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技艺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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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技艺探析
——韩炳哲的数字精神政治思想研究
□赵建超

（江西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330013）

[摘 要] 德国新生代哲学家韩炳哲在对数字化时代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技艺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建构了自身的数字精神政治思想体系。在他看来，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已经过时，如今我们正处于数字精神政治的新时代。数字精神政治内蕴透明性的暴力，集中体现为强制展示、距离消弭以及前反思性行为干预。它促使自我陷入信息、资本与交际的高速循环之中。在新自由主义这一自我指向的经济政治体系与数字化全景监狱中，原子化的数字人为现存的社会法则定基调，并自觉遵循着自我优化的精神政治剥削逻辑。免疫抑制、他者的缺席以及生存绝对化等造成了信息倦怠，它使数字人罹患信息疲劳综合征并成为功绩社会中的神圣人。

[关键词] 韩炳哲；数字精神政治；暴力；自我优化；信息倦怠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进入一个缺乏否定性、播散透明之光的信息社会，它为新自由主义治理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德国新生代哲学家韩炳哲①韩炳哲（Byung-Chul Han）（1959—），韩裔，德国新生代思想家、哲学家，被西班牙《国家报》誉为“德国哲学界的一颗新星”。1994年他在弗莱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先后任教于瑞士巴塞尔大学、卡尔斯鲁厄建筑与艺术大学、德国柏林艺术大学，主要从事媒体理论、现象学、伦理学、文化哲学研究，代表作有《透明社会》《精神政治学》《爱欲之死》《美的救赎》《暴力拓扑学》等。深入观察了在这一背景下资本主义治理方式的变化，并指出，“生命政治的时代随之终结。我们如今正迈向数字精神政治的新时代”[1]（p111）。在这一新时代，人们置身于数字化全景监狱（Panoptikum）之中，进行着自我暴露与色情展示，并促使自我陷入信息、资本、交际的高速循环，以及永恒自我优化的剥削悖论之中。

一、福柯的困境与数字精神政治的开启
在法兰西学院时期，福柯对18 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框架和新自由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剖析①新自由主义思想发源于20世纪上半叶的奥地利学派、哈耶克、米塞斯等，形成于对纳粹主义的社会性反思与对以撒切尔、里根等为代表的世界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新认识。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福柯认为，新自由主义不同于18、19世纪传统的自由主义，它力图在“形式在先”的逻辑下分析带来、召唤和规划市场经济各种形式原则的治理式样，而不是在“自然在先”的逻辑下区分人们能够干预的领域与不能干预的领域。新自由主义始终依据市场调节社会，其调节原则不是商品交换，而是竞争机制。它并不处于放任自由的影响之下，相反是处于警惕性、能动性和对市场条件（而非市场经济机制）干预的影响之下（通过调节行为与调度行为以维持价格稳定为首要目标）。它所要构建的不是交换之人与消费之人，而是经济理性人（homo oeconmicus），即企业之人与生产之人。，并揭示了贯穿其中的生命政治逻辑。不同于亚当·斯密类型的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并不试图在既有的政治社会内部分割或安排出一个自由市场空间，而是旨在弄明白以市场经济原则为模式来调控政治权力的总体运作技艺或社会治理体制[2]（p116）。在福柯看来，这种社会治理体制即以调节生命技术为核心的生命政治学（bio⁃politique）。生命政治学是与以惩罚肉体技术为核心的人体解剖政治相对存在的，它将肉体置于整体的生物学过程之中，并试图通过对生育、出生率、死亡率、健康水平、寿命等的调节，控制置身于“边沁式全景监狱”的大众可能产生的一系列偶然事件。“生命政治学要面对的是在人口中产生，并在一定时段内加以考察的偶然事件。”[3]（p188）为了抵抗与摆脱新自由主义政权调节生命的权力，福柯诉诸作为自由实践的自我关注的伦理学，即借助于自我技术的自我选择与自我塑造，“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4]（p54）。

而韩炳哲认为，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已经不再适用于数字化时代的新自由主义政权，原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数字化时代的新自由主义社会已经不再是福柯所强调的规训肉体、调节生命的纪律社会，而是以非物质生产与非肉体生产为核心的透明社会。在透明社会里，“被生产的不是物质的，而是像信息和计划这类非物质的东西”[5]（p33-34）。数字化时代的新自由主义摒弃了与肉体生命关涉甚深的生命调节权力，转而强调适应数字化时代所需要的精神权力，即通过调控脑力、思维、信息等，进而优化人的思想的权力技术。正是在此意义上，精神病学的规训技术被神经增强技术、智能计算技术等所取代，人的肉体从直接的社会生产过程中被解放了出来，尽管其又陷入了精神生产的剥削漩涡之中。

