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河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崩溃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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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河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崩溃与重建*
——以迁洛时的司州建置为中心
王 兴 振 胡 哲

[摘 要]北魏平城时代，孝文帝改革州郡体制、“分置州郡”，在此大势中，河南地区由州镇复合型政区转变为州郡型政区，进而形成以黄河为轴心、诸州并立的政治地理格局。然而，突发性的迁洛事件，成为改变河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开端。但是司州政区规划要晚于司州的设置，故而迟至太和十八年(494年)二月，以司州为中心重构河南州郡结构的变革，才真正开启。在“罢州立郡”模式下，怀、泰等州并入司州，太和中形成的河南诸州政区格局至此基本消失，取而代之以司州都督区、豫州都督区格局。翌年，二都督区格局随着豫州刺史元幹的离任而崩析，豫州“省州置郡”并入司州，司州建置进程进入第三阶段。至此，由迁洛引发的司州建置进程完成，河南诸州政区变局亦随之终结。司州政区的成立及其展开，建立在孝文帝州郡改革而形成的河南诸州政区格局之上，其对后者颠覆性的重构，在北魏地方行政史中具有深刻的政治地理意义。

[关键词]孝文帝改革；迁都洛阳；北魏政区；河南地区

四世纪末，北魏进入河北地区之后，便开启了地方行政区划演变史，在此过程中“地方行政建制一直都有规模不等的调整改革”(1)张金龙：《孝文帝中叶北魏州级行政建置考——相关历史记载的比较与辨析》，《河北学刊》2016年第6期，第51页。。学界借以研究的史料，以《魏书·地形志》及其考校为主，但是《地形志》所载太和时期的州郡沿革存在诸多阙如、错综之处(2)相关讨论可参见毋有江：《北魏州的建置》，《北魏政治地理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3～74页。张金龙指出:“对于孝文帝太和年间的州郡建制沿革,《魏书·地形志》虽有所涉及,但比较零星,难窥全豹。”(张金龙：《孝文帝中叶北魏州级行政建置考——相关历史记载的比较与辨析》，《河北学刊》2016年第6期，第51页)，而迁洛之初的司州建置与河南地区州郡变革亦多所阙略(3)张穆著，安介生辑校：《〈魏延昌地形志〉自序》，《〈魏延昌地形志〉存稿辑校》，济南：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5页。有学者评价《魏延昌地形志》：“其叙州郡，不述太和全盛之规，转录武定分裂之制，识者病之。”(刘文淇：《青溪旧屋文集》卷五《〈魏延昌地形志〉序》，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517册“集部·别集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地形志》的罅漏、讹误，导致学界在北魏政治地理的研究领域以政区复原为中心议题，且多有建树，然而尚未及深入考察政区沿革背后的政治因素，故而政区沿革之下错杂牵连的历史形势难以彰显。而作为北魏史的转折点——迁都洛阳(4)“迁都洛阳”作为北魏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具有浓重的政治地理底色，洛阳司州政区的设置由此展开。毋有江认为迁都是“对北魏原有政治地理格局的重塑”(毋有江：《迁都与北魏政治地理格局的演变》，《北魏政治地理研究》，第156页)。对迁都事件的研究亦可参见松下宪一：《北魏迁都洛阳》(松下憲一：《北魏の洛陽遷都》)，《史朋》第32卷，1999年，第12～24页。何德章：《论北魏孝文帝迁都事件》，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5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2～73页。李凭：《论北魏迁都事件》，《北朝研究存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5页。，既是重大政治事件，亦“带有根本性的政区地理意义”(5)毋有江：《北魏州的建置》，《北魏政治地理研究》，第100页。张金龙认为，“地方行政建制的调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魏统治政策的变化，尤其是与改革新政和迁都南伐关系密切”(张金龙：《孝文帝中叶北魏州级行政建置考——相关历史记载的比较与辨析》，《河北学刊》2016年第6期，第51页)。。由迁洛引发的河南地区变局被学界置于政区沿革的研究框架中(6)如毋有江：《迁都与北魏政治地理格局的演变》《北魏州的建置》《从疆域和政区看元魏政治发展的地理过程》《北朝社会政治进程中的行政区划变动》，《北魏政治地理研究》。周振鹤主编，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自清代乾嘉学派考补北魏地理志，至当下学人复原北魏政区地理沿革，皆不遗余力(7)如钱大昕撰，陈文和、张连生、曹明升校点：《廿二史考异》，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张穆著，安介生辑校：《〈魏延昌地形志〉存稿辑校》。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温曰鉴：《魏书地形志校录》，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杨守敬：《北魏〈地形志〉札记》，杨守敬编绘：《历代舆地沿革图》第6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劳幹：《北魏州郡志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2本，1961年。何德章：《北魏太和中州郡制改革考释》，《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张金龙：《孝文帝中叶北魏州级行政建置考——相关历史记载的比较与辨析》，《河北学刊》2016年第6期。周振鹤主编，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第二版)》。毋有江：《北魏政治地理研究》。。学界在政区建置沿革方面形成层累式的研究传统，在此传统中的北魏司州郡县沿革，似乎难有继续深入考察的问题。若跳脱已有的研究传统，聚焦于琐碎而阙如的文献记载，则会发现北魏司州政区在太和十八年(494年)前后的变化存在明显的联动痕迹。但是在政区地理研究传统中，线性建置沿革的研究方式割裂了同一时代下州、郡、县三级政区之间的联动关系。学界对北魏司州政区的研究，仍延续清代考据学派的研究方式，逐条考证司州领郡的沿革史，虽内容详瞻、体量庞杂，但是存在值得反思的问题(8)据毋有江考证，迁都洛阳之后，孝文帝改置五州、罢置七州、新置六州(毋有江：《北魏州的建置》，《北魏政治地理研究》，第100页)。毋有江勾勒的太和迁洛之后州郡两级政区沿革变化的轮廓，尚有深入考察的必要。毋有江复原司州领郡沿革，呈现了司州在北魏后期的政区概况，却未论及司州沿革之下某一历史时段的领郡县情形[周振鹤主编，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第二版)》，第536～544页],因而可能会忽略司州设置过程中的政区规模、演变基础以及深藏于背后的政治机制。。在政区地理线性沿革路径中，司州政区的成立史存在被遮蔽的部分。即便在政区地理的研究框架内，司州政区沿革仍有诸多问题晦暗不明，尤其表现在迁洛之前以及司州建置进程之中。有鉴于此，本文以河南诸州政区格局的崩溃过程、司州政区的建置为线索，发掘以洛阳为中心的司州政区成立史与河南历史地理变局，并以此为方向，探索政区地理与政治地理研究的新可能。

一 河南政治地理格局考
在迁洛之前，以黄河为地理界限，北魏政区被分割为河南、河北两个地理单元。《南齐书·魏虏传》载北魏州级政区曰“二十五州在河南”“十三州在河北”(9)萧子显：《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89页。何德章考证了《魏虏传》所录三十八州名目，并认为其与北魏太和十年(486年)至十八年之间实际存在的州不完全铆合(何德章：《北魏太和中州郡改革考释》，《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第27～28页)。。又,孝文帝延兴(471年至475年)、太和年间(477年至499年)“河南七州”(10)魏收：《魏书》卷七《高祖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9、141、153页；卷三二《封懿传附琳传》，第763页。的记载出现多处，但是州名不可考。根据文献记载以及学界研究成果，太和十七年(493年)蒲坂以东、滑台以西的黄河北岸为泰州(治蒲坂)、东雍州(治柏壁)、怀州(治野县)，黄河南岸为荆州(治上洛)、陕州(治陕城)、洛州(治洛阳)、豫州(治虎牢)、兗州(治滑台)，凡八州(11)钱大昕撰，陈文和、张连生、曹明升校点：《廿二史考异》卷三〇“魏书三”，第405页。何德章：《北魏太和中州郡改革考释》，《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第28～29页。周振鹤主编，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第二版)》，第480～482页。张金龙：《孝文帝中叶北魏州级行政建置考——相关历史记载的比较与辨析》，《河北学刊》2016年第6期，第55页。。但是学界在郡级政区的考证上，相较于州级而言，显得冗乱驳杂，仅以太和十七年为断，就已无法梳理清楚州郡县统属情况，故有再考察之必要。

