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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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治理效能
——以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为例
□张劲松

（集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361021）

[摘 要]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包括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统筹防疫和发展中，宏观调控综合运用财政、货币、行政指令等手段，为防疫和发展注入资金、调配物资和人员；公有制经济是主渠道和主力军，提供基本生活物资和公共服务，以自身的发展带动全社会的经济增长；分配制度提供人力资源保障，激发一线抗疫医生的积极性，为患者和困难群体提供医疗和基本生活保障。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基础和坚实保障。

[关键词]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治理效能；疫情防控；制度优势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我国经济制度体系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的地位，从根本上决定着国家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1]。这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和新拓展，将所有制、分配制度和资源配置方式并列为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通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转化为治理效能，既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社会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也是应对重大社会风险、全面战胜疫情的基本保障。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首先暴发，各级政府科学的宏观调控、公有制经济的主动担当、社会保障体系的精准施策，为统筹防疫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物资和人力资源保障。防疫和发展的双胜利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治理效能，展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显著优势和强大威力。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的最优资源调配器
十九届四中全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遵循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和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普遍市场原则，有效运用供求、价格和竞争等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充分彰显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给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统筹防疫和发展首先必须发挥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在于克服市场自发调节带来的不利后果，保持宏观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2](p53)。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和精准施策，不仅是我们战胜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重要法宝，也是我们应对2003 年SARS 疫情和2008年汶川地震的制胜武器。特殊时期的宏观调控使“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得到充分显现，成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有力保证。

（一）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宏观调控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主要手段之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调控方式主要采用宏观经济政策等间接手段，这是发挥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3](p148-149)。经济手段包括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政策、利率政策等内容，它们的施策效能为战疫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和完善的物资保障。

应急物资的及时生产和科学调配是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重要前提。疫情发生后，国务院建立联防联控机制作为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宏观调控机制，通过行政手段形成疫情防控全国一盘棋的统一行动、整合力量、聚集资源。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用品成为社会急需的短缺物资，这些行业和领域的特定价值高于经济利益。在联防联控机制的统一调度下，工信部紧急协调中央医药储备调用物资，及时部署医用物资的复工复产，同时按照不同防控需要合理分配口罩，最大限度地科学配置医用资源；交通运输部对应急物资车辆予以免费与优先通行，保障抗疫物资的运输通畅；国家发改委及时协调蔬菜、大米等物资支援湖北……运用行政手段建立物资统一调度制度，实现疫情防控全国一盘棋和资源集中配置和使用，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形成了全民动员、全面部署的疫情防控总格局。

（二）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宏观调控是实现复工复产、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相结合是应对经济平抑周期性或偶发性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2](p58)。

1. 企业资金周转困难是企业复工复产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通过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财政政策等“组合拳”一起发力，政府的宏观调控有效地解决了企业复工复产面临的债务偿还、资金周转和扩大融资等迫切问题。首先，通过货币政策从总量上稳金融、稳投资。稳健的货币政策重在“总量”，通过稳货币、稳信贷、稳汇率实现对社会资本总量的平衡。货币管理部门灵活地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积极运用利率手段调整货币投放。2020年4月，央行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1 个百分点，并下调各金融机构的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至0.35%。在信贷政策上，为小微、民营企业和制造业重点企业提供更多的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支持金融机构发行债券以及资产支持证券、短期融资券等。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保障面临较大困难的湖北省，中央专门研究确定一揽子政策用于支持其防疫和发展。根据统一部署，国家开发银行将2020 年湖北地区人民币贷款新增至640亿元以上，确保本外币贷款新增规模同比翻一番。通过专业银行的信贷支持，全力保障湖北制造业企业、产业链配套企业和重点领域企业的复工复产。其次，充分运用政府的财政支出手段，采用政府购买或发放消费券的方式直接拉动社会总需求。财政政策是经济发展的“内在稳定器”，积极的财政政策具有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乘数效应”，它通过加大对重点领域的投资来引导社会资本的流向。按照中央为支持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统一安排，国家发改委安排投资18亿元，支持湖北省52 个县级医院的疫情防控建设，并建设四个国家区域重大疫情防控救治基地。在推动企业投资和复工复产上，运用政府债券的专项投资，调动政府预算内的投资，加快扩大新型基建投资如交通基础设施、5G、城市轨道交通等，以此作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从2020年6月中旬到7月底，财政部陆续发行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主要用于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防疫等相关支出。由政府带动的重大项目投资额高、主导性强、带动性大，极大地激发社会资本的投资热情，对于稳固国家经济基本盘、补齐经济发展短板、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推动消费需求上，适时推动基于地方财政收入的直接补贴，能够在短时间内直接刺激居民消费。随着疫情对消费的冲击日益显现，消费券成为地方财政纾困的重点抓手。消费券能够增加民众购买力、刺激经济并提振市场信心，进而发挥消费乘数效应推动生产的恢复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货币、财政等宏观调控与市场手段紧密结合起来，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共同发力，在防疫和发展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

