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时代日本重阳节文化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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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时代日本重阳节文化的变迁
邱 丽 君

摘 要 在日本平安时代初期和中期，由中国传入的重阳节文化，在以嵯峨天皇为首的数位天皇的重视与努力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其主题内涵丰富多元，形式题材特色多样。平安时代形成的贵族宴会礼节为重阳宴的延续创造了大环境，神泉苑的建立为重阳节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载体，嵯峨天皇在重阳宴中增加的赋诗环节对传承重阳节文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纵观史乘，可以发现在重阳节众多习俗中唯有赋诗几乎贯穿了整个平安时代。赋诗环节使重阳活动的参与群体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由贵族化走向庶民化，从而开辟了重阳节文化延续的新途径。平安时代末期，虽然“摄政关白”大臣专权阻碍了重阳宴的发展，但后宫女眷们在重阳节赏菊、用菊棉擦身祈求延年益寿等行为，都是对重阳节庆祝活动内容的丰富和创新。

[关键词] 重阳节文化；日本；平安时代；重阳宴；“摄政关白”大臣

在日本古代节日中，专门用来祈祷健康长寿的九月九日重阳节，规模宏大，仪式隆重，在现代日本民间节俗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在唐朝时期重阳节就已经是固定的节日，而这一时期正是日本奈良和平安时代，日本天皇多次派遣大批遣唐使、僧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1)井上光贞等编：《东亚世界中的日本古代史讲座》(井上光贞等编：《東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日本古代史講座》)第6巻，东京：株式会社学生社1982年版，第204～226页。。由于深受中国盛唐文化影响，日本平安时代出现了文化繁荣景象，因此研究中国重阳节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应将重心放在平安时代。然而，总体来说，中国学者对日本平安时代重阳节文化发展的专门研究比较薄弱。大多数学者把关注点集中在中国重阳节的起源、重阳节文化的历史构建等，少数学者论及平安时代日本重阳节，但也仅限于重阳节整体研究中的部分概括性描述，或就重阳节文化的某一点进行探讨(2)刘晓峰：《东亚的时间岁时文化的比较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陈巍：《日本平安时期重阳诗宴的来源及其仪式》，《文化遗产》2014年第3期，第99～105页；郭建勋、邱燕：《日本平安初期汉文〈重阳节神泉苑赋秋可哀〉九首初探》，《国际汉学》2018年第4期，第138～144页。，没有将平安时代日本重阳节兴衰问题作专门研究。

重阳节如何在平安时代的日本传播和传承的？重阳宴又为何在平安时代初期和中期盛极一时后走向衰败？带着这些问题，本文试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探究重阳节文化在日本平安时代的发展及演变。

一 重阳节在日本的确立
中国重阳节源头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的“秋祭”民俗(3)参看张彦群：《中国重阳文化之历史建构新论》，《江汉论坛》2019年第10期，第109～113页；郭佳：《九月九日重阳节探源》，《文化遗产》2017年第5期，第116～122页。。《西京杂记》写道：“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4)葛洪集，成林、程章灿译注：《西京杂记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页。可见，早在东晋时期中国就已有在九月九日佩戴茱萸、食用蓬饵、畅饮菊花酒等习俗。《荆楚岁时记》记载：“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按杜公瞻云：九月九日宴会，未知起于何代，然自汉至宋未改。”(5)宗懔撰，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0页。这说明，中国在隋代就有在九月九日举办宴会的习俗。在唐代，九月九日重阳节被正式定为民间节日。716年，著名诗人王维在长安所作的《九月九忆山东兄弟》曾言：“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6)乐云、黄鸣主编：《唐诗鉴赏辞典》，武汉：崇文书局有限公司2016版，第87页。诗中所说的佳节指的正是九月九日重阳节，其中“佳节”“登高”“茱萸”等字样都表明九月九日在唐代已被定为重阳节，且有举家团聚、登高远眺、吃糕求吉祥、插茱萸辟邪等一系列活动。

