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与市场双重逻辑下的城市空间与景观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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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市场双重逻辑下的城市空间与景观演化
孙俊桥1 古 希2

(1.重庆大学 艺术学院， 重庆 401331；2.重庆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重庆 401331)

摘 要：从政府、市场与空间生产的角度看，当代中国城市空间秩序的演化可分为1949—1977年、1978—1993年、1994—2002年、2003—2011年、2012年至今等五个阶段。第一阶段，由政府主导进行必要的基本环境卫生改善、城市交通发展、市政设施整修等。第二阶段，空间生产的主要任务转移至解决住房紧张、改善居住和出行条件以及偿还基础设施欠账问题。第三阶段，随着土地政策的变化，主要由市场所推动的造城运动在较好地改善民生的同时，在功能结构调整和旧居住区改造过程中，对城市历史文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第四阶段，政府对市场“激励”与“约束”的双重属性强化，同时以“城乡统筹”为内涵的重大政策转向，一定程度上在城乡空间生产中实现了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的综合平衡。第五阶段，随着中国城镇化进入新阶段，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总框架下，城市空间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宏观生态文明背景下实施新型城镇化空间生产成为新时期的常态，城市空间生产从理论到实践产生了质的跃升。

关键词：空间生产； 空间秩序； 市场逻辑； 空间理论

中国特色的城市建设进程有其自身的独特规律和轨迹，一方面，生产主体从计划经济中的单一主体迈向市场经济中的多元主体，生产效果从城市的空间品质跃升、社会民生发展、功能结构优化、产业升级转型，到城市的制度建设与治理体系完善取得历史性的成就；另一方面，由市场力量所推动的城市化进程及其内在矛盾也深刻地映照在中国的城市建设过程中。从长期单一执行“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14字建筑方针，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相关政策的颁布实施，体现了政府对市场“激励”与“约束”的双重属性，构成了中国城市空间生产的一条主线。这条主线不仅是理解政府、市场与空间生产博弈的历史线索(1)有学者通过对城市化的历史研究，从“城市处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关系之中”“城市处于区域—城市—乡村的空间关系中”和“全球化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三个层面推导出中国城市历史发展所具有的政府、空间和资本三个向度，并以此作为现代性及后现代性中国城市的研究基色，参见杨宇振：《权力，资本与空间：中国城市化1908-2008年——写在width=5,height=11,dpi=110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width=5,height=11,dpi=110颁布百年》，《城市规划学刊》2009年第1期。本文的研究框架与此有相似之处，不同之处在于，本文是以重大政策调整和市场资源流向这两个维度(而不是三个维度)作为理解空间秩序的主线。，也是把握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空间秩序生产与地理景观演进的主线。

本文据此主线，以政府、市场与空间生产为分析框架，以重大政策调整、市场资源流向与城市规划思想、设计思潮、建筑风格等变化为分野，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城市空间与地理景观演化过程分为1949—1977年、1978—1993年、1994—2002年、2003—2011年、2012年至今等五个阶段，以此来理解当代中国空间秩序演化与地理景观变迁的内在逻辑。

一、从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化建筑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城市空间生产
1949—1977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空间生产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在百废待兴的基础上进行工业生产布局，由公共财政主导进行必要的市政设施整修等是这一阶段空间生产的主要特征。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市空间生产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长期的战争导致国家积贫积弱，“基础差，底子薄”是对当时社会建设环境的总体评价，“自力更生，建设新中国”则是这一阶段空间生产的指导思想，而在建筑理论上则受到苏联的较大影响。

