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世纪初美国非虚构作家笔下的中国社会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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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初美国非虚构作家笔下的中国社会巨变
□杨 巍1，孙小孟1，刘新民2

（1.重庆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重庆402160；2.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210023）

[摘 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迎来了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浪潮，以彼得·海斯勒为代表的一批美国非虚构作家在21世纪之初来到中国，聚焦于宏大历史潮流中微观个体的生命体验与情感波折，在旅居的同时创作了大量非虚构作品。作为“新新闻报道”的延伸，“非虚构写作”要求兼具新闻的真实性与文本的艺术性。非虚构文本中既有这批作者的真实所见，同时又有其以在场介入者的角度所抒发的感情思想。他们带着自己原有的西方价值观念融入中国社会，在以西方视角看中国的同时也以“中国居民”的视角反思。跨越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身份赋予了他们在看待个体命运及社会变革的特殊观察角度，为这些非虚构文本赋予了更丰富多元的内涵。通过分析这些非虚构文本中所描绘的中国飞速发展的社会图景及其背景之下鲜活的个体命运，可以让广大非虚构作品读者在看待中国社会巨变时有着更加丰富的体验。

[关键词] 非虚构写作；社会巨变；个体命运；异域体验

一、引言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非虚构写作”的概念从美国盛行一时的“新新闻报道”中延伸而出。相较于注重功能性与时效性的新闻写作，在忠于素材“真实性”的同时兼顾了文本的艺术性与深刻性，这类以艺术性姿态叙述历史记忆与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在西方世界引发了阅读浪潮并广受好评。21 世纪之初，改革开放的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吸引了一批美国的新闻工作者与外教来到中国，他们旅居中国与无数普通国民一起生活，汲取灵感，感受着中国改革浪潮中的瞬息万变，旅居中国多年后，他们撰写出了一系列震撼人心的非虚构作品。主要代表作者及作品有：彼得·海斯勒的《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2011，下文简称《寻路中国》）《江城》（2012）《奇石》（2014）；迈克尔·麦尔的《再会，老北京》（2013）《东北游记》（2017）；马修·波利的《少林很忙》（2014）；张彤禾的《打工女孩》（2013）；乔治·夏勒的《最后的熊猫》（2015）；史明智的《长乐路》（2018）等，这些作家以见证者的角度记录和描述了当时中国人民的真实生活和情感经历。

在《寻路中国》一书中，美国记者彼得·海斯勒特为读者讲述了一个中国北方因工业发展而处于乡村剧变中的小家庭由农转商的曲折命运。彼得·海斯勒的夫人、美籍华人作家张彤禾（2013）在她的代表作《打工女孩》一书中，描述了中国南方城市——东莞两个学历不高的乡村打工妹以及她们在大城市的打工生活。乡村打工妹是当时中国无数打工女孩的缩影，张彤禾以饱满的笔触描绘了这些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女孩们辛苦乏味的工厂生活、努力闯荡的奋斗身影以及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1](p25-197)。而在北京杨梅斜竹胡同生活了多年的迈克尔·麦尔（2013）则亲眼见证了北京城由旧时闲适而鲜活的老胡同到迎接奥运会时那壮观的变革，在他的代表作《再会，老北京》一书中，其以一个“老北京居民”的身份描绘了他对胡同文化消逝的无比惋惜[2](p36-269)。这些美国作家以倾听者和亲历者的身份，把他们旅居中国大江南北的所见所闻加以艺术性地叙述，以逼近现实而非完全复刻现实的方式，带给广大读者许多最真切的异域体验。

二、时代变迁：宏观历史下的个体命运勾勒
在宏观历史的洪流下，个体命运被无限地微观化。不同于对中国整体社会发展的关注，这些非虚构作家把重心放在了细碎的个人生活体验上。在创作的过程中，这些美国作家通过与中国普通百姓建立信任、友好的对话，叙写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体验；他们既是倾听者，又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

