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征与助赈：20世纪20年代上海商界与北洋政府的附加赈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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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征与助赈：20世纪20年代上海商界与北洋政府的附加赈捐博弈*
陶 水 木

摘 要 1920—1922年间，上海商界与北洋政府围绕货税附加赈捐及加征展期问题，进行了两轮、长达一年多的博弈，最终以政府当局取消上海一埠加征，改由商界捐募等额赈款而结束。上海商界反对附加赈捐，并不是不愿助赈，在附加赈捐令颁布前，商界助赈非常踊跃。商界之所以反对加征，主要是担心政府失信，加征一年变常征、加征一成变数成。这场博弈的结果是本该随货税附征的赈款，改由商界认募，从表面上看这对于灾赈似乎没什么影响，但实际上既影响了赈灾公债的发行，又影响了上海商界的助赈热情，给20世纪20年代初的灾赈带来消极影响。

[关键词] 上海商界；北洋政府；货税加征；助赈

1920年华北旱灾发生后，北洋政府以货物税、常关税附加一成赈捐(期限一年)作为偿本付息基金，发行公债400万元用于赈灾，引发上海商界的激烈反对，北洋政府不得不把上海作为特别区域，取消货税加征，改由商界捐募等额赈款。次年，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大水成灾，北洋政府令附加赈捐展期一年，引发上海商界更强烈的抗争，北洋政府再度让步，取消上海一埠延征，改附征为认募。学术界已有成果从灾荒史角度研究此次旱灾，但一般不涉及附加赈捐问题(1)如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1919—1949)》，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李凡、叶瑜、万金红：《〈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1919—1949)〉中1920年旱灾记录分析》，《古地理学报》2017年第2期，第373～382页；王鑫宏：《1920年华北五省旱灾述评》，《安徽农业科学》2010年第18期，第9930～9932页。。涉及此次赈灾公债的相关研究成果，有的指出赈灾公债发行不足与商界反对货税加征、抵制公债有关，但并没有专门深入研究商界反对附加赈捐问题(2)如王毅、冯小红：《1920年至1921年北洋政府赈灾借债研究》，《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第27～30页。其他涉及此次赈灾公债的成果主要有潘国旗:《近代中国国内公债研究(1840—1926)》，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刘晓泉：《近代中国内国公债发行研究1894—1926》，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陈凌：《1920年华北五省旱灾与赈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6年。。多数成果从税收史视角，研究了以商会、同业公会与政府围绕税收征稽的合作、交涉与抗争问题，内容上以印花税、营业税、所得税、遗产税等新税法规的出台、开征为主(3)主要成果有：唐文权、林植霖：《清末苏州商会与捐税抗争》，《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3期，第227～250页；刘云虹：《北洋时期江苏商人的捐税抗争》，《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第95～100页；张学军、孙炳芳：《北洋时期直隶商会的捐税抗争》，《中州学刊》2003年第3期，第101～103页；张志东：《天津商会与1931年河北省产销税抗争》，北京市档案馆编：《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第314～328页；陈永忠：《民国时期商会的抗税斗争——以厦门商会为中心(1927—1937)》，《社会科学家》2013年第3期，第130～134页；魏文享：《国家税政的民间参与——近代中国所得税开征进程中的官民交涉》，《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第67～91页；魏文享：《沦陷时期的天津商会与税收征稽——以所得税、营业税为例》，《安徽史学》2016年第4期，第38～45页；魏文享：《抗诉与协征之间：近代天津商人团体与所税收稽征》，《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4期，第72～87页；梁长来：《合纵连横：1920年北洋政府开征所得税中的官商博弈》(博士学位论文)，中央财经大学2017年；潘标：《抗争与妥协：1931年营业税开征中的杭州政商关系》，《江汉论坛》2018年第9期，第107～114页。李娟婷在《商会与商业行政——北洋政府时期的政商关系(1912—1927)》(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中以印花税为例，专节论述了商会与政府的商税之争。其他关于民国时期商会、同业公会的著作一般也会涉及税收与政府的合作与抗争，此不赘述。，但并无关于此次上海商界围绕货税附加赈捐及延征问题与北洋政府博弈的专门研究。上述情况，为深入研究上海商界与北洋政府围绕附加赈捐的博弈留下了空间，深入研究这一问题也有助于深化20世纪20年代初的灾赈史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北洋时期工商界与政府关系的认识。

一 货税加征的出台及上海商界的抗争
从1919年夏至1920年秋，中国北方直隶、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等省大部分地区出现持续严重的干旱，造成比“丁戊奇荒”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四十年未有之奇灾”(4)《北方四十年未有之奇灾》，《申报》，1920年9月14日，第6版。。据李文海先生研究，这次灾荒受灾县份至少在317县以上，约占被灾各省总县数的五分之三，灾区面积约“二百七十一万二千七百余方里”，灾民达3000万人，占被灾各县总人口的五分之三，50万人在灾荒中悲惨寂灭(5)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第138～139、143页。。

1920年盛夏，救灾已十万火急之时，北洋军阀派系间却为争权夺利再启战端，直系军阀联合奉系与执掌中央政权的皖系军阀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直皖战争，战区范围恰好在旱灾严重的京畿及河南、山东部分地区。天灾复遇人祸，旱灾叠加兵灾，灾区再遭涂炭，大大加剧了此次灾荒的严重性。据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保守估计，此次灾荒赈济至少需款1.2亿元(6)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编：《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报告书》，1922年印行，第16页。。

旱荒渐现后，上海商界或通过上海总商会、县商会、中国济生会、中华慈善团等原有团体，或创设上海华洋义赈会、北方工赈协会、商界筹赈协会等专门赈灾机构，踊跃筹赈。至1920年12月初，仅上海华洋义赈会、北方工赈协会、商界筹赈协会、广仁堂、中华慈善团等5团体就已筹赈款200余万元(7)《两商会否认加征赈捐之电文》，《申报》，1920年12月12日，第10版。。其中华商纱厂联合会、面粉业、银钱业等联合筹款100万元，总商会会员邱渭卿助赈10万元(指赈河南)(8)《华洋义赈会成立会纪》，《申报》，1920年9月26日,第10版。，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助赈10万元(9)《上海商界筹振协会通告》，《申报》，1920年9月26日,第1版。按，文献中“振”“赈”通用，本文不作更改统一。。社会舆论一时纷纷指责政府救灾不力，呼吁民众、特别是商民自救。《申报》“杂评”指出：政府无力赈灾，势将任灾民“宛转以毙”，“欲救此劫余之民，惟在吾民自救而已，尚能望之执政之当局耶？”(10)讷:《饥荒与兵祸》，《申报》，1920年9月10日,第11版。杨端六更是直接呼吁“政府既无望矣，吾不得不希望商民之努力！”(11)杨端六：《饥馑之根本救济法》，《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号，1920年10月10日,第15页。