其次，数字化时代的新自由主义社会依赖的是数字化全景监狱范式，而非“边沁式全景监狱” 范式。在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中，纪律社会依赖的是“边沁式全景监狱”范式，它一方面遵循着监狱中心与边缘的张力逻辑，并以此实现其全能的专制性目光监视；另一方面加强对生育、健康水平、出生率、死亡率等外部要素层面的生命调节。韩炳哲认为，在数字化的透明社会里，“边沁式全景监狱”范式已经难以适应时代需要，取而代之的是数字化全景监狱范式。其中，“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区别已经完全消失了”[6]（p78），非透视、非远景、不限时空的、无死角的数字监视取代了不可靠、无效率、有着距离要求的目光监视。当然，数字化全景监狱范式最大的优势还在于其对人的精神动态的干涉，即实现对人的精神思想的把握、分析、引导与调控。

最后，福柯忽视了数字化时代新自由主义统治政权将自我技术纳入自身体系的实质，错失了精神政治学转向的可能。在韩炳哲看来，数字化时代的新自由主义社会不仅是透明社会，更是强调肯定性的功绩社会，自我在其中始终扮演着功绩主体的角色。在福柯式的规训社会中，自我始终遵循强调否定性的“应当（Sollen）”逻辑，并处于被动的规训状态。功绩主体则不然，它始终遵循着肯定性的“能够”逻辑，并在此逻辑下“作为自己的企业主（Unternehmer seinerselbst）主动并狂热地进行自我剥削”[5]（p37）。

在韩炳哲看来，数字化时代的新自由主义政权已经从以统计学为工具的生命政治阶段转向以数据（特别是大数据）为媒介的数字精神政治阶段。其中，“从大数据中解读出大众行为模式的这种可能性就宣告了数字精神政治（digitale Psycho⁃politik）的开端”[5]（p109-110）。具体来讲，大数据不仅以其数据整合、分析、预测等优势冲击了生命政治类似人口普查的统计学逻辑，而且依托数据挖掘实现了潜意识层面对大众的行为干预，并据之开启了数字精神政治时代。一方面，正如迈尔·舍恩伯格与库克耶所说，“过去我们相信自己发现因果关系的能力，如今必须意识到我们通过大数据看到的往往是相关关系”[7]（p45—46），大数据依托相关关系分析始终旨在探寻“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依托大数据的这一特性，数字生命政治不仅实现了生命数字化、生命的总记录以及自我量化，而且依托客观的数据收集、分析以及预测实现了对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各类精神调节。另一方面，大数据的数据挖掘实现了“数字潜意识（das Digital-Un⁃bewusste）”的全景敞视，它为数字精神政治对人的思想行为的干预创设了技术基础。与照相机能够照出而肉眼难以看见的视觉潜意识类似，作为数据挖掘目标的数字潜意识即“微观物理学或者微观心理学方面的关系网”[5]（p88）。数据挖掘不仅放大了人的思想行为，而且使人们意识到集体行为模式。这是生命政治权力难以比拟的。正是在此基础上，大数据开启了数字精神政治时代，即一个从内心深处监视、控制和影响人们的时代，一个从潜意识思维逻辑方面强制影响人们行为的时代。

二、数字精神政治与透明性的暴力
数字精神政治内蕴透明性的暴力，它是一种强制性与可操作性行为，“强迫人们做到完全透明，让人类自身与系统中的一个功能性元素画等号，这就是透明性的暴力所在”[8]（p145）。具体来讲，透明性的暴力集中体现为强制展示、消弭距离与前反思性行为干预。它促使自我陷入信息、资本与交际的高速循环之中。

