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生成的四重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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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生成的四重内在逻辑
刘 勇

（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092）

[摘 要]“一带一路”作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合作平台，其生成有深厚的理论逻辑、文化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就理论逻辑而言，“一带一路”源自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市场理论以及共同体理论的承继和延展。就文化逻辑而言，“一带一路”源自对和合共生、义利合一、和谐万邦、天人合一、求同存异、尚新图变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汲取和转换。就历史逻辑而言，“一带一路”的概念内涵源自丝绸之路，主要内容是对丝绸之路的继承拓展，所蕴含的丝路精神是对丝绸之路的提炼概括。就实践逻辑而言，“一带一路”源自国内外发展实际的需要。准确把握“一带一路”生成的内在逻辑，有助于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为满足世界各国人民过上更好日子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关键词]“一带一路”；理论逻辑；文化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

自2013 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已与138 个国家和30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1]，“一带一路”已经逐渐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合作平台和最受欢迎的公共产品。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而理论逻辑、文化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是其主要构件。准确把握“一带一路”生成的内在逻辑，有助于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通过与沿线国家共建合作、繁荣、开放、绿色、创新、文明、廉洁之路，让古老的丝绸之路重焕勃勃生机，再谱中国与各国共创美好生活的华章，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满足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日子的向往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一、理论逻辑：“一带一路”源自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提出：“马克思主义能够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不断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2]“一带一路”的生成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市场理论和共同体理论的承继和延展。

（一）“一带一路”源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
世界历史理论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整体发展进程的理解。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民族史走向世界史，是世界历史前进的主题，而对这一主题背后的动因、发展、趋势，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主要内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思想主要包括：第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世界交往的形成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内在动因。第二，世界市场的出现是世界历史形成的重要标志。第三，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第四，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充当了双重角色。第五，普遍性的真正的世界历史阶段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会实现，人类的发展趋势必然是共产主义[3]。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开放发展的价值，为“一带一路”提供了理论支撑。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各民族之间彼此封闭、隔绝的现状被打破了，各民族在普遍交往中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开放发展是我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世界历史”带来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但又不局限在经济领域。开放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经济领域，而要全方位对外开放。“一带一路”是全方位的互联互通倡议，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内容，包含了从官方到民间等众多层面。比如，空间布局上，在国内覆盖了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华北、华中、华南等几乎所有省区市，在国际覆盖了亚洲、欧洲、非洲、美洲、澳洲等大多数国家，推动“世界历史”在当代继续深入发展。同时，当今世界依然处于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资本逻辑依然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导逻辑。“一带一路”正是超越资本逻辑，变革世界体系的伟大尝试。“一带一路”有利于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超越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从而改变旧有的国际生产交换关系，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分工和分配体系。“一带一路”顺应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要求，在贡献推动世界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同时，推动着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朝着更高级的世界历史转变。

（二）“一带一路”源自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理论
世界市场理论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世界市场理论的核心思想主要包括：第一，以大工业生产为突出表现的现代化生产力为世界市场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二，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相互推动的，以世界市场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世界市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第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推进了世界各个国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形成了更为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第四，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具有危机属性，这种危机属性内在于资本主要的生产方式之中，是资本主义危机在世界范围内的延展[4]。世界市场理论给“一带一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遵循。因为从世界市场形成伊始，一国市场就是世界市场的部分，一国的经济兴衰与世界市场的密切程度相关。一国的发展必须融入世界市场，只有融入世界市场，才能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解决沿线国家某些资源相对短缺的问题，缓解沿线国家人口、资源、技术、环境存在的内部矛盾，从而更好解决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同时，世界市场理论对“一带一路”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首先，世界市场理论是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的国际延展。其次，世界市场理论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再次，世界市场理论为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最后，世界市场理论为贸易自由化的推进提供了理论指南[5]。“一带一路”作为世界市场理论的新实践，进一步坚持了世界市场中性属性的认定，拓展了世界市场危机应对的思路，改善了世界市场各参与主体间的关系[6]。

