦溪笔谈》，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第140页。郑文焯所谓于沧波苑中网收碎钿，既是感喟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对京城“烟洗风梳”般的洗劫，又在表达对清廷的珍惜情怀。故而，王逸塘评此词曰：“每一诵之，真有洗马对此茫茫之感。”(61)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第359页。喟叹庚子之乱给国人带来的沧桑世变之情。这正如《汉宫春·庚子闰中秋》说的“还见山河残影，恁磨成桂斧，补恨无天”以及次年所填《摸鱼儿·沪江送春词》对朝局的叹息：“更尊前、几回西笑，茫茫时事如许。长安一雨分新旧，惟有夕阳无主。”

清光绪辛丑(1901)，京师和议遇阻，八国联军西上至灵寿县，“责供牲畜糗粮甚厉”。灵寿知县成肇麟事处两难，“不迎犒，无以全民命；迎犒，则以中国臣子助攻君父”，于三月初一(4月19日)投井而去。(62)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5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689页。七月八日，郑文焯作文悼念这位辑有《唐五代词选》的著名词家：“呜呼，先古一词人，而成仁就义，其言忠爱，其名千秋，其心天地也。”认为其死“岂独以从容受命，懔然于君辱臣死之谊已哉”？而是由君辱臣死的传统节义观，上升至可以发殉国五烈之幽光、夺殉匪诸贼奸回之顽丑、至仁风四海、大义表万国、挽既涣之人心、全大辱之国体的层面。(63)郑文焯：《〈唐五代词选〉成肇麟〈序〉后余白记》，《大鹤山人词话》，第5页。庚子乱后，郑文焯之哀感正如他在《四印斋本花间集跋》(约1904年)中说的：“忆十年前连情发藻，出言哀断，今更世变，其为衰世之音，不其然乎？”(64)郑文焯：《四印斋本花间集跋》，《大鹤山人词话》，第303页。触目所及，时局衰落之兆日渐明显；身世体验，麦秀黍离之叹愈加强烈。其自评光绪乙巳(1905)《法曲献仙音·园居春尽，病起闻雨，述怀》词曰：“黍离之悲，并寓时事变更之感。”(65)郑文焯：《大鹤山人词话》，第210页。 词曰：“悄吟绪。占吴根、小城一角，墙柳外、依约远山黛妩。絮卷陌尘飞，放东风、莺燕无主。故国楼台，映沧波、空剩歌舞，怕雕阑都换，更倚伤春高处。”此词虽无“在辛亥国变，清室灭亡之际的亡国之悲”(66)杨传庆：《郑文焯词及词学研究》，第155页。，但词人身处外则“革命”呼声、内则立宪变革要求的时局，郑文焯于吴根小城一角，以幕客身份，借故国(吴城)的历史变迁，旁观清廷“春尽”“无主”，心生“怕雕阑都换”的预感，仍可见他的史家情怀。

(五)易代之际的悲凉身世
不过，历史巨轮并不因个人之愿而改变方向，郑文焯所担心的“雕阑都换”却非其所愿地如期而至。清光绪戊申(1908)十月，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国风·豳风·七月》：“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于是，郑文焯借题而作悲悼光绪帝之词《月下笛·寒夜闻床下蟋蟀，感忆》。朱祖谋同时作有《月下笛·闻促织，感赋》，两人除了用韵，像“闲阶”“金笼”“王孙”等词语及相关典故的运用亦相近。不过，与朱祖谋长时间为朝官不同，郑文焯与光绪帝等几乎没有交集，因此，此词咏光绪帝之亡，几乎未言及史事。那只在“落叶闲阶，秋声徇了”中吟苦的蟋蟀，实则是“王孙已是无魂断”的“王孙”(退隐者)的“凄凉自语”，发抒的是千古士子之悲悯。类似的还有《安公子》词，也是以“岁寒南鹤”的臣子身份，“解道尧年旧话”，描写初闻光绪帝之亡消息“急雨惊鸣瓦，转檐风叶粉如洒”的震惊，想象“梦想铜驼，歌哭地、送西园车马”的送别场景，抒写“叹去后、栏干一霎花开谢”的国中无君的凄凉，表达自己“空怨啼、望帝春魂化”的忠怀。

