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自生长特性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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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自生长特性析论
陈俊秀

（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湖北 武汉 430023）

[摘 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动态系统，其发展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生长特性。“精神—制度—生活”三大文化基干通过叠加单元的起兴往复与螺旋演进，阐释了优秀传统文化自我生长的规律机理，也建构了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传承的基因序列。在现代化背景下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自生长机制也要以精神为魂、以制度为本、以生活为根，充分发挥文化服务社会、教育民众、引领发展的功能，探索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自生长特性；文化自觉

千百年以来，人类的文化发展进程为什么会不断向前？人们的文化观念为什么会不断变化？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潮和文化流派为什么会不断涌现？对于这些问题，持不同的文化发展观，会有不同的解答方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大多产生和繁衍于农耕文明，以工业化和信息化为主导的现代化建设加速了传统农耕文明的瓦解，在多元外来文化不断冲击民众社会生活环境、社会心理结构、文化价值观念等文化生态环境的背景下，传统文化特殊的自生长特性使其克服了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水土不服”的困扰，实现了自我的生态救赎。这种自生长特性赋予了传统文化强大的自觉更新与即时表述功能，使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绵延不绝中总能以自觉调适的态势力促自我价值增繁，以更融洽地链接每个当下的精神信仰、文化认同、行为习惯与道德风尚等社会生产生活实践，实现对现实世界的即时观照，也延续自我更迭的生生不息。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文化是一个动态系统，传统文化的发展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自在的规律。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生长特性
通过对文化学者相关论述的梳理提炼，发现对于文化发展的动因归纳无外乎两个，一个是外部因素，一个是内部因素。也就是说，文化的发展既有诸多外部因素的推促，又有自身内部规律的演变。

一方面，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外部因素的作用。西方有很多文化唯物主义者提出各种技术决定论，刘勰也在《文心雕龙》里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观点。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属于意识形态，它必定会因为社会生活的改变而或急或缓地发生改变。同时，文化也属于上层建筑，它必定要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而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所以从表面来看，外部因素的变化确实会引起文化演变发展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产生的动因并不具备独立性和根本性，许苏民在《文化哲学》一书中就曾提出过这样的质疑：“为什么相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中不同的原始部落却会有不同的文化？为什么在环境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某种文化特征能够继续存在？为什么在自然环境有利于某种文化特征发展的情况下，这种文化特征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1](p95]

所以，从另一方面来看，文化的发展并非机械性地对应于外部因素的变化。诚如克罗伯所言，文化是一个“超有机体”，文化的发展具有自身的独立性与有机性，当文化的自身驱动被完全调动的时候，文化的内部因素会改变外部因素作用的方式和结果[2]。所以怀特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文化必须用文化来解释……至少，如果你要科学地解释文化的话，那么你必须这样地处理问题，即仿佛文化是由它自身创造的仿佛人丝毫不决定文化的进程或内容。当然，必定有人的存在，才使得文化过程的存在成为可能。但是文化过程本身的性质和行为是由它自身决定的。它必须依赖于它自身的原则，并受它自身的规律所支配。”[3](p325-326)

因此，文化的发展是有其自身逻辑的，文化具有自生长特性，就算文化的发展受外因推促，那也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一个内驱动过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在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过程中，不断叠加累积沉淀下来的群体生活经验的集成。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这种集成不是顶层设计的政绩，也不是文化运动的战果，它是由无数的个体和小的共同体，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不断自我调适与磨合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传统文化就像是一个自然发展或发育起来的生物体，“自生长特性”是其最根本的一个特征。