在建国初期，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斯大林关于民族形式的建筑理论对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国内建筑界主张向苏联学习，用民族形式对抗资本主义的现代主义流派，“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的建筑理论得到认可并上升到阶级性和党性的高度。1954年赫鲁晓夫提倡工业化的批量生产，在苏联建筑界掀起批判复古主义浪潮。随后，国内也开始空间生产的政治转向，1955年建筑界展开了针对复古主义及其代表“大屋顶”建筑样式的讨伐。(2)参见孙俊桥：《城市建筑艺术的新文脉主义走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60页。1955年5月，彭真在与梁思成的谈话中指出：“离开经济讲建筑美是唯心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普遍真理，艺术是从属的”，认为“大屋顶”给经济带来惊人浪费，“我们的国家还穷，应精打细算，处处节约”，而梁思成希望借助领导人的意志来保护北京古城及其古建筑的想法也就落空了。(3)王军：《城记》，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39页。正是这一年，“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14字建筑方针正式确立。这一阶段空间生产由公共财政主导，在城市规划方面，以“重点建设、稳步推进”策略优先发展生产性的城市工业新区，以“充分利用、逐步改造”策略推进旧城区改建，各城市不同程度地展开了以改善基本生活条件为重点的空间生产。如1951年北京龙须沟改造、1954年上海肇家浜棚户区改造、1955年南京内秦淮河整治、1970年南昌八一大道改造等都是当时空间生产的代表性作品。在单体建筑上，主要以国庆十周年中国十大建筑(北京火车站、解放军历史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民族文化宫、北京工人体育馆、人民大会堂、华侨大厦、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天安门广场改造等国家级重点工程，以及当时在各省会城市、直辖市修建的苏式展览馆为代表，从建造目的、建筑形体到建筑装饰都体现了当时中国建筑设计的指导思想——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内容，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延续和表现着中国固有的建筑风格(4)中国固有的建筑风格是指中国近代建筑历史中的“中国固有形式”传统复兴潮流，这股潮流先由外国建筑师发端，由中国建筑师引向高潮，中外建筑师在异质建筑文化的碰撞中作了种种设计探索，是中国近代值得注意的建筑风格，代表作如南京中山陵、南京金陵大学北大楼、广州中山纪念堂等。参见潘谷西主编：《中国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374页。。此后一段时期，在“反对封资修、深挖洞、广积粮；先生产、后生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左右下，当时的建筑创作和实践较为单一，建筑造型体现政治意图的创作思路更为突出，建筑政治化倾向明显，一般的城乡规划和公共建筑的空间生产较为滞后。城乡空间地理景观中的亮点主要体现在因基建、工农业和应对战争等体现集体力量的“极限生产”，如全国的基础建设、工业(厂)布局、“三线建设”、河南“红旗渠”“大庆、大寨”和重庆涪陵816核工厂等。

1978—1993年是空间生产的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后，空间生产的主要任务转变为改善居住和出行条件以及偿还基础设施欠账。1978年3月，全国第三次城市工作会议召开，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当时城市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城镇数量大幅度增加。城市空间生产，既有建筑理论自觉的有力推动，也有市场多元带来空间生产要求更替的推进；同时，国外空间生产知识和技术的引进，使得空间生产实践逐渐提速，城市空间地理景观得到较大改善。

一方面，过去“建筑政治化现象”造成了理论匮乏，长期封闭使得对国外理论研究不足，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集体设计”不利于建筑设计与理论创新的个性彰显，而这一时期强烈的思变精神促进了对国外理论的引进、消化、吸收，理论生产逐渐繁荣，为改革开放后的城市空间生产提供了必要的理论营养。理论的繁荣促进了空间生产观念的更新，这一理论与文化的觉醒也反映在对空间风格的追求上。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和戴念慈创作的阙里宾舍不仅带来了新的空间风格追求，而且促进了空间理论的创新，两位建筑设计师基于不同地域文化的建筑手法激发了全国性的建筑理论新潮流。

另一方面，市场的多元带来了空间生产要求的更替，空间生产从表达“民族性、阶级性”要求，转变为实现“50年不落后”“与世界接轨”“成为标志性建筑”“和谁都不一样”等要求，这促使建筑师逐渐运用新的建筑理论进行空间生产，京派、海派、广派及新唐派建筑风格逐渐出现，在改变过去几十年陈旧面貌的同时也逐渐告别了原有的空间理论。这段时间是空间生产理论自觉和实践稳步推进阶段，空间生产能力在国际代工(OEM)的帮助下有所提高，国内建筑风格的多样化也涌现出一批好的作品，如南京金陵饭店(1983年)、广州白天鹅宾馆(1983年)、上海华庭宾馆(1983年)、深圳国际贸易中心(1985年)、深圳南海酒店(1985年)、杭州黄龙饭店(1986年)、中央彩色电视中心(1987年)、国家图书馆(1987年)、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1988年)、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1989年)、北京国际饭店(1990年)等。(5)参见《建筑评论》编辑部编：《中国建筑历程 1978-2018》，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

