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语义与中国共产党革命方略

奥鹏网院作业

“同志”语义与中国共产党革命方略
郭忠华

(中山大学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广州 510275)

摘 要：概念语义是时代精神的凝结，可以通过分析一个时代的核心概念来透视该时代的精神状况。“同志”一语是20世纪中国政治概念家族中的核心成员，“同志”称呼是承载“同志政治”的概念基石，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家族的核心术语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革命和国家建设的基本方略。《青春之歌》中的“同志”语义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同志政治”革命方略，它以阶级区分、革命斗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等作为核心要素。“同志政治”是一种比“结义政治”更加先进和更加现代的革命方略。“同志”语义的分析表明，坚持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和同志称谓，是党组织保持先进理想和战斗精神的法宝。

关键词：同志关系； 同志政治； 亲疏关系

“同志”一语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术语之一。它在古汉语词汇库中就存在，于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发生现代语义转型，再经中国共产党的全面语义改造后而一度成为中国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之一。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和社会变迁，“同志”一语的使用频率迅速下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可以说，“同志”概念见证和参与了20世纪中国现代政治的嬗变过程，我们可以通过解析该概念来理解中国的现代政治变迁。

时下，有关“同志”的概念史研究并不多见，现有成果主要集中在对不同历史阶段“同志”语义的分析上。主要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同志”在古代汉语中的语义，如梳理其在《国语》《后汉书》等典籍中的含义；二是清末民初时期的“同志”语义，主要考察其在日本发生现代语义转型和引入中国的方式；三是中国共产党的“同志”语义，主要考察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同志”思想的继承和发展(1)章永乐：《四海之内皆兄弟：近代平等政治中“五伦”话语的突变》，《现代哲学》2015年第6期。；四是分析改革开放后“同志”语义转化为“同性恋者”的方式。(2)吴俊：《近代以来“同志”一词语义演变及其与英俄日语转换的研究》，《百色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现有研究成果尽管为理解该概念奠定了一定基础，但也存在较大的缺陷。比如，研究视角相对宏大，基本上都把“同志”的语义演化划分成上述四个阶段；结论高度趋同，总体上是把“同志”语义归结为“志趣相投—自由平等—共产主义—同性恋者”的顺序；研究视角较窄，许多研究满足于“同志”的语义解读，很少结合语义变化来理解后面的政治和历史。实际上，“同志”语义极为丰富和细腻，折射出复杂的政治内涵。基于这一研究现状和问题意识，本文拟以20世纪中国共产党地下斗争时期和改革开放后的“同志”语义作为分析对象，探讨中国共产党的“同志政治”革命方略和改革开放后国家建设方略的转型。

在研究材料方面，本文将以杨沫的《青春之歌》作为分析素材。《青春之歌》于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首次出版，属当代文学史上塑造革命知识分子形象的一部优秀长篇小说，至今已再版十余次，并被拍摄成同名电影和收录在中学语文课本中。这部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以之作为分析素材具有典型性。在素材的性质方面，文学作品虽不乏虚构的成分，但如梁启超所言：“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3)转引自苏文生：《晚清以降：西力冲击下的社会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61页。言下之意，小说虽不是“正史”，却隐含着丰富的时代信息和社会记忆，可以通过它来理解其所处之时代。

一、革命战争时期“同志”概念的核心语义
《青春之歌》以林道静作为主人公，描述了她如何从一名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中国共产党，最后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过程。小说生动地展现了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期间学生革命运动的历史风貌。其突出的核心价值是：知识分子只有将个人前途与民族、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才能真正找到人生的意义和拥有可歌可泣的青春。小说按时间线索分上下两部：第一部分讲述了林道静历尽挫折的个人经历及其在革命熏陶下的思想进步；第二部分则讲述了她在不同场合的历练，直至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同志”是承载全书思想的核心概念，使用频次总计达233次。其中不乏有关“同志”语义的细腻描述，传递出丰富的信息。本文将以其中的若干重要情节作为分析素材，探讨基于该概念所形成的“同志政治”。