迫于严峻的灾情与社会舆论的压力，直皖战争结束后，直奉两系共撑的北洋政府始考虑救灾事宜。1920年9月11日，北洋政府发布大总统令，“着内务、财政两部，会同各该省长官，迅速筹集款项，分派专员，赶办急赈”(12)《大总统令》(1920年9月11日)，《政府公报》第1645号，1920年9月12日，第1页。。但北洋政府的财政既如财政总长周自齐在给总统呈文中所说，困难已达极点，“破产之祸立见眉睫”(13)《署财政总长为共筹挽救财政困难致总统呈稿》(1920年)，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卷，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如何“迅筹款项”？财政部于是拟具办法5条呈准大总统，就各省区大宗税捐内可以斟量加征者附加赈捐一成，专供赈灾之用(14)《财政部呈大总统赈灾需款请于原有税捐附征一成作为赈捐文》(1920年11月4日)，《赈务通告》第4期，1920年12月5日，“公牍”，第7～8页。。但因附加赈捐，征解费时，缓不济急，于是又与内务部商定，即以此项加征岁入作为基金发行赈灾公债。11月11日，北洋政府财政、内务两部出台了《赈灾公债条例》，发行赈灾公债400万元，以各省货物税和常关税加征一成赈捐(期限一年)约计400万元作为偿本付息的款(15)《赈灾公债条例》(1920年11月11日)，《赈务通告》第4期，1920年12月5日，“法令”，第1～2页。。为了减少商界反对阻力，保证附加赈捐顺利进行，财政部又通令各省省长，进一步详细说明货税附加的用途与征收方法，并特别强调，“此项附征振捐，于振款及国债信用均关重要，务请饬厅切实征收，专款报解”。11月17日，江苏省长公署训令省财政厅克日转电各属遵照办理，并出示晓谕，“以免商人误会”(16)《税所订期加征振捐》，《申报》，1920年11月22日，第10版。。

北洋政府附加赈捐令甫一出台，即遭上海商界的激烈反对。政令发布后，上海南北市各商家及布业、花业、糖业、茶业等同业公所，纷纷向上海总商会、县商会陈述意见，表示上海商家对于华北旱灾已一再捐助，为数不赀，此次货税再加赈捐，力有未逮，恳请商会转电财政部收回成命(17)《商界否认加征振捐》，《时报》，1920年11月23日，第9版；《关于加征赈捐之两复函》，《申报》，1920年12月1日，第11版。。11月24日，上海总商会、县商会即电财政部及苏省财政厅，说沪商对于此次北赈，“早已层迭捐输，竭尽义务”，现值商业凋敝，金融危迫，实难再膺重负，“若必重敛加征，恐致辍业待毙”，特请收回成命(18)《加征振捐之反对》，《时报》，1920年11月25日，第10版。。县商会还专函上海税务总公所，请据情代为转呈商界呼声。税务总公所回函表示当据情转呈，但奉令于12月1日开征，转呈往返费时，请商会通告各商，在“未奉部复以前，暂行遵令完纳”(19)《关于加征赈捐之两复函》，《申报》，1920年12月1日，第11版。。上海各商对税务总公所的复函群起一致否认，拒绝暂行遵令完纳(20)《实行否认加征赈捐·沪商界之决心》，《申报》，1920年12月2日，第10版。。沪宁铁路运输同业公会决行停止装运火车货物二三天，以待与各业商家商议进行办法(21)《反对加征赈捐之继起·运输公会》，《时报》，1920年12月2日，第9版。。12月4日，华商纱厂联合会电致北洋政府总统、国务院、财政部，指出附加赈捐是借赈灾美名的违法苛敛，纱厂一业已捐赈达数十万元，要求迅即通令取消货税加征(22)《请求取销加征赈捐之函电·纱厂联合会电》，《申报》，1920年12月5日，第10版。。上海面粉业在开会集议货税加征问题时也一致表示，“同业惟有歇业停运，以固商本”，并议决即电财政部通令停止加征赈捐，以安商业(23)《请求取销加征赈捐之函电·总商会电》，《申报》，1920年12月5日，第10版。。

上海总商会、县商会鉴于各业纷纷向两会呈请，于12月4日联合召开特别大会。与会各业代表纷纷表示：现在时艰势急，百货停运，仍无转机迹象，“若果实行加征，则商界惟有全体辍业”，要求两商会会长再迅电财政部收回成命。两商会随即再电财政部，说明沪商对于北赈情形前已电呈，货税加征“万一实行，激成意外，影响且及正税”，故再电请取消前令，以顺商情(24)《请求取销加征赈捐之函电·两商会会电》，《申报》，1920年12月5日，第10版。。12月9日，上海米、麦、杂粮等70余同业也集议表示：北省灾荒，同业已汇集巨款解送灾区，无力再负担货税加征，议决联合油豆饼业推举代表赴总商会，转请电部收回成命(25)《杂粮业反对附征赈捐之会议》，《申报》，1920年12月11日，第10版。。

