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边缘化进程中的主观努力与客观结果悖论

奥鹏网院作业

社会边缘化进程中的主观努力与客观结果悖论
——以鄂东乡村艾滋病人社会关系重构为例
徐晓军

（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

[摘 要]乡村艾滋病人在避免边缘化的社会关系重构行动中，将关系重构作为结果还是手段的目标定位矛盾、改变还是独立的适应策略矛盾以及弱者还是强者的形象定位矛盾，使它们陷入“另类化”的陷阱，无奈而被动地获得了乡村中的边缘成员身份。乡村艾滋病人为了避免边缘化、回归主流社会而进行的关系重构实践告诉我们，社会边缘人群在边缘化的过程中，其自身的主观努力，往往加速了其边缘化的进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被动承认与接受的过程。虽然边缘人群的主观努力与被动接受的客观结果都一样——被社会边缘化，但过程却完全不同，前者是通过“主观努力”获得这一未预期后果，而后者则仅仅是被动接受而获得。掌握这一区别对于我们减缓、避免社会个体的边缘化，帮助他们回归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艾滋病；边缘化；社会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的边缘性理论认为，处于边缘情境的个体，受边缘情境的影响，会逐渐演化为结构与心理上的双重边缘人[1](p146-147)。在既有边缘性理论中，外在社会结构的力量是最基本的自变量。在社会结构的制约下，总有部分人群成为边缘化的对象。社会赋予处于边缘情境中的个体或群体边缘身份标签，使其逐渐形成“边缘人”的自我心理认同，从而沦为结构与心理层面的双重边缘人。也就是说，潜在的边缘人群在强大的社会结构压迫之下，被动地接受边缘化，与主流社会日渐疏远，直至完全隔离，甚至形成一种反社会化的文化特征[2](p220)，并认为这是弱势群体社会报复的消极形式[3](p58)。

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将边缘群体与弱势群体关联起来，就会发现不一样的图景。由于边缘化往往意味着在财富、权力、能力和社会关系等资源方面的弱势地位，边缘群体往往也是弱势群体[4](p57)。作为一名弱者，他们会充分利用弱者的身份所附带的道德潜力与安全性，去努力获得制度性或政策性的庇护[5](p34)。可见，作为边缘群体，在既有研究中鲜见他们抗争边缘化进程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但作为弱势群体，他们主动、积极抗争的行动却被研究者们敏感地捕捉到了。这说明边缘性研究者们对边缘群体的主体性、能动性方面的探索还有很大的空间。探讨边缘人群在对抗边缘化过程中的主体性、能动性问题可以对现有边缘化理论研究进行重要的补充，又可以在防范群体边缘化举措上提供新的应对思路。因此，针对社会边缘化的进程与机制，有必要找回处于边缘化进程中各行动主体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观察他们是积极主动地努力反抗还是被动地接受这种边缘化的结果？如果他们没有主动的努力，边缘人群的主体性体现何在？能动性何在？如果他们有主动的努力，为何最终还是获得被边缘化的结果？这其中的机制与演化逻辑是怎么样的呢？

二、研究方法与个案背景
由于社会关系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中国人是“关系取向”的，“中国人之关系取向，在日常生活中最富有动力的特征是‘关系中心’或‘关系决定论’。在社会互动中，对方与自己的关系决定了如何对待对方及其他的相关事项”[6]（p106）。边缘人群的社会关系体系也最能体现其边缘化的状态，在本质上就是其边缘化状态的外在表现。受艾滋病的污名化、否定性裁决(惩处)、传统公共卫生的强控制手段、公民社会发育迟缓[7](p65)，以及特殊行业的职业安全、主体认知等因素的影响[8](p68-70)，艾滋病人成为典型的受结构排斥的边缘群体。本文试图以鄂东乡村艾滋病人抵御边缘化的进程作为切入点，以他们社会关系重构的过程为经验证据，探讨边缘人群的主体地位与能动性在边缘化进程中的功能逻辑。

本研究的经验材料来源于2007—2010年间我们在鄂东X 县QQ 镇MY 村和BRS 村的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的对象共48 人[9]（p40）。1995 年11 月，鄂东X县作为招商引资项目，在县卫生院引进了有偿献血的采血站经营项目。较多收入微薄税费负担重的农民为补贴家用，参与了该血站项目的有偿献血活动，致使该县在2003—2005 年间集中暴发艾滋病，从而成为湖北省艾滋病流行的重灾区，吸引了来自联合国、中央政府、湖北省各类专家、媒体的高度关注。因政府参与了有偿献血活动，村民感染艾滋病，成为X 县艾滋病人社会关系重构的重要影响因素：一是乡村艾滋病人自身不存在道德污名，有利于社会关系的恢复和建立。因献血感染的艾滋病人不会受到额外的道德捆绑，且中国的乡村是“熟人社会”，邻里之间都非常熟悉、了解，在村内不会因艾滋病而受到类似不负责任、不守道德的谴责，进而使这些艾滋病人相对而言更容易修复或重建社会关系。二是自身不存在责任，且感染者数量较多，有利于联合抗争、追讨权益。政府曾动员有偿献血的行为，被视为是政府只顾向上级负责，而忽视民众利益甚至生命安全的做法，这让X 县艾滋病人有了质疑基层政府能力、向更高一级政府申诉的证据。同时由于感染人数规模较大，从而为X 县乡村艾滋病人联合向政府维权提供了依据。