（三）“一带一路”源自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
共同体理论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不同生活形态的理解，如古典古代共同体、封建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等。在马克思的历史语境中，古典古代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以及真正的共同体之间是梯次递进的。其中，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的联合体，与共产主义社会是等同的，是人类最高的理想生活形态[7]。以依赖关系为视角来考察共同体的历史形态，可以发现在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阶段中，异化的依赖关系将会被彻底扬弃，资产阶级虚假的人格独立性将会被彻底扬弃。真正的共同体是个体本性的复归，人们将从虚假的共同体中脱离，从阶级对立的尖锐斗争中以及社会分化的牢笼中脱离，从自然、社会以及精神枷锁中脱离。真正的共同体是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以人与人之间的互惠互利为价值导向。在古典古代共同体以及虚假的共同体中，都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社会的不平等问题、人的异化状态才会被解决，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才会实现[8]。“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真正的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按照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价值目标的科学概括”[9]。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的当代表述，与马克思共同体理论具有同一性，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带来了全新视角。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的相互调和，例如，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协调，各国发展利益与地区共同体利益相协调，各地区发展利益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相协调。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实现自由人联合体为目标，这是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又是从现实出发，一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以人民主体性为原则；二是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共同体、人与国家共同体、人与人的和谐交往，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现实可能[10]。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基础上，“一带一路”顺势而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鼓励各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参与国际制度的设计，这就决定了“一带一路”是它的实践路径。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形成了政治互信、文化包容、经济融合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通过“一带一路”，促进中国与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将中国的利益与世界各国的利益融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一带一路”开启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全球化新时代[11]，是一条通向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真正共同体的道路。

二、文化逻辑：“一带一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强调：“中国人民不仅要自己过上好日子，还追求天下大同。我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体现的就是‘和合共生’、互利共赢的思想，也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理念相契合。”[12]可见，“一带一路”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汲取和转换。

（一）“一带一路”是和合共生的和平之路
和合思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所在。“和”在《易经》中指和谐、亲和之意，在《尚书》中表现为对社会关系矛盾的处理。“合”指的是符合、相合的意思。和合思想强调尊重包容世间万物的多样性以及差异性，强调不走极端，用平和平衡的方式来化解矛盾，强调中庸之道[13]。“一带一路”很好地体现了和合思想。首先，“一带一路”强调以和为贵的发展思维。“一带一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强调共同参与、共同发展。在国家间关系的处理上，体现了相互平等、和平合作的包容姿态。尊重彼此在意识形态、国家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性，绝不能因自身利益而去干预别国内政。倡导用对话协商的方式来解决热点问题，走对话而不对抗的国与国交往之路。其次，“一带一路”体现了合作共赢的发展模式。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下，规则主要是由西方大国依据片面自利原则制定，发展中国家常常处于不利地位。“一带一路”则强调互利共赢，通过构建合作平台、签订务实合作协议，共谋发展。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14]（p185-186）。

（二）“一带一路”是义利合一的繁荣之路
共同繁荣的发展理念蕴含着义利合一的中华传统文化。“义利”关系是辩证的。一方面，“义”的产生源于“利”的需要，“利”的获得需要以“义”为前提，不能离义而贪利。另一方面，在“义”的基础上，必须努力促进“利”的实现，不能离利而讲义。历代思想家对义利关系都有精辟的阐释。比如，先秦的孔子提出“义中之利”，荀子提出“义利两有”，墨家提出“尚利贵义”。宋代的陈亮、叶适提出“义利双行、志功合观”。清初的颜元提出对待义利的正确态度应当是：既主张义，又强调利；既主张明道，又强调计功[15]。“一带一路”很好地吸收了传统文化中义利合一的思想，倡导“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兼顾，构建命运与共的全球伙伴关系”[16]。坚持不将自身的发展建立在牺牲他国利益的基础上，坚持共同繁荣的价值理念，与各国同舟共济。因而也就更容易被历史所承认，被时代所接纳。