其一，“同志”概念是区分“敌—我”的标准和标识“自己人”身份的范畴，它明确了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领导者。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经验，“敌—我”区分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只有团结了真正的朋友，才能打击真正的敌人。(4)《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页。在《青春之歌》中，伴随着林道静不断融入革命洪流，“敌—我”区分也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同志”概念则是实现这一区分的基本标准。小说第一部第22章有关卢嘉川在狱中从事革命斗争的情节表明了“同志”概念的这一功能。卢嘉川是最先引导林道静走上革命道路的中共党员，他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敌人开始试图引诱他投降，诱降不成便企图处死他和其他积极分子。在这一危急关头，找到自己人以便将敌人的行动计划传递给上级党组织就极为重要。由于卢嘉川被关押在单独的牢房里，无法与其他人直接联系，他也不确定周围牢房是否关着自己人。在这种情况下，他艰难地将身体挪到一面墙下，用手指在墙壁上发出“嗒嗒”的信号。在没有听到来自隔壁的回应后，挪到第二面墙下发出同样信号，同样没有得到回应。于是，又挪到第三面墙下(最后一面墙)。终于，“在这面墙壁的另一边，传过来使他惊喜若狂的敲击声。准确的同志的声音叫他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就在他狂喜的一霎间，他却又昏了过去”，醒过来后，“听听囚房内外都寂静无声，便和墙壁那边的同志用手指开始了无线电式的谈话”。(5)杨沫：《青春之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78页。

请注意此处的“同志”概念语义：首先，其发生的背景是“敌人”环境。一旦敌人在场，寻找自己同志的行动便必须停止。“听听囚房内外都寂静无声”代表了卢嘉川对于敌情的判断。这意味着，“敌人—同志”是根本对立的范畴。其次，“同志”是能够出生入死的“自己人”。在地下斗争的环境中，通常只有共产党员才能被称作“同志”。卢嘉川一共敲击了三面墙，按理每面墙至少对应了一名“囚犯”。但由于前两个囚室里的人都不是共产党员，他们无法理解卢嘉川信号的含义，只有囚禁在第三面墙后面的囚犯(共产党员李亮)才能理解，并与卢嘉川展开“无线电式的谈话”。

“同志”即“党员”和“自己人”，这一点在小说其他地方也有明显体现。例如，在林道静入党之前，卢嘉川、江华等党员主要称其为“小林”或“道静”。只有在正式入党之后，他们才将其称作“同志”，并且经常与“自己人”和“我们”联系在一起。“同志”这一标志性称呼在地下斗争中通常具有极大的暗示性。在地下斗争中，当有一方的身份难以确定时，如果有某些内部线索将其称作“同志”，便可以放心地将其看作“自己人”，对其投以信任和帮助。例如，在《野火春风斗古城》这一同样反映中共地下斗争的小说里，当政委王晓冬被战友老梁带到女主人金环那里，并且要他晚上住在那里时，他起初充满了怀疑，但老梁的一句话打消了他的顾虑：“都是自己的同志，没说的，你早些安歇吧，我走了。”躺下后，王晓冬回想起老梁那句“都是自己的同志”，便肯定了女主人的党员身份，将其纳入“自己人”的范畴，并感叹道：“‘同志’是多么亲切的称呼啊!靠近敌区遇到同志身份的人，说明党对他已经做了妥贴的安排。”(6)参见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一章。

其二，“同志”概念是区分群众与共产党员的标准，群众可以被称作“先生”，但只有少数先进分子才可被称作“同志”。这一区分使革命的领导者和支持者变得明确。

《青春之歌》第八至十五章描写了林道静在地主宋贵堂家从事革命斗争的情形。当林道静由于在定县东关外小学的革命活动而暴露身份后，上级党组织安排她到地主宋贵堂家去做家庭教师，目的是让她以宋家为根据地开展地下斗争。在这一重要情节中，有三处“同志”称呼的使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的关系：一是在林道静去宋家的路上，化身为江华“姑母”的上级党组织的同志安排了一名“先生”带她去地主家。小说是这样描写的：

道静果然在走过十几里的半路上碰见了一位穿着绸大褂的“先生”，(姑母管他叫“先生”，道静心里明白，可能是同志。)道静见了“先生”，姑母就要向回走了。(7)杨沫：《青春之歌》，第265页。

二是当林道静在宋家结识地下党员许满屯后，小说这样描写道：

这下好了，他是同志，姑母把他介绍给她，在这陌生的可怕的环境中，有了自己的同志，这是多么可喜的事！(8)杨沫：《青春之歌》，第283页。

三是当林道静等人在宋家的身份已经暴露，必须迅速撤离时，小说是这样描写撤离情形的：

后半夜了，道静和许满屯、郑德富三人终于来到了王先生的家里。这是一个怪不错的富裕中农的家庭。不过王先生的一家，从祖父到他的孩子都是热爱共产党的可靠群众。在后院一间还点着灯的小屋里，道静大出意外地看见了江华和她亲爱的姑母，另外还有两个她不认识的人。道静心里想，他们大概都是同志。(9)杨沫：《青春之歌》，第318页。