2.人力资源是企业运行的第一资源，是复工复产的关键要素，稳就业是“六稳”之首。保持就业稳定、推动企业员工安全有序返岗复工是战疫时期宏观调控政策的一大着力点。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建立24小时用工调度机制，提供“点对点、一站式”直达运输服务，实现输出地与输入地在信息、运输、健康检测等方面全方位对接。各级政府通过专车、专列、包厢、专机等方式保障企业员工有组织、成规模、分批次地有序复工，并且通过路费补贴、人员补贴等方式鼓励、引导员工尽快返岗复工。截至2020 年4 月14 日，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已达99%，人员复岗率达到94%。这充分说明疫情防控卓有成效，宏观调控措施精准到位并且作用显著，企业复工复产步入正轨并推动经济保持健康发展。

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挥“有为政府”“有形之手”的定盘星作用，科学运用行政管理、货币、财政、信贷、税收等手段，有效发挥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全方位职能，从而保障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在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市场对信息反应灵敏、调节手段灵活、激励效果明显等优势，提高经济发展的活力和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为防疫和发展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和完善的物资和人力保障，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治理效能，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二、公有制经济是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和“顶梁柱”
生产资料归属关系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中具有本质性、决定性的重要地位，它决定了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并深刻影响着经济运行体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4](p514-515)。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公有制经济占据绝对优势、具有主导作用，“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总体’中，居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主体地位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总体’中的‘普照的光’、就是‘特殊的以太’，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融入和生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定的根据和条件”[5](p3-4)。非公有制经济则在活跃市场、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基本经验和制度基础。

（一）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公有制企业是主力军和主导性力量，非公有制企业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公有制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既是遵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的市场参与者，又承担着特定的公共服务功能，80%以上的国有企业集中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行业，包括石油石化、电力、通信、运输、国防、矿冶、机械装备、金融等，在应急管理、抢险救灾、环境保护、宏观经济平稳运行中发挥主导作用。“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公有制居主体地位，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国体制的坚实基础”[6](p93)。

在病毒最为凶猛、扩散最为快速的非常战“疫”期间，各类公有制企业充分发挥在国计民生、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市场优势，为疫情防控重点地区提供全方位的物资和服务保障。在全国各地尤其是湖北地区居民的基础产品供应上，石油石化企业提供24 小时不间断服务，国家电网累计建成163个配套供电重点项目服务于疫情防控，电信企业投入1万多辆应急车辆确保网络畅通，中粮集团、中储粮集团加大对湖北地区米面油肉的生产供应调运力度。公有制经济勇于担当、积极履职，为疫区防控重点地区提供全方位的生活物资和基础保障。