上海总商会、县商会鉴于各业仍纷纷要求两会“公议对付办法”，于12月10日再次联合召开特别大会，上海南北市各业代表数百人与会，不少与会者情绪愤激，会场内人声鼓噪，纷纷表示誓不承认。如政府定欲重叠捐输，置商民于死地，唯有歇业停运，束手待毙。有的主张即日罢市，以资对付(26)width=17,height=14,dpi=110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编：《上海总商会议事录》(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5、1395～1396页。。两商会会长一再劝导安抚，要求各业静候复电，“暂不存辍业之心”(27)《两商会为附征赈捐开会纪》，《申报》，1920年12月11日，第10版。。两商会随即再电大总统、国务院、财政部、农商部，先告以各业大会时“群情哗噪，誓不承认”之情，接着指出商界对于北赈已逾200万元，实无力加征赈捐。电文最后警告当局说：政府如能体恤商艰，免予加征，为商人留一线生机，即为灾黎筹万全生路；如定欲置商人于死地，“恐北方灾黎亦无人援手，欲求其生，反速其死，当非政府所乐闻”；如加征激成抵抗风潮，商会无法为此负责。两商会同时将该内容致电江苏省长及江苏财政、实业两厅长和上海税务总公所，又联名向商界发出《紧要通告》，说加征赈捐一案，已联合召开紧急会议，议决并已电请政府收回成命，“希各商家静候部复，幸无轻率自扰”(28)width=17,height=14,dpi=110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编：《上海总商会议事录》(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5、1395～1396页。。

就在两商会召集各业会议当天，上海税务总公所致函上海南北市两商会，转述财政部、赈务处12月6日给江苏财政厅电及苏省财政厅8日给上海税务总公所电。财政部、赈务处电称：加征赈捐实属万不得已，海关加税一成，外交使团已通告赞同，如本国商民对于加征发生异议，影响所及，将根本动摇，不但赈款无从筹集，且恐海关已筹之款又生波折。要求苏省财政厅“婉词解释，毅力维持”。江苏财政厅给上海税务公所电除复述财部电外，要求公所“婉告各商，勉力输捐”。税务公所在转述部、厅上述两电后，要求两商会“转饬各商，照章输纳”(29)《关于附征赈捐之函电·税所长致两商会函》，《申报》，1920年12月11日，第10版。。

上海商界对于财政部、苏省财政厅维持加征原案和上海税务公所“照章输纳”坚决反对。12月11日，江苏全省商会联合会全体大会在南京开幕，上海总商会、县商会派汤节之、庄得之、盛丕华、赵晋卿等为代表出席。与会代表一致反对加征，当即推定汤节之等8人为代表与财政部、苏省财政厅交涉，汤节之等即日赴财政厅面达商界意见(30)《汤代表函告在宁举动》，《新闻报》，1920年12月12日，第3张第1版。。在次日的全体大会上，汤节之提出了“请电政府取消加征赈捐案”，获一致通过。根据汤节之所提议案，苏省商会联合会即电大总统、国务院及财政、农商两部，指出苏省对于北省灾赈己竭尽义务，要求克日明令取消加征，以免“救灾不成，反酿巨变”(31)《全省商会电请取消加征赈捐》，《申报》，1920年12月14日，第10版。。

货税附加赈捐自然会加重商民负担，但加征一成，上海总计不足10万元，对于全国最大经济中心上海的商民来说，此区区税负不可能如他们一再申说的“力有未迭”，不堪重负。事实上，在加征令之前，上海商界自觉捐募助赈款已达200余万元，有的企业、商民个人就捐助10万元，这说明上海商界筹赈之踊跃，也说明加征之负实难以承担说不可能是事实。那么，上海商界何以如此激烈反对加征？

其实，商界反对货税加征主要的原因，一是担心政府言而无信，加征一年变常征、一成变数成，危及商界长远利益。苏省商会联合会在呈省长文中就说，政府信用久已堕落，“现在既以命令强制增加一成，将来安知不能由一成而加至数成？以命令强制带征一年，将来安知不能由一年而延为无期？”(32)⑧ 《苏省商会联合会呈省长文》，《申报》，1921年1月14日，第10版。上海两商会及各业代表联席会议也明确指出：政府附加赈捐不过是以“赈”字为名，借此向商民加税而已。“但沪商之反对附加税，并非反对振捐，所反对者，不过以政府将税一经加定以后，势必将永不减免，故商人情愿另筹春振以拯灾民。”(33)《两商会开联席会议纪》，《申报》，1921年3月7日，第10版。二是对北洋政府以命令强行增税的方式强烈不满。此次附加赈捐，北洋当局事先未与商界沟通协商。商界认为，这种强行加征，视商人为无物，侮辱了商民人格。苏省商联会代表汤节之在向江苏省长请愿时诘问，“货税加征，全系政府挟官力以行之，何曾一征商民同意？”“非商民不愿募赈，实政府强迫加征引起反感有以致之”(34)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编：《上海总商会议事录》(三)，第1452页；《江苏商会联合会近讯》，《申报》，1921年1月15日，第8版。。所以，上海“各业代表宣言，无论如何逼勒，我商人誓不承认”(35)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编：《上海总商会议事录》(三)，第1403页。。三是此次货税加征，名为一成，实则不止倍之。北洋时期的“货物税”实是厘金或其变种的统称，虽各省异制，其名称、征收方法、税率各不相同，但货物运销遇关征税则一，如货物自镇江航行北上，长江南北税所各征一次，经扬州、淮安、宿县各关再各征一次，再经山东、河南各关，都得再征。诚如苏省商会联合会呈省长文所言，货税加征“名为一成，而实则奚止倍蓰”(36)⑧ 《苏省商会联合会呈省长文》，《申报》，1921年1月14日，第10版。。

所以，上海商界宁愿助赈，而反对加征。在1921年3月1日开征前夕(37)货税及海关的加征日期因驻京公使团要求缓征及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影响，被数度推迟至1921年3月1日。，上海各商号表示，将停止流通货物，并一致辍业，但同时表示，念北省灾况奇重，愿再代筹春赈，以尽义务(38)《实行加征货税之反响》，《申报》，1921年3月1日，第10版。。3月6日，上海总商会、县商会再次召开联席会议，商讨货税加征正式开始后如何应对问题。会议议决了“以赈易捐”之策，即主动发起筹募春赈，以争取当局取消加征。会后两商会立即电财政部、江苏省长及苏省财政厅，指出自上年北五省成灾后，上海筹集赈款已不下400万元，而此次货税加征，沪上收数不过10万元，其裨于赈务有限。现沪上各团体正发起筹募春赈，将来所得之款或倍蓰于附征原额。要求政府顺从民意，立即停止附征赈捐(39)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编：《上海总商会议事录》(三)，第1454页；《两商会开联席会议纪》，《申报》，1921年3月7日，第10版。。

