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山西城乡货币体系变迁初探(1894—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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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山西城乡货币体系变迁初探(1894—1927)*
——以小额通货为中心
韩 祥

[摘 要] 1894—1927年间，山西城乡货币体系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演化周期，先后经历“银两—制钱”、“银两—私钱”、硬币型“银元—铜元”、纸币型“银元券—铜元券”等更替阶段。以甲午战后的全国性钱荒危机、1918年山西铜元厂成立与1923年山西省银行转为官营为时间节点，山西城乡主体小额通货出现制钱—私钱—铜元—铜元券的快速更替与加速贬值，钱荒危机与通货膨胀复杂交织，推动城乡原有的小额硬通货(制钱、私钱及铜元)大量流入政府金融部门，成为筹措饷需、维持财政的重要利源。期间，城乡市场的物价、工价、银钱比价也受到货币更替的巨大冲击，总体呈工价涨幅低于货币贬值幅度、货币贬值又低于物价涨幅的特点，这对乡村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近代山西城乡货币体系的变迁过程为考察我国城乡货币流通变动及其影响提供了重要案例。

[关键词] 近代山西；币制改革；城乡货币体系；小额通货；铜元券；乡村经济

明代中叶以降，中国的货币流通格局逐渐定型为“银钱并行”，银两与制钱均为主要货币，可以无限制使用，并形成以“银两—制钱”为核心的传统城乡货币体系(1)城乡货币体系，指在城乡各类货币流通中以主体大额通货与主体小额通货的折算关系为中心形成的折价体系。银钱比价、银元铜元比价是近代中国主导性的折价体系，城乡之间的市场贸易、税赋征缴、金融汇兑、民间借贷、灾荒赈济均以此为折价基础。折价体系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折价基准，一般由城乡最为通行的主体小额通货充当，但在主辅币制度真正建立后，折价基准变为本位主币。。在流通范围上，以“铜”为主的小额通货比“银”更为广泛，是通行底层社会的主体货币，城乡货币体系正是在小额通货广泛流通的基础上建立并运行的(2)小额通货，指专供小额交易使用的小面额货币，一般为贱金属铸币或小面额纸币，前者可称为小额硬通货。清末民国时期的小额硬通货并非辅币，主要包括官方制钱、民间私钱与各类铜元。。目前学界的中国近代货币史研究大多以“银”为中心进行制度性梳理与分析，对以“铜”为主的小额通货在清末民国时期的整体演变尚缺乏系统论述，尤其缺少对具有完整演化周期的区域小额通货的动态考察(3)相关研究多为对某类小额通货的结构性研究，很少探讨不同类别小额通货间的互动关系及其纵向演变,如彭泽益：《清代宝泉宝源局与铸钱工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5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9～204页；戴建兵：《中国近代币制的转折点——机制制钱研究》，《中国钱币》1993年第3期,第24～30页；何汉威：《从银贱钱荒到铜元泛滥：清末新货币的发行及其影响》，《“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第3分，1993年4月；梁辰：《铜元问题研究(1900—1935)》(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0年。。近代山西相对独立的城乡货币体系更替，为探索区域小额通货的纵向演化提供了难得的案例(4)目前学界对近代山西币制变迁的研究较为薄弱，且多集中于民国“晋钞”研究，如郝丽萍：《“晋钞”在山西的始末》，《晋阳学刊》1998年第3期，第90～93页；刘峰搏：《民国时期“晋钞”的发行及其影响》，《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1～5页。，故本文以小额通货的快速更替为主线，对近代山西城乡货币体系的运行、变迁及其影响进行探讨，时间范围从爆发全国性钱荒危机的甲午战争到晋钞大规模跨出省境流通的1927年，山西小额通货在该阶段内完成了由贱金属铸币向银行小额纸币演化的完整周期。

一 甲午之后全国性钱荒危机与山西城乡货币体系变动
中国的货币制度与货币流通，在清咸丰朝以后进入大变革时期，总体处于庞杂、紊乱的过渡状态。由于官方制钱铸造的长期停滞，华北地区一直存在或轻或重的“钱荒危机”，即小额通货始终处于短缺状态(5)咸丰朝后期及同治朝已有不少补救钱荒、归复制钱的奏请与讨论，至光绪朝讨论更为激烈，并开始进入“规复制钱”实践层面，且部分省份尝试机铸制钱，但效果不佳，庚子之前大多停铸(参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79～583页)。。特别是在甲午战后，由于国际铜价的上涨，加上日本侵华战争中的货币掠夺(6)参见郑友揆：《十九世纪后期银价、钱价的变动与我国物价及对外贸易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第1～27页；志村友吉编：《日清交战海陆军义勇献纳者名誉记录》，东京：苞光堂1895年版，第248页。，由此引发了全国性的钱荒危机(7)《掌江南道监察御史王鹏运奏为制钱日少产铜日稀请明喻天下开办矿物鼓铸银元事》(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下文所用档案均出自该处，不再一一标注)，录副奏折，档号：03-9531-077；《论近日制钱缺乏之甚》，《申报》，1896年1月2日，第1版；《论制钱缺少当先鼓铸铜钱为急务》，《申报》，1896年4月14日，第1版。。北方地区较南方更多行用制钱与钱票(8)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1937》，台北：“中研院”经济研究所1981年版，第29页。，制钱需求量巨大，故钱荒程度更严重，山西便是重灾区之一。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因制钱短缺、市场艰难，山西巡抚胡聘之曾向清政府奏陈钱荒困境：“晋省制钱久形缺乏，口外归化等处，凡零星用项，俱向钱铺拨兑，绝少现钱。近则省城制钱亦甚短缺，各钱铺不敢出票，以致市面不能流通，银价日行减落，若不设法维持，必至商民交困。”(9)《山西巡抚胡聘之奏陈设立官钱局及拟铸银元缘由事》(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35-1374-039。

早在甲午之前，湖北省已通过铸造大小银元来应对钱荒，甲午之后更多省份奏请开铸大小银元，以缓解钱荒危机(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晚清各省铸造银圆史料选辑》(上、下)，《历史档案》1997年第1、2期，第28～44、28～41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晚清各省铸造银元史料续编》(上、中、下)，《历史档案》2003年第3、4期、2004年第1期，第44～60、35～46、45～60页。。在此过程中，山西当局的态度较为谨慎。胡聘之并未奏请直接开铸银元，而是委托湖北代铸，先进行试用，“由司另筹银二万两，委解鄂省搭铸大小银元，俟运回后发交官钱局试用，如果通行无碍，再行筹款购机鼓铸，以期推广而利民用”。同时，胡亦奏请专设“官钱局”，搭收现钱、发行钱票，平抑钱价、融通市场：“设立官钱局，以平市价，而维圜法，第委员经理，易滋流弊，拟即由商务局酌提股本开设遇事官，为维持一切，均归商办……拟先由司库暂借银二万两，俾得凑足成本，并饬附近省城各厘卡搭解现钱交局，按照市价代为易银交库，庶来源不至匮竭，市面可冀流通，仍兼用钱票，以资周转。至银钱时估应由官钱局会同各钱行酌中定值，不准任意长落，以免奸侩居奇。”(11)《山西巡抚胡聘之奏陈设立官钱局及拟铸银元缘由事》(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35-1374-039。然而，在“制钱奇绌，各省皆然”的形势下(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晚清各省铸造银元史料续编》(上)，《历史档案》2003年第3期，第53页。，山西省的相关举措并未缓解自身钱荒，反而出现愈加严重的趋势。根据清末山西举人刘大鹏的日记，可考察该时期太原地区的城乡货币流通情况。

光绪二十年，太原地区的银钱流通已陷入困境，以致商民年关难过：“生意之家皆叹时世艰难，或银或钱，皆不能周行，而所放之账，概不能收。村庄农民无有一不穷困者，虽有粟农家而价钱太廉，亦不能使钱有余裕。今岁较去年远甚。”(13)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50、64、77页。至二十一年年底，银钱供应更为紧张，刘大鹏借商人之口道出：“吾乡一带银钱两缺，各行生意，率皆受困，不能周行。”(14)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50、64、77页。此后通货形势依旧严峻，二十二年十月“商贾乱嚷银钱甚缺，周行最艰，而生意亦寥寥无几”(15)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50、64、77页。，十一月山西巡抚奏设“官钱局”，但钱荒仍继续恶化，至二十三年十二月，太原府下辖的太谷县钱价大涨，“每两银换一千零数十文钱，较秋初减二百余文钱，较去腊减五百文左右，大不利于民。到处皇皇，皆苦银钱两缺”(16)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50、64、77页。。即在一年之内钱价由1500余文/两骤升为1000余文/两。可见，甲午战后的全国性钱荒在山西境内尤为严重，不但阻碍了货币流通的正常运转，更导致农产品价格低落，农民收入锐减，引发市场萧条。