三、X县乡村艾滋病人社会关系重构的行动与策略
感染艾滋病等个人信息泄露①在熟人社会的乡村，哪些人参与了当年的卖血活动，哪些人有艾滋病人的症状，在全县暴发艾滋病并集中采取全面检测排查的背景下，这些艾滋病人的个人信息是隐藏不住的。后，乡村艾滋病人的社会关系体系迅速全面断裂[10](p64)。作为社会人，生活还需要继续，X 县的乡村艾滋病人在重构社会关系的实践过程中，普遍采取了以下重构社会关系体系策略中的一个或多个：

（一）改变社交方式，避开非艾滋病人的心结
为了重返社会，顺利修复旧关系、建立新关系，所有艾滋病人都或多或少地对自己的社交性生活方式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在实地访谈中，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艾滋病人家中都购买了一次性餐具。这对于经济状况并不宽裕的艾滋病人家庭而言，是较高额的消费品。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艾滋病人的“自知之明”，按当地的话说就是“自觉”。但是艾滋病人不可能总是躲到见不到阳光的地方，有些场合所有的村民还是要出席。为了减少非艾滋病人的猜疑，避免使双方陷入尴尬的境地，几乎所有的艾滋病人都会主动避免与他人不必要的亲密接触，如果迫不得已要和其他人共餐，艾滋病人也会主动分餐；其他人到自己家里来时，艾滋病人也会使用一次性碗筷、水杯等卫生洁具招待他人。如ZMF家在2003年以前每逢有喜事的时候都会叫上亲朋好友庆祝一下，但是自从她被确诊感染艾滋病后一直没有举办过任何宴席。ZMF 告诉我们，不是因为2003 年后她家没有喜事（2006 年她大女儿考上研究生），而是迫于自己的身份，必须要改变以往的行为习惯。“酒席要少办，尽量减少亲戚到自己家来的次数，这样亲戚就不会对自己感到反感。别人家举办酒席的时候，也尽量避免出席，如果是关系比较近的亲戚家举办宴席的话，就让我老公代替我去，最后再让老公带菜回来给我吃”（20070711ZMF①本编号由访谈时间和被访者姓名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大写组合而成，下同。）。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艾滋病人在修复旧关系、建立新关系时，为了消除其他人的顾忌，避免尴尬的局面，都改变了以往试图将关系“亲缘化”的做法。艾滋病人在恢复旧关系、建立新关系的过程中，尽量使用一次性卫生用具，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可见，艾滋病人的社交性生活方式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都在尽量避开非艾滋病人对艾滋病人的心理障碍，使广大非艾滋病人能尽快地接受自己，从而尽快回归社会。

（二）改变思维方式，变被动抛弃为主动选择
在旧关系修复、新关系重建的过程中，艾滋病人已经改变了那种被动的局面，以积极的状态参与到旧关系修复和新关系重建的过程中。他们主动根据他人对待自己的态度，对交往对象进行了挑选。具体地说，在旧关系修复的过程中，当交往对象表现出畏难情绪时，便主动放弃与之修复旧关系的努力；在新关系构建的过程中，尽量拓宽自己的视野，不在一个交往对象上较真，更不会勉强对方。

这其实就是一个摆正心态的问题，以平常心看待交往对象的“离和去”，理性地看待旧关系的修复和新关系重建中的人员流动现象。访谈中，BES 村的一位艾滋病人曾经说过，“如果不想和我往来，我就不和他往来，有什么好伤心的，我再去认识新朋友，总有愿意和我交往的吧。”这应该说是艾滋病人思考方式的一个“革命”，将自己从原来拒绝、歧视、排斥的客体，改变为选择不同社会关系的主体。

（三）借力权威人物，发挥示范效应
因为权威人物的行动具有“社会示范效应”，所有艾滋病人在旧关系修复、新关系重建的过程中都特别重视和这些权威人物打交道，以期望通过这些权威人物的示范效应改变自己不利的人际交往环境。除此以外，权威人物所附带的物质与关系资源本身，也是艾滋病人提升地位，增加人际吸引力的重要途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与村内权威人物交往，如村干部一起吃饭打牌等；与县乡政府权威人物交往，如接受干部到家慰问等；与社会权威人物交往，如新闻记者、学者、社工等到家采访或访问等。艾滋病人在身份公之于众后，在关系重构的过程中，不再惧怕别人的眼光，主动与各种权威人物交往。