当然，光绪帝之死并不意味清朝之亡，故而清宣统元年(1909)，郑文焯批评“比岁社会清流，痛哭高谈”的清谈误国行径，当“友人见示《江南春图》，兼寄金陵怀古之什，感事因题”填《念奴娇》，“专取桓宣武登平乘楼北眺数语，抒写近事”(67)郑文焯：《与夏敬观书》，清宣统元年五月八日(1909年6月25日)，陈谊：《夏敬观年谱》，第40页。。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宣统朝如昙花一现，郑文焯进入了人生最沉痛的阶段。清宣统三年正月二十四日(1911年2月2日)，致书夏敬观说“苦闻西北警息，夜不能寐”，危自中起，顷口占数语云“插青冥好山无数，斜阳空送今古。无端西北忧天缺，片石更教谁补。危睇处，挂一发中原，烟际微茫树”，“吟至此，老泪涔涔，不能长语，如何如何？”(68)陈谊：《夏敬观年谱》，第55页。同年三月六日(4月4日)，又致书夏敬观云：“园中新豢华亭鹤，每晨夕闻西南飞车之声，辄引凄唳，悲动林谷。昨与沤公言及，乃大悟‘风声鹤唳’之解释，岂战伐恶声耶？”(69)陈谊：《夏敬观年谱》，第57页。尽管郑文焯此时所填史词，仍多是旁观者的叙说，但从对易代的预感、害怕、惊诧，对“革命”的厌弃，到清亡之后对传统观念的坚守，一种切身的亡国之痛弥漫于词作之中。这诚如蔡嵩云所论：“辛亥以后诸慢词，长歌当哭，不知是声是泪是血，殆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欤。此则变徵之声，不可以家数论者。”(70)蔡嵩云：《柯亭词论》，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5册，第4914页。

清宣统二年(1910)除夕，郑文焯“听雨守岁，有怀京师风物之盛，荏苒三十余年，无一到眼，天时人事有足悲者，今夕何夕，不觉老怀之枨触也”，填《满庭芳》(街鼓新雷)词。词人以自己与京城关系为线索，小结自己落南30余年的人生苍凉感慨：“怕新披历日，惊换星躔。长记神京瑞景，何时再、云物瞻天。”貌似辞旧迎新之语，实为对清廷之亡的预感、担忧。于是，癸丑(1913)春，词人于沪上补记此词曰：“越明年，辛亥岁不尽五日，顿遭国变，乃叹此词‘天’字韵，洵亡国之音，哀思之谶，念此泫然不能卒读。”(71)郑文焯：《大鹤山人词话》，第215页。而辛亥年(1911)秋《念奴娇》词由“秋江连雨”起兴，达到“哀时书事”之目的。落笔即云“旧家楼阁，剩斜阳一线，沉沉帘影”，清廷摇摇欲坠之势明了。继而，“海上忽闻风雨至，平地奔涛千顷。大泽鸿哀，荒涂龙战，身世沧洲迥。尘中回首，五湖何处烟艇”，紧扣“秋江连雨”的眼前景，延伸至水祸兵灾。“龙战”喻战乱，《易·坤》曰“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遍野哀鸿(难民)就是天灾人祸的结果。进而，换头“因念蜀客船回，高江急峡，泪湿听猿枕”，乃“哀时书事”。所指即辛亥年(1911)秋爆发的“四川保路事件”。在此次“民变”中，省城被围，清军镇压，血案屡屡，荣县脱离清朝而独立。故词人云“不待山川摇落后，秋气都成悲境”，且此次运动“衰草连云，惊烟到海，洒袂西风冷”，由西向东，席卷而来，致使“飞轮肠转，夜阑残梦谁醒”，清廷灭亡之势已无力能挽，阵痛之后徒有惊悚。当然，郑文焯并非期盼清亡，此词所写乃是一种悲悯民瘼的哀时痛楚。

