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工匠精神”的传统道家思想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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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匠精神”的传统道家思想来源
——基于《庄子》匠人寓言的解读
□程 军

（安徽财经大学 文学院，安徽 蚌埠230030）

[摘 要]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工匠精神和工匠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重要阶段，大量优秀工匠的事迹和传说开始频繁出现于诸子典籍中，其中以墨家、儒家和道家的叙述最为系统。与墨家的“尚技”、儒家的“尚德”不同，道家匠艺理想更追求技、德、美的融合与逐次递进，这一点在《庄子》的匠人寓言中得到了最为系统的表述。《庄子》的匠人寓言在生动有趣的匠艺故事中包含着非常丰富、深刻的技术美学和技术哲学思想，蕴含了现代工匠精神的三个核心要素：对专业技能和完美产品的精益求精的精神、对工作和职业的专注敬业精神、对技术操作的超越性价值的追求精神。以《庄子》匠人寓言为代表的道家匠艺思想是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主要思想来源和文化根基之一，对于当前工匠精神的重建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 工匠精神；道家匠艺思想；《庄子》匠人寓言

2016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此后，“工匠精神” 一词迅速走红，成为制造业的热词和近年的社会流行语。目前，不仅在制造行业，其他行业和领域都纷纷提倡“工匠精神”。于是，随着这个热词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展，任何行业、任何人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精益求精，力求完美”的精神，都可称之为“工匠精神”。

尽管“工匠精神”是在现代工业社会规模化生产的背景下提出的概念，但究其起源，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这一“现代”精神都孕育、萌芽于遥远的传统手工业时代。在西方，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出现了工匠精神的最初萌芽，“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技艺经验是工匠精神得以形成的技术前提”[1](p55)。在中国，“早在4300 年之前，便出现了有史可载的工匠精神的萌芽。”[2](p4)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行各业优秀工匠（craftsman）的事迹和传说更是在当时的文化典籍中频繁出现①如《墨子》《周礼》《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山海经》，等。，从而迎来了中国工匠精神和工匠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重要阶段。

一、先秦主要匠艺思想体系概述
在先秦文化典籍关于工匠的记叙中，以墨家、儒家和道家的叙述话语最为系统，对后世也最有影响。其中，墨家从其民本思想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角度出发，对工匠提出了“尚技”和“利用”的要求。一方面，墨家这样一个建基于工匠团体和组织的学派②墨家学派的开创者墨子在当时就是著名的能工巧匠（据说其技能不输于木匠祖师公输班），其学派成员及弟子也有很多人得其真传，参与了当时许多城郭修建和军事修筑、制造工作。，对能工巧匠的高超智慧和技巧的崇尚、崇拜是其思想中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墨家学派又认为，工匠的技巧和发明创造只有“利于人”，能够造福于百姓，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墨子》中的这两段话就充分表现了这一“重利贵用”的观点。

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若翟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墨子·鲁问》

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墨子·节用》

墨子认为，工匠的技巧和创造只有放在“利人”“民用”的标准下才能判断其“巧”或“拙”，工匠的技能发挥、运用应当以“奉给民用”为限度，否则再精妙的技巧和创造也是“拙”，也没有价值。因此，是否有利、有用是墨家衡量工匠的技巧和创造的价值的根本原则。

相对于墨家对工匠技能、技巧的崇拜，儒家更强调将工匠的匠艺活动纳入儒家伦理道德的体系规范之中。首先，儒家强调“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3](p1)，认为每一种匠艺，其发明者都是古代圣王③像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发明盖房搭棚的有巢氏，发明渔猎、医药、乐器的伏羲氏，发明医药、耒耜、制陶的炎帝，发明房屋、衣裳、车船、阵法、音乐的黄帝，精于制陶的尧帝，善于制作各种日用器具的舜帝，发明农业耕作的后稷等等，都是古代圣王。；他们不仅发明造物，济世利民，而且惠爱百姓，施行仁政，以德治天下，从而是当世的“百工”（工匠群体）追慕、学习的道德楷模和人格榜样。其次，儒家还强调匠艺的父子相承、世代相传的行业传统和规矩，通过将血缘、亲缘和业缘相结合而把工匠牢牢束缚在传统儒家宗法制度之上。“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3](p1)同时，所有的工匠行业都拥有自己的“英雄祖先”（圣人）作为始祖，以示“根正苗红”“名正言顺”。再次，相对于墨家对工匠的纯粹功利主义要求，儒家对工匠提出了“正德、利用、厚生”（《左传·文公七年》）三个要求，“其中‘正德’居于统帅地位，要求工匠必须服从仁政德治的需要；‘利用’是指掌握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活动；‘厚生’则指工匠的劳动要服务于治国和惠民。‘以德为先’‘德艺兼求’‘经世致用’ 三者统一而不可分。”[4](p95)在“经世致用”“利国惠民”的实用主义的要求之外，儒家又为中国工匠群体树立了一个“以德为先”“ 德艺兼求”的道德主义职业理想。