（三）“一带一路”是协和万邦的开放之路
协和万邦出自《尚书·尧典》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是指诸侯之间能够友好合作，和谐相处。协和万邦的思想被历代政治家所传承，并将其运用到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处理上。《周礼》中有“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的说法，《左传》中记载“亲仁善邻，国之宝也”[17]。“一带一路”很好地吸收了协和万邦的思想。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愿意与世界各国和睦相处，共同发展。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打造一条开放之路，将自身发展经验与各国分享，将自身改革开放的红利与各国分享。通过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来促进世界良性互动。

（四）“一带一路”是天人合一的绿色之路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宇宙的看法和态度。天人合一思想出现于先秦。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是对天人合一思想最直接表述。《易传·文言》提出“与天地和其德”的思想，进一步阐释了天地与人心的一体。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整个世界的一体化，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一体化[18]。“一带一路”很好地吸收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认识到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共存的关系，提出将“一带一路”建设成绿色之路的目标。长期以来，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在物质文明得到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遭受了破坏。保护环境、防止生态的进一步恶化、实现绿色发展成了当今世界急需解决的问题。“一带一路”为凝聚各国共识，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建设绿色之路，需要重视保护环境，珍惜绿色资源。建设绿色之路，需要倡导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发挥好区域资源优势。建设绿色之路，需要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实现绿色发展[19]。

（五）“一带一路”是求同存异的文明之路
求同存异是对待差别和矛盾的智慧，老子主张“智者求同”，庄子主张“海纳百川”，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里的“同”指的是无差别的事物放在一起，“和”指的是不同主体在一起相处[20]。“一带一路”尊重各国文化的多样性，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很好吸收了求同存异的思想理念。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一带一路’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14]（p184-185）“一带一路”是商贸之路，更是文明之路，文化之路。“一带一路”给世界不同文化带来交流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通过文化交流来促进沿线民众的了解，通过推动沿线国家不同文化的传播交融来促进民心相通、增进互信，要以积极包容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来推动文化融合的协调发展[21]。

（六）“一带一路”是尚新图变的创新之路
从“徐福东渡到郑和下西洋”“从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今天中国对外开放的大手笔，无不体现开拓进取、尚新图变的精神。”[22]“一带一路”中的创新精神正是尚新图变的表现。当前，产业革命、科技革命蓄势待发，变革创新成为世界潮流。习近平强调：“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谁排斥变革，谁拒绝创新，谁就会落后于时代”[23]。“一带一路”作为创新之路，正在全力推动变革创新，挖掘新的增长点和驱动力，打造强劲、可持续的增长格局。“一带一路”强调发展理念的创新，推动传统的要素驱动、出口驱动向创新驱动、改革驱动转变。“一带一路”强调市场管理模式的创新，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带一路”强调科技创新，通过科技创新来带动能源革命、消费革命，通过与沿线各国的深度合作，在互联网经济、蓝色经济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

三、历史逻辑：“一带一路”肇始于丝绸之路
习近平指出：“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我国同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欧洲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古丝绸之路的传承和提升，获得了广泛认同。”[14]（p43）可见，“一带一路”发端于古丝绸之路。

（一）“一带一路”的概念内涵起源于丝绸之路
从文化学的角度上来看，“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的另外一种表述。在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认为丝绸之路是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之间的用以连接中国与河中地区以及印度地区丝绸贸易的西域道路。李希霍芬还一定程度上发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但是没有进行系统的表述和阐释。自19 世纪末开始，进入中亚地区的探险家开始逐渐使用丝绸之路这一称呼，丝绸之路这一表述的使用频率开始扩大。1903 年，法国学者沙畹对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者的区别做出了界定[24]。随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于1910 年完成了对丝绸之路这一核心概念的界定。他提出：“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因为大量的中国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故称之为‘丝绸之路’”[25]。中国学者对丝绸之路的研究起步较晚。1927年，黄文弼参加了中瑞西北考察团，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和调查工作，为中国丝路学的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目前，学术界将丝绸之路的概念划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上的丝绸之路是指两汉丝绸之路。广义上的丝绸之路，从时间上看，包含了从先秦起源到两汉形成，从魏晋曲折到唐朝兴盛，从宋元再至明初。从空间上看，主要指陆路丝绸之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26]。可见，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其内涵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汇集了众多国家众多学者共同智慧的思想成果，而“一带一路”的概念内涵正是源自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历史演变。