虽然借力权威人物是普通大众都能采用的策略，但X 县的艾滋病人将此种策略运用到了极致。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艾滋病人借助权威人物的力量改善人际关系、推进关系的重构进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借物质。与权威人物的交往一般会带来一定数量的慰问金和慰问品，直接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有利于提升自己的人际吸引力。在访谈中我们看到一位艾滋病人的《健康服务手册》，仅有记录的慰问项目，这位艾滋病人2006 年下半年就得到了2000 元的慰问金、100 斤大米和两桶色拉油。

二是借影响。对于村民而言，权威人物知识更丰富，也更加注重自己的健康。如果权威人物都能够主动地和艾滋病人建立新关系，那就有效地驳斥了其他非艾滋病人的歧视行为，从正面证明和提高了各种艾滋病宣传的正确性与可信度，有利于消除非艾滋病人对艾滋病人的误解与歧视。与权威人物建立新关系会给其他正在为旧关系修复而犯难的村民以示范作用，从而有利于改善艾滋病人的人际交往环境。

三是借关系。通过与权威人物的交往，将权威人物纳入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扩大自己社会关系网络的同时，还可以直接提升自己的社会关系资本进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增加资源总量从而提高自己的人际吸引力，有利于改善自己的人际关系状况。

（四）区分不同对象，差异化交往
乡村艾滋病人们根据不同的对象，充分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资源，展开差异化的交往策略，联合与分散、强硬斗争或是示弱获取同情，以尽快重构自己的社会关系系统。

1.与其他艾滋病人联合抗争。艾滋病人之间结成新的关系的目的主要在于利用群体压力，共同反抗非艾滋病人对他们的冷眼和歧视，共同向政府争取更多的特权和利益。

第一，利用艾滋病人之间建构的共同体集体反抗歧视。针对歧视的不同表现，艾滋病人有不同的策略。首先，艾滋病人对其他村民的显性歧视给予暴力打击。比如受到BES村书记的“恶语”攻击后，艾滋病人A 打电话叫来本村的所有艾滋病人，围攻该村干部，直到政府出面解决此事；其次，艾滋病人采取群体内部活动避免受到非艾滋病人的隐形歧视，如出现了“温馨家园”等艾滋病人专属的活动场地，在这些场所中活动，艾滋病人都可以放开地和彼此交流，不必考虑受到他人的歧视。

第二，通过艾滋病人之间新关系的构建，利用“艾滋病人”这一群体身份联合向政府索取赔偿、争取特权。“法不责众”是老百姓常说的一句俗话，其大意是指当某项行为具有一定的群体性或普遍性时，即使该行为含有某种不合法或不合理因素，法律对其也难予以惩戒。在这种情形之下，艾滋病人采用集体争取特权的行动就容易获得成功[11](p43-48)。利用法不责众的原理，他们集体殴打BES村的支部书记以抵抗歧视，集体围攻县委县政府以提高每月的生活补助金，集体围攻省道收费站工作人员以获得摩托车免费通行权，集体上访以获得减免农业税、农田灌溉抽水电费的特权等等。面临着如此众多的艾滋病人，政府不可能采取强硬政策，只能步步退让，不断满足艾滋病人合理或者不合理的要求。

2.对非艾滋病人利用人情与同情的约束力量。同情弱者是人类的道德天性，也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美德。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谁能确保自己一辈子总是一帆风顺。在这种“换位”思考的作用下，很多非艾滋病人在正确认识艾滋病，掌握了防范艾滋病的基本常识后，常常为自己以前对待艾滋病人的态度后悔，不再拒绝与艾滋病人进行简单的交往，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主动帮助艾滋病人。如在访谈中，我们时常发现，当艾滋病人提不了重物时，许多非艾滋病人会帮助他们；当艾滋病人走不动路时，非艾滋病人会用摩托顺带他们一程。也正是在非艾滋病人这种“同情心”的作用下，艾滋病人旧关系的修复和新关系的重建得以顺利进行。

3.充分利用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约束力量，减轻生理痛苦、延长生命。X县乡村艾滋病人在接受抗病毒治疗后，身体抵抗病毒的能力获得了较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艾滋病人的平均死亡率得到有效的控制，人均寿命延长。这使得X 县艾滋病人在调查时的情形和2000 年以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00年以前，在最严重的年份，一个村庄竟然有十几人不明不白地死去。此外，接受抗病毒治疗的艾滋病人体质有了显著的改善，以前卧床不起的病人也能下床走动了，由艾滋病带来的肉体痛苦得到有效的缓解。巨大的对比使得艾滋病人意识到和医务工作者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意义，在减轻痛苦、延长生命的心理驱动下，几乎所有的艾滋病人都能积极配合医务工作者的抗病毒治疗，而且在多次的接触中建立了良好的医患关系。

