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实践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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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实践理路
□马晓星

（重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401331）

[摘 要] 自我革命诠释着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规定性，是其能够保持先进性与纯洁性并推动自身发展的逻辑根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从政治过程的关键变量出发，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自我革命道路。它的实践理路主要表现为：一是主动规训权力，以精确治权为自我革命的实践中轴；二是积极唤醒全党的责任意识，以使命自觉为自我革命的精神动力；三是以政治建设为支点重构党的权威，为自我革命提供刚性的势能支撑；四是追寻善治，以政党治理现代化为自我革命的政治实践基础。这四个方面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之中，它们共同构成了一股政治合力，有效推进了党的自我净化与完善。

[关键词] 自我革命；规训权力；使命自觉；政治权威；政党治理现代化

所谓政党自我革命是指一政党为了推动自我健康发展，主动通过多重方式积极革除自身存在的弊病以保持先进性，从而有效完善与提升政治本领的能动政治活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政治环境日益复杂，各种不确定的风险因素逐渐增多，“四大考验”与“四大危险”等不利因素严重威胁着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基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自我革命的战略高度，以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全力进行自我革新，严格执行党的纪律，有效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持续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着力净化全党政治生态，有力增强了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并巩固了其核心领导地位，逐步形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之路。当前剖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实践理路，有利于深化我们对自我革命问题的认识，同时可以为进一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理论支撑。

一、规训权力：以精确治权为自我革命的实践中轴
规训权力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实践中轴。权力具有公共性，它源于社会公共管理的需要，指向着社会共同体的整体利益。权力通常以合法的强制方式分配社会公共资源，其形塑了社会生活的基本样貌，是人类文明生成的关键变量。但是，权力也具有内在的扩张延展性，“这种支配性地位及其效用的维护和强化的要求，会驱使政治权力主体尽可能积聚能量，扩展自己的权力地位，增强自己的权力能量”。[1](p74)为了确保权力始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就必须要对其进行限制与约束，这也是现代政治学的基本原理之一。同时，在现代政党政治条件下，政党往往作为特定阶级的代表行使国家与公共权力，所以约束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权力就显得尤为必要。基于此，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权力腐败多发、权力生态恶化等现实问题，自觉以规训权力为战略引领，以精确治权为实践中轴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积极净化权力进而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所谓精确治权是指政治主体在剖析权力配置与运行的全部信息的基础上，以相宜有效的匹配措施有针对性地规训权力以实现权力善治的政治实践过程。它是对以往运动式治权的超越，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中轴路径。

其一，准确治理。精确治权首先要实现准确治理，先要锁定治理目标，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匹配的治理措施，做到“有的放矢”。以往的运动式治权之所以会失效，很重要的原因即是治理措施的准确性不足，不能因事为制。习近平从历史和现实双重维度，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增强了权力治理的准确性。如面对干群关系疏离问题，中央出台《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规定》专门解决这一问题。同时，提出领导干部要做到“三严三实”，这些措施有效改善了干群关系，增强了党的执政基础。针对容易被忽视的基层腐败问题，习近平指出，基层腐败“损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2](p167)。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认真纠正和查处基层腐败问题，维护群众核心利益。如面对多发的“一把手”腐败现象，习近平认为必须要反对特权思想，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3](p388)。正是由于权力治理的准确性增加，权力治理的对策与问题之间也更加契合，所以新时代我国权力治理的效果明显提升。

其二，强力治理。强力治理是精确治权的内在要求与动力保障，精确治权的内在逻辑要求治理主体在锁定治理目标后，就需要集中力量实施强力治理以完成治理的预设目标。新时代我党全力推进权力治理，有效净化了权力生态。纵向比较看，党中央推进权力治理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权力治理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权，严明政治纪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3](p388)。新时代各级纪律监察部门全面贯彻从严治权这一核心理念，以巡视中发现和人民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为抓手，不断加大办案、查处与问责力度，取得了一系列反腐成就。可以说，近年来我们查处的腐败人员的数量和级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罕见的。《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指出：“十八大以来，经党中央批准立案审查的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 人。其中，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43 人，中央纪委委员9 人。”[4](p10)严明的纪律、严格地执行、严肃的党内生活构成了全面从严治权的实践支撑，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表征。

其三，深度治理。运动式治权多表现为表层治理，其解决的往往是权力运行中的外显问题，没有触及权力异化发生的根源，所以权力腐败现象会反复出现。与运动式治权相比，精确治权强调要实现深度治理，即从权力异化发生的本源即制度层面寻求权力治理之道。同作为社会意识的思想、作风相比，由社会生产方式和交往关系所决定的制度更具有根本性。“以条令的形式出现的制度具有强制性，它要求人们执行与服从，它以法律的、行政的、纪律的力量来保证贯彻”[5](p116)。鉴于制度的关键作用，习近平认为权力治理关键要从权力体制机制出发。“要加强对典型案例的剖析，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体制缺陷和制度漏洞，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土壤”[3](p392)。要健全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机制，让人民监督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制度出发开展权力的深度治理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权力治理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或修订的党内法规超过80部，如《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与《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这些权力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了权力异化发生的内源性基础，有效规范了权力运行样态，净化了政治生态。