上海两商会既决定“以赈易捐”，便积极组织筹募春赈工作。早在2月24日，上海绅商就成立了专事北五省春赈的上海联合急募赈款大会，前总商会会长朱葆三为名誉会长，法总领事威尔特为会长，各部主任、委员均为著名商人，如上海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上海交通银行经理、上海银行公会副会长、上海总商会会董钱新之，汇丰银行买办席立功，东方银行买办、求新机器厂经理朱志尧，总商会会董傅筱庵，上海银行公会副会长、上海银行经理陈光甫，上海华商电气公司总经理、上海县商会会董陆伯鸿，红十字会理事长朱芑臣，上海模范工厂总理、上海江南银行总理、上海总商会会员徐乾麟等，决定3月11—19日为大募款之期(40)《联合急募振款大会开成立会》，《时报》，1921年2月25日，第9版；《急募赈款会理事部成立再纪》，《申报》，1921年2月28日，第10版。。上海联合急募赈款大会、华洋义赈会于大募集开始前夕再次联合致电大总统、国务院及江苏督军省长，要求取消加征，以利于筹募春赈。电文说：上海中外热心商民为赈北灾已筹赈款逾400万元，现又发起联合急募赈款大会筹募春赈，期望劝募巨款，救此千万灾黎，以辅政府救济之不足，沪商对于义赈已仁至义尽。货税加征一成赈捐，上海一埠年收不足10万元，“所征之数有限，而阻碍本会募款进行，何止十倍之多”，要求政府俯念商艰，取消加征之命(41)《急振会代请取消加征货税》，《申报》，1921年3月8日，第10版。。

上海是全国的金融中心，一直以来是政府公债募集重地。上海商界既抵制赈灾公债，对公债发行已属影响至重，且全国商界多以上海为马首是瞻，上海“首创反对，为天下先”(78)《征求答复财厅附加税案意见》，《申报》，1921年1月25日，第10版。，自然会影响全国附加货税的征收与赈灾公债的发行。货税加征议办时，预算全国一年约可征收400万元，赈灾公债即以此为发行总额，但因以上海商界为主的全国工商界的反对，“致此宗附捐不能足额，仅可发行公债二百余万元”(79)《赈务处关于赈捐之公函》，《申报》，1921年12月22日，第14版。。据全国商会联合会代表张公权、高金钊赴京调查，赈灾公债实发221万元，仅占发行额的55.25%(80)且9折募款，实收198.9万元，均用于华北灾赈，其中拨京兆13.5万元，直隶54万元，河南40.5万元，山东25.2万元，山西25.2万元，陕西25.2万元，甘肃7.2万元，热河3.6万元，京师贫民救济会4.5万元。赈灾公债发行不足额，除了商界反对、附捐未能普遍开征原因外，还与甘肃、浙江、黑龙江等省或截留附捐归本省办赈，或留作移植经费有关(见《调查振款之报告》，《银行周报》第6卷第3期，1922年1月17日，第32～34页)。。

鉴于上海商界反对加征之烈和大募集成效之著，财政部的态度始有变化。3月12日，总商会会长聂云台接北京柴尔慈电，说财政总长周自齐为免沪商之反对并力除大募款障碍起见，正与赈务处筹商拟免上海附加税办法。聂云台立即复电柴氏，说“如政府能取消附加税，两商会暨各路商界联合会当易募集巨款”(43)《请免上海附加赈捐之来往电》，《申报》，1921年3月13日，第10版。。财政、内务两部随即派专员陆溁到上海调解。经与淞沪护军使及两商会多次接洽，3月20日，陆氏与淞沪护军使代表、上海县知事、上海税务总所所长及上海两商会会长在县署举行会议，商定因上海募赈踊跃，作为特别区域处理货税加征案，即政府取消上海加征，沪地应征赈款9万元由沪商各业摊派(44)《官商会议解决附加税方法》，《申报》，1921年3月21日，第10版。。

上海两商会随即召开由会董及各业代表参加的联合大会，通报会议内容，商讨9万元改征为募款筹集及施放办法。会议一致同意“以筹赈抵代附征”、促政府根本取消附加税，并议决立即由两商会组织成立商界筹赈会，支配该项赈款散放，指定中国、交通、华大、正利四银行为缴收赈款处，待附征令取消，以5万元拨赈务处，商会派人协同散放，另4万元拨交上海慈善团体代放。会后即将议决内容函复县公署，请转呈护军使代电政府，将上海货税附征赈捐办法迅予废止(45)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编：《上海总商会议事录》(三)，第1458～1460页；《两商会议决货物附加赈捐案》，《申报》，1921年3月24日，第10版。。4月12日，财政部、赈务处电令江苏督军省长及苏省财政厅，正式豁免上海一埠附加赈捐，“他处不得援以为例”(46)《准免附加振捐之税所函》，《申报》，1921年4月17日，第10～11版。。

上海能获“改征为募”特例，是因为“有特殊情形”，准予通融(47)《关于改征为募之军署复函》，《新闻报》，1922年3月16日，第4张第2版。。20年代初的上海，虽然行政隶属上还只是江苏省的一个县，但已是全国的经济中心(48)1915年上海人口已突破200万人，1920年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人口比1915年又增加12万人，但缺华界人口数(参见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表1 上海历年人口统计(1852-1950年)”，第90页)。，商民队伍较为庞大，实力较为雄厚；且由于特殊的行政格局和治理体系，上海也成为全国较开放、较具民主意识和民治精神的城市。北五省旱灾发生后，上海商界募赈较为踊跃。附加赈捐令出台后，上海又成为反对较激烈的城市。代表上海商界的上海总商会、县商会及一些同业公会一再声言：附加赈捐不取消，就停止一切赈务，这不能不给北洋政府以较大压力。北洋政府正是鉴于“上海募赈踊跃”(49)《官商会议解决附加税方法》，《申报》，1921年3月21日，第10版。，为“免沪商之反对，并力除大募款之障碍起见”(50)《请免上海附加赈捐之来往电》，《申报》，1921年3月13日，第10版。，而准予通融，改附征为自由劝募。

二 附加展期与上海商界的再抗争
北洋政府财政部虽已电令取消上海货税加征，然而上海商界与北洋政府关于附加赈捐的博弈并未停止，双方先是围绕已征赈灾附捐的收支情况及余款拨赈问题，继则因货税加征展期问题，继续展开博弈。