日本史料中关于在九月九日举行宫廷活动的记录最早可追溯到《日本书纪》：“天武十四年(685年)九月九日，天武天皇在旧宫(安殿)的庭院举行了宴会。当天,天皇按照身份等级依次赏赐了皇太子、忍壁皇子等人布匹。”(7)④ 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书纪(下)》[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書紀(下)》〗，东京：株式会社岩波书店1965年版，第470、480页。这是日本历史上天皇首次举行九月九日宴会，天武天皇也成为日本历史上首位举行九月九日宴会的天皇。但是，在九月九日宴会后不久，天武天皇于九月二十四日开始病情加重(8)④ 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书纪(下)》[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書紀(下)》〗，东京：株式会社岩波书店1965年版，第470、480页。。据史料记载，天武天皇请大官大寺、川原寺、飞鸟寺的僧人诵经祈福，并为三寺院供奉稻谷(9)⑥⑦ 正宗敦夫編校注：《日本书纪训读》(正宗敦夫編校注：《日本書紀訓読》)，东京：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1932年版，第491、496、501页。。可这些举措并没有挽留住天武天皇的性命，最终在686年九月九日，天武天皇驾崩(10)⑥⑦ 正宗敦夫編校注：《日本书纪训读》(正宗敦夫編校注：《日本書紀訓読》)，东京：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1932年版，第491、496、501页。。天武天皇虽然首次在日本推出了九月九日宫廷宴会，但因其于次年九月九日驾崩，使得九月九日宫廷宴会在天武天皇执政期间仅举办了一次。687年，随后继位的持统天皇将九月九日定为国家忌日，并举行了隆重而庄严的国家忌日仪式，明文规定在国家忌日期间不允许举行节日宴会庆祝活动(11)⑥⑦ 正宗敦夫編校注：《日本书纪训读》(正宗敦夫編校注：《日本書紀訓読》)，东京：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1932年版，第491、496、501页。。此外，据《续日本书纪(三)》记载，孝谦天皇在天平宝字二年(758年)五日因圣武天皇忌日，禁止庆祝端午节，根据其中“与重阳节一样，端午节也长期停止”(12)青木和夫等校注：《续日本书纪(三)》[青木]和夫等校注：《続日本紀(三)》〗，东京：株式会社岩波书店1992年版，第251页。的记述可以得知，重阳节在孝谦天皇时期还未恢复。因此，可以推断在奈良时期仅举办过一次重阳宴。

在120年后，日本正处于平安时代，平城天皇执政期间再次举行了九月九日宫廷活动。据《日本后纪》记载，平城天皇在大同二年(807年)九月九日前往神泉苑观射(13)⑩ 森田悌译：《日本后纪(中)》[森田]悌译：《日本後紀(中)》〗，东京：株式会社讲谈社2006年版，第59页。。也就是说，平成天皇当天并未举办宴会，而是去了神泉苑观看箭术表演。从687年停止举办九月九日宴会到807年九月九日平城天皇在神泉苑观看箭术表演的120年间，史料中未出现关于九月九日举行宫廷活动的任何记载。时隔120年平成天皇为何再次举行九月九日宫廷活动?我们可以从《日本后纪》中找到答案。该书对九月九日平城天皇御驾亲临神泉苑观赏箭术表演作了详细记录。书中记载了平城天皇下旨的内容：“射礼表演(箭术表演)原是在正月举行，但正月(一月)有元旦、正月七日有白马、正月十六有踏歌等三大宴会活动，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宫廷礼仪活动，因此(一月)较为忙碌，把射箭表演放在九月举行，正值天气凉爽之时，是观看箭术表演的绝佳时机。九月九日原本就是举行菊花盛宴的日子，但因其也是光仁天皇的生母纪橡姬的忌月，故多年来一直没有举行宴会。日本自古就有不应轻视时令节会这一说法，因此在这里赐酒，对参加宴会的亲王以下文人以上的官员论级封赏，足以令大臣们愉悦而归。”(14)⑩ 森田悌译：《日本后纪(中)》[森田]悌译：《日本後紀(中)》，东京：株式会社讲谈社2006年版，第59页。根据平城天皇的这道圣旨，日本在天武天皇之后到平城天皇之前的120年间没有举行菊花宴，并非是因为遭到统治阶层的排斥，而是由于九月九日正值天武天皇忌日和光仁天皇生母纪橡姬的忌月，所以才禁止举行宴会。尽管当时九月九日宴会在宫中仅举行过一次，但从平城天皇的圣旨中可以看到其影响深远，因此120年以后平城天皇还要下旨提出恢复此宴。

