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遮蔽·澄明：数字时代下留守儿童网络游戏现象的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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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遮蔽·澄明：数字时代下留守儿童网络游戏现象的三重审视
□冯璇坤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210097）

[摘 要] 儿童与游戏两个概念紧密相连，理想的游戏理应能够留存儿童的本真并有效促进留守儿童的时代化融入。但在数字时代，留守儿童的成长正陷入网络游戏之中，渐趋背离主体价值。但是现存游戏工业生产的目标发生偏离，留守儿童网络游戏辨识能力阙如，宏观制度背景多重乏力，乡村成长空间活力衰减，亲情支持空间萎缩的多维遮蔽正异化着留守儿童的成长理路，加剧了代际的延伸与发展。为了拂清留守儿童网络游戏现象的遮蔽，应从游戏工业生产公共精神确立，留守儿童游戏素养培育，宏观制度有效规约，成长空间的活力焕发，家庭亲情的交融纾解五个方面出发建立多层面体系以望澄明。

[关键词] 数字时代；留守儿童；网络游戏

儿童是鲜活个体的存在，生长于浩瀚变迁的时代环境之中。当今儿童所处的正是通过数字技术将人类的理性世界图景转化为可感知且具有虚拟性的生存世界，即数字时代[1]。数字时代浪潮中有着这么一群孩子，他们是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后备根脉，不容忽视。他们也是父母在外打工缺失监护，或是父母一方外出打工而另一方缺失监护能力，难以与父母正常生活且低于16周岁的普通儿童[2]（p143-145）。随着数字媒体技术迅速渗透至社会各隅，网络游戏不断风靡，其中农村也难避影响。它以虚拟场景、实时互动、刺激化声像等特征成为留守儿童了解世界、提升数字素养的重要经验途径，延伸留守儿童社会化过程的新型经验空间。但也随之衍生暴露出诸多舆论问题，同时传统游戏的性质、特征、审美、互动方式也在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留守儿童的游戏生态在日益强化的数字技术支配下不断肢解重构。是故，置身数字时代如何厘清传统游戏与网络游戏的价值，循何路径揭示留守儿童网络游戏的童年遮蔽以撷得澄明之态，正是当前数字时代留守儿童成长发展的重要议题。

一、理想审视：传统游戏和网络游戏之于儿童的价值意蕴
（一）传统游戏：特征展布与生命发展的童年价值昭示
儿童、游戏，二者互生互补，互为关联，两个概念不论从心理学、美学、哲学等学科看待都始终紧密相连，儿童的游戏始终是最纯粹的游戏形式。从古典游戏理论到现代游戏理论再发展至后现代主义游戏观念，游戏的形式内容不断改变，游戏成为后现代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与本质精神，破除传统哲学家设置于主客观之间的僵硬对立，承认游戏的本质是一种既自由又愉快的活动。

一方面，游戏自人类社会发轫便已生发，作为儿童本真价值的昭示，是个体发展的有效途径和美好生活的基奠。首先，儿童游戏具有自发的特质。19世纪对游戏有两种基本解释：第一，消耗剩余的过多精力，第二，起始于有机体与生俱来的冲动，这两种定义都把游戏特性还原为天生的倾向或能量[3](p314)。游戏作为儿童生活中自主的存在，恰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潜意识的本能欲望决定个体的行为和活动”[4]（p65-69），机体本能所产生的自发性倾向投射入儿童身体，清晰表现为在游戏中尊重内心、追求自由的过程。儿童的游戏正是自然的机制，他们的本能正是喜欢游戏、热爱游戏，无法扎根于任何理性关系之中。其次，儿童游戏具有精神内涵。游戏的乐趣是不能够分析的，一切逻辑的解释都无能为力[5](p4)。儿童的游戏是无法扎根于理性的，任何游戏的发生都是支持儿童遵循其内心探索如何成为自己，并获致最大程度上的精神满足。最后，儿童游戏是非功利化的，是生活和社会的所需。恰如赫伊津哈所言，游戏和利益没有直接关系，对个人来说是生活的功能，对社会来说是文化的功能[5](p13)。儿童在游戏过程中得到快乐，在现实生活之外拓展出了新的生活空间。它不受到生存需要的胁迫，它的本身就是享受快乐，具有超功利性。

另一方面，游戏有助于儿童个体生命力量的展开。游戏是幼儿发展的主要源泉，幼儿主体在游戏中可以得到发展[6](p53-55)。游戏能够促使自我的生命力量勃发，达成自我确认、自我认知以及自我机体发展。第一，在游戏过程中，儿童机体生理不断发展。通过不同类型游戏的过程，儿童的大肢体动作、精细动作等生理机制不断获得发展和成熟。第二，在游戏过程中，儿童心理不断发展。游戏所带来的体验感激发了儿童的自觉能动性，且多维感官的参与性能够带给儿童心理发展的基本动力。儿童的想象力在现实实践与游戏幻想的二维和谐中获得发展，在游戏材料零碎呈现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创造性以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并在自我身心的不断完善中达成自我的确认和习得。