同时，被山西当局寄予厚望的“大小银元”亦在试行中遭遇失败。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山西布政使广发告示，倡导城乡商民行使银元，以补充市场通货：“民间周行银元每元重七钱二分，以九五折成库平六钱八分四厘，分四样……刻下银钱缺乏，市廛不通，商民交困，周行银元以济其穷。”(17)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77、74、74页。但由于银元面值太大、不宜零用，很难获得商民认可，制钱仍是民间市场的折价基准，正如时任农工商总局大臣端方所论：“民间买物，自一二文至一二十文零星使用者居多，银圆至小亦值四五十文，行用亦属不便，东南各省银圆久已流通，而制钱之绌如出一辙。”(18)《督理农工商总局大臣端方等奏为请用机器铸造铜钱银元以维圜法事》(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录副奏折，档号：03-9534-064。至二十五年(1899年)，因官局派发的银元成色低劣，太原商民举行罢市，官府被迫回收银元，但由于制钱短缺，官府规定“每人每日只准持一元往换，每元又只准换一角现钱，合制钱七十五文，余皆给票”，故商民对银元更加疑虑，“人人危惧，以致贩运籴粜者裹足不前，百物翔贵”(19)《江西道监察御史熙麟奏为晋省商务局误国害民请派大臣严查事》(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初二日)，录副奏折，档号：03-9535-056。,这也成为朝臣弹劾山西巡抚胡聘之的理由之一。试行银元导致城乡贸易阻滞、物价上涨，此实非山西官方所预料，时任巡抚何枢也不得不承认“前经试行银圆，又以囿于风气，未能通行”(20)《护理山西巡抚何枢奏为山西省制钱缺乏拟暂开炉试铸以维圜法事》(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录副奏折，档号：03-9536-008。。

在上述形势下，城乡社会如何应对钱荒便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以往研究对此多有忽略，此处主要考察民间市场融通小额通货的能力。山西民间社会一般通过行用私钱、发行钱票、扩张短陌来维持钱荒中的货币流通，这在客观上改变了当地的传统货币体系。

咸丰朝以后，随着官方制钱的减铸及停铸，城乡市场对小额通货的庞大需求推动民间私销制钱、私铸小钱活动的进一步蔓延，故私钱成为填补制钱供给缺口的重要来源(21)参见郑起东：《晚清私铸及其社会经济影响》，《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161～168页。。清政府虽持续发布禁私命令，但收效甚微(22)如《给事中洪良品奏为请旨责成宝泉宝源二局发交制钱并严禁私钱事》(光绪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录副奏折，档号：03-9530-095；《翰林院侍读学士济澂奏请妥定制钱章程严禁私销私铸钱文事》(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录副奏折，档号：03-6684-018。。私钱的铜料主要来自官方制钱，利润丰厚，在市场的强大需求下，私钱的铸造与贩运成为沟通山西城乡货币流通的重要渠道。如光绪二十三年，刘大鹏发现近两年的本地通货中私钱比例骤升：“迨于去岁，不惟钱数之滥，更有奸商从外贩来小钱甚多，凡周行之钱，每百钱中有小钱二三十文。今岁更甚，小钱、大钱参半周行，百姓苦之。”(23)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77、74、74页。此时私钱已逐渐成为当地的主体小额通货。发行不完全兑现的钱票亦成为山西部分州县的融资举措，如在同期的保德县，新任县令因私钱泛滥而严厉巡查，并组织县内商家进行钱票联保，以二成兑现的钱票取代私钱流通，当地百姓曾刻碑记之：“钱制之设，由来久矣……自有不法之徒私铸鱼眼、沙壳，奸商贩卖搀杂使用，以致银数增长，物价腾贵，商路窒塞，人民扰累，遗害地方，莫此为甚……我甘公祖于去秋蒞任，深悉其情，除出示严禁外，委派廉捕及官人率领差役，复谕绅士、行头协同检查，五日一次。初犯一罚十，再犯一罚百，三犯送官惩办，务断根株。钱系□八十足数为定，通行凭票，恐有逼迫拥挤之虞，执票取钱，现付二成，□成凭票取给他家，立法之善可谓尽矣。”(24)《禁使小钱碑记》(光绪二十三年)，张正明等编著：《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续一)》，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页。

在上述情势下，农村行使制钱的短陌惯例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短陌程度越来越高。如太原县的短陌惯例由过去通行的“九五”钱(950文合1000文行使)，逐渐加陌为“九十”钱、“八八九”钱，至光绪二十三年已变为“八五六”钱，即每千文的短陌程度扩张了约100文(25)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77、74、74页。。其实，私钱盛行、钱票联保与短陌扩张均是在官方制钱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民间社会采取的自我融资举措：通过私钱与钱票增加货币市场的流通总量与流通速度，而短陌的比价形式则是维持官方制钱与民间私钱并存流通的关键条件(26)参见何平、林琳：《中国古代铜铸币流通领域“短陌”现象的起源及其性质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10～22页。。故私钱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禁不胜禁。

然而，在私钱与短陌不断发展之时，山西当局却故意将之掩盖。按道光十年(1830年)所定惯例，地方督抚须在年终向中央奏报境内的私铸与私钱情形，但甲午前后的三任山西巡抚每年竟上陈内容完全一样的奏折：“兹据各道府直隶州转据各厅州县查明，市廛日用均系官板制钱，尚无私铸及行使小钱情事，由藩、臬两司会详前来。臣谨循例附片陈明。”(27)《山西巡抚张煦奏报查明本省无私铸及行使小钱事》(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四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35-1374-005；《山西巡抚胡聘之奏报无私铸及行使小钱事》(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35-1374-018、04-01-35-1374-042、04-01-35-1375-012；《护理山西巡抚何枢奏报本省无私铸及行使小钱事》(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35-1376-003。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实际是对私钱泛滥的一种默认，既无力改变，也无法禁止。可见，甲午之后，民间私钱逐渐取代制钱成为主体小额通货，山西城乡货币体系亦逐步由传统的“银两—制钱”体系转变为“银两—私钱”体系。此时官方的制钱铸造与供应愈发难以维持，呈现加速瓦解的态势。

二 清末币制改革中山西城乡货币体系的相对封闭性
在试行银元失败、民间私钱盛行的情况下，呼吁重铸制钱的声音不断出现。在此，有必要对山西的铸钱史进行简要梳理(28)马超的《宝晋局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14年)曾对清代山西铸钱史进行梳理，不过其重点放在咸同时期的货币变动，且部分论述缺少核心档案的支撑。本文重点论述甲午之后山西制钱铸造的解体过程。。山西官方制钱主要由宝晋局铸造，但因成本高昂、亏折甚重，自咸丰六年(1856年)起便告停止(29)宝晋局自雍正七年(1729年)开设后，置炉6座铸造制钱，之后时增时减时停，至咸丰四年(1854年)开始变为铸造6成制钱、4成当十大钱，而普通制钱每枚的分量由一钱二分减为一钱。咸丰六年，因银贵钱贱，制钱、大钱合算成本亏折过巨，暂停铸钱[《山西巡抚王庆云奏为暂停宝晋局鼓铸铜钱请酌量试铸铁钱事》(咸丰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录副奏折，档号：03-9516-001]。，同治十二年(1873年)曾短暂减炉鼓铸，但次年四月又停铸(30)《山西巡抚鲍源深奏报委员调署太原府同知办理鼓铸钱文事》(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35-1372-023；《署理山西巡抚奎斌奏销宝晋局收支铜铅并供支回目土司过境等银两事》(光绪十年五月十二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35-0986-011。。光绪十年(1884年)，山西当局曾购少量洋铜，仅试铸一次；十三年又尝试采购洋铜铸钱，但因经费支绌，至二十五年仍未开铸(31)《山西巡抚刚毅呈宝晋局光绪十年初次试办洋铜五万斤价脚帮贴等项数目清单》(光绪十四年五月十六日)，录副奏折，档号：03-9530-027；《山西巡抚刚毅奏为晋省采办铜铅鼓铸钱文请免关税事》(光绪十三年十月初六日)，录副奏折，档号：03-6683-103；《护理山西巡抚何枢奏为山西省制钱缺乏拟暂开炉试铸以维圜法事》(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录副奏折，档号：03-9536-008。。可见，咸丰六年至光绪二十五年的40余年间，山西省的官方制钱铸造总体处于停滞状态。

由于钱荒严重，山西当局无奈选择重新铸钱。在宝晋局利用旧存铜铅先行开炉试铸的基础上，护理山西巡抚何枢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二月向清廷奏报了晋省重新铸钱的规划与困难：“钱无来源，日见短绌……欲图补救之方，自非鼓铸制钱，别无善策……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间遴派委员将宝晋局重加修葺，就旧有铜铅先开一炉试铸。本年正月增添一炉，铢两轻重拟以七分四厘为准，务使字画分明，轮廓圆好，而钱质不能过重，以防奸民私毁，钱身不能过薄，并防私铸伪充。约计两炉鼓铸，每月得钱二千串，为数虽属无多，两月以来访查市廛情形，业已流通无滞。惟此项旧存铜铅为数无多，仍饬各州县收买废铜，源源接济。”(32)《护理山西巡抚何枢奏为山西省制钱缺乏拟暂开炉试铸以维圜法事》(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录副奏折，档号：03-9536-008。可见，此时山西的制钱铸造已成强弩之末、无源之水，不但钱文减重、铸量极少，而且铜料无继，竟到了由州县收买废铜接济的地步。更为严重的是，此时山西的义和团运动已成燎原之势，山西当局已无财力、精力来恢复高昂的铸钱事业，故因“购铜维艰、工价太贵”，仅维持“每月出钱无多”的半停铸状态(33)《山西巡抚岑春煊奏请暂停鼓铸制钱及设立官银钱局事》(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九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35-1376-037。。

