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理论视角下的城市文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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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鸣理论视角下的城市文化创新
□齐 骥，亓 冉

（中国传媒大学 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北京 100024）

[摘 要]当前我国城市发展的语境已经发生了变化。现代城市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型，现代化与全球化推动资本要素在广域的空间当中高速流动，引起了文化生态的变异，以文化场景为代表的消费形态愈加主导着创意阶层的选择，进而影响着文化多样性。此外，中产阶级收入人群的增加，使注重生活美学的个性化消费持续增长，公众文化参与需求的与日俱增，对当代城市更新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城市文化创新带来了更多可能性。“蜂鸣”作为发轫于场景又作用于场景的一种“象征性文化资源”，以及一种深度融入城市发展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双面性文化资源”，通过与“场景”理论的互补和互生，不仅为全球城市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视角，还提供了一种基于城市场景研究的工具，在驱动城市创新、激发城市活力、促生城市新发展动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蜂鸣理论;场景;城市创新;文化动力

当前，全球城市化的发展动力正在转向以智慧、知识等文化软实力为主体。随着全球城市资源型增长视角的范围明显从物质资源扩展到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资源，以及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信息文明，社会生产力的变化主导下城市化时空不断演化，新时代的城市发展面临新的命题与挑战。应对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场景转换，以可持续的文化生态适应后工业时代的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需要，以活力的文化场景形塑文化产业的当代价值，越来越凸显重要的价值。对此，“蜂鸣理论”（the Buzz Theory）能够为我们提供诸多启发。

一、我国城市文化创新的语境转向
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中，文化日益成为全球城市角力的核心，城市发展开始进入现代化生存与本土化传承的“转场期”，以文化塑造城市竞争力、激发城市创新动力，以文化产业实现城市经济转型、激发社区创造活力，成为城市发展的共识。

（一）文化产业创新成为赋能城市经济的重要形态
文化现代化的内在含义并不意味着效法西方或者是全新的创造，而在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生存。当前，本土化的文化力量主导着文化产品及服务的生产，城市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也必须考虑传统文化生存场景的异化。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将文化产业带入网络生存的浪潮，激增的线上红利为文化产业的效益实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实验场与跨越式发展的机遇，在线游戏、网络文学等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形态借助于网络迅速突破了其传播与创作的壁垒，并重构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场景生态。然而，承载着信息技术的科技创新通过重组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文化消费方式，不断压迫着传统文化行业的组织系统、商业模式与行业结构的适应性变革[1]。例如在当前文化产业的九大门类当中，核心领域①文化产业六大核心领域为：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以及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的25个中类当中有将近70%为依托于线下经营的传统文化行业，其在技术上的先天劣势在突发风险当中直接表现为行业脆弱性。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期，以数字文化内容生产和消费为主导的新经济模式异军突起，进一步加速了全球经济发展分水岭的产生，推动新时期城市创新加速进入新成长周期。

在文化产业赋能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国际化成为提高城市竞争力的主要体现。全球化是当今时代影响文化产业发展最为深刻的变革力量。全球价值链缩短使得国家之间的竞争优势得以重塑，军事经济等的硬实力建设不再是影响世界大国的主要因素，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成为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全球化的文化贸易规则正在重塑着文化产业的生产形式与组织形式[2](p63-75)。在这一语境下，建立具有全球视野，兼具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体系，迫在眉睫。从雅克·埃吕尔描述的“娱乐技术”越来越成为“人们忍受城市病不可或缺的原因”的20 世纪，大众娱乐方式的产业化，成为城市居民重要的组成部分，到纽约“硅巷”和旧金山“多媒体峡谷”的出现，让人们力图在信息娱乐和流行时尚中寻找城市复兴的钥匙，再到乔尔·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中指出21 世纪是“文化产业”在城市经济中最为活跃的世纪，城市一改过去努力留住中产阶级家庭、工厂的做法，转而关注流行、时尚并将其作为城市振兴的关键。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文化创新是现代文化体系建设的核心，也是城市创新的关键。