1921年夏秋间，豫、苏、皖、浙、陕、鲁、鄂、冀大水成灾，以淮河区域受灾为重，灾区达27000方里(51)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其中江、浙、皖“沿江沿海百余县尽成泽国，遍地哀鸿”(52)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1919—1949)》，第30页。。上海商界又纷纷筹议赈灾之策。8月31日，上海华洋义赈会函上海总商会，提出鉴于鄂、鲁、皖、浙、苏等水灾极重，拟联合各界请北洋政府迅将各种附加赈捐用途公布，并视各省被灾轻重，分别支拨散放。总商会十分赞同此主张，并即于当日致电北洋政府内务、财政、交通三部及督办赈务处，提出财政公开是近代国家通例，且各项附加赈捐“系中外各商合力担负，专为指定筹赈而设，尤与其他捐款不同”，应即将各项附加赈捐“收支实数，宣示国人”，“如果附收各捐，除指拨赈灾债额外，尚有盈余，急应源源接济，解往鄂、皖、苏、浙等各灾区，陆续散放，庶足以保已堕之国信，而杜无穷之纠葛”(53)《总商会请拨附税余款赈灾电》，《申报》，1921年9月1日，第14版。。10月5日至26日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商会联合会临时大会，也议决“清算赈灾附捐，限期截止，并将余款拨充苏、浙、皖、鄂诸省赈济”等议案。设于上海总商会的全国商联会总事务所也于11月10日呈北洋政府财政、内务、交通三部，根据商联会决议案提出了多项主张：一是要求立即披露北五省灾赈附捐收支明细，由商联会推举代表赴京，向内务、财政、交通各部清查收支各数，如有余款，悉数提充各省赈费；二是要求电各被灾省份省长，令饬各经征机关，将已征未解各款截留放赈，由各省商会向经征机关查明征收数目，截充本省灾赈之用；三是提出灾赈附捐原以一年为限，“应自命令公布之日起算，扣足一年即一律截止”；四是告以全国商联会已公举张公权、高金钊为代表赴各部查账(54)《商联会清查赈捐之呈文》，《时报》，1921年11月11日，第11版。。

上海总商会及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总事务所提出的公开附加赈捐收支细目并由商联会派员清查收支各数、由商会监督经征未解余款散放被灾各省、依法限期停征附加赈捐等主张，表达了商界监督政府财政的强烈要求，给北洋政府当局带来很大的压力，迫使政府相关部门作出回应。

12月下旬，赈务处复函商会联合会上海总事务所，告知上年常关及货物税附捐、海关暨海关兼管五十里内常关附捐、路电邮等项交通附捐收支及结余情况。对上海商界等特别关注的货税附捐，该函说：内地常税厘金货物税附捐一款，在上年议办时，预算全国一年可收400万元，因征收拨赈缓不济急，遂经内务、财政两部筹议，募集赈灾公债400万元，而以此款附收充作公债偿本付息基金。但各省或有特别情形，或因偏灾截款，以致此宗附捐不能足额，仅可发行公债200余万元，其应发之公债，已分别拨交各被灾省领收，所有各厅关局解到之捐款，概交筹募赈灾公债处核收，专款存储，备还债票本利，并未拨作他项用途，“总之，历来收放款项，皆有簿册收据可稽”，并表示欢迎商联会代表张公权等赴京查账(55)《振务处关于振捐之公函》，《申报》，1921年12月22日，第14版。。财政部也随即批复商联会上海总事务所，就货税加征款问题解释说：“至内地税厘附收之款，纯系遵照赈灾公债条例，备作偿本付息基金，凡已报解来京者，皆由督办振务处及筹募赈灾公债处核收，并未由部直接管理。惟此项公债，业经按照一年附捐约数发行票额，若非一律征足年限，势难维持公债信用，且事关统筹全局，亦未便准由商会迳向经征税关截留，致妨赈务之进行。”批复也高调表示：对商联会推派代表张公权、高金钊“来部查振，应即照准办理”(56)《财部对于振捐案之呈批》，《时报》，1921年12月23日，第12版。。

就在上海总商会、全国商联会上海总事务所要求北洋政府“三部一处”立即公开各项赈灾附捐收支细目并将余款拨赈被灾各省后不久，北洋政府内阁议决“内地税厘加一成赈捐，展限一年”(57)“北京电”，《申报》，1921年11月5日，第8版。。11月15日，内务部正式致电江苏、安徽、浙江、陕西、山东、湖北各省督军省长及上海护军使并各商会各慈善团体，称“今岁灾区广袤，情形綦重，非筹集巨款，无从救济”，而中央库储既虚，劝捐又成弩末，阁议议决续办常关货税附加及交通附捐一年，专充本年水灾赈济之需(58)《内务部致江苏安徽浙江陕西山东湖北各省督军省长、上海护军使并转各商会各慈善团体电》，《政府公报》第2073号，“公电”，1921年12月2日,第15页。。

上海商界历经波折才争得取消加征、改为募赈，然仅及半年，北洋政府又违背前约出台附加赈捐展期令，此举遭上海商界更为强烈的反对是可想而知的。设于上海总商会的全国商联会总事务所立即致电国务院、内务部，指出各省灾赈附捐，原以一年为期，自应限期截止，要求“迅赐收回附捐展期之成命”，并将各项附捐收、支、余之细目明白宣布，以昭大信(59)《商联会反对附捐展期》，《时报》，1921年11月23日，第9版。。商联会总事务所并电该会驻京代表张公权、高金钊，“内部附捐续办一年，背信困商，誓不承认，业已根据议决案，急电部院，请速收回成命，并推两先生代表赴部力争，照海关办法，以余款拨充赈用，不得展期!”(60)《商联会又一反对附捐展期电》，《申报》，1921年11月24日，第14版。上海总商会也致函上海税务总公所，“查前项附加赈捐，在去年议办之时，政府曾有将来一年期满，无论如何，决不展长之宣言。文告甫颁，忽尔反汗，国信不立，何以服人？”货税附捐应自政府命令颁布之日起，扣足一年，即行截止(61)《致上海税务所否认展期附加赈捐缄》(1921年11月28日)，《上海总商会月报》第2卷第1号，1922年1月，“会务记载”，第7～8页。。