太和十七年，洛阳司州在洛州原有政区的基础上成立，故河南地区州郡结构的考察以洛州为先。本文因黄河南北之分，并以太和十一年(487年)州郡改革为始、十七年迁洛为断限，考证、复原司州政区成立前夕的河南政区地理格局(12)荆州虽未并入司州，但是司州政区的成立导致荆州地望、郡县结构完全改变，故亦纳入考察之列。。

(一)洛州政区建置。洛州治洛阳。据学界已有的研究，迁洛之前的太和十七年，洛州领河南(辖洛阳、东垣、河南、巩、新城、陆浑、梁(13)陆浑县、梁县见于《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绘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司州历史地图(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46～47页。以下简称“谭图”)。清人张穆将二县系于河南郡(张穆著，安介生辑校：《〈魏延昌地形志〉存稿辑校》，第89、97页)，可从。七县)、新安(辖新安一县)、中川(辖颖阳、堙阳二县(14)毋有江指出中川郡“北魏曾经设置过，可能之后有过省并”[周振鹤主编，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第二版)》，第539页]。《魏书·地形志》云中川郡“天平初置”(魏收：《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中》“洛州”条，第2548页)，中川郡下辖的颖阳县置于天安二年(467年)，堙阳县于太和十三年(489年)分颖阳置，但延兴二年(472年)已有中川郡，所以“天平初置”应理解为在原地复置(此观点受教于牟发松先生)。中川郡之废当在太和十七年或十八年，详见后文。中川郡未废之前，可能领颖阳、堙阳二县。)三郡(15)周振鹤主编，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第二版)》，第537、539,544～545页。。据“谭图”所绘北魏太和二十一年司州历史地图，汝水流域的襄城郡隶属司州，但是迁洛之前襄城郡的归属，学界似无考证。襄城郡的前身是襄城镇，在献文朝，由穆寿之孙吐万(16)魏收：《魏书》卷二七《穆崇传附吐万传》，第674页。“疑此即古襄城地”[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四十五B)》，台北：1997年，第743页]。镇守。位于该镇的三鸦关，是由洛州南出的孔道，太和四年(480年)十月，洛州刺史、西道都督冯熙出义阳(17)魏收：《魏书》卷七《高祖纪上》，第149页。即经此关。《水经注》有云，“汝水又东南，迳襄城县故城南”，“今置关于其下”(18)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二一“汝水”条，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4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0、1291页。。

至于襄城镇与洛阳乃至洛州的关系，《北史·崔猷传》云：“襄城控带京洛，实当今之要地，如有动静，易相应接。”(19)李延寿：《北史》卷三二《崔挺传附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75页。其改镇置郡的时间不可考，当与孝文朝前期的军镇州郡化进程有关(20)关于军镇州郡化问题的研究，可参见王兴振：《北魏军镇州郡化问题新探》，《历史地理研究》2019年第1期，第75～79页。，在孝文帝迁洛之前，隶属于洛州的可能性较大(21)襄城郡位于郢州以北，太和十八年郢州罢入司州时，襄城当已为畿郡。职是之故，襄城镇当在太和十一年州郡改革以及滍水流域置鲁阳镇的背景下，改为襄城郡，并隶属洛州。。襄城郡领襄城、繁昌、峡城、南阳、昆阳、高阳(22)“太和元年置。”(《魏收：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中》“广州”条，第2545页)、云阳、西舞阳、北舞阳(23)云阳“太和十一年置”，西舞阳“天安元年置”，北舞阳“皇兴元年置”(《魏收：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中》“广州”条，第2544页)。、龙山、龙阳等十一县。故洛州领四郡、二十一县。

(二)陕州政区建置。陕州，“太和十一年置。治陕城。〔十〕八年罢”(24)魏收：《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下》“陕州”条，第2631页。，其前身为陕城镇。陕州初设之时，领弘农郡(辖陕中、北陕、弘农、宜阳、卢氏、崤县、北渑池、俱利、南渑池等九县)(25)毋有江认为“初领陕中、北陕、恒农、宜阳、渑池、卢氏等县”[周振鹤主编，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第二版)》，第541～542页]。。太和十四年(490年)，“蛮人樊磨背梁〔齐〕归魏”，孝文帝析卢氏县南境“立朱阳郡并朱阳县，令樊磨为太守”(26)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六“河南道二·虢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4页。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六“河南道六·虢州”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1页。。至迁洛之前，陕州辖弘农、朱阳二郡，凡十县。陕州南接萧齐雍州，东临洛州，西靠荆州，北接泰州，以河为界。

(三)豫州政区建置。太和六年(482年)，豫州治虎牢，领荥阳郡(辖荥阳、成皋、京、密、阳武、苑陵六县(27)沈约：《宋书》卷三六《州郡志》“司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04页。徐文范云，太和十一年“分荥阳之京置密县”(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第5册，第6813页)。)、颍川郡(辖长社、许昌、扶沟、鄢陵、新汲、阳翟六县(28)周振鹤主编，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第二版)》，第537、539,544～545页。)。在孝文帝改革州郡制度的大势中，豫州郡县变动幅度很小，可考者唯卷县“太和十一年复”(29)魏收：《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中》“北豫州”条，第2536、2537页。属荥阳郡。至太和十七年，豫州所辖荥阳郡，领荥阳、成皋、京、密、卷、阳武、苑陵七县，颍川郡领长社、许昌、扶沟、鄢陵、新汲、阳翟六县。豫州北与怀州隔河相望，西与洛州以颍水为界，南临南豫州，东接兗州。

(四)兗州政区建置。兗州，又称西兗州，治滑台。太武帝已降至于献文帝时期，兗州政区沿革多变。孝文帝初，兗州领东郡(辖东燕、白马、凉城、酸枣四县)、陈留(辖襄邑、尉氏、浚仪(30)襄邑县，不知罢于何时，景明元年(500年)复；浚仪县，亦不知罢于何时，孝昌二年(526年)复(魏收：《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中》“梁州”条，第2532页)。、济阳四县)、濮阳(辖廪丘、濮阳、鄄城三县)三郡(31)东、陈留、濮阳三郡及其领县，参见周振鹤主编，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第二版)》，第540、557页。徐文范认为，孝文朝的兗州辖“东郡、濮阳、陈留、济阳、平原”五郡(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第5册，第6809页)。徐文范考证的兗州所领济阳郡，不见于《地形志》，今可考者唯考城县，《水经注》云：“汳水又东，迳济阳考城县故城南。”(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二三“汳水”条，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4册，第1435页)。在孝文帝改革州郡的大势中,太和十一年，濮阳郡划归齐州(32)⑦ 魏收：《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上》“司州”条，第2460、2458页。；十二年(488年)，析扶沟县复置阳夏县，属陈留郡(33)魏收：《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中》“梁州”条，第2532页。。至此，兗州领东郡、陈留二郡，东郡辖东燕、白马、凉城、酸枣四县，陈留郡辖阳夏、尉氏、济阳三县(34)“盖太和时陈留所领，止扶沟、阳夏、雍丘、济阳、尉氏、小黄六县。”(张穆著，安介生辑校：《〈魏延昌地形志〉存稿辑校》，第174页)扶沟县属豫州颍川郡，雍丘县最早见于景明二年(501年)，故不列。。兗州东接齐州、东兗州、徐州，南靠南豫州，西临豫州，北与怀州隔河相望。

