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并购的行业创新效应与产业创新发展

奥鹏网院作业

企业并购的行业创新效应与产业创新发展
陈爱贞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并购作为企业间资源重组的重要模式，是企业成长与创新的重要途径；但实际上企业并购还会带来产业重构，是产业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并购对并购企业所在行业创新的影响,除了并购企业与非并购企业之间的竞争环境变化,更重要的是企业并购会带来行业内结构调整与产业重构,进而影响产业创新的资源支撑、领头羊培育和分工网络支撑。企业并购不但会对并购企业所在行业的创新带来影响,往往还会影响相关行业的创新。在面临国际竞争压力和产业自身发展困境背景下,企业并购并不仅仅是企业的发展模式选择,更要站在产业创新发展的战略高度,把企业并购作为促进中国企业和产业自主创新的一种新型战略,从战略高度引导资源优化配置。其一,企业并购的政策导向与管制要有产业高度。除了要引导企业通过并购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更要从产业高度来引导资源的结构配置,尤其要重点监管并购对分工网络发展的影响,企业并购政策导向要与产业发展相互协同。其二,对企业并购的引导要基于产业创新导向。政策导向亟须从“促进企业并购”转向针对不同行业的创新特征和产业发展状况而对关键环节给予重点引导。其三,企业并购的审查要考虑产业链影响。政府要考虑到企业并购的产业链影响,不仅要在政策层面基于产业链考虑,更要重视在竞争法层面进行产业链监管。其四,企业并购的创新效应要依托竞争有序的成熟的资本市场，须增强资本市场的竞争秩序，使资本市场真正服务于企业并购以促进资源优化整合。

关键词：企业并购； 行业创新； 行业关联

一、问题提出
1912年熊彼特首次将创新与产业组织研究联系起来，把“实现任何一种新的产业组织方式或企业重组”视为带来创新的五种“新组合”之一，强调企业并购重组产生垄断厂商对创新的巨大作用。

随后发展起来的企业资源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则分别从资源配置和市场结构视角证实，企业并购不但会带来资源在企业之间的重组整合，往往还引发企业组织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重构(Bertrand and Zitouna，2006；Lee and Wang，2017)，也正因此，在发达国家的企业和产业发展历程中，企业并购都被视为推动创新的重要途径。

全球企业并购在2007年达到高峰后，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并购活动趋于下降，但在2013年重新上升，并于2015年交易额和交易数量都创新高，之后略有下降，但2018年又开始上升(见图1)(1)图1资料来源于Bureau von Dijk 的各年份报告“Zephyr Annual M&A Activity Report”，参见http://www.zephyrdealdata.com，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3月8日。。全球企业和行业的并购重组，为中国企业通过并购方式获得国外先进技术提供了良机，同时，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也在推动中国企业并购发展，在2006—2010年期间，中国企业并购的交易额和交易数量都快速上升，之后略有下降，但也在2013年重新上升，而且交易额和交易数量分别于2015年和2017年创新高。当前，中国企业并购的交易额和交易数量都位居全球第二，并购也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和产业发展的一种重要模式。

width=610,height=240,dpi=110
图1 全球和中国企业并购交易额和数量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企业和产业发展实践来看，企业并购发展的过程是并购规制不断演化的历程。效率提升是企业进行并购的重要驱动力，企业间并购促进生产性资产转移到优秀经营者手中，可以提升资产和生产能力的利用率，从而提升企业的利润率和生产率，这不但带来成本下降，还会影响并购企业的创新(Federico et al.，2018)。但正如越来越多学者所强调的，并购还会影响其他非并购企业的创新，其背后的主要机理在于，企业并购会影响市场竞争环境，并购带来企业规模和市场集中度提高，以及并购方与被并购方之间的“价格协调”(price coordination)和“创新外部性的内部化”(internalization of innovation externality)，可能会削弱价格竞争和R&D竞争，这必然会引起其他非并购企业的反应(Valentini，2016；Uhlenbruck et al.，2017；Haucap et al.，2019)，由此会影响行业创新。

R&D竞争不同于价格竞争最主要在于，其还带来溢出效应，这使得不同环境下的企业并购对创新的影响效应不同。也正因此，一百多年来，欧美发达国家非常重视企业并购规制，在企业并购的审查中，并购效应的指向不是并购企业效率，而是市场竞争和消费者福利。随着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企业并购规制的重点审查指标逐渐从效率转向创新，但立足点仍然是行业而不是并购企业。可以这么说，欧美发达国家企业并购对创新的重要驱动，是以反垄断法坚持行业效应进而提高消费者福利为基础的。因此，对企业并购的创新效应分析要站在产业的高度。

近年来，在面临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国际竞争压力下，“中国制造”企业处于腹背受挤压的困境，中国产业亟须提升创新能力，实现产业升级。但相比于发达国家在五次并购浪潮中培育了大量极具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和分工完善的创新网络，中国产业创新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培育分工网络中的领导型大企业，以及整合国内外资源形成分工合理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为中国企业创新提供网络支撑。企业并购作为资源整合的重要手段，是突破这一难题的重要战略。然而，虽然中国企业并购额和并购数量已经居全球第二，但企业并购的资源整合及其绩效并不理想。(2)2018年5月29日，在由《国际金融报》社主办的“2018中国新上市公司高峰论坛暨颁奖典礼”上，华泰联合证券董事总经理劳志明强调，由于并购多多少少会涉及跨行业的整合，这难度非常大，使得80%的中国企业并购的整合不成功。详见http://www.sohu.com/a/233498919_632979，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5月16日。为此，本文将从企业微观机制、行业内的影响机制和行业间的传导机制三个层面，来深入分析企业并购对行业创新的影响效应，进而立足中国企业并购现状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提升中国企业并购的创新效应提供理论支撑。