与儒墨两家对其匠艺理想的清晰表述和明确的定位不同，道家对工匠及其匠艺活动的态度显示出一定的矛盾和游移。表面上看，道家似乎对工匠及其技巧、智慧和发明创造持坚决的反对态度。老子在《老子·五十七章》中就指出，“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认为当时政治混乱、礼崩乐坏、风俗堕落的社会状况正是能工巧匠的机巧、发明及其新奇造物所致。他对此痛心疾首，并提出“绝圣弃智”“绝巧弃利”等彻底决绝的手段企图改变这种状况。同样，庄子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工匠及其职业行为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如《庄子·马蹄》中的这段话：

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皂栈，……。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

庄子认为当时的统治者运用仁义礼法来治理天下与伯乐治马、陶者治埴、木匠治木等做法类似，都是用违反自然的、非人道的规矩或准绳去统一、规范、羁绊那些原本淳朴、自由、纯任自然的事物（埴、木、马、百姓），从而直接破坏、残害了这些事物的自然本性和“天放”状态。在无情抨击统治者的同时，庄子也对工匠及其职业行为的合理性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同时，庄子对当时工匠的发明、创造及其体现出来的技巧、智慧，也持坚定的批判态度。如在《庄子·天地》中的“为圃丈人”寓言中，丈人尽管知晓省力、高效的灌溉机械，但却“羞而不为”，宁愿使用原始的灌溉方法，因为这种机械的运用不合于“道”:“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庄子借用为圃丈人之口，指出工匠的发明、创造以及“机心”、技术的运用违背了自然之“天道”，破坏了纯洁自由的人类心灵和自然素朴的人之本性，是造成人性异化的罪魁祸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人性异化的状况？庄子认为，原因在于这些各个领域的工匠执着于自己的独门之“技”，而与贯穿众技、通于万物的形而上的自然之“道”不能相通。 他们的“技”与自然之“道” 在这种状况下是割裂的、矛盾的。《庄子·天下》中对这种“技”与“道”的分裂状态做了阐述: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 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

显然，这样的居于一隅、抱残守缺，与“道”割裂的工匠及其技巧，是庄子坚决反对的。和老子一样，庄子也提出了激烈、决绝的措施来试图改变这种状况，“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掷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攊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庄子·胠箧》）。字里行间似乎都透露出庄子对一般意义上的工匠群体及其发明创造的深恶痛绝之情。

但是，同样在先秦道家典籍中，却同时存在着一种对工匠及其技能、创造的截然相反的观点。

首先，在先秦道家相关典籍和话语体系中，常常有把创生、化育宇宙万物的大自然拟人化并将其赞誉为一位伟大的工匠——“大匠”——的隐喻传统，如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子在道教神话中的形象——太上老君，就是一个以铸造八卦炉炼制丹药以求长生的“大匠”①在中国工匠传说中，太上老君还是中国传统冶铸业、铁匠、煤窑匠、补锅匠、碗筷匠、磨刀匠、蹄铁匠、金银匠等诸多匠艺行当的祖师爷。；在《庄子·内篇·大宗师》中有“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的论述；在汉初贾谊《鵩鸟赋》中有诗句云：“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5](p607)造化之“大匠”，能够顺应自然之“道”，开天辟地、和合阴阳，化育天下万物，令其生生不穷。显然，这种工匠是道家极力歌颂崇敬的对象。

其次，人间的具体各行各业的工匠，如果能在具体技术实践中克服“不该不遍”、死守一隅的局限，由技入道，顺应自然之大“道”，与大道一体，就能成为自然之“道”在人间的追求者、实践者、弘扬者，成为造化之“大匠”的世间代表。这样的工匠同样备受道家的推崇和赞美。在《庄子》一书中，就有很多关于古代匠人事迹的故事和记载，如“梓庆削木为鐻”“庖丁解牛”“痀偻丈人承蜩”“工捶旋指画圆”“匠石斫垩”“大马锤钩”“吕梁丈夫游泳”“津人操舟若神”，等。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如梓庆、庖丁、工捶、痀偻丈人等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都是从事某一种具体技艺活动，拥有某种技能的工匠或匠人。尽管他们所从事的技艺活动各不相同，但同样都是在各自所从事的行当中技艺超绝、出类拔萃的大师级工匠。他们对所从事的技艺得心应手、熟极而流，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庄子通过故事中的人物之口给予了这些古代工匠以极高的评价和赞美，说他们的技艺让见到的人无不“惊犹鬼神”，叹为观止。