(五)怀州政区建置。怀州治野王，孝文帝初，领河内郡(辖野王、沁水、河阳、轵、平皋、温、怀、州八县)、汲郡(辖南修武、朝歌、山阳、共四县(35)⑨ 周振鹤主编，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第二版)》，第543、544，463、540页。)、邵上郡(辖长平、白水、邵三县(36)据李万生考证，邵上郡亦领邵县，太和十八年并入河内郡，邵县改属河内(李万生：《〈魏书·高允传〉所见邵县之考证与推论》，《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51～54页)。张穆所言“古无邵县，魏皇兴中立邵上郡，后改为邵郡，亦未尝以邵氏县”(张穆著，安介生辑校：《〈魏延昌地形志〉存稿辑校》，第223页)，应误。)。除了太和十二年于汲郡复置汲县⑦之外，怀州并无大幅度的变动。但是学界对山阳郡阙考，据淮阳王尉元传“十六年，例降庶姓王爵，封山阳郡开国公”，“迁洛，以山阳在畿内，改为博陵郡开国公”(37)魏收：《魏书》卷五〇《尉元传》，第1113、1116页。，则太和十六年(492年)，山阳郡(领山阳县)已属怀州。所以，太和十六年，怀州辖四郡、十六县。其政区四至，西邻泰州，北接并州建兴郡，东临相州，南与洛州、豫州、兗州以黄河为界。

(六)泰州政区建置。泰州治蒲坂，孝文帝太和二年(478年)时，泰州形成河东(蒲坂、猗氏、解、闻喜、安邑、河北、太〔大〕阳七县⑨)、华山、澄城、白水四郡的政区规模。“太和十一年分秦〔泰〕州之华山、澄城、白水置”(38)魏收：《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下》“华州”条，第2625页。华州，因孝文帝“分置州郡”，泰州政区结构发生剧变。华山、澄城、白水三郡析置华州的同时，泰州在河东一郡的基础上(39)经太和十一年州郡改革，“原来地跨三河的泰州被分割，其辖区大大缩小”(张金龙：《〈魏书·地形志〉丛札——北魏州郡建置沿革杂考》，《魏晋南北朝文献丛稿》，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299页)。重组、升级县级政区，从而将河东郡裂变为四郡——河东、河北、北乡、安邑。经太和十一年郡县调整后，河东郡辖安定、蒲坂、猗氏、解、北解五县；河北郡领河北、大阳二县；北乡郡领汾阴、北猗氏二县；安邑郡领南安邑、安邑二县。凡四郡、十二县(40)周伟洲先生认为太和十一年后的泰州“仅领河东及新置的北乡二郡”(周伟洲：《北魏泰州设置沿革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2期，第18页)。该观点似乎忽略了由河东郡析置的河北、安邑二郡。的政区规模，持续至太和十七年。泰州政区四至，东临怀州，南与陕州隔河相望，西与华州以河为界，北接东雍州。

(七)东雍州政区建置。东雍州治栢壁，孝文帝初，领征平(辖龙门、闻喜二县)、平阳(辖禽昌、泰平二县)二郡。太和十一年州郡改革，东雍州重建郡、县两级政区结构，至太和十七年形成征平(辖闻喜、绛、曲沃三县)、平阳(辖禽昌、平阳、临汾、泰平、北绛五县)、高凉(辖龙门、高凉二县)三郡(41)徐文范认为太和十五年(491年)“置建城郡于北屈，属东雍州”(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第5册，第6813页)。的政区规模。东雍州，西北接汾州，东与并州以沁水为界，西南毗邻泰州，东南临怀州。

(八)郢州政区建置。郢州治叶县，辖南安郡，徐文范云“罢叶县之郢州为南中府”(42)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第5册，第6814页。。叶县位于滍水流域，南临蛮地，据《魏书·蛮传》载：“延兴中，大阳蛮酋桓诞拥沔水以北，滍叶以南八万余落，遣使内属。”(43)魏收：《魏书》卷一〇一《蛮传》，第2246页。据钱大昕考证，南安郡领南安、南舞、叶、南定四县(44)钱大昕撰，陈文和、张连生、曹明升校点：《廿二史考异》卷三〇“魏书三”，第402页。，则郢州为一郡、四县之地。另有鲁阳镇，太和十八年因司州之设而改置荆州，亦位于滍水流域，领山北县。

综上所考，太和十七年黄河南北诸州政治地理格局是在太和十一年州郡改革的大势中渐次完成的。重建之后的黄河南北诸州，仍沿袭了以黄河为轴心、南北两分的政区建置传统。以黄河为轴心的政治地理格局，成为迁洛之后司州建置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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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太和十七年河南地区州郡示意图

据《寇臻墓志》，郢州刺史寇臻“皇京迁洛，畿方简重，又除建忠将军，重临恒农太守”(45)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4册，北京：线装书局2008年版，第64页。，本传记载“及高祖南迁，郢州地为王畿，除弘农太守”(46)魏收：《魏书》卷四二《寇赞传附臻传》，第948页。。郢州“十八年改为南中府”(47)魏收：《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下》“襄州”条，第2636页。，弘农郡则因陕州之废而成为畿郡。寇臻由郢州刺史除弘农太守之时，正值郢、陕二州废置，弘农升格为畿郡的州郡变局。作为太和迁洛时河南诸州变局的参与者，寇臻及其政治履历投射出洛阳京畿政区建置过程中河南诸州格局崩溃的残影，但是“皇京迁洛”“郢州地为王畿”“重临恒农太守”的记载，并不足以解明王畿——司州建置过程中废州置郡的诸多谜团。郢州的废罢，根本原因在于洛阳司州的设置，而司州的设置及其展开，则建立在河南州郡格局的基础上，故而有必要以司州政区的成立为线索，深度考察太和迁洛对河南诸州政治地理格局的倾动以及州郡变革模式。

二 司州的成立与所辖郡县政区
孝文帝迁洛并非一蹴而就，迁洛过程伴生了多重历史面相，洛阳司州的设置即是其中之一。孝文帝迁都洛阳属于北魏突发的政治事件，学界对此已有深入讨论，本文不烦赘述。而作为迁洛引发的司州建置以及河南诸州政治地理格局的倾动，与迁洛事件属于同样的历史基调。这种基调深藏于司州政区的建置进程中。