与此同时，在地方政府的城市建设实践中，空间生产的主要任务转移至解决住房紧张和偿还基础设施欠账，以满足城市居民改善居住和出行条件的需求，以城市更新为目的的空间生产在全国各地展开并取得初步成效，如1981年沈阳旧城改造，1983年合肥旧城改造，1985年上海南京东路改建，1986年南京市中心综合改建，1987年苏州桐芳巷小区改造，等等。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吴良镛教授主持的“北京菊儿胡同改建”项目，超前的“城市有机更新”理论，使得老旧棚户区以文脉延续的方式粘合于北京老城区的总体地理格局，成为后续旧城更新及人居环境改善沿用的理论典范。(6)参见吴良镛：《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年；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二、市场经济下的城市空间生产
1994—2002年是空间生产的第三阶段，在此阶段，由于土地政策的变化，在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造城运动”在改善民生、调整功能结构的同时，对城市历史文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以1994年实行分税制的财税管理体制为标志，中国城市空间秩序的演化迈向了市场经济时代，开启了市场力量起主导作用的阶段。在此阶段中，市场力量第一次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城市空间秩序与布局。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同时，城市的空间生产也空前繁荣。出于经济竞争的压力，地方政府需要与市场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政府、市场与空间生产之间产生深刻勾连。在政府与空间的关系上，“城市建设规划”和“土地”是地方政府掌握的“生产资料”，在此基础上的空间生产也因此成为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场域”，“城市总体规划”和“用地规划”的调整是其中的关键生产环节。在市场和空间的关系上，空间成为市场力量获得利润的场所，因为利润的产生必须在生产与消费的循环中获得，而生产与消费的循环须依赖一定的空间。戴维·哈维认为，西方国家市场力量所主导的城市化进程实质是剩余价值创造和资本积累方式的城市转型，城市也因此成为资本逻辑的空间展开与实现形式，是资本积累的物质景观。(7)参见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市场力量所主导的城市化过程中，作为各层级中生产效能最高的城市内部空间成为政府与资本共同作用的首要对象，二者结盟往往形成对城市优势空间资源选择性和排他性的占用，城乡地理景观的发展呈现“强者恒强、弱者愈弱”状态，由此在宏观上造成地理空间格局发展的极大不平衡，从微观上形成城市整体风貌的破碎化、片段化、马赛克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房地产业成了中国城市空间生产的重要推手，也是造成地理景观格局的主要市场力量；“造城运动”则成为地方政府和市场力量的共同着力点。干部政绩考核中的GDP崇拜使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支持成了最优选择，丰厚且快速积累的利润刺激了各路资本，廉价的城乡边缘空间成了市场的宠儿，这使得城市不断突破原有的边界。以重庆市为例，20世纪末的城市总体规划采取了“城市向北”和“组团粘连”城市发展策略，经过近20年的开发，“两江环绕、多中心卫星组团”的原有城市格局被突破，整个北部区域(江北区、渝北区)由半荒野状态变为各类型住宅区，各卫星子城之间空隙不断被房地产所密填，城市边界不断拓展，地理面貌发生极大改变。在“造城运动”中，“政府办公地址”本身也成为一种空间生产资料，频繁的政府搬迁引发投资追随，助推了城市边缘格局的演变。

在城市的空间生产中，除了扩张城市的边界之外，还对原来城市内部的空间进行改造，如许多城市提出了“旧城改造”计划。“旧城改造”计划一方面满足了城市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热切盼望，但与此同时，在早期的改造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和文脉保护理念，有不少城市忽视了对城市文化的保护。由于旧城占据着风景优美、通达性好、公共资源丰沛的中心位置而成为开发企业关注的优势空间资源，有些开发企业在历史文化街区改造中的随意性，甚至进行“大拆大建”，不仅使得一批具有重要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传统建筑被拆除，不少独具风貌、积淀丰富人文艺术信息的历史街区被夷为平地，以及一些享誉中外的历史城区被严重摧毁，这对城市文化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