4.与媒体工作者、学者充分配合，利用权威与舆论，争取最广泛的支持。在影响政府决策和运用法律手段时，艾滋病人多是无能力的“弱势群体”，而媒体工作者和学者等人最有可能成为艾滋病人的代言人。“艾滋危机”不是通过一个艾滋病日、开一次国际性会议、制定一项承诺就可以万事大吉的，要想彻底消除社会各界对艾滋病人的冷眼和歧视，营造一个让艾滋病人安心居住的生存环境，还需要提高全社会的认识。随着村民防治艾滋病知识的丰富，他们对艾滋病的承受能力也有所提高，艾滋病终于由一度的“社会禁区”，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

自从被确诊为艾滋病人以后，特别是当“艾滋针刺”事件在全国各地纷纷出现后，全社会出现了“艾滋恐慌”。一时间人们“谈艾色变”，歧视、冷眼和偏见不断降临到艾滋病人身上。如此大范围的歧视和偏见叠加到所有的艾滋病人身上（当然也包括X县的艾滋病人身上），使得他们顷刻间变成社会的另类，沦落为中国的“恐怖分子”。面临如此广泛的歧视和窘迫的生存条件，艾滋病人有两方面的需求：一方面，澄清这种天大的误解，还自己一个清白；另一方面，将自己的不幸遭遇公之于众，使自己的生存处境得到社会的关注，从而赢得社会各界的帮助。

虽然有这么多的需求，但是艾滋病人也意识到自己势单力薄，没有办法有效地将这些声音表达出来，使全社会了解自己身上的变故，使社会大众知道自己并没有做出如“艾滋针刺”这样灭绝人性的事情，同时还要让社会大众知道他们也是受害者，而不是害人者。这时候他们只能借力，借助媒体和学者的力量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此时，媒体也需要第一手的资料，客观真实地将艾滋病人的染病经历、生存现状、抗争手段等展现在世人面前；学者也需要进行乡土研究，从更深层来揭露艾滋病给患者家庭、给艾滋病村庄带来的变化。于是记者和学者实地走进艾滋病疫区、走进艾滋病人家里，和艾滋病人面对面地交谈。双方都掌握着对方需要的资源，这样双方就建立起了互助合作的关系。

5.利用政府部门亲民爱民执政理念、设法攫取更多的特权和利益。2003—2009 年间，国家领导人在重大节日到来之际都会去看望艾滋病人，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示范作用下，各地也将安抚艾滋病人作为重要的任务来抓，只要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都会尽量满足艾滋病人的要求。

X 县各级政府部门一直在不断满足艾滋病人提出的各种要求，如早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之前，艾滋病人就从县政府那里获得了免除农业税的特权。此外，他们还获得了免交灌溉水电费、生活用电半价、每月生活补助费和4.5万的赔偿金等等。通过访谈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X县艾滋病人对于现任政府的亲民、爱民政策了如指掌，并且据此不断提出各种新索取计划。在前一计划成功实现后，很快又酝酿出新的计划，而后又通过上访、封门等途径胁迫X县委县政府，使得他们所提出的要求得到满足。如2007 年6 月30 日，X 县发生艾滋病人封堵县政府大门事件。艾滋病人因不满每个村的补助不一致和每个月的低保补助金太少，又一次开始联合起来向县政府索赔。从6月份开始陆续有人上访，要求一个月补助500—600元。该县一位县长表示会考虑他们的要求，但一直没有行动。6月30日，艾滋病人把县委的大门锁了半天，逼着县政府表态。县政府在巨大压力下表示，在7月份即将出台的政策中将会为艾滋病人每人每月补助60 元，其家属按人头每人每月从10元提高到30元（20070308ZDZ）。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艾滋病人和政府部门的关系是一种畸形的双面关系：一方面地方政府受到上级“亲民爱民”思想的影响，极力满足艾滋病人的要求，至少不会再消极对待艾滋病人；另一方面，艾滋病人利用地方政府急于平息艾滋病事件的心态和党中央“亲民爱民”的执政方式，步步紧逼，不断向县政府提出各种要求，以最大化他们的群体利益。

四、X 县乡村艾滋病人社会关系重构策略的实质
任何策略的形成都必须有充分的依据，艾滋病人旧关系修复、重建新关系体系中的行动策略同样如此。从艾滋病人关系重构的具体策略，可以分离出他们选择以上策略的主要依据，也就是艾滋病人在旧关系修复、新关系重建中的行动逻辑。

（一）策略导向：维持物质与精神层面的生存
村民在感染艾滋病后，不能再从事以前的重体力、相对高收入的工作，于是家庭的经济收入总量急剧下降。如我们调查的ZMF 家，因为她感染了艾滋病，她家的年收入从两万多元锐减至几千元。但是，艾滋病人的支出并没有随着收入的减少而减少，反而大大增加：一方面，染病后，艾滋病人免疫力下降，不得不加强营养以减轻痛苦，延长生命；另一方面，大部分艾滋病人正处于青壮年，上有老人、下有子女，家庭负担较重。所以感染艾滋病的村民普遍经济压力急剧增大。在此背景下，这些艾滋病人便不得不思考，如何在身体允许的条件下，增加家庭收入，维持家庭基本开支。因此，艾滋病人确定了以维持生计为主要目标的社会交往行动策略。