太和十七年九月庚午(廿二日)，孝文帝至洛阳，丁丑(廿九日)止南伐“仍定迁都之计”，“冬十月戊寅(初一)朔，幸金墉城。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己卯(初二)，幸河南城”(48)魏收：《魏书》卷七《高祖纪下》，第173页。，乙未(十九日)颁布迁都大赦诏。洛州改置司州，即在是年十月(49)《地形志》载洛州“太和十七年改为司州”(魏收：《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中》“洛州”条，第2547页)。徐文范系之于太和十八年(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第5册，第6814页)，误。，时咸阳王禧为司州刺史“经构皇居”(50)《后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大赦诏》。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卷六六五，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76页。。但是洛阳司州“其所领郡县，不载于《地形志》”，钱大昕据《地形志》云“领有河南、河北、河东、正平、平阳、颍川、汲、恒农、荥阳”九郡(51)钱大昕撰，陈文和、张连生、曹明升校点：《廿二史考异》卷三〇“魏书三”，第406、402页。。据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太和十八年司州辖河南、新安、弘农、平阳、河东、河北、河内、安邑、正平、东、颍川等十一郡(52)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第5册，第6816～6817页。。相较于徐氏，钱大昕所考属于太和十九年(495年)的司州领郡。毋有江考证太和十八年的司州领河南、河北、河东、河内、正平、平阳、高凉、弘农、安平、建兴、汲、东等十二郡，荥阳、颍川二郡在翌年划入司州(53)毋有江：《迁都与北魏政治地理格局的演变》，《北魏政治地理研究》，第155页。。三者之异，正是司州建置进程中领郡结构演化过程的投影。

孝文帝改洛州为司州之初，继承了洛州原有的郡县政区，所以最初设置的洛阳司州领三郡、十一县。旋而微调，北魏将河南郡所辖缑氏县并入洛阳县(54)缑氏县“太和十七年并洛阳”(魏收：《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中》“洛州”条，第2547页)。，这或许是与“经始洛京”同步进行的。改洛州为司州，原来的洛州就面临罢州或移治的局面。《地形志》载上洛荆州“太和十一年改”(55)魏收：《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下》“洛州”条，第2632页。洛州，钱大昕考证云“当作‘太和十八年’”(56)钱大昕撰，陈文和、张连生、曹明升校点：《廿二史考异》卷三〇“魏书三”，第406、402页。。因上洛荆州改置洛州，鲁阳镇成为荆州的新治所，“十八年改为荆州”(57)魏收：《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中》“广州”条，第2544页。。那么太和十七年十月至太和十八年初，洛州已废。此现象或许说明孝文帝在设置洛阳司州时，仅止于洛州一州之地，尚未扩建司州。洛阳司州初置时，所属郡县规模有限，大抵与太和十年“方割畿內及京城三部”(58)魏收：《魏书》卷三三《公孙表传附邃传》，第786页。太和十年，孝文帝缩减司州辖郡，改革司州行政区划(明建：《北魏太和十二年前后平城司州的废而复置》，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6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8页)。缩小司州郡县规模的策略相合。此为司州政区的第一阶段。在洛阳设置司州之后，孝文帝按照计划(59)太和十七年九月，孝文帝言于李冲“朕将巡省方岳，至邺小停，春始便还，未宜遂不归北”(魏收：《魏书》卷五三《李冲传》，第1184页)。旋即沿河东巡豫州、兗州、相州，直至十八年正月才重返洛阳。太和十八年是司州建置的关键一年，但是此间过程，《魏书·高祖纪》以及其他传志基本阙载，仅有十八年“罢州立郡”的零星记录。故而太和十八年，司州在第二阶段的政区格局之倾动，就成为亟待解明的谜团。

据《魏书·地形志》，太和十七年十月改洛州为司州，河南诸州再未见政区调整的迹象，由迁洛引发的政区倾动戛然而止。即便是洛州移治上洛、荆州移镇鲁阳皆是发生在太和十八年，似乎证明此时的孝文帝尚未形成一系列针对司州政区建置的策略。但是沉寂之后，孝文帝何以突破原来洛州的政区范围，遽然将包括怀、陕、豫、泰等六州在内的河南诸州“罢州立郡”、纳入司州，学界尚无考证。其中就里，仍有细微线索可寻。

其一，太和十八年二月丙申“河南王幹徙封赵郡，颍川王雍徙封高阳”(60)魏收：《魏书》卷七《高祖纪下》，第174页。。胡三省注曰：“将以河南、颍川为畿甸，故二王徙封。”(61)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一三九，齐明帝建武元年二月丙申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351页。但胡注并不完全准确，时河南郡已属王畿，而颍川郡尚属豫州，故“将以”颍川“为畿甸”的说法较为准确。孝文帝准古王畿之制——畿内之地皆不以封诸侯的原则，行改封之事，这种原则在《魏书》中亦有明确的记载，据《魏书·尉羽传》：

迁洛，以山阳在畿内，改为博陵郡开国公(62)魏收：《魏书》卷五〇《尉元传附羽传》，第1116页。。

尉羽，太和十八年十一月己丑随车驾至洛阳，故而改封博陵当在此年。又据《魏书·薛达传》：

及开建五等，以(薛)安都著勋先朝，封(薛)达河东郡开国侯，食邑八百户。后以河东畿甸，改封华阴县侯(63)魏收：《魏收》卷六一《薛安都传附达传》，第1354页。。

山阳郡公尉羽、河东郡公薛达，皆因“罢州立郡”、封地划入畿内而改封。河南郡王元幹改封赵郡，事在洛州改置司州之后不久，符合畿内不封的原则。唯颍川王元雍所封颍川郡，在太和十八年尚不属京畿，却依畿内不封的原则改封高阳郡，那么唯有一种解释——颍川郡已被孝文帝纳入了京畿扩建的规划中。职是之故，司州政区的新规划，当形成于孝文帝重返洛阳后的太和十八年二月。但是司州政区的新规划如何落实，仍是一个晦暗不明的问题。

其二，太和十八年十月庚午(廿九日)“可诏荆、郢、东荆三州勒敕蛮民，勿有侵暴”(64)魏收：《魏书》卷七《高祖纪下》，第175、177页。。按，荆州治鲁阳，鲁阳镇所在的滍水流域以及沔北，遍布蛮族，诏令所言“蛮民”位于滍水以南。而太和十八年之前的上洛荆州为巴氐之地(65)魏收：《魏书》卷六六《李崇传》，第1465页。。荆州“勒敕蛮民”，说明是年十月荆州已由上洛移治鲁阳。荆州移治鲁阳之后，第一任刺史由薛真度担任，“随驾南讨，假平南将军。久之，除护南蛮校尉、平南将军、荆州刺史。萧赜雍州刺史曹虎之诈降也，(太和十八年十二月辛丑朔)诏真度督四将出襄阳”(66)魏收：《魏书》卷六一《薛安都传》，第1356页；卷七《高祖纪下》，第175页。。以十二月“出襄阳”为限，原西郢州刺史韦珍迁荆州刺史(67)太和十八年十二月辛亥孝文帝南伐“征南大将军城阳王鸾、安南将军李佐、荆州刺史韦珍共攻赭阳”，同年十一月“魏郢州刺史韦珍，在州有声绩”(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一三九，齐明帝建武元年十二月条，第4451、4448页)。是年十二月，韦珍“寻加平南将军、荆州刺史，与尚书卢渊征赭阳”(魏收：《魏书》卷四五《韦阆传附珍传》，第1014页)。。而治叶县的原郢州刺史寇臻，因畿内罢州，改授弘农太守。时弘农郡已为“畿方”，说明陕州因畿内罢州原则而废，应不晚于郢州之废。由此可证，太和十八年十月甚至更早，司州政区第二阶段的变革已经启动，不过此时孝文帝尚未返回洛阳，那么执行司州政区建设以及畿内罢州政策的，当为留守洛阳“经始洛京”的司州刺史元禧以及李冲、穆亮等人。

三 司州政区的扩展与“罢州立郡”模式
洛州改置司州，是河南州郡变局的起点，而太和十八年司州建置的展开，则将河南州郡变局推向了第二阶段。但是由于王畿规划方案以及河南政区演变进程中政区格局的新变化，导致司州建置的进程纷繁复杂。