809年，嵯峨天皇即位。嵯峨天皇崇尚大唐文化，在位的15年间大力推行“唐化”，模仿唐朝的礼仪、服饰、殿堂建筑风格等，先后共举行了10次重阳节仪式活动，其中举办过重阳宴6次，虽另有4次未举办宴会，但其中3次召集文人在神泉苑赋诗，1次延续了平城天皇在位期间组织观看箭术比赛的形式。

据《日本后纪》记载，弘仁二年(811年)九月九日，嵯峨天皇在前殿(紫宸殿)举行宴会，宴会期间命文人献诗，赏赐文人中位居五位(15)佚名著，王新禧译：《平家物语》第1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官阶在六位以上的官员，才被允许上清凉殿(天皇日常起居之所)，称为“殿上人”或“云上人”；三位以下六位以上的“殿上人”称为“大夫”，三位以上的“殿上人”称为“公卿”。以上的官员衾(寝具)，并赐予其他官居五位和六位以下的文人锦衣(16)③ 森田悌译：《日本后纪(中)》，第242、349页。。这是日本史料中记载的首次重阳宴会中的赋诗活动。此后，嵯峨天皇分别于弘仁五年(814年)(17)③ 森田悌译：《日本后纪(中)》，第242、349页。、弘仁八年(817年)、弘仁九年(818年)、弘仁十年(819年)、弘仁十一年(820年)、弘仁十三年(822年)(18)⑩ 森田悌译：《日本后纪(下)》[森田]悌译：《日本後紀(下)》〗，东京：株式会社讲谈社2007年版，第43、60、76、96、123,290、353、372页。的九月九日，前往神泉苑招待群臣，命文人作诗，并根据官职身份分别赏赐俸禄。

嵯峨天皇高度重视重阳节，不仅创下在位期间举行10次九月九日活动的记录，而且首次在活动中增加了赋诗环节。在此之前，天武天皇和平城天皇在九月九日仅举行了宴会，并没有安排赋诗，是嵯峨天皇在811年九月九日首次增加了赋诗环节，因此嵯峨天皇可以被称为日本重阳节赋诗习俗的开创者。增加赋诗环节使重阳节文化内容变得丰富多样。如果在重阳节当天适逢天皇圣体欠安或国丧等情况，即使不举办宴会，也可通过命题作诗形式进行庆祝，同样可达到弘扬并传承重阳节文化的目的。赋诗环节使得原先单一人群——贵族官员——中增加了“文章博士”(19)平安时代的一种官位，也指平安时代大学寮教授汉诗和历史的教员。“文章生”(20)平安时代设立的大学寮中学习中国汉诗或历史的学生。以及精通诗歌且在特定诗歌比赛中获胜的平民百姓，从而推动了九月九日宫廷活动参与群体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由贵族化走向庶民化，加速了重阳节文化实现日本本土化的进程。

虽然嵯峨天皇大力推动重阳节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但因701年制定的《大宝令》(21)古代日本的节日仪式是以《大宝令》的《杂令》中制定的朝廷节日仪式组成[古濑]奈津子：《遣唐使所见之中国》(古濑奈津子：《遣唐使の見た中国》)，东京：株式会社吉川弘文馆2003年版，第218页〗。中没有将九月九日定为节日，所以嵯峨天皇在第一次举办九月九日活动时也没有破除这成例。《令义解》“诸节日条”称：“正月一日、七日、十六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十一月是大赏的日子即节日，天皇赏赐参会群臣，并发表讲演。”(22)经济杂志社编：《国史大系》第12卷《令义解》(经济杂志社编：《国史大系》第12卷《令義解》)，东京：经济杂志社1900年版,第314页。《令义解》是淳和天皇在833年下令命文章博士菅原清公等撰写的有关《大宝令》的一部解说书。该书详细记录了当时的节日时间，但并未出现九月九日的相关记录。由此可见，816年以前，日本还没有将九月九日设为节日，只是在当天举办宴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816年。据《类聚国史》记载，弘仁七年(816年)将九月九日称之为“九月节”，这是日本第一次将九月九日确定为节日(23)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编：《类聚国史(三)》]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编：《類聚国史(三)》〗，东京：株式会社八木书店2002年版，第131页。 。《日本后纪》记载，天长五年(828年)九月十日，淳和天皇亲临神泉苑，命人赋重阳之诗，并根据赋诗之人身份的不同分别赐予俸禄。这是史料中首次出现“重阳”二字，并写明是“重阳之诗”。之前的文献只记录了“九月九日”，并未出现“重阳”二字。同样根据《日本后纪》记载，天长八年(831年)九月九日，根据重阳节宫廷习俗，淳和天皇来到紫宸殿，召见文人，命其作诗，按等级赏赐俸禄。在此处第一次出现了“重阳节”三个字。由此可知，日本在816年将九月九日称为“九月节”，831年已正式更名为“重阳节”。天长九年(832年)九月九日，淳和天皇来到紫宸殿，设宴招待官位在五位之下文人和五位以上官员，并按等级赏赐俸禄；翌日，举办了诗歌大会(24)⑩ 森田悌译：《日本后纪(下)》[森田]悌译：《日本後紀(下)》〗，东京：株式会社讲谈社2007年版，第43、60、76、96、123,290、353、372页。。尽管没有关于“重阳”这两个字的文献记录，但从日期来看，可以推断是重阳节诗歌大会。