钱荒背景下爆发的华北旱灾、义和团运动与“庚子之变”交织在一起，极大地破坏了华北原有的城乡金融系统，各地出现罕见的“银钱两缺”现象。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5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随即对京畿地区展开大规模的货币掠夺，这使华北地区原有的钱荒危机更加严重(3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3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85页。。随着慈禧、光绪的仓惶西逃(35)慈禧西逃路线为：8月15日逃出北京，经怀来县，取道宣化进入山西大同，9月10日抵达太原，10月1日离开太原，后经平阳府、蒲州府、陕西潼关，于10月26日(九月初四日)到达西安(李文海、林敦奎、林克光编著：《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373～457页)。，清政府内部的财政资金流转也出现了重大变动，山西省在短时期内成为外省解部粮饷的聚集地。七月二十三日，慈禧一行连夜赶至直隶怀来县榆林堡，由军机大臣寄发“六百里谕令”：“慈舆暂行巡幸山西，随扈官兵为数众多，饷项一切深虞不继，所有河南应解京饷……山西本省应解京饷暨河东道部拨新饷均著迅解行在，以应急需。”(3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26册，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269～270页。二十六日，慈禧又谕令“各省关京饷及内务府经费并年例应行解部各款，著全数改解行在，以应急需”，同时令绥远城将军将“所有宁夏购办之粮著径行运至山西省城，俾资接济”(3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26册，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269～270页。。此后，四川、山东、河南、湖南、直隶、湖北、浙江、江苏等省先后遵旨筹拨饷银自5万至20万两不等，委派专员解晋(3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2册，第848、855页；第7册，第50、52、88、89、103、112页。。另有江苏漕粮及购米30万余石、湖北购米10万石起解入晋(3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7册，第90、105、128页。。

除临时筹措粮饷外，清政府亦对西逃途中的制钱需求作了安排。八月十七日，慈禧一行抵达太原，因山西制钱极为匮乏，遂谕令其他省份“速筹接济”(40)《著为晋省制钱缺乏速筹接济各节著李廷箫体察情形妥速办理等事谕旨》(光绪二十六年)，录副奏折，档号：03-7130-086。。不过，两宫驻跸太原的21天内，虽有大量外省饷银解入山西，但现有资料并无外省接济制钱的记录，仅有山西当局饬令“各州县收买废铜，接济宝晋局铸钱”的记载(41)《清德宗实录》卷四六九，光绪二十六年八月戊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版，第165页。。可见，此时山西的钱荒非但未能缓解，反而持续加重。闰八月八日，慈禧一行离开太原前往西安避险，数千衙役、民夫随行服侍，太原县预筹制钱“公设钱局于小店镇，预备扈从军兵以银易钱”(42)乔志强编：《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页。。随着慈禧銮驾奔赴陕西，山西失去了暂作“行在”、接收各省粮饷的优势地位，银钱两缺现象更加凸显。在此之前，因“比年钞荒尤甚”，广东率先于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开铸当十铜元(43)《署理两广总督德寿奏为广东省试造二等铜圆行销无滞事》(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录副奏折，档号：03-9536-027。。光绪二十七年年底，清政府谕令沿江、沿海省份仿铸，以应对“各省制钱缺少、不敷周转”的困局(4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27册，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275页。。此后，各省开始大规模开铸铜元，但山西省既未铸造，也未流通铜元，成为当时少有的铜元非流通区(45)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第917～922页。。光绪二十八年，恢复铸钱仅两年的宝晋局也由山西巡抚岑春煊奏准停铸：“晋省各属制钱日缺，银价日落，市面万分窘迫，各钱铺无法周转，皆难支持，有以一铺关闭害及多家者，有以现钱匮乏尽用拨纸者。以致兵丁之易饷、商货之懋迁、民间之完粮完厘，无一不受其累。前经护抚臣何枢奏开宝晋局，铸造制钱，无如购铜维艰，工价太贵，每月出钱无多，现已铜源告竭，已饬暂停。”(46)《山西巡抚岑春煊奏请暂停鼓铸制钱及设立官银钱局事》(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九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35-1376-037。

此后，相关史料再未出现宝晋局的铸钱记录，这标志着山西官方的制钱铸造与供给体系正式解体。在此形势下，制钱短缺迫使山西政府重拾设局发票的老路。岑春煊停铸制钱的同时，亦奏请设立“晋泰官银钱总局”，希图以发行银钱票来周转市面：“欲图维持补救，自非仿照湖北、陕西等省设立官钱局不可。拟先于省城设立晋泰官银钱总局，由司库借给该总局成本银二万两，拣派妥实商人经理。俟办有端绪，再行推及各属，并仿照湖北办法，由东洋刷印官局定制银、钱、银元等票纸，花纹务臻精美。准民间以票纸完纳丁粮、税课，俾利推行。”(47)《山西巡抚岑春煊奏请暂停鼓铸制钱及设立官银钱局事》(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九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35-1376-037。

园博会与城市发展、百姓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从园博会的规划设计、运营管理到会后利用不仅要体现地方文化特色、会后利用，更要贴近百姓生活，使市民和游客充分享受到绿色美好生活，才能充分发挥园博会的综合效益。

刘大鹏在庚子后不断记载“(都中)银钱紧迫太甚”“京城银钱紧逼”的通货紧缩状况(54)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54～155，128、144，160，164页。，早已在山西社会上演，而民间市场只能借助私钱来弥补小额通货之不足。不过，山西私钱泛滥的情况很快就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光绪三十二年七月，首席军机大臣奕劻责令山西省推广铜元，以取代私钱的流通：“山西、陕西等省，尚未通用铜币，而制钱又甚缺少，现在均系搀用私钱，圜法极为敝坏。应并请旨责成向未通用铜币省分，切实出示劝导，推广行用，铜币收发一律。”(55)《财政处户部会奏请将铸造铜元局厂酌量归并折》(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币制汇编》第2册，财政部钱币司1919年编印，第177页。

但清政府对铜元的倡导并未在山西起到效果，反而出现私钱益发泛滥的局面。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刘大鹏描述了太原地区货币流通的乱象：“吾乡一带，钱法大坏，每百制钱，小钱居其大半，银价遂高。每两银可易一千六百余文，大都由奸商从他处贩来，小钱掺于制钱中行使，致使钱法大坏耳。近因邑宰禁止小钱，倒闭出钱票之铺户一二日业经数家，大有碍于地面之周行，生意必然湿滞。闾阎之害，莫大于是。”(56)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54～155，128、144，160，164页。尽管小额通货异常匮乏，但山西商民对外省铜元仍持排斥态度，以致直隶官员不断禀请山西巡抚允准对晋贸易中行使铜元，但收效甚微(57)《批蔚州牧王继武西宁县令高承枢怀安县令傅世榕稟请咨晋抚转饬接壤之各府州属行用铜元文》(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九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6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页。。此种形势下，山西部分地区的私票发行又发展出新名目。如光绪二十八年岑春煊奏报的“以现钱匮乏尽用拨纸者”(58)《山西巡抚岑春煊奏请暂停鼓铸制钱及设立官银钱局事》(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九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35-1376-037。；又如三十三年晋祠周边出现的“快钱”，刘大鹏认为这是劣绅谋利的工具：“凡出钱票之家，有人凭票取钱，而该号于每千钱少付五六十文，谓之‘快钱’，乃不肖绅董尚为巧饰其词，致人民受困。”(59)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54～155，128、144，160，164页。尽管背负恶名，且风险很大，发行私票仍不失为民间市场有效之融资之举。

山西省财政在庚子后的十年间一直处于入不敷出、亏空浩繁的窘境之中，亏空规模常年达100万两以上，严重影响了各类政务支出及改革规划(60)《晋库支绌之一斑》，天津《大公报》，1908年8月11日，第6版；《山西财政亏空之巨》，《申报》，1910年5月9日，第6版。。其中，币制改革便深受其累，无法筹款设厂、铸发新币，民间银钱市场亦很难获得官方接济。如光绪二十八年岑春煊曾试图自行设局铸造银元，并延聘曾在浙江办理银元局的道员朱荣璪赴晋，却囿于财力未能施行(61)《山西巡抚岑春煊奏请自行设局铸造银元事》(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35-1376-038；辽宁省钱币学会主编：《中国银元通史》，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170页。。在货币融通方面，一些民间金融机构的作用反而更大，如山西“大德亨”商号曾于光绪三十四年运银3.6万两至天津，“兑换小银元，再行运回山西应用”，受到市场欢迎(62)《山西运银过保赴津》，《顺天时报》，1908年10月13日，第4版。。至于山西省的铜元铸造，更是一波三折。自光绪三十二年奕劻督饬山西推广铜元后，山西当局并无相关动作。而晋省商会“以直省行用铜元之后，银价加增、百货昂贵”为由强烈反对行使铜元，度支部对此进行了严厉斥责：“查各省行用铜元皆系遵照奏定章程，山西一省未便自为风气，应请查照奏章、统筹办法，并通饬地方官绅实力劝导，以维圜法而裨民用。”(63)《咨饬整顿晋省币政》，天津《大公报》，1907年11月3日，第3版。并要求山西“至直隶附铸”，运回铜元流通(64)《山西商会反对行使铜圆》，《申报》，1907年11月28日，第12版。。但由于推行标准化的铸币会侵犯传统银钱业的利益，故铜元在山西商民的抵制中依旧未能流通，省内私钱盛行，官府禁不胜禁(65)《整顿钱币》，天津《大公报》，1909年2月15日，第6版。。至宣统二年，铜元仍未流通，“山西均以制钱为本位……太原铜元不通用”(66)《山西金融志》，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4年编印，第166页。。