1.州治转移型政区
太和十七年孝文帝设置司州，最先导致河南诸州中的洛州废置。然而翌年洛州的重设以及治所、政区的重新规划，则引动了河南诸州联动性变局。在此过程中产生州治转移类型政区，洛州、荆州便属于此类。荆州由上洛移治鲁阳，上洛改置洛州，原荆州刺史贾儁改授洛州刺史(68)魏收：《魏书》卷三三《贾彝传附儁传》，第793页。，所领郡县依旧。相较于洛州，移治鲁阳的荆州，改鲁阳镇为鲁阳郡，同年新置建城郡(69)建城郡“太和十八年置，景明末罢郡置戍”(魏收：《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下》“襄州”条，第2637页)。建城郡不见于“谭图”所绘太和二十一年司州政区地图。。据《地形志》，建城郡领赭阳、北方城二县，但太和十九年五月城阳王鸾征赭阳失利(70)魏收：《魏书》卷七《高祖纪下》，第175、177页。，说明此时的建城郡并未实领赭阳、北方城二县。荆州移治鲁阳镇之初，仅辖鲁阳、建城二郡，且领县有限。职是之故，荆州政区十分狭促。此或为太和二十二年(498年)荆州再次移治、重建政区结构的历史根源。通过移治，洛州、荆州的建制得以保留，而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两岸诸州，则是另一种图景。

2.“罢州立郡”型政区及其模式
前揭郢州因“地为王畿”而废置，不同于洛州、荆州。与郢州同属畿内罢州类型的，除前揭陕州之外，亦有泰州、东雍州、怀州、(西)兗州、郢州、(北)豫州。毋有江将罢州立郡归入“郡级变动”、郡改为州归入“州级变动”(71)毋有江：《北魏州的建置》，《北魏政治地理研究》，第100～101页。，但是这种归类并未论及州级变动之下连带引发的郡级政区变动，故而有必要更进一步地考察。

泰州，《水经注》云：“太和迁都，罢州，置河东郡。”(72)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四“河水”条，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3册，第250～251页。据前文所考，迁洛之前，泰州领河东、河北、安邑、北乡四郡，但若依《水经注》“罢州，置河东郡”，则河北等三郡是存是废，难免让人置疑。据毋有江研究，原属泰州的河北、安邑、北乡三郡被取消建制，改属河东郡(73)毋有江沿袭《水经注》的说法，云“太和迁都后罢州为河东郡”(毋有江：《北魏州的建置》，《北魏政治地理研究》，第85页)，却忽略了原泰州治下的郡县沿革。。如果三郡并入河东郡，则河东郡的辖县规模必然扩大，但事实恐非如此。相较于迁洛之前，河东郡的郡县规模不仅没有扩大，反而缩减一县。据前文所考，泰州罢置时，闻喜县“析属河北郡”，张穆云：“太和中，析属河北郡。〈景明初〉后复，属。”(74)安介生指出，“景明初”三字后被圈删。张穆著，安介生辑校：《〈魏延昌地形志〉存稿辑校》，第256、258页。又据《地形志》，安邑郡与泰州一并罢废(75)北安邑县“太和十一年置为郡，十八年复属”(魏收：《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下》“陕州”条，第2632页)。，其治下安邑县“十八年改为夏县，因夏禹所都为名”(76)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六“河南道二·陕州”条，第159页。徐文范所言“改南安邑为夏县”(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第5册，第6814页)，误。，与南安邑县并属河北郡(77)魏收：《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下》“陕州”条，第2632页。又，迁洛后，薛胤任河北太守，直至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卒于郡(魏收：《魏书》卷四二《薛辩传附胤传》，第943页)。。以上两例证明罢泰州后，河北郡政区规模扩大，领河北、大阳、夏、南安邑、闻喜五县。北乡郡是存是废，无从考证。不过该郡见于太和二十一年“谭图”，姑从之(78)清人张穆亦持北乡郡未废的观点，详见张穆著，安介生辑校：《〈魏延昌地形志〉存稿辑校》，第265页。。职是言之，泰州建制取消之时，原郡县结构重组为河东、河北、北乡三郡，而县级政区未有增减。

东雍州，《地形志》云太和十八年罢，改置平阳郡(79)魏收：《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上》“晋州”条，第2477页。，而《水经注》云：“(汾水)又西迳魏正平郡南，故东雍州治。太和中，皇都徙洛，罢州立郡矣。”(80)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六“汾水”条，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3册，第447页。徐文范依《地形志》，记为罢东雍州，以平阳属司州(81)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第5册，第6814页。。这两种书写，与前考泰州“罢州，置河东郡”属同类现象。据前文所考，东雍州领征平、平阳、建城、高凉四郡，在畿内罢州方案执行时，征平郡复为正平郡，并置南绛县属焉(82)南绛县“太和十八年置，属正平郡”(魏收：《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上》“晋州”条，第2480页)。疑南绛县由绛县改置。。高凉郡，未见记载，疑并入正平郡，学界对此尚无注意。据《孝文巡狩碑》：“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北幸代，还自西河、平阳，至河关，望龙门，正平太守陆凯刻石以纪行。”(83)今本《宝刻丛编》第11卷阙(陈思辑：《宝刻丛编》清光绪十四年刻本，《地方金石志汇编》第79、90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今本《集古录目》存《孝文北巡碑》原目，却无碑文(欧阳修撰：《集古录目》，《丛书集成续编》第73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387页)。转引自张穆著，安介生辑校：《〈魏延昌地形志〉存稿辑校》，第247页。陆凯任正平太守七载(魏收：《魏书》卷四〇《陆俟传附凯传》，第906页)。迁洛之前，龙门及龙门县属高凉郡，大概在东雍州罢州之际并入正平郡，属于郡级政区变动的类型。故而太和十八年废东雍州之际，平阳郡依旧，高凉郡并入正平郡。东雍州“罢州立郡”与怀州属于同一类型，“立郡”者，乃重置首郡，即以原州治所在郡，通过“罢州立郡”而扩大一郡之地。

怀州，《地形志》云“天安二年置，太和十八年罢”(84)魏收：《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上》“怀州”条，第2480页。，《水经注》云，野王县“魏怀州刺史治，皇都迁洛，省州复郡”(85)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九“沁水”，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3册，第644页。。据前文所考，太和十七年的怀州领河内、汲、邵上、山阳四郡。原相州顿丘郡顿丘县，“太和十八年属汲”(86)“余民在畿外者景明中置”顿丘县。魏收：《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上》“司州”条，第2460、2461页。。在怀州“畿内罢州”时，邵上郡并入河内郡(87)魏收：《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上》“东雍州”条，第2484页。，与高凉郡属于同一类型，且按下不表。故而河内拓展一郡之地，汲郡拓展一县之地，山阳仍旧(88)太和十九年，元鸾“都督豫荆郢三州、河内山阳东郡诸军事，与安南将军卢渊、李佐攻赭阳”(魏收：《魏书》卷一九《景穆十二王下·城阳王长寿传附鸾传》，第509页)。。与泰州、东雍州、怀州同类型者，亦有兗州。