在防疫物资调配、硬件设施建设和医护人员的召集上，公有制经济发挥着主力军和主渠道功能。战疫初期，国有企业利用其在关键领域的技术优势，集中优势资源进行科研攻关，在病毒传播、快速检测、对症药物、疫苗研制等方面加强研发，为疫情防控提供科技支撑。中国石化等央企调整生产线、加大口罩生产力度；国药集团所属企业率先研制核酸分子检测试剂盒。在救治医院和集中隔离观察点的建造上，央属国企在短期内迅速建成100多家专门医院，参与建设并按期建成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为解决湖北地区医护人员短缺问题，全国各地340多支医疗队、42000多名医务人员驰援湖北，其中主要力量来自军队和中央、地方所属公立医院。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公有制经济保障着人们的基础生活产品和服务，集中力量生产医疗物资、攻关病毒检测和免疫药物、建设医疗和隔离场所，调集优秀医护人员逆行挺进疫区，成为国家应对重大公共事件的中流砥柱，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美国政治作家萨拉·弗朗德斯评论道：“在危机中或紧急情况下，人民的福祉优先于资本主义利润。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共产党领导着国家有能力做出不受资本主义利润支配的决定”[7]。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所有制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功能定位上，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8](p58-59)。在疫情暴发的第一时间，众多民营企业为疫区快速调度资金或慈善捐款。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在缓解医疗物资短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大医药器械生产企业迅速恢复生产，满负荷运转，各类企业纷纷转产医疗物资用品，扭转了抗疫物资紧缺的局面。此外，当疫情防控升级、居家隔离成为常态之时，以非公有经济为主要力量的电子商务业、快递业成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器”。以电商平台为基点的快递网络像城市的毛细血管一样，在抗疫的特殊时期连接起广大群众的物资和情感往来。从抗疫资金和物资供应到无所不在的物品快递网络，非公有制企业充分发挥管理体制灵活、覆盖面广泛、业态升级迅捷的优势，在抗疫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公有制企业发挥着引领者和国家队的作用，非公有制企业是激活经济的“催化剂”和“新引擎”
加快复工复产、保持经济稳定运行和持续增长，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标志之一。公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规划的执行者，是推动生产力合理布局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力量，“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9](p21)。首先，公有制经济利用自身在国计民生关键领域的优势地位，为全社会各类生产企业的复工复产提供基础产品和公共服务。根据国务院联控机制发布的数据，2020 年2 月初石油石化、通信、电网、交通运输等行业开工率已经超过95%。截至2020年2月24日，央企所属4.8 万户子企业复工率达89.5%。国有企业在基础行业的担当作为，有力有序地推进复工复产，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撑。不仅如此，公有制经济还通过项目建设、原料供应、产能调配、资源配置等方式主动开展全链条协作，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产业的复工复产。例如国家电网全面启动了一批总建设规模超过1000亿元的重大建设项目，带动特高压、电力物联网、低压电站和5G 基站等一批新基建项目的复工复产。这些基础设施工程的“原动能”经过产业链层层放大，有力地支撑中国经济稳健发展并长期向好。其次，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主动作为，为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减负促产。一方面通过减费免费保障各类企业的基础供应和公共服务。国家电网阶段性降低各类企业的用电成本，减免非高耗能大工业企业、一般工商业企业电费的5%。另一方面主动向其持有的商场、商业项目采取减免部分租金，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中国电子、华润集团等中央所属企业纷纷为商户减免租金和服务费。这些措施有效地缓解各类企业的经营压力，助力企业复工复产进而推动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在推动复工复产、实现高质量发展中，非公有制经济是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新经济业态的“催化剂”和“新引擎”。一方面，广大民营企业加大自有资金的投入并相互扶持，携手共克时艰。另一方面，民营高新技术通过创新产品和服务，满足老百姓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以科技创新助力复工复产。“远程办公工具包”保障企业线上复工、远程办公，“在线上课工具包”确保“停课不停教”“电子政务工具包”推动政务“复工”。非公有制企业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激发创新创业创造潜能，为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

实践证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夺取防疫和发展双胜利的重要制度基础。公有制经济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国体制的重要保障，是宏观调控措施发挥效能的主渠道，是推动复工复产、统筹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和“顶梁柱”。在公有制经济的带动下，非公有制经济发挥在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领域的重要作用。在所有制上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同属性的企业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成为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治理效能的主导力量。

三、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激发动能、提供保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重大理论创新，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我国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包括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等层次。初次分配既以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作为个人获得报酬的依据，多劳多得，同时也体现为按生产要素所有权进行收入分配，允许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按贡献大小获取报酬。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再分配通过政府的调节和引导，“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为退休、患病、低收入者、失业者等人群提供保障。第三次分配主要借助社会组织和多方力量发展社会公益事业，通过民间捐赠、社会慈善、志愿者行动等方式调节收入分配格局。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以党的文件形式倡导“第三次分配”，指出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三个层次的分配机制相互协作，形成对各种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激励，提高居民的购买力水平进而扩大有效需求，强有力地挖掘、释放经济发展的潜力。