二、并购的行业创新效应：企业微观机制
企业是产业创新的微观主体，企业创新是行业创新的微观基础，由此绝大多数文献基于企业层面分析并购的创新效应。从企业并购的战略选择与重组过程来看，企业并购对并购企业的创新影响是最直接的。但企业并购动机、并购企业自身及其所在行业特性等不同，使得并购可能带来多重效应(见图2)，造成对创新的影响复杂而不确定。

width=445,height=369,dpi=110
图2 并购对并购企业的创新影响机制

1.进入选择效应

企业进入一个市场时，要选择以并购或绿地投资等模式进入。企业并购往往具有较强的市场和目标偏向性，而决定这种偏向性选择的因素本身会内在地决定企业创新效应，即并购后企业创新变化可能不只是直接来自并购活动，还来自影响并购的这些因素。

投资成本、技术差距、市场规模、市场结构和竞争程度等都可能影响企业进入模式的选择。一般来说，当绿地投资成本比较高、市场规模大或者市场需求增长快速时，企业便偏向以并购方式进入，以快速争夺市场。但并购管制、政府干预、资本市场不发达等会制约企业并购活动，这也是多数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活动不活跃的主要原因。

行业的特性、政策、发展机会等也会影响企业进入模式的选择。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几次并购浪潮都具有明显的行业集中性，一些研究表明其主要原因在于，行业技术进步带来产能过剩或一些资产折旧加速，以及管制放松带来行业新的投资机会和进入壁垒打破等促进了这些行业的并购活动(Andrade et al.，2001)。在规模经济显著、高利润、研发密集型和需求变化快的行业，企业往往倾向于以并购方式进入；在资源密集型行业，外资也倾向于以并购方式进入，以获得当地资源。但这些行业往往是市场集中度高的行业，企业并购的机会比较少，而且目标企业往往规模太大、并购价格高，另外也可能因为面临管制、政府干预等因素而使得并购无法完成。企业的规模、自身创新能力、利润水平等也会影响企业目标对象的选择。对20个发展中国家 1990—2007年间并购活动的研究发现，国内并购者倾向于并购绩效差的企业，国外并购者倾向于并购绩效好的企业(Zhu et al.，2011)。对美国并购活动的计量分析表明，创新性比较低和技术创新活动减少的企业更偏向于参与并购，而创新性比较高的企业，可能由于压力小，参与并购的可能性下降(Zhao，2009)。对美国制药企业数据的分析也表明，越是处于销售下降、自身内部研发水平下降的危机状况中的企业越倾向于并购；研发生产率下降迅速的企业并购研发密集型企业的可能性最大；而且规模越小的企业越倾向于并购，这与制药企业研发项目需要规模效应有关(Higgins and Rodriguez，2006)。并购动机、目标企业选择所带来的并购企业与被并购企业之间的知识基础和文化差异、技术和市场相似度等，也会影响并购后的创新效应。

2.知识协同效应

根据企业资源理论，企业创新是企业知识基础增加的结果。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和技术高度发展，企业完全依靠内部研发的风险加大，因此获得企业外部知识成为企业进入新技术市场和互补企业内部R&D资源的重要模式。但由于技术知识具有默示性，通过市场交易方式转移的成本很高，由此并购已经具备一定研发基础的目标企业成为企业获得外部知识的重要途径。通过并购带来的知识合并能增加企业知识基础，提升企业投资更大更多创新项目的能力，可以带来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减少创新资源的重复投入，提高创新效率；而且并购所带来的新知识还可以提升企业的吸收能力，增强企业应用外部知识、创造新知识的能力(Belderbos，2001；Bresciani and Ferraris，2016)。另外，随着企业R&D水平的提高，企业可能会投入更多资源到基础研究中，从而对企业研发能力和吸收能力的长远发展带来积极效应(Cassiman et al.，2000)。因此，在企业并购过程中新知识的获得不但能为企业提供外部知识，还有利于提升企业内部创造新知识的能力，从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然而企业并购并不必然增加企业知识基础和提升企业的吸收能力。吸收能力是指企业识别、消化、应用企业内外部知识的能力，尽管企业知识存量的增加有助于其吸收能力的提高，但面对同样的外部知识，具有不同吸收能力的企业所能获得的有用知识水平是不同的。一个自身知识存量比较低的企业，由于其吸收能力比较低，无法很好地消化吸收并合理利用新并购入的知识，也就无法获得知识的协同效应。而且自身知识存量比较低也可能影响企业对并购对象的甄别。对一些企业来说，参与并购的目标可能是获得经销渠道、进入新市场或获得财务协同效应，或增强市场势力，而基于这些目标的并购往往并不能给被并购企业带来新知识、新技术，因此无法带来知识协同效应，对企业创新影响极其微小。而且新并购入的知识可能多数是企业所无法有效利用或与企业自身知识重合的，从而大大降低了知识协同效应。