兗州，“太和十八年改”(89)魏收：《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上》“司州”条，第2458页。。据前文所考，太和十七年的兗州领东、陈留二郡，在罢州之时，其郡县格局亦随着调整。陈留郡“太和十八年罢”(90)魏收：《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中》“梁州”条，第2532页。，原并入外黄县的小黄县，复置(91)《地形志》载“太和中复”(魏收：《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中》“梁州”条，第2533页)。徐文范云：“罢陈留郡并入东郡，复立小黄县。”(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第5册，第6814页。。作为原先兗州的首郡，东郡“太和十八年，并陈留郡改置”(92)张穆曰：“陈留既罢，即并入东郡矣。盖太和时陈留所领，止扶沟、阳夏、雍丘、济阳、尉氏、小黄六县，合陈郡所领东燕、白马、凉城三县，凡九县。”(张穆著，安介生辑校：《〈魏延昌地形志〉存稿辑校》，第174页)张穆所举陈留、东郡领县，皆有不当者。陈留罢郡后，“阳夏、封丘、济阳、小黄等县并入”东郡[周振鹤主编，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第二版)》，第540页]。，酸枣县并入小黄县(93)“后魏并入小黄，又复置，隶东郡”(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二“河南道二·开封府”条，第31页)。张穆曰：“太和十八年废酸枣县，其地并入小黄县，景明初复，仍属东郡。”(张穆著，安介生辑校：《〈魏延昌地形志〉存稿辑校》，第183页)。，故而重组之后的东郡领东燕、白马、凉城、鄄城、阳夏、尉氏、济阳、小黄八县。相较于前述诸州，兗州契合“罢州立郡”的原则。但是对于兗州降格为东郡，张金龙先生认为“设置东郡后兗州并未被废，原州治滑台城改为东郡治所”，而兗州治所则迁至瑕丘(94)张金龙：《孝文帝中叶北魏州级行政建置考——相关历史记载的比较与辨析》，《河北学刊》2016年第6期，第56页。。太和十七年，兗州治滑台，东兗州治瑕丘。而十八年兗州罢置后，东兗州虽更名为兗州，但政区并未受到影响，故不考察。与兗州变动模式相似，陕州亦符合“罢州立郡”原则。

陕州，“太和十一年置。治陕城。〔十〕八年罢”(95)魏收：《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下》，第2631页。。徐文范云：“罢陕州，以恒农郡属司州。”(96)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第5册，第6814页。据前文所考，太和十七年的陕州领弘农、朱阳二郡，陕州罢置后，朱阳郡虽未废(97)“孝昌二年省郡。”(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六“河南道六·虢州”条，第111页。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六“河南道二·虢州”条，第164页)，但并未并入司州，似当改属荆州(治鲁阳)(98)在“谭图”所绘北魏太和二十一年历史地图中，朱阳郡隶属荆州，本文从之。。陕州罢州时，首郡弘农郡未有变动(99)渑池郡见于“谭图”太和二十一年司州政区图。《地形志》载两“渑池郡”：义州渑池郡“兴和中置”；陕州渑池郡，属天平初复置的陕州。毋有江认为“置时不详”。且《水经注》载渑池县，不言渑池郡，今存疑，故不列入变动之列[分见魏收：《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上》“义州”条，第2487页。魏收：《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下》“陕州”条，第2631页。周振鹤主编，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第二版)》，第542页。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一五“洛水”条，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3册，第961页]。，尽数并入司州。陕州的变动，对于司州政区的建置而言，完全符合“罢州立郡”的原则，而在此原则下，郡级政区的变动构成另一种类型。

在“罢州立郡”范畴下，邵上、陈留、高凉、安邑、山阳、中川、新安等郡，因畿郡的设置而形成郡级政区重构的类型。这种类型的变动，在前考“罢州立郡”时皆未展开，但是相对于原有州郡系统的首郡而言，以上诸郡的变动，构成“罢州立郡”模式的第二层内涵，其意义在于以首郡为依托建立司州政区的畿郡。

太和十八年，畿内“罢州立郡”在州、郡两级政区展开，而县级政区的变动，可以归入郡级变动的范畴。确凿记载者，陈留、安邑、新安三郡。如前所考，陈留郡于太和十八年罢入东郡，安邑郡并入河北郡，新安郡“十九年复，后属”河南尹(100)新安县原属河南郡，“太和十二年改为郡”，太和十九年恢复县的建制，并入河南尹(魏收：《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中》“洛州”条，第2548页)。。陈留、新安并入的东郡、河南尹，皆为原兗州、洛州的首郡，但是安邑郡并入的河北郡例外。原泰州治蒲坂，河东为首郡，但是在泰州废置之时，出现一政治现象，《魏书·柳崇传》载：

于时河东、河北二郡争境，其间有盐池之饶，虞坂之便，守宰及民皆恐外割(101)魏收：《魏书》卷四五《柳崇传》，第1029页。。

张金龙认为此事发生于迁都之际，时“河东、河北二郡分别隶于陕州和泰州，也可能刚刚划归新设的司州，成为京畿地域”。本文认为“二郡争境”发生于太和十八年泰州“罢州立郡”之时。盐池、虞坂皆位于安邑郡界(102)据《隋书·地理志》：安邑县有盐池、银冶，夏县“旧置安邑郡”，有虞坂、稷山(魏征等：《隋书》卷三〇《地理志中》“冀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50页)。，太和十八年安邑郡废置时，其地归属问题引发河东、河北二郡的激烈竞逐，“公私朋竞，纷嚣台府”，是司州政区的建置进程在当时河南地方社会的一个投影。“高祖乃遣(柳)崇检断，民官息讼。”(103)魏收：《魏书》卷四五《柳崇传》，第1029页。时柳崇为太尉主簿、尚书右外兵郎中。太和十八年十月，太尉元丕迁太傅，十九年十二月，司州刺史元禧长兼太尉(魏收：《魏书》卷七《高祖纪下》，第175、178页)。最终，安邑郡辖下的安邑、南安邑二县划入河北郡，其盐池、虞坂亦属之。安邑郡并入河北而非首郡河东，成为“罢州立郡”模式中的特例。

经前文考证，邵上、高凉、山阳、中川四郡也应该是被并入了首郡。高凉郡已如前考，因东雍州之废而并入正平郡。邵上郡,“太和中并河内”(104)徐文范将邵上郡并入河内郡一事，系于太和十一年(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第5册，第6812页)，误。邵上郡太和十八年并入河内郡(李万生：《〈魏书·高允传〉所见邵县之考证与推论》，《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51页)。。李万生认为孝文帝迁洛时将邵上郡并入河内郡“乃因邵上郡与河内郡相距不远”，故而“无保留邵上郡之必要”(105)李万生：《〈魏书·高允传〉所见邵县之考证与推论》，《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54页。。李万生对邵上郡废置原因的解读，忽略了畿内“罢州立郡”所引发的州、郡两级政区变动的大背景，故未将邵上郡之废置于“罢州立郡”历史脉络中理解。邵上郡非无保留之必要，“此地被山带河，衿要之所”(106)魏收：《魏书》卷六九《裴延儁传附庆孙传》，第1532页。李万生考证了邵上郡的地理形势(李万生：《〈魏书·高允传〉所见邵县之考证与推论》，《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58～59页)。，将之并入原怀州首郡——河内，则符合司州政区第二阶段以首郡为核心营建畿郡的原则。在此脉络下，山阳郡改属汲郡(107)张穆著，安介生辑校：《〈魏延昌地形志〉存稿辑校》，第169页。按，太和迁洛之前，有山阳郡，“山阳郡公尉元子为博陵郡公”，后罢郡置县。山阳郡并入汲郡，事在太和十九年，孝昌二年(526年)复置(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〇二“怀庆府一·修武县”条，《四部丛刊续编》第27册，四部丛刊本，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版)。、中川郡并入河南尹之形势，自可解明。