（二）网络游戏：数字特征与技术传递下的留守儿童时代浸润价值
相比较于传统游戏本身，网络游戏的出现铭刻有数字时代的清晰印记，突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实现了在拟态空间内的虚拟社交关系建立及游戏行为展开。助力儿童成为新时代的数字公民，也为留守儿童的数字时代浸润开拓了路径。

首先，它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实现了留守儿童的经验充实与延伸。网络游戏一方面是对现实生活的虚拟重建，诸如金钱、地位、生活细节等均有所体现。另一方面留守儿童作为游戏体验者，能够从中获得精美视觉体验，了解一些游戏场景中的远古历史和未来构想样态，打破城乡二元机制给留守儿童带来的经验获取渠道阻断。

其次，在网络游戏进行中提升自身社会化水平。网络游戏是现实社会的方法和模仿，游戏中的个体同样需要与他人交织出关系网。在选择群体对抗性游戏中需要在乡村生活之外的拟态环境中迅速适应，并建立起与其他玩家的分享、沟通、分工、合作。通过收获数字拟态游戏空间中的社会化经验，留守儿童的沟通交流能力获得提升，也使留守儿童习得并适应数字时代的新规则。

最后，突破留守儿童的生长环境壁垒，锻炼脑力，接轨数字时代。留守儿童相对于普通儿童而言，其特别的生长环境、家庭结构和经济社会资本的匮乏限制了其生活可接触图景。网络游戏使其与时代接轨，并在游戏进行的过程中锻炼知觉和思维，培养迅速判断和理解游戏的逻辑，激发创新能力，培养首创精神。

观此思量，游戏抑或网络游戏都有维护儿童本真价值和促进留守儿童时代化发展的理想价值，但当代留守儿童网络游戏图景似乎正偏离应有轨道不断错位。

二、遮蔽审视：数字时代下留守儿童网络游戏现象的多重症候
数字时代产生于科学技术迅捷发展的背景下，网络游戏以其大众数字娱乐的生产和生活价值而大行其道。留守儿童存留于乡村环境也生活于数字现世，是数字公民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留守儿童网络游戏诸多议题反思，污名化频现。表面观之，网络游戏着实影响了留守儿童。但现实境遇应是社会在一段时间内对留守儿童童年生活价值的忽视，以及家庭结构失衡等多重原因所共同导致的留守儿童网络游戏沉迷现象。

（一）价值背反：游戏工业生产目标错位
约翰·赫伊津哈曾言：“游戏与物质利益无关，处在欲望和胃口的满足之外，但人类文明延续至今，游戏精神已日渐衰落。”[5](p13)当今数字时代的游戏功利化和娱乐环境物化已然成为时代镜像，游戏工业日臻成熟，却背反原初传统游戏的主体价值理性和无关争涉的非牟利取向[7](p91-92，159)。第一，网络游戏产业自律不足。一方面，互联网的行业自律还处在探索阶段，面对相关负面舆情不断涌现，多是迫于媒体和公众的压力采取危机公关行动，而未能形成统一有效的行业标准和规范。另一方面，明晰可见的是网络游戏逐利化走向已然深陷一己之私的囹圄，与游戏非功利化的特质背道相驰，不利于留守儿童在缺乏家庭教养的基础上在数字时代中健康成长发展。市场化、经济增值成为游戏生产者的意愿趋向，游戏生产与设计公司以定量的前端技术与运营投入实现资本固定化，版权所有的网络公司在玩家通过反复、频繁的游戏操作和消费投入中捕获个体精力和经济资源扩展，潜在实现游戏公司的资本可变。第二，网络游戏可入者的身份筛查和分层机制效力有限，监管存在漏洞，留守儿童被动卷入。在网络游戏工业化生产机制中，儿童并非其原初目标群体，而是在边界模糊的网络世界中被动卷入成人的数字游戏生活。目前，一些游戏设置的防沉迷措施“防火墙”功能有限，可通过借用亲人信息、购买他人身份信息注册登录游戏绕过限制。留守儿童由于自身可接触资源信息的有限以及监护的缺失，愈发失落沉迷。第三，网络游戏的设计中缺乏以儿童在数字时代身心发展质量为目标秉持的开发者。成人化的、情境体验强烈的、休闲娱乐的、刺激性强的、具有挑战和诱惑力的网瘾化设计取向成为留守儿童在孤单留守生活寻求精神依托的过程中被动深陷网络游戏世界的症结所在。日本的任天堂公司以生产设计专门的儿童游戏而颇受瞩目，但纵观国内现存网络游戏，普遍方式多为竞技对抗，追求账号升级、排位晋升、装备比拼、角色技能对抗。单机化的人机对抗计算机游戏适宜年龄段有限，内容简易单调，缺乏有效科学设计思维渗入和娱乐吸引力，游戏受众有限。