精确治权以准确治理、强力治理与深度治理为主体内容，其内在的精准性、匹配性使其能够满足当代复杂政治治理的特定需求。同时，其超越运动式治权的科学品格，也使其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权力治理的核心范式。在精确治权的引领下，新时代我国权力治理的针对性、有效性均有了较大提升，权力政治生态得到了有效净化，人民群众对于社会主义权力的认同感显著增加，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唤醒责任：以使命自觉为自我革命的精神动力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着力唤醒全党的责任意识，以使命自觉作为自我革命的精神动力。使命通常意为主体应当完成的任务，是责任的表现形态，二者具有同一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政党，使命与责任是它的立党之本，彰显着其先进性与纯洁性，也是其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结合时代潮流、现实国情和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需要，不断明确自身的历史使命和制度身份，积极把握和主动承担自身的时代责任，是其能不断走向强大的力量之源，也是其能够长期执政、永久执政的根本保障”[6](p38)。新时代面对党内存在的诸如思想与作风不纯、精神懈怠与消极腐败等问题，为了有效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与自我革新，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坚持权责统一原则，积极唤醒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力图以使命自觉推动党的自我革命。使命自觉是政治主体对自身政治责任的主动确认，并以此积极引导自身政治实践以推动政治发展的政治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使命的重要性，仅仅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使命一词就出现了13次之多，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还成为大会的主题词；同时，报告的第二部分还专门论述了党的历史使命问题。2019 年全党又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以强化全党的使命自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以下层面推动使命自觉，从而增强了党的自我革命的能动性。

一是执政危机意识自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自觉首先体现为执政危机意识自觉，它的内核是一种执政忧患意识，是党在执政过程中对自身、国家与人民前途命运等问题的自觉反思。执政危机自觉是使命自觉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执政忧患意识，就不会产生使命自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危机自觉是其对当前国内外复杂环境下党和国家生存状况的前瞻性认识，是党的政治能动性的反映，它表现为忧党、忧国和忧民的统一。第一是忧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但是在复杂执政条件下其能否有效应对各种挑战，以实现长期执政，这是党中央一直十分关注的问题。“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7](p25)。第二是忧国。尽管经过改革开放40 多年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且创造了“中国之治”。但是，我国在经济发展质量、生态环境、科技实力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对此党一直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面对不确定的国内外环境，为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期待，中国共产党必须要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着力提升国家治理效能，进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第三是忧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管是忧党还是忧国，其实质都是忧民，是对人民群众生存境况的反思。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所忧虑的不仅是贫困人口的物质和精神贫困问题，更聚焦的则是如何满足人民更高的生活期待以提升生活获得感问题。

二是执政目标自觉。使命孕育着目标，目标彰显着使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清晰的执政目标诠释着使命自觉，也是自我革命的价值标尺。执政目标自觉是执政主体主动确定自己的执政预期目的，以引导执政过程顺利进行的政治活动范畴。它彰显着执政主体的责任意识，是使命自觉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执政伊始就明确了党的目标和责任。具体表现为：民族层面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3](p4)；人民层面要以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奋斗目标，通过改革开放为生产力扫除障碍并提升其水平，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党的层面则是要从严治党，消除党自身存在的问题，以调适党群关系，切实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从横向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同领域将这些目标进行了具体的细分，进而提升了目标的可执行性。同时，还从纵向的政治发展维度，对这些目标进行了阶段性划分。即要在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 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有着可靠的现实基础，细化为几个阶段性的具体目标，需要克服困难，将它变成一个个的现实，接受历史的检验，接受群众的检验，成为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种目标分解，实际上也是一种责任落实，反映的是担当精神，体现的是使命自觉”[8](p2)。

三是执政行动自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执政行动自觉努力践行使命自觉，进而推动了自我革命。使命自觉不仅包括执政危机与目标自觉，还体现为执政行动自觉，它要求执政主体要自觉以忧患意识为引领，积极担当与落实党的执政目标责任。在使命自觉系统中，执政行动自觉是关键所在，其直接决定着使命是否被贯彻，是否推动了政治实践的发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务实担当理念诠释着自身的执政行动自觉，有效推进了自我革命，增强了执政合法性。在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为了完成改革发展的重大任务，全党必须要发扬钉钉子精神，要将党制定的各项政策真正贯彻落实下去，要对人民负责。面对治国理政重大问题，他强调“各级主要负责同志要自觉从全局高度谋划推进改革，做到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把准方向、敢于担当，亲力亲为、抓实工作”[2](p106)。务实担当贯穿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全过程。从精准扶贫到民生治理，从反腐风暴到生态治理，这一系列活动无不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行动自觉的表现，是其积极贯彻与落实党的各项执政目标任务，进而实现使命自觉的过程。务实担当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执政过程中的逻辑体现，它蕴含着高度的使命感，彰显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自觉。

