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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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演变
□李永兰1，陈艳红2

（1.贵州财经大学 外语学院，贵州 贵阳550025；2.上海海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1306）

[摘 要] 清朝末年，在社会结构颠覆、变革，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特殊历史时期，近代翻译作为构建近代文化的重要工具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有力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和进步。近代中国是翻译事业的重要发展时期，其发端于鸦片战争，发展于清末民初，下迄于五四运动，以西学东渐过程中的西学翻译和西方文化传播为重要内容，总体表现为：从官办翻译机构主导向民间译介力量转移的译著活动主体变化，西方实用自然科学书籍到人文思想社会科学领域的译介文本拓展，以解决方法论为中心的翻译思想争鸣和中国化翻译理论体系构建，其发展进程与近代中国从“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器物技术层次，到以“维新变法”为代表的制度层次，再到思想文化层次的西学东渐探索进程基本一致。

[关键词] 近代翻译；中国近代史；翻译思想；西学东渐

中国古代翻译活动因其历史文化背景，多以宗教文献为主要对象，至明朝末年才开始逐渐拓宽领域，转向对欧洲天文、几何、医学等领域的典籍翻译，但较有规模的翻译活动则始于清朝中叶。清朝末年，中国社会因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入侵而进入“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两次鸦片战争战败后，长期闭关锁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从此彻底丧失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话语权和书写权；《天津条约》的签订更是将两国交涉中的中英文本制作权归于英方，并以英文文本为标准，甚至规定“遇有文辞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 的条款[1]（p102），确定了英语在中英国际交流中的权威地位。迫于现实压力，清政府开设了第一所官办外语专门学校“京师同文馆”，由排斥西方文化转向主动学习求变，以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中国近代翻译由此拉开序幕。

翻译作为一种信息转换工具和传播媒介，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特殊现象，基于其“社会性”和“文化性”特征[2]（p246-248），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过程中承担了文化符号转换和思想创造传播的重要功能，有识之士以译著为媒介探索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现代化道路，构建中西文化交流互动模式，对推动中国翻译事业发展和近代中国思想文化转型大有裨益。

一、鸦片战争发端：器物技术层面的实用科学译介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深渊，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攸关的民族危机，国家社会政治结构和思想文化发生了倾覆性剧变。清政府作为战败方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彻底丧失话语权，在西方国家霸权压迫下，不少有识之士意识到通过译介西方书籍来自强求变、国际交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如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徐继畲编纂的《瀛寰志略》以及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等，这些译介作品均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价值理念，是近代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文明的翻译著作；以恭亲王奕䜣、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在与西方列强的频繁接触中意识到国家在科技、军事、教育等领域的巨大落差，为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秩序和切身利益也极力倡导变革。奕䜣在上奏中提出“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欲悉各国情形，必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欺蒙”等主动学习西方文明的建议[3]（p342）；晚清思想家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指出，“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4]（p219）；晚清思想家王韬也表示，国家应当在沿海港口设立驿馆，录取愿意学习英文的士子及候补者，“果其所造精深，则令译西国有用之书”[5]（p198）。

清政府对翻译人才的培养以设立官办译馆和派遣留学为主要途径。在洋务派领袖恭亲王奕䜣的倡始下，1862年8月24日，中国第一所外国语言专门学校“京师同文馆”设立，初期只设立了英文馆，后增设法文、俄文、德文、日文等语言翻译机构，开创时期仅限于外国语言文字和中文课程。京师同文馆对入学资格要求颇高，须为有科名或由此出身官阶五品以上、年龄30 岁以下的京外官员。其创立初期仅有学生10人，后逐渐增加至120人，其学子先后译制了《格物入门》《星轺指掌》《公法会通》《天学发轫》《公法便览》《化学阐原》等大量西方书籍，“译西书十余年来……始知邦国往来之道，战和交涉之例，以及世代盛衰之由。上下四千年之久，东西七万里之遇，犹全豹之见一斑也”[6]（p74-81）。1863 年，由李鸿章奏设，仿“京师同文馆”为例，在上海成立“广方言馆”，开设初期仅设“英文馆”，后增设“法文馆”“算学馆”“天文馆”“翻译馆”，招收“师禀颖悟、根器端静之文童”[7]（p568-571），学成后可充任各衙门及海关的“翻译官”。1868年，清政府在曾国藩“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 的倡议下，创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西书翻译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专门引进、翻译西方科技类典籍，先后聘请了中外59 名学者参加译书。除开设官办译馆、外国语言学校及组织翻译西方实用科学典籍之外，洋务派还积极倡导派遣留学生赴美、赴欧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着力培养翻译人才。1872年，由曾国藩立稿、李鸿章会衔上疏清廷，主张派遣学生驻海外留学，“今中国欲仿效其意而精通其法，当此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图自强之至意”[8]（p37）。在“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牵头以及曾国藩、李鸿章的大力支持下，清政府于1872年8月11日正式启动120名幼童分四批次赴美留学计划。留美幼童学成归国后将西方文明成果加以传播、应用，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领导和驱动力量。该阶段的西学翻译机构以及海外留学计划均由清政府主导并掌控，呈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和服务统治阶级的导向。

