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明末农民战争问题的争论与吴晗治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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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明末农民战争问题的争论与吴晗治学之转变
□王维佳

（扬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扬州225009）

[摘 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明末历史因受到国共两党共同关注而兼具政治与学术双重属性，有关明末农民战争问题的争论此起彼伏，吴晗积极参加。20世纪30年代初，在胡适的指导下，吴晗立志做“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他从考证古书深入到史实本身，由考察明末社会背景，认识到明廷腐败乃明亡的主要原因。由此，他以史为鉴，希望国民党政府励精图治。20世纪40年代，抗战接近尾声，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并将明亡归因于农民起义，吴晗极为不满。他参加革命，盛赞农民战争，借历史批判国民党政府。争论中，吴晗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实践性，自我认知与史学思想发生了改变。通过吴晗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明末农民战争问题的比较研究，既有利于探索其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又可加深对吴晗由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向马克思主义史家转变的认识。

[关键词] 明末农民战争问题争论；吴晗治学转变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共两党在文化思想战线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对明末农民起义的宣传与解释，就是这种斗争在历史研究上的反映之一。是时，面对民族危亡的社会现实，史学家们纷纷以史学作为拯救民族国家的工具，发挥其民族救亡的作用。吴晗作为明史专家，先后发表数篇文章，阐发个人观点，积极投身其中。争论中，吴晗的治学理念和史学思想发生了转变，对历史的解释与分析闪烁出唯物史观派思想的火花，为他日后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奠定了基础①自1980年代以来，学界对吴晗史学思想转变的研究成果不少，如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潘光哲：《学习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吴晗的个案研究》，载《新史学》1997年第2期；陈峰：《20世纪30年代吴晗史学述论》，载《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但尚未有从学术论争层面梳理吴晗治学思想变化的成果。。明末农民战争问题为研究吴晗治学的转变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一、1930年代明末农民战争问题争论兴起
在中国封建社会，发生过数百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其规模之大，次数之多，世所罕见。农民战争问题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史家们往往把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当作历史的主人。而一些记载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文字，也多浸透着阶级偏见[1](p203-204)。直到20 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对农民战争做出了肯定的评价。但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陷入低潮，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一些历史著作，又称农民战争为“内乱”[2]。大革命失败以后，受社会现实影响，农民战争问题再次受到研究者们的瞩目。尤其是明末的农民战争问题，成为民国史学界“五个研究热点”[3](p4-9)之一。

1928 年到1930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蓬勃发展，革命力量的恢复、壮大，令国民党很是恐慌，一些国民党御用文人开始极力贬低历史上的农民战争[4](p29-152)，引起了一些进步史家的反对。由此，国共两党以及民主人士以农民战争问题为场域，展开了争论①如1930年4月，周谷城写成《中国社会之结构》一书，在总结中国历代农民战争时，对统治阶级的荒淫统治详加揭露和痛斥，尤其分析了官僚、地主对农民的压迫与残害，驳斥了国民党方面对农民战争的污蔑（周谷城：《中国社会之结构》，新生命书局1930年版，第229—231页）。中共方面，193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与神州国光社分别出版了蔡雪村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与薛农山的《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研究》。两书皆以唯物史观为研究的指导理论，对农民战争的历史功绩予以高度赞扬（蔡雪村：《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亚东图书馆1933年版；薛农山：《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研究》，神州国光社1933年版）。。中共方面，蔡雪村、薛农山充分肯定了历代农民战争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对国民党方面污蔑民众势力“歪斜”的言论予以有力的反击。

1931年以后，随着共产党队伍的发展壮大，蒋介石政府剿灭共产党的欲望愈加强烈。是时，民族危机日渐加深，为了师出有名，蒋介石急需为其军事行动做好舆论准备。1933年7月，蒋介石在创办庐山军官训练团后，多次发表讲话，声称明朝末年，陕西、山西等地“土匪猖獗”，但明朝统治者没有派兵清剿，最终，导致满清趁机入关。所以，明朝实亡于“匪乱”，而非亡于满清。而当前之情形和明朝的情形极为相似，所以，蒋介石强调应以明朝为“前车之鉴”[5](p958-960)。蒋介石把明亡的原因归罪于农民战争的兴起，以此说明剿灭共产党革命军队的合法性。这些言论传出后，国民党的御用文人纷纷效仿，明末农民战争研究急速升温。由此，国共两党对农民战争的争论集中于明末农民战争问题。