这样来看，道家通过看似自相矛盾的关于工匠群体及其匠艺活动的观点和评价，建立起自己一套独特的关于工匠及其匠艺活动的理想形态或标准。它并不以“技”“巧”或提高效率来作为工匠的终极追求，也不以“利”于国、“利”于民或经世致用作为工匠的理想目标，同样也不以“德”作为工匠的最高人格理想。这些理想或追求在道家看来，都是一些次要的、外在的标准，而只有合乎自然之“道”，顺应天然之理这一根本的、内在的标准，才是衡量、判断匠艺活动的终极依据，也是工匠的技术实践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同样，只有这样的“技”才与人的生命意义相关，才是符合人性的实践活动，才是值得大力弘扬的。

二、现代“工匠精神”的内涵解读
现代“工匠精神”的核心灵魂是什么？尽管当代学界对此问题的探讨很多，观点也不完全一致，但在我看来，其核心精神可归结为大致包括工匠技能方面的精业精神、工匠伦理方面的敬业精神以及工匠心理情感方面的审美精神这三个层面的内容。“工匠精神大约是指一种精益求精、追求品质、注重细节的工作原则和热爱、专注并持续深耕的职业伦理，以及在这种过程中所达成的审美和精神境界。”[6](p75)这三个层面的内容具体包括“对专业技能和完美产品的精益求精的精神”“对工作和职业的专注敬业精神”“对技术操作的超越性价值的追求精神”（由技入道）这几个方面。

（一）对专业技能和完美产品的精益求精的精神
现代工匠精神首先强调一种对专业技能和完美产品的精益求精的精神，包括在专业技能方面不断追求改善、进步和创新的积极进取精神和在产品质量方面不断提升品质、追求卓越、力求完美的精神，其中对卓越的产品质量的追求是目标，而对专业技能的不断改善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和前提，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因此，精益求精既是一个不断打磨产品、对产品进行精雕细琢、力求完美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磨炼工匠的技能、意志和心性臻于上乘境界的艰苦过程。正如现代思想家桑内特所言，“所有追求质量至上的劳动都可以归入匠艺的范畴；……；追求质量至上的欲望会驱使匠人去改善他们的工作，在劳动过程中精益求精而不是敷衍了事。”[7](p10)一般来说，“精益求精”这一现代工匠精神的形成受到历史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大致可以简单归纳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外在的客观因素来看，激烈、残酷的行业竞争和市场竞争，迫使每一位工匠都要通过不断提高自身技能，改进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力求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在市场上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从内在的主观因素来看，“精益求精”还是工匠群体从事工作和劳动的一种内心驱动力，是他们自我肯定，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就像桑内特所言，“匠艺活动其实是一种持久的、基本的人性冲动，是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的欲望。”[7](p12)这种欲望并不涉及外在的、功利的考虑，而是一种单纯的、不计报酬的，发自内心的原始欲望：只想把所从事的工作做到最好。古希腊大哲亚里士多德也指出，“对于一个吹笛手、一个木匠或任何一个匠师，总而言之，对任何一个有某种活动或实践的人来说，他们的善或出色就在于那种活动的完善。“[8](p19)工作或活动的“完善”（对自身技艺的精益求精）是工匠这一群体所追求的根本职业目标，是一种最高层次的、始终因自身被欲求的“善”，从而成为他们从事匠艺实践的内在动力。 从马克思的劳动学说来看，在大工业生产时代，劳动者或工人是围绕着机器，以机器为中心来进行劳动生产的，他们只是作为机器的辅助因素在自动化的流水线上从事着简单、重复、机械化、标准化的工作，任何个人的能动性、创造性都受到严重压抑。这是一种典型的“异化”劳动，其目的完全是外在的、强加的（只是为了获得金钱和报酬），而人的主体性和本质力量则完全无法得到体现，劳动者也无法在工作中获得心理和情感上的满足感和愉悦感。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工匠劳作则恰恰相反，它把技术与艺术、生产与创造、工作与享受集于一体。在理想的层面上，每一个产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既是产品也是艺术品，其中凝结着工匠的具体的劳动，成为每一位工匠的个性、创造性和本质力量的独特呈现。同时，在劳动过程中，工匠与其生产的产品融为一体，同时从中获得审美的体验和情感的愉悦。这样，对于工匠来说，对产品质量和自身技能的精益求精，就不再是一种强迫性的外在要求，而是源自工匠内心的不断进行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追求，是一种用来确证自己的能动性和主体性的主动选择。

