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意识形态的论述,体系说、拓展说、属性说等三种观点值得重视[10](p41)。其中,拓展说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传统意识形态在空间上的延伸。历史地看,法国思想家特拉西《意识形态原理》中确立了观念或理念上的意识形态。马克思进一步深刻地揭示了作为真实社会关系在“理论家的头脑中扭曲的反映”,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观念意识,终归是一种“虚假意识”。此外,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再经由法兰克福学派“科技意识形态”的转折,后代学者进一步加强了技术与意识形态的相关性研究。众所周知,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在综合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基础上提出其具有独特面向的意识形态理论。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理论对网络社会中大众心理转换和社会心态变迁有着深刻的洞察,集中体现在三方面。其一,齐泽克透析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可以用技术起源论来对应解释。关于技术起源,吴国盛在《技术哲学讲演录》中提出两种观点:一是技术起源于“人的生物本能缺乏,即生物本能缺乏论或生物本能贫乏论”;一是“心理能量冗余论”(或称“充沛论”),认定技术起源于人的心理能量过剩,并不冲突的两个起源论集中表现为“外在性缺失而内在性充沛”[1](p42-62)。这同时说明,人类没有本质,但又有把自己本质化的满怀希望。也许是依据相似的逻辑,齐泽克指明了意识形态的本质:意识形态的内核就是“幽灵”。很显然,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是建立在他对拉康思想长期迷恋的基础上的。齐泽克提出“意识形态的幽灵”的概念,并将其确定为沟通意识形态内核和外在性的媒介。“幽灵”意味着那些未被象征化、结构化的部分,意味着对意识形态现实性的补充,而现实只能通过“幽灵”的补充才能够形成整体。“幽灵”必然存在,凸显了现实的本然状态和现实的诸多可能性,它代表着一种对抗性的实在界,在意识形态“空场”中显现,却不被任何实证占据。齐泽克借助拉康“幻想是支撑物,它把一致性赋予我们所谓的‘现实’”的命题,确证意识形态就是幻想所结构的社会现实。通过意识形态的“幽灵”的论述勘破了人类和社会的本能性缺失,但又指认了人类能量的冗余,进而能够通过人类对“欲望”的规制来确定自己的存在;意识形态“幽灵”般存在,本质空缺,却寄望被填充完满。其二,齐泽克也强调说,反倒是因为VR/AR等虚拟现实不够虚拟,才导致网络社会民众不能承受之重。齐泽克以其宏阔的视野开辟了意识形态论域的广阔场景,通过对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特别是象征界、实在界、想象界的引入,进而说明在现实中个体“依赖于一定程度大他者的委任”,总需要大他者的登记才能获得某个象征生活。随着赛博空间的到来,主体身处于“大他者退却”(the retreat of Other)的时代,再也没有发挥“主人”作用的大他者来保障形式规范,便陷入“自我授权”的危机之中,其所导致的结果不仅是盲目不自知的主体的有效选择随之消除,还要承担原先由大他者代理选择的“负担”。齐泽克认为赛博空间、虚拟现实瓦解了主体与大他者的距离,使得虚拟性被排除,最终导致“语词不再能够被主体化、主体幻象与现实的距离消解以及文本意义的丧失”等威胁[11](p203)。总之,齐泽克的结论是,个体主体从“他们不了解,但他们在做”转变到“并非一无所知,依然勤勉为之”的犬儒主义的生存方式。人们鄙夷自身却高傲地混迹于世,“承认一切”却又嘲讽一切,看透一切却依然去做,表现出散漫的自我放逐状态。其三,齐泽克提出意识形态的缝合逻辑,启发技术体系的治理方案。“缝合”具有整合功能,正是通过整合功能,意识形态因素的自由漂浮状态被终止和固定,进而成为意义的结构化网络的一部分[12](p122)。彭均国总结提示说,需要关注整合功能的生成机制,要挖掘整合功能的生成因素,还要加强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进而强化意识形态整合功能。而这种整合功能的价值意义在于从微观心理叙事而非宏观的社会经济叙事出发,“挖掘主体的内在心理欲望动因,以此建构主体性意识形态并推及欲望政治”[13](p116-118)。这样的微观政治学既是福柯权力哲学的延续,事实上也是依循技术具身逻辑而延展开来的。其重要启示有:意识形态根源于人类的本能缺失和心理能量过剩、“意识形态的内核就是‘幽灵’”、“意识形态具有缝合功能”、个体主体“并非一无所知,依然勤勉为之”的犬儒式的生活方式。
(三)技术治理:实践现象学与意义系统的生成
地位突前的媒介技术带给人类一套强大的实践逻辑。舆论传播意味着媒介的涉身性活动,媒介关系实践召唤我们“重返生活世界”,关注具体的行为活动、行为模式以及相应的媒介习惯。舆论传播的行动方案,既意味着对已发生的事实性舆情危机的治理,也意味着对深层次的意识形态的融入,整体要求是事实与价值、事实与规范、规范与价值的统一。实践理论致力于在共通理解基础上的对社会互动的深入细致的描述。在实践过程中,人类与技术物的多元碰撞,技术平台自主完善,结构—功能之间呈现出良性互动关系。而马克斯·范梅南(Max van Manen)的实践现象学方案提示在解释社会基础上的有效记录,要求在积极写作中实现意义给予[17](p17)。舆论传播的基本逻辑就是要回到原初的个人体验,对生活体验足够重视,关注经验生发意义,强调意向充实的可能性。切实可行的方案是采用实践现象学的方法,充分发挥描述记录功能,助推行动与意义的关联,促进意义生成价值。在媒介充分发挥记录功能的前提下,舆论传播中的个人理性、价值理性得到足够重视,作为过程的舆论与作为结果的舆论理当秉持相近的价值取向,共同追求公众舆论能力的提升。在主体层面,舆情治理主体与舆论传播主体在认识上趋于统一;在事实面前,舆情能够贴合实情,舆论皆由实境所生,而根本不相悖;在价值规范层面,舆情治理和舆论传播在人群中寻求兴趣偏好、议题认知、社会信任度、意见坚持度等多方面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