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新世界：数字人文视野下中国近代“世界”概念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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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新世界：数字人文视野下中国近代“世界”概念的形成与演变
邱伟云1 郑文惠2

(1.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济南 250100；2.台湾政治大学 中文系， 台北 11605)

摘 要：从数字人文“巨观”视野与“数据驱动”角度出发，审视中国近代“世界”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轨迹，通过演绎量化与确认命题，运用时间序列方法，发现中国近代“世界”概念的三大核心“共现”概念依序分别是“文明”“主义”“革命”。研究发现，“世界”概念在1899年后开始涌现，原来作为“中国”概念核心内涵的天下观逐步瓦解，转换成了万国世界观,“中国”概念内涵从“天下中心之国”转向“国名”之意。1898年后“文明”与“世界”概念以稳定比例共现,代表的是“世界”概念的“文明化”趋势，晚清知识人接受“文明史”,表示愿意进入西方的普遍进化时间中;而对“世界”概念的使用,表示愿意进入西方的普遍进化空间中。这使“世界”概念具备了西方现代性视野下的进化特性。当“世界”与“主义”概念开始共现后,“世界”概念就逐渐从传统包容一切时间、空间的“虚世界”概念逐渐成为具有排他性与一贯性的“实世界”,此即受到“主义”概念影响所致。晚清之际即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讨论，但当时肯定的是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而非世界主义；然而到了民国时期尤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转为抛弃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而转向世界主义，正是在此语境下，促成“世界”概念真正的“主义化”，并使之成为一种新的信仰与道德。从晚清到民初的“世界”概念发展中，其连续性为“世界概念的主义化倾向”，非连续性为“世界”概念的“欧亚文明化”与“阶级革命化”的不同。

关键词：世界； 概念史； 概念间性； 数字转向； 数字人文学

一、前言：由“虚”到“实”的新想象乌托邦
谈及中国近代“世界”概念，实有一由传统中国“虚世界”转义为现代化下“实世界”概念的发展过程(1)余露在中国从传统到近代的“世界”概念转化研究中，业已归纳指出自洋务运动后期，“世界”一词已用以指称全球并包含价值判断，与过去传统使用中多属佛教用语，指称世间、世风、世人、领域范围、境界局面的“世界”概念截然不同，就此指岀中国近代“世界”概念有一“由虚到实”的发展轨迹。上述所指出的“世界”概念近代转化关键，有学者认为是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发展。如陈建华指出，19世纪下半叶，严复翻译《天演论》引入进化观念后，传统思想的崩解首先是从空间意识开始，士大夫对于地球、世界观念感兴趣，使得写日记和游记成为一种时尚；但余露认为早在明末就有耶稣会士带来宽广的地理视野，却亦未见当时出现“世界”概念的转向，故主张“世界”概念的发展，乃是起自于中国面临近代国际外交压迫，天下观体系难以维持进而松动，这才致使19世纪下半叶原先虚指的“世界”概念能转化成实际的地域指标。参见陈建华：《民族“想象”的魔力：论“小说界革命”与“群治”之关系》，李喜所主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81页；余露：《虚实互用：洋务运动时期的“天下”“地球”与“世界”》，《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余露：《“世界”一词古代运用的演化轨迹及与近代转变之关系》，《人文杂志》2018年第8期。，此一“由虚到实”的发展，除受国际外交事务的外在语境影响外，还与中国近代知识人内在思想受到现代性影响，朝向理性化思维发展有关。既然“实世界”概念的产生动因，部分源自现代性的理性化思维，那么从近代中国“世界”概念的演变过程中，当能看见中国现代性发展的踪迹。有关中国的“世界”概念研究甚多，或有从词汇史、翻译史角度分析中国传统文献中“世界”一词的语义演变过程(2)余露：《“世界”一词古代运用的演化轨迹及与近代转变之关系》，《人文杂志》2018年第8期。；或有从“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角度出发(3)关于跨语际实践此一视野的内涵，参见Lydia H. Liu,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25-26.，指出先秦“世界”概念与佛教“loka-dhatu”概念的第一次融合(4)张君玫在考察“世界”一词于中国传统中的翻译过程时指出，“世界”一词在先秦时代的字义是以“世”代表时间，以“界”代表空间，而汉代之后才以“世界”一词翻译佛经梵文中的“loka-dhatu”，在此翻译过程中就将先秦的时空世界观带入佛教的“loka-dhatu”概念里，因此从先秦时的“世”“界”去理解“loka-dhatu”概念时，就限缩、简化了梵文中“可毁坏的类(层)”的原意，参见张君玫：《“世界”的翻译与建构──中国西化论述中的几种“世界主义”》，《东吴社会学报》2006年第20期。，及近代中国传统思想在西学东渐与日本译介中逐渐变化和接受西方近代“world”概念的第二次融合过程(5)鲍永玲曾从词汇与概念的内涵角度出发，探讨早期来华传教士所编纂的双语词典中的“world”与“世界”概念的翻译问题。余露则更进一步，结合近代来华传教士的历史文化因素，指出他们在“世界”与“world”概念的对译行动中的三个重点：其一，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成书于澳门的《华英字典》(1823年)中，以“world”对应“地球、普天下、通天下、天下、世、世界”等意涵；其二，以“meaning only their own empire, or their world”去解释“天下”一词，可见马礼逊对中国天下观的认识可谓正确；其三，马礼逊以“the world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present state of existence”去解释“世”和“世界”，由上述三点，余露认为马礼逊已经把人文因素与整体实在性赋义于“世界”概念之中，因而才会出现人类世界、现实世界等意涵。参见鲍永玲：《“世界”概念在近代东亚语境里的断变》，《史林》2012年第2期；鲍永玲：《天下—世界——从概念变迁看近代东亚世界图景之变更》，《哲学分析》2012 年第4期；余露：《虚实互用：洋务运动时期的“天下”“地球”与“世界”》，《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另外，张君玫还从文化交流史角度，通过翻译诠释、挖掘、转化与杂糅过程，考察中国近代“世界主义”与“Cosmopolitanism”的翻译过程，尽管仍有重叠的“意义视界”(horizons of meaning)，但结果已与翻译前的原词不同。张君玫指出“世界”一词是通过日本翻译西方取得“现代性”的，在改变了字面意义、道德价值和实践意涵后再传回中国，并指出中国近代的“世界主义”是一种“越界—创造的世界主义”(trans-creative cosmopolitanisms)，其内涵既是一种对西方世界主义的“翻译”，也是一种杂糅传统或前现代/前西方文化要素(比如“天下”与“大同”观)的创造，参见张君玫：《“世界”的翻译与建构——中国西化论述中的几种“世界主义”》，《东吴社会学报》2006年第20期。。总结前人对“世界”概念在中国近代跨语际实践过程中的相关研究可知，最初是由来华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进行“世界”与“world”概念的对译工作，在此之后，中国传统的“世界”概念即与西方现代性下的“world”概念混生，形成目前所理解的“世界”概念。(6)另有学者从人文地理学、政治思想史角度出发进行相关研究，如邹振环：《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刊刻与明清士人的“世界意识”》，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3-72页；程农：《重构空间：1919年前后中国激进思想里的世界概念》，《二十一世纪》1997年10月号；罗志田：《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许纪霖、宋宏编：《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35-366页。

从前人研究成果中可知，中国近代“世界”概念的形成与演变脉络极为复杂，因此过去已从各种视野出发进行讨论，就是希望能获得较为整体的图像。但观察过去的研究可发现一现象，即一般学人多从精读视野出发进行研究，尚未有从“巨观”(7) “巨观”概念脱胎自法国年鉴学派Ferdnand Braudel的长时段结构概念，2000年斯坦福大学英文系教授Franco Moretti已经将此概念用于文学研究。对这一概念的讨论参见Franco Moretti,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New Left Review,1, 2000, pp.54-68；向帆、何依朗：《“远读”的原意：基于〈远读〉的引文和原文的观察》，《图书馆论坛》2018年第11期。视野进行考察者。由于巨观视野与精读视野不同，能提供另一种观察“世界”概念形成与演变轨迹的视角，因此本文拟结合德国的概念史理论(8)德国概念史理论主张从关键词出发，考察概念词义演变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动态交互影响关系，借以揭示历史纵深。参见方维规：《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3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21页；李里峰：《概念史研究在中国：回顾与展望》，《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黄兴涛：《概念史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2012年第9期；孙江：《切入民国史的两个视角：概念史与社会史》，《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方维规：《概念史八论——一门显学的理论与实践及其争议与影响》，东亚观念史集刊编审委员会：《东亚观念史集刊(第4期)》，台北：政大出版社，2013年；陈建守：《语言转向与社会史——科塞雷克及其概念史研究》，东亚观念史集刊编审委员会：《东亚观念史集刊(第4期)》，台北：政大出版社，2013年。与带有巨观视野和“数据驱动”(Data-driven)(9)所谓数据驱动是指以数据在先、模式在后或是无模式思考的方式去进行数据挖掘与分析工作，有别于过去理论驱动下，人们先定义关系模式，而后才将数据依照关系模式强制转换后放入数据库，借以完成数据挖掘与分析工作的方式。朝乐门、邢春晓、张勇：《数据科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计算机科学》2018年第1期。特点的“数字人文方法”(Digital Humanities)(10)关于“数字人文学”(digital humanities)的起源及其定义与发展，参见项洁、涂丰恩：《导论——什么是数位人文》，项洁主编：《从保存到创造：开启数位人文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第9-28页；金观涛：《数位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项洁主编：《数位人文研究的新视野：基础与想像》，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第45-84页；陈静：《历史与争论——英美“数字人文”发展综述》，《文化研究》2013年第4期；王涛：《“数字史学”：现状、问题与展望》，《江海学刊》2017年第2期；陈静：《当下中国“数字人文”研究状况及意义》，《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重探“世界”概念在近代中国思想转型过程中的历史意蕴，推进“世界”概念与中国现代性的相关研究。此外，亦希望借此研究能比较和揭示出巨观与微观视野各自的长处及彼此可资借鉴或不及之处，借以推进数字方法在人文研究上的应用。

