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失衡到均衡：消费扶贫进程中商品供需关系的变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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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失衡到均衡：消费扶贫进程中商品供需关系的变迁研究
——以宁夏L县实践为例
□陈宝玲1，罗 敏1，国万忠2

（1.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361005；2.河北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河北 保定071000）

[摘 要] 消费扶贫是促进市场需求同商品供给有机对接，推进贫困地区人口稳定脱贫和产业持续发展，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有力举措。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政策特定阶段，分析视角以静态为主，基于系统性维度，以动态变迁视角剖析消费扶贫的研究相对不足。结合“商品供给” 和“市场需求”两个变量，构建贫困地区消费扶贫进程中商品供需关系变迁的分析框架。宁夏L县的实践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消费扶贫进程中商品供需关系由失衡或低度平衡向均衡变迁的动态过程，表明分析框架具有一定的现实解释力和验证合理性。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网络技术稚嫩，市场竞争力羸弱和制度程序偏差，L县当前商品供需均衡关系尚处于初级阶段，具有较强的脆弱性，面临动摇、失衡乃至裂解的风险。未来应逐步完善网络技术，增强商品市场竞争力，规范制度程序，推进商品供需关系实现高层次的动态均衡。

[关键词] 消费扶贫；商品供给；市场需求；供需关系

消费扶贫是在精准扶贫取得决定性进展后，国家针对未来脱贫攻坚工作面临的系列困难和挑战，集中力量攻克贫困的难中之难、坚中之坚，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确保全面小康社会和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有力举措。201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广以购代捐的扶贫模式，组织开展贫困地区农产品定向直供直销学校、医院、机关食堂和交易市场活动。推广股份合作、订单帮扶、生产托管等有效做法，实现贫困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1]。2019 年1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指出，消费扶贫是社会各界通过消费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产品与服务，帮助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的一种扶贫方式，是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2](p3-4)。2020 年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进一步明确，深入开展消费扶贫，深化扶志扶智，以消费扶贫行动为抓手，以销售扶贫产品为重点，实现城市“菜篮子”“米袋子”有效供给，促进贫困地区扶贫产业健康发展[3]。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不同于捐款捐物“一捐了之”、送钱送物“一送了之”、派驻干部“一派了之”、访贫问苦“一问了之” 等简单帮扶模式[4]，消费扶贫激活了市场机制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为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注入了内生动力，实现了市场需求同贫困地区商品供给的有机对接，促进了贫困地区人口稳定脱贫，带动了贫困地区产业持续发展[5]。梳理现有文献，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第一，理念构想。依托消费扶贫，整合供给和需求两端资源，构建“一站式”电商平台和O2O商业框架[6](p42-49)[7](p69-71)。第二，路径探索。结合社会力量特点，探究多主体在消费扶贫领域的作用和功能[8](p137-158)[9](p55-56)。第三，经验提炼。总结各地改革实践，凝练消费扶贫模式经验[10](p44-45)[11]。第四，保障优化。剖析消费扶贫困境机理，寻求保障措施和优化策略[12](p102-103)[13](p104-105)[14](118-131)。总体而言，已有成果实践总结和理论分析并举，就消费扶贫的系列问题展开了积极探讨，但研究大多集中于政策特定阶段，分析视角以静态为主，基于系统性、全局性和动态性视角解读消费扶贫的研究相对不足。特别是未深入剖析消费扶贫背后潜藏的商品供给与市场需求变量，对扶贫政策缘起与发展进程中两个变量间的关系变迁探究相对阙如。

消费扶贫进程中，以消费者为主体的市场需求和以政府、企业与农户为核心的商品供给，始终伴随政策全程。作为特定地区生产者提供商品的数量和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意愿（能力），商品供给与市场需求受政策红利、偏好和交易成本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双方关系随环境场域的起伏波动而动态变迁，反映了特定地区商品供销和经济收益状况，同扶贫成效息息相关。从商品供给与市场需求视角出发，消费扶贫相关问题引人深思：商品供给与市场需求的动态关系是怎样的，同消费扶贫的内在关联是什么？理论层面，动态的商品供需关系如何成为解释消费扶贫政策成效的重要变量，可否构建有效的分析框架？实践层面，分析框架得出的系列发现和结论是否可以被检验？特别是能否结合理论分析及个案考察，寻得提升消费扶贫政策绩效的策略和方案？以理论框架分析为基础，结合宁夏L 县消费扶贫实践，本文拟就上述问题展开探讨。

