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埃利亚斯的文明进程理论独树一帜。他认为随着文明的进程,人们羞耻感阈值不断下降,自我约束日益微妙和内化;国家日益垄断暴力,个人之间从使用自然暴力日益转向智力角逐;个人行为对他人来说越来越具有确定性。在方法论上,他主张概念的开放性、联系性和相互依赖性,例如权力就是相互依赖关系,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的不是权力有无而是权力“比率”问题。其关于文明进程是确定性不断增加的看法,在当今以全球化不确定性为特征的时代遭受了一些质疑。但是,他的思想后来也得到进一步修正和发展。一些学者基于他的思想对体育、休闲、食物、非正式化过程与女性解放、情绪控制、战争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例如,埃里克·邓宁(Eric Dunning)认为,1960 年代出现了“对情绪控制的去控制的高度控制”[10](p44)。亚伯拉姆·德斯瓦安(Abram de Swaan)指出,科技发展导致高度“文明”的远距离暴力、酷刑和谋杀形式(如导弹斩首),杀人者在社会和精神上都与被杀者远远隔离,从而能够将文明要求和行为野蛮协调起来,不仅使自己逃离社会与公众的控制,更使自己心安理得。同样,通过意识形态将难民描绘成异类并驱逐隔离,使人们对难民集中营内肆无忌惮的野蛮行为麻木不仁[11](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