二、演绎量化与确认命题：近代中国“世界”概念结构
罗志田曾指出“世界”概念不管是在自然地理意义，还是在各族群、社会、国家组成的意义上，对晚清中国人来说都是不熟悉的“新词汇”；甲午战败，中国传统天下秩序观瓦解，中国从“世界文化中心”退居“世界边缘位置”(11)罗志田：《学战：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第119-147页。，不再是天下/世界的中心，中国不得不立国于世界成了共识；儒家道德伦理的优越性和文化正当性及儒家社会组织蓝图已不再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华夏中心主义解体(12)金观涛、刘青峰：《从“天下”、“万国”到“世界”——兼谈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第234-235页。，自此中国由“天下观”转为“万国观”，天朝体系的天下中心变为世界万国中的一国，是国际体系中万国的一员。因而，近代中国如何重新进入“世界”？如何融入“世界”？如何在“世界”中定位？这些问题成了中国近现代国家、民族、社会乃至个人的重要课题。

近代中国知识人对如何进入、融入“世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13)罗志田：《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许纪霖、宋宏编：《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第336页。，呈现出中国近代“世界”概念的形成与演变的独特轨迹。正如张灏所指出的，在中国近代思想转型时代中，中国知识人都企图在新的世界秩序框架下，重新建构自我定位，因而必须重新勾勒新的认知地图。(14)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时代的探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51-52页。近代中国不论个人或国家社会，皆陷入万国的、全球的、非中心的新型“世界”空间网络系统中，唯有通过“认知绘图”(cognitive mapping)认识世界，“廓绘”(figuration)(15)有关“认知绘图”一说，参见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出身处于新的世界空间系统中的位置，并正视多国世界结构之整体及其象征层次，方能界定自我及集体主体的位置，并描摹出自我及集体主体与其真实存在状况的想象性关系，进而洞悉由国家民族到世界国际的政治困局，为个人及社会文化政治建构出新的前景，并勾勒出新的国家社会改造蓝图。因此通过“世界”概念之研究，当可揭示近代中国知识人自我与他者交涉互动的多元样态及在自我∕他者的观视机制中如何建构自我的主体与认同的过程。

本文以“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16)本文以包含一亿两千万字，横跨1830-1930年百年间史料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为研究对象。数据库收录资料底本时间段横跨1830-1930年，为中国近代观念转型最为重要的一百年，涵括了清末民初近代期刊、晚清档案资料、清季经世文编、清末民初士大夫著述、晚清来华外人中文著译、西学教科书等6大类文献。这6大类文献详细篇目可见金观涛、刘青峰：《附录一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文献目录》，《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第461-477页。本研究中“世界”的词汇资料，取自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开发，刘青峰主编)；由台湾政治大学高教深耕“东亚文化传统及其现代转型”国际拔尖计划(主持人：金观涛、郑文惠)办公室提供检索服务，谨致谢意。(以下简称“数据库”)为研究对象，此数据库收录了约一亿两千万字的中国近代重要政治思想文献。因为“世界”概念在近代中国主要是以政治概念出现，因此通过收录材料为政治思想文献的数据库，去进行晚清之际知识分子的世界概念史研究是有效且合理的。(17)本文要特别强调，使用数据库进行研究时，需考量数据库与人文研究议题配适性的问题，因数据库中收录文献的内容与属性，会伴随建库目的有所不同，而随着研究者所使用不同数据库收录文献上的差异，就会出现不同侧重面的研究成果，因此在开始一个数字人文研究专案前，须对配适性问题进行思考。邱伟云、金观涛、刘青峰、刘昭麟：《中国近代平等观念形成之数字人文研究：以报刊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通过计算机方法，可计算出数据库中“世界”一词在1830—1930年间历年词频使用比例发展轨迹，如图1。(18)资料来源：数据库。由于数据库中每年所收录的史料字数不一，字数的多寡会对词频造成影响，当我们要关注词汇使用程度与历史事件的相关性时，就不能从词频高低去判断，必须先对词频进行“归一化”(normalization)计算，即以每年数据库所收史料总字数为分母，以“世界”一词每年总词频为分子，计算出“世界”一词每年在数据库中的出现比例，如此方能避免数据库每年所收数据量不一可能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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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中“世界”一词历年词频比例分布图

在巨观视野下，图1的视觉化数据图像呈现出三个重点：其一，“世界”一词直至1899年后才开始有高比例的使用现象，这代表“世界”概念的兴起与戊戌变法之间可能具有或多或少的互动关系，而这互动关系为何可进一步讨论；其二，在时间序列中可以看见晚清与民初各有一波“世界”论述高峰，这两波“世界”论述反映岀“世界”概念在近代中国历经“二重现代”的转化历程，则“世界”概念的“二重现代”转化内涵各自为何也可进一步讨论；其三，从晚清到民国可以看见“世界”概念整体发展趋势是一直增长的，这表示“世界”概念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息息相关，中国近代思想史可谓具有一“世界化”的历程，这揭示出中国近代知识人不断想跻身世界舞台，重新寻求自我认同的集体趋势。

而要找到“世界”概念如何受到戊戌变法的影响才涌现的关键因素，揭示在晚清与民初“二重现代”的转化历程中，两波“世界论述”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内容为何，都必须进一步立足于史料才能进行分析与解释。数字人文视野的长处即在于通过巨量史料的计算，可立即带给研究者巨观的数据结构线索，研究者可从数据线索中快速掌握巨量史料里的重要文献，进行精读与辨析，最后再结合数据结构线索去进行验证、修正，进而提出一个经过“数字人文诠释循环”(19)正如加拿大麦克吉尔(McGill) 大学德语及欧洲文学系副教授安德鲁·派博(Andrew Piper) 所言：“我尤其想让我们看到：定性的和定量的分析有必要合二为一。正如我将展示的，这种整合基本上是循环的，因而带有解释学的性质。当我们从少量的文本样本转向更多、更有代表性的文本样本，然后再回到少量但此时已产生关键性差异的文本样本时，这种循环能够带来新的知识、新的洞见。”安德鲁·派博：《小说信仰：皈依阅读、计算建模及现代小说》，《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译自Andrew Piper, “Novel Devotions: Conversional Reading, Computational Modeling, and the Modern Novel,”New Literary History,46(1), 2015, pp.63-98.后，兼综巨观与微观、远读与细读、定量与定性的研究结果，此即为数字人文研究协作的方法特征。以下就以“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中的“文本探勘”(Text mining)方法(20)关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与文本探勘的定义、操作与内涵，参见刘昭麟、金观涛、刘青峰、邱伟云、姚育松：《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于中文史学文献分析之初步应用》，项洁等主编：《数位人文要义：寻找类型与轨迹》，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年，第61-82页。，对数据库中的“世界”语料进行分析，分别从共现词丛及时间序列两个向度出发，勾勒“世界”概念的共现结构与共现轨迹。