二、从失衡到均衡：消费扶贫进程中商品供需关系变迁的一个分析框架
基于宏观性视角考察，从前期到初期，再到深化期，消费扶贫是一个前后衔接的线性政策链条，商品供给与市场需求则是贯穿整个政策链条的两个基本变量。作为特定地区内生产者提供的可用于销售的服务，商品供给具有强弱之分。同理，作为反映消费者在特定地区内对某种商品愿意而且可以购买的数量，市场需求拥有大小之别。消费扶贫进程中，受政策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商品供需关系并非静态，而是在结构上渐进调整，动态变迁[15] (p81-87)。聚焦于贫困地区消费扶贫政策全程，创新性引入商品供给（强，弱）和市场需求（大，小）两个变量，可构建起一个贫困地区消费扶贫进程中商品供需关系变迁的分析框架①为确保概念落在“同一范围水平”内，便于研究，模型以及下文中的“商品供给”指的是特定（贫困）地区生产者提供的商品服务数量，“市场需求”对应的是消费者对特定（贫困）地区商品购买的意愿或能力，商品供需关系也是限定在特定（贫困）地区展开探讨。（如图1）。

消费扶贫前期，贫困地区商品供给与市场需求关系处于低度平衡（Ⅲ象限）或失衡状态（Ⅱ象限）。当前，我国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的局面，使得贫困地区商品面临供给和需求的双重压力。一方面，市场需求受空间距离、基础设施和交易成本等要素影响，卫生隐患和安全顾虑等问题抑制消费积极性，顾客需求受限，有品无优和商品替代等现象分散消费偏好，顾客需求分流。另一方面，商品供给受生产要素、帮扶政策和产业科技等因素掣肘，市场需求的有限性和替代性挫伤生产积极性，农户供给意愿不足，商品生产的低效性和粗糙性抑制供给能动性，农户供给能力低下，自产自销和自给自足、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现象并存。

消费扶贫初期，贫困地区商品供给与市场需求间的张力被进一步拉大（Ⅳ象限）。消费扶贫实施以来，直供直销、以购代捐、以买代帮和订单帮扶等帮扶措施使得市场对贫困地区商品的需求被相应激活。然而，囿于政策环境和体制机制等要素掣肘，贫困地区政府、企业和农户等主体在反应上的时滞性以及举措上的滞后性，导致商品供给能力提升相对缓慢，无法及时对接并“消化”激增的市场需求，商品供需张力增大。

消费扶贫深入期，贫困地区商品供给与市场需求关系逐步趋于高度均衡（Ⅰ象限）。消费扶贫实施后期，激增的市场需求刺激、倒逼商品供给升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供给端和生产端管理和制度构建，对生产、产业、分配和区域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进行化解，对束缚要素供给和市场配置资源功能的制度障碍进行剥离[16]，扩大了优质增量供给，消弭了特定地区商品供需关系的内在约束力，优化了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存量资源配置，在提升商品供给能力的同时以创新供给带动了需求扩展[17](p75-88)，实现了供需关系的动态均衡。

三、消费扶贫实践中商品供需关系的变迁：基于宁夏L县的个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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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贫困地区消费扶贫进程中商品供需关系变迁的分析框架

宁夏L县地处我国西北地区六盘山西麓、宁南边陲，下辖13 个乡镇，总人口18.3 万（农业人口13.9万），种植业包括小麦、玉米、马铃薯、果蔬和中药材等，养殖业则涉及牛、羊、猪和鸡鸭等。L县种养作物品质优良，但由于天气冬长夏短，风大雨少，严寒沙多，当地年轻劳动力大多“用脚投票”前往江浙等沿海地区务工。中老年人是当地的主要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以中小学水平为主，种养规模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缺乏规模种养的能力和专业技术的指导。与此同时，L 县在2018 年前一直是国家贫困县，在道路维护、环境保护和治安管理等固本领域供给不足，在招商引资、人才引进和数字发展等强基方面底气不足。经济、金融、人力和社会等结构性资本羸弱问题诱发硬件薄弱和软件不足的双重发展阻力[18](p82-93)，使得L 县商品虽品质优良，但对外宣传疲软，潜在市场需求难以被有效激活；物美价廉，但交易成本高昂，供给积极性不足。当地优质商品“养在深闺人未识”，要么只能自产自销、自给自足，供需关系低度平衡造成资源闲置；要么只能村产县销、就近甩卖，供需关系失衡导致资源浪费。