（一）强制展示的同质化与展示价值的最大化
韩炳哲认为数字化时代的新自由主义社会是强调肯定性的展示社会，在这一社会里人们既依赖“透明之光”，使得整个社会处于消除他者的同类独裁（Diktatur des Gleichen）之中，又出于自我暴露与自我展示带来的精神满足感、愉悦感而自愿自觉地遵循着强制展示逻辑。一方面，强制展示造成了视觉暴政，即对可见之物及其外观的绝对化与同质化。它极力排斥不可见之物，因为不可见之物难以博取眼球，也就无法创造展示价值。另一方面，数字化将一切交给全透明、可视化的强制性展示，它带来的展示价值完全压制住了强调封闭性、否定性、差异性的膜拜价值，追求自我暴露与自我展示带来的关注与赞赏掩盖了隐藏其后的新自由主义资本剥削逻辑，“资本主义经济使一切服从于强制性展示。仅仅是展示的阶段就产生了价值”[6]（p20）。以脸书、微信、QQ 等数字化交流软件为例，在这些软件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点赞” 按钮而非“拍砖”按钮，甚至“拍砖”按钮经常处于取缔状态。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拍砖”作为一种否定性行为，不利于信息的展示、增加与流通，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攫取展示价值的关键所在。“点赞”的引入与“拍砖”的排斥晓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背后的透明性暴力。当然，资本并不满足于此，通过数字化技术提升等，它目前仍不遗余力地实现信息的超可见性与超交际流动性，进而追求展示价值的最大化。

（二）距离消弭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视觉色情化与思想计算化
距离意味着否定性，是加速交际和资本循环的障碍。透明作为数字精神政治的主导话语，与距离是相对存在的。它不仅反对距离，而且通过数字化信息技术与可视化信息技术等的发展消弭距离。整个社会在“透明之光”的映照下对距离的消弭，使得谨慎、思考等回旋的余地尽失，爱情、知识被色情、计算所替代，“没有视觉缺口的爱情只是色情，而没有知识缺口的思想就沦为计算”[6]（p8）。具体来讲，一方面，数字化透明对距离的消弭使得人们的视觉色情化，而色情不同于有着“秘密”与“隐藏”的情欲，它包含着展示或曝光之肯定性。韩炳哲指出，“如今的视觉色情化便是一个‘去文化化’（Entkulturalisierung）的过程”[6]（p48）。那些色情的、没有文化内涵的数字化图片缺乏任何审美映像，它们透露着直接性、刺激性、触觉性和传染性，并以关注度最大化和利益的追逐为目标。另一方面，数字化透明对距离的消弭使得人们的思想计算化。有机的思想是叙事的、思考的，它的产生诉诸距离与审慎。数字化透明对此采取排斥态度，因为叙事的、思考的思想无法标准化，它阻碍了信息、交际和生产的高速循环。它通过加法替代叙事，借助计算取代思考，把人的思想等同于信息处理器。借助于此，数字化透明既能够消灭复杂、加速交流，进而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又能够通过在智能计算基础上对网民态度的预测实现微目标定位。其中，“微目标定位（micro-targeting）手段可以有的放矢地用个性化信息去引起选民的兴趣，对选民施加影响”[5]（p85）。

（三）前反思性行为干预
在韩炳哲看来，以大数据为工具的数字精神政治实现了从被动监控到主动操控的迈步，它在认知与情感层面对人们的精神施加前反思层面的影响，进而实现剥削与利益最大化。具体来讲，一方面，作为“统治认知（Herrschaftswissen）”[5]（p16）的大数据可以介入人的精神做出行为引导。大数据作为技术革命将一切事物数据化，并且通过数据的编码、解码、反馈等实现了对人的行为动态的监测与预测，“数据中蕴含着人类行为的基本信息”[9]（p99）。数字精神政治依托大数据的这一功能在前反思层面实现了对人的影响与控制，并据之宣告了人的自由意志的终结。以脸书、抖音等为例，现实的人们聚集于这类数字化软件之上，主动暴露与传播个人的各类信息，却不知其数字化行为被脸书、抖音等软件所记录，其行为痕迹、动态、趋势始终处于大数据分析之中。更有甚者，基于行为数据分析与预测的文字推送、视频共享在迎合人们需要的同时还引导着其行为。必须指出的是，在大数据这种“统治认知”背后隐藏着难以示人的资本剥削逻辑。其中，人们作为消费者不仅处于自愿剥削、自觉剥削之中，而且处于被引领的剥削之中。另一方面，基于大数据的数字精神政治通过管控情绪对人的前反思层面的行为做出深层干预，情绪成为其展示透明性暴力的重要媒介。基于大数据对人的潜意识层面的情感需要与信息需要的深挖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情绪引导与情绪监督，数字精神政治实现了对人的社会行为（如消费）的前反思性影响与管控。更有甚者，为了加强情绪管理，新自由主义还专门依据大数据进行了情绪化设计，“情绪化设计（Emotional De⁃sign）塑造了情绪模型，建构了将消费最大化的情绪典范”[5]（p62-63）。