(一)共现结构：“世界”概念的共现词丛
所谓“共现”(co-occurrence)，是指在同一段语料中共同出现，其意义是基于概念，由一起出现、具备结构性特征的共现词丛加以范定的，因此通过概念的共现词丛结构，可揭示当时人们主要是从哪些角度去理解、运用与解释主要概念。(21)关于使用共现词丛研究方法进行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相关案例，参见金观涛、邱伟云、刘昭麟：《“共现”词频分析及其运用——以“华人”观念起源为例》，项洁等主编：《数位人文要义：寻找类型与轨迹》，第141-170页；郑文惠、邱伟云：《从“概念”到“概念群”：〈新民丛报〉中“国家”与“教育”观念的互动与形塑》，东亚观念史集刊编审委员会：《东亚观念史集刊(第10期)》，台北：政大出版社，2016年；邱伟云、金观涛、刘青峰、刘昭麟：《中国近代平等观念形成之数字人文研究：以报刊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余例不详举。本文为勾勒“世界”概念的共现词丛结构，进行了以下计算工作：其一，以“世界”为检索词，从数据库中下载1830—1928年间以“世界”为中心(22)由于数据库在1928年后收录的史料较少，故本文在计算上仅采计至1928年为止，此后不列入计算与考察范围。，前后各10字，每段共22字左右的语料，共有25 537条，总计约57万字。其二，对上述57万字“世界”语料进行人机互动的断词工作，先用N-Gram断出所有二字词后，再由人工过滤出具有意义的关键词，如表1(见下页)。(23)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中的断词方法大致有两种，一为利用词库的自动断词，一为先由电脑进行N-Gram断词后，再由人文学者选择有效的概念词进行研究。本文主张进行中国近代思想观念研究时，较适宜采用人机互动的断词方法，因为凭借人文学者的学术积累与鉴别力去过滤词汇，可避免第一种方法可能因为词库未收该词，而无法在数据上呈现，导致遗失历史上重要概念词的状况。参见邱伟云、金观涛、刘青峰、刘昭麟：《中国近代平等观念形成之数字人文研究：以报刊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在巨观视野下，表1数据呈示岀三点信息：其一，在数据库中，自1830年至1928年近百年间，与“世界”一词共现前5高频的关键词，大多属于国际外交论述中的重要概念，如“中国”“各国”等，这揭示出“世界”概念在近代与国际外交事务密切互动的国际化时代特征；其二，另有两个是与意识形态相关的共现词，如“主义”“革命”，这揭示出“世界”概念的现代性转化的第二个特征，即“意识形态化”；其三，另有一个高频共现词是与人和文化相关者，如“文明”，这揭示出“世界”概念的现代性转化的第三个特征——“文明化”，即以文明世界作为世界的理想进化目标。

表1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中“世界”语料前5高频共现词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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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计算与制表

(二)共现轨迹：“世界”概念共现词的共现时间序列
表1数据是立足于数据库中所收百年的“世界”语料，经过计算后得出的5个围绕“世界”一词的重要共现词。但表1尚缺乏时间序列维度，为揭示前5高频共现词与“世界”一词在数据库中自1830—1928年来的共现比例变化现象，本文进行以下数字人文计算工作：其一，计算5个共现关键词在数据库中每一年与“世界”一词的共现词频数量；其二，以CUSUM方法(24)CUSUM为一简单统计方法，全称为“Cumulative sum control chart”，但本文所使用之CUSUM全称为“Cumulative proportion chart over period”，主要是用在进行观念词频成长比例的历时性变化观察之上。CUSUM研究中的横轴为时间，故称为“Cumulative proportion chart over period”。CUSUM图呈现的是累积相对频次，其做法是将一般频次，按时间累加其频率的比例而成。CUSUM图线条只上不下，此做法可减少频次图的线条交错，使图表在呈现时比一般频次图简洁，利于人文研究者进行读图分析。CUSUM图是已被大量利用的图表形式与计算方法，参见Douglas G. Altman,Practical Statistics for Medical Research,London: Chapman & Hall, 1991, pp.29-31。，计算前5高频共现词与“世界”一词在每一年的共现使用比例累加值后绘制成图，如图2。(25)资料来源：作者计算与制图。本文所有CUSUM图中的数据都已进行归一化的计算工作，消除了各关键词数据可能受到数据库本身每年收录文献量多寡而对词频高低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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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数据库中“世界”前5高频共现词丛每一年共现词频比例累加图

立足于巨观视野，从图2的视觉化数据图像中，可将5个高频共现关键词分为两大群体：其一，在1898年前与“世界”一词高比例共现词群，如图3(下页)；其二，在1898年后与“世界”一词高比例共现词群，如图4(26)图3、图4的资料来源于作者计算与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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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数据库1898年前与 “世界”一词高比例共现词历年比例累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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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数据库1898年后与 “世界”一词高比例共现词历年比例累加图

三、质性分析与解释结果：近代中国“世界”概念内涵
从前述视觉化数据图像结构中可以初步巨观出数据库中的近代中国“世界”概念发展轨迹。图3中首先可见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1898年戊戌政变前，“世界”概念已与“中国”“各国”等词汇共现，“世界”概念与“中国”“各国”等词在从“天下观”转向万国“世界观”的思想变化过程中一起互动成长。观察1898年前相对少量的“世界”概念内涵，大多是指国际外交空间，这是“世界”概念在鸦片战争后的第一个发展特征。

在图3中显示，“中国”与“各国”和“世界”概念在1898年后就开始有稳定的共现成长现象。观察“中国”与“世界”概念的共现论述，以1898年戊戌政变为分界，有从“虚世界”转向“实世界”的发展轨迹。在戊戌政变前的共现论述如1881年沈毓桂《中西相交之益》中指出“人能知画事亦高深之学，观者恍然身置清幽世界。而中国之画事，虽然讲究，尚不如西国之精妙也”(27)古吴志道老人(沈毓桂)：《中西相交之益》，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432页。。从上可见在1898年前“世界”与“中国”的共现论述中，“世界”指涉的是“虚世界”，与“中国”概念并没有太多联结，因在此时的“中国”仍为“天下观”下的“中国”概念。

然而，上述的现象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就起了变化，“中国”与“世界”概念开始紧密联结共现，这揭示岀变法的失败是促使知识人舍弃“天下”转向“世界”的关键事件。如1898年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指出：“八股既废，数月以来，天下移风，数千万之士人，皆不得不舍其兔园册子、帖括讲章，而争讲万国之故及各种新学，争阅地图，争讲译出之西书，昔之梦梦然不知有大地，以中国为世界上独一无二之国者，今则忽然开目，憬然知中国以外，尚有如许多国，而顽陋倨傲之意见，可以顿释矣。”(28)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梁启超全集·第一集·论著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01-502页。又如1899年哀时客(梁启超)《瓜分危言(续前稿)》中指出：“英俄之相嫉视也，积数十世矣，其于利害之关系，亦分毫不相容矣。今之协商，乌在其能久也。曰：斯固然也，其交虽必不终，然但求足以瓜分中国而已，岂在久耶？数年以后，英俄虽有冲突，恐全世界中，已无复吾中国之一国，其交之终不终，于我何与哉？”(29)哀时客：《瓜分危言(续前稿)》，《清议报》第16册，1899年5月30日。

之所以会有如上所指出的“中国”与“世界”概念从不相关走向密切相关的变化现象，是因为在戊戌政变后，知识人逃往日本而开眼，憬然而知中国以外尚有许多国，因此争言万国与新学，争阅地图与西书，知识人终于认知到中国是世界“万国”之一国，并非是世界上独一无二之国，尤其是在英俄帝国的瓜分危机下，他们深恐在不久的将来，在全世界中已然无复中国之一国。因此在戊戌政变后，“中国”与“世界”概念的共现开始变得紧密。伴随着戊戌变法失败，知识人放弃“天下观”转向“世界观”后，“世界”一词就不再指称传统中国的“虚世界”，而是指向当时国际政治空间场的“实世界”；而推动上述“由虚转实”发展的动力，正是受到甲午战败及戊戌变法失败所刺激进而出现的道德价值逆反机制，这一机制正是中国轴心文明特有的现代性转型动力。(30)金观涛与刘青峰所提出的“道德价值逆反”之说，系指当“外部目标不可实现”时，会使人放弃原有的“道德理想”，失去追求任何“外在目标”的动力，而将“道德追求”落到“个人行为”或“逃避出世”之上，“善”的“价值行为”与“行为规范”将出现“结构性断裂”，除呈现出取消一切规范作为“新道德价值”的现象外，也否定了人的“积极入世”价值，而以“无为”作为最高道德，“原有道德强制性”也逆反为“道德反强制”，显现出偏好“自然”的现象，这即称为“全盘价值逆反”。在中国思想史发展脉络中，一共出现两次道德价值逆反现象，一次是魏晋时期，一次是中国近代，而中国近代的现代性转型，正是以道德价值逆反为其动力机制的来源。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 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1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7-48、269-283页。