作者在这里对“群众”“先生”“同志”做了细腻的区分。“群众”指普通社会个体，“先生”则指群众中社会地位较高者，但不具有政治方面的含义。那位穿绸大褂的“先生”表面身份是县里的“督学”，实际上却是一名地下党员。姑母和林道静尽管知道他是“同志”，但由于需要他带林道静去地主家，为了不引起地主的怀疑，她们只能以“先生”而非“同志”相称。与之类似，第三处引文中提到的那位“王先生”，他不是共产党员，阶级属性上也属于“富裕中农”。但由于其家庭从祖父到孩子都“热爱共产党”，取得了党组织的信任，因而被林道静等人称作“先生”和“可靠群众”。同时，这里还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对比：与江华及其“姑母”在一起的两个人，林道静尽管不认识他们，但由于他们与江华、姑母等党员在一起讨论事情，从而被林道静理所当然地看作“同志”。当然，并非群众就一定不能被称作“同志”，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偶尔也可以被称作“同志”。

小说第二部第三章描写了江华带领20多个农民与定县保卫团展开战斗的情况。在这一情节中，作者数次将这些农民称作“农民同志”。这种情况表明，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被称作“同志”，因为他们已经与共产党在一起并肩战斗。不过在革命战争年代，将群众称作“同志”的情况并不普遍，“群众”大部分时候还是被称作“先生”“兄弟”“姐妹”“同胞”等反映传统伦理关系的称呼。

其三，“同志”概念以“无产阶级”而非传统伦理关系作为社会基础，具有崇高的政治理想，能否成为无产阶级的成员主要取决于思想上的先进程度。

前文已经明确，“同志”称呼是共产党员的身份标志。“同志”的这一政治定位必然要求其与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保持一致。《青春之歌》中有数个情节展现了“同志”的阶级属性。小说开篇数章描述了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父亲林伯唐是前清举人，民国时期曾是显赫一时的“社会名流”。林伯唐在收地租时看到年轻貌美的租户女儿秀妮，便将其占为己有，并生下了林道静。后来，林伯唐妻子徐凤英将秀妮赶出家门，使她在绝望中投河自尽。林伯唐没落后，林道静的生活历尽波折，几乎沦为伪警察局长胡梦安的玩物。小说的这一交代表明，林道静并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出身。这为后来描写林道静的思想转变埋下了伏笔。有两个情节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林道静的思想转变：一是与余永泽的婚姻关系；二是与卢嘉川等共产党员的交往。

余永泽是林道静逃离林伯唐、徐凤英家庭后最先遇到的知识分子，与林道静曾有过一段感情往事。当林道静逃离自己家庭来到位于北戴河的杨庄小学时，仅仅是为了逃离继母徐凤英的逼婚，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追求。当她逃到杨庄小学后，差一点被校长余敬唐(余永泽堂兄)卖给当地的鲍县长做姨太太。正在北大读书的余永泽将其救出苦海。林道静被余永泽的才情和风度所吸引，两人迅速坠入爱河，林道静来到北京与余永泽汇合，两人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短暂而甜蜜的时光。但随着林道静接触到卢嘉川、江华、徐辉等共产党员后，她慢慢发现，余永泽实际上只是一个满足于谋得一份体面工作和过上小资产阶级生活的人，缺乏远大的理想，有时还表现得非常自私。由于林道静在政治上不断取得进步，两人的关系也变得越发紧张：林道静越是倾向于革命，余永泽就越是表现得反动。小说第一部第二十三章描写了这种不断扩大的阶级裂痕。有一回，卢嘉川由于敌人追捕而来到他们的住处暂避，当时只有林道静一个人在家。当林道静出去替卢嘉川送信后，余永泽回到住处，并迫使他离开，导致卢嘉川出门后就遭逮捕。此举使林道静彻底明白了自己与余永泽之间的隔阂：“这就是政治上分歧、不是走一条道路的‘伴侣’是没法生活在一起的。”(10)杨沫：《青春之歌》，第180-181页。从此以后，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并最终与余永泽分道扬镳。