武昌起义后，太原爆发兵变，山西军政府于1911年10月29日成立。因当时的山西藩库、晋泰官钱局均遭抢掠，军政府为凑集军饷，开设了大汉银行，暂以发行军用票来维持局面(67)吴筹中、顾延培：《辛亥革命货币》，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然而，军用票信用不坚，商民不肯收用，至1912年1月山西官钱局重新设立、并收兑军用票后，市面金融才稍获安稳(68)《晋省筹办官钱局告示》，天津《大公报》，1912年1月19日，第10版；吴筹中、顾延培：《辛亥革命货币》，第23页。。兵变后的太原货币市场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商民死亡逃散，十室九空，虽有现银，无处换钱，米面亦无购处，经济困难达于极点”(69)《山西革命军见闻记》，天津《大公报》，1911年12月27日，第11版。。民间银钱行号亦遭受灭顶之灾，如山西当铺业：“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全国震动，当铺被焚被劫，掳掠一空，纷纷倒闭，幸免者寥寥无几。”(70)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8编，上海：华丰印刷铸字所1937年版，第86页。此后数年中，太原地区仍主要以私钱、私票来弥补市场小额通货之不足，金融风潮时常爆发(71)如1912年晋祠钱局倒闭、1913年太原县西南区商号私票受限事件、1914年赤桥村及邻村商号倒闭、1915年太谷倒闭商号甚多(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77、183、192、207页)。。

由上可见，在清末币制改革的大环境中，山西的货币流通却保持了相对的封闭性，未开铸银元与铜元，仍顽强维持着传统银钱货币体系(“银两—私钱”模式)。由于币制改革的滞后，山西政府未如外省一样获得巨额的铜元余利，但也未遭受他省“铜元危机”的波及。在民初山西省开铸铜元前，传统银钱货币体系依旧延续，并为阎锡山政府攫取铜元余利留下了巨大的财政扩张空间。

三 民初山西铜元的开铸与制钱的迅速消亡
进入民国后，山西铜元在较短时间内便完成了外省流入、自铸发行、替代制钱、贬值流失的更替过程，城乡货币体系也由“银两—私钱”体系逐渐转变为硬币型“银元—铜元”体系。需要指出的是，在山西铜元自铸发行前，私钱仍为主体小额通货，但相关史料大多沿用“制钱”来指代城乡市场的各类私钱，故后文涉及私钱时仍以“制钱”记之。

民国初年，山西流通铜元“尽赖他省之输入”(72)《山西太原铸铜元厂将成立》，《顺天时报》，1917年10月18日，第4版。。而且，外省铜元流入过程中，出现了收买山西制钱、运往外地镕化、改铸铜元、再输入山西的货币运销模式。其中，一战期间日本人私贩山西制钱出境成为最大漏卮(7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金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页。。随着制钱外流、铜元输入的持续累积，山西铜元价格呈下跌趋势，《中外经济周刊》曾载专文回顾民国初年山西的货币流通状况：“查晋垣洋价，在民国元年二年间，每大洋一元换制钱一千一百余文，其时铜元尚少，换铜元每元比制钱须短一二十文。嗣后外省铜元逐渐流入，本省制钱为奸商收买，运至鲁省，改铸铜元，仍以铜元运入本省，获利甚大。以是本省洋价逐年高涨，在民国四五年间，每大洋一元可换制钱一千四百文左右。”(74)《山西省垣洋价逐年高涨》，《中外经济周刊》第116号，1925年6月13日，第41页。

虽有外省铜元输入，但民初的山西仍是“全省以制钱为本位”(75)《晋省金融及商务之现状》，天津《大公报》，1915年1月7日，第9版。，乡村工程亦依靠制钱运转(76)张俊峰：《山西宗族碑刻资料选编》，《社会史研究》第6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65～266页。。1915年的《山西省货币交换调查报告》显示：有调查数据的101个县均流通制钱，其中以之为“通用”“大宗”者有90个；虽有60个县已流通铜元，但多为“间用”“次之”者，列于制钱之后；明确铜元流通量多于制钱者，仅有10县(77)国家图书馆分馆编：《清代民国财政预算档案史料汇编》第20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年版，第9725～9932页。。参见下表：

表1 1915年山西县域小额通货流通简表 (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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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可知，在所调查的101个县中制钱的通用率高达89%，以河东道、雁门道为高，冀宁道为低。流通铜元的60个县中，33个在河东道，仅4个在雁门道，且56个县可足值(当十文)流通(78)有4个县折扣流通铜元，即雁门道的大同县(折9文)、天镇县(折8-9文)、阳高县(折9文)，冀宁道的离石县(折9文)。。值得注意的是，河东道虽有97%的县流通铜元，但无一县超过制钱流通量，而冀宁道流通铜元县数虽少于河东道，但全省仅有的10个铜元流通量多于制钱的县却在此道，主要分布在晋东南的长治、晋城地区。可见，晋西南与晋东南地区是民初外省铜元输入的重点区域，这与当时“太谷以南与河南交界之地通用河南铜元”之说相吻合(79)《晋省金融及商务之现状》，天津《大公报》，1915年1月7日，第9版。。虽然山西在1915年有过半县数已流通铜元，但其中大多数仍以私钱化的“制钱”为主体小额通货，尤其各县商号发行的大量钱票均以制钱为准备金。制钱分布与流通的任何变动都会严重影响城乡金融的稳定。1916年，北洋政府与日本商谈《制钱借款合同》的消息传到山西后，立即引发了市面恐慌(80)《晋省各界反对制钱案》，《申报》，1916年10月11日，第6版。，刘大鹏对此曾有描述：“中央政府议定，收买制钱铸铜元，且与倭人伙办，官厅皆有公文。此风一播，市面莫不恐慌，谓各处制钱无多，不足周行，辅以钱票尚能流通，一买制钱，则钱票皆不敢出矣。现在周行钱行十分湿滞，商人大受窘困。”(81)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38页。而此时山西制钱的大量外流与铜元的不均衡输入，加剧了省内货币流通的割裂状态，山西财政厅曾发专文禁止各地排斥铜元、折扣铜元的行为(82)《山西财政厅长维持币制》，天津《大公报》，1917年4月19日，第6版。。不过，1917年后，上述状态被逐步打破，山西省开始进入阎锡山主导的币制改革时期，城乡货币体系出现重大变动。

辛亥革命后，阎锡山虽掌握了山西省实权，但因袁世凯牵制、内斗严重、财政困难等因素，其统治并不稳固。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7月北洋政府重新任命阎锡山为山西督军，1917年9月又任命其兼任省长(83)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一)，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97、242页。。由此，阎锡山完全独揽军政大权，开始全面经营山西的经济建设。民国初年山西省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常年赤字。参见下表：