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里最具活力的样态，民俗文化的“自正原则”就是传统文化“自生长特性”的最好阐释。在传统乡土社会随着中国转型发展的步伐逐渐淡出我们视野的时候，学者们都在思考：传统的民俗文化究竟是在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被自觉传承下来，变成了我们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还是在时代变迁中被束之高阁，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甚至文化遗产？对于这个问题，以钟敬文先生为代表的民俗学家这样认为：第一，民俗文化相较上层文化来说具有更大的稳定性，有的民俗事象已传承数千年至今仍鲜活如初；第二，民俗文化永远植根于广大社会民众的生产生活实践，对人类群体活动具有绝对依附性，这决定了民俗文化在具有稳定性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变异性，它要按照“自正”的原则，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现实社会生活与情感信仰的需要；第三，传统民俗文化中已经被时代验证为是陋俗的糟粕部分，不是“遗留”或变革了，而是被淘汰、消逝了[4]。

在以上表述中，钟先生拟出了民俗文化“自正”原则的纲目，但没有对其进行具体的阐发。直到1997年，费孝通先生在一次文化人类学的高级研讨班上正式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①早在20世纪初期，就有人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许苏民先生也曾经提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问题。但作为一种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思潮，却始自1997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费孝通先生的讲话：“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他认为“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并对文化转型具有自主能力，以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由是推之，钟敬文先生所说的民俗文化的“自正”过程，即是全体民众在创造并享用民俗文化的过程中，不断自我觉醒，自我反思并自我创建的过程，民俗文化的“自正”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就是民俗文化自觉的规律阐释[4]。更具体一点说，作为传承至今的“群选经典”，优秀民俗文化的传承与社会的良性发展是并行不悖、互融共进的，它们在每个当下对我们精神信仰、道德风貌、行为习惯与文化认同的即时表达与主动链接，就是其与时俱进、价值增繁、生生不息的深层原因。

其实不仅仅是民俗文化，千百年以来，中华民族每一种有生命的传统文化样态，它们都具备这样一个重要特点，都存在自我调适的内在机制，都能够与社会发展同步演进，让自己不断生长、丰满，不断自我更新。诚如诺贝特·埃利亚斯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理解：“这一切当然不能归之于几百年前，某时某刻某些人，突然之间有了这样一个理智的想法，然后成了代代相传的行动指南和愿望的目标，直至在‘进步的数世纪’中‘完全实现’。不过这种转变也非毫无定形的胡乱变化。”[5](p252)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衍化传承过程也不是预先设定、一蹴而就的，其之所以能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的长寿文化，与其自身的文化特性息息相关。

中国的统一是建立在多民族和谐共处基础上的“统一”，因为各地各民族的地理环境、生产水平、文明程度等各不相同，要实现“一统”，必然“多元”，这看似矛盾，却是必然。同时，中华民族这种“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也涵养了传统文化“有容乃大”的文化特性，特别是对于外族文化的积极吸收方面。中华文化在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次外族入侵，但中华文化不仅没有灭亡，反而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同化了外来以武力入主中原的民族，吸收了征服者文化中的有益营养，使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更加强大。所以，梁漱溟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文化要义》开篇便明确指出，中国文化一个最重要的个性就是“其伟大的同化力，故能吸收若干邻邦外族，而融成后来之广大中华民族。此谓中国文化非惟时间绵延最久，抑空间上之拓大亦不可及”[6](p8)。从这个层面来理解，传统文化的“自生长特性”也建立在传统文化超强的文化濡染与文化调适能力上。

正所谓“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自然界普遍存在的进化法则同样施力于传统文化的前途与命运。上述可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自我觉醒、自我反思并自我创建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其特殊的积累性和规则性。一方面，作为“人类在处理人和世界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活动的方式及其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7](p2)，传统文化的活动方式和活动成果都会在代与代之间以积累的形式进化传承；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多层面的、由许多核心构件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体系的文化系统，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又有其相对稳定规则的流变机制，虽然其间不乏偶然性，但总体而言，这个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结果”[8](p478)。所以传统文化虽然是一个动态系统，但其发展遵从一定的运动规律，即在每一个演进阶段，传统文化都会在前一代能量积蓄的基础之上，根据每一个当下的时代发展需求不断进行核心要素的自我调适、自我更新与自我涵化，而在这种不断自然进阶的过程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能力与活力日益强盛，成为一种能自我生长的文化。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基干
要厘清传统文化的自生长机制，必须首先明确一个问题：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究竟是什么？让我们从文化的定义说起。