而除了“中国”与“世界”的共现促成了“世界观”的形成外，“各国”与“世界”一词的共现亦居其功。从图3可见“世界/各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出现，如1854年罗森《日本日记》中提到“全世界中各国布棋，贤君英主，必不乏其人矣。先着鞭以奉行天道者，谁也？方今世界形势一变，各国君主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之秋也”(31)罗森：《日本日记》，罗森、何如璋、王韬、黄遵宪等：《日本日记·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扶桑游记·日本杂事诗(广注)》，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36页。此文原载《遐迩贯珍》1854年第11、12期、1855年第1期。。这里揭示的即是晚清自鸦片战争后逐渐开眼看世界的现象，而这样的“世界视野”仍仅局限在外交官的外交游历日记文献中，并未普及。要到1898年戊戌政变后，知识人走出中国，“世界视野”才大量映现在知识人的阅读视野中，如梁启超等人才能从“世界视野”出发进行政治革新论述。从图3可见，“世界”与“各国”共现要到1898年后才开始涌现，这也是受到前述道德价值逆反机制影响所致。在1898年前，知识人仍对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抱有希望；然而在甲午战败与戊戌政变后，知识人真正意识到30年来的自强运动失败了，连带着的是对自强运动的思想核心──“传统儒学”产生“道德价值逆反”的移位，正是在看见“传统儒学道德价值的失能”以及寻找“新道德”的思想浪潮下，促使知识人由“天下”转向“世界”，使得“世界”概念得以在1899年后开始涌现。

正是在上述脉络下，梁启超等知识人自戊戌政变后流亡至日本，就不断地在日本以“世界观”为关怀进行政论救国，如1899年梁启超在《论商业会议所之益》中指出：“我中国工商业之位置冠绝全球，我商民之善于经营亦为西人所推服。虽然，阅历有余，学识不足；计划甚巧，而团结稍输。因此之故，遂不能与欧洲各国相竞于世界之大市场，而日朘月削，他日之变迁，恐更有不可问者矣。”(32)梁启超：《论商业会议所之益》，《清议报》第21册，1899年7月18日。以及1900年《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皇上复位，欲行新政，势不能不借用外国人，得各国之贤才以相赞助，必能百废具举，国政修明，大开门户，推广商务，其利一也。主权有属，不至各国相争，扰乱世界太平之局，其利二也。”(33)任公：《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未完)》，《清议报》第53册，1900年8月5日。从1890年梁启超始知“世界”到1900年，已过了十年，梁氏在“世界”视野之下，讨论如何与欧洲各国相竞于世界之大市场，并提出引进各国贤才、推广商务、主权有属等诸多主张。梁启超正是通过报刊公共媒介空间将“世界视野”下的具体国政、商务等方案传播进中国人的视野中。

综上可见，近代中国知识人正是借由“中国/各国/世界”这套融合三个词汇概念的话语论述，推进从“天下观”向“世界观”的转型发展。“中国”概念受到了“世界/各国”二词所指涉的万国“世界观”的冲击与松动，使得“中国”概念内涵产生位移，原来作为“中国”概念中核心内涵的天下观逐步瓦解转置成了万国世界观。历经转化之后，“中国”概念内涵就从“天下中心之国”转向“国名”之意。“世界”与“各国/中国”的共现代表着中国知识人对中国实为万国中之一国的认识。而“世界”与“中国/各国”自1899年后呈现岀的稳定共现状况，代表着“中国/各国/世界”三概念共现结构的底定，而这即是万国世界观确立的一个主要标志。

配合巨观数据线索与微观文本分析，可归纳出中国近代“世界”概念早期的发展： 1852年代“世界/各国”论述虽开始出现，但只局限于少数外交官视野中，并未冲击到中国中心的天下观；到1898年后“中国/各国/世界”三概念的共现比例开始呈现稳定增长趋势，揭示万国世界观的确立。正如罗志田指出的，在中国进入近代的时间轴线中，“世界”概念具有一个从“天下”到“世界”的发展转变过程，即以融入“世界”作为国家民族的追求方向，而出现国家目标外倾的根本性近代大转变。从图3可见，在晚清之际与“世界”高频共现的关键词为“各国”与“中国”，这两个共现关键词正可作为罗志田所谓近代中国具有“国家目标外倾现象”的语言证据。

1898年戊戌政变后，万国世界观确立，世界概念不只与中国/各国等词汇概念共现，不仅具有国际外交空间上的意义，还开始出现了其他面向的意涵。从图4中可看见3种与“世界”概念共现的时间分布类型，分别是：早期高比例共现(见下页图5)；晚期高比例共现(见下下页图6)；稳定比例共现(见下下页图7)等三者(34)图5、图6、图7的资料来源于作者计算与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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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数据库1898年后与 “世界”一词晚期高比例共现词历年比例累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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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数据库1898年后与 “世界”一词稳定比例共现词历年比例累加图

从以上三图初步可见，中国近代“世界”论述就巨观结构层面而言，有一从“世界/文明”到“世界/革命”的论述变化，而其中“世界/主义”论述则是横亘在其间的发展模式。以下即从上述巨观数据线索出发，锁定相关史料进行分析详述。

(一)文明：世界概念早期高比例共现词
从图5可见“世界”与“文明”概念在甲午战后开始具有共现现象，而在1898年后开始以稳定比例共现，代表的是“世界”概念的“文明化”趋势，亦即“理想世界”的内涵被重新定义，被规定为必是西方现代化标准下的“文明世界”，中国若想进入近代的“世界”舞台，就必须“走向文明”。那么，近代中国的“文明”概念内涵为何？当“文明”与“世界”概念共现时，在两个概念的“概念间性”(35)“概念间性”为本文借用“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ly)概念演化而来。所谓“主体间性”，是指有别于“主体性”视野只从“自我”出发，“主体间性”超越“主体性”，不仅关注“自我”，还同时关注“自我”之外的“他者”，同等看待自为存在的人与另一作为自为存在的人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其间的关系，世界就是由众多“自我”与“他者”在“相互主体”下联系而成。“主体间性”视野可以让研究者从“自我→他者”的唯我论的“单向思考”中跳出来，转向“自我↔他者”的“双向思考”，更为整体地掌握由复杂关系组成的世界。从德国概念史理论发展中，可以看见赖夏特(Rolf Reichart)曾提出不能仅考察单一概念，须同时考察对等概念、对立概念、补充概念，从线性的“单独词语分析”拓展为“词语群”“概念架构”“概念网络”的立体分析的主张，但这一主张强调的是同时研究更多的“概念个体”，并非强调关注概念个体与个体间的关系。就现象学来说，个体与个体的组合并非全部，必须加上关系，因此本文提出“概念间性”，就是希望能凸显概念之间交互影响的重要性，即不仅是观察单一概念史的发展，也不仅是同时观察多个概念史的发展，而是能聚焦探讨当两个概念共现组合之际，会游离∕溢出哪些原先两个概念各自都具备的意涵，异变出哪些新的概念意涵？因此本文在赖夏特提出的“概念网络”理论基础上再提出“概念间性”，更为深刻地探讨概念与概念间双向影响的发展过程。保罗·利科：《黑格尔与胡塞尔论主体间性》，《从文本到行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方维规：《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3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第10-11页。中又双向交流出什么新的意涵？对于上述问题，首先可从“文明”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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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数据库1898年后与 “世界”一词早期高比例共现词历年比例累加图

黄克武曾指出在《易经》与《尚书》中已出现过“文明”一词，但属于传统意涵，近代具有“civilization”意涵的“文明”概念，则如方维规与黄兴涛指出的，是通过日本东学引入中国的，取代了传统中国既有的“文明”概念，形成以“进化论”为中心的现代文明观。(36)关于近代中国“文明”概念的历史语义学、词汇史、概念史相关研究甚多，参见方维规：《论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观的嬗变》，《史林》1999年第4期；黄兴涛：《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余例不详举。黄克武进一步指出，在日本最早是由福泽谕吉在《西洋事情》(1866—1870)中提出“文明开化”概念，其后更在1875年写成的《文明论之概略》中，主张应将“文明”概念分为“广义精神文明”与“狭义物质文明”，且“文明”是人类智德的进步。而后福泽谕吉带有进步意涵的“文明”概念，从189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时务报》(1896—1898)中的日文翻译文章开始传播，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更是积极译介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之概略》成《文野三界之别》(1899)、《传播文明三利器》(1899)以及《国民十大元气论》(一名《文明之精神》，1899)发表于《清议报》上，并在《文野三界之别》一文中提出文明阶梯论。(37)黄克武：《从“文明”论述到“文化”论述——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转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所谓“文明阶梯论”是指西方将世界人类分为三级，分别是“蛮野之人”“半开之人”“文明之人”，而从“蛮野”走向“文明”乃世界人民所公认的发展方向。正如刘文明指出的，梁启超以春秋之义，结合福泽谕吉的文明阶梯论，视人类状况为野蛮、半开化、文明三段依次递进，为《春秋》三世说的另一种表述，使得“文明”概念具有“进步”的内涵，且这进步来自于“竞争”。(38)刘文明：《欧洲“文明”观念向日本、中国的传播及其本土化述评——以基佐、福泽谕吉和梁启超为中心》，《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正是梁启超的译介工作，促使由东学而来带有竞争进化内涵的“文明”概念在中国涌现，带有西方中心与线性发展内涵的“文明”概念，正是通过上述著作迅速传播开来。