表2 1913—1916年山西省地方财政收支简表(84)仇曾诒：《抗战以前的山西财政》，《山西文史资料》第3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2年编印，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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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巩固统治、应对财政缺口，阎锡山多方扩展财源。除增税加赋、劝募摊捐等常规手段外，极为重要的一项措施便是设置铜元厂，收买制钱、改铸铜元，攫取巨额的铜元余利。同时，这也是阎锡山阻止本省制钱外流、抵制外省铜元输入、缓解城乡钱荒的一项重大举措，并借此初步控制本省的货币市场。需要指出的是，山西官方在清末民国时期并未正式铸造银元，其银元供给主要来自直隶天津造币厂(85)《山西运银过保赴津》，《顺天时报》，1908年10月13日，第4版；《轻质铜元蔓延至山西》，《京报》，1922年10月20日，第6版；辽宁省钱币学会主编：《中国银元通史》，第170页。，故阎锡山政府选择通过铸造小额硬通货——铜元，来逐步控制山西金融。关于阎锡山设置铜元厂的时间，目前存在1916、1917、1918、1919年四种说法(86)“1916年”说，如王尊光、张青樾：《阎锡山对山西金融的控制与垄断》，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16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山西金融志》，第170页。“1917年”说，如南桂馨：《1920年以前阎锡山的“经济措施”》，《山西文史资料》第5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3年编印，第57页；胡俊良：《山西铜元小史》，《太原文史资料》第20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太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4年编印，第116页。“1918年”说，如董良臣：《山西铜元的调查报告》，孔祥毅主编：《民国山西金融史料》，第18页；《山西通志》第14卷冶金工业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86页。“1919年”说，如耿爱德著，蔡受白译：《中国货币论》第3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425页；《财政部钱币司章制汇编》，财政部钱币司1930年编印，第156页。。经笔者考证，以当时报纸记载、现存铜元实物及相关当事人证言来看，1918年应是设立“铜元厂”开铸铜元、同时设立“铜元局”行销铜元的时间(87)《山西造币厂行将成立》，天津《大公报》，1918年8月12日，第6版；《山西兵工厂调查——沿革·组织及能力》，天津《大公报》，1931年6月11日，第4版；何代水、周沁园编著：《百年铜元——中国近代机制币珍赏》，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215～217页；《中国铜元资料选编》，江苏省钱币研究会1989年编印，第558页。。现有研究以及时人多将山西铜元厂与铜元局混为一谈，其实二者是相互配套的一组机构，并在短期内经历了数次调整。1918年8月，阎锡山对位于太原小北门外的陆军修械所进行了扩建，在修械所内单独成立了“山西铜元厂”，从杭州购买整套的造币旧机器，委任修械所所长李陶庵兼任厂长，开始铸造山西铜元(88)《山西造币厂行将成立》，天津《大公报》，1918年8月12日，第6版；《山西兵工厂调查——沿革·组织及能力》，天津《大公报》，1931年6月11日，第4版；董良臣：《记“晋钞”与银号、钱庄行业的兴衰》，《太原文史资料》第1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太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年编印，第110～111页。。该厂职工除本地人外，还从杭州、南京、天津等地调来技工，生产当十文和当二十文两种铜元(89)何代水、周沁园编著：《百年铜元——中国近代机制币珍赏》，第215页。。其中，当十铜元重库平一钱八分，当二十铜元重库平三钱，配制成分均为紫铜95%、白铅5%，铜料则是收购的民间制钱以及外地紫铜(90)《财政部钱币司章制汇编》，第156页；《山西见闻录》，《京报》，1920年11月19日，第7版。。1920年3月，铜元厂与修械所合并为“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下设“铜元科”，管理铜元厂生产，至1925年“取消铜元厂及炼铜厂，停铸铜元”(91)《山西兵工厂调查——沿革·组织及能力》，天津《大公报》，1931年6月11日，第4版。。

设立铜元厂的同时，阎锡山又在太原龙王庙街成立了“山西铜元局”，局长为高步青，专职负责行销铜元厂所铸铜元(92)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大事记编辑组编：《山西金融大事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该局还肩负着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以铜元收买民间制钱，既为铜元铸造开拓铜源，又能坐收可观的铜元余利：“用三个制钱改制一枚十文铜元，发行后又顶十文制钱，除工本费外，获利三倍，铸制二十文铜元，获利更大。”(93)董良臣：《记“晋钞”与银号、钱庄行业的兴衰》，第111页。可见，铜元局是阎锡山攫取铜元余利的关键环节。在铜元厂停铸的次年(1926年)，该局亦被撤销(94)曲宪南：《阎锡山官僚资本企业简介》，《山西文史资料》第16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版，第109页。。

山西自铸发行的铜元具有多种形制，包括有“山西”铭记的“中华铜币”(1918年版)、无“山西”铭记的“中华铜币”(1919、1921年版)、“壹枚开国纪念币”(时间未明)等。其中，无“山西”铭记的“中华铜币”是铸行最多的主体铜元，分为当十文与当二十文两种式样，参见下图(95)何代水、周沁园编：《百年铜元——中国近代机制币珍赏》，第215～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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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当十铜元 山西当二十铜元

1919年2月，山西省颁布《划一币制暂行规则》五条，宣布废两改元，规定“凡山西境内商民交易，一律周行银圆、铜圆……此后放款借款均用银圆、铜圆，不得行使银两及制钱”(96)《茲规定晋省划一币制暂行规则公布之此令》，《来复》第46期，1919年2月23日，第3～4页。。此后，铜元的普及进程明显加速，“自阎省长统一币制之功令后，全省以银元、铜元为货币单位，更购机器，收买制钱，铸造铜元供周转，农民始少受商家之诈”(97)《山西币制之今昔》，《晨报》，1923年5月8日，第7版。。铜元迅速成长为与银元并行的重要小额通货。

据统计，自1918年开铸至1925年停产，山西省累计铸造当十铜元4.5161亿枚、当二十铜元0.2326亿枚，“净赢余二百余万元，陆续作为购枪炮等厂机器之用”，是阎锡山军事工业的重要资金来源(98)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38页；《山西兵工厂调查——沿革·组织及能力》，天津《大公报》，1931年6月11日，第4版。。值得注意的是，铸造如此数量的铜元需要庞大的铜料供应，若折算为制钱(3枚镕铸1枚当十铜元、5枚镕铸1枚当二十铜元)，约合制钱14.7亿枚，该数目甚至超过了当时北洋政府调查的山西制钱流通总量(99)1917年北洋政府将国内制钱的流通总量估算为约525亿枚，其中直隶、山西两省合计7.3383亿枚，这远少于文中折合的14.7亿枚，应存在漏计情况(《中国现存制钱之调查》，天津《大公报》，1917年2月26日，第6版)。。这从侧面反映出山西铜元铸造对制钱的吸附规模之大。

为最大限度攫取铜元余利，阎锡山“用政权定官价，强收民间制钱，把山西人民历代周使的制钱，强收净尽。民间废铜，亦被收尽”(100)孔祥毅主编：《民国山西金融史料》，第122页。。在政府强力推动铜元收兑制钱的情况下，铜元铸造量大增，1920年达140万吊(合当十铜元1.4亿枚)，且当二十铜元发行渐多(101)《各埠金融及商况：太原(庚申年市面概况)》，《银行周报》第5卷第10期，1921年3月22日，第18页。。至1923年，“全省县分，铜元普及，尽敷地方周转”，而山西城乡的巨量制钱却被“收括殆尽”，此时铜元已完全取代制钱成为主体小额通货，充斥于市面(102)《山西币制之今昔》，《晨报》，1923年5月8日，第7版；《晋省金融之现状》，《晨报》，1923年11月13日，第7版；《山西金融界之恐慌》，天津《益世报》，1923年11月13日，第6版。。虽然山西铜元较外省铜元“每枚得轻二厘、成分亦差”，初期不被外省通用，但随着铸量骤增、价格渐落，山西铜元亦被大量输往外省(103)《各埠金融及商况：太原(四月五日特别通信)》，《银行周报》第3卷第12期，1919年4月15日，第4页。。如1920年天津平市官钱局购买山西铜元840万枚，1921年财政部平市官钱局购买8000万枚“运往京、津、济南等处行用”(104)《大批铜元由晋运津》，天津《大公报》，1920年10月21日，第9版；《各地金融报告：山西省太原》，《中国银行星期报告》第36期，1921年11月，第9页。。不过，因各地造币厂滥铸劣质当二十铜元，许多省份在1922年前后禁运外省铜元入境(105)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辑，第759～766页；《轻质铜元蔓延至山西》，《京报》，1922年10月20日，第6版。，山西铜元在此种形势下对外输出明显减少，加速了省内铜元的贬值，“各县铜元遂行拥挤”(106)《山西滥发铜元券之影响》，《新闻报》，1923年11月16日，第13版。。

在上述过程中，山西省的铜元价格出现阶段性下跌：1918—1919年约为140-150枚/元，1920—1921年维持在170-180枚/元，1923年则超过200枚/元，在铜元券泛滥的助推下，至1924年年底更是跌落至290枚/元(107)《各埠金融及商况：太原(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信)》，《银行周报》第3卷第1期，1919年1月7日，第5页；《山西金融界前途之厄运》，《晨报》，1923年12月15日，第7版；《山西省垣洋价逐年高涨》，《中外经济周刊》第116号，1925年6月13日，第41页。。与此相对，银元价格上涨，紫铜价格亦涨，“铸造铜元渐渐赔累”，而收兑制钱运动到1923年已是强弩之末，“各县制钱收括殆尽”，即使有外地制钱收运，也“距离过远、运费太大，故融化制钱以铸造铜元，赔额亦巨”，由此山西铜元厂于该年年底暂停铸造(108)《山西停铸铜圆》，《京报》，1923年12月4日，第7版；《山西金融界前途之厄运》，《晨报》，1923年12月15日，第7版；《铜元停铸之原因》，《来复》第295期，1924年5月4日，第2页。。此后，铜元厂虽在1924年5月恢复铸币，并购买湖北紫铜补充铜料，但因铜元持续贬值、成本日昂，最终在1925年被裁撤，铜元完全停铸(109)《山西省又铸铜元》，《民国日报》，1924年5月16日，第6版；《晋省购铜铸币》，《晨报》，1924年9月18日，第7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辑，第750页；《山西兵工厂调查——沿革·组织及能力》，天津《大公报》，1931年6月11日，第4版。。关于山西省铜元余利骤减的详细情况，参见下表：