与此同时，建筑师作为空间生产者在1994年后地位发生了巨大改变。由于设计的市场化，建筑师从国家建筑政策的执行者，转变为替开发企业提供空间技术工具的主体。1978年后,国外先进建筑理论和实践案例对我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示范效应，建筑师对以包豪斯为代表的现代主义理论的补课还未真正完成，后现代主义及解构主义理论的引进又让国内空间生产者方寸大乱。对于当时的建筑师而言，一方面来不及消化吸收国外的建筑理论和实践案例，导致在实践中对后现代、解构主义式样和国外范本的粗劣模仿；另一方面，由于建筑师地位的改变，出于对市场的迎合而复制拷贝流行的建筑式样，造成千城一面，部分建筑建设甚至为提升交换价值而错用外域文化形成的文化错位等各种非理性设计，使得整个城乡空间生产在“瓷砖”现代主义底色上，增加了“蒙太奇”式的幻象(8)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阶段，也产生了一些富有特色的作品，如上海广播电视塔、上海金茂大厦和深圳市民中心等。。在这个阶段的城乡空间秩序演化过程中，由于市场力量的强大影响、地方政府的粗放发展模式以及建筑师地位的衰落等，出现了“千城一面”的空间景观，城市特色不明显。“非理性设计”导致城市文化衰落、“建设性破坏”造成城市文脉断裂、“功能至上”缺失城市人文关怀等现象，引发了各界的深刻反思。(9)郝曙光：《当代中国建筑思潮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第31、124页。

1999年6月23日，国际建筑协会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一致通过了由吴良镛教授起草的《北京宪章》。该宪章总结了百年来建筑发展的历程，在剖析和整合20世纪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成就与问题以及各种新思路和新观点的基础上，展望了21世纪建筑学的前进方向。《北京宪章》被公认为是指导21世纪建筑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文件，标志着吴良镛的广义建筑学与人居环境学说已被世界建筑师普遍接受和推崇，扭转了长期以来西方建筑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北京宪章》的通过，代表空间生产过热后的理性反思。以“广义建筑观、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观、东西融会的文化理念、突出的文脉理论贡献、综合辩证的哲学思维体系、全面技术观”为主要内涵的《北京宪章》，从全球视野对空间生产进行反思，以“体现了人类集体智慧的庄严思考”形式，提出了全球空间生产的总体理论框架，是中国的智慧结晶。2003年建筑界展开了是否对建筑方针进行修改的大讨论，这是对过去空间生产中文化生态缺失、技术泛滥的反思。

三、政府对市场“激励”与“约束”双重作用下的城市空间生产转向
2003—2011年是空间生产的第四阶段，在此阶段，政府对市场进行“激励”与“约束”的双重属性强化，空间秩序呈现良性发展态势，历史文化街区更新、城市环境品质提升、“棕地”(10)“棕地”(Brownfield Site)是指工业化时期，各国在城市边缘建设了大量工业用地，随着城市扩张，旧工业区逐渐被新建的各种街区包围成为城市一部分，20世纪50年代开始，欧美国家开始进行工业区外迁，使得城市中心留下了大量的工业旧址。“棕地”的一般定义是：曾经用于开发建造，但又被遗弃的荒地，无论受到污染与否。因此，棕地不仅包括旧工业区，也包括旧商业区、加油站、港口、码头、机场等工业化过程遗留下来的、已经不再使用的设备、建筑、工厂和整个地区。20世纪末，各国开始大量相关研究和系统探讨，以期找到最佳方式对其加以改造再利用。创新改造和优秀建筑作品涌现；同时，随着“城乡统筹”政策的提出，在城乡空间生产中实现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的协调平衡，并为之提供公平公正、持续高效的制度框架，成为这个阶段空间生产的主要目标。