洋务派继承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核心理念。该思想同样贯穿于西学翻译和派遣留学生的过程，译著、学习的内容以地理、化学、世界历史、国际法、经济学等西方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为主，缺乏“哲学理法”等西方社会科学类典籍的介绍。该阶段的西学翻译以外国学者口译、中国学者执笔润色为主，其中较为典型的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其遵守沿用中文名称，无中文名称则创立新名，汇编收录于《中西名目字汇》。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自创立至解体期间共译书241 种、出版201 种，其中出版译著科技图书179种[9]（p1247），译著规模、影响均为近代中国翻译机构之最，翻译成果涉及数学、军事、物理、医学、史志、地理、天文等基础理论书籍。其中，徐寿与傅兰雅合译的《化学鉴原》、华蘅芳与玛高温合作翻译的《地学浅释》、华蘅芳和傅兰雅合译的《代数术》等译著，成为时人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的教科书。梁启超给予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西学翻译成果以积极评价：“数十年中，思想界无毫变化。惟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其人皆学有根柢，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及兴味皆极浓重。”[10]（p187）该阶段的西学翻译活动使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与文化觉醒得以实现，近代科学技术的应用逐渐展开，但中外合译的翻译方法存在的问题却不容忽视。维新派人士叶瀚点评道：“泰西无论政学，有新造之字，有沿古文字，非专门不能通习。”“泰西文法，如古词训，语有定法，法各不同，皆是创造，不如我国古文骈文之虚抚袖用，故照常行文法，必至扦格不通。”[11]（p215-217）马建忠评道：“转请西人之稍通华语者为之口述，而旁听者乃为仿佛摹写其词中所欲达之意，其未能达者，则又参以己意而武断其间……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亦何怪夫所译之书皆驳杂迂佛。”[12]（p45-47）在口译与笔述结合的翻译过程中，口译者与笔述者往往皆缺乏专门的科学知识，导致语言障碍下的学术判断和专业选择难保无误，译制成果常有“文义难精”之弊端。

中国近代翻译发端时期，以“天朝上国”自居，长期闭关锁国的清政府战败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之下，紧急关头救亡图存的洋务派将“器物”强大视为民族自强之良方，翻译机构开设的译员培养、翻译活动均在官方主持下开展，成为一项具有高度组织性、计划性的政府行为，旨在通过“师夷长技以制夷”以维护濒危的封建统治阶级利益。通过中西合译的模式，大量的西方实用科学典籍被译介，西方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知识被引入中国。但是，由于文化的自我觉醒意识尚未萌生，不可避免地带有急于求成的迫切心理；以翻译西方科学技术著作为向西方学习的捷径，始于“器物” 层面的西学翻译认识及探索，为中国近代翻译和思想文化转型奠定了实践基础。

二、清末民初拓展：民间译介力量的崛起与壮大
清末民初，中国近代翻译经历了前一阶段的艰难起步后，在这一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思潮并存的特殊历史时期，国家面临更加激荡的文化洪流冲击和内忧外患的矛盾之时，民间译介力量开始崛起和壮大。在此阶段，近代中国的文化心态已经区别于此前的“求知于世界”，取而代之的是有志之士“向西方寻求真理”，在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择书而译，为救国自强主动引入、传播西方文化。逐渐崛起和壮大的民间译介力量为构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开拓了新方法和新境界，推动了中国近代翻译的进一步拓展。