三、重构权威：以政治建设为自我革命的势能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权力腐败多发、干群关系疏离、政治生态遭到污染等严峻的权力政治现实。习近平总书记从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维度，提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支点重构党的政治权威，进而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刚性的势能支撑，它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重要实践理路之一。所谓政治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多重方式强化其成员对于本党政治方向、路线与原则等问题的认同，进而提升自身凝聚力与统一性的政治活动。无产阶级政党拥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与规矩，它的首要属性是政治性。恩格斯指出：“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并且对于我们说来，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9](p224)同时，注重政治建设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其强化自身建设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毛泽东曾强调：“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10](p351)基于此，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张强化党的政治建设，以“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11](p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与自我革命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党的政治建设是自我革命的政治保障，也是其势能支撑。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之所以能够成为自我革命的势能支撑，主要是由于党的政治建设能够有效调适党内外分歧，提高了党的凝聚力与战斗力，重构了党的政治权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认为政党政治建设能够凝聚与生成政治权威。权威是一种意志由一个主体贯彻到另一个主体的行为，政治权威表征着政治客体对于权力的自愿服从与认同。政治权威建立在人们各种服从的基础上，所以其具有内在的集中性与统一性。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的政治矛盾与分歧等与政治权威相悖，不利于实现某一政治集团的集中统一领导。而作为政治整合的政党政治建设本身有利于维护政党的集中统一，进而生成政治权威。“政治整合就是在政治领域里为了消解或缓和政治矛盾、政治分歧、政治冲突等政治负行为，使政治秩序得以稳定维系和有序发展而实行的政治实践”[12](p154)。通过政治建设这一有力的政治整合途径，政党能够利用自身所拥有的政治资源，不断改造各种复杂政治关系，进而有效聚合分散的政治力量，使其逐渐凝聚成为集中的政治势能，进而推动政治发展。从历史维度考察会发现，从延安时期党的整风运动，再到改革开放后的整党、“三讲” 教育以及“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中国共产党历次整党活动本质上都是一种政治整合。它重新塑造了全党的思想、行为与制度形态，提升了党的政治能力，也是党的自我革命的政治表征。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是通过各种方式清除自身存在的沉疴，以实现自我净化与自我完善的能动政治活动。马克思主义主体性哲学认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哲学实质是党不断超越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是从消极到积极，从受动到主动的政治革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会面临各种阻碍，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发挥作用。从现实政治实践看，“增强政治领导力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必备环节，是释放党的政治优势的必然要求，是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的迫切需要”[13](p12)。这种政治领导力的内核是政治权威，它具有独特的组织领导功能，能够有效调适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其在政治管理以及资源分配等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权威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如果没有权威，那么人类社会就无法组织社会生产。“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9](p228)。正是由于政治权威的独特价值，其有效契合了自我革命的内在需要，成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核心动力因素。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基本经验表明唯有不断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核心地位，增强其在现实政治实践中的权威支配与势能支撑能力，方能有效克服自我革命对象与自我革命目标之间的巨大张力，最终实现党的自我净化与更新。

正是由于认识到政治权威在党的自我革命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着力领导全党开展党的政治建设，以重构政治权威进而推进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从政治意识、政治制度、政治生活与政治组织等维度全面推进了党的政治建设。例如提出党员领导干部要具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与看齐意识，在政治立场、方向与原则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时，要坚定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与规矩。再者，要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与方向性，塑造风清气正的优良政治生态。通过一系列党的政治建设，干群关系改善明显，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我们党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大大提升，党中央的政治权威得以强化，党的政治整合能力有了较大提升。进而在党中央的强有力领导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有序推进，权力运行状况与文明程度均有了较大改善与提升。如通过出台《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规定》极大遏制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与享乐主义等影响权力健康运行的不良之风的蔓延。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密切了干群关系，也增强了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经过全方位的反腐败活动，大大遏制了权力异化的趋势，为党的自我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权力制度建设，牢牢地将权力关进了制度的笼子里。总体上，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为自我革命提供了刚性的势能支撑，有效推动了党的自我净化与自我完善，提升了党的政治能力。