（二）对工作和职业的专注和敬业精神
工匠对产品质量的精益求精，除了必须具备高超熟练的技艺之外，还需要以心理上的高度专注和对自身职业（行业）的长期精神坚守为前提。其中专注强调的是工匠在具体工作中的一种全身心投入，一种心无旁骛的精神高度集中的心理状态，这是“把事情做好”的心理条件；而把这种工作中的专注状态扩展到工匠的职业（行业）理念这一层面，就是对自身职业（行业）的一种敬业精神，它是工匠对自身工作长期专注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对从事职业（行业）的热爱和责任感、使命感，是一生只做一件事的执着与精神持守，这是“把事情做好”的精神和伦理条件。专注是工匠区别于普通人或其他层次劳动者的一种基本的精神属性，正如桑内特所言，“匠人代表着一种特殊的人的境况，那就是专注。”[7](p4)从历史上看，这种专注和敬业精神的形成，是多种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如世代相传的家族传承制度的长期存在、工匠群体对自身荣誉的维护以及对自己劳作的超越性价值的追求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工匠对自身工作和职业的专注和敬业，尽管也有出于对品牌信誉、市场口碑和经济回报的现实功利考虑，但更深层的动力是来自于对自己的工作和职业本身的热爱和信仰，就像桑内特所说的，工匠这种“专注于实践的人未必怀着工具理性的动机”[7](p4)。他们并不是把自己的工作看作纯粹为稻粱谋或养家糊口的一种职业（occupation），在工作过程中仅仅追求产品的市场价值和劳动的外在物质报偿；他们更是把自己的工作看作一种韦伯（Max Weber）意义上的“志业”（vocation）或“天职”（calling），看作一种愿意终身奉献、值得毕生追求的事业，在工作过程中更多地追求产品的精神价值和劳动的内在价值——对劳动者的心理、精神满足的价值。正是因为只为了听从自己内心的一种召唤、一个信仰而工作，正是因为充满着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荣誉感、使命感和虔敬之心来工作，工匠才能在自己的劳作中不仅不会感到枯燥、煎熬、痛苦，反而能够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精神上愉悦感和人生价值的实现感，因此才能在工作中倾情投入、全神贯注、不计功利、精益求精、持之以恒。

（三）对技术操作的超越性价值的追求精神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现代工匠的劳动是一种带有被动性、重复性、机械性的手工操作和技术实践活动，往往与创造性、想象力、艺术性无缘。实际上，这是基于较低层次的工匠生产活动而形成的刻板印象，正如桑内特所言：

匠艺活动只能在已经发展到很高水平的技能中找到。……，而技能处于初级阶段的人则更为关心如何完成他们的工作。达到较高境界以后，技术不再是一种机械性的活动；熟练地掌握技能的人会更完整地感受和更深入地思考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匠艺的伦理问题正是出现在这种熟练的境界[7](p5)。