（一）攫取个体命运的典型代表
“中国女婿”迈克尔·麦尔在撰写《东北游记》之前，曾在吉林市的荒地村住了两年，这两年里他与荒地村的所有普通村民一样睡炕头、烧柴火，在这段时间里，迈克尔·麦尔把自己形容成一个趴在墙上的苍蝇，静静地听人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他结合自己的主观情感运用艺术性叙事的方法将一个个真实生动且感人的故事记录了下来。为了探寻东北农村那些被遗忘的历史，他坐着绿皮火车畅游了四万多公里。荒地村属于典型的东北乡村，位于吉林和长春之间，是无数个东北乡村中的一个缩影。在改革的浪潮中，荒地村也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现代化与工业化的洪流改变了荒地村落后的面貌，在他的笔下，荒地村历史的痕迹已几近消逝。随着乡镇企业东福米业的发展以及全产业链的现代化推进建设，这个曾经破败荒僻的东北乡村已经发展成为东北的“大粮仓”。农业现代化的转变和新农村的建设让农民们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人们的生活焕然一新，历史仅存在于他们的记忆中。《东北游记》一书中随处可见迈克尔·麦尔对过去的荒地村的追思，他不仅表达了自己对传统农耕文明的向往，而且也对中国的未来寄予了无限的憧憬。在书中，迈克尔·麦尔（2017）感叹道：“我很清楚，在东北，能够对中国的过去一探究竟。但没有料到，在荒地，我能一瞥这个国家的未来。”[3](p15)

随着城镇化改革浪潮的持续推进，中国迎来了近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无数普通人顺应时代的潮流，怀揣着梦想与忐忑来到异乡拼搏。这些来自乡村的务工者以外来者的身份来到陌生的大城市，面对陌生的环境谨小慎微。而这些旅居中国的美国作家也以外来者的身份观察这些来自乡村或是其他城市的移民和迁徙者。“外来者”对“外来者”的二度审视赋予了美国作家们更加独特的视角以及更加细腻曲折的情感体验。在《寻路中国》《打工女孩》等作品中，作者和他们的观察对象往往都是流动的。彼得·海斯勒驾车跨越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宏观层面，他看到了规模浩大的人口迁移；微观层面，他见证了这场人口迁移中的个体在城镇化、现代化浪潮中的生命体验[4](p18-154)。作为旅居中国的外国人，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着这场以人口迁移为典型特征的中国城镇化的社会变动，同时，他还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与那些经历着时代变迁的普通人进行交谈，以窥视社会变动下的个体命运。在彼得·海斯勒（2011）看来，无数生活在中国各阶级的普通人民还来不及做出判断，就已被卷入了汹涌变幻的洪流之中，亦如那些离开乡村、怀揣梦想前往城市务工的年轻男女，亦如那些弃农从商、踏入复杂社会与利益漩涡的老实农民。

（二）艺术性叙述客观的真实
在这些非虚构的作品中，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与形形色色个体的“口述史”构成了客观的真实，作者们通过文字叙述呈现出的事物背后的暗流构成了情理的真实，在写作中流露出的主观情感构成了主观精神的真实。《寻路中国》等非虚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具备鲜明的个体特征，是时代洪流中万千普通人的缩影；如此选材，不仅能从庞大的社会中窥探个人，而且能以个人的命运反窥社会。这些美国作家把普通人“口述”的经历与情感进行艺术加工，将这些琐碎的片段拼接成了时代变迁下具有连贯性和整体性的个人命运图景。在《打工女孩》一书中，作家张彤禾通过叙述两名乡村打工妹的个人生活，描绘出了当时中国无数女性打工者群体的曲折命运。她们中的许多人来自乡下，怀着对大城市生活的向往和对复杂社会的畏惧来到城市，费尽周折地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在书中，她给读者展现了这些乡村打工妹是怎样从懵懂无知到谙熟都市生存的规则，以至完成脱胎换骨般的蜕变。打工妹群体在陌生的环境中，她们内心的迷惘与向往被重现在这些非虚构作品中，这种以个体普遍命运管窥社会流徙的呈现方式引起了无数读者的共鸣。