四、追寻善治：以政党治理现代化为自我革命的政治实践基础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是从单向度层面考察自我革命问题的，而是从系统的治理层面出发，将政党治理现代化作为自我革命的政治实践基础，这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根本实践路径。所谓政党治理现代化指的是政党“充分认识政党治理的目标、治理方式、治理环境，并在机构设置、功能定位以及活动方式上合理建构有效的政党治理机制，以此来达到提升政治生命和政治活力，进一步巩固政党合法地位的目标”[14](p6)。政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规律认识深化的结果，也是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全新实践形态。政党治理现代化有利于更新政党执政理念，激发执政活力，改善执政机制，从而提升其执政能力。本质上政党治理现代化与党的自我革命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其目的都在于逐步消除党存在的诸种问题以增强党的政治能力，推进政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即是实现党的自我革命的过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组织与作风等治理基础上，以政治过程中的关键变量为基点，着力推进了政党治理现代化，为党的自我革命奠定了坚实基础。

首先，持续推进政治生态治理，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政治生态是政治系统的重要构成要素，它会对生活于其中的政治主体及其行为产生能动的反作用。优良的政治生态往往会生成政治之善；反之，则会导致政治之恶。党的自我革命是在一定政治生态中展开的，它离不开优良的政治生态支撑，政治生态治理能够为党的自我革命创设良好条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特别注重政治生态治理，以净化政治生态助力党的自我革命。“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伟大斗争、伟大工程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我们党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重要法宝，是我们党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途径”[15](p38)。政治生态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思想与法治等多个方面，但是关键在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干净、有效的党内政治生活是优良政治生态生成的基石。为此，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门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称〈准则〉），正式以党内法规的名义从12个方面具体指明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行动原则。《准则》提出新时代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着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着力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16](p4-5)。同时，《准则》还提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抓住“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实现以上率下的效果。总体上，这些措施有效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净化了政治生态，也推动了党的自我革命。

其次，持续增强政党调适性，提升党的自我革命的有效性。政党调适性表征着政党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它是政党根据政治实践的变化积极调整自身结构与机制，以更好适应全新环境的政治本领。增强政党调适性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同时它也是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两者具有紧密的契合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以下层面强化了自身的政党调适性：第一，积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自己的执政价值。新时代我国人民生活需要已经从单一的物质需求转化为物质与精神需求两者并重，已经从低水平生存形态到高质量生活形态转变。面对这一变化，中国共产党主动转换政治价值，全面树立以高质量发展为内核的新发展理念，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第二，积极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新要求，着力提高自身执政能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自我治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全面“完善发展党内民主和实行正确集中的相关制度，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增强各级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17](p8-9)。第三，积极顺应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强化党的世界使命。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其也致力于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格局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主动拥抱这种变化，努力实现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相协调，进一步完善全方位外交。同时，着力建设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向度。以上这些调适性变革是推进政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也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过程。

再次，持续建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社会力量支撑。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仅仅靠党内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力量的协同参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主张通过多方力量的有效沟通进而达成共识，以推动政治实践发展的民主形态。它契合着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能够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提供有力的社会力量支撑。一方面，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能够“促进不同利益群体的交流，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纳入和谐沟通交流的平台上，并将其吸收进现存的政党治理系统，求同存异，合作共赢，消弭因利益结构不稳定带来的社会冲突，固牢党和国家的执政之基，在政党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18](p63)。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利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它使得民众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参与到国家治理中去。这本身即是监督党和国家权力运行的过程，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际上也对党的治理产生了一种倒逼机制，最终有利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基于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和逻辑基础上，继续发挥政党协商、人大协商以及政府协商等传统协商民主形态的制度优势。同时，根据现实政治需要，逐步形成了以社会组织与基层协商为代表的新型协商民主形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从党内、党际、社会与公共领域等四个维度建构了立体的协商民主格局，有效强化了党的政党治理现代化水平，也为自我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社会力量支撑。

五、结语
自我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政治品格，彰显着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也是党不断发展与进步的本源动力。自我革命诠释着新时代长期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应对国内外复杂问题的政治自觉，是其以自我改造精神推动政治发展的能动过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结合中国国情，仔细研判自身方位，逐步探索出了一条有效的自我革命道路。在精确治权、强化政治建设等措施的协同作用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治理水平不断提高，党的先进性与合法性基础得以巩固。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自我革命将成为党长期执政过程中的一种常态性活动。为此，中国共产党需不断提升自身政治韧性，以适应更加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环境。政治韧性是政治系统积极适应环境变化并应对各种危机的政治能力，它是政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韧性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之间具有同一性：一方面，政治韧性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结果，党的自我革命的目的在于提升自身政治韧性，以增强长期执政能力。另一方面，政治韧性贯穿于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全过程，党的政治韧性提升的过程也是党的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过程。所以，从政治韧性层面把握党的自我革命问题，应该是以后我们推进党的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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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9.005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0）09-0038-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青年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权力自觉的内在逻辑研究”（19YJC710051）；2018 年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青年基金项目“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权力自觉的实现问题研究”（2018QNMK02）。

作者简介：马晓星（1987—），男，河南禹州人，法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