此后，关于九月九日的记录多被注明为“重阳节”，其中命题赋诗环节被视为重阳节固定的仪式活动。据《续日本后纪(上)》记载,承和元年(834年)九月九日为重阳节，仁明天皇御驾亲临紫宸殿，设宴款待侍从以上官员，精通诗歌的诸司六位以上官员及“文章生”在天皇周围侍奉，且按照圣旨以“秋风之歌”为题作诗，在宴会结束后天皇赏赐俸禄。835年，在重阳节当天开始出现赏赐菊花酒的情况。据记载，承和二年(835年)九月九日，仁明天皇赏赐侍从以上官员菊花酒。当天，仁明天皇在紫宸殿命官职为六位以上的精通诗歌的官员和专门学习诗歌的大学生以“秋天到来”为题赋诗。承和五年(838年),仁明天皇虽因病中止了重阳节会，但对前来参拜的亲王和侍从以上官员不分等级地赏赐俸禄和菊花酒(25)森田悌译：《续日本后纪(上)》[森田]悌译：《続日本後紀(上)》〗，东京：株式会社讲谈社2010年版，第110、148～149、269页。。根据惯例，平安时代天皇会在大型宫廷节日活动上赏赐下属，因此838年九月九日这天虽未举行重阳宴，但天皇仍按照重大节日规格对下属进行赏赐。承和十四年(847年)九月九日重阳节，仁明天皇来到紫宸殿，按照惯例宴请官员，命题赋诗，赏赐俸禄(26)森田悌译：《续日本后纪(下)》，第254页。。从以上有关仁明天皇的记录中可以看到，仁明天皇时期重阳节庆活动不但延续了先朝留下的命题赋诗活动，还新增了赏赐菊花酒的环节，这一举措使日本重阳节文化内容更加丰富多样。

根据以上史料记载，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平安时代，日本天皇多次主张举办重阳节会、赋诗宴和其他重阳活动，最终使重阳节被确立为日本固定节日。嵯峨天皇个人对中国的崇拜以及对汉诗、韵律的喜爱，为九月九日从一般的宫廷活动发展为重阳节庆活动创造了条件。在重阳宴会中加入赋诗环节，不仅使重阳节在不适合举行宴会时得以通过命题赋诗形式进行，而且使参加重阳节日活动的人群由官位为五位以上官员扩展到一般的文人以及精通诗歌的平民百姓。随着重阳宴在平安时代日本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日本各个阶层群体逐渐认可重阳节，并自然而然地将中国重阳节文化吸收融入到自己的节日文化中，从而完善了日本的节日体系，填补了日本九月九民俗的空白。

二 平安时代重阳宴的兴衰及其原因
重阳节文化传承至平安时代中期，官方正式的庆祝活动以重阳宴形式为主。重阳宴在平安时代初期和中期得到快速发展，但在平安时代末转向了衰落。