除了张彤禾笔下的东莞打工妹，其他旅居中国的美国作家还以独特的视角勾勒出了处境、经历各异的人物个体，他们均是当时大环境的一个个缩影。例如，迈克尔·麦尔笔下从东北村庄走向大世界的妻子，她在城市中经过一番闯荡后陪丈夫麦尔回到荒地村生活。当麦尔为农村恬静舒适的景色而着迷时，妻子却表示，外人看起来美丽的村子对村里人来说单调乏味，许多村里人都向往外面大城市里的生活。又如，彼得·海斯勒在《寻路中国》中书描写的魏子淇一家由农经商的经历。魏子淇为了脱贫致富，不断尝试新的经商途径，在这个过程中，这名曾经淳朴实在的农民慢慢地学会了人情世故，从最初的窘迫到后来以“拉关系”的方式逐渐获得成功，个体在社会变革中的细微经历与情感变化被他生动真实地呈现了出来。而史明智（2018）则在他的《长乐路》中，以一条街上几名主角过去的经历与现在的生活为片段，拼接出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历史变迁画卷。书中的文艺青年CK 在现代大城市中感到精神上的空虚与迷惘，后来他与佛教结缘，由此找到了人生的真谛；花店老板赵世玲作为一名外来农民工，通过自己的努力开了花店立足于上海，但却由于大儿子必须回到家乡上高中，她的上海梦破灭了……[5](p23-147)。这些形色各异的人物都处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在中国的社会变迁中有着不同的经历和情感，但他们的迷惘与拼搏却是共通的，他们的故事都是时代变迁下的微观写照。洪治纲认为，步入后现代社会，工业与信息技术的发达将每一个人类个体都被包裹在信息洪流所形成的仿真文化中[6](p62-71)。信息的多样化及其密度让“真实”成了一种稀缺品，普通人的生活形态被符号化，现代人在这样的时代困境下愈感孤独。这些美国作家笔下的非虚构作品呈现出被现代庞大信息流所埋没的“真实”，让所有经历过时代变革的读者都产生了心理上极大的共鸣。

三、客观真实与主观情感：旅居他乡中的情感激荡
“非虚构写作”的概念起源于20 世纪50 年代初的“新新闻主义”，这种新闻写作理论主张记者发挥能动作用，从幕后走到台前，在报道中重现社会现实。“非虚构写作”继承了“新新闻主义”中发挥记者能动性的特点，作者在叙事中以个人的身份出现在现场，在对现实进行记录的同时抒发自己的主观感受。不同于“新新闻主义”的是，“非虚构写作”属于文学领域，在注重新闻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同时又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并兼顾了文本的艺术价值[7](36-39)。本文中提到的作家彼得·海斯勒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张彤禾曾作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在中国生活了10 年。除这两名资深记者之外，其他的作家也都在创作的过程中运用田野调查方法，并使用了大量新闻报道写作技巧，从而撰写出了一部部既“克制”又带有主观色彩的非虚构作品。这些文本中的“克制”既体现在语言上，又体现在情感上。但即便是客观叙事，非虚构文本中也会带有作者本人的主观立场。而在目睹社会现实时，这批作者的外国人身份又给予了他们更加直观且强烈的异域体验，他们的种种情感波动均呈现在了他们所写下的文字中。

（一）对传统农耕文明的追思
中国社会在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进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巨变在这些美国作家的非虚构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来到中国之前，农村与城市的巨大差距就已经烙进了他们的观念意识中，这也成了他们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的主旋律。不同于将写作重心放在城市文明和都市生活的大部分中国作家及新闻记者，彼得·海斯勒等人的文本中蕴藏着对于农耕文明的追思以及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批判性思考。传统农耕文明作为过去生活的象征，给予了这些美国作家精神与心灵上的满足感和归属感。同时，他们真切的笔触让无数曾生活在旧时中国农村或是对传统农村生活怀有向往的人们深受感动。迈克尔·麦尔在《东北游记》的前六章中耗费大量的笔墨叙写了自己在东北的生活经历，他在一个片段中写道：“炕的旁边是一张圆桌，上面摆满了热气腾腾的丰盛饭菜，有回锅肉、炸蘑菇、蒜蓉野菜。每家每户的窗子几乎都有墙那么大，包着塑料纸，隔热防风。用来蒸饭的米就来自窗外的一亩三分地。做这些饭菜的大铁锅嵌在一个水泥灶里，生火也是用稻草秸秆。”东北农村的生活在他的笔下无比质朴真实，就连一顿普通的农家饭，也能让无数曾在农村生活的读者感同身受，回忆起旧时乡村的气味。尽管许多生活在中国农村的底层人民迫切地渴望走出农村，去大城市闯出一番天地，但是这些美国非虚构作家在目睹了这一切之后，却仍然表现出一种对农耕生活的向往与追忆。农耕生活相对于拥挤的城市生活于他们而言是一方净土，带给他们的是一丝安宁，传统乡村是他们在喧嚣的城市外返璞归真的喘息之地。