（二）新城市危机呼唤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模式
当前，全球城市化进程正面临着新的现代性危机，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其《新城市危机》中指出，在城市复兴的过程当中，虽然人口的聚集在最大程度上促进了创新活动从而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动力，但是同时也导致了城市与社会脱节以及城市化与生活水平提高关系的割裂。人们向往城市生活，但是生活水平却没有显著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经历了40多年的飞速发展，2019年末，我国城镇化率已经由1978 年的17.9%增长到了60.60%（见图1）。然而在城镇化高速前进的同时，我国贫富收入差距却仍然不容乐观，居民基尼指数一直维持在0.46 左右。虽然并未突破0.5的悬殊线，但是从2015年开始呈现增长趋势（见图2）。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 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月收入为2561元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然而仍然有约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人均可支配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3]，远低于平均水平。城镇化的发展空间以及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消费需求，为城市发展的转场，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城市发展从以经济增长为主要衡量指标，转向更加关注人本的需求，谋求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城市化的阶段，寻求可持续性城市成长动力，成为全球城市共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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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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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95—2008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变化

数据来源：wind数据，苏宁金融研究院

针对高速城市化所带来的新城市危机，理查德·佛罗里达指出：通过完善服务设施，释放城市居民的活力和才能，解放人和社区的创造力，帮助提高人自身的发展是解决危机并将城市化与生活水平提高重新联系起来的方法[4](p194)。其中，文化服务设施的建设在提升人民城市生活幸福感以及优化城市服务功能方面必不可少。新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克拉克认为，文化在不断地增强城市经济社会福利，城市正在加速演变为一种“娱乐机器”，城市里的各项娱乐组成要素正在通过作用于城市的政治与经济而不断地被生产出来。在这其中，克拉克同样强调设施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场景理论”①场景理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克拉克教授基于后工业城市的发展提出的文化动力理论，所谓的“场景”，是指能够表征一个地方审美以及环境特质的场所，场景不仅蕴含了物理空间、人群特征等要义，同样蕴含了独特的审美能量与文化价值观，并进一步影响城市发展。，其认为集合生活文化设施的“场景”的作用应当加以重视，“场景”通过设施以及人们的文化实践孕育特质的文化价值观，并进一步影响人的行为活动与社会秩序，最终作用于城市发展。经过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探索，文化创新正不断通过融入生活、融合产业、容纳创意阶层的方式，悄然改变城市发展模式，并进一步演化为城市成长的新动力。

（三）文化参与的兴起揭示出城市文化创新的矛盾
中产阶层人群的崛起，为城市创新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也构成了创意阶层增长的中坚力量。2019 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达到4 亿人，占据人口总数的28.6%[5](p5-8)，中国成为全球最具有成长性的消费市场。中产阶层的崛起同样带来了消费的升级，2019 年我国发展型与享受型消费持续增长，人们的生活文化消费选择愈加多元，注重“生活美学”的消费个性化表征愈加凸显，书店、咖啡厅、商场以及图书馆等消费场所不断丰富自身功能并变身为多元化的休闲娱乐场所，以文化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业态正成为城市创新的驱动力和城市经济的增长点。

中产阶层的崛起为文化消费带来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文化经济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使城市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并持续上升。数据表明，我国居民的文化消费长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2019 年，尽管我国文化消费环境以及居民的文化消费意愿进一步上升，但是居民的文化消费能力以及文化消费满意度却有所下降，城乡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文化消费差距仍然较大，却在环境与满意度上趋于均衡。由此可见，当前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是我国居民文化消费的主要矛盾问题[6]。文化产业的发展要应对这一问题，不仅需要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的市场潜力，更要以更加深入的文化参与提升公民文化消费的质量，注重文化产业的内容核心，激发文化产业发展的活力，创生文化产业成长的内在动力。

二、蜂鸣资源的创新价值与互动逻辑
现代化与全球化为城市创新提供了适应场景转换的变革力量，新城市危机进一步催生了城市寻求新的增长动力的要求，也进一步推动了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在这一语境下，文化参与的兴起，创意阶层的崛起，共同为城市创新带来了新的发展红利，但也对当前城市发展中创新资源稀缺、创新动力不足、创新体系缺乏提出了新的挑战。蜂鸣理论提供了一种从生活文化空间与公众消费行为互动角度思考文化创新的理论工具，依托不同的城市场景中所产生的“蜂鸣”，带给参与者不同的文化体验并产生出独特的轰动效应（generate buzz），传递出富有魅力的文化氛围，创造出城市创新的宝贵资源。