（一）对前期翻译活动的反思与批判
近代翻译自发端起便被赋予浓厚的政治色彩。鸦片战争之后，洋务派意识到了翻译的社会功能，并将其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手段。但其只注重对西方器物技术的学习，强调在维护“中体”的基础上采纳西学，颇为有志之士诟病。郑观应认为，官办翻译机构过度强调外国语言文字教学，“若夫天文、舆地、算学、化学，直不过粗习皮毛而已[13]（p481）”。严复亦撰文批判洋务派“中体西用”理念的逻辑和实践谬误：“益非西学，洋文无以为耳目，而舍格之事，则仅得其皮毛。”[14]（p72-77）“救亡之道当何如，曰：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15]（p136）康有为认为，“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16]（p274），前期所译西书“既无通学以主持之，皆译农、工、兵至旧非要之书，不足以发人士之通识”[17]（p119）。梁启超亦表示，“中国向于西学，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法”[18]（p164），“吾中国之治西学者，固微矣。其译出各书，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治、资生等本源之学，几无一书矣”[19]（p198），故而洋务运动难以培养真正适应国家建设需要的人才，“推其成就之所至，能任象鞮之事，已为上才矣”[20]（p198），中国必须吸收西方新学术，“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21]（p354）。因而，张之洞亦上奏提出“宜多译外国政术学术之书”[22]（p171）。

甲午战争前，翻译人才培养周期漫长，翻译方法落后，导致西学译著多有漏洞和荒谬悖诞之处，翻译名词统一亦无显著成果[23]（p59-65）。西书中译、传播西学的翻译活动未能巩固清政府政权统治，挽大厦于将倾。因而，对前期翻译活动人才匮乏，译著内容偏狭、译者主观割裂等不足之处，进行反思、检讨与批判，成为甲午战争后知识界关注的新议题。

（二）译著内容及翻译方法演变
鸦片战争爆发后，封建传统学术文化式微，虚空无用的八股诗文遭到学子诟病，而洋务运动时期引入的西学内容偏颇于科技军事，难以满足人们对新知识、新学理的渴求，为该阶段的西学大规模传播提供了广泛的社会需求[24]（p31-36）。甲午战争的战败极大地触发了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家的心理震动，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识到，汲取新式西学开展新兴资产阶级斗争是救亡图存的有效途径。以“开启民智”“教育救国”为价值取向，主张引入西方社会制度、思想文化以及教育体系的翻译思潮登上历史舞台，开启全面系统地翻译西方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著作的活动[25]（p214-217）。

这一时期，翻译活动译著内容由前期重点译介西方的实用科学典籍，转向西方以及日本社会科学、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领域的书籍，有意识地选择适应中国近代发展需要的书籍，强调文学作品译制的国民教化作用。严复是第一个将西方文化引入中国的思想家和翻译家，他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译著进行了创造性诠释，使其符合国人文化认同及社会心理[26]（p156-159），将国人视线转向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从世界观上着手重新武装人们的思想，丰富拓展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与此同时，该时期的维新派人士首次提出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翻译方法标准：1894年，马建忠为纠正洋务翻译的谬论，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首次提出了“善译”理论，以西方现代语言学为基础提出培养翻译人才的标准与方法，并使之成为中国近代翻译方法理论的重要发展基础[27]（p87-99）；1898 年，严复在《天演论序》中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并由此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28]（p1-3），至今仍广受推崇；1912年，章士钊和张礼轩则围绕“音译”和“义译”展开讨论[29]（p289）。此外，梁启超提出的“通学、通文”观点，林纾提出的“神会、步境、怡神”学说均为西学中译提供了可依从的方法论思考。

（三）民间翻译力量的崛起与壮大
在清政府政权灭亡和民国政府建立初期，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和支持力量，共和派无法完全掌握政权，社会处于共和派与帝制派对抗、撕裂的混乱无序状态之中。政权更替导致官方对译著活动的控制力度逐渐弱化，大批留日学生群体归国后快速扩充民间翻译人才队伍，成为清末民初近代翻译事业拓展和民间翻译力量崛起的历史必然性。

社会变革运动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转型、重构的宏观方式。在一系列有志之士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爱国运动中，开办翻译机构、译书、办报、出版、译介西方学说、向西方寻求真理，成为其突破封建文化网络，构建新思想文化的重要方式。在此过程中，翻译活动始终贯穿其中，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筛选的重要媒介工具。新时期的翻译思想跨越了前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实用理论和“中体西用”的保守主张。民办专门翻译机构纷纷设立，有志之士自愿、主动投身于西学翻译活动中；彼时的译者主体不再是前期的官办机构人员，而是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有志之士。随着译者主体来源的多样化，对翻译的态度也由前期的盲目、被动转为主动，将翻译视为国家发展的重要项目之一。1897 年，梁启超等人创设上海大同译书馆和译书公会；同年，罗振玉在上海开设东文学社教授日文；1900 年，在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用于发展译书出版事业的机构——译书汇编社成立，并出版《译书汇编》杂志，大量编译卢梭《教育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斯宾塞尔《政治进化论》等西学著作，对“促进吾国青年之民权思想，厥功甚伟”[30]（p585-589），其所译日文、西学等读物发行，遍及中国、日本、新加坡等地，影响甚广。此外，留日学生还积极参与国内的日文翻译活动，开设民办翻译机构，参与编译活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此时，西学才得以在中国积极传递散播。