三、数字人的自我指向与自我优化
在数字化的新自由主义社会，人们始终置身于自我指向的经济政治体系与有着自我优化的治理技术的数字化全景监狱之中。其中，不同于麦克卢汉所说的有着大众性的“电子人”（homo elec⁃tronicus）以及哈特、奈格里所说的被“帝国”持续剥削的“诸众”，置身数字深海中的人们是作为个体存在的、有着利己性的、始终进行自我剥削的数字人（homo digitalis）。正是原子化的数字人为现存的社会法则定基调，并自觉遵循着自我优化的新自由主义精神政治的剥削逻辑。

（一）数字人与自我指向的经济政治体系
韩炳哲认为，数字人是原子化的存在，有着不同于“电子人”“诸众”的独特拓扑结构。麦克卢汉所说的“电子人”是指受电子媒体影响的有着大众特性的人，他们并不寻求关注，是实实在在的“无名之辈（Niemand）”。与之恰恰相反，数字人一方面追求个性、展示自己、时刻准备引起关注，另一方面又“缺乏聚集的内向性（Innerlichkeit der Vers⁃ammlung），即 一 种 把 他 们 变 成‘ 我 们’的 特性”[1]（p19）。尽管数字人会汇集于数字群之中，但并不意味着数字群能够成为“诸众”。在哈特、奈格里看来，“诸众”更多地从事涉及智力、语言、情感等的非物质劳动，他们是差异性的普遍联合，“是个性构成的层面，是一个开放的关系群组，它自身既缺乏同质性，也不具备认同感；它同外界的关系总是不明晰、兼容性的”[10]（p107）。“诸众”是生命政治的自我组织，他们作为抗拒非集中、非领土性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帝国”）的主体，努力争取社会报酬权、再占有权（特别是再占有生产方式的权利）以及全球公民权等。在韩炳哲看来，现今社会并不是哈特、奈格里所说的那样，“在帝国之中，实际上无人在统治”[1]（p22），整个“帝国”是由从事非物质活动并致力于展示自我的个体（Solitude）自发形成的，他们自己剥削自身，并自发地投入“帝国”的建构中去。可见，尽管个体与“诸众”同样强调差异性，但他们有着根本性的区别。韩炳哲认为，在数字化的新自由主义社会中，数字人是个体的数字化存在，他们一方面缺乏群体性的灵魂与思想，难以成为发出共同声音的“我们”，另一方面在数字群中不断展示自我、关注自我，从事精神生产、信息生产等，并为现今的社会法则定基调。

正是力图展示自我的数字人的自我指向性，造成了数字化时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政治体系的自我指向性，并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与经济霸权。从政治层面讲，各阶级大众都有代表其共同意识形态与共同利益的代理人，如议会中的议员。但在数字群中，数字人是蛰居的数码宅人，他们即使聚集在一起也只是从事诸如“快闪”之类的行动，既不团结也不稳定，缺乏真正的政治行动力。在这样一个越来越自恋、自私的所谓自由的透明社会中，每个数字人都作为政党存在，“曾经作为政治基础（Horizont）的意识形态已经瓦解为无数个人的观点和个人立场”[1]（p92-93），智能政治、数字民主、数字选举成为个人的政治游戏。由此人们不禁发问，这样的政治还是政治吗？没有了公共话语，民主何以可能？从经济层面讲，数字经济体系形成的根本在于数字化传播基础上自我展示价值的最大化。显然，这种数字化传播是自我指向的，它一方面传播与展示数字人的自我信息，但却并不承载任何理性价值或意义，另一方面通过引发关注、博得赞赏等在情感层面不断扩散信息。有着自我指向的数字化传播背后隐藏的资本逻辑，使得新自由主义获得的利润源源不断，而这种资本逻辑正是其治理新技术（自我优化）的集中体现。