消费扶贫为打破当地农产品供需关系失衡或低度平衡的现状提供了政策契机。2018 年以来，中央先后提出要积极推进以购代捐、股份合作、订单帮扶、生产托管等有效做法，鼓励地方创新试点，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实现贫困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中央对自身能力有限性的坦诚促使其有意愿向地方放权，地方改革的实验性举措成为可能[19](p196)。此外，央地政府在长期互动博弈中逐渐衍生出容错机制和“分散烧锅炉”机制，有效地消解了地方政府的创新顾虑，增强了改革自主性。2018 年9 月以来，在区市政府的引导助推下，L 县一方面对内扩需，由自治区政府出面，动员各级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金融等机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本区贫困地商品，建立贫困地产品直供直销机关、学校、医院和企事业单位食堂等活动，鼓励民营企业以购代捐，以买代帮，拉大市场对贫困地区的商品需求。另一方面对外延伸，将消费扶贫纳入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政策框架，依托福建省农产品批发、商贸流通和学校等企事业单位的需求窗口，对接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供销关系。

内扩外延的双重举措使得市场对L 县商品的需求与日俱增，在激发企业农户生产积极性的同时，也持续拉大了商品供需张力。供需关系失衡倒逼商品增量供给，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提高经济体系质量和效率，实现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20](p75-88)。21 世纪以来，随着公权意识的觉醒，技术进步、晋升和考核压力等要素的交互作用促使政府对民意的感知度和回应性显著提升[21](p995-1012)。与西方国家为获得选票而增强政府回应力的逻辑不同，我国党政部门对民众需求回应性的显著增强，更多是为了联合社会力量发展经济、维持稳定和增强合法性[22](p30-39)。而且，集体性经济增长诉求往往更易获得（地方）政府的重视和积极回应[23](p52-67)。2016年以来，党和国家响应地方发展需求，先后提出了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24]，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25]。顶层设计为地方改革提供了合法遵循，经济发展赋予了政策创新动力，2018年底，在上级政府的引导助推下，L县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依托，“技术—资金—人力” 三位一体联合驱动，在产业发展和创收方面成功将贫困地区人口纳入现代化产业链，缓和了商品供给与技术、资金、劳动力、市场间的矛盾[26](p147-150)，增强了党委、政府、社会和公众之间的粘性，多主体协同互动，以灵活高效的商品供给模式催化引领市场需求潜力[27](p190-194)，驱动商品供需关系逐步走向均衡（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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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消费扶贫进程中宁夏L县商品供需关系变迁逻辑

（一）技术支撑，降低商品供给成本
技术是商品高效供给的核心支撑。2015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率先出台了《全区千村电商工程实施方案》，在全区建成了15个县级农村电商服务中心和1000 个村级电商服务站。2018 年10月，为进一步降低商品交易成本，L县借力打力，将电子商务和消费扶贫深度结合，在县设立闽宁扶贫产业园，在乡设立电商物流服务点，在村设立电商物流服务站，以园带点，以点盖站，形成了“县—乡—村”电商扶贫网格。扶贫网格拓宽了商品销售渠道，带动了创业就业，为村民提供了相对完整的网络信息服务平台[28](p102-106)。

2019年2月，L县对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进行全面升级改造。改造工程优先覆盖70 个贫困村，在解决当地农产品难买难卖问题的同时，依托“工业品下乡，带动农产品上行”模式释放村级电商服务站发展活力。同年4 月，L 县以“互联网+”为契机，时空压缩和网络建构并举，优化了商品生产手段，规范了商品加工程序，简化了商品流通环节，降低了商品供给成本，进一步激活了L县运用电商平台创业增收致富的潜能。