（二）身心迷惘：留守儿童网络游戏辨识能力阙如
留守儿童是成长中的个体，其思维、道德、辨别力、价值观、身体发育等诸多方面都处于发展进程中，且往往缺乏家庭教育和社会支持。在面对精美视听的游戏场景体验时，留守儿童的网络游戏辨识判断能力怠荒迷顿。

首先，留守儿童网络游戏身份体验假性“调和”个体定位。虚实二元的割裂让留守儿童于家庭约束、生活体验欠佳的真实空间中模糊自我角色，于虚拟游戏中寻求存在感，以无形的方式陷入数码迷潭。网络游戏的数字身份短暂消解留守儿童现实身份体验，获得虚幻的自由平等。但虚拟身份思维下的假性价值和行为选择不利于留守儿童后续成长发展，极易造成真实生活中身份固化的代际传递，加剧乡村的离散凋敝和文化失谐。

其次，“货币”消费思维强势入侵留守儿童价值意识。网络游戏生产的虚拟货币价值取向和现实生活中的逐利导向成为留守儿童消费意识形成的强化推力。网络游戏账号升级、道具装备添置、人物角色购买、数字货币交易等形成了虚拟的经济体系和消费模式，商品化的价值观念被网络游戏世界潜移默化地根植于留守儿童尚待形成的价值意识中。

再次，留守儿童社交判断“权威化”基准错位。在留守儿童的生活中，正经历着由动态游戏向静态娱乐的过程转变，由传统的群体化活动社交向虚拟游戏权威社交错位。游戏权威如《王者荣耀》中的最高段位是荣耀王者，其次有至尊星耀、永恒钻石等，且每一赛季结束后都会从最低段位重新升级。战队组建有邀请和临时匹配若干类型，走位、团战、攻击、辅助等诸多方式与游戏的技巧、装备、经济投入密切相关。由于现实生活中留守儿童实际生活的贫困、可交往群体有限、生活娱乐趣味滞塞，网络游戏的社交则涌现出段位权威化，段位技能追捧，游戏升级的虚拟经济价值等特征。他们将虚拟世界中所获得的名目、头衔、等级类比到现实生活中，并以此自居。留守儿童实际生活的权威树立遭逢此类社交标准侵袭，片面急寻比拼而抹杀权威判断的正向基准。

最后，留守儿童道德辨识能力异化。据报道，某留守儿童因迷恋网游，渴望体验杀人快感，将邻居杀死[8]，诸如此类的报道近年频现。留守儿童在迅速“崛起”传播的无门槛游戏世界中，遭遇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边界模糊，暴力、厮杀、成败、对抗……不断喧嚣充斥。对于留守儿童而言，在欠缺家庭监管、社会帮扶机制与自我辨识能力的情况下产生的道德判断力异化极易导致虚实模糊，以游戏所灌输的方式去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冲突矛盾。

（三）制度遮蔽：留守儿童宏观制度依托多重乏力
关涉留守儿童网络游戏现象的诸多问题是产生于宏观制度建设尚不全面的背景乏力之中的，涉及政府网络游戏行业监管制度、相关学校管理制度等的现实关照不足。

首先，网络游戏相关政策标准位阶低，缺乏统一规范的高阶法律以克服行业自律不足的形势，乏论留守儿童网络游戏现象的针对性。2017年我国留守儿童数量为1550.56万人[9]，一项针对《王者荣耀》游戏的调查数据显示，留守儿童的游戏时间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每天玩游戏4—5 个小时” 的占比分别为18.8%与8.8%，“每天玩游戏6 小时以上”为18.8%与8.2%，明晰的数据差异赫然在目[10]。《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19)》[11]数据显示，农村留守儿童首次触网年龄在10 岁以下比例高达91.8%，远高于未成年人十岁之前触网比例为72.0%的调查数据。46.5%的留守儿童在学龄前就开始接触互联网，十岁及以后才开始上网的比例只有8.3%。上网设备以手机为主，娱乐消遣功能占据主导地位，上网目的几乎都是玩游戏。在政策方面，据报道，目前规范网络游戏的具体规定仅为原文化部颁布的《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12]。《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三条中规定，国家采取措施，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13]。文化部、信息产业部发布《关于网络游戏发展和管理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加大网络游戏管理力度，规范网络文化市场经营行为[14]。新闻出版总署、中央文明办与教育部等联合发布《关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实施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的通知》[15]，要求系统针对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诱因，利用技术手段对未成年人在线游戏时间予以限制。以上规章、法规及意见虽将儿童的网络权益及相关网络游戏的细则添加进去，但可落实性有限，过于笼统。此类文件虽对从事网络游戏研发生产、运营、虚拟货币发行交易服务等的经营活动进行规定，但效力位阶局限于部门规章意见等，未能达到国家法律层级，且针对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监管的针对性和完善性尚不足，更难以落实到留守儿童。网络游戏内容五花八门，软色情、软暴力的现象颇多，且屡禁不止、扩散肆意，留守儿童的家庭与社会监管弱势，自我控制辨别能力有限，易于沉溺。