3.分散效应

随着技术管理理论深入到企业并购后的“过程治理”(processes governing)领域，不少学者强调，即使企业并购可能增加企业的知识基础，带来协同效应，但并购后新知识和新业务的并入会增加企业经营和管理的难度和成本，可能带来“分散效应”(Del Giudice and Maggioni，2014；Carayannis et al.，2017)。要成功消化、吸收并应用新并购入的知识，企业在交流途径、工作和管理模式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结构等方面都要有所改变，这可能会打破企业已经建立的“例行程序”(established routines)，从而消耗大量的管理时间和管理资源，带来资源分散效应，减少对创新活动的重视和资源投入。Ernst和Vitt(2000)对德国19家被并购企业的分析发现，由于并购企业与被并购企业间的文化差异以及企业波动带来的压力等，并购后被并购企业三分之一的重要研发人员留在原来位置，三分之一的重要研发人员离开公司，另外三分之一的重要研发人员被调到新的职位，这使得研发中心流失了47%的重要研发人员。而留在公司的重要研发人员，人均专利绩效只有并购前的60%；从整体团队来看，并购后专利绩效只有并购前的49%。他们强调，重要研发人员离开被并购企业可能导致技术缺口，这需要很长时间和投入大量资源才能弥合。

从创新效率的视角来看，企业并购为企业在不同的研发中心重新配置和组织研发活动提供了机会，使得企业能够将更多研发资源集中于特定的技术领域。但企业并购也可能因为并购企业与被并购企业间的文化差异、经营模式差异以及组织规模增大而增加组织成本，从而影响创新绩效。尤其是近年来，“部分收购”(partial acquisitions)逐渐成为企业并购的重要模式(Bertrand and Betschinger，2012；Levy et al.，2018)，也随之带来股权结构问题。部分并购后并购企业往往力图通过更换经理、卖掉一些资源和经营业务等途径来改变并购后企业的战略，但这往往会遭到原有目标企业股东的阻挠，不同股东之间妥协的难度大，造成并购后企业的目标冲突与决策困难。因此，尽管并购时尤其是跨国并购时，选择目标企业、执行合同等会带来巨大的成本，但部分收购由于让卖方保留一定的持股比例而产生“抵押效应”(hostage effect)，有利于降低事前选择目标企业和事后执行合同的成本，然而并购后并购企业内目标冲突与决策困难可能又带来更大的成本。正因此，早有学者认为，企业并购并不是企业创新的最好途径(Davidson，1991)。

4.垄断效应

1897—1903年的第一波并购浪潮和1920—1929年的第二波并购潮，促进了产业集中和企业规模扩大，从而引发了学术界对企业并购影响市场结构进而技术创新的研究，企业并购的垄断效应成为关注的重点。Schumpeter(1942)强调垄断厂商在创新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认为创新导致的垄断利润将使垄断厂商有能力补偿由于创新而投入的成本；但Arrow(1962)认为，市场势力会降低垄断企业的创新动力。实际上他们分别讨论的是垄断对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的影响，企业并购带来的资源整合会提升并购企业的规模和利润，带来“熊彼特效应”(Schumpeterian effect)，提升企业创新的能力；同时，企业并购带来的企业数量减少会降低市场竞争，带来“替换效应”(replacement effect)，抑制企业创新的动力。这两种相反的效应，往往使得企业并购带来的垄断效应对并购企业的创新影响不确定；也由于垄断势力与创新之间的争论一直没停息过，垄断效应对企业并购创新的影响也一直没有定论。而由于企业并购带来的垄断势力不但可能会影响并购企业的创新，还可能影响非并购企业的创新，因此各国的企业并购规制都对企业并购可能带来的垄断效应进行重点审查。

综上所述，如图2所示，企业并购选择可能受国家、行业和企业多层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企业选择并购本身可能是市场机会、企业创新或企业需要创新的结果。同时，企业基于自身特性与能力对特定目标企业的偏好与选择，并购企业与被并购企业之间的匹配性，也会直接导致并购后的创新效应不同。虽然并购后的技术路线破坏、重要研究人员流失，以及并购方和被并购方之间在目标、文化等方面的冲突，可能会增加并购后双方资源整合的难度，造成成本上升，带来资源分散效应，但并购带来的组织结构变化，有利于企业利用战略优势增加利润，提升研发投入资金支持，而且其带来的商业模式变化，可以加快企业创新速度和提升效率而提高创新绩效。并购带来的市场势力变化，可能降低并购企业或行业内其他企业的创新动力，但其也可以改变企业竞争模式，提升企业研发成功的预期，提高创新动力。总之，并购可能带来的多重效应，使得其对创新的影响复杂而不确定。

三、并购的行业创新效应：行业内的影响机制
尽管并购的企业层面效应是行业创新效应的微观基础，但并购的行业创新效应并不是微观层面的简单加总。并购对并购企业所在行业创新的影响，如图3所示，除了并购企业与非并购企业之间的竞争环境变化，更重要的是企业并购会带来行业内结构调整与产业重构，进而影响产业创新的资源支撑、领头羊培育和分工网络支撑。

width=519,height=360,dpi=110
图3 并购的行业创新影响机制

多数学者和反垄断机构考察的重点，是企业并购的效率效应和垄断势力对市场竞争和R&D竞争的影响。一些因政府管制放松或市场机会激增而发展的行业，大量企业为抢占市场倾向以并购模式进入，引导资源流入，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市场竞争，培育企业创新的市场竞争机制；另一方面也可能在引发行业并购浪潮中，企业间强强联合形成极强的垄断效应，破坏企业创新的市场竞争机制，抑制并购企业和非并购企业的创新动力。尤其是随着互联网兴起，一些行业内的企业可以借助互联网化并购迅速抢占市场，然后通过低价竞争等策略性行为驱赶市场内的竞争对手，其垄断效应可能带来很强的挤出效应，影响行业创新发展环境。当然，企业并购也可能通过加强行业集中而避免行业过度竞争，促进市场竞争机制的完善，有利于行业创新。