这种痛楚时常镶嵌于郑文焯一贯的清空词境中。如，每年中秋后二日下半夜，苏州西南石湖行春桥之九环洞会出现“串月”之景。苏人常于此时夜泛越来溪，郑文焯亦填写过《鹧鸪天·中秋后二日越来溪夜泛》《浣溪沙·甲辰中秋后二日晚晴，放舟石湖，观越城桥下串月……》等词。然《早梅芳近》“辛亥中秋后三日，澹庵招同彊村泛舟越来溪，寻石湖居士故迹，自横塘载月而归”之作，便颇耐人寻味。从“后二日”到“后三日”，貌似偶然，只是次日之阴历八月十九日，正是武昌起义的时间。这对自订词稿标准谨严的郑文焯而言，留存此词，当有纪事之意。同时，无论是上片泛舟越来溪所览秋景，像水荭“疏”、霜叶“冷”、歌钿尘“断”、“坏”壁龙蛇影等，还是下片自横塘载月而归途中的“侵溪渔火，踏月菱讴半烟暝”的凄迷之色，抑或是“泪添波入酒，梦破山横枕。漫重来，载愁湖上艇”的情感表白，均在一片枯寂之景中，嵌入了现实关怀之下的抑郁之愁。

兹读其评价武昌起义之词《祭天神·有客归自武昌，述近事，因与被酒，登城东亭晚眺》。开头即云：“枕乱流西塞山前路，问当年割据英雄谁是主？”反用孙楚谓隐居应枕流洗耳之典，一个“乱”字打破自我的宁静闲适生活，而起因则是西塞山(今湖北黄石东面的长江边)前发生的大事。又以历史上“英雄割据”解释武昌起义，以传统的士人忧患意识想象战乱带来的悲凉场景：“萧条故垒昏鸦，木落临江戍。隐悲笳坏堞千帆离霜渚。”尽管辛亥革命后，中国事实上确实处在军阀割据中，但同样说明郑文焯历史观的局限性。一方面，“长安远，空望极万里飙轮阻”，另一方面“漫徘徊南飞乌鹊，东下楼船，对此茫茫，泪眼迷淮楚”，抒写对“长安”的眷恋以及面对乱局而无能为力的无奈，足见其心底里对武昌起义的抵触意识，而选择词调“祭天神”(72)毛先舒《填词名解》：“《因话录》载：画人不知所从起，有形无口。北方季冬二十四日，率人画一板佩之，至除夕焚之，谓可避眚。时有作为谑词者，调名《祭袄神》。”张璋等编纂：《历代词话》上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第832页。亦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民国二年(1913)初春，郑文焯填《忆秦娥·雪》云“故山已变青芜国。为谁染出伤心白。伤心白。人间天上，恨春无色”，于十一月致信彊村，自评云：“洵哀思垂绝之音也，君其谓之何？……迩来南北乱机四伏，正‘大蹇，朋来’之际，忧生奚为？”(73)郑文焯：《与朱祖谋书之十六》，《大鹤山人词话》，第263页。《易·蹇》九五爻辞曰“大蹇，朋来”，《象传》云：“大蹇，朋来，以中节也。”“九五”，君主之象，郑文焯借此说君主此时身处险境中央，正需豪杰帮忙，反映其勤王动机。当然，郑文焯这种对新朝的抵触情绪以及勤王动机，只能更多地内敛在他那浓郁的亡国之音的哀婉叹息之中，进而渐次化为对传统道德理念的一种哀婉的坚守。这恰如况周颐说的“自善葆吾本有之清气”，犹如“花中疏梅、文杏，亦复托根尘世，甚且断井颓垣，乃至摧残为红雨犹香”(74)况周颐著、屈兴国辑注：《蕙风词话辑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5页。。至此，伴随着清帝逊位，郑文焯结束30余年的幕客生涯，而他的杜陵诗史之思也画上了句号。

至此，从人际交往、人文自然景致及世事变迁等方面，梳理了郑文焯幕府经历在其词中的反映，从中可见其在人品、词品上的独特追求。郑文焯曾因遇张小红，将第二部词集命名为“冷红词”，自号“冷红词客”。“冷”指代自己境遇之清独，“红”指代张小红等女子及其带给自己的温暖以及自己的热烈感情。若拓展至郑文焯30余年的幕府生活，“冷红”便构成了浸透着郑文焯身世阅历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结构。“冷”所描绘的就是自己落南为幕客的人生境遇，折射出他对幕府生涯清闲、冷清的感受与认识。郑文焯这种“冷”与“红”交往并举的构思方式以及所营造的“冷红”词境，在沿袭词人之词“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创作传统的同时，彰显着自己幕府生涯的特殊人生体验。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ZW055)；安徽省省属公办普通本科高校领军骨干人才项目(皖教秘人[2017]161号)

(责任编辑 朱路遥 李昌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