（一）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对一线医护人员、患者发挥了激励和保障的功能
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应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防范经济社会风险的制度保障，它能够广泛发动社会组织和多方力量，调动医护人员的积极性、为患者提供保障、调配企业员工合理流动，从而成为防疫和发展的重要调节机和稳定器。首先，对于参加一线疫情防控的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通过初次分配环节提高他们的收入。参照疫情防控的风险程度，中央财政对于参与疫情防控和医疗人员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各地政府适当提高疫情期间一线医务人员的薪酬水平，将湖北省一线医务人员和各省援鄂医疗队员的临时性工作补助标准提高1倍、薪酬水平提高2倍。为鼓励和表彰支援湖北的医疗队队员，各地纷纷对援鄂人员在职称评聘上给予倾斜，如职称评聘优先申报并优先聘任、疫情防治经历可作为职称晋升要件等等。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这些措施使一线人员依照特殊技能和突出贡献参与分配，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极大地鼓舞了医护人员的士气并为他们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其次，通过再分配调节机制，使社会保障制度成为保障民生的“定心丸”和社会运行的“稳定器”。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是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社会保障作为再分配环节的重要手段，有助于弥补市场失灵造成的群体收入差距，在疫情防控期间为患者的救治、特殊群体的隔离检测提供了基本保障。一方面，对于新冠病毒确诊感染患者，医疗保障帮助其及时就近收治并承担治疗费用。确诊患者的医疗费用，通过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进行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中央和地方财政给予补助。国家卫生健康委进一步完善医疗费用的报销范围和流程，将新型肺炎诊疗涵盖的药品和服务全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实现异地就医患者先救治后全额报销的政策，减少患者流动带来的传染风险。另一方面，对于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以及农村贫困人口，社会保障制度充分发挥特有的兜底保障功能，适时增发临时救助金，适时扩大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面。这些特殊时期出台的措施有效地消除了一线防疫人员、病毒感染者和特殊人群的后顾之忧，充分体现了再分配制度在疫情防控中的治理效能。最后，第三次分配由政府和社会组织倡议和引导，以社会自愿捐赠等形式来筹措资金，在志愿者行动、物资捐助、资金筹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各类企业、普通民众和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积极行动，为全国各地的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大量资金和物资。作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慈善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各界捐赠的物资和资金为战胜疫情、保障普通百姓的基本生活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

（二）充分运用社会保障制度为经济发展释放资金、调度人力
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能够充分挖掘各种要素资源的内生动力，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进而成为发展经济的强大推动力。首先，通过社会保障的政策调整，为经济社会发展释放资金。为了有效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社保管理部门阶段性地减免中小微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的单位缴费，阶段性减半征收各类企业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通过分配制度的适度调节，有效地缓解企业资金压力、推动企业扩大再生产。其次，灵活运用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为企业的复工复产解决人力之困。宏观调控综合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就业优先政策，通过维持就业总量、改善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实现“稳就业”。社保管理部门全面发挥失业保险的积极功能，综合运用失业保险基金结余援企稳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第一季度累计支出就业补助资金近百亿元，支持企业吸纳就业、劳动者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同时，社保管理部门积极出台新政，规定企业裁员率不高于上年全国控制目标，或者30 人以下的企业裁员率不超过20%，可以返还上年度缴纳保险费的50%。此外，社保管理部门加大职业培训补贴的支持力度，积极组织无法就业的劳动者参与技能培训，为稳定就业、提升劳动者技能及时做出贡献。最后，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发展经济，需要借助收入分配制度的灵活施策，释放居民的消费需求，这是统筹防疫和发展的重要抓手。通过阶段性降低或减免企业员工的社会保险缴费，保证职工在延迟复工期间全额或部分发放标准工资，尽量减少疫情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同时，社保管理部门通过向困难群众发放社会救助、向优抚对象发放抚恤和生活补助，向参保失业人员发放失业保险金或者失业补助金等措施，在适当时机对低收入家庭发放消费券以提高消费能力，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并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社会保障政策的灵活运用，减轻企业资金压力并促进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稳定增长，增强消费购买力并刺激消费需求，从而推动社会有效需求总量的增加，成为经济的复苏和增长的内在动力。

四、结语
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制度体系中具有根本性、决定性的基石，它规定着一国的经济制度属性和经济发展方式，影响并决定着上层建筑中的国家体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等内容。在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中，科学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主力军作用，从而为党的统一集中领导提供经济制度保障，使“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动员机制转化为治理效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尤其是分配制度的治理效能，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疫情蔓延的特殊时期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不断地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因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坚实保障，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的经济之基和力量之源。

在开启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之时，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10](p337)。治理是对制度内含的规则和规律进行实践，好的制度必须借助于好的治理才能转化为好的效果。面对百年之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然而，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制度执行力、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挥、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8](p28-29)。我们能够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和阻击战，能够取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的双胜利，归根结底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在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效能彰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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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邓小平文选：第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9.009

[中图分类号] F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0）09-0081-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意义研究”（18BZX021）。

作者简介：张劲松（1976—），男，福建惠安人，哲学博士，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 梅瑞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