（二）资金帮扶，激活商品供给活力
资金是商品充分供给的保障前提。消费扶贫实施以来，为补齐农户和企业生产经营的资金短板，L 县进一步深化金融扶贫和商贸发展促进项目，双措并举，完善了资金链条，缝合了商品供给缺口。金融扶贫受益群体主要是农户，意在帮扶有能力、有技术和有创业意向的农民脱贫致富。以L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为例，通过全面排查和实地调研等手段相结合的形式，联社精准掌握各乡镇产业发展资金诉求，努力践行“三个银行”和信贷支农政策，按需提供十余种信贷金融服务。同时，联社下设分社，分社包干服务各个片区，可结合片区实际情况申请开设各类专项金融服务。金融扶贫解决了传统扶贫中存在的目标偏移问题，提高了小额信贷瞄准精度[29](p79-88)，在消解农户创业致富启动资金顾虑的同时，有效地盘活了商品增量供给的积极性。

商贸发展促进项目针对对象主要是大中企业，旨在支持企业建立标准、经济和高效的冷链物流场所和设备，提升物流输送效率，保障输送商品质量。以2018年为例，G市政府组织开展评审，共计通过4个现代物流业发展项目，每个项目给予50万元的专项扶持资金①获得资金支持的4个现代物流发展项目是：豆制品共同配送体系建设、冷链物流信息化建设、黄牛肉冷链物流配送体系标准化建设、500吨农副产品冷链物流建设项目。其中，2个针对市一级，1个针对L县所在的片区，1个专项作用L县。。帮扶资金的注入，激活了企业生产的创新活力，松动了商品供给的技术瓶颈，打通了市场需求的时空梗阻，显著弥合了L 县商品供需矛盾。

（三）人力动员，夯实商品供给能力
人力是商品持续供给的要素根本。为保留和吸引优质人力资本，L县企业策动，创业驱动，双管齐下增设岗位，带动就业。企业策动。一是紧密结合“政府支持、企业建设、联合招商、共同发展” 的东西部产业扶贫协作新思路，依托闽宁扶贫产业园招商引资。产业园建成以来，L县结合一定年限内厂房无偿使用、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共计吸引果蔬加工、中药种植和塑料生产等企业62家，年产值达4.2亿元，解决当地就业1200余人。二是创新性推进“企业厂房下村”政策，鼓励企业将加工包装等低技术性车间下设至贫困山村，厂房建设和场地租赁费用由政府财政补贴。“企业厂房下村”不仅增加了贫困地区就业人员，而且扩大了企业生产规模，降低了商品生产成本。

创业驱动。一是结合信贷金融服务政策，由基层党委统筹领导，在各村推进“致富带头人工程”。工程以加快农民脱贫致富为目标，在资金借贷方面实行村级两委联合担保原则，增强信贷力度，便于致富带头人在畜牧养殖、果蔬种植和中药培育等生产项目上形成规模经济；在就业带动方面遵循联户帮扶原则，提升生产合力，便于致富带头人发动村民共同从事特色产业经营活动。二是结合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政策，深入发展实体商店和电商销售。2018年9月以来，L县政府一方面依托当地电商网络优势，借助网络包装宣传力量实施企业农户商品在线销售；另一方面通过党团组织对接，在福建部分高校设立爱心门店，确立长期稳定的合作供销关系。结合政策内外对接和商品线上线下销售，L县上下一盘棋，形成了集生产、加工、宣传和销售为一体的网络平台，在激活劳动资本的同时，稳步带动了当地居民就近就业。

四、高层次动态均衡梗阻：宁夏L 县消费扶贫进程中商品供需关系的新困境
消费扶贫扩大了L县商品供需张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嵌入，技术支撑、资金帮扶和人力动员增强了商品供给，助推供需关系逐步走向均衡。L 县全方位呈现了消费扶贫进程中商品供需关系由失衡或低度平衡向均衡变迁的动态演进逻辑，证实了消费扶贫进程中商品供需关系变迁的分析框架具有一定的现实解释性和验证合理性。然而，进一步访谈调研发现，囿于改革实践的短促性以及相关体制机制的掣肘，L 县网络技术稚嫩，市场竞争力羸弱，制度程序偏差，商品供给难以及时跟进波动的市场需求，市场需求难以精准匹配优质的商品供给，导致商品供给低效、欠优和失序的现象频发，低层次的商品供需均衡关系面临动摇、失衡乃至裂解的风险。