（二）数字化全景监狱中的自我优化
数字化时代的新自由主义社会是联网与超交际的数字监控社会，或者毋宁说是数字化全景监狱。在数字化全景监狱中，人们自觉地遵循着新自由主义精明的剥削逻辑——自我优化，即不断地进行着自发自愿的自我暴露与色情展示，并为数字监控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韩炳哲把数字化全景监狱中的自我优化视为一种确证性的暴力，指出“新自由主义精神政治以其意识工业（Be⁃wusstseinsindustrie）摧毁了人的灵魂，使之无异于一部主动运转的机器（Positivmaschine）”[5]（p40）。当然，新自由主义的政权主体也不例外，自我优化通过对传统权力垄断、缺陷、错误等的克服，废除了外部统治机构，使得新自由主义的政权主体逐步走向衰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新自由主义丧失其统治权，相反，它依据自我优化的剥削逻辑不仅扼守着人的工作时间，而且霸占着人的注意力之所及、霸占着人完整的生命，“自我剥削比外来剥削效率更高，因为它伴随着一种自由之感”[6]（p82）。

具体来讲，在自我优化的剥削逻辑中，“色情的展示和全景监狱的监控合二为一”[1]（p103），剥削与自由合二为一。一方面，数字化全景监狱为新自由主义精神政治的自我优化提供了温床，并使人们处于自由的假想之中，但自由即监控。“数字化全景监狱的特点在于，‘老大哥’和他的犯人之间的界限逐渐迷糊不见”[1]（p92—93），也就是说，每个人既是监视者又是被监视者。在数字化全景监狱中，人们自愿将全部信息交给全景监视，自发地形成环境威力法则，并力图借助对方的操控（如脸书、谷歌上的信息展示及基于大数据的精神动态干涉）来满足内心的需求。由此，监控与自由成了同义词，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的空间，取而代之的是隐藏于监控之后的资本攫取。另一方面，自我优化使得数字人在自我剥削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韩炳哲指出，“自我优化具有必要性，只是为体系所迫以及可量化的市场成果逻辑”[5]（p40）。新自由主义借助数据测量、分析、监测等实现对人的情绪把控与精神调节，使得人们陷入追求效率、成绩以及宣泄自我的幻境之中。它使得人们不断地与自我缠斗，失去了真正的自我意识。沉浸于数字化全景监狱中的人也始终不会意识到，对无限优化的要求只是为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更好地运转。

四、数字精神政治与信息倦怠
数字化时代的新自由主义社会是一种另类的信息社会。其中，信息是缺乏否定性、被肯定化与可操作化的语言，它将整个社会匀质化与平整化。与这种信息相关联的免疫抑制、他者的缺席以及生存绝对化等造成了信息倦怠，它使得数字人罹患信息疲劳综合征（IFS，Information Fatigue Syndrom）并成为神圣人。其中，患有信息疲劳综合征的人会产生诸多症状，“患者抱怨分析能力不断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普遍焦虑，或者失去承担责任的能力”[1]（p86）。

（一）免疫抑制及对人的注意力、分析力的影响
在韩炳哲看来，“信息疲劳综合征就是由过量信息引起的一种心理疾病”[1]（p86），而免疫抑制（Im⁃munsuppression）恰恰是信息过量产生的根源。免疫力通过免疫波表现出来，它与信息量、信息交流以及信息消费始终成反比。也就是说，免疫波越低，信息量增加就越多，信息交流越快，在此基础上的信息消费也就越多。免疫抑制降低了免疫波，并使得大量信息流入，它不仅刺激了信息消费，更加速了资本循环。在新自由主义这一信息社会，数字全景展示使得免疫抑制成为社会的主导逻辑。与之相伴而来的是，大量不经过滤的信息涌入人们的世界。从信息量层面讲，过量信息使人们眼花缭乱，极大地干扰了人的注意力，并造成了人的心理恐惧，人们在数字深海中普遍感到迷茫、窒息、焦虑、烦闷等。从信息质层面讲，过量信息造成了人的分析能力瘫痪与真理遮蔽。一方面，人们很难对众多信息进行识别、分类、分析，判断能力、决策能力也出现了畸形；另一方面，遵循资本剥削逻辑的同质化信息叠加阻滞了信息交流，它遮蔽了隐藏其后的启发性知识与真理。