1933 年底，以政府代言人自居的《汗血月刊》②《汗血月刊》，创刊于1933年4月，由上海市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潘公展一手经营。作为一本综合性杂志，它包含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以“快干、实干、硬干”为总的口号。该刊被视为政府的喉舌，是提倡“民族主义文学”的主要阵地之一，创刊号为“剿匪问题专号”。不久，提出了“文化围剿”的口号，可见其倾向与主张（参见王锡荣：《〈汗血〉与“文化围剿”：文化“围剿”口号探源》，载《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5期）。，刊登了署名本俊的《明代士大夫之矫激卑下及其误国的罪恶》一文。其中说道，自“九一八”事变之后，外有日寇进逼，内有“共匪”猖獗。这和明朝末年外有满清骚扰，内有“流寇”作乱极为相似。国家同样陷入了“风雨飘摇”的境地[6]。同刊同期还发表了李奇流的《中国明代匪乱的总检阅》，该文以古喻今，借诬蔑明末农民起义来影射、攻击共产党。国民党对明末农民战争的污蔑引起了史学家们的反感。吴晗、朱庆永、杨廷贤等人纷纷撰写文章进行驳斥。

二、政治与学术：吴晗的史家责任
1931年夏，吴晗初入清华大学，在历史系主任蒋廷黻的建议下，他选择明史作为研究方向。在胡适的指导下，努力做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从1931—1934 年吴晗发表文章18 篇，其中对文本考证与古籍整理的12篇。此外，还有《〈明史〉札记》四篇、《香山碧云寺》等梧轩杂记四则、《钱牧斋史学——永宁札记之一》以及《梧轩杂记十则》，这十篇都是对明史史料搜集分类的文字。与此同时，吴晗开始由考证古籍转向对具体史实的研究。1932 年，他撰写了《金瓶梅的作者与时代背景》一文，对明末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士人文化思想进行考察。该文虽受到清华大学老教授们的指责，但得到了胡适与郑振铎的肯定与赞扬[7](p345）。这让吴晗大受鼓舞。此文的撰写，使吴晗认识到明末统治阶层的腐化。如他在文章中指出：作为剥削阶级的上层统治者，一方面，占有全国绝大多数的土地，并掌握政治资源，对被统治阶级进行“超经济的剥削”，使得人民无以为生；另一方面，统治阶级通过掌握的经济特权经营商业，对农民进行直接的经济剥削。在此基础上，统治阶级过着“腐烂的生活”，他们对整个社会的思想、风气起决定作用，最终促成《金瓶梅》这类作品的出现[8](p31-36)。

1934 年10 月，鉴于国民党对明末农民战争的污蔑言论，吴晗在《大公报·史地周刊》上发表了《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文并非以明末的农民战争为考察对象，而是把关注点聚焦于农民战争兴起的社会背景上，以此来分析明朝灭亡的原因。文章中，吴晗通过大量史料考察了明亡的历史真相。他认为，明末“流寇”之所以兴起，是因为统治者长久的贪污腐化引起了社会经济的崩溃，是无法避免的现象，就好像“瓜熟蒂落一般”。假使没有农民领袖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出现，那些贵族、官吏、太监和绅士所组成的压迫阶级，也最终会被其所踩踏的阶级打倒[9](p37)。

显然，在吴晗看来，明朝并非亡于流寇之手，而是亡于统治者长久的贪污腐化。他还说，流寇的兴起深受农民欢迎，统治者却仍然愚蠢的妄想以武力镇压它，由此走向覆灭。他认为，以武力镇压农民军只能造成“亡国”。由此可见，吴晗并不赞成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他崇拜忧国忧民的东林党人，努力做一个有骨气的知识分子[10]（p31-32）。于是，他将爱国情感融入明史研究中，以史为鉴，通过对明末农民战争研究得出的结论告诫当局，希望国民党政府能够励精图治，解决自身腐败问题。另外，在此文结尾处，他引用历史上的两条史例，说明人无忧国之心所造成的明亡的必然结局。其实，这也是号召国民树立起爱国忧国之心，为抗日贡献一分力量。

可见，在国家危难之时，吴晗作为明史专家，对国民党歪曲历史事实的行为不满，不再揪心于古书版本源流、成书年代、作者等问题的考证，开始深入到对事实的研究，并以研究所得告诫国民党当局要以史为镜，不能以武力镇压农民起义。此时，吴晗虽未投身革命，却勇敢地承担起史家的责任，发挥史家在社会中的作用。