（一）网络技术稚嫩，商品供给低效
电商网络是L 县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环节，也是实现商品供需关系动态均衡的重要保障。2015 年以来，L 县虽已建成覆盖“县—乡—村”三级的电商网络，但技术不成熟、商品供需链条不完整问题凸显。一是电商操作和运营的专业技术人员相对缺乏，阻滞当地商品及时对外供给。L 县地处偏远，电商网络虽然覆盖全县，但恶劣的环境导致网络系统受损的现象时有发生，频繁的网络维修费用持续挤压政府的财政预算。而且，由于人力外流多和人才引进难的问题，L 县电商维护人员技术能力相对有限，当面临系统大规模崩盘或死机故障时，人员紧缺和技术受限的现实难题使得电商网络恢复工作往往进展缓慢。在农村，村民技能水平整体偏低的现实也抑制了电商网络实际运行效果。以X 村为例，基层两委班子仅妇女主任拥有大专学历，具备计算机基本操作能力的只有村会计。技能短板使得X 村电商扶贫站虚化为快递签发站，难以发挥应有的辐射带动功能。

二是电商网络尚未形成完整的商品溯源机制，无法实现产品信息的实时反馈。目前，L 县电商网络水准尚处于接单发货式的初级阶段，不具备统一抽查质检的功能。针对农户提供的种养作物，由于物出多门，商品卫生标准、质量把关和安全保障等主要依靠农户的主观拿捏和道德自觉，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消费者发现并反馈商品质量问题时，电商网络难以及时启动有效的产品溯源程序，对商品来源和质量的把控缺乏快速反应和联动处理的高效机制。

（二）市场竞争力羸弱，商品供给欠优
消费扶贫以来，L 县对外供给牛羊肉、果蔬和小麦等商品，有效迎合了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后对绿色有机食品的关注和偏好。但由于缺乏市场竞争力，L县商品销售仍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困境。一是政策捆绑顾客消费，市场需求存在泡沫现象。2018 年，L 县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4.12亿元，同比增长3.8%，创近五年总产值新高①数据来源：《L县2018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访谈发现，2018 年L 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之所以能实现迅猛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订单式消费扶贫的带动①L县团委书记接受采访时表示，消费扶贫是L县2018年总产值实现迅猛增长的重要原因，在消费扶贫获得的数亿元收入中，有一半以上是来自政府、事业单位、企业和其他对接单位的订单。。企事业单位积极发起订单购货的原因，主要是源于上级部门和业务领导的行政指派和鼓励号召，以及部门成员“扶贫”“助农”或“行善”的心理作用，同商品品牌或质量的关联性相对有限。由此，近年来L县订单式消费扶贫业绩陡增的事实很大程度上难以准确客观地反映市场需求，也并非完全是品牌效应带动的结果，可能是以购代捐和以买代帮等自愿性政策异化为强制性指令后带来的市场泡沫。L 县商品销售额在短期内可以实现迅猛增长，但持续性和稳健性面临考验。

二是供给商品知名度不足。由于电商覆盖时间较短，加上硬件薄弱，软件不足，消费扶贫实施以来，L县一直未能打造出良好的品牌效应。关于商品销售去向，对内，L 县商品主要销往毗邻市县企事业单位，而且多以订单为主；对外，则主要依托闽宁合作项目，由县团委牵头向福建部分高校和超市定点供应。除此之外，在实体店和电商等销售平台上，L 县商品因名不见经传，消费者青睐度相对不足，难以和知名商品抗衡竞争；因缺乏特色，容易被同类商品替代，无法占据有效的固定市场份额。市场竞争力羸弱和知名度不足等问题抑制了商品有效需求，在商品供给过剩和市场竞争激烈的买方市场情境下，为了保障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和农户的生产最低利润，也为了凸显消费扶贫绩效，L县政府通常的做法是充分利用扶贫自主权和决策自主性，在适当压低农户种养作物收购价格的同时，自掏腰包购买商品或对消费者予以返利补贴，薄利多销，刺激消费。然而，作为消费扶贫的推进者和主导者，L县政府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导致市场排斥和商品供给内卷化问题[30](p78-81)，引发了质优价低和谷贱伤农现象，一定程度上打压了企业农户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弱化了企业农户保障乃至提升商品质量的自觉性。