加入WTO后，中国快速融入全球化，经济得到极大增长，城乡空间生产以“极限压缩”的方式追赶全球化浪潮，呈现出两条不同线索：一方面，市场力量所主导的城市化及其内在矛盾以各种危机的方式更加深刻地映照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空间生产的“代工”逐渐成为一种典型的生产方式，即由外来的资本或技术提供管理准则、技术支持及先进的设计理念，地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以被其支配的方式参与到空间生产中，“代工”来自于上一层级的地区、城市或国外，在观念上意味着 “见过世面”“先进”而成为地方欢迎的对象，本地资本也通常希望接驳外来的组织管理、技术、设计，以提高空间商品的交换价值。21世纪初，流行于北京的巨型结构建筑，如国家大剧院、鸟巢体育馆等建筑设计，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的产物。另一方面，国家出台各种政策、法规，对市场力量进行“激励”与“约束”的双重属性愈加强化，调控节奏加快，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地方政府的发展思路开始转向社会总体平衡发展目标，在空间生产中注重突出以人为本、人民性和空间正义，这一阶段在城乡空间生产中出现了许多优秀产品，政策实施和实践反馈都为建立中国特色的空间理论提供了丰富土壤。

由于各大城市之间的“攀高”现象使高层建筑建设热情逐年递增，中国占据了全世界高层建筑生产中的绝大多数份额；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各大城市中刺眼的城中村现象，不仅引发了空间正义等社会问题，而且日趋对立的马赛克化也使得空间地理景观与经济发展逻辑背离。这段时期流行于全国的“城市美化运动”可以看作是政府对抗这种“背离”的一次尝试。有些地方城市建成环境的衰败，使得这一局部空间的交换价值贬值，城市美化运动是政府对空间生产的调剂，通过外部形象重塑，增加了城市空间的交换价值与文化价值，同时也为2015年“城市双修”(11)“城市双修”为“生态修补、城市修补”的简称。政策提出打下了基础。不足的地方则在于，有些地方在城市美化运动中，不当地仿冒伪劣文化符号，效果适得其反。总的来说，在同一历史时期的城市化建设进行中有不少亮点。

首先，是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这体现了政府引导社会资本进行空间生产的正面意义。随着公共财政状况好转、公民意识觉醒和媒体监督加强以及专家作用的凸显，政府更加注重对历史文化街区实行“价值可持续”的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实现了历史文化传承与空间生产的平衡，如福州三坊七巷、南京老门东历史文化街区、成都宽窄巷子、上海新天地等。

其次，各地越发密集的公共环境整治，实现了财政资金引导多元资本进行城市“环境深耕”分流。作为空间生产资料之一的区域局部环境，其优劣会引发市场的追随和抛弃，从而触发空间秩序的演替效应。例如，上海进行苏州河环境整治后，因其沿岸空间价值提升，激发后续资本追随，显著地变更了城市内部线型空间秩序。肇始于美国的城市绿道，不仅有效黏合了城市软硬质地理界面，也提升了城市品质。2008年，广州增城区开始建设绿道网，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同样，杭州西溪湿地公园、四川西昌邛海湿地公园，优化了整体环境品质。以2010年亚运会为契机的广州环境整治，荔湾区东葵涌彻底更新了原有片区中的“脏、乱、臭”的破旧景观、水系，成为城市微观环境中空间再造的范本。此间具有独特性的是，以俞孔坚为代表、发端于北京的“景观白话运动”彻底改变了风景园林学传统，把为文人士大夫服务的“风景园林”从小环境中请出来，走向广阔的城乡大地，用“生产性景观”的方式服务于人民，以“反规划”理论、“大脚革命”和“大脚美学”、“天地—人—神”和谐的设计理念来倡导白话景观，从宏观的河道治理到微观城市雨洪管控、生态恢复等，与人为善、优美实用的空间产品，不仅改变了城乡地理景观美学形态，也为后续的“海绵城市”政策提供了实践和理论基础。