也就是说，当工匠的手工劳动或技术性实践达到了一种心手合一、心物相融、熟极而流的自由境界之后，它就极有可能跃升、升华为具有能动性、创造性、审美性的艺术活动。同时，从主体心理的层面来说，当技艺高超的工匠在从事手工操作和技术实践一旦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时，他们就会获得自由、满足、愉悦等带有积极、肯定性质的情绪和感受，从而激励他们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而乐此不疲。“匠艺活动给获取技能带来的情感回报有两个层面:人们能够在可感知的现实中找到归宿；他们能够为自己的工作而骄傲。”[7](p5)真正意义上的匠艺活动是集技术与艺术、生产与创造、实用与审美、物质与精神于一体的活动。从历史上看，无论从中国还是西方文明的早期，匠艺活动都是一种能够把工匠、工具、自然融合为一，或者说把主体、技术、对象统一起来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在这种劳作过程中，工匠能够获得一种身心一体、天人合一、主体与对象统一的和谐感、完整感和愉悦感。因此，在当时的生产力情况下，许多生产、劳动技能往往都具有一定的艺术创造的性质，工匠的技术实践活动本身往往就蕴含着艺术或审美的因素，技与艺在他们身上是混而不分，融为一体的①这种状况反映到当时的语言层面，在中国就表现为“技”和“艺”概念的界限模糊，像中国儒家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无论是演礼、奏乐、射箭，还是驾车、书写、算账，实际上也都是切合生活日用的一些实用技能，都明显带有较为浓重的技术操作的因素；或者把“技”“艺”二词放在一起统称为“技艺”，如清代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四》写道：“百工技艺，各祠一神为祖。”在西方，表现就是技术和艺术二词的同根同源，大哲海德格尔在对技术的古典意义的挖掘中认识到技术（techne）一词的最初词义中本就包含技术和艺术的双重意涵。“从前，不只是技术冠有techne的名称。……从前，techne也指那种使真进入美的产出。techne 也指美的艺术的poiesis（创作）（参见孙周兴编译：《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52页）。。当时所有的掌握技艺的人都是“匠人”，而并不存在“艺术家”的概念；同时，他们制造出来的产品又几乎都具有实用功能，是“实用”与“审美”的统一体。技术与艺术的分裂，是在近代以后随着机器大生产普及后工匠劳作转变为一种“异化”劳动之后才开始的。“艺”的概念从技术观念中净化、脱离出来，逐渐用来专指一种由艺术家所从事的超功利、审美的、创造性的纯粹艺术（“美的艺术”）活动，而技术概念则日益狭隘化、庸俗化，逐渐用来专门指那种机械性、模式化、重复性的工匠劳作②19世纪，英国美学家莫里斯对“美术”(纯艺术)与“工艺”(侧重于实用)的对立和区分是这一观念转变的重要历史节点。。从此，工匠的技术实践失去了它的原始的本真性，失去了其艺术创造的性质和审美超越的维度。而现代工匠精神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在当代社会生产条件下重新强调技术的审美超越维度，恢复技艺一体的优良传统，弥合当前生产的这种技术和艺术的分裂状态，纠正由于劳动的异化所引起的技术实践活动中工具理性泛化，目的理性的缺失，审美与人文精神的失落等等现代问题。当工匠对技术精益求精，力求达到完美的极致，把技术本身当作目的去追求，而不是作为实现其他目的（如维持生计或获得名利等）的手段，那么，技术也就升华为“艺术”。当工匠的技术实践过程达到高度熟练、灵活和自由的状态时，就必然会带来心灵和精神的满足感、愉悦感和自由感，从而超越具体的劳作层面和内心的功利之心，获得肉体和心灵的双重自由。这种技术实践之所以能够获得外在和内在的自由，一方面是对自然客观规律的掌握与遵循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主体的属人的目的的实现，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真与善的统一，因此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劳动。

三、现代工匠精神视野下的《庄子》匠人寓言解读
从现代工匠精神的上述三个方面的核心内涵来反观《庄子》的匠人寓言，我们发现其中早已初步蕴含了现代工匠精神的基本要素。

（一）《庄子》中匠人群体都具有一种对自己的匠艺技能及其成果的精益求精精神
《庄子》中的匠人群体在每个寓言故事开头都展示了其高超、卓绝的技艺，其中每一种技艺都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如巧匠梓庆削木为鐻，作品精巧完美的程度让观者无不叹服；在悬瀑险滩中游泳的吕梁丈夫，蹈水如同游戏一样；津人在“觞深之渊”驾驶小舟，轻松自在地如履平地一般；为文惠君解牛的庖丁，动作像舞蹈一样优雅从容；佝偻丈人捕捉树上的蝉，就像信手捡拾东西一样简单容易；巧匠工倕随手画就的圆形和方形，比用圆规与矩尺画出的图形还精确；八十岁高龄的铁匠，其锻造的带钩没有一丝细微的缺陷；运斤成风的匠石，甚至能用斧子削去他人鼻子尖上的小小污渍而不会斫伤其皮肤等等。在展示了这些能工巧匠的神奇技艺的同时，这些故事又一再告诉我们，他们如此高超的绝技，并非侥幸所致，而是经过了长期重复枯燥的技术训练，勤奋艰苦的意志磨砺，坚持不懈的心性修炼才获得的能力。总之，是他们不断超越自我、精益求精的结果。佝偻丈人说自己“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庄子·达生》）。正是在经过了这样一个艰苦练习、精益求精的过程，让他的承蜩技巧不断进步、日趋精湛，最终获得了绝世神技。锻造带钩的铁匠从二十岁开始从事捶钩工作，一直坚持到八十岁，才打造出“不失豪芒”的带钩。庖丁从事宰牛工作十九年，解牛数千头，才获得了“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的效果。此中甘苦和进步，庖丁说得极为明白：“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庄子·养生主》）。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寓言故事中的匠人虽然拥有了卓绝的技能，但在面对众多赞誉时，却没有表现出自满知足之意，而是显示出一种“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朱熹语）的主动加压，不断进取，力求完美的精神。这样的一种倾向就像桑内特所说的完全符合“艾萨克·斯特恩原则”——水平越低的工匠，往往对自身技术和产品的要求就越低，相反，“你的技巧越高，你的标准越苛刻。”[7](p40)越是高水平的、经验丰富的工匠，对自己技能和产品的要求就越严格、越挑剔、越苛刻，其追求完美的主动性就越高，精益求精的愿望就越强烈。即使是解牛已达到游刃有余境界的庖丁，在面对解牛工作中的难点时，仍然采取了非常认真严谨、一丝不苟、精雕细琢的态度，以追求一种质量至上、尽善尽美的工作成果。“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庄子·养生主》）。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工匠的卓绝技艺，一方面是他们主动追求、精益求精所获得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他们对自然及其造物常怀敬畏之心，对大自然客观规律的尊重、掌握和遵循的结果。当梓庆完成“心斋”，“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庄子·达生》）。他在完成内心的修行和主体方面的准备工夫之后，仍然要深入山林去观察、了解、研究各种木料的天然质地，选择最适合制作木鐻的材料，然后用自己的天性自然去接近、吻合客体（木料）的自然，才能制作出巧夺天工的木鐻。庖丁虽然已至目无全牛之境，但在解牛过程中仍然要“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仍需依照牛的生理上的天然结构和肌理组织，顺着骨节间的空处来进刀，才能“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庄子·养生主》）。吕梁丈夫在急流险滩能够蹈水如同游戏一样轻松写意，正是源于其对当地的水势以及水流规律的熟稔掌握和主动遵循，“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庄子·达生》）。相反，如果无视或违背自然规律，超越自然条件所许可的限度，就必然会造成技术实践的失败。《庄子·达生》中东野稷败马的寓言故事，就是这样的反面例子：