首先，本文认为，“文明”与“世界”概念的共现，对“世界”概念起到的作用是，得以通过“文明”概念去切割一元普遍的“世界”。亦即在“文明”概念加入前只有一个“世界”，但加入“文明”概念后就有“文明/野蛮世界”之别，对“世界”概念而言，“文明”概念是一种对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区别，因为通过“文明”的区别，才能产生“竞争”，让“进化”取得合理性与合法性；若是没有“文明”与“野蛮”的差异，则同为“世界”之人就无所谓竞争进化。因此在“文明”与“世界”概念的双向互动中，中国传统济弱扶倾的思想游离出了“文明/世界”概念的共现论述，而在“世界/文明”的概念间性中则变异并溢出原先中国传统中没有的、西方现代性视野下的“竞争进化”的概念意涵。

其次，章清曾指出在近代中国“文明”与“教化”渐渐构成划分历史的准则，晚清读书人接受了以“文明”为中心书写历史的方式，如蔡元培、梁启超、章太炎等，都以“文明史”为史体中最高尚者。(39)章清：《“文明”与“社会”奠定的历史基调——略论晚清以降“新名词”的浮现对“中国历史”的重塑》，孙江、陈力卫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2辑，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193-196页。本文认为晚清知识人接受“文明史”，表示愿意进入西方一贯性的普遍进化时间中；而对“世界”概念的使用，表示愿意进入西方一贯性的普遍进化空间中。正如罗志田指出，梁启超认为进入“世界”的方式，是通过合种、通婚、通教等途径，邓实就曾指出应该在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的结合上产生无东西之别的“世界文明”。(40)罗志田：《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许纪霖，宋宏编：《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第336-337页。不过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上述的一贯性普遍进化世界，是西方式的文明、富强、竞争、进化的普遍世界，而非传统中国的仁学世界。故“世界”与“文明”概念的共现，实质上表现出中国人企盼走入“文明的普遍”的欲望，当然，这是一种竞争进化的普遍世界。综上可见，由于“文明”与“世界”概念的共现，促使“世界”概念具备了西方现代性下的文明进化意涵，使得“世界”概念具有“进化动力”。亦即“世界”不再是中国传统中固定不变的一个静态空间概念，而是一个必须不断天演进化的动态竞争空间概念，这使得“世界”概念具备了西方现代性视野下的进化特性，形成了“能进化的文明世界观”。

而在文明阶梯论传入的背景下，出现了如段炼所指出的中国近代有一从“伦理道德”到以“国力强弱”为标准的文明优劣观转向现象。在从“天理”倾向“威势”的价值观转化过程中，中国从传统王道思想转向现代霸道思想。而在以势为主的新世界中，“文明”即与“富强”画上等号。(41)段炼：《世俗时代的意义探询——五四启蒙思想中的新道德观研究》，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53页。在以势力为标准的霸道取代过去以伦理道德为标准的王道思想语境下，“礼义文明观”就让位于“富强文明观”，“势力新世界”也取代了传统的“礼义世界”。因此，在富强文明观下，“世界”与“文明”的共现使世界概念朝向霸道的文明世界观发展。

正是在东学的文明阶梯论下，“文明”概念促使“世界”概念从传统中国“不争/不变/王道的文明世界”转向“竞争/进化/霸道的文明世界”。正如孙邦华指出在近代鸦片战争后开始产生一“变局观”，到了洋务运动时期发展成有系统的“时局观”，并为维新派继承，而与顽固派的天道恒常的“守旧观”对立。近代变易进化的历史观因为带有西方现代性下的竞争进化论因素，故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变易观”。(42)孙邦华：《西潮冲击下晚清士大夫的变局观》，《二十一世纪》2001年6月号。关于晚清变局观与世纪末思潮有关的研究，参见孙隆基：《清季“世纪末思潮”之探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5年第90期。带有竞争进化性质的“文明”概念与“世界”概念的共现论述，助成了中国近代变局观的完成。因此，“文明”与“世界”概念的共现，帮助了中国知识人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世界观中走出来，迈向了竞争进化的新世界，这正如黄兴涛指出的，甲午战争的强烈刺激导致近代知识人心理思想上产生剧变，特别是进化论思路的导入，当是现代“文明”概念传播与能在中国确立的重要直接因素。(43)黄兴涛：《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

从图5的巨观数据线索出发，可以在数据库史料中找到大量的语言证据证明中国近代“世界”概念的文明化转向是自甲午战后开始的，如附录一(44)下载网址: https://pan.baidu.com/s/1dhoaqKr1FkwiJx_6bzUaFg，提取码: k322。本文的附录一、二、三、四、五、六，均可从上述网址下载，下文不再一一注明。。从附录一中可归结出“世界”与“文明”概念共现论述的重点如下：其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文明”概念助成了中国“世界”概念的“外倾化”现象，即“文明在外”的思潮；其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文明”的内涵有从“西方”转回“东方”的倾向，即“文明世界”不再以欧西为标准，有一从“外倾”转回“内外东西融合”的论述产生，可称为“文明的东方回转现象”，这是知识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西方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价值的怀疑与逆反所致；其三，1920年后社会主义思想涌现，“世界”概念内涵从过去晚清国家主义下的“中国野蛮/欧西文明二元世界”，转向为民初世界主义下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二元世界”，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传入，“文明”概念产生变化，在社会主义视角下被细分为“资产阶级文明”与“无产阶级文明”，促成了“世界”概念从“中西二元”转向“资产无产二元”框架，而“文明”的标准对象也从“资本欧洲”转向“无产亚洲”。

综上可归纳出“文明”与“世界”概念共现最重要的作用，即在于使“世界”概念从“虚世界”转向“实世界”，形塑出符合西方现代性标准的“能进化/霸道”的文明世界观。这是受到福泽谕吉的文明阶梯论影响，换言之，东学文明阶梯论下的“文明”概念促使“世界”概念从传统中国的“道不变/王道”的文明世界观转向“能进化/霸道”的文明世界观，这即是“文明”与“世界”概念共现在“概念间性”中所变异出的新概念内涵。

(二)革命：世界概念晚期高比例共现词
从图6中可见，“世界”与“革命”一词虽自1898年后就有少量共现，但真正涌现要到1921年后才开始。那么，“世界”与“革命”概念在1921年前后的共现论述分别有什么不同的内涵？而在“世界”与“革命”概念的共现中，又在“概念间性”层次上变异出什么新的意涵？为探求这个问题，需先对“革命”概念在中国近代的发展进行考察。

对于“革命”概念在中国近代的演变过程，前人已有诸多重要研究。金观涛指出，当清王朝统治正当性未曾动摇时，改朝换代无实质性意义，“革命”一词很少提及；即使偶尔出现亦未被赋予新含义，人们只能根据传统观念来想象西方革命。在1898 年戊戌政变前，清王朝统治的正当性尚未被怀疑，故戊戌变法时期及以前的政治文献中“革命”一词的用法，几乎完全是在传统的意义上使用，且往往带有贬义。如康有为和王韬在谈起法国大革命时，用“革命”来形容法国社会动荡，“革命”一词是大动荡或大破坏的同义词，完全是负面和否定的。

而上述情况在1898年戊戌政变后就有了改变，“革命”一词的众多新含义开始出现，代表彻底变革和用暴力推翻旧王朝的“排满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女界革命”等词在激进知识人群中传播，几乎开始扫荡一切观念领域。1900 年庚子事变后，严峻的亡国危机促使激进的知识人怀疑清王朝统治者能否保持中国的独立自主，清廷统治的正当性开始受到质疑。当改朝换代有可能成为正当性依据时，“革命”一词被激活而开始出现正面用法，它在传播中根据中国国情需要引进了西方现代含义。因此，虽然“革命”一词在中国传统中已有，但原先是作为汤武革命之意，后来才具有现代西方“revolution”的意涵。(45)金观涛：《革命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2005年第13期；凌斌：《从汤武到辛亥：古典革命传统的现代意义》，王奇生主编：《新史学(第7卷)：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30页。那么，“革命”概念是如何从原先只有负面内涵转变成带有正面内涵的呢？