在外文中，“Culture”（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原义是“耕作”“陶冶”“培育”，后来用于指称人工的、技艺的活动及其成果，并泛化为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文化”这一语词最早可追溯到希腊罗马时代西塞罗的《图斯库卢姆辩论》一文，其拉丁文的本意是指对植物的培育，后来引申为对灵魂的培养或耕耘，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衍生，发展为生物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为了适应自然或者是周围的环境，逐步积累起来的与自身生活相关的知识或者是经验。自此有关文化的定义不断发展，各个学科都从自己的角度对文化进行界定和解读，达上百种。

19世纪70年代，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首次明确界定“文化”的概念。泰勒认为，从民族学意义上讲，文化是一套复合系统，包括信仰、道德、知识、艺术、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所有习惯和能力。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人”本身及其文化，它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两者的综合。作为一位人类学家，泰勒将文化解释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创造物的总称，包括物质形态，也包括非物质形态。其后，美国的人类学家克莱德·克鲁克洪在《文化与个人》一书中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总结，他认为文化是学而知之的，由构成人类存在的生物学成分、环境科学成分、心理学成分以及历史学成分衍生而来。文化具有结构，可分隔为各个方面，且每一个方面都是动态的、可变的，但同时，这些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并可借助科学方法加以分析。所以，在克鲁克洪看来，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是个人适应整个环境的工具和手段。也就是说，在人类学家看来，文化的核心要素就是“生活样式”，包罗万象。

在《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一书中，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认为一切文化现象都是某种价值的承载，这种价值是“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标准建立起来或保存下来的。所以，李凯尔特把“文化”当作一个区别于“自然”的概念，他说：“自然产物是自然而然地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东西。文化产物是人们播种之后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9](p20)“文化”与“自然”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价值”特性，人类就是在追逐文化价值特性的过程中不断地完成“创建—传承—改变”这样一种文化的生态循环。所以，在哲学家看来，文化最核心的要素是“价值”，侧重于精神层面。

对此，美国历史学家菲利普·巴格比梳理了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文化学研究的成果后，有了进一步的思考。他认为一个完整的定义必须包含“种”和“属”两部分，其中，“种”指的是所定义事件所应归属的较大的范畴，而“属”指的是所定义事件重点应该关切的较精确领域的限度。在巴格比看来，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关于文化的定义已经确定了文化“种”的归属，但还需要更加精确的“属”的限定。在这样一种理念的指导下，巴格比给了“文化”一个补充性的定义，即“社会成员的内在和外在的行为规则，但要剔除那些在起始时已明显地属于遗传的行为规则”[10](p11)。从历史学家的定义中不难看出，文化最核心的要素就是“规则”，具体而言，就是“人”的思维模式、情感模式和行为模式，这是需要用制度去进行引导和规范的。

还有西方社会学家对文化的理解，以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为例，他认为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有产物不仅包括观念精神和社会规范等非物质对象，还包括物质对象，而这个物质对象就是我们的生活平台。所以社会学家对文化的理解更加全面，包含了精神、制度、生活三重要素。

在中国，从辞源上看，“文化”一词最早的形态应出现在《周易》里：“观其天文，以察时变；观其人文，以化成天下”。据此产生“人文化成”的理念，第一次把“文”和“化”连缀成词。

其实，在中国的古语中，“文”通“纹”，其本意原是指“色彩”和“纹理”，后引申为事物的结构、道理、秩序等。“化”即“变”，改变、变成。如此，“人文化成”的本意就是“用人文的道理来造就人的世界”，而“文化”也就可以理解为“用人的标准和尺度去改变对象的行为过程及其结果”[11]。