（二）对中国世情社会的切身体验
彼得·海斯勒在驾车环游中国的途中逐渐掌握了中国社会的“潜规则”，在《寻路中国》中，他笔下的魏子淇为了经商，学会了通过给人递烟、请人吃饭以拉近关系。书中还提到了魏子淇的智障大哥。在三岔村，几乎没有人理睬这个痴痴傻傻的智力障碍者，但彼得·海斯勒却从智障大哥身上看到了他对与人交流的渴望。一开始，村里只有男孩魏嘉会和他一起玩，但魏嘉长大之后，感受到了村里人对智障大哥的轻视，于是他渐渐地也和别人一样不再理会智障大哥。魏子淇对经商关系网的摸索以及智障大哥在村里被孤立的窘状无不让彼得·海斯勒陷入沉思。痴迷于中国功夫的马修·波利曾接受过美国的精英教育，为了在少林寺学习功夫，他不得不托中间人向少林方丈献上红包。面对每个月1300 美元的学费，马修曾感到十分震惊，他曾以为少林寺就像电影里一样，是一个不掺杂金钱利益的清净之地。在少林寺生活了几个月后，马修学到了中国人拉近关系的方式，学会了像中国人一样划拳陪酒，最后成功砍价。作为少林弟子的马修·波利在书中还提到了自己给和尚们当英语翻译，并在酒桌上为少林寺谈生意的故事。不同于一开始的震惊，他开始渐渐接受了少林寺被“商业化”“利益化”的事实。他在《少林很忙》一书中写道：“来少林寺前，在我的想象中，这是一座风雨飘摇中的寺庙，结果却发现这里到处是商业陷阱。”[8](p97)虽然在中国学习功夫时经历了种种波折，但马修·波利在回到美国之后，仍然无比怀念在少林寺的生活，他还收了一些徒弟，先后送了约50人来少林寺学功夫。美国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在中国花费了五年时间研究大熊猫的生活习性，这名热爱自然、热爱动物的专家为了保护和研究稀有的大熊猫而来到中国。他说：“命运和机会让我选择了中国，我把头脑中的GPS 固定指向了这个国家。我对这个国家的最大贡献，就是带动了一批具备专业素养的本地学者，他们将为荒野保护而奋斗，同时激励了年轻的研究者全身心投入生态保护，追寻自然之美。”[9](p21)然而，在《最后的熊猫》中，他叙写了自己在推进熊猫项目中感到的种种失望。中国社会的复杂潜规则让乔治·夏勒感到十分无措，作为一名外国专家，他想直言自己对熊猫问题的困惑，但对问题过于直白的剖析，却会让人感到不快，文化的习惯的冲突让他久久难以释怀。在对熊猫问题困惑和中国社会的复杂情感下，乔治·夏勒写下了《最后的熊猫》一书。面对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以及复杂的社会世情，这批来自美国的非虚构作家在对客观现实进行忠实绘写的同时也无一不抒发自己的主观情感。他们对中国的情感混杂着对传统农耕文明的怀念与对现代化文明的惊叹，尽管他们对混杂着思想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问题、遭遇的困境感到迷惘痛苦，但他们仍与他们笔下的一个个在社会困境中拼搏的鲜活个体一样，以乐观的态度期待着中国在未来的改变。

四、文化之桥：多重视角下中国迈向世界舞台的真实写照
根据人类学家的观点，若是以自己民族的文化立场对其他民族的价值观念进行评判，则很容易产生偏见。而非虚构作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重现历史和社会现实，规避那些源于个人中心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的偏见[10](54-57)。彼得·海斯勒等美国作家通过在中国的长时间旅居生活，开始不断地尝试理解中国、认同中国、融入中国。他们带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背景与价值观念与中国社会不断磨合，在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化的同时不断深入了解中国各地的地域文化与社会习俗。正如第一章所述，这些美国作家在融入中国的过程中，以外来者的身份审视中国，但出于他们多年来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了解，他们又能以中国居民的身份审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并逐渐迈向国际舞台的进程，这种特殊的双重视角为他们提供了更加开阔的角度，使他们在审视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思路变得更为多元化且更具包容性，并能更清醒地看到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为中国内外的读者呈现出更为客观的中国社

会[11](34-37)。

自改革开放以来，曾经封闭的中国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中国人开始积极拥抱世界，世界也不再是一个仅具象征意义的符号，在中国飞速发展的信息化社会中，世界的轮廓开始变得清晰可见。《再会，老北京》等非虚构作品真实再现了“在中国管窥世界”的情形，比如迈克尔·麦尔笔下轰轰烈烈筹办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北京城，让麦尔惊叹于中国力量的同时又惋惜消逝的胡同文化。他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告诉人们，我们曾经居住在21 世纪的北京，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方式。当我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以为我所写的是传统建筑，但后来发现，邻居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些角色有了自己的命运。我想念曾经生活在老北京胡同里的每一天。”