取消加征虽未得当局允准，但上海的大募集如期进行。3月11日大募集开幕当天，就募得50万元，又认募20余万元，其中主要来自商界。次日，上海联合急募赈款大会、华洋义赈会再次联合致电江苏督军、省长，说联合急募赈款大会开幕日“当场捐者五十万元，认募二十余万元。查江苏合省附税不过六十万元，上海一隅不过十万元。值此商业凋敝之秋，乃于开会时，仅上海方面，一举手间而捐数超过全省附税，沪人热心振务，不可谓非仁至义尽。如能在急募振期内取消重征之命……巨款不难立致，否则已捐者或生观望，而于急募前途反多障碍”(42)《急振开始时之取消加捐问题》，《新闻报》，1921年3月13日，第4张第1版。。

然而，税所方面奉令如期开征，致发生扣船截货情事，使形势一度紧张。报载：货税附捐如期续征后，上海税务公所仿上届办法，暂行记账，但沪上各业商以本届与上届情形不同，对于税所暂行记账手续，始终坚拒，誓不承认，致使苏州河货船拥挤，货物多不能起卸，即使偶有起货，亦为税所扣阻，勒令照纳附加赈捐。于是山东帮船商邀集该业数十人同赴税务公所，要求确切对付。上海油豆饼业及沙船号商担心鲁帮船商滋生事故，发生风潮，急为劝导、阻止。油豆饼业、沙船号商、鲁帮船商并于当天举行紧急会议，会后派代表至上海税务公所，请求迅予解决。然后又至上海县商会陈述情况，要求出面解决(63)《反对展收附加振捐之扩大》，《申报》，1921年12月5日，第14版。。

上海两商会及全国商联会上海总事务所不断收到上海各业反对附加延征函电及面呈，甚至县商会举行常会时，都有各业代表闯进会场告以税所展收赈捐、迫令记账情形，请求商会出面迅电中央，立即收回加征展期成命(64)《县商会场中反对展收附捐声》，《申报》，1921年12月12日，第14版。。两商会受各业之托，据理力争。上海总商会表示：政府内、财两部在开征附加赈捐时有“此后任何急需，不再续征”之宣言，现忽又展期一年，“此举非但违反全国商民公意，并属自毁国家信用，万难缄默”(65)《否认展期附加赈捐电》(1921年12月8日)，《上海总商会月报》第2卷第1号，1922年1月，“会务记载”，第2页。。总商会在12月9日致江苏财政厅长电中对政府言而无信、朝令夕改、违法加征表示强烈不满。电文指出：本年二月政府巧电曾有附加征捐一年以后“任何急需，不再续征之宣言”，现忽而反汗，“则此后更安有可恃之政令？”(66)《反对展收附加赈捐之总商会电》，《申报》，1921年12月10日，第14版。

经上海商界的据理抗争及全国商联会代表张公权等在京斡旋，北洋政府对上海一埠附加延征始有转圜。12月19日，张公权电上海总商会转全国商联会上海总事务所，说：“沪埠附捐一节，一再与当局磋商，均称欲以地方之款，办地方之振。因本此意，商请改为由商家代募相等数目之振款，交由商会转交义振团体散放……鄙意如此办法，于国于乡，两全其美，倘尊处赞成此议，当即由敝处转请政府，将沪埠附加税一项取销，以纾商困。如何？盼复。”(67)《取消沪埠附加税调解办法》，《时报》，1921年12月20日，第11版。几乎同时，江苏财政厅也电令上海县知事，表示上海方面如以按货带征容有不便，愿照上届办法募捐整数，由商会径交义赈会冯会长(即江苏水灾义赈会会长冯梦华，引者注)核收会放，也无不可。让县知事就近接洽劝导，以使商界“早日就范”(68)《官厅对于延收附捐之措词》，《新闻报》，1921年12月19，第4张第1版。。

北洋官厅意旨是上海如能募集与延征赈捐等额的赈款，可将附加名义取消，仅限上海一埠。但上海商界要求完全取消附加延征，不以上海一埠为限，且自由募赈也不得强制限定成数(69)《取销附捐应不仅上海一埠》，《申报》，1921年12月21日，第14版。。上海总商会在复张公权、高金钊电中就明确指出，政府应明令撤销《附加赈款票条例》，商民自当力所能及劝募义赈。电文说：内务、财政两部暨督办赈务处关于货税加征之“巧电”，“有一年以后，任何急需，不再续征等语……如以巧电之坚决表示，尚可乘机反汗，则此后更安有可恃之政令？敝会必欲断断以争者，冀为国家保全一线信用，并为人民纳税义务求一最低保障，其关系不仅沪埠一隅”，要求张公权、高金钊据理“力请将附加赈款票条例明令撤销”(70)《总商会促京代表请取消附捐》，《申报》，1921年12月30日，第10版。。上海总商会、县商会随后在复上海县知事函中更明确表示，“必先命令取消附捐条例，商民始肯乐输义捐”，且不得限以劝募成数。两商会阐述理由说：“货税附征现方开始展限，即须代募相等数目方能转请取销，是此后政府多添一项附捐，即可责成商民代募义捐一次，条例次第推行，无日不在自危之中。故必先有明令，将条例所定各项附加振捐已施行者，及日后预备施行者，一律豁免，商民始免疑惧之心，方有踊跃乐捐之望。”(71)《两商会拒绝展收附捐之公函》，《申报》，1922年1月22日，第10版。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总事务所也在致驻京代表张公权等电中，明确要求两代表继续向当局力争，援照沪例，将各省各项附捐一律取消，“改为自由认募”，这样“商民既可免加税之负担，又可祛一再展期之疑虑，则对于一时的灾振，情愿协力捐募，以济振需……但不当由官厅强制，限以相等数额，与取销附捐为交换条件”(72)《力争取销赈灾附捐之函电》，《申报》，1922年2月14日，第14版。。

然而，上海总商会、县商会及全国商联会上海总事务所要求政府明令取消全国附加赈捐的努力未能如愿。1922年4月中旬，江苏财政厅根据财政部、赈务处令，电令上海税务总公所：“上海一埠货税，本届应加振捐，既经奉准改附收为认募，自应仍照上届九万元额数，由各商勉力劝募，有增无减，他处不得援以为例。”(73)《税务所函请开送认募振捐数》，《申报》，1922年5月2日，第14版。又经过近半年的博弈与抗争，上海商界终又获取消延征、改为自行认募等额赈款的特殊“待遇”。