在王畿规划方案的推行下，太和十八年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诸州形成颠覆性的政区变革现象。据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太和十八年司州辖河南、新安、弘农、平阳、河东、河北、河内、安邑、正平、东、颍川等十一郡(108)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第5册，第6816～6817页。。据前文所考，太和十八年，司州在“罢州立郡”策略的执行下，于河南尹之外产生的畿郡有新安、弘农、河北、河东、北乡、正平、平阳、河内、山阳、汲、东等十一郡(109)新安、山阳二郡废置于太和十九年，故而应列入太和十八年设置的畿郡之列。。徐文范将太和十八年废置的安邑、尚属豫州的颍川列入司州辖郡，可能不太准确。而且徐文范脱漏汲郡，亦不妥帖。徐氏未将荥阳郡列入太和十八年的司州辖郡，可谓得其实。这关系到司州政区的第三阶段变革。

四 豫州都督区的废置与司州政区
“罢州立郡”是司州政区建置在第二阶段形成的变革模式，倾动了迁洛之前的河南诸州政区格局，但是司州政区建置的进程并未因“罢州立郡”一蹴而就。据《魏书·元鸾传》：

定都洛阳，高祖幸邺，诏鸾留守……除使持节，征南大将军，都督豫荆郢三州、河内山阳东郡诸军事，与安南将军卢渊、李佐攻赭阳(110)魏收：《魏书》卷一九《景穆十二王下·城阳王长寿传附鸾传》，第509页。。

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孝文帝南伐，元鸾“都督豫荆郢三州、河内山阳东郡诸军事”即在此时。当时的怀州、兗州已经“罢州立郡”，河内、山阳、东郡亦被纳入司州政区。张金龙认为“河内、山阳、东郡虽皆隶属于司州，但却与豫、荆、郢三州构成一个军区，一则这三个畿郡与洛阳距离较远，而距豫、荆、郢三州较近，更便于形成共同的防卫体系，从而更好地保卫新都洛阳”(111)孝文帝干预新设荆州诸郡人选“反映出他对巩固沔北新占领地区给予了异常高度的重视”(张金龙：《〈魏书·地形志〉丛札——北魏州郡建置沿革杂考》，《魏晋南北朝文献丛稿》，第358页)。。此“豫、荆、郢三州”即治虎牢城的豫州、治鲁阳的荆州、治叶县的郢州。张氏的论述建立在太和十八年司州政区地理格局之上，故所论甚得其实。而横亘在司州河南尹、东郡之间的豫州，使得司州的地理格局十分不协调。

治虎牢的豫州，毗邻司州治所洛阳，是扼守洛阳东道的军事重镇(112)“太武帝时，淮南王元他都督豫洛河南诸军事，镇虎牢。”(魏收：《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阳平王熙传附他传》，第391页)虎牢镇将具有都督河南诸州的政治传统(魏收：《魏书》卷四〇《陆俟传》，第901页；卷二六《尉古真传附眷传》，第657页；卷三一《于栗width=11,height=11,dpi=110传》，第736页)。，地位在一般军镇、州郡之上(113)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史》，第766页。。在司州建置进程的第一阶段，罢废豫州的计划已形成于“颍川王雍徙封高阳”之时，但是在太和十八年“罢州立郡”的大势中，豫州政区并未受到撼动，或可见司州建置进程的复杂与艰难。若置于司州政区图中，其地理格局便得以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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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太和十八年司州政区示意图

冯太后临朝后期，豫州刺史人选与其存在密切关联，并延续到迁洛之时。苟颓弟苟若周在太和十四年至十五年之间，出任安南将军、豫州刺史(114)苟若周任豫州刺史，在冯太后崩后。魏收：《魏书》卷四四《苟颓传附若周传》，第995页。。太和十六年，苟若周离任，杨椿“出为安远将军、豫州刺史”(115)魏收：《魏书》卷五八《杨播传附椿传》，第1285页。，《杨椿墓志》作“北豫州刺史”(116)王庆卫：《新见北魏〈杨椿墓志〉考》，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第8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页。，乃是与南豫州对举。苟颓被冯太后信待“永受复除”，杨椿在冯太后时期“内给事，与兄播并侍禁闱”。“高祖自洛向豫”，即太和十七年十月乙酉“幸豫州”(117)魏收：《魏书》卷七《高祖纪下》，第173页。。太和十八年赵郡王幹取代杨椿“拜使持节、都督南豫郢东荆三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豫州刺史”，成立豫州都督区，而此时司州牧元禧“都督司豫荆郢洛东荆六州诸军事”(118)魏收：《魏书》卷二一《献文六王上·咸阳王禧传》，第535页。。元禧、元幹的任职，导致河南形成豫州、司州两大都督区并立的新局面。太和十九年，元幹“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冀州刺史，开府如故”(119)魏收：《魏书》卷二一《献文六王上·赵郡王幹传》，第542页。在元幹刺豫之前不久，冀州刺史元禧“入除司州牧、都督司豫荆郢洛东荆六州诸军事”(魏收：《魏书》卷二一《献文六王上·咸阳王禧传》，第535页)。，豫州都督区随之消失。当怀、兗诸州在“罢州立郡”大势中并入司州之时，豫州仍旧，应与元幹坐镇有关。至元幹离任，豫州“太和十九年罢，(虎牢)置东中府”(120)魏收：《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中》“北豫州”条，第2536页。，其辖下荥阳、颍川二郡皆完整地并入司州，成为畿郡。而南豫州，如同东兗州的情形，更名豫州，但政区并未受到影响，故亦不考察。

豫州罢置后，司州政区的建置进程基本完成，此前由于豫州缺位而造成的司州政治地理格局问题，亦随着消弭。但在司州建置沿革中，仍有余绪可考。据《魏书·裴仲规传》：

咸阳王禧为司州牧，辟为主簿，仍表行建兴郡事。车驾自代还洛，次于郡境，仲规备供帐朝于路侧(121)魏收：《魏书》卷六九《裴延儁传附仲规传》，第1533页。。

太和十八年至二十一年，元禧为司州牧，但是其辖下的建兴郡，《地形志》载“慕容永分上党置，真君九年省，和平五年复”(122)魏收：《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上》“建州”条，第2481页。张穆所撰《魏延昌地形志》没有更进一步的考证，内容与《地形志》无异(张穆著，安介生辑校：《〈魏延昌地形志〉存稿辑校》，第227～228页)。。洎乎太和年间，建兴郡的建置沿革，《魏书·地形志》阙载，学界亦失考。据前文所考，太和十七年的怀州北接并州建兴郡，但是建兴郡何时划入司州，并不见于史载，毋有江将建兴郡划入司州的时间系于太和十八年(123)太和十八年“并州建兴郡划入”[周振鹤主编，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第二版)》，第537页]。，此说可以商榷。太和十九年三月，冯熙薨，“又诏以丕为都督，领并州刺史。后诏以平阳畿甸，改封新兴公”(124)魏收：《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东阳王丕传》，第361页。。根据《魏书·辛祥传》“太傅元丕为并州刺史，祥为丕府属，敕行建兴郡”(125)魏收：《魏书》卷四五《辛绍先传附祥传》，第1026页。，则太和十九年三月前后，建兴郡尚未改属司州。建兴郡由并州划入司州，当在十九年至二十一年之间(126)太和二十一年三月，孝文帝自平城“车驾南巡”，此月路由建兴郡。四月庚申(四日)抵正平郡龙门县(魏收：《魏书》卷七《高祖纪下》，第172页)。。《魏土地记》曰：“建兴郡治阳阿县。”(127)“沁水南迳阳阿县故城西。”(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九“沁水”条，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3册，第637页)太和时期领阿阳、泫氏、高都、端氏四县(128)“绝水出泫氏县”，又“水出高都县故城西”(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九“沁水”条，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3册，第644、647页)。“后魏改泫氏为玄氏，属建兴郡”(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四四“河东道五·泽州”条，第918页)。，南临河内郡。