再次，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行“退二进三”(12)“退二进三”指20世纪90年代，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鼓励一些产品没有市场或者濒临破产的中小型国有企业从第二产业中退出来，从事第三产业的一种做法。，一些城市空间开始由工业生产场所转向消费场所，逐渐实现都市社会的转型，其间留下的众多“棕地”，加剧了城市景观的破碎化，逐渐成为政府与市场进行城市深耕的新着力点。在电子厂、造船厂、制币厂、码头等进行创意空间再造，成为文化标志，不仅实现了精神空间的华丽转身，也缝补了城市破碎的空间秩序，如北京798艺术区、上海世博会文化中心、 重庆二厂文创公园、上海八万吨筒仓艺术中心等，这些创意空间现已成为耳熟能详的城市文化名片。(13)许东风：《重庆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与城市振兴》，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179-182页。

最后，是中国本土优秀建筑作品涌现。在城市化进程中，知识与技术的创新是城市竞争的重要因素，从改革开放之初对理论的久旱逢甘露、饥不择食，经过十多年的磨合和《北京宪章》的洗礼，空间生产者由缺乏文化使命感迈向文化自觉，对国际理论逐渐适应，对本土实践进行提炼升华，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建筑作品，引导城市肌理健康发展，如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拉萨火车站、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广东省博物馆、河北博物馆等。

“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的提出以及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标志着中国城乡空间生产的重大转向。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过去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需要优化调整，以拉动内需，加大市场的消费能力，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由此在空间生产上实现了从生产为主向消费为主的重要转型。通过“城乡统筹”进一步扩大了内需，城市在吸纳农业人口的同时，通过资本、管理、人员、技术、产品等下乡，把广大的农村变成生产与消费的基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取消农业税，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历史时期。未来中国城乡之间的差别不再是原有的两种经济模式间的差别，而是在全球产业链下同一空间属性里生产与消费在不同空间密度结构与形态中的表现。(14)参见杨宇振：《更更：时空压缩与中国城乡空间极限生产》，《时代建筑》2011年第3期。各级政府、多元资本与技术密集投入到城乡空间生产中，除了高速公路网及其配套服务区、世界上最大的高铁网络之外，高新区、大学城、微电园、产业园、创业园、物流园等不断拓展城市边缘，乡野上无数的巨型工厂和工人宿舍区，空间生产从内容到形式日新月异，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城乡地理景观演化的表征。