在此基础上，费孝通先生提出了自己对文化的理解，说文化就是人化和化人。其中，“人化”的过程重在对“人”自身本质的不断建构，是伴随着人类认识、利用、改造环境的过程不断实现的。而“化人”的过程则重在让外在的各种规则约束不断内化到个体的精神结构中，不断地培养人、装备人、提高人，就好比给“裸机”装上“软件”，使自然人变为社会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化”的过程最主要的是人心的一种本能驱动，是人内在的一种精神自励，而“化人”则需要各种制度的外力推促，所以，文化价值最不可或缺的载体就是精神与制度。

而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先生早就提出过另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他认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12](p352)，换句话说，生活就是人们的实践活动，样法就是方式、基本原则、基本精神。由此可见，作为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梁先生对文化的理解包括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和生活方式，其中，“基本原则”是靠制度来建立和维系的，所以，归根结底，梁先生对文化的理解落脚于精神、制度与生活。

总体而言，不管是在西方学界，还是在中国学界，不同的学科背景，不同的研究需求，对文化的理解与表述都是不尽相同的。从英国学者泰勒开始，世界上关于文化的定义数得上数的已有两百多条，广义的、狭义的，意识形态的、自然科学的，每一条都各有侧重，但又难描文化之全貌于万一，所以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洛威尔才发出这样的感叹，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状。我们想用文字来定义它，这就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除了不在手里，它无处不在。”所以，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但如上所述的人类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还有诸如政治学家、经济学家、语言文学家等等，他们对于文化的理解都突破地域的限制以及各自学术背景的固囿，体现出对三个关键词的共同关注，即：精神、制度、生活。这是定义文化时由内而外三个必不可少的层次，其中，精神是文化的内核，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生活包罗万象。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文化产生的根源是社会实践，不论中西古今，文化是有共性的，且文化的共性就是实践的共性，而实践的共性就是社会成员自觉改造世界的思想、制度与方式，其中，思想，或者说精神是文化实践的核心驱动，而制度与生活方式则是文化精神价值的实现路径。这种自觉改造世界的意识和实现路径是任何地区、任何时代的任何民族、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必然具有，否则它就只有萎缩、凋零、消亡[13]。作为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养成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作为在同一民族同一地域流传数千年的同一类型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产生、发展与传承也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发展的实践，如果我们从其内容宏富的文化演述中对文化的核心元素和它所归属的种类有一种超离于具体细节的理性认识，我们也会从其中析取出“精神”“制度”和“生活”这样的三个最大公约数。更形象一点说，如果我们把每一种传统文化样态比喻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那“精神”“制度”与“生活”这三个核心要素就是每一棵大树的主干，我们暂且把它定义为“文化基干”。在传统文化的传衍过程中，任何实际演述的文化样式都会比文化基干更加丰富，拥有更多的情节单元，或者具有更充分的细节描述。也就是说，任何关于传统文化个性化的、内容繁复的陈述与演绎都是文化基干的“展开式”。所以，传统文化不仅是可持续生长的，而且具有一个以“精神”“制度”和“生活”为基干的可持续生长的结构机制。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生长机制
传统文化究竟是怎样在文化基干的基础上实现自生长的呢？我们以某一种传统文化样态的传衍过程为例。在这种文化最理想的初始状态，它只有“精神”“制度”和“生活”这三个文化基干，传统文化的起兴必须做加法运动，根据相应的时代背景，根据相应的社会需求，根据相应的人们对自我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的理想追逐，在每一个相应的基干上不断抽出新的枝叶，我们把所有这些叠加在传统文化基干上的内容都叫作“叠加单元”，这是传统文化实现自我生长的主要媒介，也是传统文化自生长机制良性运转的核心构件，其生长结构与运行机理满足如下要求：