（二）“一带一路”的主要内容是对丝绸之路的继承拓展
“一带一路”中的贸易畅通、民心相通等，在相当程度上是对丝绸之路的继承。商贸往来作为丝绸之路的主要内容，“从汉代的历史来看，丝绸之路作为一条流动的贸易通道，最初可能是由纯粹的商业利益驱动的”[27]。随着丝路的开通，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等大量售向西方。而来自埃及、西亚等地区的珠宝、玻璃、葡萄、黄瓜、香菜等也大量传入中国，贸易流通的局面出现了。唐宋之后，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性不断凸显。两宋时期，军力孱弱，很难突破游牧民族的屏障，同时国内经济中心南移，再加上从海路运送商品，具有运输量大，影响大，易于在沿途形成经济带的优点，海路作为商贸往来的通道愈加繁荣[28]。丝绸之路在带来贸易往来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带来了不同文明的互鉴和融合。西域的琵琶、胡笳以及胡笛等乐器随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并逐渐融入中国文化之中，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的佛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宗教也随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外思想层面的交流。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在唐代得到了发扬，特别是玄奘西行，更是由被动变为了主动。630年穆罕默德建立神权国家，两年后，《古兰经》就进入了中国，长安还建起了大清真寺。阿拉伯人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伊斯兰教的传播，在泉州依然可以见到1009 年建立的清净寺。《古兰经》中鲁格曼教育后人的话语，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泉州并成为经典的语句[29]。由此可见，文化交流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一带一路”正是在古丝绸之路的基础上，根据世界形势不断拓展，进一步提出了“五通”的主要内容。

（三）“一带一路”所蕴含的丝路精神是丝绸之路的提炼概括
习近平指出：“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14]（p177）近代西方殖民主义通过血腥的扩张运动来扩大自身的殖民统治。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尽管是通过推动丝绸之路获得发展的重要国度，但从未通过丝绸之路进行对外侵略扩张，更没有通过丝绸之路的便利侵占别国的一寸土地，因此得到了沿线国家的信任，丝绸之路也逐渐成为各国互利互惠、共享共赢的典范。丝绸之路既是贸易之路，更是一条友谊之路，一代又一代的丝路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东西方之间建起了合作的纽带，和平的桥梁。公元前140 多年，张骞出使西域，完成了“凿空之旅”，东方通往西方的道路开始被打通。郑和七下西洋，给沿途各国带去的是来自中国的商品，从沿线各国带回的是友谊和信任，没有侵略、没有掠夺。“这些开拓事业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使用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14]（p177）。伴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丝路精神贯穿始终。丝路精神首先是一种伙伴精神，“一带一路”倡导结伴而不结盟的新型伙伴关系，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以及命运共同体。其次，丝路精神强调的是正确的义利观。“一带一路”倡导“计利当计天下利”的义利观，既是一种公平公正的义利观，也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发展观[30]。可见，“一带一路”蕴含着的丝路精神正是丝绸之路历经两千多年的提炼凝练。

四、实践逻辑：“一带一路”熔铸于国内外发展
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是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要找准突破口，以点带面、串点成线，步步为营、久久为功。”[14]（p83）可见，“一带一路”着力解决内外联动发展，顺应了国内外发展实际的需要。