（一）蜂鸣的内涵和外延
“蜂鸣”是文化场景引发价值关注的区域热议点。蜂鸣理论是芝加哥大学文化社会学系克拉克教授在“场景理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来的城市动力模型，“蜂鸣”的英文表达为“BUZZ”，直接释义为“嗡嗡声”，克拉克将其比喻为在一定的文化场景当中，通过各类文化消费、文化参与、文化活动、文化事件，激励群体创新、启发社群活力所产生出令人兴奋、使人活跃、沉浸参与的活力磁场，这种磁场式的轰动效应，便是“蜂鸣效应”，或者称之为“热议点”，代表的是文化场景所引发的文化资本价值关注。

“蜂鸣”作为一种区域“热议点”的产生，源于文化场景的文化参与促进作用。在某个文化空间当中，人与人的积极的面对面交流与思想碰撞能够激发创新资源的产生并进一步形塑与强化场景空间的文化特质，从而形成“蜂鸣”即“热议点”。“热议点”形成之后，关于这一场景空间的讨论与关注会比之前更加热烈，并能够进一步吸引来自城市社会、经济与政治的诸多资源，使得空间的“热议点”放大为区域“热议点”，产生更为强势的文化资本价值。克拉克通过世界各国的实证研究证明，蜂鸣通过作用于城市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已经成为一种城市发展的宝贵资源，一种充满活力的城市文化场景产生的资源，一种为居民、企业以及政治角色所追求的资源。其性质类似于：货币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的象征，从而促进了经济活动；权力通过传达政治职位、选举和官方政策文件等共同的权威和效力象征，从而促进集体行动；信任通过交流相互支持和善意的共享符号，从而促进社区的发展。而蜂鸣则传达的是文化实践符号，通过促进文化参与者的场景实践与文化体验形塑场景特质，蕴含场景文化价值观并进一步影响人们的生活行为、社会秩序以及经济运行。

“蜂鸣”是文化场景凝聚创新资源的价值枢纽。面向场景内部的“蜂鸣”，能够“按照一定的距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附，把各种要素牢牢地凝聚为一个体系”[7](p474)，从而让场景特质更加鲜明，吸引创新资源，具有“枢纽”的凝聚与联系作用。蜂鸣通过影响文化场景参与者的实践行为实现场景内资源要素的文化生产，传播场景的文化价值。例如多伦多的肯辛顿街区，其承载了加拿大20世纪的移民历史，并容纳了意大利、犹太裔、葡萄牙裔、亚裔等将近二十多个移民群体的自我创造[8](p328-337)。这些移民群体的创意商业活动与集市发展以及大胆创新的街头艺术使得肯辛顿街区整体呈现出强烈的“波西米亚”特质，进而表达出兼具本土特征与越轨行为的蜂鸣式轰动效应，吸引创意聚集，散发场景魅力。再比如中国北京的798艺术区，艺术家的原创活动创造出了一种时尚迷人的场景，这种时尚迷人的场景信号进一步吸引了更多潜在的同类型的文化参与者前来进行共同创造，进而产生了艺术家的“扎堆”效应与名人效应，使得798从一个电子厂成功转变为每年吸引着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兴趣者前来寻觅的艺术区。肯辛顿街区与798艺术区的转变印证了蜂鸣效应的文化力量，其在场景的内部总体呈现出一种自主性的文化创造力，并对外传递着文化价值。

“蜂鸣”是文化场景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媒介。场景外部的“蜂鸣”，面向与场景交互的经济、政治和居住环境。在这个层次上，场景的热议点对其他领域的内部需求做出了功能性贡献。通过热议点所创造的财富、权力和信任，场景可以潜在地在其所属的城市发展系统中赢得一席之地，进而不断完善场景自身的发展。反过来，场景也可以从商业团体、政治角色和居民团体中获得外部支持，比如金钱、政治援助和社区信任。强烈的“蜂鸣”促进场景与城市的交流越多，这些特定的场景就越有可能深入到城市的社会结构中，与场景相联系的机会将成为居民日常文化需求的一部分，并且吸引企业聚集，进入政府官员的政策考量，带动更为多元主体的文化参与，从而为解决社区问题、经济发展和地方治理做出贡献。