首先，叠加单元的展陈脉络要与“人”核心需求的发展走向相一致。文化具有精神和物质双重属性，综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以精神论，文化对社会变革具有启蒙作用，对社会秩序具有模塑作用，对社会民心具有凝聚作用，对经济发展具有驱动作用。以物质论，从距今一万五千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开始，到当下的信息和大数据时代，以工具来衡量，人类的发展轨迹从功能需求、体感需求、审美需求、再到能效需求一步步自然进阶，社会新旧更替的节奏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快，这都是“人”之核心需求的发展变迁创造性地作用于文化使然。追根溯源，传统文化最初始的叠加展开就是为了与当时之世进行更好地链接与融合，更确切地说，是与当世之“人”的核心需求进行链接与融合。当然，这样的链接与融合是多向度的，这就决定了每一个传统文化基干不可能只有一个叠加单元，但每一个叠加单元的铺陈都是以人的需求为前提的。只有这样，叠加单元的展开才能实现对原有文化基干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同一传统文化基干的各不同叠加单元互相之间要能和谐共处、互相兼容。这就要求每一个叠加单元的内部结构既能满足传统文化基干所设定的诸种关系，又必须围绕传统文化基干形成一个性能自足的闭合系统。也就是说，每一个叠加单元都是以“需求”为前提展开的，而每一个叠加单元的展开，都必须独立解决“为什么要展开”以及“怎样展开”的问题，形成一个自给自足、自守自安的独立系统[14]。在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有些文化事象传承几千年而变化甚微，如“三礼”中记载的一些精神信仰层面的内容，从汉世初出作为政统教育建立起社会伦理范式，到当今之世涵化濡染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规范大众言行，可以说其已沉淀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最独特的精神标识，此类传统文化叠加单元不仅自身是一个性能相对稳定的闭合系统，同时在“精神”这一传统文化基干中发挥着文化主导作用，其与同一文化基干之下各不同叠加单元之间一定是和谐共处、互相兼容的。但也有一些传统文化事象，如被时代淘汰的一些恶俗陋习，或一些特定地区、特定时代的特殊文化产物，其所在叠加单元在该系统内部完成循环之后，因为系统的相对独立与闭合性，文化的衰退不会扰乱传统文化的主体发展结构，就算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某一个叠加单元在传统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完全消逝，那这个消逝的闭合系统也不会破坏传统文化整体发展的平衡状态。

再次，针对传统文化叠加单元的运行机理来说，其内部运转规律概括而言就是螺旋式“加减运动”，传统文化的每一轮自我生长都在“加法”与“减法”的交替起兴中循环往复、自然进阶。具体而言，随着社会的转型与更迭，传统文化的发展在经历一轮加法起兴之后必须要向下一个发展阶段进阶，这个进阶的过程是一个先做减法，再做加法的过程。一开始，要对每一个叠加单元做减法，把杂质去掉，把好东西留下来。说起来，这个做减法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对传统文化事象进行重新选择与重新解读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对传统文化的进阶发展特别重要。至于怎样给传统文化做减法，余秋雨先生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说了两条思路：第一，用减法清理文化思路，第二，用减法走出文化误区。这两个方面是互补的，前者是预防、后者是补救。用减法清理文化思路，就是说我们对传统文化发展的上一个阶段应该用一种做减法的思路对其进行一个重新的梳理与解读，就好像给传统文化做一个健康体检一样，将其中的“杂质”和“病菌”筛查掉，让传统文化下一阶段的发展之路可以“轻装上阵”。用减法走出文化误区，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意思是说在传统文化的上一发展阶段，因为一直在给叠加单元做加法，可能已经进入了好多误区，通过做减法以后，这个误区会减少，那传统文化本质的好东西才能真正显现出来。