然而，并购并不必然有利于提升并购企业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Stigler(1950)首次提出企业并购可能存在“商业窃取效应”(business-stealing effect)。他在不存在规模经济效应、企业自由进入市场、行业市场需求稳定和专有资源无法收回的假定条件下证明，并购可以为并购企业带来垄断利润，但没有参与并购企业的利润增加更多；并购企业的绝对规模可以维持但相对规模下降。此后一些学者通过数理模型分析认为，并购后并购企业可以抬高价格，但没有参与并购的企业也可以随之提高价格，并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并购无法使得并购企业获利，除非行业内的大多数企业都参与并购(Salant et al.，1983；Deneckere and Davidson，1985)。企业并购对并购企业不利或非并购企业获利更多的结论令很多学者迷惑，并把其称为“并购悖论”：既然非并购企业获利更多，那企业的最优选择是不参与并购，这就无法解释并购活动是如何开始的。实际上，并购的垄断效应主要分析并购造成的竞争程度降低对并购企业和非并购企业的利润或市场份额影响，但并购并不仅仅产生更大规模企业和提升行业集中度，并购还会带来并购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这可能使得并购企业可以利用战略优势而对其利润或长远发展带来有利的影响。并购使得并购企业的组织结构变成多部门(企业)，部门间相互独立，但可以共享各自的信息；非并购企业无法拥有并购企业多部门的战略优势，只能在无法观察并购企业各部门产量等信息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产量。两阶段产品博弈模型分析表明，在并购后的企业组织结构和行业结构下，并购企业的总利润和市场份额都增加，非并购企业的利润和市场份额都下降。Federico等(2018)的研究却表明，并购后并购方与被并购方之间创新外部性的内部化对并购企业创新动力带来的负效应，往往大于并购方与被并购方之间的价格协调所带来的正效应，使得行业创新效应为负。

此外，企业并购对市场和目标企业的偏好，会因行业技术机会、企业特性等而直接影响并购后的行业创新效应。如Bertrand和Zuniga(2006)对14个OECD国家的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国内并购对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研发活动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对中等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研发活动有消极影响，对高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研发活动没有影响；跨国并购对不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研发活动都没有影响。蒋殿春和谢红军(2018)对中国企业数据研究发现，外资并购存在挑选行业内生产率较高、资质较好的目标企业的“掐尖”(cherry picking) 行为，它虽然可以带来生产率提升效应，但会产生内部化竞争效应，并掐断了众多国内企业自主成长的发展道路，对中国企业和产业的长期发展不利。同时，即使并购后并购企业和非并购企业的生产率可能没有提升，但在并购后的资源整合过程中会淘汰掉落后产能和低生产率环节，这种微观层面没有直接变化但带来结构优化的效应，会产生很强的行业效应，而且往往有利于形成有效的进入/退出市场机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行业创新。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改善行业环境，吸引外资企业以并购方式进入，不但能促进行业的竞争淘汰和效率提升，还能带来创新要素，为产业创新提供要素支撑。如Bertrand和Betschinger(2012)对俄罗斯1999—2008年并购活动实证分析发现，由于俄罗斯企业竞争力比较弱，国内并购无法提升高技术企业的绩效，但跨国并购可以为其带来新的资源和能力，由此带来新的发展机会。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国有企业改制，也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通过并购方式进入洗涤用品、饮料、啤酒、化妆品、摄像器材等行业，外资企业带来的技术、管理、营销等创新要素，极大地推动了这些行业的整合和创新。

更重要的是，企业并购还会通过市场主体培育和产业整合等而对行业创新带来深远影响(如图3)。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历程来看，企业并购并不仅仅是企业外延式扩张的重要手段，它更深远的影响是培育了整个行业的领头羊，其不但引领整个行业的技术发展方向，而且通过发展分工体系，形成了多数企业参与的创新链，为产业创新提供了分工网络载体。因此，企业并购有助于培育创新重要主体——大企业，直接提升行业中领头羊自身R&D能力和品牌能力，以及整合外部(国内外)资源的能力。并购形成的大企业有助于推动国内分工网络完善发展，通过分工网络，核心企业可以集聚各种创新资源，在增大创新资源规模的同时，也可以把自身资源集中于最核心、最有优势的创新环节，从而形成“极化效应”，引领整个行业的技术创新方向；同时，大企业可以通过分工网络把知识、组织能力和创新的动力和压力转移、扩散给分工网络内的供应商、下游企业，形成扩散效应和资源共享，实现各环节的创新联动，进而与国际分工网络对接、竞争，参与到全球创新链中。