吴文发表之后，1935年底，同为史学研究会成员的朱庆永在研究会主办的《益世报》史学副刊上发表了《晚明流寇与辽东战争的关系》一文。朱庆永通过对明末辽东战争的考证，分析明末“流寇” 兴起的原因。朱氏认为，明末之所以流寇猖獗，主要原因在于明廷为了应付辽东战事加派田赋，不断催征，最终导致流寇不可收拾，而没有被免纳、黜免赋役的山西正是最先兴起流寇的地方[11]。1936年，味辛在《越风》上发表了《崇祯朝的“官”与“匪”》一文，亦对明末“流寇”出现的原因进行了考证，指出之所以会出现“匪乱”是因为“官邪，将庸，兵堕”。文中说道，“假使文臣不玩寇，武将不纵寇，而以守土为己任，则流寇高迎祥张献忠等，不难歼灭”。文末还指出：“崇祯朝的文臣武将仍不以匪患为忧，惟知爵位之猎取，财帛之敛藏，饱食而嬉，贻误国事，可不痛哉！”[12](p7-24)可见，作者此文主要目的还是借批判明末官僚，以警示当前的国民党政府。1937年，杨廷贤在《食货》上发表了《明末农民暴动之社会背景》，指出明末农民暴动的原因即“天灾”“弊政”。杨氏引用竺可桢撰中国历史上之气候脉动现象一文考察结果，列表分析，指出：“中国有史以来，水旱之灾，亦以明季为最多”。面对严重的灾患，明朝政府不仅未有力赈灾，反而加派三饷，而且宦官掌权、乡绅害民、边备尽废，最终导致农民无以为生，发生暴动[13](p8-25)。由上，朱庆永、味辛、杨廷贤和吴晗虽在明末农民起义的原因上有不同看法，但皆认识到当时农民起义的被迫性。他们通过对具体史实的考察，指出明末农民之所以揭竿而起，主要原因在于明廷的腐败以及人民负担的沉重。吴晗等人的研究，驳斥了蒋介石政府及其御用文人对明末农民起义的歪曲，阐明了历史真相。

此外，国民党中也有借明末灭亡的历史告诫蒋介石政府的，如1933 年王砺经在《中国经济》上刊发了《中国历代农民战争之分析及今后农民问题解决的道路》一文，其中指出，李自成的势力当初很是孤单。之所以能攻破北京是因为农民受不了加派之苦，故一呼而百应。由此，作者联系现实，说道，“今日要使农民归田”，必须切实的“实行本党的三民主义”。对外，要“除掉那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则应“发展了国内生产，使贫富阶级不至于尖锐”[14](p155-217)。可见，即使国民党中的一些人也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满其借明亡原因歪曲历史真相影射农民革命。他们认为，农民战争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因为政府的腐败残暴，使人民无法生存，最终，不得不揭竿而起。以史为鉴，所以，当前政府应励精图治。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加快侵略步伐，中日民族矛盾激化，对明末历史的争论暂时中断。

三、1940年代明末农民战争问题争论再起
1940年代以后，随着抗战接近尾声，国内政治斗争日益尖锐化，明末农民战争问题变得更为敏感，问题背后代表的政治性更加强烈。

1939 年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同年8 月，陈立夫、章伯钧等人在重庆创办《时代精神》杂志，该刊强调“精神高于物质”“精神重于军事”，提出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三大原则，故名为“时代精神”。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喉舌，在1946 年停刊前，《时代精神》大量转载了蒋介石与国民党要人的讲话，其思想观点和主张完全站在国民党立场上①《时代精神》于1939年8月份在重庆创刊，由时代精神月刊社编辑，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发行，单月刊，竖排版，每年十二册，1946 年初停刊。《时代精神》月刊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有：杨云竹、潘公展、胡秋原、叶青等，主要开辟有参考资料、书报介绍与批评、当代文选、编辑后记等栏目。。从1940年开始，《时代精神》上陆续登载关于明亡原因的研究文章，再一次引发了争论。

1941 年，本是“托派”的薛农山彻底叛变革命。随着政治立场的改变，其对明亡原因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是年，他在《时代精神》发表《论明末的流寇——读明史教训之一》一文，开篇即指出，“明朝之亡，亡于流寇”。文中明确指出，不论流寇产生原因为何，流寇与汉奸都是“中华民族的大敌”。同时，薛农山还以明亡的历史教训为切入点，通过详细的论述，最终指出“农民的骚动是没有任何利处的”[15](p20-75)。显然，此时薛农山已不再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他借明亡的事实批判农民暴乱，实指当前社会的农民无知、愚昧，不知社会变迁，只会妨碍社会的进步，并借此批判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