三 加征、延征博弈与20年代初的灾赈
上海商界与北洋政府围绕货税附加赈捐及附税延征问题博弈经年，最终均以政府当局让步，同意上海作为特别区域，取消附加赈捐，由商界自主募集等额赈款而告结束。如果仅从这一结果看，本应从货税中加征的9万余元赈款改由上海商界认募，似乎对当时灾赈没什么影响。但实际上，这场由加征引起的博弈对20年代初的灾赈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如前所述，货税加征源于赈灾公债，上海商界与北洋政府围绕货税加征的博弈直接影响了此次公债的发行，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灾赈。《赈灾公债条例》规定：该公债的发行，“除划出一部分由中外各机关购募外，其余债额，由财政部会同内务部酌量各省情形，分别摊派”,“以各省货物税和常关税加征一成赈捐，计年约四百万元为偿本付息的款”(74)《赈灾公债条例》(1920年11月11日)，《赈务通告》第4期，1920年12月5日，“法令”，第1页。。所以，货税加征与赈灾公债发行紧密联系在一起，货税加征不但直接关系赈款，更影响公债信用。财政部在电江苏省长文中就说：“此项附征振捐，于振款及国债信用均关重要。”(75)《税所订期加征振捐》，《申报》，1920年11月22日，第10版。财政、内务两部及赈务处联合致江苏省议会电更明确指出，附加赈捐“与国信民生，均有密切关系，无振捐则公债不能成立，无公债则中央对于各灾区之救济方法，均将束手无策”(76)《电请苏议会劝勿反对赈捐》，《申报》，1920年12月19日，第7版。。上海商界既反对货税加征，自然抵制赈灾公债之发行，不愿承购公债。北洋政府一再电令淞沪护军使、上海两商会摊认公债，但结果正如何丰林电复国务院所说：“劝导商会摊认赈灾公债一事，磋商至再，劝导无方。”(77)《何军使劝认赈灾公债之电复》，《申报》，1921年2月21日，第10版。

鉴于12月1日为附加赈捐续征之期，上海县商会为免发生扣船截货情事，于11月29日函全国商联会上海总事务所，请商联会迅函上海税务公所，在此案未奉部复解决以前，暂缓征收。商联会上海总事务所即函上海税务公所，指出该事务所已电请国务院、内务部收回附捐续办一年之成命，并电北京高、张两代表赴部院力争在案，在奉部复以前，税所未便强征，以免演成风潮(62)《续展附捐之反对声》，《申报》，1921年12月3日，第14版。。

赈灾公债发行额严重不足，对于此次华北旱灾赈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179万元公债发行缺额，对于华北赈务而言，影响毕竟还是有限的，而上海商界与北洋政府围绕附加赈捐的博弈对全国商民、特别是上海商界自愿助赈的影响却较大。

从赈济“丁戊奇荒”始，上海逐渐成为全国的赈灾中心，在灾荒救济中一直起着支柱作用(81)1920年前后，报刊舆论常有关于上海在全国灾赈中地位与影响的评论，如“我国每值灾荒，无不以上海为筹赈之要区”(《助赈与办赈》，《申报》，1920年10月4日，第16版)；“比年来吾国各省何岁无灾，有灾必须筹赈，筹赈必首及上海，盖以上海为通商大埠，慈善家多而集款较易也”(《赈灾感言》，《申报》，1922年9月10日，第14版)；“上海为中外通商巨埠，物力雄厚，而好善之士又多荟萃海滨，故凡南北各直省遇有水旱偏灾、兵戈疫疠，则上海慈善之士必出其雄才大略，筹款救济，故中国言慈善者，必以上海为中心也”(《湖南义赈会报告赈务》，《申报》，1918年10月21日，第10版)。。这次北方旱灾发生后，不待政府筹赈，上海商界就创设团体、筹募款物、勘灾放赈，急赈、工赈多赈并举，可谓风起云涌。然而，北洋政府附加赈捐令的出台，打击了上海商界的助赈热情。他们始而把助赈作为与政府博弈以取消加征的筹码，继而因政府食言，加征展期，对助赈心灰意冷，甚至连额定的改征为募，都难以依限筹集缴解。

当北洋政府附加赈捐令出台之初，上海商界多以沪上对于北灾已捐赈甚巨、力有未迭为托词要求取消，并以停止助赈作为与政府博弈的筹码。1921年1月中旬，上海两商会代表汤节之等作为全省商会联合会代表面见江苏省财政厅长时，就提出“征、募不并行”，政府如不允取消一成附加，商民唯有一概停止应募，政府如能采纳民意，毅然收回成命，取消加征，商会方面决计极力劝募(82)《江苏商会联合会近讯》，《申报》，1921年1月15日，第8版。。3月，北方春赈孔亟，上海县商会一方面自觉召集各业会议“设法筹募春振”，一方面表示要“俟北京督办振务处及财政部长批准取销附加税后，再行会同沪总商会开联合大会议，邀集南北市各业商代表，公决进行”(83)《县商会集议劝募春赈》，《申报》，1921年3月2日，第10版。。上海总商会、县商会于3月6日开联席会议时，与会者一致赞同汤节之提出的“备文向各官厅声明，附征未取消前，所有赈务一概停止进行”的主张。两商会随即发出的给财政部、江苏省长、江苏省财政厅快邮代电说：如政府一意孤行加征，“惟有将各项赈款一律停止进行，以促政府反省”(84)width=17,height=14,dpi=110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编：《上海总商会议事录》(三)，第1454、1452页。。县商会在致上海联合急募赈款大会函中更明确表示“附捐一日不解决，即大募集一日不进行”(85)width=17,height=14,dpi=110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编：《上海总商会议事录》(三)，第1454、1452页。。