在特定的场景中，“蜂鸣”是一种对文化参与者在文化场景中的某些经历及生活方式的美学的或符号性的感受，蜂鸣城市的诞生，是城市星球寻求经济增长的钥匙。正是因为“蜂鸣”的产生、相互影响及广泛蔓生，使创意经济趋于高度集中。作为一把促进“城市发展的钥匙”，“蜂鸣”解释了“城市发展是一个充满噪音、复杂的问题，无法用一个单一‘大爆炸’模型解释”的理论困境。“蜂鸣”的出现，让人们更容易接受错综复杂的冗繁事物，也更容易创造充满能量和激情的新鲜事物。

（二）城市蜂鸣的互动逻辑
当前，全球许多城市都在寻求鼓励本土文化和社会信任的有效路径，“蜂鸣”在场景中的出现以及所催生出的具有独特气质的场景，对解决城市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探索城市发展动力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而言，“蜂鸣”提供了一个以场景营造更好地服务于城市与人发展的新视角——场景的蜂鸣效应放大了文化力量，从地点、设施、参与者三个场景营造的主体要素将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强化并显现出来，进而形成城市经济、政治与社会建设发展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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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蜂鸣的内部自主性与外部互动性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1.实现基于地点的文化营城，深入城市发展肌理。“蜂鸣”，代表的是场景体系当中地点与阶层对文化资本强化再生产的一个过程，这与文化产业的本质高度契合。文化产业创新的过程，实质上也是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及服务进而创造出文化资本的过程。场景所产生的“蜂鸣效应”，提供了一个以地方营造（place making）促进文化创新之路，正如理查德·佛罗里达所说，“只有以人为本，基于地点的新兴经济才能不断繁荣”。

“蜂鸣理论”通过赋能本土场景营造，启迪地方文化的创新传承。事实上，基于地点的场景营造一直都是文化系统当中的一个核心要素，在文化经济的研究讨论当中被称之为文化“景观”。文化景观是伴随着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随着时间发展而出现的一个复杂结果，不管是将其作为一个有序的对象组合，还是作为一个文本形式，文化景观都是一种象征系统，通过它社会系统被复制、被体验、被探索[9](p19)，这就是“蜂鸣理论”向外延展并与城市社会结构互动的核心内涵。基于此，在地方文化场景的营造中，文化作为一定社会再生手段，在不断吸纳现代文明的同时，也不断依托本土化的乡土语言表达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具特色的语义，从而引导城市在日益多元的城市星球中，能够保留其文化基底，延续其文化风貌，并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蜂鸣”释放发展红利。

“蜂鸣理论”通过鼓励“区域蜂鸣”，为城市发展创造新的空间视角。“蜂鸣”在城市中的分布并非均匀的，现代城市中，文化异质性和种族多样性所带来的活力，是创造“蜂鸣”的重要条件。这也解释了创意阶层集聚的基本规律和创意集群诞生的地理原理。“蜂鸣”理论作为理解城市业态的拟态环境视角，为研究文化产业和城市地理格局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维度。事实上，作为象征性资源的“蜂鸣”，力图推动更为广泛并且具有新意的城市文化实践。例如基于“地点”的场景形态，以旧厂房、古街区、老建筑为代表，在城市更新中被“蜂鸣”激发，而被改造为凸显创意价值、集聚创意阶层、具有多元功能的文化创意园区及历史文化街区，从而实现了价值转化。这些更新后的场景，成为城市叙事的主体，进而创造出市民、游客和艺术家共生的精神载体。而伴随着城市发展模式的加速调整，“蜂鸣”在城市功能的优化以及主导产业的转型中，也将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