薛农山文章刊发后不久，《时代精神》刊发了李树桐的《与翦君论明末流寇》[16](p45)。文中，作者站在同情明廷的立场上指出，农民起义军为了夺取政权而不顾外敌入侵的大局，利用明廷攘外不能兼顾安内的机会攻打明廷军队，结果虽然推翻了明，却也给了清兵坐收渔人之利的机会。可见，李树桐是借明末灭亡的历史指斥农民革命，为蒋介石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作舆论准备。

1943 年，蒋介石在政治理论上的重要宣传文献《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书中在分析明亡历史与民族命运的关系时说，明王朝历经三百年，最终却覆亡于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和满族手上，而在满族入关后，中国的民族思想，也随之消灭了[17](p13)。蒋介石特别在书中搬出了明王朝灭亡的事例为其专制独裁的统治理论作证，指责农民战争。这种把明亡归于“流寇”的观点，令共产党和左翼文人极为不满。面对国民党关于明末农民战争和明朝灭亡的言论、观点，共产党方面借“甲申三百年”纪念活动展开了有力的回击。

1944年，正值明朝灭亡三百年之际，国共双方均借此机会阐明对明亡的看法。正如宗顾在《三百年前》所说，农民的起义、外族的入侵、旧统治政权的崩溃，三方面互相交错，构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形势。即使在三百年以后，仍然值得我们重新分析、认识。文中明确指出，甲申三百周年祭的意义绝非仅是抒发思古之幽情而已[18]。可见，如何看待明末三股力量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如何在当时的混乱、复杂的局势中辨明历史前进的方向、选择未来道路的问题，这才是重新论说明亡之鉴的真实意义。

共产党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即郭沫若在1944年3月19日至22日在《新华日报》发表的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以及翦伯赞同年以商辛为名发表的《桃花扇底看南朝》和次年发表的《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这些文章以唯物史观理论为指导，分析明朝和南明诸政权的阶级实质，评价其历史地位。在揭露明朝政府腐朽无能之时，歌颂了明末的农民起义军，并总结了经验教训。不仅正确地阐述了历史，而且有力地批判了国民党的言论和观点。可见，在国共相争的局势下，对明末农民战争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划分政治倾向的标准。

四、“明末农民战争问题“的争论与吴晗的“人民立场”
随着争论愈演愈烈，吴晗也参加了纪念甲申三百年的活动。1944年，他在《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基础上撰写了《论晚明“流寇”》（收入《历史的镜子》，1946 年版）。对比二文可以发现，后文中，吴晗对统治集团的批判更加严厉，政治上“左倾”的趋势极为明显。如对于明朝统治者的批判，《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中写道：

即使李自成、张献忠这一群农民领袖不出来，由那贵族、太监，官吏和绅士所组成的压迫阶级，也是要被它脚底下踏着的阶级所打倒的[9](p37)。

而《论晚明“流寇”》中则写道：

使李自成、张献忠这一班暴民领袖不出来，那由贵族太监官吏和地主绅士所组成的统治集团，已经腐烂了，僵化了，肚子吃得太饱了，搜刮到的财富已经堆积得使他们窒息了，只要人民能够自觉，团结成为伟大的力量，要求生有的权利，这一个高高的挂在半空中的恶化的无能的机构，是可以一蹴即倒的。

又说：

朱明政权的被消灭，被消灭于这政权和人民的对立，杀鸡求卵。被消灭于财富分配的不均，穷人和地主的对立[19](p68)。

可见，随着现实的发展，吴晗的学术、政治观点发生了很大变化。

相对于20世纪30年代，此时他更倾向于一种人民的立场。在他看来，只要是和人民对立的政府、统治集团，总是会被人民消灭而走向灭亡的。吴晗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一方面是因为通过对明代历史尤其是明末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他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和他的政治观点有很大关系。1939 年以后，因为袁溥之①袁傅之（1904—1994），湖北省光华县人，系吴晗妻子袁震的堂姐，青年时期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吴晗和董必武时有通信。1943 年春，袁震的同乡共产党员李文宜到昆明看望吴晗夫妻二人，并介绍吴晗认识了华岗。和共产党人的来往使吴晗的政治观点与学术思想渐渐发生变化[20](p93-94)。