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时期，“天朝上国”的迷梦逐渐清醒，国人开始由表及里地反省自身：“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31]（p452）民间翻译力量的崛起与壮大正是国人文化自觉意识苏醒的必然现象，其对译著内容由西方实用科学典籍转向社会人文科学领域，结合时代语境采取经世致用的翻译思想，推崇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新概念，深入西学观念领域引入西方先进科学思想，以重构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为目的纳新改旧，使之成为改造国人世界观的理论根基和思想启蒙武器。以西学译著催化社会改良和进步，反映出近代中国在求知于西方时由器物技术向制度层面转型的演变路径。

三、五四运动后兴盛：文学翻译盛行，翻译规则剧变
前期翻译活动通过对西学译著内容的筛选启发民智，引发意识形态的碰撞，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分崩瓦解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五四”时期是我国近代文化、文学建设的繁盛时期，社会时局处于动荡不安，文化思潮处于纷繁复杂的转型阶段。由于新文学尚属萌芽阶段，在当时以推动文学革命为改造自身的重要手段主要是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文学作品和创作一般地重要……像现在的我国，翻译尤为重要”[32]（p217）。随着这一时期民众政治热情降温和文学观念增强，涌现出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新一批文化领袖，他们的思想及其代表作登上历史文坛和译界的舞台，推动着中国近代翻译的译著内容重心开始转向文学领域，迎来了全新发展的阶段。文学翻译空前盛行，翻译规范急剧变化，新一代翻译活动的践行者为推动中国翻译事业发展，重塑国民性和构建新文化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重塑翻译学术规范
中国近代翻译对西学典籍翻译内容的选择经历了从科技工艺到法律政制再到文学作品的变迁，其对文学作品的译制侧重于情节描写，承袭了中国传统文学小说程式及套路，以输入西方文明为目标而忽略其文学审美、娱乐功能，译者往往结合自身政治倾向对译著内容进行选择性修改，转译和间接翻译是译者常采用的翻译方法。“时局的紧迫和翻译的社会教化功能使翻译家和读者无暇顾及翻译的忠实”[33]（p156-159）。“五四”时期，有志之士开展翻译活动的直接动机依然是实用理性和启蒙救亡，但其对此前的翻译风尚重新加以纠正并确立了新的翻译规范，“信”成为评估翻译质量的重要标准。

西方科技传入近代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科技术语的本土化。在西学翻译过程中译名标准的不统一、不规范，导致学术名词译名混乱，科学发展和学术传播受阻，同时，其更新速度亦无法满足中西文化交流的现实需要。这使得科学术语译名统一成为译者、社会组织、学术组织和政府组织开展翻译活动时关注的重点内容。而后，清政府学部审定科主持编纂了《化学语汇》《物理语汇》，并于1909 年设立编订名词馆，为学术译名统一奠定了一定基础[34]（p75-84，102-109）。1916 年，医学名词审查会成立，以定期召开名词审查大会的方式进行译名统一工作；1918 年，其更名为科学名词审查会，该组织虽主要由民间社团合组成立，但教育部会对其进行一定的财政扶持，并派代表参会公布其审查通过的大部分名词，故而属于民国时期的准官方组织[35]（p151-158）。1928 年，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正式成立，对原审定通过的学术名词承认其有效性，并继续整理审定及未审查的学术名词，该组织成立后原科学名词审查会自动停止名词审查工作[36]（p100-105，111）。1932 年，国民政府成立官方图书术语编订机构国立编译馆，以科技术语名词审定和统一为中心工作[37]（p63-72），编审出版了涉及化学、药学、数学、物理学等共计二十余个学科的学术名词汇编，科学译名统一工作得以实现快速发展。