其次，留守儿童教育制度和师资匮乏成为网络游戏在留守儿童中弥散传播的乏力之一。一方面，小规模学校撤并后的寄宿制学校“圈养”压缩留守儿童娱乐空间，网络游戏强势渗入。由于乡村常住人口和留守儿童数量的弹性变化流动影响，出现了诸多乡村小规模学校。在撤留博弈考量下，为优化农村的资源配置，提升教学质量，一度出现“撤点并校”的政策，颇多留守儿童被迫集中至远离家庭的乡镇学校。留守儿童从安全开放的自由乡村生态教育转型至束缚下的学校“圈养” 空间内，表面保障了在校学生的安全稳定，硬性实现了办学管理标准，但也背离了教育初衷。因为在远离家庭监护关怀且囿于学校管制的空间中，留守儿童感受到自由被阻滞的压抑感，而网络游戏能够为之带来情绪宣泄、时间消磨、追求自由的“迷幻”途径。另一方面，乡村教师结构性短缺，具有现代化媒体素养的教师不足，学业成绩和安全意识是管理工作的核心，并且针对网络游戏现象的处理方式僵化严厉，易于激化矛盾，这种强硬的管理极易激发留守儿童的逆反情绪和辍学行为。

（四）文化旁落：留守儿童乡村成长空间活力衰减
第一，留守儿童闲暇休闲的娱乐权利被忽视，关照留守儿童的公共设施、空间和活动类型有限。随着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推广，建设美好乡村，一些富裕乡村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针对留守老人和女性的娱乐活动不断丰富，留守儿童监护人的生活被不断充实。但是儿童作为弱势群体，其权利重视度有限，更遑论大规模的贫困边远乡村的留守儿童。

第二，乡村社会空壳化，留守儿童社交娱乐空间急剧缩小。由于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留守群体成为典型的“386199”组合，即妇女、儿童、老人[16](p85-92)。乡村逐渐从既往的温情淳朴转化为冷漠距离的半熟人社会，人口空心化严重，留守儿童生活的自然质态难以维持，留守儿童社交娱乐的空间狭窄受囿，智能手机和电脑设备以其便捷、趣味、刺激强势填补日常生活，成为留守儿童游戏和情绪宣泄的突破口。

（五）情感割裂：留守儿童家庭亲情支持空间萎缩
第一，在城镇化的社会背景下，留守儿童父母遭遇现实情感矛盾。农村土地征用、人力流失、资金弱势、教育贫乏是难以剥离的现况困顿。某调查显示，留守儿童的父母也相当关注孩子的教育和成长问题，有73%的父母倾向于将子女带在身边，87%的父母有意愿回到农村的家中与孩子共同生活[17]。可见相当比例的留守儿童父母热爱子女，关注子女，却囿于农村微薄的经济回报和有限的工作机会，这成为他们远离家庭，为生计奔波，寻求非农收入的阻滞要因。第二，留守儿童缺失父母亲情，寻求网络游戏中的情感寄托和支持。留守儿童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家庭结构的特殊化，父母直接监护缺失，异化了家庭社会基本单元的状态。留守儿童的人格特质、成熟心理、独立人格的培养需要家人尤其是父母亲人的直接支持与关注。有研究表明，亲子分离对于留守儿童的劳动负担、自闭倾向、厌学情绪、学习成绩、主观幸福感产生了影响[18](p41-49)。由一个儿童公益组织发布的2018年度的《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以19个省份。11126份样本为基础进行分析，与父母每年联系次数小于四次的占了全部样本的20%，留守儿童的逆反期提前到了小学五年级[19]。心灵的空缺与情感的淡漠回应放大了网络游戏指尖社交所带来的精神慰藉与情感投入。第三，留守儿童隔代教养者网络游戏意识受限。乡村家庭少子化的状态使得祖辈对留守儿童的看管重视程度不断攀升，相比较传统乡村儿童的田间奔跑、乡间玩弄、邻里奔走的撒欢娱乐，老年监护人自身的监管能力和精力、知识水平有限。他们对孙辈网络游戏的现象了解和关注的程度不高，自身对于智能手机电脑的使用能力不足，故而更倾向于将留守儿童放置在可掌控和了解的范围内。有参与调研的留守儿童奶奶表示，她知晓自己孩子爱玩网络游戏，每次肯定能在村子里的两个wifi 点找到他，很安全。诸多留守儿童闲暇时间被网络游戏所占据。第四，手机带娃的错误示范进一步诱导了留守儿童的网络游戏行为。相当一部分的年轻父母也同样难以抵制游戏的诱惑，并且在与留守儿童的短暂相处时间内做出了错误的示范，成为“父母低头族”。还有一部分家长或是由于自身能力、精力有限，加之溺爱，在孩子的一再要求下往往把手机交给孩子以换取个人的闲暇与安静。部分有意识控制子女网络游戏接触的家长一方面由于教育能力缺乏，另一方面迫于生活负担重，精力有限，往往一味禁止，促使矛盾激化。