2.强化设施集合的美学效应，营造文化能量场。“蜂鸣”作用于城市更新的场域，通过场景营造产生的“蜂鸣效应”深入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内部，对场景中文化的思想阐发和表达范式，既是城市叙事的过程，又是城市叙事的主体。“蜂鸣”强调生活文化设施的美学体验，创造出体现美好生活需求的“文化舒适物”，它们正在成为稳定经济与社会发展、提升城市发展质量、提高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载体。在后工业时代的作为“娱乐机器”[10](p10-17)的城市发展中，这些诸如公园、演出场地、艺术场馆以及咖啡厅、24h书店等文化设施，构成了“蜂鸣区域”，让城市变得更加具有识别性、可读性并更为宜居。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蜂鸣理论”关注社会生活，并力图在生活场景中，汲取和创造产生“蜂鸣”的文化资源，因而对“生活文化设施”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通过“舒适物”营造良好的公共服务环境，吸纳创意人才，但“蜂鸣理论”对“生活文化设施”的定义，却并不仅仅局限在这些人工建构的设施，还包括“地方营造”中的一些社会结构要素，包括社会经济结构与多样性，如本地居民收入与教育、参与者的人口特征等，以及本地区居民的价值观或态度，如友善、包容、开放、越轨[11](p4-19)。因此，生活文化设施含义更趋向于硬件设施以及构成设施适用属性的软性要素在某一空间的耦合体系。这启迪了对于生活文化设施建设的一种体系化的价值生态思维，即如何才能够让生活文化设施的建设真正服务于人和城市。其中需要考量的因素不仅仅有生活文化设施的类型，还需要考虑这类生活文化设施会吸引怎样的人群以及会营造怎样的文化价值观。

实质上，建设一个充满“蜂鸣”的城市，离不开生活文化设施及其所提供的服务、所引导的价值、所营造的氛围，而这些生活文化设施本身即蕴含着某种文化价值观，无论消费者对于生活文化设施的选择是有意抑或是无意，这种文化价值观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消费者的生活行为与精神思想，长此以往即会产生爆发式的质变，这就是“蜂鸣效应”。“蜂鸣效应”将城市的场景转变为城市文化聚合的能量场——无论是场景内文化参与者的消费行为、审美感受，还是进入场景内的资金、信任与权力关系，最终都通过完善地方的文化场景营造服务于城市发展，产生更为持续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3.促进多元主体的文化参与，激发政治效能活力。蜂鸣不仅仅将场景作为一种视觉的原材料对于城市的创意资本要素产生刺激作用，还在于场景的蜂鸣效应通过文化参与者的传播、交流与体验引导建立了发达的社会关系与文化网络，其所培育的社会资本构成了文化创新、文化生产以及文化表现的基础。“正是数不清的社会互动形式使得空间拥有了活力，并赋予了空间存在的意义。”[9](p277)“场景蜂鸣”通过文化参与的民主化，不断完善场景功能，丰富场景价值。消费所引导的文化参与以及由其所成就的地区性文化生产已经成为21世纪城市新型文化经济当中最为典型的空间特征。大众文化的发展以及新媒体技术的普及大幅降低了文化参与的门槛，“蜂鸣理论”尊重并鼓励文化参与者的自我表达权利，文化参与者的自我创造能够不断丰富场景的文化价值，进而产生更为强势的蜂鸣资源。蜂鸣又可以作为政治工具而存在，产生蜂鸣效应的场景会引起政治家的关注，成为其维护政治权力、获取居民信任的有效渠道。

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资源，“蜂鸣”又是可以被创造的。在地方文化治理的政策执行以及城市开发的建设规划当中，往往会有意通过构建新场景吸取资本进入、获取社区支持以及扩大政治权力。在社区营造、城市更新以及更为具体的商场、剧场的经营当中，都可以看到“场景蜂鸣”的作用。例如近年来政府城市规划往往更加注重通过社区文化生活圈的营造，以满足居民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实现文化节、戏剧节、创意市集等家门口的场景体验，通过构筑美好的文化生活场景吸引社会力量进入以及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协同发展。再比如商场内愈发场景化的休闲区、剧场演员与观众的互动等等，皆表现了“场景蜂鸣”的魅力。由此可见，“蜂鸣”并不是虚无缥缈的存在，一个咖啡馆、书店甚至是破旧的老建筑都可以成为承载蜂鸣的场景媒介，场景的蜂鸣就是在不断的创造与被创造当中建构起文化经济与城市发展的动力循环。“蜂鸣”带给场所的精神和参与场景价值构建的作用，则是城市文化容器的核心范式。