第一，在平安时代，日本贵族最重要的一项事务，就是参加每年举行的各种宫廷仪式活动和宫廷宴会，并严格按照仪式要求完成所规定的程序。在嵯峨天皇、淳和天皇、仁明天皇执政时期，宫廷对宴会格外重视，并于821年正式出台了《内里式》(27)嵯峨天皇命人编写的日本古代用来规定礼仪礼节的书。内外书籍株式会社编：《群书类从》(内外书籍株式会社编：《群書類従》)新校第4卷，东京：内外书籍1931年版，第251～273页。，对节日宴会仪式的出席顺序、内容、礼仪、规范等作了详细规定。在每个重大节日或仪式之日，天皇都会召集群臣赐宴：元月一日元旦、正月七日白马、正月十六日踏歌、三月三日上巳、五月五日端午节、七月七日相扑、九月九日重阳节、十一月丰明等，以及大尝祭(立皇后、立太子、任命大臣)等节日或仪式之日，都要举行宴会，天皇一般在丰乐殿或紫宸殿宴请大臣。节日和仪式之日中的庆祝活动分为三类：大仪、中仪、小仪。即位和朝贺等属于大仪，群臣必须穿礼服。中仪指刀祢以上(六位以上官位)官员参加白马、端午、丰明等节日。元旦、踏歌等属于小仪，大夫以上(官阶在五位以上)官员才能出席,并要求一律穿袍。九月九日重阳节属于小仪(28)山口明穗、铃木日出男编：《王朝文化辞典：从万叶到江户(一)》(山口明穗、铃木日出男编：《王朝文化辞典：万葉から江戸までー》)，东京：株式会社朝仓书店2008年版，第296页。。

公卿贵族每年都需要参加不计其数的朝廷仪式活动，并必须准确无误地完成仪式活动所规定的内容。特别是正月，仪式活动每天应接不暇，每个仪式的规矩都不尽相同，如果混淆了这些规矩，就会遭到其他官员的讥讽、嘲笑。因此，对于当时的公卿贵族来说，学习宫廷宴会礼仪规范，牢记仪式程序步骤，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当然，除了宫廷宴会，还有各种形式的公卿府邸仪式活动。贵族们经常受邀参加摄政大臣、公卿举行的仪式活动，其中有命题赋诗环节。在这种场合，如果作的汉诗与和歌不合时宜，同样会被嘲笑。可以说，平安时代贵族的日常生活都围绕着宴会、仪式而展开。宴会仪式活动并非都是墨守成规、毫无趣味的，宴会中众大臣围绕着天皇饮酒赋诗，弹琴跳舞。宴会结束时，天皇还会赏赐众大臣俸禄以示恩宠，因此宴会也成为贵族们展示自我和邀功请赏的重要舞台(29)古川清行：《平安京的贵族与文化》(古川清行：《平安京の貴族と文化》)，东京：株式会社小峰书店1998年版，第37页。。这些因素都使平安时代日本贵族对宴会仪式活动无比重视，参加各种宴会仪式活动已经成为天皇、贵族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内容。因此，在登高、插茱萸等众多中国重阳习俗中，日本贵族唯独青睐重阳宴。

第二，神泉苑的建立为重阳宴等各种宴会的举办提供了最佳场所。神泉苑建于794年前后，是恒武天皇建都时在平安京禁苑内建造的供天皇娱乐、游玩的场所。神泉苑位于日本京都市中京区御池通神泉苑町，是东寺附属的一寺院。它是大内(指宫城。以天皇居所“内里”为中心，配置有朝堂院及各官厅)的一部分，被左京的二条、三条、大宫、壬生各条大路包围，占据了八町。神泉苑的中心有大型水池，名为神泉，神泉苑因此而得名。水池里筑有中心岛，水池的进水口在东北角。全苑有一条南北轴线，水池北轴线上建有乾临阁，两侧建有东阁、西阁，临水建有钓殿，且乾临阁、东西阁和钓殿间由曲廊相连。除宏伟壮观的各类建筑外，神泉苑还有小川、细流、丛林等自然景观，林中有国外进贡的珍兽，不仅适合天皇、贵族纳凉、游舟、狩猎、游玩，而且是举行宫廷宴会的绝佳场所(30)② 山口明穗、铃木日出男编：《王朝文化辞典：从万叶到江户(一)》，第277页。，重阳宴也在这种大背景下得到发展和传承。