上海两商会所说的附征不取消、劝募不进行，当然不完全是上海商界的真实态度。事实上，上海县商会在致联合急募赈款大会函时，已经募集了2万元春赈款暂存商会，议决以加征事件结果而定方针(86)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编：《上海总商会议事录》(三)，第1452页。；上海联合急募赈款大会开幕当日捐及认募的70万元，事实上也主要来自于商界。但代表上海商界的上海两商会一再在函电中公开表示加征不取消就停止一切赈务，自然会影响上海一般商人、各同业公会和数以万计的工厂企业、公司行号的自觉助赈。又因上海总商会在全国工商团体中起着引领作用，总商会的这些公开表态，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全国工商界的自觉助赈。所以，上海联合急募赈款大会在致大总统、国务院电中说：加征一成赈捐，上海一年不足10万元，“所征之数有限，而阻碍本会募款进行，何止十倍之多”(87)《急振会代请取消加征货税》，《申报》，1921年3月8日，第10版。。这基本是事实。

1921年夏秋江、浙、皖等省大水为灾，按理上海商界本应比上年北省旱灾更乐于助赈，因为执上海商界牛耳的主要是江浙商人、尤其是浙江商人，苏灾对于上海而言属“本省”，浙灾对于旅沪浙商而言属“母地”，均桑梓攸关。但因北洋政府在货税加征一年即将期满之际，又违背无论“任何急需不再续征”的承诺，颁令展期一年，这令上海商界彻底失望，也给赈务以更大影响。商民“已捐者固存观望之心，不肯交款，未捐者因政府既已加税，遂群抱消极主义，而一文不肯输将”(88)《商界反对海关征收振灾附税》，《申报》，1923年9月15日，第13版。这是一年多后全国商会联合会江苏事务所在一则公电中述及货税加征赈捐令出台后商界的助赈情形，从笔者掌握的史料看，货税加征及展期延征确给商界助赈带来负面影响，但此说未免有些夸张，这里姑且引之。。后虽经商界再次力竭声嘶奔走呼吁，北洋政府又同意上海改征为募，但对商界自觉助赈的负面影响不可能立即消除。

附加展期改征为募后，上海总商会于1922年3月4日召开全体会员大会讨论9万元募款的筹集问题。县商会会长姚紫若直言：商会信用能否维持，全看在座各位努力了，否则嗣后如再有与政府争执，无从启齿，最好于9万元之外，多为筹集。随即有与会者提出会董每人认捐千元、会员每人认捐200元的筹款建议，但无人附议，最后会议议决由两商会登报劝募(89)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编：《上海总商会议事录》(四)，第1589页。。上海总商会、县商会随即通告说：北方春赈需款孔亟，零星收集捐款，再行会解，恐误赈务，要求各业“酌照货税全额十之一，其余免税半税十之二，先请依额克日垫解”，等募集后如数归还(90)《上海总、县商会通告》，《申报》，1922年3月18日，第1版。此后又于3月20日、22日、24日、26日连续刊载。。但各业对两商会的通告反应冷淡，缴款迟缓，截止限期(3月18日)，缴款至商会的仅少数行业，有的行业以“时艰业困”为词，声言无法缴足额(91)《附捐改征为募之县商会催款》，《申报》，1922年3月28日，第15版。。上海县商会不得不将期限延至4月1日，并一再函催各业。但又逾期限，商会总计才收到赈款2.5万元。县商会无奈，只得再通函各业代表“迅将前项振款，克日依额缴解”，并向各业陈述利害：“倘再观望不缴，设或官厅因此而撤销自由劝募成案，仍由货税项下带征，则敝会前日之奔走呼号，驻京代表之委曲求全，争得此自由募集之结果，仍复撤销，不特前功尽弃，即敝会之信用，亦因之扫地，而各业商对于应缴振款，恐仍未能短少分文，孰得孰失，谅高明必能洞鉴也。”(92)《县商会催缴振款》，《时报》，1922年5月4日，第9版。同时，督办赈务处、上海县公署则不断向总商会、县商会会长催款，并提出由两会长提前设法筹垫六七万元汇解赈务处(93)《商界募捐之近讯》，《申报》，1922年4月30日，第14版。。上海县商会除不断催缴外，只得由正副会长筹垫2万元，至5月上旬总算汇解了5万元(94)《县商会续汇振款》，《申报》，1922年5月11日，第15版。。上海商界拖缴赈款逾久，政府当局催缴逾紧，至10月中旬，苏省财政厅派专员赴沪晤县商会会长，并驻沪守催赈款(95)《财厅长派员催缴振款》，《申报》，1922年10月18日，第15版。。总商会于11月11日议决向北方工赈协会借款5000元，县商会则连续召开常会催款，并一再函催未缴及缴而未足各业缴款(96)《附捐改征为募后之一再追缴》，《申报》，1922年7月30日，第13版；《县商会催缴改征为募之振款》，《申报》，1922年11月1日，第15版；《财厅专员守催振款仍无着》，《申报》，1922年11月10日，第14版。，直至1922年年底，由两商会再筹垫2万元后才算足额。当筹赈北五省旱灾之初，上海商界一次筹赈会即能募得几十万元，企业、商民个人一次可捐10万元，但事关商界信用的区区9万元改征为募款，筹集都如此困难，可见货税加征对于上海商界助赈热情之影响。

Increasing Taxation and Assisting Relief：The Game Between Shanghai Business Circles and the Beiyang Government over Appending Relief Donations with Goods Tax in the Early 1920s
Tao Shuimu

Abstract：Between 1920 and 1922,Shanghai business circles and the Beiyang government had a two-round game which lasted for more than one year over the issue of appending relief donations with goods tax and extending the time of taxation increase.This game ended with the government cancelling the taxation increase in Shanghai and the business circles donating the equivalent amount of relief money.Before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order to append relief donations with goods tax,the business circles were quite active in providing relief assistance.The main reason for their opposition to increasing taxation was that they feared the government would break its promise.As a possible result,increasing taxation for one year might become increasing taxation forever and ten percent increase might become a lot more than ten percent.The outcome of this game was that the relief fund which would have been appended with goods tax was raised by the business circles.Superficially,it seemed to have no influence on the disaster relief work.But in practice,the game not only affected the issue of the government bond for disaster relief,but also influenced the enthusiasm of Shanghai business circles in providing relief assistance,which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disaster relief work in the early 1920s.

Keywords:Shanghai Business Circles；Beiyang Government；Increasing Goods Tax；Assisting Relief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20)11-0053-11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上海商界与民国灾荒救济研究(1912—1937)”(16NDJC005Z)。

收稿日期 2019-09-25

作者 陶水木，历史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浙江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浙江，杭州，311121。

【责任编校 张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