然而，跨国身份也给这些美国作家带来过诸多不便。彼得·海斯勒、迈克尔·麦尔等人无不因跨国身份而在旅程中触犯过种种禁忌，或因为中西文化价值观的不同，在旅途中引发过各类冲突。与彼得·海斯勒等其他旅居型作家不同的是，少林寺是痴迷少林功夫的马修·波利的最主要居所，他在苦练中国功夫的同时，体验到的是“少林寺”这个狭小却复杂的人情社会。20世纪90年代，少林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已经走在了迈向国际舞台的前列。少林寺的和尚们时常会去海外进行巡演，同时，少林寺平日里也会接待许多来自英国、法国、美国等世界各地的游客和记者。马修（2014）在《少林很忙》一书中曾写道，在当时的中国，嵩山少林寺已经成了许多欧美游客在中国旅程中的重要景点。有着跨国身份的马修在少林寺的学习始终被和尚们加上了一种“外交”性质。马修在给少林方丈释永信包了1111 元的红包后，成功地进入了少林寺开始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师父建议马修把少林寺写在书里，向全世界传播少林寺。在一次“打群架”的时候，少林寺的和尚们不带马修，和尚们告诉他，如果他在斗殴中受了伤，少林寺在国际上的名声就会被损害。

置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在中国接受西方价值思想影响的同时，无数外国友人被中国的独特文明与大好河山所吸引。对于彼得·海斯勒等旅居作家而言，他们在体验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吸收了中国文明，在带着自己的特殊身份看中国的同时，也借助中国积累的经验反观世界。彼得·海斯勒在中国生活了十余年，作为一个几乎已完全融入中国社会的美国人，他发现自己看中国和看世界的视角正在发生变化——中国成了他的参照物。这样的视角让他能够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进一步反思，“美国人”身份的淡化让他在思考中国与世界之时变得更加客观。这批美国非虚构作家的作品为外国人看中国提供了更为多元的视角。虽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经逐步迈进国际舞台，但世界对中国仍然留存着“封建”“落后”“封闭”等刻板印象。《寻路中国》等作品呈现出中国社会巨变中的个体命运，它们让广大西方读者改变了因资料缺失而对中国原有的刻板印象，看到了改革开放浪潮下的真实中国。

五、结语
回望中国20世纪的纪实作品，如沈从文的《边城》（1934）、萧红的《呼兰河传》（1940）、陈忠实的《白鹿原》（1993）等，虽然它们都带着“真实的影子”，但与新世纪非虚构文本不同的是，这些作品的素材大多来自作家们童年的乡镇生活记忆，作家通过对自身记忆进行重组，用“非虚构”的话语构建出一个个“虚构”的故事。而以彼得·海斯勒为代表的美国作家创作的非虚构文本则是以介入性的姿态深入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通过“在场的言说”丰富文本的内涵，同时试图寻找反映社会现实与丰富文本艺术性之间的平衡。

过去，世界对中国的想象停留在片面的宣传与主观臆断中。这些旅居中国的外国作家们在记述中国的同时融入中国，成为中国社会图景中的一部分。在被信息洪流包裹的现代社会中，他们通过对当代中国个体生命的真实叙写让读者见证了宏大历史潮流下的多元生命姿态。对于此类非虚构作品的读者来说，中国不再仅仅是“神秘的东方古国”或“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单调的形象，他们从书中看到了发展迅速且复杂多变的中国现代社会图景，以及这幅现代社会图景之下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灵魂的鲜活个体。然而，在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浪潮中，这些作家为传统农耕文明的消逝以及个体融入现代社会的困窘也表现出了难以言喻的忧伤，他们对个体生命的观察赋予了文本的真实性，而他们主观的情感激荡则增添了文本的艺术性和深刻性。通过外国学者的视角不仅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也让中国人能够重新审视中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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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9.014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0）09-0131-06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于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的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规范研究”（18SKGH162）；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多模态视阈下文化隐喻的认知与传播机制研究”（18SKGH122）。

作者简介：杨巍（1981—），男，湖北黄冈人，重庆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孙小孟（1979—），女，山东威海人，重庆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刘新民（1977—），男，江苏南京人，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 梅瑞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