延历十九年(800年)，桓武天皇游幸神泉苑。据《枕草子》记载，桓武天皇是历代天皇中第一位行幸神泉苑的天皇。之后，平城、嵯峨、淳和、仁明几位天皇都经常在神泉苑举行重阳宴、花宴、相扑、钓鱼以及猎鹿等节会活动。当时的作品《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收录了许多有关神泉苑的记载(31)② 山口明穗、铃木日出男编：《王朝文化辞典：从万叶到江户(一)》，第277页。。嵯峨天皇执政时期，亲临神泉苑多达43次,频繁举行宴会，其在位期间举行的10次重阳节庆活动，有9次是在神泉苑举行的。

第三，花宴的兴起拓宽了重阳宴的传播途径，并使重阳宴以另一种形式得到了延续。日本最早的花宴始于神泉苑。据《日本后纪》记载，弘仁三年(812年)二月十二日，“花宴开始于此”(32)森田悌译：《日本后纪(中)》，第264页。。另据《西宫记》记载，作为临时性大型礼仪活动，日本有举行菊花宴、藤花宴、樱花宴等花宴的习俗，并有需要提前决定邀请的嘉宾等相应的仪式规定，因为在这些宴会上都需要赋诗，嘉宾主要从儒生、中务省官员、藏人所、内御书所、在校生、毕业生等中选拔。宫中花宴多在皇居或神泉苑举行。花宴首先在神泉苑拉开了帷幕，随后承香殿也成为举行花宴的重要场所。因承香殿位于皇居的中央、仁寿殿的北侧，故经常举行宴会。承平五年(935年)十月十七日，朱雀天皇在此殿的东厢召见群臣，赐菊宴(33)近藤瓶城编：《史籍集览·西宫记》，东京：近藤出版部1902年版，第383～386页。。因重阳宴适逢菊花盛开，故重阳宴也被誉为菊花宴。若九月正值国忌日不能举行重阳宴，就用十月的菊花宴、残菊宴来代替。由于醍醐天皇于延长八年(930年)九月驾崩，因此直到安和元年(968年)都没有举行过重阳宴会，而直接代之以十月的菊花宴形式来延续重阳宴会。

随着藤原家族的兴起，藤原氏执掌朝纲，天皇沦为傀儡，重阳节的命运也由藤原家族一手掌控。857年藤原良房成为太政大臣之后，藤原家族开始飞黄腾达。因藤原良房有“摄政”之称，之后的藤原基经又采用“关白”称号，至此日本有了“摄政关白”这个复合词，特指干涉成年天皇执政。藤原氏牢牢控制了平安朝的皇权，并强行与天皇联姻，随意任免天皇，朝政完全被藤原氏控制，这种局面在平安时代持续了将近两个世纪之久。面对藤原氏的专权，天皇无能为力，所以平安时代后期的国家节日宴会活动一切都由藤原氏决定，藤原氏的态度直接影响到重阳宴的举行。

承平年以前的“摄政关白”大臣藤原良房以及藤原基经在辅佐天皇期间，有关重阳宴的记录较多(34)经济杂志社编：《国史大系》第3卷《日本文德天皇实录》(经济杂志社编：《国史大系》第3卷《日本文德天皇実録》)，东京：经济杂志社1897年版，第490、506、516、527、537、559页；经济杂志社编：《国史大系》第4卷《日本三代实录》(经济杂志社编：《国史大系》第4卷《日本三代実録》)，东京：经济杂志社1897年版，第500、593、609、643页。。他们不任意地中止重阳宴会，即使由于遇到国丧、自然灾害等重大事件而被迫中止重阳宴，还是会通过赏赐菊花酒、棉花、俸禄等方式来庆祝重阳节(35)经济杂志社编：《国史大系》第4卷《日本三代实录》，第63、224、338页。。

进入承平年以后，日本重阳节的历史地位开始发生转变。

第一，藤原时平、藤原忠平两兄弟拉开了重阳宴衰败的序幕。延长八年朱雀天皇即位，藤原忠平摄政，朱雀天皇即位时年仅8岁且体弱多病，朝廷大权完全操纵在藤原时平、藤原忠平兄弟二人手中。据《西宫记》记载，自承平元年(931年)以来，九月为国丧月无节会(36)近藤瓶城编：《史籍集览·西宫记》，第232页。。在朱雀天皇即位的第一年和第二年，文献中还有九月九日当天并未赏赐菊花酒、举行重阳宴等文字，之后就没有了相关记录。这和之前的“摄政关白”大臣执政期间的多次重阳节庆记录形成鲜明对比。可以说，重阳宴由此开始走向了衰落。