东野稷以御见庄公，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庄子以为文弗过也，使之钩百而反。颜阖遇之，入见曰：“稷之马将败。”公密而不应。少焉，果败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马力竭矣，而犹求焉，故曰败。”——《庄子·达生》

即使东野稷的驾车技术高超无比，但是让他驾车在同一地点上来回绕上一百圈，无疑超越了马的自然能力之限，违背了自然规律，失败自然难以避免。

（二）《庄子》中的匠人群体都具有一种对所从事的工作和职业的高度专注和敬业精神
《庄子》寓言故事中的匠人群体，尽管所从事的具体匠艺种类不同，但是对自己工作的专注和投入程度，则是相似的。

首先，这些工匠在自己的工作中都高度专注，精神集中，“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庄子·达生》），这是他们练就高超技能，创出完美成果的重要保证。痀偻丈人总结捕蝉的经验，说自己在捕蝉时从不胡思乱想、左顾右盼，而是把全部的心志和注意力从纷繁芜杂的外在事物转移、收敛、聚焦到自己的工作对象（蝉）上，形成高度专注的知觉状态；伴随着高度凝聚的精神和静如止水的心态而来的是“吾处身也，若厥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庄子·达生》），这样举重若轻、稳如泰山的捕蝉身手以及“何为而不”的高度灵敏、得心应手的实践情态，从而轻而易举地获得猎物。同样，大马之捶钩者所以在八十岁还能够锻造出完美无瑕的带钩，是因为他对自己工作的高度专注和长期坚守，“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钩，于物无视也，非钩无察也”（《庄子·知北游》）。同样，庖丁的超绝神技，也是通过他对解牛工作的高度专注、倾情投入以及长达十九年的艰苦实践练就的。

其次，“用志不分”或精神的高度专注是以对外界干扰因素尤其是功利得失的忘却、舍弃为条件的。像痀偻丈人是“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大马之捶钩者是“于物无视也，非钩无察也”，都是不让纷扰的外界事物搅乱自己内心的平静、专注状态。当然，这种对外界干扰因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刻意逃避的方法，带有消极的倾向。在庄子看来，对内心功利得失的忘却和舍弃，才是更加主动地让心志得以专注、精神获得自由的根本途径。这种忘却和舍弃同时还是一个循序渐进、逐级升华的心性修炼过程，削木为鐻的工匠梓庆对此有清晰的陈述：“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以静心。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庄子·达生》）。梓庆通过自己的“心斋”（“齐”通“斋”）功夫，一步一步地忘记了利（庆赏爵禄）、忘记了名（非誉巧拙）、忘记了自我（四肢形体），最终忘怀一切得失而获得了高度专注的精神和绝对自由的心灵，才能制作出“见者惊犹鬼神”的鐻。同样，宋元君画史的故事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忘怀得失、高度专注的真正意义上的画匠（先秦时期的画师也是一种工匠）形象：