（二）他者的缺席与自恋的功绩主体
数字化时代的新自由主义社会是一个他者缺席的信息社会，“它使我们陷入无尽的自我循环之中，并最终导致我们‘被自我想象洗脑’”[11]（p5）。在这一社会中，人们变成了自恋的功绩主体并丧失了承担责任的能力。韩炳哲指出，“在自爱形式下，自我和他者的界限是明晰的，而自恋则模糊了一切界限。 自我无限扩张，因而变得混沌不清”[12]（p69）。他者的缺失使得自我超越了自爱的界限，陷入极端的、病态放大的自我关注，即自恋。自恋是典型的抑郁症，它使得人们在自我中沉溺、消耗乃至崩溃毁灭。不同于弗洛伊德将自恋等抑郁症状同无意识、自我与他者的冲突相联系，韩炳哲提出了相反的思路。韩炳哲认为，在信息社会中作为自恋主体存在的自我始终处于自我指向与绩效追求的共谋之中，自恋的形成既没有无意识的参与，更无他者的踪影。从自我指向的层面讲，对抗并不存在于自我与他者甚至阶级之间，而是存在于自恋主体内部的绝对竞争中。自恋作为一种极端的自我指向表现，始终处于自我对抗之中难以自拔，自我瓦解、空虚甚至毁灭成为其最终的归宿。从绩效追求的层面讲，出于自我关注的内在需要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绩效追求的积极性，自我在强制展示的过程中成了自恋的功绩主体。其中，自恋的功绩主体由于过分追求提高效率而丧失了语言能力，由于过量的工作时间消耗而丧失了处理冲突的能力，由于时间的驱散丧失了承担责任的能力。

（三）生存绝对化与绩效社会中的神圣人
阿甘本将施米特的“主权”概念与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神圣人（Homer Sacer）思想。神圣人作为人类共同体“原始结构”中的例外悬临，是排除于世俗与神法之外的赤裸生命，“赤裸生命，就是神圣人的生命，他们可以被杀死但不会被祭祀”[13]（p31）。阿甘本的神圣人是相对于至高权力而言的，它始终处于至高权力的死亡威胁之中。韩炳哲认为，在数字化时代的新自由主义社会这一功绩社会中，功绩主体依旧作为神圣人存在。不过由于生存的绝对化，它与极权社会中的神圣人存在着极大的反差。首先，功绩主体脱离了外在至高权力的剥削，却又陷入内在至高权力（自我）的剥削之中。由此，功绩主体既是拥有自己管理自己的绝对主权的自由人，又是作为受剥削对象的神圣人。其中，对绩效最大化的追求使得功绩主体始终处于自我剥削之中，并由之不断地确证自身的神圣人身份。其次，与极权社会中神圣人始终处于至高权力的死亡威胁之下不同，功绩社会中的神圣人无法被杀死，是因为社会的原子化与公共事业的退化使得功绩主体只剩下了自我的身体[12]（p87）。为了保持身体健康与延长寿命，他们将生命简化成失去活力的生物机能，过分关注个体生存而忽视了美好生活。最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逻辑将神圣人的生命商品化、工作时间世俗化，并使其在自我生产、加工、消耗以及丧失人类尊严的道路上一去不返。

五、结语
韩炳哲的数字精神政治思想无疑是对数字化时代新自由主义治理技术的深刻剖析，它全面审视了数字化时代人类的生存状况，揭示了贯穿其中的新型资本剥削与权力逻辑，为我们深入开展数字精神分析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理论基础与现实观照。“透明即暴力”“展示即剥削”“自由即监控”等思想的深刻性，为我们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指路明灯。

当然，韩炳哲的思想也存在缺陷，它更多地继承的是存在主义的现象学传统与人本主义的精神分析传统，缺乏基于唯物史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例如，韩炳哲对“展示价值”进行了错误的阐释，他认为展示价值“不能从马克思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中得到体现。它不是使用价值，因为它脱离了效用范围。它也不是交换价值，因为它不反映任何劳动力。它的存在仅仅是因为它产生的关注”[5]（p16）。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展示是否属于使用的范畴？是否属于双向对象化的过程？由展示产生的关注是否属于效用？由此，基于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野对韩炳哲的数字精神政治思想进行更为深入的挖掘与考究仍显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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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0.11.005

[中图分类号] B1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0）11-0037-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大数据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研究”（17AZX003）；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人工智能的哲学思考研究”（18JZD013）。

作者简介：赵建超（1990—），男，山东滨州人，博士，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