第二，位高权重的藤原道长率先无视朝廷的重阳仪式，直接与天皇抗衡，阻碍宫中重阳节庆活动的举行，使重阳宴变得无足轻重。藤原道长在摄政期间，通过强行联姻，使自己的三个女儿分别成为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皇后。至此，藤原道长的权势达到顶峰。宽和二年(986年)，年仅7岁的一条天皇即位，其母诠子和其祖父藤原道长的权威使宫廷活动萎靡不振。根据宽和二年关于九月九日重阳节的记录，当日虽举行了重阳宴，但并未按照正规程序进行，许多人席地而坐，且因上卿不参与而不能赐予菊花酒。

长德三年(997年)九月九日，在一条天皇举办的重阳宴会中，出现了多次违背礼节礼仪的重大失误。时辰已到，一条天皇驾临，负责此事的右大臣藤原显光却没有到位。相关部门本应在“上达部”参见天皇之后，将纸和笔摆放在大臣面前，但催促了数次都未摆上笔墨纸砚。在宴会中，文章博士道统朝臣因失仪过多，以大江匡衡献上的“菊为仙草”来命题。在宴会中本应担任评委的中纳言却错写绝句并递给藤原道长，令众人目瞪口呆。另外，在极其简单的事上也出现了错误，如宴会中点心等还未摆上，内教坊的女艺人们就开始奏乐；菜肴还未上齐，左大臣已经开始用餐(37)仓本一宏编：《现代文小右记3》(倉本一宏编：《現代語訳小右記3》)，东京：株式会社吉川弘文馆2016年版，第73页。。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出，当时在朝廷中身居高位的左右大臣都对重阳宴极其不重视，甚至表现无理，完全蔑视皇权。

至宽弘二年(1005年)，重阳宴虽然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但因摄政大臣藤原道长的毫不作为和肆意怠慢，导致天皇举办的重阳宴不能按照惯例的规定正常举行。是年九月九日天皇召开重阳宴，以藤原道长为首的左右府大臣却迟迟未到，一官员说道：“左府藤原道长不到，一定是去参加中宫藤原彰子举行的重阳宴了吧。”等待天皇召见的众大臣因不熟悉重阳宴流程而不知所措，其中传圣旨的官员错将菊花酒说成“菊花水”，一时成为笑料。重阳宴即将开始，左大臣却一直未到，公任左金吾对众官员说：“如果被问及为何未到时，说因有病未来宜阳殿。”(38)仓本一宏编：《现代文小右记4》(倉本一宏编：《現代語訳小右記4》)，东京：株式会社吉川弘文馆2017年版，第46、47页。

根据以上记载可知，身居高位的左大臣藤原道长在重阳节不顾君臣之礼、宫廷礼仪，撇开天皇举行的重阳宴，去内宫参加自己女儿彰子举行的重阳节宴会。藤原道长在朝廷朋党比周，提拔大量心腹，造成了许多官员能力和职位不相符。这些官员因升迁过快而不熟悉宫廷仪式活动的规矩和流程，在重阳宴中屡屡出错，使朝廷的重阳节庆仪式不能按照惯例的规定正常举行。另从公任左金吾公然命令群臣为无故缺席的左大臣开脱，明目张胆地欺骗天皇，说明当时藤原道长专权之甚，直接影响并阻碍了重阳节在宫廷的发展和传播。

第三，大臣们对掌权贵族藤原氏的攀炎依附，也是造成宫廷中重阳宴衰落的重要原因。在宽弘年间，比起宫廷的节会活动，藤原道长的家事更为重要，藤原道长甚至自己举办节会活动取代以皇室为主举办的仪式活动。公卿贵族为了个人利益或惧怕藤原家族，更愿意参加现掌权执政的贵族们举办的活动，从而导致重阳宴作为政务来执行的次数越来越少，日渐衰败。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宣告藤原道长时代结束的长元六年(1033年)。之后，直到平安时代结束，重阳宴虽又恢复了宫廷宴身份，但以往天皇召集群臣共同作诗、君臣同乐、慰劳群臣的宴会习俗已荡然无存，仅仅以平座形式举行。