三、澄明审视：数字时代下留守儿童网络游戏现象的解围方略
在这里并非否认网络游戏的存在，毕竟其作为数字时代的娱乐产物，存留有益。但是当网络游戏与留守儿童群体相碰撞时，高质量的、适切的、科学的等字眼亟待实现网络游戏生产价值的明晰摆正。在城乡资源占有失衡、社会阶层流动滞塞的现况中，网络游戏的接触在有效调整下能够成为留守儿童畅望生活、了解世界、打破区隔的资源和路径基奠。

（一）意识反拨：游戏工业生产的行业公共精神确立
公共精神的内涵从社会道德、政治等不同维度界定相异，始终围绕个体与公共交融、平衡、正视以及对公共性、公共美德伦理、社会合理秩序的认可，公共领域内所有展现的东西都是可为人所见所闻的，具有最广泛的公共性。其主体内容大致呈现为公共理性、公共参与和公共关怀[20](p36-38)。而游戏工业生产置身于社会空间中，具有公共性，理应服务于大众，造益于时代，关照于儿童，方可盼得惠及留守儿童群体，是故，公共精神所确立的意识反拨价值不容小觑。

第一，网络游戏生产行业自律、良性获利的公共理性价值明晰。游戏并非洪水猛兽，亦非鸦片毒品，没有天然的原罪。但如果在保护儿童身心成长上缺乏担当，便会背反原有的价值目标。公共理性作为价值的操守是思想取向的去魅复归，网络游戏生产行业的受众是数字时代中的全体网民，行业的公共性质了然可见。其应有向度应是关注不同的网民群体，关照儿童，良心获利，理性生产，以求得可持续发展。第二，网络游戏产业身份筛查限定的公共参与姿态确立。加快游戏人群筛选技术的升级，在登陆口进行身份实名核查，并增加身份证上传以克服淘宝等相关渠道销售虚假身份信息问题。并且可以探索参考网络游戏分级制，按年龄段（6—12岁、12—18岁、18岁以上）和游戏内容的价值倾向、游戏操作模式等进行划分，并积极参与到公开的政府组织部门和相关专家的商讨之中。以美国《电信法案》《儿童互联网保护法案》施行年龄分级制度为例，EC、E、E10、T 等级分别为适合于3 岁或3 岁以下的儿童且不含有父母认为并不合适的内容存在；适合于6岁或6岁以上的儿童，可能包括有少量的卡通、幻想以及轻微的暴力、不常使用的粗俗语言；适合于10 岁或10 岁以上的儿童，可能包括更多的卡通、幻想、轻微的暴力及轻微粗俗的语言，或轻微的暗示性（关于性）主题；适合于的13 岁及以上的儿童，可能包含暴力、暗示性（关于性的）主题，粗俗的幽默、轻微的流血、刺激性的赌博或不常用的咒骂[21](p235-253)。

第二，网络游戏的开发拥怀丰盈的公共关怀情感落定于儿童。一方面，一款成功的电子网络游戏的开发，如果能够达成吸引受众游戏者的功用，必定有洞悉人类心理的机制和模式研发背景。因此要关注儿童、了解儿童，消弭童年的数字悖谬。另一方面，在网络游戏的设计过程中，难以精准筛选普通儿童与留守儿童，应平等对待所有儿童，让儿童成为儿童，开发适应儿童身心发展需求的，激发儿童潜能所在的，使儿童成为未来优质的数字时代公民。让留守儿童获得与数字时代接壤的权利、信息处理接受的能力、豁达开阔的自我视野、城市化生活的接融能力、拟态世界人际交往与辨别能力、自我定位的科学心态，在城乡二元的留守生活中寻得多维平衡节点。

（二）理性回归：留守儿童游戏素养的形塑启迪
作为人，需要一种高贵的能力，辨识享乐，调控身心，这就是理性。福柯指出，理性是能够控制和自由决定“是否用”和“如何用”其他能力的能力[22](p354)。人经由节制而控制自己，并在控制自己的实践中塑造理性，这正是“成人”的必经之路。对于数字时代中的留守儿童网络游戏现象而言，与其说是儿童无法自制的沉溺，毋宁说是相关的游戏素养培育不足，对于网络与游戏技术的内容筛选能力不足。游戏素养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着重于后天的培养、形塑以期得到儿童以开放的姿态面向网络游戏，获得情感、认知、社交、辨别诸多层面的积极状态和价值[23](p56-59)。留守儿童的网络游戏现象生成于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留守儿童网络游戏素养的澄明不在于遏止技术的“原罪”，而在于怎样防沉迷，从本体出发，多方齐心共启迪，辅助理性的回归。