（二）翻译统制政策确立
在政权更迭、社会动荡的宏观环境下，崛起壮大的民间译介力量成为中国近代翻译事业的主要践行者。近代西学中译一度呈现出繁荣与混乱并存的局面，其译著内容“以多为贵”，缺乏组织性和选择性，导致西学传播内容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错位；翻译活动多服务于译者的政治倾向，翻译形式与方法均带有一定急功近利的色彩；翻译理论不成体系，翻译方法标准不一；翻译人才专业水平良莠不齐；民间译书机构商业色彩浓厚，逐利行为和商业投机性明显[38]（p13-21，188）。然而，随着国家政权重新确立并趋于稳定，民间翻译活动的乱象和弊端逐渐暴露，尤其是翻译理论的构建始终未能形成完整体系。由此，翻译统制政策顺势而生，由政府以及官办机构主导翻译事业发展，制定翻译事业宏观规划，统筹和监督翻译活动的开展。在此背景下，民间译者亦对官办机构所构建翻译标准质量存疑，认为“藉政府之力，亦不能服学者之心”[39]（p108-112），其追求学术独立的行为亦是当时文化觉醒的表现。

（三）翻译思想百家争鸣
“五四”时期的翻译思想以及方法论一改近代翻译初期的单一模式，译者文化自觉意识完全苏醒，可结合自身需要自由、自主地采取多元化翻译方法。随着翻译动机和译著内容发生变化，译者自身的专业学科水平、语言能力和翻译能力得到提高。译界为促使翻译质量不断提升，常针对翻译方法、翻译规范、翻译技术展开激烈讨论，总体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多样化发展态势。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以严复为代表的翻译学者所主张的“信、达、雅”的翻译理论，该理论在中国翻译事业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价值，形成了中国近代翻译规范化和标准化的理论形态[40]（p82-84）。蔡元培基于自己长期从事教育领域翻译的经历，针对翻译性质和分类提出了“译即易”“一译”“再译”等翻译思想，其主张具有一定的前瞻性[41]（p13-15）。另外，鲁迅等学者主张“直译”“意译”“顺译”“信而不顺”等翻译方法，也有力地推动了汉语言文学的现代化及改良，促进建立了现代翻译规范标准。郭沫若、茅盾等学者将翻译视为与创作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主张白话文翻译和“信”“达”统一的翻译标准，“与其译而失真，不如不译”[42]（p169），彰显了这一时期翻译学者们前所未有的高度自信以及对翻译文学独立价值的认可，既是时人文化自觉苏醒的佐证，又是翻译事业进入成熟期的自然反映。诸家论战背后反映的是近代中国翻译准则的缺失，亦是西方文化与本国文化沟通的方法论问题。

在近代翻译事业发端与拓展阶段，译者对西方著作所采取原样照搬的译制方法，对于西学内容未能改造和创新发展，西学理论转化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动力的效率受到了严重制约，“彼邦之教法移诸吾国，支离牵合不足当著述无疑也”[43]（p1-2）。对此现象，“五四”后的学者认识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国情、文化差异，“食欧美之学说，以为欧美人之设施，皆金科玉律，断无流弊可言。……行于欧美者，亦未必可行于吾国”[44]（p5），“不在多读外国书籍，多取外国材料，而在用科学的方法，切实研究中国的情形”[45]（p375），开始反思对待西学文化“拿来主义”的翻译方法论，提出了翻译中国化的命题。鲁迅为了使其译制的科普读物更易为读者所理解，采用改译的翻译方法，“参用文言”或“删易少许”[46]（p1-2）。赵演在其译制的《教育原理》中亦明确表示：“一切外国材料不能适用者，尽行删除，易以中国材料。且设法就中国情况而论。”[47]（p1-2）运用“中国化”的改译方法将西学思想文化与近代中国实际国情进行巧妙结合，能够使西学译著突破中西文化的跨度和歧异，更加贴合国人的阅读习惯和情感体验；在加速西学知识广泛传播的同时，能使其转化成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构建与发展的动力。

“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德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48]（p1-2）五四运动后译著内容的变化以及译者围绕翻译方法论和翻译中国化展开的讨论，反映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完成了由器物技术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层面的转型历程。近代翻译活动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译者广泛传播西学加速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转型和重构，而思想文化的转型亦在加速译者文化自觉意识的醒悟，实现翻译活动的繁荣兴盛。

四、结语
中国近代翻译发端于鸦片战争，拓展于清末民初，兴盛于五四运动时期，其嬗变历程与近代中国思想文化构建及转型的路径大体相同。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决定了翻译活动与近代思想文化构建之间密不可分的逻辑关系。有志之士以翻译为工具向西方寻求真理，探讨民族自强、救亡图存之路，文化自觉意识的醒悟亦在促使其不断改良翻译方法、翻译技巧。翻译理论思想体系的构建与成型，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构建与转型开创了全新的方法内容和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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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0.12.015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0）12-0140-08

作者简介：李永兰（1976—），女，贵州贵阳人，贵州财经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陈艳红（1972—），女，安徽淮北人，文学博士，上海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梅瑞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