当然，时移世易，而俗随之变。之所以要如上这般对传统文化进行一个阶段性的梳理与解读，其实质动因皆在于传统文化的承载者“人”之所思所愿的发展与变迁。同时，也因为“人”对传统文化需求的自然进阶，在做完减法之后，传统文化在下一个发展阶段又会如上一阶段之初始一样，再开始在文化基干的基础上做加法运动，以叠加单元的形式可持续地成长充实。从每一个单个的叠加单元或具有无数叠加单元的某种单个的传统文化形态来看，我们都能发现这种加减运动的循环往复带来的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而当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去回眸总结，发现这种加减运动在不同形态的文化体中曾反复呈现时，我们进一步发现，这是传统文化可持续生长的一种模式，一种规则。如果我们把传统文化这棵大树比喻为一个有机体，那每一个相对独立却又彼此融洽的叠加单元加减运动的过程就好比是这个有机体新陈代谢的过程，正是因为不断地有这样的新陈代谢来维持传统文化的活力，哪怕有风吹雨打，哪怕有枝叶荣枯，哪怕有世代更迭，传统文化这棵大树的主干总是傲然挺立，繁盛绵延。所以，叠加单元的新陈代谢就是传统文化自我生长的实现方式。

综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数千年来虽几经兴衰沉浮但依然顽强延续至今，就是因为它始终扎根于民间，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它都忠实地承载和反映了当时之世最广大民众的集体意志，而在每一个转折路口，它又自觉地进行自我调适，以最轻盈的姿态去主动链接并契合新的时代需求，为自己争取新的生长空间。如此螺旋演进循环往复，在实现传统文化自我生长的同时也建构了传统文化的基因序列。

四、在现代化背景下怎样激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生长机制
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都离不开本民族的“根文化”。习近平同志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因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习近平同志在说明文化自信的根基时，经常引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5000多年而绵延不断的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就是因为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正是源自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升了社会生产生活领域的载体与服务功能，这让传统文化的复兴与传承机遇与挑战并存。正如吉登斯在结构化理论中对结构化过程双重性的阐述：一方面，社会结构约束着人们的社会活动；另一方面，人们的社会活动也影响甚至再生出新的社会结构。现代化建设不可避免地要带来原有社会结构不间断地解构与重构，这种社会结构的改变给原有社会生态带来的最大挑战就是文化认同观上的难以调和。当前，这种文化认同观分歧导致的文化一体多元化与多样化影响总是消极作用于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过程。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内在灵魂与核心驱动，如何最大限度地求同存异、培育出高度相似的文化价值观认同感，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激活传统文化自生长机制的重中之重。

如前所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生长特性是建立在“精神”“制度”和“生活”这三大文化基干上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激活传统文化的自生长机制也要体现这样的三种路向，即以精神为魂、以制度为本、以生活为根。

其一，以精神为魂。精神是文化的核心包含。不论种族与时代，文化的主要功能都无外乎以下两种：一是政治上的意识形态调控，二是共识性的社会秩序管理。其中，政治的意识形态功能强化的是统治者的权威和权力，一般社会秩序的管理重点强调做人的基本准则[15]。在这方面，西方主要依靠法律的维持，中国则重点依赖传统文化的精神感召[16]。

在大文化的视野中，现代化必然带来社会空间的差异性与文化主体的多元化，要解决好差异性的社会空间与多元化的文化主体之间和谐匹配的问题，必须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对多元社会主体内部差异的弥合与凝聚作用。当然，文化精神的培育阐发是一项长期任务，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升华的过程。传统文化兼具“根源”与“资源”的统一，共享“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融合，不同社会群体的传统文化积淀对其群体精神的核心提炼与群体形象的个性塑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反过来，社会群体精神气质与形象认同的与时俱进也会充分激发该群体传统文化样态中有机因子的活性，反哺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所以，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充分激活传统文化的自生长机制，必须整合专业团队，在对不同社会空间多元社会主体共享的传统文化基因进行深入挖掘与有机提炼的基础上，强化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对社会多元主体有意识有效率的主流引导作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强基固魂”。