一个值得关注的典型现象是，在中国，政府对不同行业的干预、政策扶持力度等不同，拉大了不同行业的市场环境、盈利水平等的差距，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并购对特定市场和行业的偏好，出现了不同行业并购冰火两重天的现象，这往往会激发政府对企业并购的干预，出现“拉配郎”式并购现象。多数研究表明，无论是基于“掏空”动机还是“支持”动机，政府干预下的“拉郎配”式的企业并购，都无助于公司绩效的持久改善和竞争优势的获得(李增泉等，2005；潘红波等，2008；方军雄，2008)。尤其当一些行业出现产能过剩而市场驱动型并购不足的情况下，更容易诱发政府主导型并购，这往往会破坏市场进入/退出机制，并影响企业绩效和行业创新发展；此外，地方政府出于自身政治目标，会限制当地国企的异地并购活动(潘红波、余明桂，2011)，这些行业环境都会遏制市场驱动型并购的发展，进而不利于行业创新发展。

四、并购的行业创新效应：行业间的传导机制
企业并购不但会对并购企业所在行业的创新带来影响，往往还会影响相关行业的创新。也正因此，欧美国家的企业并购指南中，也很重视对并购可能形成的垄断买方和垂直并购可能引发上游合谋等进行规制。并购的行业创新效应在行业间的传导主要有两个层面(见图4)，一是并购的行业间传导，主要通过垂直并购和混合并购，或行业间关联效应；二是并购的创新效应的行业间传导。

width=422,height=250,dpi=110
图4 企业并购及其创新效应的行业间传导

并购的行业间传导最直接的形式是上下游纵向并购和相关行业的混合并购，如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第二次并购浪潮以纵向并购为主，20世纪60年代末的第三次并购以混合并购为主，这不但形成了美国通用汽车、LTV、Litton和ITT等跨国巨头，还促进了资源在相关行业的流动、整合，提升了相关行业的创新能力。根据投入产出表行业分类，Ahern和Harford(2014)对美国1986—2010年间的51002个企业并购观测值分析发现，有61%是行业间并购。

从表1也可看出，尽管中国企业并购发展起步比较晚，但从中国企业为并购方来看，不管是四位码还是三位码行业间并购的数量占比基本都居于60%以上；从中国企业为被并购方来看，2000年四位码和三位码行业间并购的数量分别占74.59%和67.99%，此后平稳上升，2015年分别达到86.38%和82.40%。(3)如果考察所有申请的并购情况(包括交易成功和过程中的)，从中国企业为并购方来看，不管是四位码还是三位码行业间并购的数量占比大多数年份都居于60%以上；从中国企业为被并购方来看，2000年四位码和三位码行业间并购的数量分别占64.22%和58.62%，此后平稳上升，2015年分别达到83.94%和79.77%。Liu和Zou(2008)对中国高科技行业的研究发现，行业间的并购对创新有显著的正效应，行业内的并购对创新反而没有显著的效应。

表1 中国企业行业间并购情况(并购交易已经完成)

width=634,height=415,dpi=110
资料来源：根据 Thomson Financial 公司的全球并购数据库(SDC，Securities Data Company)的数据整理

由于一个行业的并购会带来行业市场势力提升和生产成本下降，这往往会诱使其上游供应商行业或下游购买者行业也通过并购等方式增强市场势力，这也是Galbraith(1952)提出的“均等势力理论”(theory of countervailing power)，认为上游行业的“整合”(consolidation)将诱使下游行业也通过整合来对抗其垄断势力；同样，上游企业并购带来成本下降也会激励下游企业并购以增强谈判能力(Inderst and Wey，2003)。Harford(2005)对1981—2000年期间美国两波并购浪潮中的28个行业分析发现，行业的并购浪潮受其上下游整合所驱动；Bhattacharyya和Nain(2011)对美国1984—2003年的数据研究也发现，下游企业并购形成的垄断势力降低了上游供应商的价格和利润，诱使上游供应商也通过并购进行对抗。实际上，一个行业在并购带来资源重组和行业重构、升级的过程中，由于行业间的技术关联、投入—产出网络联动等，甚至会影响其他非直接垂直相关的行业跟随进行并购。Ahern和Harford(2014)研究表明并购浪潮往往是在居于消费者—供应商网络中央的行业中率先开始，进而根据消费者—供应商关联紧密度依次在网络中传导。正如M’Chirgui(2009)所强调的，知识是行业演化和企业间加强关联的重要驱动力，随着科技发展以及技术在更多领域的应用，产业间关联效应不断增强，并购的行业间传导的范围不断扩大，速度也在加快，如主要集中于1992—2000年期间的第五次并购浪潮，新兴行业与传统行业的融合不但使得并购涉及的行业增多，而且并购的数量和平均交易额均超过了以往的四次并购浪潮。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促进了一些行业内的中国企业进行互联网化并购，这在推动资源在企业间和行业间整合的同时，必然会对相关行业的创新带来波及效应和带动效应等。