此后不久，吴晗又撰写了《明代的奴隶与奴变》与《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两篇文章。前者探讨明代的奴隶问题，把奴隶的畜养和国家财政、赋税力役以及统治集团的斗争相结合，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分析。他对明代奴隶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考察，指出，对劳动力的高强度剥削，使统治集团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众多奴隶不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精神上都被当作牛马一样看待。于是，深受虐待、侮辱的奴隶，在统治集团衰弱之时奋起反抗，发生了明朝末年的奴隶解放运动，使得本就涣散无力的社会组织进一步解体。而吴晗称赞明末的这次奴变是“历史上最光辉的一件大事”[19]（p62)。可以发现吴晗已经完全站在人民的一方，盛赞明末农民战争。

在对农民军称赞的同时，吴晗借历史上的“特种组织”揭露国民党政府的特务机构和恐怖政策。抗战前期，国民党政府成立了“中统”“军统” 两大特务组织。二者不仅在国民党内部，以及全国省、市、县各级党部成立了特务机构，还将触角延伸到工厂、学校、各种社会团体、保甲组织等，构建了极为庞大的特务网，令全国人民都生活在特务的严密监控中[21](p80-84)。所以，吴晗的《明代的锦衣卫与东西厂》中指出，在旧式行政机制下，皇帝只代表其家族及某些特殊集团的利益。而为了皇权的延续与家族的威权，他们想尽一切方法镇压人民，如公开的律例、刑章等。在此基础上，还设立了各种特种组织，制造恐怖气氛，并监视可疑之人。不论在军队、政府机关、学校，还是在茶楼酒馆、集会场所，甚至是大街小巷、交通孔道，到处可见这类人活动。而历朝历代皆有执行这些任务的特种组织。比如，在汉有“大谁何”“诏狱”；唐有“丽景门”“不良人”；宋有“内军巡院”“诏狱”；明有锦衣卫和东西厂；袁世凯时则有“ 侦缉队” 等[19]（p48）。正因为从“人民立场”出发，吴晗借历史对国民党特务统治进行了讽刺、揭露。

由上，可以发现，经过20 世纪40 年代明末农民战争的争论，吴晗的政治与学术思想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具体而言，在《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一文中，吴晗主要是通过明末农民起义的兴起告诫国民党政府，其以“士人”自居，政治立场中立。在《论晚明“流寇”》中，吴晗开始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同情农民起义，认为农民是被逼无奈才选择起义的。他并不认为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是造成明朝灭亡之主要原因，而认为明朝的灭亡是明廷咎由自取。可见，其主要目的在于批判国民党政府。在稍后撰写的《明代的奴隶与奴变》中，他大力赞扬农民起义，反映出鲜明的“人民立场”。这说明随着甲申三百年祭活动的进行，吴晗对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认识更加深刻。到《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一文中，他明确地将斗争矛头指向国民党政府。可见，明末农民战争问题的论争，使吴晗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

此后，他撰写了一系列以古喻今的文章，如《宋代两次均产运动——人民历史之一章》《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等。在这些文章中，吴晗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致力于对封建皇权、专制制度及统治阶级的揭露与批判。20 世纪40 年代末，他又发表了《明初的学校》《“社会贤达”钱牧斋》等文，以毛泽东的“革命史观”为指导思想，借历史影射现实，配合现实斗争。这些都是其脱离考证治学，逐渐向唯物史观派转向的明显标志。

五、余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吴晗治学转变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他关注明末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自我认知发生了变化，这是他参与政治，日渐革命，学术上接触唯物史观的结果。一方面，1932年以后吴晗由“整理史料”转向考察史事，尤其注重对明代社会史的研究，使用集团分析法，对明代社会各阶层进行分化，进一步探讨明代社会风气，加深了对统治集团贪婪、腐化的认识，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示。另一方面，20世纪40年代以后，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吴晗的政治立场与学术思想发生了重要的改变。由此，面对国民党方面掩盖事实真相，借明末历史攻击农民革命，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合法性，吴晗积极参加到明末农民战争问题的争论中。他在梳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得出明末农民战争进步性结论，继而又印证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明亡之因的探讨对吴晗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通观吴晗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明末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看出其不同时期的政治与学术转向，亦有利于加深对其向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转变过程的认识。正是在明末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中，吴晗由现象认识到本质，史学研究得到不断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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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9.015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0）09-0137-07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吴晗史学的变与不变”（2017SJB1142）。

作者简介：王维佳（1987—），女，河北石家庄人，历史学博士，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梅瑞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