三、蜂鸣激励城市文化创新的思想探索
20世纪以来，在许多城市中，文化和艺术及其所形成的产业群落，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新文化中心和新经济场域。究其原因，“蜂鸣”作为一种宝贵的城市资源，通过文化艺术的创新创造和价值转化而诞生、蔓延并影响着城市的整体转向。“蜂鸣”作为集体行动参与城市治理和政府合作的催化剂，解释了究竟什么样的设施与场景组合可以将特定的人群聚集在某种文化体验当中，并对城市发展产生助益。立足“城市”的自我成长，“蜂鸣”是推动城市创新的能量资源，在指导城市更新创新理念、发展范式、内容创造以及治理体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理念：从生产驱动到消费驱动
传统生产驱动的模式往往将个体行动的目标定位于经济诉求上，将劳动、土地、资金等视为推动城市发展的核心因素。“蜂鸣理论”立足于重新建立更加符合人与城市发展的生态思维，是实现城市驱动模式从思想层面走入实践行动，创造出每一个城市居民人生价值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实现幸福感、满意度和安全感等体验[12](p48)的一种实践和探索。

1.在传统生产理论的基础之上，“蜂鸣理论”增加了消费的维度，对城市增长做出了新诠释。新时代，消费对于城市，不再仅仅标榜着简单的消费活动，正如马克思生产理论当中不仅将生产作为一种实体形式，还将其当作是一种组织形式一样，“蜂鸣理论”强调的消费同样也是一种组织形态。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最终环节，同时也是一种个人行为，消费不仅能够影响文化产业产品及服务的生产环节，同样还能够影响文化参与者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蜂鸣理论”通过强调文化空间的消费性以及文化参与者进行文化消费的美学体验，将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时考虑在内，且更加强调文化产业的文化资本属性，形塑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生态模式。

2.在传统空间理论的基础之上，“蜂鸣理论”还拓展了消费的广度，丰富了城市创新的维度。当前，世界已经进入个性化、多元化、数字化的文化消费时代，人们的消费需求已经从“吃穿住用”转向“安享乐知”。以“安全、享受、娱乐、求知”为诉求的“美好生活”，进一步激发了生动文化消费体验、灵动文化空间需求的生活诉求。面向美好生活，如何创造一种城市文化经济空间和居民日常行为交互式的场景，让居民在生生不息、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生活生态中，感受到文化自信的力量；如何创造一种城市文化经济空间和居民托底式保障、便捷式服务、全员化就业有机融合的社群，让居民在生活、生产和生态的融合，以及社区、园区和景区的融合中，享受到美好生活之乐；如何打造出一种城市文化空间和居民文化生产、文化消费相互协同的机制，以城市更新和文化复兴为驱动，让朝气蓬勃的创业者改造城市单元，让安心栖居的居住者体验创新创业带来的空间改变。这些构成了“城市蜂鸣”的诉求。

（二）范式：从场所建设到场景营造
当前，城市更新从大规模更新转向针灸式更新，从重建式更新转向修补式更新，从地景更新转向场景更新，以街区和社区为代表的生活空间更新，成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方式；胡同、弄堂中的小尺度空间，被赋予更加灵活的功能，成为文化更为多样的空间；口袋公园在城市化的空间挤压中，成为城市活力的策源地；旧工业区、商业区在创意营造的氛围下，往往被改建成富有个性的创意园区、艺术公园，并集聚了大量居民；城市公共空间也开始从远离市区的大尺度单体建筑，逐步更新为小尺度的复合空间，嵌入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图景中。在这一语境下，“蜂鸣”的创造性，开始从注重物理空间转换为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并重的发展范式，场景营造成为新时期城市创新的重要思维。