与此同时，为了生存，艾滋病人违反和政府签订的协议（协议规定，在政府给予艾滋病人4.5 万元的补偿费后，艾滋病人必须放弃与艾滋病相关的一切诉讼权利），继续围攻县政府，继续上访；为了生存，艾滋病人内部组成了小群体，这个小群体的成员共同抵抗歧视（如殴打BES 村支书的事件），共同休闲娱乐，甚至该群体中还有专人负责策划每次上访活动；为了生存，艾滋病人绕开政府把媒体和学者拉到自己家里，希望让他们看到艾滋病人真实的生存现状，并且把这一现状客观真实地再现给社会大众，博取社会的同情，吸引外界的资助；同样为了生存，艾滋病人都尽量将自己软弱的一面表现在医务工作者面前，以期望他们为自己提供更多的医疗保护措施。可见，这些策略的导向都离不开生存，物质层面的生存与精神层面的生存。

（二）策略基础：充分的信息掌握与沟通
艾滋病人修复旧关系、建立新关系的方法是建立在对信息充分掌握的基础上，对不同的群体采取不同的策略。X 县的艾滋病人知道政府的软肋，知道政府不怕法院而是怕本辖区百姓的上访，所以就不去法院上诉，而是采用上访和制造群体性事件的方法；也知道政府的底线，于是艾滋病人就一次又一次地利用政府的软肋冲击政府的底线。知道时任的国家领导人特别重视民生问题，重视艾滋病人的生活状况，了解到当地政府也急于解决该县的艾滋病危机。艾滋病人们在这个背景下，充分利用当地政府的这一心理，不断提出种种要求。如果政府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就会计划下一次的行动；反之，如果没有得到满足，便会不停地上访，不停围攻县委县政府，甚至使用暴力手段迫使政府做出让步。如2007 年6 月30 日，X 县的艾滋病人在要求政府提高生活补助未果的情况下，聚众围攻县委县政府，直到县委书记承诺将尽力满足他们的要求才结束。事后，有艾滋病人说：“如果政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那么他们的官也别想好好当下去。”

X 县的艾滋病人也知道媒体、学者需要什么。一方面积极配合媒体和学者的调查活动，尽量满足媒体和学者的一切要求，同时又在适当的时候，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比如我们在访谈中也给艾滋病人带去礼物，但是部分艾滋病人却不领情，有些人甚至会直接问我：“和你谈一个小时，你能给我多少钱？”可见，X县的艾滋病人已经将自己的艾滋病身份作为一种资源加以开发，在知道他人需要什么，畏惧什么的情况下，利用自己的艾滋病资源和他人进行交换。

X县艾滋病人的所有这些行动策略，都是建立在充分的信息掌握与沟通的基础上的，没有掌握必要的信息，他们的行动策略不可能做得如此精准，行动收效不可能如此之高。

（三）策略精髓：打足艾滋病牌，艾滋病身份职业化
艾滋病人在体力急剧下降，生产能力缺失的情况下，打足“艾滋病牌”，充分地利用自己的艾滋病身份，免除税赋，获得政府的补偿和社会的捐赠。可以说，他们将艾滋病作为自己生存的资本，可以产生利润的资源。对于整个艾滋病人群体来说是一个产业，一个可以谋生的产业；对于单个的艾滋病人来说，是一个项目，一个可以持续带来效益的项目。

对政府，艾滋病人凭借自己的艾滋病身份，不仅要求政府免减税赋、发放低保、减免水电费、给予经济赔偿，而且利用自己的艾滋病身份，要求政府给予自己一些其他人不具备的特权，如摩托车不用上牌照、过收费公路不用缴费、乘公共交通不用买票等等。

对媒体和学者，艾滋病人利用自己的艾滋病身份，在答完媒体和学者的问题之后，要求他们给予“出场费”、误工补贴、帮助解决子女上学问题等等。此外，他们还要求媒体和学者将他们糟糕的生活现状向外界报道，以赢得社会的广泛同情，得到社会的捐赠。

可以看出，艾滋病人将艾滋病看成一种资源，极力加以开发。当然不仅仅艾滋病人在这样做，其他和艾滋病相关的单位和个人也在这样做。比如艾滋病村的干部也到处活动，千方百计争取“防艾重点村”的名额，以获得每年10 万的资金支持；艾滋病危机的出现，该县的招待所也不再为客流稀少而发愁；见到我们这些调查者的到来，艾滋病村小卖部的矿泉水都涨价了。随着艾滋病当时的广泛流行所及社会的过度恐慌，中国出现很多吃艾滋病饭的人，这些人渐渐将“艾滋病危机”办成一个产业，一个和其它资本一样可以产生利润的资本。这不仅仅指的艾滋病人自身，同时也指那些利用艾滋病事件满足个人利益需求的人。