在“谭图”所绘北魏太和二十一年司州历史地图中，建兴郡西临安平郡。张穆根据《地形志》所载端氏县“真君七年省，太和二十年复”(129)魏收：《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上》“建州”条，第2482页。，认为安平郡设置于太和二十年(496年)，领端氏、濩泽二县(130)张穆著，安介生辑校：《〈魏延昌地形志〉存稿辑校》，第232页。《水经注》云沁水“又西南，迳端氏县故城东”、“又东迳濩泽县故城南”(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九“沁水”条，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3册，第637页)。。《太平寰宇记》云端氏县安平故城“后魏〔孝〕文帝置安平郡”，嘉庆《大清一统志》载端氏县“后魏太平真君七年省，太和二十年复置，兼置安平郡”(131)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一四五“泽州·沁水县”条，《四部丛刊续编》第23册，四部丛刊本。。职是之故，太和十九年的司州新增荥阳、颍川、建兴三郡，共十五县。

综上所考，司州政区的建置开启于太和十七年十月，改洛州为司州，构成司州建置的起点和第一阶段。第一阶段的司州辖河南尹、新安郡、中川郡、襄城郡，可谓沿袭了原洛州的郡县结构，尚未出现倾动河南诸州的征候。然而以太和十八年二月“河南王幹徙封赵郡，颍川王雍徙封高阳”为临界点，以洛阳为轴心扩建司州政区的计划形成，为第二阶段张本。是年，在畿内罢州原则与“罢州立郡”为主干方案的指导下，陕州、泰州、东雍州、怀州、兗州取消州级建制，其郡级政区以首郡为中心进行重组，使司州新增弘农、河北、河东、北乡、正平、河内、山阳、汲、东等九个畿郡。原中川、安邑、高凉、邵上、陈留五郡省并。但是在河南地区“罢州立郡”的大势中，豫州是个例外。太和十八年，元幹豫州都督区与元禧司州都督区并立，并且存都督区相互重叠的政治现象。这或许是太和十八年的豫州不同于陕、怀等州的最重要原因。太和十九年元幹离任、豫州都督区废除，豫州则“省州置郡”(132)《水经注》系于太和十七年(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七“济水”条，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3册，第522页)，疑误。、并入司州。在经历三个阶段演变之后，太和十九年的司州辖河南、弘农、河北、河东、北乡、正平、平阳、河内、汲、东、荥阳、颍川、建兴等十三畿郡。以豫州“省州置郡”“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133)魏收：《魏书》卷七《高祖纪下》，第178页。为标志，司州政区建置的进程完成，迁洛前夕的河南诸州格局亦随之消失。今“谭图”所绘北魏太和二十一年司州历史地图，则反映了河南诸州重建之后以司州为中心的政治地理格局。

五 余 论
司州政区的成立及其展开，建立在太和中州郡改革形成的河南诸州政区格局之上。迁洛之际，以司州建置为中心形成的河南诸州格局的倾动现象，虽然不是以北魏疆土变化为根据，“但地方行政建制的变动却可以说是北魏建国以来最为频繁的”(134)张金龙：《孝文帝中叶北魏州级行政建置考——相关历史记载的比较与辨析》，《河北学刊》2016年第6期，第51页。，具有深刻的政治地理意义。但是在太和十七年设置之初，司州并未被赋予深刻的、倾覆河南州郡格局的意义，而是延续了太和中州郡体制改革的策略，建立简约型的司州政区。然而这一策略在太和十八年出现转折，是年二月颍川郡被纳入畿内罢封的范畴，意味着司州建置突破原洛州政区限制的计划已经形成，司州建置进入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司州建置的路径异常复杂，据前文所考，共计三种类型：其一，建制保留、州治转移型，荆州、洛州属之；其二，“罢州立郡”型，陕州、泰州、东雍州、怀州、兗州属之；其三，郡级政区层面的重构首郡型，河内郡、东郡、河北郡、河南郡、正平郡属之。而太和十九年“省州置郡”的豫州，虽然与“罢州立郡”模式若合符契，但豫州被废则意味着太和十八年设置的司州、豫州两大都督区并立格局的崩溃，故而可以目为司州建置的第三阶段。经三个阶段的发展演变，司州彻底改变了迁洛之前的河南诸州地理格局。

洛阳司州的建置，与孝文帝迁都洛阳属于同样的历史基调，迁洛的突发性开启了司州建置的第一个阶段，这种局面决定了司州建置的规划晚于司州之设。太和迁洛所引发的河南地区州、郡、县三级变迁，看似属于普通的政区调整，甚至不如太和中州郡改革规模，但是其深度以及复杂程度，却非后者所能比肩。学界多措意于政区地理沿革，略于沿革背后“人”的历史以及人地关系与政区变革的关联。虽然本文所考察的司州政区成立史试图考证迁洛不同阶段的特质及其历史图景，却未及深入考察政区调整对象——州郡的“人”的介入。河北、河东二郡争境，导致安邑郡——依例当并入河东郡——偏离常轨而并入河北郡。孝文帝时代完成的司州政区建置，在规整的郡县结构之下，却深藏着日后变革、离析的政治地理因素。

The Collapse and Reconstruction of Henan’s Political and Geographical Pattern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Centering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Si-zhou When the Capital Was Moved to Luoyang
Wang Xingzhen and Hu Zhe

Abstract：In the Pingcheng era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Emperor Xiaowen embarked on a reform of the zhou-jun(州郡)system.As a result,Henan area was transformed from a zhou-zhen compound(州镇复合型) administrative region to a zhou-jun administrative region,and then a new political and geographical pattern of many provinces existing side by side with the Yellow River as the axis was formed.However,paroxysmal political event of moving the capital to Luoyang became the star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Henan’s political and geographical pattern.But the setting of Si-zhou was ahead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gion planning of Si-zhou.Therefore,the reform of reconstructing Henan’s zhou-jun structure centering on Si-zhou wasn’t really initiated until February of the 18th year of Taihe (494).In the mode of “abolishing zhou and establishing jun”,Huai-zhou and Tai-zhou were merged into Si-zhou,and thus,th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pattern of Henan which was formed in the middle of Taihe era was basically dissolved.Instead,the pattern of Si-zhou captaincy and Yu-zhou captaincy took form.The next year witnessed the collapse of this new pattern as the provincial governor of Yu-zhou,Yuan Gan,left his post.As a result,Yu-zhou was merged into Si-zhou,and the establishment process of Si-zhou entered its third stage.By this point,the establishment process triggered by the relocation of the capital to Luoyang was accomplished,and the change of Henan’s administrative regions ended accordingly.The setting and unfolding of Si-zhou as an administrative region was based on Henan’s administrative pattern formed after Emperor Xiaowen’s reform of the zhou-jun system,whose subversive reconstruction of the latter had profound political and geographical implications in the local administrative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Keywords:Reform of Emperor Xiaowen;Moving the Capital to Luoyang;Administrative Regions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Henan Area

[中图分类号]K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0)09-0044-13

*基金项目：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2020jbkyzy001)。

收稿日期 2019-05-11

作者王兴振，历史学博士，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甘肃，兰州，730000。胡哲，历史学博士，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甘肃，兰州，730030。

【责任编校 徐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