1.场景表达出更加丰富的文化价值观。“蜂鸣理论”启示不同属性的设施集合表达出不同的文化价值观，进而会影响人的消费行为甚至是生活方式，这是避免城镇化同质化发展、实现公共服务范式创新的有效手段。城市公共服务的范式创新需要重新建立对于“设施”的理解，扩大设施应用的边界。“蜂鸣理论”所强调的“设施建设”不仅仅局限在硬体设施的建设，更着力于聚焦服务供给的优化，以人的发展为核心，以“蜂鸣”为介质，将人的需求链接入公共空间中，以人的文化活动、创造行动激励公共空间产生创意氛围，具有发展活力。在这一视域下，“舒适物”应运而生，并成为新时期城市更新的主要空间载体。

2.“蜂鸣”为场景特色创造特质。场景不是简单的物质设施的堆积或混搭，而是孕育着特殊文化价值的城市生活娱乐设施的混合体。促使“场景”超越了生活娱乐设施集合的物化概念，而作为文化价值观的外化符号而影响个体行为的社会事实[13]的关键，便是“蜂鸣”在“场景”中的出现。而在“场景”绘制“文化元素周期表”时所依据的“真实性”“戏剧性”和“合法性”三大主维度[14]，也都是以人群的活动和实践为依据，以参与者的主观感受为价值评判的。正是人类的文化艺术活动、公众参与、社会消费和创新创造所产生的“蜂鸣”，为场景赋予特质，从而让场景生动起来。值得提出的是，以新时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①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又称“新基建”，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为依托，“蜂鸣”创造力与现代技术之间的协同作用，将为场景营造带来更加丰富的可能性。依赖于互联网技术的虚拟消费场景和生活场景的重构，将推动“蜂鸣”突破其原本作用于人群“面对面交流”产生碰撞而释放出的创新价值，从而在不同的空间场域和生活场景中，塑造出更为丰富的文化社群。

（三）内容：从文化生产到文化共生
文化参与是创造“蜂鸣”的重要手段，就如同“发现之旅不在于寻找新的风景，而意在拥有新的视野”一样，艺术与文化的兴起，正在逐渐转变着公民政治。尽管这一观点对于许多社会科学家来说仍是新鲜事物，但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这种现象早已司空见惯。“蜂鸣”理论为我们试图通过将文化艺术与政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克服传统公民参与的鸿沟找到了突破口。“蜂鸣理论”启示文化内容创新应当从文化参与者的民主权利方面进行考量，即一个具有活力的场景应当尊重并且鼓励参与者的主动创造，关注公众的文化表达权。

1.关注公众的文化表达，需要在场景内营造良好的文化参与氛围。而这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社群的构建。在同一社群当中，文化参与者之间有着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与文化认同，而文化价值观的形成是蜂鸣产生作用并形塑场景特质的直接结果。从这一层面来说，在场景的营造当中，通过有意识的社群构建并建立稳固的社群联结，能够使得蜂鸣更好地发挥作用，进而形塑地区的文化认同。在实际的场景实践当中，社群的作用已有迹可循。从广场舞舞蹈队，到抖音的时尚交流社群都展现了社群对于文化参与活力的带动，北京市史家胡同社区则以“史家胡同博物馆”“史家胡同文创社”以及“27院儿”等多元文化社群矩阵，不仅带动了居民的社区文化生活的丰富，还使得地区更具有发展活力。诸多实践证明，社群构建在文化产业生产、生活等场景的深入能够构建有效的社会联结，产生持续的蜂鸣资源。

2.关注公众的文化表达，需要对公众角色进行重新定义。蜂鸣理论对于公众的角色定位既是消费者，也是内容生产者，而公众在不断的内容创造当中，也在不断地丰富自身，实现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文化内容创新的动力在于持续的文化创造，而文化创造的权力已经不再是艺术家的专属，在当今大众狂欢的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内容的生产者，并产生属于自己的文化语言表达，从而可以形塑不同的场景特质，或是真实的、戏剧的，又或是合法的，不管文化参与者创造的内容质量或高或低，都构成了“蜂鸣资源”的复杂性、多元性和异质性，而这些资源，是城市创新最为宝贵的资产，其所形成的“蜂鸣区域”（buzz areas），各种创新意见、非凡创建和对生活方式的互动表达正在发生，从而使城市富有生命力、吸引力和感染力。