表3 1923年山西铜元铸造利润表(110)《山西停铸铜圆》，《京报》，1923年12月4日，第7版。注：(1)制钱1吊可炼紫铜量为“二斤四两”，因当时1斤为16两，故可炼紫铜量为2.25斤；(2)“售紫铜利润”为可炼紫铜量价值减去“制钱1吊价格”，即1.058-0.45=0.608，本还应减去“炼铜费”，但原文未载，故缺之；(3)“铸铜元利润”为可铸铜元价值减去“制钱1吊价格”与“铸造铜元工费(0.336元)”，即1.081-0.45-0.336=0.295；(4)“铸铜元较售紫铜之利润”为(3)减(2)之值，即0.295-0.608=-0.313；(5)表中数字除(2)(3)(4)为推算值外，其余均为原文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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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至1923年，山西铜元铸造已难以为继，购紫铜铸币赔累甚大，而以制钱改铸虽仍有余利，但各县制钱已所剩无几，且紫铜价涨，时人亦认为铸行铜元“反不如化售紫铜为宜”(111)《山西停铸铜圆》，《京报》，1923年12月4日，第7版。。故阎锡山最后无奈关厂、停铸，而其对铜元余利的追逐，则完全转移到铜元券上了。

综上可知，在1918—1923年间，山西城乡货币体系由“银两—私钱”体系迅速向硬币型“银元—铜元”体系过渡。如1921年前后，新绛县“银元通行代替银子成为主币，制钱也被淘汰，辅币成为新铸造的铜元了”(112)王宝山：《民国时期新绛县的钱庄》，《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8卷，《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9年编印，第193页。；1922年，太原“今则以大洋为本位，制钱几于绝迹”，而铜元及铜元券“充塞市廛”(113)《太原通信·山西金融之现况》，《申报》，1922年8月30日，第10版。；至1923年年底，山西各地商业“其制钱与实银之卖买，而为银元与铜元之卖买”(114)《山西金融界前途之厄运》，《晨报》，1923年12月15日，第7版。。此后，山西小额通货及城乡货币体系进入了急剧纸质化的更替阶段。

四 “划一币制”中的山西铜元券及其对铜元的替代
铜元厂与铜元局的开办为阎锡山控制山西金融迈出了重要一步，但因总体供给有限，短期内仍无法解决当时的通货紧缩问题。而铜元厂设立前的1918年3月，阎锡山在“山西用民政治实行大纲”中已明确提出“设铜元兑换所、设省银行、整理货币”的计划(115)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一)，第260、268页。。此后，阎多次召开整顿金融会议，明确筹设银行、发行纸币为重点，以补济城乡通货(116)《山西整顿金融之计画》，天津《大公报》，1918年5月12日，第7版。。可见，开铸铜元与筹设银行发行纸币是阎锡山统一币制、垄断金融的两个关键环节。

1919年1月，阎锡山电呈北洋政府：“山西省银行现已组织成立，代办全省金库。”(117)《山西省银行成立》，天津《大公报》，1919年1月12日，第3版。其实，山西省银行此时仍在筹建之中，由山西官钱局改组而成，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额定资本300万元，分为官股、私股两部分，实收官私股本117.785万元，其中官钱局“以其股本及公积金并入，约计四十余万元”(118)孔祥毅主编：《民国山西金融史料》，第136～139页；《各埠金融及商况：太原(八年元月九日通信)》，《银行周报》第3卷第3期，1919年1月21日，第6页。。因实收股本不足额定资本的四成，山西省银行属于“即行先开办”，8月1日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至10月1日才在山西财政厅正式注册(119)《山西省银行之过去与现在》，天津《大公报》，1928年3月24日，第3版；孔祥毅主编：《民国山西金融史料》，第134页。。而该行向财政部报请注册的过程颇为不顺，其银行章程被指“尚多欠妥”，如“承领兑换券及代发债券”非普通营业，“官厅委托经收款项”有违金库制度等。1920年11月，阎锡山将该行的《修正章程》重新上报，财政部才予注册并允颁执照。修正后的章程以“经营普通银行事业，调剂全省金融”为宗旨，主营存放款、汇兑、储蓄、买卖金银、折收期票汇票等业务，更重要的代理省金库与发行纸币业务则未写入，而后两者才是该行的践行重点(120)孔祥毅主编：《民国山西金融史料》，第131～140，197、169页。。1921年秋，阎锡山借北京中国银行挤兑风潮影响山西为由，将本属中行的“代理国库权”移交给了山西省银行，自此后者开始代理省金库，收支省财政(121)《太原通信·山西金融之现况》，《申报》，1922年8月30日，第10版。。至于发行纸币，该行在成立之初的1919年便已开展相关业务。

山西省银行成立后，阎锡山立即着手统一币制，推广银元与铜元，取缔市面各类私票，并发行银元券与铜元券。1919年2月，山西省政府不仅发布《划一币制暂行规则》五条，将银元、铜元作为官方指定的收付货币，取消了银两、制钱的官方货币地位(122)《茲规定晋省划一币制暂行规则公布之此令》，《来复》第46期，1919年2月23日，第3～4页。；同时还颁布了《取缔各县纸币规则》七条，严格限定市面私票的发行资格，要求“发行纸币至少必须有四成准备金”，且“不得过该号资本两倍半”“须有殷实商号两家作保”，并列有具体的违规处罚内容(123)《茲规定取缔各县纸币暂行规则公布之此令》，《来复》第46期，1919年2月23日，第2～3页。。由此，实力较弱的普通商号便丧失了发行私票的资格，这为山西省银行逐步控制货币发行权创造了条件。同年8月，阎锡山以发行铜元券稳定金融为名，向财政部币制局呈请由北京印刷局代山西省银行印刷铜元券300万吊，以为“取缔私立商号钱帖”作准备，而财政部以铜元券发行权归属平市官钱局为由将之驳回，但许诺优先在山西设立官钱局分局(124)孔祥毅主编：《民国山西金融史料》，第131～140，197、169页。。不过，平市官钱局太原分局始终未设立，山西省银行也未等财政部批准便自行发行纸币了，既包括铜元兑换券也包括银元兑换券，从而走上了“起初以发行铜元券，辅以银元券为敛财之道”(125)张正廷：《山西省银行片断回忆》，《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10卷，《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2000年编印，第73页。。自此，山西省银行拉开了铜元券向小额通货市场扩张的大幕。

9月初，阎锡山发布《各县发行铜元兑换券暂行规则》十二条，允准有条件的县银钱商号在商会审核下发行铜元券，并明确要求各县收回旧有私票，“除铜元兑换券外，概不准发行他项纸币，以昭划一”(126)《山西创行铜元兑换券》，《银行周报》第3卷第33期，1919年9月9日，第46页。。同时，为将作为铜元券发行基础的新铸铜元有秩序地运往各县，阎锡山同时颁布了《发领铜元规则》七条，规定按各县所需数目“先行发给二成……由县公署协同商会核收”，且“各县领去铜元应以制钱抵交”，并对运输铜元、制钱产生的“脚费”问题作了责任划分(127)《山西创行铜元兑换券》，《银行周报》第3卷第33期，1919年9月9日，第46页。。可见，阎锡山在统一币制过程中，实施了一套环环相扣、不断加速的货币改革：先设厂开铸铜元，再以铜元收兑各县制钱充作铜料，进而以铜元为基础发行铜元券，统一各县的纸币发行。这样，通过控制铜元的供给便直接影响了城乡货币市场的运行，从而形成以铜元为准备金、以铜元券为媒介的新型城乡货币流通网络。

然而，发行铜元券、禁止各县私票的政策在施行之初便遭到“商民群起反对”(128)《晋商反对铜元票之又一波》，《申报》，1919年9月22日，第7版。。1920年年初，刘大鹏亦批之为“官且与民争利”，致使“商人坐困，民受款项不敷之大影响”(129)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86页。。随后，阎锡山改变策略，转而勾结有实力的商号，许以共享发券利益，并默许钱商突破发券不得超过所领铜元额2.5倍的限制，“有发行五倍、十倍者，阎氏亦假作痴聋，不加问闻”(130)《山西滥发铜元券之影响》，《银行周报》第7卷第45期，1923年11月20日，第36页。。故在铜元券流通初期，不仅山西省银行大量发行，符合发券资格的民间商号亦大量发行。