（四）策略核心：形象两面化，软硬兼施
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生存资源，艾滋病人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策略。对于在本县艾滋病危机中负有过错的县卫生局和县委县政府，艾滋病人以强者的姿态出现，采取上访、围攻等途径逼迫他们满足自己的要求；而在公众面前则尽打“悲情牌”，以受害者和弱势的身份出现，以博得最广泛的同情，并且期待获得经济上的帮助，借以改善家庭的经济条件和自己的生存环境。

1.政府前：以强悍的身份出现，以迫使政府满足自己的要求。由于当地卫生局在1995年曾经参与到发动村民有偿献血的活动中，而且当地的电视台也在黄金时间播放“救死扶伤、献血光荣”的口号，当时的副县长还亲自为采血站剪彩。所以，艾滋病人和普通村民就由此断定地方政府在该县的艾滋病危机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结成团队，以强悍的身份，以强硬的姿态，集合上访、围攻、谈判，争取从政府部门得到各种特权和补偿。就经济补偿而言，当地政府先后减免了艾滋病人家庭的农业税、灌溉水电费，将艾滋病人纳入低保的范围，每月给艾滋病人及其家庭成员发放生活补助，并且一次性给予艾滋病人4.5万元的经济补偿。从艾滋病人获得的特权上看，他们获得了免上摩托车牌照、免交过路费、停车费等特权。艾滋病人只要买来摩托车就可以直接上路行驶了，即使进县城也不怕，因为只要他们出示《艾滋病健康服务手册》，就可以要求交警放行；与这种情形类似，艾滋病人拿着《艾滋病健康服务手册》，就可以免费乘坐公共汽车，而且可以享受老弱病残专座。此外，在村庄公共生产活动中，艾滋病人可以拒绝参加，但是利益却要优先分享。

2.公众前：以受害者和弱势的身份出现，以博得最广泛的同情。在公众面前，具体地说也就是在X 县艾滋病危机中没有过错的人群面前，艾滋病人都会打尽“悲情牌”，掩盖自己和政府交往时强悍的一面，以受害者和弱势的身份出现，以期望博得社会大众的同情，获得社会的舆论支持，借以得到社会的各种捐赠。比如，在医务工作者前，艾滋病人往往表现得面黄肌瘦、体弱无力，以博得医务人员的同情，获得质量更高、品种更全的医疗服务；在媒体和学者前面，艾滋病人往往表现得极为狼狈，衣着不整、食不果腹，以争取媒体和学者的同情，正面地报道他们的生存现状，争取更多社会大众的同情。可见，艾滋病人在普通大众面前极力打出“悲情牌”，通过压低自己的姿态，表现出自己的软弱和对现状的无奈，以一个受害者的弱者的身份出现，将自己在感染艾滋病以后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遭遇到的冷眼和歧视，以及生活的巨大变故，表现在社会大众面前，以博得最广泛的同情。

五、艾滋病人社会关系重构策略中的二元矛盾与被迫边缘化
从上面对X 县艾滋病人社会关系重构的具体策略及其实质的分析，我们不难判断出这些艾滋病人在关系重构中的误区，这些误区是如何形成的？艾滋病人在关系重构的过程中之所以出现了一些误区，是由于他们关系重构过程中的二元矛盾决定的，面对这些二元矛盾，艾滋病人都很难做出正确的选择，其结果是直接将艾滋病人送入“另类化”的边缘陷阱，广大乡村艾滋病人成了普通村民“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与普通村民在狭小的村庄社区中“形同陌路”——空间距离很近，但心理距离却很远。

（一）结果与手段：艾滋病人关系重构的目的矛盾
艾滋病人关系重构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还是为了取得这些重构的关系本身，特别是其中新建的关系本身。艾滋病人之所以急切地要重构社会关系系统，原初的目的是为了告别与非艾滋病人“不一样的生活”，重新回归主流社会，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但在实际的关系重构过程中，艾滋病人们却逐渐将关系重构本身，特别是其中的新关系的建立（如与政府、学者、媒体、NGO 的关系）当作了关系重构的目的。也就是说，艾滋病人关系重构本身是作为回归正常社会生活目的之手段而提出的，现在却成为艾滋病人的根本目的之一，且大有将其作为最终目的之势。

由于这一矛盾的存在，艾滋病人重构的社会关系系统已经变了味，与普通非艾滋病村民的社会关系系统出现了质的差别，无法获得村民的社区认同，已无法与普通村民一起过上正常的乡村社会生活。在X 县，这一点突出表现在艾滋病人所拥有的各种特权、各种资源上，已达到令部分非艾滋病村民“羡慕”的程度，从而被广大非艾滋病村民严重另类化。与此同时，还是由于这一矛盾的存在，艾滋病人将关系重构本身目的化后，已无法越过和放弃他们已重构的这一“变味的”社会关系系统，再去构建与正常村民一样的社会关系系统，从而达到回归正常乡村生活的目的。这样，艾滋病人就成了游离于乡村社会生活的“边缘人”。