（四）规制：从文化建设到文化治理
基于“蜂鸣理论”所建构的文化动力模型，不仅是从文化的角度去思考文化经济的发展，更是从城市整体的思维去发现城市问题并启迪城市发展的动力转型。因此蜂鸣不仅是一种文化资源，也是一种政治资源。围绕着“蜂鸣”所产生的与场景内部互动的金钱、信任以及权力能够影响政府部门的决策，基于此，在蜂鸣理论指导的文化治理创新当中，需要将文化建设融入城市发展语境当中，从城市整体治理的思维去思考文化治理。

1.构建“全球—本土”的文化治理体系，因地制宜开展场景营造。文化场景的构建要考虑地方周边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效益与影响因素。政府的政策支持、地区的资源优势以及居民的民意倾向等等都可以影响到一个文化场景能否吸引更多的社会关注与投资，产生更多的效益收入。反过来，场景蜂鸣、政治权力以及社区干预也会对一个普通的并不涉及审美与文化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产生经济上甚至更为广泛的影响。归根结底，文化治理的创新应当将文化产业的项目规划置于与城市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互动语境当中，有效利用城市资源不断完善自身的场景建设，并以自身的场景建设服务于整个城市发展，通过创造蜂鸣争取到政府支持与社区信任，从而产生持续的发展动力。

2.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文化治理，建设睦邻友好的社区。“蜂鸣理论”视角下文化治理的创新，还在于构建地区认同与社会网络。场景产生蜂鸣的关键因素在于社区信任，即居民的地区认同，而一个有活力的场景也能够反过来促进地方认同的形成，这也是文化治理服务于城市发展的最优解。文化治理要构建出地方认同，就需要考虑到公众在文化治理当中的角色体现，唤醒公众参与文化治理的意识，其中尤其要关注社区层面的治理创新。社区既是城市建设与居民生活的基本单元，同时也是场景营造最具潜力与社会交往活力的单元，从社区入手创新文化治理能够最有效最直接地促进地方文化认同。通过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构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文化治理体系，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文化治理格局，才能从城市建设最根本层面推动可持续的“蜂鸣”产生，进而形塑基于地方认同的文化共同体。

参考文献：

[1]傅才武.当代中国文化政策研究中的十大前沿问题[EB/OL].https://www.sohu.com/a/291756920_120058776，2019-01-27.

[2]胡惠林.关于文化产业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55（6）.

[3]新华网.（两会受权发布）李克强总理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EB/OL].http://www.xi⁃nhuanet.com/2020-05/29/c_1126047196.htm，2020-05-29.

[4][美]理查德·佛罗里达.新城市危机：不平等与正在消失的中产阶级[M].吴楠，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5]宁吉喆.中国经济运行呈现十大亮点[J].宏观经济管理，2020（3）.

[6]新华网.“2019中国文化产业系列指数发布会”在京举办[EB/OL].http://www.xinhuanet.com//tech/2019-12/24/c_1125382846.htm，2019-12-24.

[7][德]齐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M].林荣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8]游丽诗.从呼吁公众参与到以公众为核心：历史保护的一种新视角——评《集体记忆、公众历史与城市景观——多伦多市肯辛顿街区的世纪变迁》[J].都市文化研究，2019（2）.

[9][加]托马斯·A.赫顿.城市与文化经济[M].张道根，于信汇，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

[10]吴军.文化动力：一种解释城市发展与转型的新思维[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5（4）.

[11][美]特里·N.克拉克，理查德·劳埃德，等.生活文化设施驱动城市增长发展:一种新的范式和关联政策[J].吴军，马文君，译.中国名城，2016（12）.

[12]张鸿雁.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面临的十大难题及对策创新[J].探索与争鸣，2013（1）.

[13]吴军.城市社会学研究前沿：场景理论述评[J].社会学评论，2014（2）.

[14]Clark，T.N..The Theory of Scene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3.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10.011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10-0089-10

作者简介：齐骥（1983—），女，山东潍坊人，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亓冉（1994—），女，山东济南人，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