第一，培养留守儿童网络游戏自控力，明晰虚实，合理消费。自控能力需要破离留守儿童在沉闷闭塞的乡村生活中对虚拟网络游戏的好奇之心、沉溺之态。作为主要教育场所的学校和相关责任部门要运用各种方式尝试向留守儿童揭开网络游戏的神秘面纱，让留守儿童了解网络游戏，理解网络游戏。

首先，可以通过送教下乡支教，建立教师网络信息数字素养培训机制。邀请专业人员进行专门培训，提升教师自身网络游戏素养和认识。其次，给予留守儿童小规模学校更多的网络游戏信息资源和网络操作机会，增强数字技术的互动融入。一方面，保持小规模学校样态，参考四川广元小规模学校联盟，实行集团化、区域化管理。进行多媒体远程教学资源共享，让孩子们跳离网络游戏对抗比拼的局限性思维，深度了解多媒体数字化知识、编程，深度剖析网络游戏的生成机制，破除留守儿童原有的好奇性思维。另一方面，尝试将网络素养的相关课程浸入日常教育过程中。广东已在全省开展少年儿童网络素养教育“双进”（进校园、家庭）活动，以“做好网民”为主题的《媒介素养》被列入省地方课程教材，等等[24]。最后，在教育引导下，引导留守儿童健康地体验游戏，分析游戏，发掘游戏在自我真实世界中的价值作用，明晰自我角色与虚实世界的差异。学会控制时间，了解虚实消费的差异，逐步形成根据自我状况理性进行游戏消费的思维和能力。

第二，培养留守儿童网络游戏情感力，树立良好的社交价值观。首先，争取更多家庭的理解，向留守儿童父母普及科学游戏认知，给予留守儿童更多情感支持和社交引导。其次，乡村教师和乡村社区一道关注留守儿童，了解留守儿童，真挚情怀以此濡染。秉持较强的责任感关注其学习和生活，理性引导，树立起留守儿童的自信心，给予他们足够的爱与关注。最后，在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关注下，给予留守儿童了解并感受网络游戏的故事、情节氛围的机会。正面社交关系引导，鼓励留守儿童建立线上线下社交团体，树立科学的社交标准，丰富社交活动，在虚实二维的人际交往中与同伴友好交往、合理合作，学会树立和寻求优秀榜样，正视网络游戏“权威”。

第三，留守儿童网络游戏辨识力的培养，明辨优劣，理性对待。家庭—学校—社会三级做好网络游戏把关工作，在社会做好总体把关的基础上，学校在留守儿童寄宿在校和日常在校时起主导作用，提倡建立家校联盟，与家庭成员达成网络游戏教育意识一致，引导留守儿童有效隔离于不当网游，接触优质并适宜于身心发展的网络游戏，逐渐学会识别优劣、暴力、色情的内容。

（三）制度提振：留守儿童宏观制度的适切构建
关涉留守儿童游戏问题制度的提振是秉持新型城镇化取向，以人为本的理念。留守儿童的父母在城市建设的浪潮中纷纷离家，其童年已然被动隐形贡献，处于各方面资源不利的边缘。罗尔斯正义的补偿原则指出，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身较为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25](p96)。是故，理应以合理适切的宏观制度保证留守儿童切实享有童年，健康全面地获致留守儿童在科学技术进步发展所带来的生活巨变之下的调适。

首先，政府部门针对涉及儿童网络游戏的行业自律和内容监管提供外在刚性规范，实现网络空间制度规训。一是，政府部门设立具体针对儿童网络游戏的高阶位国家层面法律规范，配合游戏生产者行业自律共同复归儿童网络游戏纯净性，纾解留守儿童被动遭受的负面侵袭。目前，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26]已经开启，全国人大代表提案希望能尽快推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发布实施[27]。随着相应措施的出台（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等八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实施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的通知》等），通过在时间和年龄上对于用户进行限制，“防沉迷系统”已经成为解决儿童网瘾问题的重要现实举措。这些措施虽然并非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但至少已经是在这方面进行实践的有益尝试，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二是，建立网络游戏的责任连带监督制。文化部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都需要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涉及特定领域或内容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实施监督管理，避免责任分散推脱，权责机构界定不清。三是，在网络游戏的内容监管上树立底线思维，肃清不良信息内容。坚决要求网络游戏产品的内容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科学、文明，拒绝色情、赌博、暴力、迷信等内容为基本标准。对于含有违法违规内容的网络游戏产品，应按照《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予以处罚，对违反《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且情节严重者，移交公安机关依法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4]。