如图4所示，当I行业的大量企业对K行业进行纵向并购或混合并购，一方面，由于高生产率企业通过把先进的管理和服务以及创新资源引入到低效率企业，可以带来“效率提升”效应；同时，通过资源整合、淘汰落后产能，可以提升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生产率，增强并购方与被并购方及其所在行业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I行业或者K行业通过纵向并购或混合并购降低成本和提升市场势力，促进企业和行业创新，一般也会通过企业间和行业间的资源流动、整合而给并购的另一方带来创新的传动效应。(4)即使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可能带来捆绑效应，但只要被捆绑的产品的替换弹性足够强，会激发被捆绑产品市场的其他企业创新。而随着科技发展，产品间的替换弹性趋于上升。典型的如第二次并购浪潮中，通用汽车通过大量并购整合汽车相关业务和零部件企业，成为全球汽车巨头，在其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中，由于带动效应其零部件生产企业的创新能力也不断提升，进而促进了美国整个汽车零部件行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但近年来，垂直并购导致市场竞争下降以及排斥竞争对手，削弱下游或上游企业创新的现象也引起了极大关注(Zanchettin and Mukherjee，2017；Levy et al.，2018)，尤其是部分垂直并购由于上下游并购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相比于上下游并购企业信息对称的完全垂直并购，其往往使得下游企业收取更高的价格(Fiocco，2016)，这容易削弱创新竞争。还有学者发现，中国主并企业更可能对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目标企业发起跨行业并购，其并购后并未将资源转移至新行业，这种套取政府补贴的“政策套利”跨行业并购行为显然无助于并购双方所在行业的创新(蔡庆丰和田霖，2019)。

同样，如图4所示，I行业在并购促进企业和行业创新过程中，可能由于竞争效应和溢出效应而对同行业内的非并购企业(竞争对手)有不确定性的影响(Haucap et al.，2019)；此外，即使I行业并购没有通过消费者—供应商关联带动L行业并购，I行业并购及其创新效应也可能会对L行业同时带来竞争效应和溢出效应。一些研究也发现下游行业并购使得上游供应商现金流显著下降，这在降低上游供应商利润的同时，必然会影响上游供应商的创新(Fee and Thomas，2004；Bhattacharyya and Nain，2011)，而其净效应既受L行业与I行业之间的产业关联情况影响，也与L行业自身的特性有关。如随着中国成为全球机器人需求第一大国，大量企业如华昌达、新时达、秦川发展、锐奇股份、科大智能和慈星股份等以并购方式，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机器人行业创新发展。中国机器人行业的发展及机器人在焊接、喷涂、抛光打磨、搬运码垛等领域的应用，极大地促进了汽车、机械行业的工艺创新；但对一些低端机床行业则带来了竞争效应，挤压了其市场空间，造成其利润下降进而创新能力下降。而当I行业并购通过消费者—供应商关联带动了J行业的企业并购，J行业的企业并购往往能通过资源重组促进行业整合而带来创新效应，同时，其创新效应也提升了J行业的竞争力及其与I行业的对抗势力和合作能力。

五、对中国的启示
企业创新是在一定市场环境下的市场行为，市场竞争结果决定了企业创新的能力(陈爱贞等，2008)。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与发达国家较为悬殊的技术差距，本土企业要在与跨国公司竞争合作中提升创新能力，但技术差距会制约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竞争的合作能力，从而制约本土企业创新。为此，培育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领头羊，进而整合国内外资源形成较为完善的分工网络，是中国企业和产业创新的重点突破口。并购作为企业外延式扩张和产业整合的重要手段，是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导型大企业，进而整合国内外资源形成较为完善的分工网络的重要突破口。继《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8号)把兼并重组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一项重要措施，《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国发〔2010〕27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国发〔2014〕14号)都强调兼并重组对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作用。

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并购会带来多重效应，强化并购对创新的正面效应、弱化并购对创新的负面效应是产业创新的基础；并购对并购企业的创新影响与对行业的创新影响也并不一致，通过企业并购促进行业内结构调整与产业重构，为产业创新培育领头羊和分工网络是产业创新的资源支撑；行业间关联性使得并购及其创新效应会在行业间传导，避免并购形成垄断势力垂直压榨、增强并购创新效应的消费者—供应商关联带动是产业创新的产业链支撑。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日益完善的企业并购规制制度和竞争法是并购促进产业创新的重要保障。

对比表1中的第1列和第4列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企业作为并购方的并购数量快速增长，其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作为被并购方的并购数量，可见，中国企业并购能力已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而且中国企业并购快速发展，尤其是优势企业强强联合，的确培育了不少大规模企业。然而，中国企业并购潮的背后，既有政府的推力作用，也有企业跟随大众行动的“羊群效应”，这使得不少企业的进入选择不是基于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无法获得知识协同效应；甚至有的企业过多、过快地并购，造成资源分散效应，这使得并购所培育的龙头企业往往是大而不强。一些行业中的龙头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增强了垄断地位后，拼命压榨上游供应商，要求供应商供货价格逐年按比例降低，而且供应商被拖欠款现象较为普遍；甚至有的国有企业通过并购扩大规模后，一些高管入股一些零部件企业，垄断供应低质量甚至不合格的中间品。此外，也出现了一些行业内的龙头企业通过互联网化并购进行产业链控制的现象。这些影响了中国企业并购对资源在企业间和行业间的合理配置，也制约了企业并购的行业创新效应。

因此，在中国的企业并购交易额和交易数量都已经居全球第二的当下，如何在推动企业并购发展中改善市场环境和优化行业结构，进而促进行业创新是亟须解决的问题。正如一些学者所强调的，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并购活动日益活跃的背景下，如何从行业层面和宏观层面对并购进行调控以便进一步发挥并购对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显得特别重要，很显然，在面临国际竞争压力和产业自身发展困境背景下，企业并购并不仅仅是企业的发展模式选择，更要站在产业创新发展的战略高度，把企业并购作为促进中国企业和产业自主创新的一种新型战略，从战略高度引导资源优化配置。