冯天瑜从英语与法语的“Revolution”概念进行历史语义学的梳理，最后指出代表了两种目前所理解的“Revolution”概念类型，即英吉利的“和平渐进式革命”与法国的“以暴易暴式的革命”。(46)冯天瑜：《“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1期。冯天瑜指出中国近代的“革命”概念乃是由日本而来，日本的“革命”概念则是借用中国古典旧词，将英语“revolution”与法语“Revolution”都译为“革命”，因此日语中的“革命”一词就兼有英吉利式的和平变革与法兰西式的暴力革命两层内蕴，即所谓“双轮革命”，而中国近代的“革命”一词就是从日本而来。(47)因此“革命”一词在东亚的发展过程可归结如下：“中国创制的古典词→中国传入日本并发生演变→近代日本借以意译西方词汇→日本翻译西方词汇的‘革命’一词从日本逆输入中国”。参见冯天瑜：《“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1期。

至于日本“革命”一词传入中国的经过，如陈建华指出，是由王韬《重订法国志略》(1890)因袭冈本监辅参考西方书籍后所写的世界史教材《万国史记》，将“French Revolution”一词译作“法国革命”，才首次将“Revolution”借由“革命”一词引入中国，而这时的“革命”一词即夹有“revolution”和“rebellion”(叛乱)之意，并赋予了后者某种合法性。此后孙中山和陈少白发现日本的“革命”一词不同于中国传统只有要做皇帝才叫“革命”的意涵，而是具有某种合法性，就以“革命”一词作为社会改革的许诺。

在面对革命派提出具有合法性的“革命”概念，并以此作为民族革命的主要价值时，立宪派的梁启超则是试图加以转化，借以弱化革命派的革命力道。梁启超采用的方式是从日本东学处引入另一种革命概念，即日本排斥孟子的“汤武放伐”革命说，日本将明治维新又称为“明治革命”，在其中“革命”是指“改革”，而不是中国传统易代暴力革命之意。(48)陈建华：《现代中国革命话语之源》，《二十一世纪》1997年4月号。梁启超在《释革》一文中说“革”字具有“改革”(reform)和“革命”(revolution)双重意义，前者是和平与渐进的良性变革，后者是从根柢处掀翻而别造一新世界，在此框架下，梁启超指出日语将“revolution”译为“革命”乃“非确译也”，因为中国传统汉语中“革命”一词出自《易经》和《书经》，皆指王朝易姓，不能用来翻译“revolution”。梁启超开始在文章中改写“革命”意义，提出“诗界革命”此自铸之词，其中“革命”意味一般意义上的变革之意，梁氏将“革命”一词从政治革命话语中分离出来，催生出另一种新的革命范式，后来则又提出“文界革命”。(49)陈建华指出王韬在1890年翻译《重订法国志略》关于法国革命的章节时，在很大程度上因袭了1879年在日本出版、由冈本监辅参考日本学者翻译的西方历史书籍后写成，用来为一般学校提供世界史教材的《万国史记》一书。《万国史记》中对法国革命表达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反映明治时代的政治舆论。“French Revolution”译为“法国革命”时，一方面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事件而被承认，另一方面它的阴暗面——大规模的叛乱、暴力、社会混乱以及迫害君主——遭到严厉的谴责等，形诸如冈本的处理方式，就是不使用“法国革命”或“革命”称之，而是代之以“乱”。王韬在《重订法国志略》中基本保留了这两段文字，因为他热切地希望通过日本的资源来传播法国革命的普世话语，王韬因袭了冈本监辅对法国革命模棱两可的观点，因此“法国革命”在中文里含义暧昧，混淆了“revolution”和“rebellion”(叛乱)之间的界限，并赋予后者某种合法性，从而给传统的“革命”话语增添了新的意义。Jianhua Chen,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Syntax of World Revolution,” Lydia H. Liu,Tokens of Exchange: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in Global Circulation,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355-374.实际上，本文认为梁启超多用“革命”一词，并自铸诸多种类的革命概念，使一般人对暴力革命概念的认识产生混淆。

虽然日本的“革命”概念由晚清开始就传入中国，但与“世界”概念一直未大量共现，表示联结性不大。从图6中可见，“革命”与“世界”概念要从1905年后才开始有小比例共现，在这个阶段的“革命/世界”共现论述内容如附录二所示。由附录二可归纳出重点如下：其一，西方现代性视野下的“革命”概念在1905年前尚不成熟，因此知识人在这时期的主力都还是在引介西方法国大革命的“革命”概念，或是仍在解释何为“革命”概念之内涵；其二，在晚清阶段的中国思想界中，主要还是在保国的国族主义下论述“革命”概念，因此立宪派才将“革命”解释为“以仁易暴”而非“以暴易暴”，由此可见法国大革命式的暴力革命概念确实受到了改良立宪派的言论抑制。正是因为上述两个原因，所以西方近代革命概念尚不发达，也就使得“世界/革命”共现论述未能产生较为密切的联结关系。

而在1905年后，中国知识人对西方近代的“革命”概念越来越熟悉，就开始联结“世界”概念，将两个概念同时运用到政治论述中，主要是由革命派知识人开始使用“世界”与“革命”这组共现论述，如附录三所示。综合附录三可归纳出重点如下：其一，革命派阵营把“革命”的高度拔高到“世界”，故产生“世界”与“革命”概念共现论述现象；其二，无政府主义者在其中也加强了“革命”与“世界”概念的联结，故知此时期“世界”概念论述之涌现，有一部分是得力于无政府主义者。

而到了民国建立之后，“世界/革命”的共现论述还是缓慢少量出现，如附录四所示。归纳附录四可见重点如下：其一，主要从民国建立后的实质的政治经济层面谈世界中的各种革命，如世界产业革命、法治革命；其二，“世界革命”一词在1918年被提出来，表示“革命”已经走向“世界化”，这是知识人受到俄国十月革命与国际社会主义影响，不再只关注于国族主义的内部革命所致；其三，“革命”的对象从晚清国族主义下的清朝转成民初的文化与政治，而文化与政治问题都是普世性的问题，故“革命”自然转向“世界”，如世界女子革命。

从图6可见，到1921年后“革命/世界”概念就涌现出高比例共现，显示两个概念的密切联系，其共现论述如附录五。归纳附录五可见重点如下：其一，当时“世界/革命”的高比例共现论述，具有推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作用，通过“世界”概念可让阶级革命更具有正当性、合理性与普遍性；其二，通过世界革命论述，使得中国也因为是世界中的一员而能参与到世界革命中去，甚至成为世界革命的先锋，借此让中国得以重回世界。

综上可见，近代“世界”与“革命”概念的共现现象，揭示的正是“革命乌托邦”此一新道德的出现，近代世界即是一“革命乌托邦”(50)金观涛与刘青峰指出“革命乌托邦”中的“革命”是指价值逆反后的新价值都主张冲决儒家纲常网罗与束缚；“乌托邦”是指将去除束缚后的状态视为至善终极目标。中国与西方对于革命乌托邦的理解差异有二：一是在西方“乌托邦”(原指地理大发现与文艺复兴后，人们对基督教某些原则的改进，将“新天新地”落实到“尘世”)与“革命”是不相摄的范畴，直到马克思主义出现后，两个观念才有联系。而在中国“革命”与“乌托邦”则一开始即互为表里，“革命”以“乌托邦”社会为目的，而“乌托邦”以“革命”为表达方式。二是中国革命志士根据某些新道德原则对未来社会的建构，是以“逆反价值之道德”顺应“天人合一结构与道德价值一元论”，扩张到“社会制度”与“宇宙秩序”的一组观念群，具有“泛道德主义”色彩，形成“无政府主义”将“乌托邦”视为当下可实践之道德原则，而使“想象与行动”不分，正因这些“想象道德原则”才凝聚了革命者团结改造世界的力量；而西方思想家向往的乌托邦社会，并非根据某种道德原则所建立。“中国的革命乌托邦”并非是俄国、日本近现代思想中的“革命”与“乌托邦”观念的完全移植，更多的是中国文化中，从魏晋南北朝时完成第一次融合后产出并兴起的“道德乌托邦”，“无为”是不同于“名教”而存在于“想象层面”的“价值”，这样的“自然”与“名教”二元，也伴随着“内圣外王”结构融入中国传统。接着在宋明理学阶段完成“道德乌托邦第二阶段”发展，通过将佛教纳入儒家道德理想，构成纯想象伦常关系。而到中国现代思想中的革命乌托邦，即可视为“道德乌托邦第三阶段”。以上即是“道德乌托邦”由隐到显的过程，故知中国的“革命乌托邦”实乃对原本存在的“泛道德主义乌托邦”的传承与发扬。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 超稳定结构和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1卷，第321-323页。世界。“革命乌托邦”此一新道德，是伴随着价值逆反而产生的，亦即对清朝君主专制政体以及民初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感到怀疑。“世界”与“革命”概念的高频共现，正是革命乌托邦新道德从“国家”转向“世界”发展过程的语言证据。正如陈建华归结“革命”概念在中国一直历久不衰原因有二：其一，新的“革命”意识从传统中获得文化资源；其二，融入世界革命意识，故使革命话语能够回应各种政治、经济、心理变革需求。(51)陈建华：《现代中国革命话语之源》，《二十一世纪》1997年4月号。由此可见，“世界”与“革命”概念的共现，使得“革命”概念不再仅能处于政治世界中，还能普遍存在于其他世界，不管是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都在“革命”这一新道德下同时进入“乌托邦”的美好世界。因此，在“世界”与“革命”概念双向互动的概念间性中，变异出一现代性的“革命观”，“革命”的对象从晚清扫平国家内部的政治不平等转向民初扫除世界上所有的不平等，让“革命”概念指涉范围更为广阔与普遍，“世界”概念具有扩张“革命”概念范畴的作用。