其次，留守儿童的教育制度应尊重小规模学校价值，尊重天性，立足乡村，娱乐儿童。一方面，撤点并校的过程中重视小规模学校的教育价值，使得儿童尽量在家庭教养范围内接受教育，增加与家人的相处机会，避免无监护人监管下的肆意网络游戏行为。另一方面，丰富教育娱乐，破离寄宿圈养，立足乡村，打造天然游戏场域。教育本就倡导以人为本，顺应呵护学生天性，以培养学生独立人格、自由精神和自主能力为愿景。对寄宿乡镇学校限制学生空间行动自由的非理性行为进行调整，并尝试开发与乡村环境衔接密切、地域空间认同共鸣感强的有趣课程内容以吸引学生的精力，适当回归现实生活世界，避免网络游戏过度侵占。注重赋权儿童，让他们选择活动，参与设计，进行乡土文化课程开发。集学生指挥和参与为一体，开设认识乡间植物、制作特色乡村食物、植物种植等乡村特色课程，基于自身的经验和能力组织编排活动，丰富填充校园生活，动手动脑，获得独立人格体验，释放精力，撷得快乐。

（四）文化充盈：留守儿童成长空间的活力焕发
留守儿童生于乡村，长于乡村，铭刻于乡村，乡村是他们精神丰富与身体育长的主要场域。对于留守儿童而言，网络游戏的过分沉迷主要来源于对乡村生活的无趣化反击。

是故，第一，可以尝试推进农村社区的建立，联结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三重群体。农村社区是留守儿童在家庭之外的重要生活场域，乡邻、伙伴、亲人皆存其中。农村社区彼此帮扶关系的建立，友爱温和，亲切温馨，良好的社区风气与凝聚力是乡村人文环境的良好体现，能够复归乡村文化、伦理、乡常，激发留守长辈对于留守儿童的关爱，让留守儿童感受关爱，回馈关怀，享有尊重。第二，农村儿童娱乐活动的丰富和空间的开阔。村域增加儿童娱乐供给，充实留守儿童闲暇时间。政府牵头、院校帮扶、乡村共建，设立留守儿童之家。支持送教下乡活动丰富儿童生活，以科学化、趣味化的活动内容吸引留守儿童。以娱乐活动的文化充盈实现留守儿童宏观生活，乡村文化活力的注入，产生驱动力量，使留守儿童网络游戏行为的消解和注意力分离。让wifi 点和小网吧不再是留守儿童课余生活乐趣生发的主要场所，重建他们的生活意义感和集体存在感。以集体化的活力扭转留守儿童个体封闭的数字虚拟网络游戏的活跃状态，濡染乡村集体情感归属意义，得其所乐，乐其所得。

（五）情感弥合：留守儿童家庭亲情的交融纾解
留守儿童的网络游戏现象来源于群体污名化标签，而是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异化的多重施加。家庭的情感价值、亲人的陪伴抚育、耐心的教育监护……都是留守儿童望而难得的疾呼吁求。在留守儿童重新寻得自我的意义价值中，外部社会结构和数字网络游戏娱乐的不利影响会逐步弱化分散。

首先，尽可能地创造机会以复归聚焦留守儿童为中心的传统家庭模式。一方面，注重农村发展，为农村创造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助力乡村合理家庭抚育模式回归。杜绝以政府手段进行农村多方资源的挟取，加速加重农村凋敝。让农村居民安于本地，乐居于此，关注教育，也为留守儿童回归正常的家庭抚育环境创造机会，让家人“在一起”。另一方面，鼓励父母提高与留守儿童的沟通频率，增加团聚机会，明确沟通价值。政府主导和公益机构帮助，为留守儿童父母创造回乡探亲机会，如公益行动“留守儿童与父母团圆计划”，以及政府补助子女进城看望父母的路费和生活费等实践[28]。同时，通过对留守儿童父母城市集中地和农村在家育养的部分家长进行一些讲座和知识教育的普及，引导家长回馈留守儿童的情感渴求，关注其心理情感波动。

其次，改善数字文盲式隔代教养，科学育儿，谨防手机育娃。一方面，针对隔辈抚养者电脑、智能手机的使用壁垒所导致的留守儿童网络游戏沉迷的教育困顿，通过推进新型数字技术扶贫送教下乡的形式，增加网络使用和智能手机使用教程，让祖辈学会使用手机，了解手机成瘾对于儿童的影响问题，明晰科学的控制途径，提升科学育养观念，避免由于家庭结构模式的转化造成的隔代教养困顿。另一方面，对留守儿童父母一方在家教养或短期在家的监护人，要定期进行数字时代育儿讲座，借此不仅能够减缓父母自身的网络沉迷行为，而且能够减少对于子女的不良示范。鼓励父母多种形式的呵护陪伴和情感表达，带给留守儿童深厚的家庭情感支持，感受现实生活的乐趣，降低网络游戏的精神寄托需求。