昔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庄子·田子方》

这个画史罔顾朝廷礼节，不谙人情世故，无视等级尊卑等等行为表现，都是他全身心投入绘画工作，舍弃外物束缚，忘却世俗羁绊的一种专注、敬业精神的表现。所谓“不疯魔，不成活”，就是指此类人。相反，如果在匠艺活动中无法忘却身外之物，心羁名利、计较得失，就无法收敛心神、专注投入，再高的技巧也会因此大打折扣而无法充分发挥。“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则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庄子·达生》）。庄子以赌博活动为例，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工匠的内心修养不足对其技巧发挥的恶劣影响：一个人的赌博技巧从始至终是一样的，然而随着赌注的不断加码，赌博者的心理顾虑和负担越来越重，内心从坦然变得疑惧直至变得彻底紊乱，导致其赌博技巧完全发挥失常。原因就在于赌博者太看重身外之物，太在意利益得失，“凡外重者内拙”，外在物欲一旦遮蔽了内在灵明，就无法专注投入于赌博活动中，于是挫折、失败就难以避免。

再次，这种通过“心斋”功夫主动忘怀得失而获致精神的专注和心灵的自由，在庄子看来，仍然带有一种有意为之，强力行之，不自然的刻意人为痕迹。梓庆通过强迫自己忘怀外物、得失和自我来获得心神专注，但他在忘怀自我时舍弃的只是自我的四肢形体，而在其内心对制造出“惊犹鬼神”的木鐻的追求和目标仍然念念不忘，因此还没有达到真正忘怀一切，心随物化、自然而成的最高精神境界。吕梁丈夫在悬瀑险滩之中随波浮沉，“与齐俱入，与汩偕出”，蹈水如同游戏，轻松、快乐而自由。当孔子问他为何能成就如此神技时，他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庄子·达生》）。奇绝的山川对于别人是岌岌可危的悬瀑险滩，而对于吕梁丈夫来说则是生于斯长于斯（未来也是葬于斯），不能须臾分离的家园。河岸水滨就是他生长栖息之地，激流险滩就是他安身立命之所，他与这片自然山川完全融为一体，像鱼与水的关系一样，物我两忘，没有任何主体与客体、人和自然的对立与隔绝。游戏徜徉于这片山川之中，对于吕梁丈夫而言就像鱼儿在水中游戏一样是一种自然天性，是纯任自然，没有刻意的专注与坚持，一切出于自然，成长于自然，成就于自然，其高超绝伦的蹈水技巧的获得完全是不经意的，自然而成的，没有任何人为、勉强的刻意训练的痕迹。与吕梁丈夫相似，“操舟若神”的津人的高超本领也是他生长于水滨而习以成性的对水性水势的天然适应能力和处之自然的从容心态所致。在他们身上，专注、敬业已经不再是一种外在的规范和约束，而已经成为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和自然而然的心理和行为倾向。

（三）《庄子》中的匠人群体都追求一种自身技术操作的超越性价值
如果说前述的《庄子》寓言故事中的匠人群体对技能和产品的精益求精以及对职业的专注、敬业精神的追求，还是一种执着于对“技”和“德”等带有世俗功利色彩的外在目标的追求而与儒家、墨家的匠艺理想较为接近的话，那么，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由技入道”或者说对匠艺活动的审美性和超越性的追求，则是一种专属道家匠艺理想的更高层次的超越世俗价值的内在追求。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从事的具体匠艺类型不同，但是这些匠人在各自的技术实践过程中都无不以追求技艺一体、“由技入道”、以技体道，追求匠艺活动的艺术性和审美的超越性价值为鹄的。

首先，他们的技能和匠艺活动由于熟极而流、出神入化，因而已成为一种极富美感、自由感的艺术活动，其过程及其成果都能够给人带来极大的审美享受。庖丁在解牛过程中所展示的高超无比的技巧和娴熟至极的动作，让本来残酷、血腥的屠宰行为变成了如同古典乐舞一样优美、高雅的艺术活动，给人以审美的享受。“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养生主》）。同样，和庖丁解牛类似，痀偻丈人捉蝉“犹掇之也”，就像信手捡拾一样，随意挥洒，动作自由而优雅；匠石用沉重的斧子削去鼻尖上小泥点的动作举重若轻，娴熟自如，运斤成风，展示的是一种高难度的技巧；吕梁丈夫在激流中蹈水，就像游戏一样自由而快乐；大马之捶钩者锻造的带钩，精巧无比，完美无瑕；梓庆削木为鐻，见者莫不叹其为巧夺天工、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其次，这些匠人的技艺操作除了能够给观赏者带来绝妙的审美享受之外，也能够给他们自己带来心灵的自由感、解放感和审美快感。梓庆心斋七日之后，“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滑消”（《庄子·达生》），眼里已无公室和朝廷，精神上也摆脱了名缰利锁，心灵变得无比自由而活跃。庖丁在解牛过程中，动作潇洒自如，“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显示出成竹在胸的自信心态以及享受整个解牛过程的轻松感与自由感；当完成解牛工作时，则“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庄子·养生主》），其志得意满、意气风发的内心情感溢于言表，显示出对自己工作成果的一种无法抑制的成就感、满足感和喜悦感。当然，这些可以自我意识到的自由和愉悦感，还不是最高的审美享受，正如郭象所言，“识适者，犹未适也。”[9](p380)。在吕梁丈夫、津人和工倕身上，我们看到的则是一种无意识的、纯任自然的自由和快乐——“斯乃忘适之适，非有心适。”[9](p380)与大自然的江河川流化为一体的吕梁丈夫、津人以及指与物化的工倕（即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技巧与被表现的对象融为一体）在从事匠艺活动时，都如同鱼儿在水中一样无往而不“适”，自然而然地获得快乐、自由、适意，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适”，“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庄子·达生》）。他们本性常适而无时不“适”、无往不“适”，就是忘掉了“适”的“适”。这种无心之“适”，是最高境界的“适”，即一种最高层次的心灵自由和快乐。