（二）改变与独立：艾滋病人关系重构的适应策略矛盾
在关系重构的过程中，艾滋病人为了适应非艾滋病人的期待与要求，尽量改变自己的社会交往与生活方式，以避开非艾滋病人的心结，从而达到改变形象、避免歧视的目的；但与此同时，艾滋病人在社会交往与生活方式方面的巨大改变，本身就是对艾滋病人的一种极大的歧视，无形中再直接将自己另类化，还会造成艾滋病人新的“不一样”与新的心理“扭曲”，甚至造成艾滋病人更严重的其他问题。这里又产生了一个二元矛盾：不改变或改变过少，达不到非艾滋病人的要求，无助或少助于艾滋病人关系的重构，而过多的改变又再一次面临“另类化”的风险。可见，这实际上是一个度的把握中的矛盾：当艾滋病人对自己原初的社会交往与生活方式改变过多时，虽然能达到非艾滋病人的要求，能较好地让非艾滋病人接受，从而达到回归社会的目的；但这种较大或过多的改变，往往会超过艾滋病人的心理承受范围，造成新的“不一样”。

正是这种二元矛盾，特别是其中社会交往与生活方式改变的“度”的难以把握性，造成了艾滋病人关系重构中的新问题，并直接造成了艾滋病人在村庄生活中的结构或心理层面的边缘化。

（三）弱者与强者：艾滋病人关系重构中的形象定位矛盾
在艾滋病人关系重构的过程中，是以社会弱者形象出现，还是以社会强者的形象出现，也是困扰艾滋病人关系重构中的矛盾之一。如前所言，艾滋病人个体往往表现出弱者的一面，他们身体状况差、负担重，值得同情；而艾滋病人整体则表现出强者的一面，他们甚至一度将政府逼到了普通村民无法想象的被动死角状态。

根据中国艾滋病研究权威人士的观点，乡村艾滋病人无疑是社会的弱势人群，而且是“双重弱势”①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治专家吴尊友，2002年10月接受中央电视台访谈时，就提出艾滋病人是“双重弱势群体”的观点。的人群。在关系重构前，X县的村民也将艾滋病人当作弱势群体对待，这正是乡村艾滋病人受到的“社会歧视”的重要来源之一。但当时的事实是，原本生活平淡、正常的普通村民，突然在一夜之间因为一张血液化验单而成为乡村邻居们眼中可怜的“快死”之人，广大艾滋病人是不甘心的，特别是夹杂着对造成这个结果的血站及政府的痛恨之下，广大艾滋病人又特别想展示自己强者的一面。这样，艾滋病人具备了双重形象的冲动。

对于广大艾滋病人来说，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关系重构中的形象定位矛盾：是保持弱者形象还是强者形象？定位于弱者形象，等同于接受与普通村民“不一样”的现实，交换资源减少，降低了人际吸引力，不利于改善关系、重新回归社会；定位于强者形象，本身又超过了普通村民的心理预期和社区认同标准，已是新的“不一样”，还是无法回归正常社会生活。与此同时，定位弱者形象，可以接受大量的社会帮助、资助与捐赠，而且是持续的，但无法联合对抗政府，获得政策上的照顾；而定位于强者形象，可以比较有效地获得政府的资源，在村庄公共资源分配中多吃多占，但其强大形象又无法获得外界针对弱者的帮扶。

正因为如此，为了获得双赢，X 县的艾滋病人选择了双重形象定位，在不同的对象面前表现不同的形象，既表现自己弱势的一面，又表现自己强势的一面。但由于乡村信息传播的高效性，艾滋病人个人的弱者形象与整体的强者形象，都被乡村普通村民视为他们“不一样”的一面，将他们的“另类”进一步强化和极端化，使他们成为生活在村庄之中却游离在村庄之外的边缘群体。

六、结论与讨论：边缘人群的主体性、能动性与边缘化的关系
“（人）在动物生命进化过程中获得的最重要的能力是托马斯所说的自我作出决定的能力，而不是由外界把决定强加在自己头上”[12](p574)。乡村艾滋病人在边缘化的初期，根据对所处情境的主观定义，为了扭转和改善对自己不利的边缘化局面，往往会采取一定的关系修复、重构行动。但由于这些行动内在隐含的多重矛盾选择都会造成和强化他们边缘身份的事实，边缘人群自身的这些主观努力，往往加速了其边缘化的进程。显然，加速边缘化这一结果是一种“未预见后果”[13](p65-79)，即边缘人群在主观上为了抵抗、扭转边缘化的进程所做出的主观努力，其结果并非是他们的有意后果——回归主流社会，而是他们未曾预计到的加速自身边缘化进程这一结果，更不是一种期待后果。