四、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空间生产的正义
2012年至今是空间生产的第五阶段，在此阶段，城镇化进入下半场，新的时代赋予了空间生产新的可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框架下，政府着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实施新型城镇化空间生产成为新常态，空间生产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了质的跃升(15)2012年初两院院士吴良镛获2011年度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王澍获2012年度普里克兹奖，这两项填补空白性获奖代表着进入新时期中国城乡空间生产从理论到实践能力都有了质的跃升。。中国经济发达地区担当起空间生产的实验性、多样性、示范性责任，引领中国城乡空间生产的文化及技术含量提升(16)2015年11月11日《中国商报》报道了中国指数研究院的“中国百城建筑新地标”研究成果，在全国100个城市600个样本项目基础上，推出“2015-2016中国百城建筑新地标”，其中令人瞩目的有三个地标，即中国建筑新地标、中国综合体新地标、中国百城建筑新地标。研究发现，中国百城建筑新地标项目在环渤海、珠三角等地区的数量占比提升，一线城市新兴区和三四线城市中心区地标建筑加速涌现。建筑设计更注重内涵要素完善与升级，如2015-2016年间的项目中，有90%应用了BIM技术、云技术、“互联网+”、中水处理系统、热交换新风系统等，不少早期经典项目经技术改造后，再次成为新时期城市或区域的价值高地。。从2003年的“城乡统筹”、2006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2015年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人民城市”等，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下解决城市空间问题的逐层递进方案。与之相对应的是，2005年“两山理论”所明确表述的生态观和发展观，2013年“乡愁理论”所表达的生态观、文化观以及可持续发展观，2012年“海绵城市”的提出以及2015年住建部颁布的“城市双修”政策等，都是为解决城市空间问题所提出的具体对应策略。“海绵城市”和“城市双修”政策，使城市空间生产从粗放开发到精密织补，体现了市场力量的积极转向，如上海的城市微空间复兴计划、城市填空和城市缝合、从路权至道路更新(城市骑行)、基础设施更新、旧社区研究、江岸棕地贯通、近距离市民文化设施、空间整塑等，成为都市更新范本。2016年，执行了60年之久的建筑方针被国务院调整为“适用、经济、绿色、美观”新建筑方针，这意味着空间生产从“盖房子”向建筑文明的嬗变，为未来城乡建筑设计找到亦文化、亦技术、亦人文、亦遗产的新坐标。这一阶段连续性政策的精准施策，表明我国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模式是深入经济社会内部，准确把握全球化与本土化两者间关系，立足历史实践对空间生产与消费进行健康引导，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空间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应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要求空间生产在城乡两端各有侧重并彼此协同。首先，新型城镇化的“新”，不是给房地产下乡“代言”，更应区别于“乡村造城运动”，而是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产业、人口、土地、社会、农村五位一体的城镇化”发展，结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期盼，未来可预见的乡村空间生产实践范围更多地是指向近郊旅游生态产(农)业、医养度假和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所需要的环境友好型规划及建筑设计领域。其次，是做大城市群或特区(17)如成渝特区(国家城乡统筹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的提出，意义可以和当年的深圳特区(20世纪80年代)、上海浦东新区(20世纪90年代)、渤海新区(21世纪)相媲美，就是在成渝两大城市群的带动下形成大中小城市星座，以进一步辐射广阔乡村实现城乡联动。以提高城市的反哺能力，2015年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形成“高效集约、绿色生态”的城市格局。在“城市”端，要求规划起点高、聚集效益佳、辐射能力强、个性鲜明特征、人本气氛浓、城乡联动紧、城乡互补性好等，具体实施如 “城市双修”存量优化；“人民城市”思想内涵贯彻，推进建筑师法立法工作，保障建筑师在城市建设和文保中的主体作用；强化城市特征，提升文化内涵，表达乡愁；注重城市安全和风险管理；推动“海绵城市”建设等就应成为本土化路径。遵循“双山理论”，避免“土地流转”中的房地产化倾向，以联动改革“土地产权”和“户籍管理”两大难题成为“乡镇”端本土化路径。实现“五位一体”发展并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实施人口土地匹配政策，从常住人口到市民化转变并逐渐挤掉城镇化水分；在高效、绿色、集约化引导下做大城市群，提高城市群的反哺能力，消除城乡差距为“城乡一体联动”中本土化路径。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更加注重提升城市内涵与活力、更加强调以人为本、更加重视人居环境改善的背景下，中国城市的空间生产由此产生三个大变化：第一，从增量扩张到存量优化。土地财政和资本逐利使城市增量扩张成为常态并引发城市危机，“城市双修”的提出，为“存量优化”、引导资本修炼内功进行城市升级改造指明方向。城市修补是对逐渐贬值的核心区实施品质升级，提高其使用及交换价值；生态修复是基于海绵城市原则，加大对地下市政设施的投入，兼顾城市的“面子”和“里子”。这个维度的城市空间生产实践如补齐城市公共卫生短板、改善城市公共设施、实施新型智慧城市行动以及海绵城市、城中村改造等。第二，从粗放发展到内涵提升。像雾霾围城、人口膨胀、交通拥堵、通勤煎熬、安全问题频发之类的城市病，其实是城市规模失去控制、粗放式发展的恶果。从文化、生态、人口三方面提升城市内涵，保护传统文化、延续城市文脉；常住人口市民化挤掉城镇化水分；在生态方面城市与自然和谐相处，城市再现青山绿水，而减少原有改天换地、挖山填湖的错误。这个维度的城市空间生产实践如城市风貌整治规划、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文化设施布点和相应的生态规划与城市绿道等。第三，从行政主导到以人为本。过去40年的城市建设大多被政府与市场力量所左右，现在则改进城市治理方式，推动城市政府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治理方式向精细化转型，资源向街道社区等基层下沉。这个维度的城市空间生产实践如市民参与政策和城市规划导则，加快法令图则等全国普及，加强和创新社区治理，引导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城市建设，大幅提高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G124)；2017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经费人文社科发展项目(2017CDJSK05XK17)

(责任编辑 徐楷森 王浩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