其一，企业并购的政策导向与管制要有产业高度。从中国各层面的企业并购政策来看，主要思路还是做大做强优势企业，但如何引导企业间并购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思路还不明确。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虽然也明确了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但重点还在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为”，对企业并购对行业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还不够重视。因此，在中国企业并购交易活动已经相当活跃的情况下，除了要引导企业通过并购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更要从产业高度来引导资源的结构配置，尤其要重点关注并购对分工网络发展的影响，由此，企业并购政策导向要与产业发展相互协同。

其二，对企业并购的引导要基于产业创新导向。不同企业的并购动机可能是不同的，这对产业创新的影响往往也不同。如当企业并购动机是“规模扩张”或“市场扩张”，其效应往往更多地体现在产品规模效应等而不是创新方面；甚至有的企业并购目标是套利而不是企业的长远发展，“跑马圈地式”并购不但造成资源浪费还挤压了其他企业的发展空间。(5)针对中国企业并购存在的乱象，成功运作近20家新三板并购重组案的资深投融资专家许小恒强调，要防止有些企业借机利用并购重组“编题材”“讲故事”和“炒概念”，在推进并购重组的过程中，交易各方真正要考虑的是如何规范、透明和有效地通过并购重组来实现可持续经营，而不是只为借此投机套利。详见http://www.sohu.com/a/270376197_115865，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5月18日。而且企业并购对行业创新的影响并不仅仅是通过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变化，还会通过不同环节之间的资源竞争带来“挤出效应”。如机器人等行业，大量企业通过并购进入并把资源配置到价值链的非关键环节，关键技术环节依赖进口或在华跨国公司供应，必然造成价值链核心环节的资源配置不足，进而影响整个产业创新发展。当前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企业并购政策都还旨在解决审批多、融资难、负担重、服务体系不健全、体制机制不完善、跨地区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困难等问题，很显然，政策导向亟须从“促进企业并购”转向针对不同行业的创新特征和产业发展状况而对关键环节给予重点引导。

其三，企业并购的审查要考虑产业链影响。在发达国家，“买方垄断势力”(monopsony power)是竞争政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美国1992年的横向并购指南(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和英国1998年的竞争法(Competition Act 1998)，都对企业并购中可能形成买方垄断势力有具体的规制。尤其在双边市场，并购形成的垄断势力往往对市场竞争和消费者福利有不利的影响。我国学者也较早提出用户垄断由于打着消费者权利旗号，比卖方垄断更理直气壮，所以虽然其带来更为严重的效率损失，但至今还是没有引起理论界和政府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刘志彪、王国生，2000)。表1数据表明，中国企业并购中跨行业并购的比重越来越大，买方垄断势力应当成为竞争政策中一个重点考察的问题。此外，部分收购也越来越普遍，部分收购往往有多个股东，来自同行业内或者来自相关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参与并购，容易形成“共谋”且其影响效应涉及的面往往更大。2010年美国修订横向并购指南时对部分并购可能带来的影响给予了重视，澳大利亚、德国、英国、奥地利、加拿大、日本和新西兰等国家的反垄断部门也都加强了对部分并购的审查；欧盟在2013年的一份《促进更有效的欧盟并购控制》咨询文件中也对部分并购的审查提出意见，强调要对可能形成竞争对手间或垂直关系间“结构连接”(structural links)的部分并购加强审查(Fiocco，2016)。因此，政府在针对某些行业出台鼓励并购的政策，以及审查企业强强并购时，要考虑到企业并购的产业链影响。尤其在越来越多企业通过资本运作进行产业链整合的背景下，不仅要在政策层面基于产业链考虑，更要重视在竞争法层面进行产业链监管。

其四，企业并购的创新效应要依托竞争有序的成熟的资本市场。虽然近几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极大地助推了中国企业并购，但资本市场发展还是相对不成熟，相关规章制度的监管还不完善，这一方面使得中国企业并购交易还主要以现金支付为主，容易制约融资渠道有限的民营企业发起并购，资本市场无法实现通过并购来淘汰落后、促进资源往优势企业集中的选拔功能；另一方面，一些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的竞争机制不完善进行快速的并购，通过“大者通吃”而挤压同业竞争对手的发展空间或进行产业链垂直压榨。因此，亟须完善资本市场，增强资本市场的竞争秩序，使资本市场真正服务于企业并购以促进资源优化整合。

参考文献：

蔡庆丰、田霖，2019：《产业政策与企业跨行业并购：市场导向还是政策套利》，《中国工业经济》第1期。

陈爱贞、刘志彪、吴福象，2008：《下游动态技术引进对装备制造业升级的市场约束：基于我国纺织缝制装备制造业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第2期。

方军雄，2008：《政府干预、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并购》，《管理世界》第9期。

蒋殿春、谢红军，2018：《外资并购与目标企业生产率:对中国制造业数据的因果评估》，《世界经济》第5期。

李增泉、余谦、王晓坤，2005：《掏空、支持与并购重组：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第1期。

刘志彪、王国生，2000：《论用户垄断》，《经济研究》第10期。

潘红波、夏新平、余明桂，2008：《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地方国有企业并购》，《经济研究》第4 期。

潘红波、余明桂，2011：《支持之手、掠夺之手与异地并购》，《经济研究》第9期。

Andrade, G., M. Mitchell & E. Stafford, 2001,“New Evidence and Perspectives on Merger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5(2), pp.103-120.