(三)主义：世界概念稳定比例共现词
“世界”与“主义”概念的稳定共现，揭示中国近代“世界”概念朝向一“主义化”的发展过程。亦即“世界”概念从中国传统指涉时间与空间的意涵，转化到近代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主义”。那么，“世界”与“主义”概念如何共现？如何以“世界主义”此一复合概念形式出现？为何“世界主义”会与“国家主义”具有冲突与调和的“两歧性”(52)张灏指出五四新思潮的特色之一，即是刻意超越民族意识的世界主义，但其中既有民族主义关怀，也有世界主义精神，而二者的复杂关系，即构成五四思想的两歧性结构。罗志田指出如张灏所言五四思潮的两歧性特色：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能联并共处，关键在于近代中国的“中国”与“世界”概念皆由“天下”转出，且康有为的三世说将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安置于同一个学说之内，故使两歧思想得以托身。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21-226页；罗志田：《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许纪霖，宋宏编：《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第345-346页。展演？通过中国近代“世界”与“主义”概念的共现研究，可勾勒中国近代知识人在面对理想与现实冲突时，如何寻找出路的过程，及近代中国国族认同的发展历程。“主义”与“世界”虽然呈现稳定共现状态，但仍有其不同的应用方向，为揭示“主义”与“世界”概念在近代中国稳定比例共现现象的意义，需先从“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谈起。

关于西方“ism”概念在近代中国的演变过程，前人已有重要研究。陈力卫指出在中国是用“理”与“道”去对译“ism”，如罗布德(Wilhelm Lobscheid)的《英华字典》(1866—1869)中指出“Communism”为“大公之道，通有百物之道”以及翻译“Socialism”为“公用之理”；后来《英华字典》用法被日本继承，日语里先是出现“……教”“……论”“……学”“……说”的译法，直到井上哲次郎的《哲学字汇》(1881)中才有“Altruism”(利他主义)、“Egoism”(自利主义)、“Egoistic altruism”(兼爱主义)、“Federalism”(联邦主义)等词条，但并非所有“ism”都对译“主义”，像是“communism”和“socialism”还是翻译为“共产论”和“社会论”，因此以“ism”对译“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日本，成为后来流行的开端。不过，“主义”一词原先在日本是单独使用以对译“Principle”，后来才作为词缀“ism”的译词广泛使用。(53)陈力卫：《“主义”概念在中国的流行及其泛化》，《学术月刊》2012年第9期。对于前述近代中国用“道”去翻译“ism”的现象，王汎森认为从“道”发展到“主义”，有一从传统包容性概念转化成一贯性、排他性、意志论概念的现象，而大约是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主义”一词在中国逐渐流行，并且为士人、官僚等跨界使用。(54)王汎森：《“主义时代”的来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关键发展》，东亚观念史集刊编审委员会：《东亚观念史集刊(第4期)》，第3-90页。

从上可见，中国近代“主义”概念带有一贯性、排他性、意志论的内涵。那么，当“世界”与“主义”概念共现时，“世界”概念也就同时会渲染上一贯性、排他性、意志论内涵。“一贯性”特点使得“世界”必朝文明进化；“排他性”特点使得“世界”须排除野蛮人。一贯性与排他性的展现，正如王汎森指出“主义”概念在中国近代具有一种标明一项方针并且立志实行的意涵，诸多政治主张在“主义化”后马上“刚性化”，带有独断性与排他性，不容辩驳。(55)王汎森：《“主义时代”的来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关键发展》，东亚观念史集刊编审委员会：《东亚观念史集刊(第4期)》，第16页。除了“刚性化”外，还有“铸一主义”现象，即1900年后除了由西方传入各种主义外，中国人还自创许多主义，当时“铸一主义”为时人渴求，凡是能铸主义者皆为现代的、好的，不仅自身铸一主义，攻击对方时也帮对方铸一主义。(56)王汎森：《“主义时代”的来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关键发展》，东亚观念史集刊编审委员会：《东亚观念史集刊(第4期)》，第18页。本文认为，由“主义”概念所勾连出的“铸一主义”思维框架与“世界”概念联结，使得传统一元普遍的“虚世界”切割出了不同主义的敌对世界，形成近代多元相对与分层竞争的“实世界”。作为一元普遍的“虚世界”概念在“主义”概念的帮助下产生了动力，使得不同主义的世界得以在不断竞争中进化。因此，当“世界”与“主义”概念开始共现后，“世界”概念就逐渐从传统包容一切时间、空间的“虚世界”概念逐渐成为具有排他性与一贯性的“实世界”，此即受到“主义”概念影响所致。

上述“由虚到实”发展中的“实”，基本上指的就是“世界”概念的政治化。如王汎森指出近代之际政治团体与主义概念难以分开，晚清之际认为有主义的政治才是现代的政治，而且有主义才能对抗，既然西方是民族帝国主义，中国也只有提倡民族帝国主义才能与之对抗。(57)王汎森：《“主义时代”的来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关键发展》，东亚观念史集刊编审委员会：《东亚观念史集刊(第4期)》，第19、22页。本文认为“主义”在此具有现代性的意涵，并且成为一种取代中国传统道德价值的新精神力量。(58)“主义”概念的兴起与传统中国天理观的失落相关，在天理失能之下，各种主义才得以以公理姿态兴起并取代天理，这符应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具有公理意涵的现象。如王汎森指出“主义”与“公理”时常合在一起，能合为善，不能合为劣，因此反对他人主义时，就以不合“公理”为主张。本文认为由此看来，“主义”不是一种标准，而是一种具有立场的信仰，绝对正确的是“公理”，“主义”则是不同的信念，如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族帝国主义在当时被认为符合“公理”，是因为从经验角度来看这些都是西方最先进国家的政治形式，如杨笃生进而论证民族主义是生人之“公理”，天下之正义。王汎森：《“主义时代”的来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关键发展》，东亚观念史集刊编审委员会：《东亚观念史集刊(第4期)》，第22-23页。另外关于近代中国天理观与公理观的研究，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天理”、“公理”和“真理”——中国文化合理性论证以及正当性标准的思想史研究》，《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第27-67页。由于“主义”概念是政治性的，因此在“主义”与“世界”概念共现的双向互动下，在“概念间性”层次中，溢出的是“世界”概念因“主义”概念而有了政治化与意识形态化的意涵，以及通过“主义”概念可将中国原先一元普遍的虚世界切割开来。“主义”概念与“文明”概念一样，都具有将中国传统一元世界切分成两个或多个，借此加强世界内部竞争/进化/净化的功能，这就与近代中国自庚子事变后即产生的中西公私二元论有关。(59)金观涛与刘青峰研究指出，中西二元论思维发生在1900年庚子事变危机后所产生的儒学价值全盘逆反之中，这样的公私二元论要到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于前代人这种中西公私二分的世界观进行反思，中国公私领域才又被加以贯通。金观涛、刘青峰：《“天理”、“公理”和“真理”——中国文化合理性论证以及正当性标准的思想史研究》，《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第55页。

以上论述可从图7的数据线索中加以考察与验证，与图5、图6的早期与晚期高比例共现不同，“主义”与“世界”概念的共现，去除1840年的孤例不计，要等到1898年后，“主义”与“世界”概念的共现比例才一路稳定爬升，这表示“世界”概念的“由虚转实”当发生在戊戌政变之后。图7中的共现比例稳定成长曲线，代表的是“主义”概念乃是中国近代“世界”概念的重要补充概念，具有连续性的共现趋势。表列自1899年后“主义”与“世界”概念的历年共现语料如附录六。