（三）制度程序偏差，商品供给失序
一是商品生产良莠不齐。目前，中老年农户是L 县商品生产供给的主力军。走访考察4 个行政村发现，种养农户年龄大多分布在40周岁以上，受教育程度以中小学和（半）文盲为主。2017年以来，L 县政府在辖区范围内建立了25 个农村实用人才实训基地和35个田间学校，面向13个乡镇开放，旨在提升农户种养技能，促进增收。然而，由于田间学校规模小，每期只能招收30名学员，面对全县13.9 万农业人口基数，农户受教育机会供不应求。此外，田间学校自主性不足以及课程设置循环往复②以访谈调研的X村为例，2017年至今，该村田间学校共计开设葡萄课程10次，辣椒课程13次，百合课程13次。另外，田间学校采用学员点单设课的模式，在保障课上课下、理论实践供需匹配的同时，也造成了课程设置短视和缺乏整体连贯性问题，学校消极定课和仓促开课的窘境很大程度上导致知识供给同政策红利与市场需求相脱节。等问题导致农户技能需求同学校知识供给匹配失衡，教学成效受限。村民在作物灌溉、农药用量和日常管护等方面缺乏科学指导，商品质量缺乏保障。再者，由于技术短板和资金短缺，L 县至今尚未建立起完整统一的商品安全监测和质量溯源系统。由此，农户种养技术相对传统单一，食品安全监管技术不到位，技能层面的弱项连同卫生安全方面的短板，倒逼压缩L县商品市场辐射覆盖面。

二是商品供给制度偏差。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确立初即处于急行军状态，改革的急促性和紧迫性引发政府重激励轻管控和企业农户重收益轻责任的制度偏差。政府重激励轻管控方面，以购代捐和订单帮扶等形式导致商品供需脱节进一步加大。L县迅速开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顺势而为的积极作为，也是形势倒逼的应对之举。实践中，L 县政府在政策倾斜，重点鼓励企业扩大种养规模的同时，也承诺优先收购和销售农户种养作物，保障企业商品销路。照单全收的策略有效填补了商品供需缺口，但同时也导致政府在商品质量管控方面程序宽松和标准低下等问题，难以有效保障商品供给质量。企业农户重收益轻责任方面，供给缺口刺激生产活力，宽松管控诱发逆向选择。在商品生产供给过程中，政府与企业农户天然存在着两套相互矛盾的关系。一方面，在商品供销问题上，政府、企业和农户一致对外，具有脱贫致富、强县富农的共同愿景，是促进基层繁荣复兴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在商品管控问题上，政府和企业农户是监管与被监管关系，行政惩处同违规生产间的内在矛盾使得利益围猎场的剧目持续上演。这一矛盾关系盘根错节，此消彼长，在事实与规范的逻辑中保持韧性。消费扶贫以来，L县在产品管控技术上的薄弱和商品监管力度上的宽松，为企业农户违规生产提供了操作空间。在违规收益同违规成本比值较大的情境下，企业农户有意或无意地弱化了生产供给责任，鱼目混珠，以次充好，商品供给“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暗流涌动。

五、迈向商品供需关系高层次动态均衡：未来消费扶贫的一种可能性路径
从消费扶贫前期商品供需关系失衡或低度平衡，到政策实施初期商品供需关系张力扩大，再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嵌入后商品供需关系均衡，L县系统全面地呈现了消费扶贫进程中商品供需关系的动态变迁过程。进一步访谈调研中发现，L 县低层级的、脆弱性的商品供需均衡关系难以完全承载起助脱贫、促发展和强振兴的伟大使命。从长远来看，消费扶贫良性有序的发展，不仅要注意规避商品供需均衡关系裂解的风险，还要求着力打通制约消费扶贫的痛点、难点和堵点，在坚持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逐步完善网络技术，增强商品市场竞争力，规范制度程序，推进商品供需关系实现高层次的动态均衡。

（一）完善网络技术，提升商品供给效率
商品供需链条不完整是制约商品增量供给的重要短板，未来改革应加强“走出去”和“引进来”，坚持“拉上来”和“走下去”，内外结合，上下联动，提升商品供给能力。一是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在加强财政投入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电商网络设备环境抗击打能力的同时，强化对电商网络技术人员自身的投入，增加外出交流、集中学习和实地培训的机会，设立绩效考核和创新奖励，激发技术人员技能学习、实践创新和共同进步的动力。同时，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以收入、住房和医疗保障等优惠政策吸引专业技术人才，提升人才储存和运用能力。结合“互联网+”新思路，线上线下对接技术公司或专业人才开展远程合作，引进“外脑”加强对当地电商网络的指导和支持，促进技能提升和理论更新。