作为可兑现的货币符号，铜元券在准备金不足的情况下大规模流入城乡市场，且未受到有效的市场监管，这将引发巨大的金融风险，并成为阎锡山进一步整顿金融市场的理由。至1922年，山西省银行的势力范围已遍及全省各县，其铜元券“洋溢乎市廛”，而有发券权的各类民间商号“往往滥发纸币，毫无限制，遇有赔累，即席卷潜逃”，致使城乡金融“顿呈纷扰之现象”(131)《太原通信·山西划一各县铜元钞币办法》，《申报》，1922年9月2日，第10版。。加之山西铜元因外省禁令输出受阻，日益拥挤于省内，不断跌价，“兑换券亦不甚乐为社会所用，因以倒闭者，日有所闻”，由此形成了非常严重的市场动荡，“一时市面钞票如毛，物价高涨”(132)《晋省金融之现状》，《晨报》，1923年11月13日，第7版；王尊光、张青樾：《阎锡山对山西金融的控制与垄断》，《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2卷，《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9年编印，第237页。。同年9月，阎锡山以整顿金融为名颁布《检查各县纸币及准备金规则》十二条，规定各商号要将发券量严格限制在“资本额两倍半”以内，必须收回“无商会戳记”“以多报少”的铜元券，并立即补齐四成铜元准备金的缺额部分，对违规商号轻者“酌予罚惩”、重者“勒令将纸币收销”(133)孔祥毅主编：《民国山西金融史料》，第170页。。后因各县执行不力，阎锡山又于1923年4月补订《检查纸币及准备金处罚规则》五条，进一步明确违规行为的处罚金额，加大惩戒力度(134)《山西新定维护金融办法》，《京报》，1923年4月11日，第7版。。5月，阎在训斥洪洞县商号兑现办法时，再次“布告人民，持票兑现，一律付给铜元，不得再用他项货币顶替，使人民受累”(135)《山西币制之今昔》，《晨报》，1923年5月8日，第7版。。此后，民间滥发铜元券的乱像才得到有效遏制，山西当局进一步收缩商号发券权，并将之集中于山西省银行。同年11月，阎锡山发布训令，将民间商号的发券额度由之前资本额的2.5倍缩减为1.5倍，超出部分“均须收销其溢数”(136)《山西金融界之恐慌》，天津《益世报》，1923年11月13日，第6版。。12月，山西当局重新制定《各商号发行铜元纸币规则》十条，再次收缩发券额为“不得超过资本额”，即1倍之内，并规定“资本额不足一千元者，不得发行纸币”(137)《山西修正纸币规则》，《京报》，1923年12月7日，第7版。。在此整顿期间，发券商号纷纷遭遇挤兑，大量倒闭，除经营亏空外，“余均因放款过多，现货不继所致”(138)《山西金融界前途之厄运》，《晨报》，1923年12月15日，第7版。。而山西省银行则迅速挤占民间商号的势力范围，“由省银行增发纸币，收兑私商所发的铜元券，兑回后，由省银行向原发票子的商号进行结算，收回现金”(139) 王尊光、张青樾：《阎锡山对山西金融的控制与垄断》，《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2卷，第236、233页。。据此，山西省银行逐步垄断了铜元券发行权，并于1924年进行内部改革，以应对业务的扩大，如延长营业时间、增设代兑处进行足额兑现、兑收市面破烂铜元券等(140)《山西省银行维持纸币信用》，《晨报》，1924年3月11日，第7版；《山西维持金融》，《晨报》，1924年11月23日，第7版。。值得注意的是，在山西铜元厂1923年暂停铸币、尤其是1925年彻底停铸后，市场上的铜元供应基本中断，而省行的铜元券则成为小额通货供应的主体。

与此同步，在阎锡山操纵下，1923年山西省银行以现金全部收买银行私股，清退商股，从而变为山西当局直接控制的公营银行(141)王尊光、张青樾：《阎锡山对山西金融的控制与垄断》，《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2卷，第236、233页。。至1927年，该行前后在省内外开设分行、办事处、寄庄等各类分支机构20余处，基本垄断了全省的金融市场，即使实力雄厚的中国银行山西支行“殆亦远难比拟”(142)《山西省银行之过去与现在》，《申报》，1928年3月4日，第3版。。

不过，统一发券权的山西省银行也未能保证铜元券价格的稳定，却有使之加速贬值的趋势。虽然阎锡山一再强调发券需有充足的准备金，但山西省银行及其分行的铜元准备金却漏洞甚大，致使铜元券始终处于过量发行的状态。曾在该行平遥分行任职的张正廷对此有过揭露：

这种铜元券到处发行，除太原外，尤以平遥和忻县两分行发行最多，当时我在平遥分行办理会计，后来并任会计股长五六年，知道单平遥分行的铜元券，就将近200万吊，当时省银行大获厚利，大都出在操纵钱市上面，至于准备金，无论铜元券、银元券，从帐面上看，是十足的，实际上四成保证准备，根本就没有；六成现金准备，也是时短时缺，最后几乎等于零。他的做法，除发行数与准备金数，帐面上总是相等外，另立了个暂借准备金的科目，把现金准备给借走了。这就为无限地滥发纸币开了绿灯，导致后来山西广大人民蒙受晋钞毛荒的灾难(143)张正廷：《山西省银行片断回忆》，《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10卷，第74页。。

由上可知，山西省银行通过“暂借准备金”将铜元、银元等准备金抽走转作他用，造成铜元券发行过量，而硬通货严重不足，引发铜元券的快速贬值。关于铜元(券)与银元的比价变动，参见下表：

表4 1912—1927年山西太原地区银元与铜元(券)比价简表(144)资料来源：“1912—1913、1915—1916、1920—1921、1923、1924年”数据引自《山西省垣洋价逐年高涨》，《中外经济周刊》第116号，1925年6月13日，第41页。“1918—1919年”数据引自《各埠金融及商况：太原(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信)》，《银行周报》第3卷第1期，1919年1月7日，第5页；《山西金融界前途之厄运》，《晨报》，1923年12月15日，第7版。“1922、1926年”数据引自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98、304、326、342页。“1925年”数据引自《太原人力车夫之生活》，《生活》第1卷第8期，1925年12月29日，第49页。注：表中数据为年度概数，由“文”(铜元1枚合10文)折算而来，其中1912—1925年数据均为银元与铜元比价，1926年为银元与铜元券比价，1927年二者兼有；1923、1927年数据为史料原文中的保守值，1925年数据为推算值。 (单位：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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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显示，1912—1916年间的铜元价格相对稳定，贬值约27%；1918—1925年间的铜元价格则出现大幅下滑，贬值约128%，尤其是1924年山西省银行扩充铜元券业务后出现了加速下跌的趋势(145)对于银铜比价为波动数值的年份，选取中数进行贬值率的计算，如1918年取值为145枚/元。。1924年当年的铜元价格即贬值35%，而铜元券在阎锡山出兵参加北伐战争的1926年更是暴跌76%。更为严重的是，铜元券逐渐无法足额兑现，与铜元价值日趋悬殊。至1927年，山西全省“无一处不有铜元票……每现银一元，换铜元不过三千有零，换铜元券乃至七千开外，且市面上硬货极形缺乏，铜元纸币竟有一枚、二枚、三枚、四枚、五枚、十枚、二十枚、三十枚、五十枚九种之多，此亦各省未有之现象”(146)《山西财政状况》，《银行月刊》第7卷第2期，1927年2月25日，第17～18页。。此时的铜元券已从1924年的足额兑现，跌落为等额铜元价值的43%，即“二枚”面额的铜元券已不能兑换出1枚铜元。贬值的铜元券将铜元驱逐出市面，成为市场的主体小额通货。下图为山西省银行发行的铜元券与银元券式样(147)袁水清编著：《中国货币史之最》，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5、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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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银行铜元券(十枚) 山西省银行银元券(十元)

同时，山西省银行银元券亦严重过量发行(148)《山西省银行添印钞票》，《晨报》，1925年7月29日，第8版；《山西省银行发行新角票》，《晨报》，1927年4月29日，第7版；《晋钞发行数目》，《中行月刊》第1卷第5期，1930年11月，第60页。银元券面额分为一角、二角、五角、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等8种，一元、十元者发行最多。，与铜元券一起推动了全省的通货膨胀。根据现有史料可知，1920年该行发行银元券仅30余万元(149)《各埠金融及商况：太原(庚申年市面概况)》，《银行周报》第5卷第10期，1921年3月22日，第18页。，1924年猛增至900多万元，1928年更达1300多万元(150)张邦彦：《阎锡山滥发晋钞情况》，《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1卷，《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编印，第154页。。通过发行银元券与铜元券“大量回笼民间银元”(151)董良臣：《记“晋钞”与银号、钱庄行业的兴衰》，第113页。，山西省银行攫取了巨额利益，1927年“全年盈余洋一百万零八千余元”，以致“其纸币之行使几遍全省各市邑，日常交易，率以该币为代替”(152)《山西省银行之过去与现在》，《申报》，1928年3月4日，第3版。。日益泛滥的纸币对山西城乡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正如刘大鹏所述：“人民生活程度日高一日，纸币横行，金融湿滞，市面大形困顿之象。”(153)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381页。由此可见，1924—1927年间山西省的城乡货币体系已由硬币型的“银元—铜元”体系，快速转变为纸币型的“银元券—铜元券”体系，这为中原大战前后的“晋钞毛荒”埋下了伏笔。

五 山西小额通货的快速更替与乡村经济变动
据前文可知，山西省的城乡货币体系在1918—1927年间完成了从硬通货到纸币的演化周期，主体小额通货发生了两次更替：先是铜元取代制钱(私钱为主)，再由铜元券取代铜元。在此过程中，山西城乡市场的物价、工资水平与银铜比价均发生深刻变化，这对主要流通小额通货的乡村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下面主要依据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的数据资料，以太原地区为例来简要分析民国山西小额通货更替与乡村经济之间的变动关系。虽然现有资料多为零散数据，不成序列，但仍可看出变动趋势，参见下表：