在边缘人群边缘化的过程中，边缘化的结果并非如那些结构主义者和制度文化主义者认为的那样，边缘人群或者说具有边缘化倾向的人群只是客观地、机械地、被动地接受边缘化的事实。这种忽略了边缘人群的主观努力及其主体性的解释，显然是不够完备和不准确的。正如社会心理学家莱默特曾经指出的：每个人实际上都会在某一时刻、某一地点以一种不遵守或者违反社会规范的方式行事[14]（p47）。虽然，边缘人群或者说具有边缘化倾向的人群的主观努力所带来的后果，与被动接受的后果高度一致，甚至还在加速其边缘化进程，但毕竟这一过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忽略边缘人群的“主观加速机制”的边缘化解释也是不够准确的。

社会行动理论中关于社会结构约束与个体能动性之间的二元矛盾一直存在，很多社会行动理论往往陷入非此即彼的单一思维，从而大大降低了这些理论的解释力并招致大量的批评。其中标签理论就比较偏向结构性解释，标签理论认为，个体边缘化是因为被贴标签者逐渐接受标签的社会定义而适应该标签角色造成了边缘化。在这一过程中，被贴标签者在有意无意之中接受这一标签，形成新的自我概念，甚至对别人的看法表示认同，认定自己是越轨者，并开始做出相应的行动，表现为初级越轨。当初级越轨者被权威者或关系密切的人觉察到其越轨行为后，就会被贴上标签，并马上以此标签作为他“最有力的身份”（master sta⁃tus），取代了他所有的其它角色，终至产生“自行应验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使其走上边缘化的不归路[15]（p263）。可见，这个越轨行为的标签或身份使个人成为“圈外人”作为一个“圈外人”，个人再没有选择的机会，只有忍受他人所强加的观念，被迫承担与遵从“越轨者”的角色并表现在行为上[16](p1-5)。这种典型的忽略边缘人群的主观努力、无视个体能动性的解释成为标签理论遭受攻击的重要破绽，安克尔斯（Ronald Akers）批评标签理论往往把他们（初级越轨者——边缘人群）看成是被动的、毫不知情的无辜者[17]（p1-5），高福（Walter Gove）则认为，标签的力量充其量只具有微量的影响，比不上个人因素及背景因素的重要性[18](p1-5)。

因此，对于具有“艾滋病”这种特殊标签的边缘化人群，必须充分认识到他们的主观努力、主体性与边缘化的结果之间的矛盾关系，特别是在艾滋病人的主观努力强化和加速了他们边缘人身份与边缘化进程的时候，他们更容易产生强烈的反社会行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认清艾滋病人主观努力会造成和强化边缘化客观结果这一前提下重新反思甚至重构我们的边缘人群治理策略。

参考文献：

[1]徐晓军，张楠楠.社会边缘化的“心理—结构”路径——基于当代中国失独人群的经验研究[J].社会学研究，2020（3）.

[2]袁爱清.弱势群体怨恨及媒介疏导策略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13（8）.

[3]吴鹏森.论弱势群体的“社会报复”[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1）.

[4]徐晓军.社会弱势群体的边缘化及其应对[J].西北师大学报，2015（6）.

[5]董海军.“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J].社会，2008（4）.

[6]杨国枢.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社会互动的观点[M]//杨国枢，余安邦.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理论及方法篇.台湾：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2.

[7]夏国美.论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的变革[J].社会科学，2005（11）.

[8]黄盈盈.“结构—关系—主体”框架下的艾滋病预防——扩展“疾病”的社会学想象[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

[9]徐晓军.断裂、重构与新生——鄂东艾滋病人的村庄社会关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0]徐晓军.内核—外围：传统乡土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动——以鄂东乡村艾滋病人社会关系重构为例[J].社会学研究，2009（1）.

[11]徐晓军，祝丽花.身份与利益的双重认同：“弱组织”状态下乡村集体行动的产生逻辑——以鄂东某村艾滋病人的集体行动为例[J].青年研究，2008（10）.

[12][美]刘易斯·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M].石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3][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猛，李康，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14]王在山.“越轨”的社会标签理论及其对预防违法、犯罪现象的启示[J].青年研究，1999（6）.

[15]叶至诚.社会学概论[M].台湾：永大书局，1996.

[16]Becker，H.S.Outsiders: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3.

[17]Akers，R.L.Deviant Behavior:A Social Learning Approach.2nd Edition[M].California:Wadsworth.1977.

[18]Gove，W.R.The Labeling of Deviance：Evalu⁃ating a Perspective[M].New York:Wiley.1975.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8.010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08-0086-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乡村振兴中的城郊村落共同体重建研究”（19ASH005）。

作者简介：徐晓军（1975—），男，湖北黄陂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杨 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