Ahern, E.R. & J. Harford, 2014,“The Importance of Industry Links in Merger Waves,”The Journal of Finance,69(2), pp.527-576.

Arrow, K., 1962,“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Invention,”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elderbos, R., 2001,“Overseas Innovations by Japanese Firms: An Analysis of Patent and Subsidiary Data,”Research Policy,30(2), pp.313-332.

Bertrand, O. & P. Zuniga, 2006,“R&D and M&A: Are Cross-border M&A different? An Investigation on OECD Countri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24(2), pp.401-423.

Bertrand, O. & M. A. Betschinger, 2012,“Performance of Domestic and Cross-border Acquisi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Russian Acquirers,”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40(3), pp.413-437.

Bhattacharyya, S. & A. Nain, 2011,“Horizontal Acquisitions and Buying Power: A Product Market Analysi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99(1), pp.97-115.

Bresciani, S. & A. Ferraris, 2016,“Innovation-receiving Subsidiaries and Dual Embeddedness: Impact on Business Performance,”Baltic Journal of Management,11(1), pp.108-130.

Cassiman, B., D. Perez-Castrillo & R. Veugulers, 2000,“Endogenizing Know-how Flows through the Nature of R&D Investmen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20(6), pp.775-799.

Carayannis, E. G., E. Grigoroudis, M. Del Giudice, M. R. Della Peruta & S. Sindakis, 2017,“An Exploration of Contemporary Organizational Artifacts and Routines in A Sustainable Excellence Context,”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21(1), pp.35-56.

Davidson, K. M., 1991,“Why Acquisitions May Not Be the Best Route to Innovation,”Journal of Business Strategy,12(3), pp.50-52.

Del Giudice, M. & V. Maggioni, 2014,“Managerial Practices and Operative Directions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within Inter-firm Networks: A Global View,”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18(5), pp.841-846.

Deneckere, R. & C. Davidson, 1985,“Incentives to Form Coalitions with Bertrand Competition,”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16(4), pp.473-486.

Ernst, H. & J. Vitt, 2000,“The Influence of Corporate Acquisitions on the Behavior of Key Inventors,”R&D Management,30(2), pp.105-119.

Federico, G., G. Langus & T. Valletti, 2018,“Horizontal Mergers and Product Innov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59, pp.1-23.

Fee, C. & S. Thomas, 2004,“Sources of Gains in Horizontal Takeovers: Evidence from Customer, Supplier, and Rival Firm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74(3), pp.423-460.

Fiocco, R., 2016,“The Strategic Value of Partial Vertical Integration,”European Economic Review,89, pp.284-302.

Galbraith, J. K., 1952, American Capitalism: The Concept of Countervailing Power,Houghton Miffli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Press.

Harford, J., 2005,“What Drives Merger Wave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77(3), pp.529-560.

Haucap, J., A. Rasch & J. Stiebale, 2019,“How Merger Affect Innovation: Theory and Eviden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63, pp.283-325.

Higgins, M. J. & D. Rodriguez, 2006,“The Outsourcing of R&D through Acquisitions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80(2), pp.351-383.

Inderst, R. & C. Wey, 2003,“Bargaining, Mergers, and Technology Choice in Bilaterally Oligopolistic Industries,”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34(1), pp.1-19.

Lee, W.-C., S.-S. Wang, 2017,“Misallocations and Policy Constraints on Mergers in the Modern Manufacturing Sector,”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52, pp.268-286.

Levy, N., Y. Spiegel & D. Gilo, 2018,“Partial Vertical Integration,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Foreclosure,”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icroeconomics,10(1), pp.132-180.

Liu, X. H. & H. Zou, 2008,“The Impact of Greenfield FDI and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n Innovation in Chinese High-tech Industries,”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43(3), pp.352-364.

M’Chirgui, Z., 2009,“Dynamics of R&D Networked Relationships and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Smart Card Field,”Research Policy,38(9), pp.1453-1467.

Salant, S. W., S. Switzer & R. J. Reynolds, 1983,“Losses from Horizontal Merger: the Effect of An Exogenous Change in Industry Structure on Cournot-Nash Equilibrium,”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98(2), pp.185-199.

Schumpeter, J.,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New York：Harper & Row.

Stigler, G. J., 1950,“Monopoly and Oligopoly by Merger,”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40(2), pp.23-34.

Uhlenbruck, K., M. Hughes-Morgan, M. A. Hitt, W. J. Ferrier & R. Brymer, 2017,“Rivals Reactions to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Strategic Organization,15(1), pp.40-66.

Valentini, G., 2016,“The Impact of M&A on Rivals’ Innovation Strategy,”Long Range Planning,49 (2), pp.241-249.

Zanchettin, P. & A. Mukherjee, 2017,“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Product Differenti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55, pp.25-57.

Zhao, X. L., 2009,“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cquisitions,”Management Science,55(7), pp.1170-1183.

Zhu, P. C., V. Jog & I. Otchere, 2011,“Partial Acquisitions in Emerging Markets: A Test of the Strategic Market Entry and Corporate Control Hypotheses,”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17(2), pp.288-30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57321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C013)

(责任编辑 徐楷森 王浩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