表5 1913—1927年间山西太原农村地区物价与工价简表(154)“粮价”数据整理自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77、210、234、243、250、256、258、288、293、296、300、303、305、308、329、342、352页；“肉价”数据整理自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10、250、293、294、329、361页；“工价”数据整理自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32、247、249、263、280、292、307、332、341、358、360页。注：1921年后太原地区行用新斗，2.5新斗折合1旧斗，为了比对方便，表中的粮价一律将新斗折合为旧斗(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88、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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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山西太原地区的粮价、肉价、工价在不同年份涨落不定，但总体上呈现显著的增长趋势(155)对于为波动数值的年份，选取中数进行涨幅的计算，如1913年的麦价取值为1300文/斗，下同。。其中，麦价1913—1917年间涨幅约为42%，1917—1926年间升至305%；面价1913—1917年间涨幅约为89%，1917—1926年间升至400%；肉价1915—1917年间涨幅约为13%，1917—1926年间则达433%。雇佣工价包括多种类型，如拣稻苗、插秧、拣谷、割麦、刈稻、割谷、采煤等，其报酬均为日薪，各工价间虽存在一定差异，但具有相对一致的变动趋势：1916—1917年的夏收工价涨幅约62%，1917—1926年间约为200%；1917—1926年间秋收工价的涨幅约为150%。从现有数据可知，1917年之前的物价与工价总体平稳，且工价涨幅与物价涨幅相对适应；但在1917—1926年间，物价与工价均出现大幅上涨，而工价的涨幅(150%—200%)明显小于物价的涨幅(305%—433%)，具体而言，1917—1922年间相对平稳，之后骤增，1926年的涨幅最大(156)1917—1922年间麦价涨幅为49%、面价为28%、肉价为33%；1922—1926年间麦价涨幅为173%、面价为291%、肉价为300%，1923—1926年间夏收工价涨幅为157%。；1927年的计价单位则出现重要变动，大多由“文”变为“银洋”。依据本文表4，1913—1927年间的物价、工价变化与银铜比价变动密切相关。1918年铜元开铸之前，银铜比价总体平稳，1912—1916年铜元贬值约27%；1918—1923年间，随着铜元大规模开铸及其成为主体小额通货，铜元价格跌幅增加(约38%)；1924—1927年间，由于山西省银行滥发铜元券，后者取代铜元成为主体小额通货的同时也导致铜元价格大跌，按券额计算贬值幅度达177%，1926年当年即贬值76%，不过此阶段的铜元券逐渐无法足额兑现，至1927年仅为等额铜元价值的43%。表5所展示的粮价、肉价、工价的阶段性上涨主要建立在银铜比价的变动基础之上，当铜元价格相对稳定时，物价与工价的变动也相对稳定，且三者的变动幅度差距不大；当铜元(券)加速贬值时，物价与工价也呈加速上涨之势，但工价涨幅低于货币贬值幅度，货币贬值又低于物价涨幅，乡村经济由此遭受沉重打击(157)因缺乏1917年的铜元价格，暂以1918年代之(145枚/元)，故1917—1926年间铜元贬值幅度约为306%，总体上低于物价的涨幅(305%-433%)。。

此外，1926年以后，物价、工价的计价单位主要变为银元(158)除表5“1927年”栏所示外，其他价格也多为银元，如牛、戏票、稻米等(参见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359、363、396页)。。这是因为铜元券充斥、贬值，商家收付之间亏赔不已(进货须按银元值付款，零售货物则收入铜元券)，故商家将计价单位由“文”改为“元或角”，以此减少损失。不过，即使货币单位标识为“银洋”，也主要指银元券，硬通货难觅踪迹，正如刘大鹏1927年1月所论：“商业莫不凋敝……市面周行概不见现款，只是纸币纷如，有银元票、铜元票，流行于市面而已。”(159)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350页。然而，现有研究时常忽视物价数据背后复杂的货币信息，这无疑会导致其结论产生较大误差。如任吉东依据《退想斋日记》研究近代太原地区粮价时认为：“由于制钱逐渐退出流通领域，1926年以后的粮价记录都以大洋为单位……本文采取以1926年的比价(即1元大洋兑换6000文钱)进行折合的方法来加以处理……在货币购买力下降的过程中，一般又是制钱钱价下降得更为厉害。”(160)任吉东：《近代太原地区的粮价动向与粮食市场——以〈退想斋日记〉为中心》，《中国农史》2003年第4期，第63～64页。实际上，制钱在1923年前即被收买殆尽、退出市场，1926年以后按银元计价是因为铜元券大幅贬值逼迫商家改变计价单位，而货币购买力的下降主要缘于铜元(券)的快速贬值。若以“1926年的比价”统一折合，则会遮蔽掉制钱、铜元、铜元券与银元及银元券之间的复杂货币信息，进而影响分析近代乡村经济变动的准确性。因此，系统考察区域小额通货及其货币体系变迁对近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六 结 语
1894—1927年间，山西城乡货币体系经历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演化周期，其中，小额硬通货持续短缺引发的“钱荒危机”是推动货币体系变迁的直接动力，而地方政府强力的货币金融改革则是加速小额通货由贱金属铸币向银行纸币更替的主要动力。在此过程中，山西城乡市场的主体小额通货出现了“制钱—私钱—铜元—铜元券”的阶段性更替，并广泛介入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由于主体小额通货是城乡货币体系的折价基准，故山西主体小额通货的阶段性更替导致城乡货币体系也出现了阶段性变迁：甲午之后，传统的“银两—制钱”体系逐渐转换为“银两—私钱”体系，并一直顽强维持至1918年；1918—1923年间，则迅速转化为硬币型“银元—铜元”体系；1924—1927年间，又快速转变为纸质型“银元券-铜元券”体系。上述阶段性变迁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互有交叉，每个阶段中均流通着多种小额通货，但只有一种充当着主体小额通货。

甲午之后，全国性的钱荒危机严重阻碍了山西传统银钱体系的正常运转，导致农产品价格低落、农民收入减少、城乡市场萧条，民间私钱逐渐取代官方制钱成为主体小额通货，而山西当局试行银元失败又加重了省内钱荒。庚子之后，随着宝晋局的彻底停铸，山西官方制钱铸造与供给体系正式解体。因商民抵制，清末山西未铸造也未流通铜元，市场中小额通货的供给主要来自民间私钱及私票。

进入民国后，以1918年山西铜元厂成立与1923年山西省银行转为官营为时间节点，山西小额通货在短时间内便完成了外省铜元流入、自铸发行铜元、铜元替代制钱(私钱为主)、铜元贬值流失、铜元券泛滥取代铜元的更替过程。期间，城乡原有的小额硬通货(制钱、私钱及铜元)大量流入政府金融部门，成为筹措饷需、维持财政的重要来源。在此过程中，山西城乡市场的物价、工价均受到货币体系更替的巨大冲击，总体上呈现工价涨幅低于货币贬值幅度、货币贬值又低于物价涨幅，故以行用小额通货为主的乡村社会遭受了严重的财富损失。可见，小额通货的更替以及货币体系的变迁是考察中国近代城乡社会剧烈转型的一个重要视角，而近代山西相对独立的城乡货币体系变迁为此类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案例分析。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Shanxi’s Urban and Rural Monetary System in Modern Times，1894-1927：Centering on the Small Currency
Han Xiang

Abstract：From 1894 to 1927，the urban and rural monetary system in Shanxi formed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evolution cycle，which successively went through the replacement stages of “silver-official copper”，“silver-private copper”，“silver coin-copper coin” and “silver coin securities-copper coin securities”.With the national copper shortage crisis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1894,the establishment of Shanxi Copper Coin factory in 1918 and the change of the Bank of Shanxi Province into a government-run bank as the time nodes, the rapid replacement and accelerated depreciation of official copper-private copper-copper coin-copper coin securities occurred to the principal small currency i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of Shanxi.Copper shortage crisis and inflation were intricately interweaved，which pushed the small hard currency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official copper，private copper and copper coin) to flow into the government financial sector，and helped the government fulfil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maintain the financial balance.During this period，the price，wage and exchange rates of silver and copper in the urban and rural markets were also greatly impacted by the currency replacement.Generally speaking，the increase rate of wage was lower than the depreciation rate of currency，and the rate of currency depreciation was lower than the rate of price rise，which dealt a heavy blow to the rural economy.The changing process of Shanxi’s urban and rural monetary system in modern times provides an important case for studying the change and influence of China’s urban and rural monetary circulation in modern times.

Keywords:Modern Shanxi；Currency Reform；Urban and Rural Monetary System；Small Currency；Copper Coin Securities;Rural Economy

[中图分类号] K25，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20)12-0053-17

*基金项目：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近代山西币制改革中的农村融资转型研究”(20180100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京津冀地区清代山西会馆与山西商人研究”(17YJC77004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近代华北小额通货与城乡货币体系变迁研究(1851—1937)”(19CZS042)。

收稿日期 2019-11-25

作者韩祥，历史学博士，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山西，太原，030006。

【责任编校 张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