再次，这些匠人的技术操作所达到的出神入化，“无为而不为”的自由境界，使其摆脱了各自匠艺的狭隘的技术局限和死守一隅的固执，从而上升到了“道”的层面。正如陆西星所言，“技精而进，至于自然而然，不知其然，则不得以技名之，而名之曰道。”[10](p28)纯粹的技术只是对某一种特定的、狭隘的工艺技能的掌握，而一旦上升至带有普遍性的“道”的层面，就超越了某一种具体匠艺活动的技巧、窍门等方法层面，而上升一种贯通于百家众技的普遍规律的层面，是对贯通于万物的至为深层的自然之理的掌握。于是，这些工匠就不再是“一曲之士”，不再只拘执于独门之技或局限于一技之长，而是像工倕一样“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庄子·达生》），一旦掌握了万事万物的普遍的、最高的规律（自然之道），就能无执忘我，纯任自然而弃却人为，随物而化，成为既“该”又“遍”的人间“大匠”。他们完全依乎天理，取法自然，“天道自虚而万物成”，而“大匠取法焉”（《庄子·天道》）；他们的匠艺活动就像造化之“大匠”一样，和合阴阳、化育万物、创生天地，既自然无为，同时又无为而无不为。他们的“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是对自然规律的遵循与掌握；他们的“以天合天”，是主体与客体，人（目的）与自然（规律）的统一；他们的“指与物化”，是主体、工具、对象三者的统一；而他们的“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为之踌躇满志”，则是这种目的性、规律性相统一的技术实践活动所带来的自由、审美的心理感受。因此，从哲学的层面上来看，这些工匠的技术操作所代表就是一种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实践活动，它用审美的情怀来改造对象、改造世界；通过以技体道来抵抗劳动的异化倾向，通过“由技入道”来解放自我、超越自我，实现艺术化的生存，从而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哲学意义上的审美活动，也是属“人”的意义上的“劳动”。按照李泽厚的观点，这是一种“人的自然化”，人生的艺术化和审美化，具有与人的生命价值相关的形而上的意义：

“人的自然化”要求人回到自然所赋予人的多样性中去，使人从为生存而制造出来的无所不在的权力—机器世界……中挣脱和解放出来，以取得诗意生存，取得非概念所能规范地对生存的自由享受，在广泛的情感联系和交流中，创造性地实现人各不同的潜在的才智、能力、性格[11](p262)。

四、结语
庄子的匠人寓言，在生动有趣的匠艺故事之中蕴含着非常丰富、深刻的技术美学和技术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主要思想来源和文化根基之一，对于当前工匠精神的重建，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从当代视角反观庄子的匠人寓言，可以看到现代工匠精神的最核心元素——“对专业技能和完美产品的精益求精的精神”“对工作和职业的专注敬业精神”“对技术操作的超越性价值的追求精神”——在这些寓言故事中已初显峥嵘，具备了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和较为深刻的理论内涵。它包含了精业、敬业、乐业三个既相互依托又逐次递进的工匠及其匠艺理想的不同层次，其中精益求精主要体现为尚“技”、尚“巧”，是对卓越技能及其成果的追求，是工匠的立身之本；专注敬业主要体现为尚“敬”、尚“德”，是对工匠职业伦理的坚守和社会价值的追求，是工匠的立业之基；而对技术操作的超越性价值的追求精神主要体现为尚“道”、尚“美”，“由技入道”，追求匠艺的审美维度和人生的艺术化，是工匠的成己之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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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M].北京:三联书店，2003.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9.016

[中图分类号] B82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0）09-0144-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后现代主义文学戏仿研究”（19BZW034）。

作者简介：程军（1975—），男，安徽宣城人，文学博士，安徽财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梅瑞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