归纳附录六中“主义”与“世界”概念的共现论述重点如下：其一，“主义”与“世界”概念在晚清一开始就以作为“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反面的“世界主义”复合词姿态出现，同时为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对立面，致使“世界主义”受到保皇派基于“国家主义”与革命派基于“民族主义”的对抗而难以发展。其二，当时认为“世界”之中只有一种“主义”为真正的普遍价值，可以是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国粹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职业主义、人道主义、互助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等。其三，为了缓解“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对抗而兴起了“世界的国家主义”之说。其四，知识人运用“世界主义”论证五族同化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运用“世界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其五，伴随从进化论到互助论，从“国家主义”到“世界主义”的转化，“世界”与“主义”概念都有从“竞争”转向“互助”之意，亦即“由分到合”的发展倾向。

综上，首先，在晚清时期，“世界”与“主义”概念的共现，揭示“世界”在当时成为一个必须竞争进化、必然走向文明的乌托邦概念，而能帮助“世界”从“虚世界”走向“能进化/霸道”的文明“实世界”者，即为来自欧洲的“扩张的民族主义”，不仅在文化上扩张，也须在物质上扩张，展示出一种“大的崇拜”。(60)库夸·莱顿指出海耶斯在 《民族主义：一种宗教》(1960年)一书中认为伴随着法国大革命，民族主义的宣传成为一种为人所崇尚的艺术，报纸和小册子非常廉价与具有煽动性，呼吁的对象包含知识分子与粗识文字的民众，19世纪前半个世纪中，文化民族主义在整个欧洲勃兴，国民性被强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哲学产生影响，如斯宾塞将达尔文主义应用到社会现象分析中，海耶斯认为追逐物质主义的时代形成了一种对“大”的崇拜，一个国家被认为“大”，不只是由于它文化上高度发达，还要看其是否拥有巨大的物质财富、军队及殖民地，这就刺激了扩张主义者的民族主义。库夸·莱顿：《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清季观念的转变》，《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2年第4期。中国近代在“新的崇拜”下学习西方文明，而在“大的崇拜”下学习西方扩张的民族主义，意图通过“新”与“大”的学习，促使中国走向世界舞台，在这过程中即形成了中国民族主义(61)中国民族主义自有其特点与发展轨迹，如James Townsend将中国民族主义分为三阶段：其一，文化主义决定族类意识阶段(帝国时期)；其二，向民族主义转型阶段(约1860-1919年)；其三，民族主义盛行阶段(1919年以后)。James Townsend, “Chinese Nationalism,”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27, 1992, p.109.，而“世界”概念也在“新/大的崇拜”下，成为具有一贯排他性的“实世界”。

其次，在民国时期“主义”概念反映的已是时人希望有一种具有指导性的、全盘的、彻底的社会与政治革命方向的思维惯例。至此“主义”概念已经成熟，正如王汎森所指出，李大钊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宣传俄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并且以一系列谈“主义”的文章，主张一种全盘彻底的社会政治革命。不过胡适反对从全盘、抽象的蓝图去解决问题，因为胡适认为没有能笼罩一切的主义，这使得胡适在1919年7月发表了《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对迷信“主义”的现象进行批评。(62)王汎森：《“主义时代”的来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关键发展》，东亚观念史集刊编审委员会：《东亚观念史集刊(第4期)》，第27页。本文认为，正是通过民初时期“世界”与“主义”概念的双向影响，在其“概念间性”中变异出当时知识人希望能有的一种全盘彻底的“主义”，一种全世界都信仰的主义。

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近代中国知识人为回应国家主义的强权背后之价值虚无主义，因此在对国家主义怀疑之际，又转回了世界主义的国家观念。(63)参见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邢义田：《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刘岱总主编：《中国文化新论·根源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第425-478页；罗志田：《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34页；Joseph R. Levenson,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Vol.1,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103；许纪霖：《五四：一场世界主义情怀的公民运动》，许纪霖主编：《启蒙的遗产与反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71页。从附录六语料中可见第一次世界大战乃是中国近代“世界”概念突破“国家”概念、跃为主流的关键。正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中国近代知识人意识到“国家主义”的危机因而转向“世界主义”，由此“世界”概念紧密地与“革命”共现，高频共现词反映的正是中国近代的资产/无产世界革命二元化转向。此外，程农指出，1919年五四运动对“世界”概念的影响，在于区别了“世界”概念的两个类型，即从“国家的世界”到“阶级的世界”，而在附录六语料中也可以看见此一思想发展的语言证据。程农还指出，在社会主义思潮兴盛的背景下，阶级与阶级斗争论述成为显学，因此民族国家话语就不着边际，而阶级与阶级斗争等社会主义思潮营造出了全球性的两极对立，不再是以前各国对立的情况；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激进思想认为“社会问题”是世界问题，所以不能在单一“国家空间”内解决，必然得在“世界空间”内才能完全处理，故“世界”即成为“社会改造”的重要单位。(64)程农：《重构空间：1919年前后中国激进思想里的世界概念》，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册，第254、256、257页。然而，“世界”概念被社会主义者提出，主要是因为认识到只有联合所有弱势的群体才能对抗强权，仅从“单一国家”寻求互助必然力量不足，必须以“全球世界弱势阶级”对抗“单一国家强势阶级”，才能超越国家强权而获得胜利。因此，在“世界”与“主义”共现下的“世界”是各国竞争进化的，而在“世界主义”下的“世界”则成了阶级认同内互助合作的。

本文认为当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各自占领了一个“核心概念”，资产阶级占领的是“国家”，从国家本位出发，立志建立世界中的一个大帝国；而无产阶级占领的是“世界”，从世界本位出发，立志建立一个工人无祖国的世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核心概念选择现象，正是由于资产阶级以谋利为主，故必然主张“竞争”观念，而无产阶级以革命为主，故必然主张认同群体内的“互助”观念。因此无产阶级要革资产阶级的命，自然以“互助”出发，亲近更倾向“互助观”的“世界”概念，联合世界无产人民对世界资本家进行阶级斗争；而资产阶级在谋利动机之下自然从“竞争”出发，以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的核心概念。此处的关键在于弱势群体必然寻求联盟以对抗强势者，故无产阶级不以“国家”而以“世界”作为认同与联盟的空间范畴。

综上所述，晚清之际即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讨论，但当时肯定的是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而非世界主义；然而到了民国时期尤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转为抛弃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而转向世界主义，正是在此语境下，促成“世界”概念真正的“主义化”，并使之成为一种新的信仰与道德。

四、结 论
在经过兼综巨观与微观视野的研究分析之后，可归纳本文在“世界”概念研究与数字人文理论方法层面于验证、修正、创新等三方面的工作重点。

在验证方面，本文凭借1898年后“世界”一词才开始有高比例使用的数据现象，验证了“世界”概念的兴起与戊戌政变之间的相关性，并从史料分析中进一步观察指出正是受到戊戌政变的影响，引起了中国近代知识人对儒学思想的道德价值逆反心理，因此才不再信仰“天下观”而转向对“世界观”的追求，正是这个关键促使1898年后“世界”一词涌现。本文还通过“世界”概念的发展，揭示中国近代知识人的自我认同确实有一从文明世界相对面的野蛮边缘回到世界中心的回转过程，验证了中国从晚清到民国确实完成了重新在世界舞台上锚定自我身份认同的工作。

在修正方面，过去学界有人主张现代性是一个连续性的发展过程，或是主要发生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但从本研究中可见在晚清与民初各有一波“世界”概念的现代性转向，就此可得出二重现代的观察结果，根据考察，这二重现代分别是“欧亚文明现代性”与“阶级革命现代性”，本文关于二重现代的考察可以修正中国现代化论述过于单一、线性、平面的观点。

在创新方面，首先，本文通过数据驱动与巨观视野的数字人文方法，不先假设地对世界概念进行文本挖掘，客观地找到帮助“世界”概念完成现代转型的三个重要补充概念；并配合定性研究指出了“文明”“革命”“主义”这三个概念如何推动“世界”概念朝向“由虚转实”的现代转型历程，并揭示出其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多元现代性”。其次，本文从晚清到民初的“世界”概念发展中，指出了其连续性为“世界概念的主义化倾向”，非连续性为“世界”概念的“欧亚文明化”与“阶级革命化”的不同，巨观地建构出中国近代“世界”概念的整体发展框架。最后，本文提出了“概念间性”视野，即观察两个概念共现组合之际，会游离∕溢出哪些原先两个概念各自都具备的意义，异变出哪些新的概念意涵？正如过去“世界”与“文明”“革命”“主义”等概念皆有研究者深入考究，但多未涉及“概念间性”层次，本文结合了概念史理论与数字人文方法的“概念间性”考察视野，从实质上推进了概念史理论的“数字转向”(Digital turn)，是为本文作为数字史学研究案例最主要的创新之处。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7TB0013)；中国台湾“科技部”数字人文研究主题计划资金资助项目(MOST102-2420-H-004-058-MY2)

(责任编辑 朱路遥 王浩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