四、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留守儿童网络游戏现象，社会不应仅局限于对网络游戏的粗暴反对，应该正视留守儿童的“数字公民身份”，了解并分析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与时代背景，寻找合理的澄明可能。通过汇集行业规范、制度保障、游戏素养培育、乡村文化复兴、家庭亲情支持等多方合力促进留守儿童的数字媒体素养得以合理发展，文化适应能力获得有效提升。留守儿童能够在童年时期为未来青年阶段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培养留守儿童未来生活更好的社会适应能力，给乡村留守生活带来更多的丰富色彩与健康向上的活动选择。避免留守儿童长久局限于网络游戏中的身份假象，在虚幻幸福与现实生活的巨大落差中加剧内心消极的乡村留守生活情感体验。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怀抱对乡村美好的童年回忆与温暖情感，在“离农”与“为农”的摇摆中自然坚守“长于乡村、乐于乡村、爱于乡村”的归属感，做乡村振兴的建设者与奋斗者。

但是，我们还需明确的是，解决留守儿童网络游戏现象的根本不仅在于通过各方主体的责任厘清以调整网络游戏与留守儿童之间的关系，使其和谐相处。更为重要的在于怎样推进国家社会结构合理变化调整，从根本上让留守儿童不再因城乡分离的境遇而只身孤单留守，不再因内心情感需要的匮乏而沉迷网游，不再因乡村文化的衰落而失去生命的活力。整个社会理应真切地思考并实践如何在数字时代中正视留守儿童，推进城乡融合，以人为本，捍卫童年。

参考文献：

[1]刘友古.数字时代的本质与未来[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05-02（5）.

[2]王定伟. 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监护能力探讨[J]. 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

[3][美]J·瓦西纳.文化和人类发展[M].孙晓玲，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孙淑桥. 弗洛伊德本能论视野下的自由[J].毕节学院学报，2009（6）.

[5][荷]赫伊津哈.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M].何道宽，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7.

[6]吕晓，龙薇.维果茨基游戏理论评述[J].学前教育研究，2006（6）.

[7]张明皓，叶敬忠.游戏商品化中的留守儿童[J].探索与争鸣，2019（4）.

[8]新华网.网络“死亡游戏”真实上演——青少年沉迷暴力电子游戏调查[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 ... 515.htm.2018-02-07.

[9]东北师大发布《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9》超八成教师愿意留守乡村[N]. 吉林日报，2019-01-15（2）.

[10]鲍南. 警惕手机游戏毁掉农村孩子[N]. 北京日报，2018-08-10（3）.

[11]王勇.《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19）》发布互联网企业应担负更多社会责任[EB/OL].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yaowen/16716.html.2019-06-11.

[12]朱宁宁.业内专家谈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监管立法难点让防沉迷举措有效落地[N].法制日报，2019-04-09（6）.

[13]中央政府门户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EB/OL].http://www.gov.cn/flfg/2006-12/29/content_554397.htm.2006-12-29.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官网. 文化部信息产业部关于网络游戏发展和管理的若干意见[EB/OL].http://www.cac.gov.cn/2015-02/05/c_1114267591.htm.2005-07-12.

[15]中央政府门户网站.关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实施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的通知[EB/OL].http://www.gov.cn/zwgk/2007- 04/13/content_581444.htm.2007-04-13.

[16]曾天雄，曾鹰. 乡村文明重构的空间正义之维[J].广东社会科学，2014（6）.

[17]叶敬忠.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期待一个城乡协同的发展模式[N].中国社会报，2016-05-30（4）.

[18]唐有财，符平. 亲子分离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基于亲子分离具体化的实证研究[J].人口学刊，2011（5）.

[19]霍璟祎. 打开留守儿童的“心锁”[N]. 青岛日报，2019-07-17（6）.

[20]冯璇坤，刘春雷. 失落与纾解:论乡村教师的公共精神[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9（4）.

[21]Amy B.Jordan.Children’s Media Policy[J].The Future of Children，2008（1）.

[22][法]福柯·米歇尔.主体解释学[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3]陶侃.青少年游戏素养教育问题探讨[J].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2012（1）.

[24]欧阳晨雨. 青少年网游用户逐增 监管立法该提速了[N].中国青年报，2019-03-19（2）.

[25][美]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官网.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EB/OL].http://www.gov.cn/xinwen/2019-06 ... 071.htm.2019-05-31.

[27]胡春艳. 全国人大代表纷纷建议：加大未成年人网游监管并尽快立法[N]. 中国青年报，2019-03-18（7）.

[28]叶敬忠. 捍卫童年[N]. 中国青年报，2019-01-21（6）.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0.12.010

[中图分类号] G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0）12-0091-10

作者简介：冯璇坤（1991—），女，安徽六安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杨 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