第一部第十七章则描写了中共北大地下党组织对林道静“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态度。在卢嘉川、徐辉等共产党员的帮助下，林道静已取得明显的进步，不仅与具有浓厚小资产阶级意识的丈夫余永泽分道扬镳，而且还积极参加党组织发动的群众运动。但在是否要把她发展成为党员的问题上，北大地下党组织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在一次发展新党员的会议上，戴愉批评卢嘉川向林道静宣传革命道理的做法，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因为在他看来，林道静不仅是小资产阶级出身，而且是“反动大学生”的老婆。但卢嘉川认为，必须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不能犯“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其他阶级的先进分子也可以发展成为党员，并以戴愉和自身为例指出：“记住，戴愉同志，你和我也并不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呀！”(11)杨沫：《青春之歌》，第138-141页。卢嘉川的观点得到多数人赞同。林道静的例子表明，能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阶级出身固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标准，关键取决于思想和行动上是否与无产阶级的利益保持一致。

与无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是“同志”的精神境界，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小说第二部第十九章有关郑瑾与林道静的谈话上。林道静由于在北大的革命活动遭敌人逮捕，敌人将她与共产党员郑瑾等关押在一起。后者对她进行了系统的共产党员人生观教育，充分表明了“同志”的精神境界。以郑瑾的谈话为基础，可以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同志”以“集体主义”作为行动准则，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其次，“同志”具有坚定不移的革命斗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如郑瑾所言“不要以为被捕就是你生命的终点，就一定是死。不是的！共产主义者到任何地方——包括在监狱里都要做工作，也都可以工作的。我们要工作到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口气”。 最后，“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追求真理，为大多数人谋永福。如郑瑾说的“你要明白这些人，不是平常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者是共产主义者啊！一个人要是有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要是愿意为真理、为大多数人的幸福去斗争，甚至不怕牺牲自己生命的时候，那么，他一个人的生命立刻就会变成几十个、几百个，甚至全体人类的生命那样巨大”(12)杨沫：《青春之歌》，第353、354页。 。

二、“同志政治”的革命方略及其变迁
“同志”一词不仅具有非常复杂和细腻的语义，而且其语义发生过巨大转型。对于概念史研究而言，更重要的是超越对概念语义的理解而探索语义后面的历史。如刘禾所言：“新词语和新词语的建构是有关历史变迁的极好的喻说。”(13)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55页。如果历史与概念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关联，这意味着我们也可以通过分析概念建构或者语义转化来理解其背后的历史。投射到“同志”概念上，“同志”的语义变迁既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方略，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设的方略转型。就这一点而言，“同志”称呼不仅是中国现代政治转型的见证者，而且是重要的推动者。

通过对《青春之歌》中有关“同志”语义的梳理，可以发现基于该概念所形成的“同志政治”革命方略，可以概括为：第一，基于“阶级”而非“伦理”基础上的政治。所谓“同志”，就是以共同阶级理想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政治共同体。它彻底摆脱了父子、兄弟、朋友等传统伦理关系的羁绊，旨在建立一种使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充分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二，具有明显的斗争性。它对阶级敌人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对“自己人”则实行平等、友爱、互助等原则。第三，差序化的人际关系。根据与无产阶级利益的接近程度，可以将社会群体划分为“同志—群众—敌人”序列。“同志”是最先进的群体，是革命的领导者；群众是中间群体，蕴藏着丰富的力量源泉，“同志”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与群众打成一片，最大限度地获得群众的支持。相反，“敌人”则是“同志”的对立面，是革命必须消灭的群体。在中国革命的不同阶段，“敌人”群体的要素尽管有所变化，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始终是最主要的对象，因为“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它们二者”(14)《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3页。。

《青春之歌》展现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同志政治”的雏形。进入延安时期以后，随着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著作的广泛传播，“同志”成为革命队伍内部一种光荣而普遍的称呼。当时的延安流行着这样一首歌曲：“人们骄傲地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不分人种黑白棕黄红……”(15)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6页。“三大改造”完成后，阶级敌人业已被消灭，“同志”一语从党内走向社会，成为中国内地语言交际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泛尊称。“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敌—我”矛盾被再一次人为强化，“同志”的语义也相应发生改变。其时，它所表示的已不是一种泛尊称，而是再一次成为区分“敌—我”的标志。在这一阶段，“同志”称呼的使用变成一件需要格外小心的事情。如果将一个“黑五类”称作“同志”，很可能招来大祸。(16)陈松岑：《礼貌用语初探》，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35页。一个人是否被称作“同志”也成为判断是敌是友的标志。在“同志”内部，曾经蕴含的平等、信任、互助和充满理想的氛围也就逐渐消退。由于个人崇拜和无差别的平均主义，社会成员的利益和思想差别被极大地抹杀。在这一阶段，“同志”称呼给人传递的主要是一种严肃、冷漠、距离和公事公办的语义。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的来临，更加反映个人价值倾向、行业属性和人际温情的称呼开始迅速取代“同志”的话语，社会空间急剧拓展。