二是坚持“拉上来”和“走下去”。在加快成立并建成电子商务公共服务部门的前提下，提升基层电商工作人员的技术操作能力和水平。以电商部门为平台依托，全县覆盖，通过集中学习和远程网络课程的形式，加强对县、乡、村三级电商服务站工作人员的操作指导和技能培训，深化其对电商网络技术助力脱贫的理解，加强其技术操作能力，发挥其辐射带动功能。同时，增强电商部门协调统筹全局的功能，将电商部门业务（技能）能手下派至乡村，压实责任，强化担当，攻坚克难加快乡村电商服务发展建设进度。

（二）增强市场竞争力，打造优质特色商品
一是加大商品宣传力度，丰富商品宣传途径。新时代背景下，电商同新媒体结合，是商品宣传的新路径。因此，除了以淘宝、京东和实体店为销售平台外，贫困地区商品宣传还可以进一步向微信、QQ、微博、抖音和论坛等领域拓展，同B 站、微博、知乎和大V 等新媒体以公益扶贫的形式开展长期的宣传合作，实现商品宣传销售同步在线，互为一体。此外，可创新开展商品联销模式，如依托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政策，融合各地区特色商品进行相关的公益扶贫合作，扩大宣传力度，拓宽市场销路。

二是打造和推广特色商品。在立足本地资源优势的基础上，瞄准市场需求，发展农业新业态，是贫困地区消费扶贫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贫困地区可对标先进地区，识别、学习和借鉴品牌创新经验，探索创新可复制、可持续的消费扶贫模式。与此同时，贫困地区应加大对特色产业品牌的扶持力度，加快对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组织、行业协会等品牌创建主体的培育，发展壮大农业品牌建设的优秀人才队伍[4]。通过党建引领、品牌故事打造、顾客与生产者面对面等形式，对具有竞争力和特色性的商品实施重点打造，并借助党委、政府、社会和公众等多元主体协同推广。另外，贫困地区还应加强商品供给同现代科技的有效衔接，通过技术嵌入对特色商品的生产、加工、包装和运输环节实施全程化的管控和精细化的管理。在商品包装和宣传设计上加大资金投入和智库助推，形成几款具有长期竞争力和广泛市场需求的特色商品，以城带乡，以点带面，做大销量，做强口碑，进而拓宽市场商品需求。

（三）规范制度程序，落实主体责任
一是落实企业农户商品供给责任。首先，应进一步扩大田间学校和人才实训基地等机构规模，放大机构知识宣传和技能培训的功能，确保机构知识供给同农户技能需求相互匹配，提升企业农户商品生产供给能力。同时，结合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嵌入，提升机构对国家“三农”政策以及市场行情的掌控、分析和预测能力，引导农户种养技能更新升级，适应新时代农业发展需要。其次，以电商网络为依托，通过数字赋能增强商品生产、加工、包装和运输等环节的规范化和智能化。加深主体间的内在耦合与外在关联，教育宣传与奖惩激励并举，建立并强化企业农户等商品供给主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理念。在党政引领、政府管控规范的前提下，鼓励商品供给主体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以民间自组织的形式消解生产经营活动困境。

二是增强政府商品监管力度。政府应打破重激励轻管控的格局，技术赋能补齐短板，打造贫困地区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在政府、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无缝共享对接，提升商品供给透明度，降低供需交易成本。同时，监管部门还应加强对贫困地区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的全程监管，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对重收益轻责任行为依法予以引导，对“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依规加以管制，增加商品供给违规成本和循规收益。在坚持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机制创新的前提下，夯实配套措施，健全体制机制，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建立健全消费扶贫的长效机制，努力推进贫困地区商品供需关系迈向高层次动态均衡，不断提升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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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0.12.007

[中图分类号] F7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0）12-0060-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地区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困境与提升机制研究”（18XZZ006）；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精准扶贫视域下湖南贫困地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研究”（17B068）；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共享发展理论下社会协同治理研究”(2019KY0067)；四川省软科学项目“智慧社会驱动下‘三调联动’机制创新研究”（2020JDR0152）。

作者简介：陈宝玲（1992—），男，江西上饶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罗敏（1989—），湖南攸县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国万忠（1968—），男，河北武邑人，河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梅瑞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