（一）从国内看，“一带一路”顺应了中国改革发展的需要
第一，“一带一路”有利于平衡国内区域发展。目前，经济全球化深度调整，我国进入全面开放阶段。在这个背景下，“一带一路”作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把内陆和中西部推到了开放的最前沿，极大程度上推动了全面开放格局的形成，进一步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特别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进一步扩大了中西部的对外联通，直接将中西部从开放的后卫变成了开放的前锋。同时，还将带来国内外产业的集群式发展，从而促进中西部的城市化进程，促进国家各个战略经济区的发展，最终带来国内经济的新一轮增长。中西部与沿海地区共同发力，将会形成一个全新的开放格局：沿海地区继续面向美国、日韩等沿海国和东亚地区，中西部面向东南亚、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地区[31]。第二，“一带一路”符合国内产业结构转型的迫切需要。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主要通过吸引外资，鼓励劳动密集型的“中国制造”来换取国外先进的技术以及相关管理经验。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的对外贸易以加工贸易为主，贸易产品主要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这就导致了我国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单一性，严重阻碍了我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型。具体来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对外出口形成了贸易驱动型、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但同时仍然存在着科技含量低、经济效益低、产业结构长期锁定于产业链低端的尴尬现象。伴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产业结构转型形势紧急。中西部地区由于区域因素，发展起步较晚，经济增速缓慢，相关产业基础比较薄弱。长期依靠低效利用资源和土地来发展经济，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严重阻碍了中西部整体经济水平和地区竞争力。“一带一路”将加快产业结构转型的步伐。通过“一带一路”促进加工制造业的外移，同时扩大中国在中间产品的市场份额，构建以服务化、高端化、网络化为基本特征的新型对外贸易体系，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32]。第三，“一带一路”是对外发展战略的自然延续。随着我国进入了新时代，对外开放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一带一路”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贸易战略不断调整、不断发展的自然延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贸易战略经历了从贸易保护到互利共赢的转变。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贸易战略主要是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相结合。2001 年，中国加入WTO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贸易战略再次发生了改变，以出口导向为主，由此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改革开放40 多年来，中国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成了贸易大国，并开始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为完成这一目标，中国制定了全面开放格局下的贸易战略，推动贸易投资的自由便利化，扩大服务业开放，实行高水平高标准的投资规则。正是在贸易战略不断调整的过程中，“一带一路”应运而生。“一带一路”的推进，扩大了对沿线国家的投资，推动了与参与国的双边贸易发展，将我国对发达国家的部分出口转为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对发达国家的贸易顺差。“一带一路”作为对外贸易战略的最新发展，成了贸易增长新亮点，为化解与传统贸易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作出了贡献[33]。

（二）从国际层面来看，“一带一路”顺应了世界繁荣发展的需要
第一，“一带一路”有利于解决世界市场失灵的问题。首先，“一带一路”将有效缓解国际市场垄断的现状。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成立，打破了国际资金使用权的垄断，打破了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垄断。同时，通过对沿线国家大规模投资，通过帮助沿线国家产业升级，还将打破国际市场的技术垄断。其次，“一带一路”有利于缓解“负外部性”问题，有利于发展中国家降低汇率大幅度波动带来的影响。再次，“一带一路”有利于缓解国际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最后，“一带一路”有利于缩小国际贫富差距[34]。第二，“一带一路”将会推动世界经济的复苏。基础设施的大量兴建，互联互通程度的不断提升，将会缩短运输时间，节约运输成本，保证贸易通道的畅通，从而缩短世界经济的距离。同时，“一带一路”还将助力世界经济密度的提高。“一带一路”通过多方合作管理机制的建立，通过大规模的同时投资，进一步发挥着经济溢出效应，从而给沿线国家的经济密度带来了普遍提高。此外，通过构建互利互惠的贸易关系，构建和平合作的贸易环境，“一带一路”将助推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减少经济分割问题，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版图[35]。第三，“一带一路”有利于构建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并且，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存在着发达国家处于中心，发展中国家处于外围的不合理格局。这种全球化是不对称的，表面平等的经济秩序下，隐藏着极端的不平等。而“一带一路”正是直面当前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严重问题，是中国为解决全球问题贡献的中国智慧。“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强调各国协调发展。是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造成的国际旧秩序的否定，旨在构建和缔造以人民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和平安全秩序[36]。当前，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行，全球治理体系失衡，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严峻，“一带一路”针对严峻的现实挑战，聚焦于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是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背景下，解决全球治理赤字的重要举措，是对当今世界现实问题做出的科学回答，是中国开创的合作共赢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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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8.001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08-0005-08

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委托项目“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研究”（2020MYB045）；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与国际认同研究”（19ZDA003）；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南亚地缘因素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和对策研究”（17MLA002）。

作者简介：刘勇（1974—），男，江苏海门人，政治学博士，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