在革命战争年代，“同志”称呼“比一切尊称都光荣”，但那时“同志”相对的主要是“敌人”等他者群体。被称作“同志”意味着被接纳为“自己人”，意味着摒弃了传统的社会伦理，意味着进步和革命理想。在革命阵营内部，“同志”催生出一种“亲如手足”和“自己人”的情感，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同志”所标识的“敌—我”关系被强化到极致，所标识的“群—我”关系则被极大压缩。即使在“群—我”关系内部，“同志”原先负载的亲和情感也被掏空，甚至变成了一种被刻意使用的用来隐藏情感的手段，表示“拉开距离”和“公事公办”的意思。“同志”往往意味着正式场合的一般同事关系，而非社会场合中亲昵的朋友关系。蔡元培将“朋友”的内涵概括为三个方面：“朋友者，所以为人损痛苦而益欢乐者也”，“朋友者，能救吾之过失者也”，“朋友又能成人之善而济其患”。(17)蔡元培：《中国人的修养》，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98页。真正的“朋友”关系与功利性的想法水火不容，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有不少人试图建立虚假的朋友关系以达到某种功利性目的。

《青春之歌》中的“同志”语义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基于“同志政治”的革命方略。革命方略即革命的道路选择。在《〈共产党人〉发刊词》等文章中，毛泽东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方略，总结起来就是：以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组织为领导，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最终迈向共产主义社会。其中，“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1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6页。。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方略鲜明地反映在《青春之歌》的“同志”语义上。前文业已表明，在革命战争年代，“同志”是基于阶级基础上的“敌—我”区分和形成“自己人”范畴的标准，“同志”是共产党人的身份标志，内在具有平等、信任、互助、归属、理想的特征。“同志”的这些语义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对象和依靠对象，折射出基于“阶级”基础上的政治团结和政治理想。

中国共产党的“同志政治”方略以对传统“结义政治”的超越作为前提。在中共之前，国民党内部也曾使用“同志”一词。据部分学者考证，“同志”最初是经中国同盟会由日本引入的，在辛亥革命前后变得流行。(19)王枫、李树新：《“同志”称谓的历史嬗变及其语义特征》，《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但在中国共产党进行语义改造之前，“同志”中的“志”并不反映明确的意识形态。例如，辛亥革命前，恢宏的“保路同志会”“保路同志军”也曾冠以“同志”之名，但其所“同”之“志”主要是反对清政府出卖路权。一俟路权问题得到解决，“同志”也就土崩瓦解。1914年，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此后改组成为国民党，并引入“同志”之称。但国民党内部仍然通行着“兄弟”称呼，未曾放弃以传统伦理关系为基础的“结义政治”。对孙中山而言，理想的政党内部团结状态是“各党员相互情感之密接通洽，有如兄弟父子”(20)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44页。。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出于巩固自身地位的目的，蒋介石所采用的手法也不外乎“与各色实权分子结拜兄弟”和“广泛发展师生关系”两种。(21)章永乐：《四海之内皆兄弟：近代平等政治中“五伦”话语的突变》，《现代哲学》2015年第6期。蒋介石曾先后与李宗仁、张学良、冯玉祥等实权人物结拜兄弟。而据冯玉祥回忆，蒋介石不但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校长，而且还兼任了37所学校的校长。(22)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32页。显然，隐含于这些做法后面的是传统“兄弟”“朋友”“师生”和“父子”关系，并未真正形成基于“阶级”基础上的“同志政治”。这不仅导致国民党无法体现出更加高尚和纯粹的政治原则，而且导致其所建立的政治秩序与以往秩序无多大差别。在“兄弟”“师生”等修辞之后隐藏的实际上是暂时和脆弱的利益同盟，没有形成远大的理想和严格的纪律，从而与《青春之歌》所表征的“同志政治”差异甚迥。