三 余 论
由于日本平安时代后期天皇与“摄政关白”大臣之间权力转移，因此以宫廷(宫中前朝)庆祝为主的重阳节活动由内宫女眷以其他方式加以延续和发展，参与庆祝重阳节的群体也更加多元化。

《枕草子》中有许多关于在内宫中举行节会的叙述。关于九月九日重阳节，该书记述道,世人俗信菊花能延年，故于重阳前夜，用丝绵盖在菊花上面，次晨收取朝露，以拭身体，谓能却老。此外，该书还记载了九月九日将菊花用粗糙的生绢裹着挂在柱子上的习俗(39)清少纳言著，周作人译：《枕草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6、15、32、71页。。《源氏物语》也有许多关于重阳节的记载：“在九月九日的重阳节看铺满棉花的菊花，想起曾经一起在菊花上铺棉花以祈求延年益寿的情景，但是今年却是只有一个令我泪湿衣裳的秋天。”(40)紫式部著，阿部秋生、秋山虔、今井源卫译：《源氏物语四》，东京：株式会社小学馆1974年版，第530页。其中“菊棉”“延年益寿”等说明，在重阳节，平安时代后宫有用菊棉擦拭身体的习俗。《紫式部日记》也有一段关于重阳节习俗的描写：“九月九日藤原道长的夫人源伦子送给紫式部沾有菊花瓣上朝露的棉花让其擦脸。紫式部感激不尽并作诗相送。”(41)藤冈忠美等译：《和泉式部日记 紫式部日记 更级日记 赞岐典侍日记》(藤岡忠美等译：《和泉式部日記 紫式部日記 更级日記 讃岐典侍日記》)，东京：株式会社小学馆1971年版，第166、167页。《源氏物语》《紫式部日记》《枕草子》是同一时期的作品，而且都是一条天皇中宫两位女官所著，因此书中的记述有力地佐证了在一条天皇执政时期后宫女眷举办宫中重阳节的事实。

由于一条天皇的中宫彰子和关白大臣是父女关系，因此虽然宫廷重阳宴被忽视，但是后宫的重阳节庆祝活动却如火如荼地发展了起来。关白大臣藤原道长可以置宫廷重阳宴于不顾，直接参加女儿彰子中宫在后宫举行的重阳宴会，这样一来，重阳节庆祝活动重心就由前朝转移到了后宫。

总之，平安时代日本重阳节文化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形式多样，从命题赋诗、赏菊花酒到用菊花擦拭身体、装饰室内、挂茱萸袋以及按宫廷节日仪式规定进行分赏等习俗创新，使其由奈良时代单一的宴会发展为丰富多样的节日活动。其庆祝方式更易于为百姓接受和模仿，有利于之后重阳节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可以说，重阳节在平安时代的演变有助于其今后扎根于日本，成为日本古代五大节日和当今传统节日之一。

The Evolution of Chongyang Culture During the Heian Period of Japan
Qiu Lijun

Abstract：With the efforts of several emperors,especially Emperor Saga,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Chongyang Festival,重阳节),introduced from China to Japan,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Heian Period.Its themes were rich and its forms were diverse.The aristocratic banquet etiquette formed in the Heian Period created a great environment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Double Ninth banquet；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henquan Garden was conducive to spreading the Chongyang(Double Ninth)culture；and writing poems,initiated by Emperor Saga,in the Double Ninth banquet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inheriting and passing down the Chongyang culture.Looking back in history,it can be found that poem writing was the only custom of 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 to run through almost the whole Heian Period.Poem writing enabled not only aristocrats but also common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making the participating group diverse,and thus opening up a new way for the cultural continuation of 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At the end of the Heian Period,the regent minister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ouble Ninth banquet,but the imperial harem enriched and innovated the celebration of the festival by appreciating chrysanthemums and wiping their bodies with chrysanthemum cotton to pray for longevity.

Keywords:Chongyang Culture；Japan;Heian Period；Double Ninth Banquet；Regent Minister

[中图分类号] K313.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20)11-0082-0007

收稿日期 2020-01-17

作者 邱丽君，日语语言文化学博士，河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河南，郑州，450000。

【责任编校 周祥森 吕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