基于“同志政治”的革命方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剥削阶级统治。经过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革命，“敌—我”区分中的敌人一端已消失殆尽，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也开始从政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伴随着国内阶级构成的疾速改变和均质性“人民”主体的形成，“同志”的使用范围开始从党内走向社会，变成一种普遍性尊称。对于一个刚刚摆脱数千年传统束缚的新国家来说，此时的“同志”代表了一种新气象和正能量，它营造出一种平等、民主与和谐的氛围，从而提高了人民对于新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本质上说，“同志”一词反映的是一种基于高度纪律性、理想性和集体性的概念。它与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并向共产主义目标迈进的国家建设方略相联系。

改革开放后，在市场化和利益多元化的社会条件下，“同志”一词日益被反映社会日常生活伦理的词汇所取代，“同志”的语义也发生一定的变化，“同志”称呼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也逐渐消退。这种情况与“文化大革命”期间“同志”概念的极端化使用不无关联。在这一时期，一方面，“同志”对于“敌—我”关系的过度张扬给人们心理造成负担，人际交流中能否使用“同志”称呼已成为需要仔细斟酌的事情；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同志”意识的刚性支配，社会生活领域变得泛政治化了，出现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等社会病态现象，社会温情荡然无存。不被称作“同志”固然是被看作敌对分子的体现，但被称作“同志”则导致无差别的平均主义和同质化。在此背景下，“同志”原先拥有的温情已然消失，剩下的只是严肃、冷漠与距离感。伴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建设方略的隆重登场，社会生活领域迅速拓展空间。在高歌前行的利益多元化和经济市场化的节奏中，“师傅”“老板”“先生”“女士”等更加适应社会新形势的称呼取代了“同志”称呼的使用空间(23)方传余：《“同志”一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1期。。与此同时，同志称呼与亲密情感之间的联系已渐行渐远。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政治话语的概念家族也相应发生改变。在“同志政治”阶段，“同志”称呼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等构成核心概念家族。在改革开放后，生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效率、市场经济等构成核心概念家族。在后一个概念家族的影响下，社会空间迅速增长，人们的思维变得多元化、世俗化和理性化。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同志”称呼不再是催生亲密情感的符号，“同志”称谓也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逐渐淡出。随着这种风气在社会中的蔓延，即使在党政机关内部，互称“同志”的传统也多被称呼“职务”的做法所取代。

余 论
“同志”称呼是承载“同志政治”的概念基石，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家族的核心术语之一，“同志”称呼的消退在某种程度上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在党政机关内部，称呼“职务”做法的流行甚至取代互称“同志”的传统，则对党内政治生活产生一定影响。在此背景下，重申和坚持党内“同志关系”至关重要，这对加强执政党的理想性和纪律性具有重要的意义。早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就明确指出：“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24)《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4日，第1版。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要求：“所有的党员都是平等的同志和战友。”(25)《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人民日报》1980年3月15日，第1版。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必须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26)《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为全面从严治党打下重要政治基础》，《人民日报》2016年6月30日，第1版。。2016年，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坚持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党内一律称同志”(27)《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人民日报》2016年11月3日，第5版。，对党内称呼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 在这个大背景下，各地积极响应，部分地方党政机关也发文要求同事之间必须互称“同志”，例如，2016年11月18日河南省新乡市政府发布《关于在公文运转和正式会议场合中进一步规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称呼的通知》，新乡市委书记舒庆表示，互称“同志”是回归党的优良传统，《人民日报》推出系列报道《不只是叫声“同志”这么简单》《叫声“同志”不简单》《让互称“同志”简单起来》，对这个做法加以肯定(28)参见《不只是叫声“同志”这么简单》，《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2日，第11版。。其实，新乡的做法之所以受到中央媒体的关注，反映了回归“同志”称呼并不仅仅是地方性的事情，而是反映了在全面从严治党大背景下尊重每个党员、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的要求。从“同志”一词的语义分析可以看出，坚持尊重每个党员、保持党内民主平等、加强党内监督的同志关系，以及反映这种关系的“同志”称谓，是党组织保持先进理想和战斗精神的法宝；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同志”称呼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体现，不能简单地用“同志”关系来取代普通的社会关系，在倡导“同志”关系和“同志”称谓的同时，还需要注意保持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平衡。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100)

(责任编辑 徐楷森 王浩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