其二，以制度为本。作为文化的载体，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软实力，是文化选择、文化引导最有效的工具。习近平同志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17]。在现代化背景下激活传统文化的自生长机制需要一套更成熟、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来强基固本、保驾护航。具体来说可从如下三个方面铺陈展开。首先，要“摸清家底”，即组建专业团队、建立长效机制，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全面普查与系统梳理。这是为传统文化的自我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并为传统文化资源的资本化转化提供新的平台和有利条件的基础工程。其次，要“加强联系”，即提高广大民众优秀传统文化事象的接触频次。如前所述，文化的传承创新离不开人类群体活动的场域保证，要有效发挥传统文化对现代化建设的“软驱动”，必须调整考核机制、落实执行标准，为提升群众与传统文化接触频次提供制度的“硬指标”保障。再次，要“依靠群众”，即充分激发社会民众参与传统文化活动的热情。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应以激励添动力，通过建立健全一系列参与激励机制，更好破解目前民众传统文化活动参与度不高的现实瓶颈。

其三，以生活为根。生活方式是文化精神价值的实现路径。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文化建设的路径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立足人民、扎根生活。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激活传统文化的自生长机制，必须推进传统文化向现代生产生活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体来说，有如下三点思考:

第一，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抢救、保护、传承传统文化，创新传统文化的呈现、体验与接收方式。举个例子，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腾讯公司合作的一个全球试点项目“开放的传统游戏数字图书馆”，这个项目就旨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优势增进民众对传统游戏这样一种传统文化形态的认知与理解，最终以此为突破口推动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2018年9月，在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上，跨越千年的敦煌壁画游戏就是借助这个平台以一种全新的、现代的方式展现在了大众面前。这对于敦煌文化的保护、传承以及对外输出都大有裨益，这就是基于生活层面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创造性转化。

第二，利用大众传媒传承与传播传统文化，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在这方面，主流媒体做得很好，像《上新了！故宫》这档节目，就是以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讲述故宫的故事，并在讲故事的过程中深入挖掘、提炼故宫的文化元素，并且联手知名设计师和高校设计专业学生把这些文化元素充分运用到我们的文创产品中，设计出了很多能引领热潮的文化创意衍生品。这种“文化探秘+文创运营”的节目架构使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发展链条，既有内容，也有产品，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传统文化“生产性保护”的尝试。

还有之前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百家讲坛》《中国记忆》《舌尖上的中国》《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经典咏流传》等等，都是以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为核心元素，通过创意打造成知名文化品牌，社会效益非常好。

第三，利用现代生产技术改良传统生产业态，实现传统文化产业的现代转型升级。比如说被誉为中国“五大名瓷”之首的河南禹州的钧瓷，历来都是皇家的珍品瓷器，这种瓷器的配釉很复杂，在烧制的过程中对温度的控制要求非常高，所以历来都有“十窑九不成”的说法，成品率非常低。现在，研制者们经过科学的探测与分析，不仅研发了很多新的釉色品种，还对整个烧制过程进行了优化，把煤烧变成液化气烧，不仅成品率很高，整个艺术性也大幅提升。这就是新旧动能的转换，是对传统烧制工艺的一种创新性发展。

五、结语
现代化建设的探索性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物质与非物质性，决定了此二者兼具“社会变量”之特性，要在尊重两社会变量各自发展惯性的基础上，最大限度调和二者的运行轨迹，将具备核心社会资本特质的传统文化作为生产要素链接到现代化协调均衡发展的整体建设规划中，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动态求解的时代命题。本文把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视为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精神—制度—生活”三大文化基干是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稳定系统，而叠加单元的起兴往复与螺旋演进又使该系统在文化要素的增减损益中实现了旧文化要素的扬弃与新文化要素的兼容，以及旧系统结构的消解和新系统结构的重构，由此试图廓清传统文化自我生长的规律机理，并建构其传播传承的基因序列。

但现代化的关键在人，传统文化与现代融通的关键也在人，在现代化背景下激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自生长特性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充分发挥文化服务社会、教育民众、引领发展的功能，探索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在析论传统文化自生长特性机理的基础上，重点培育民众的传统文化自觉意识。综上可见，文化的生命力内生于生活，从生活中来，最终也要到生活中去。所以，对民众传统文化自觉意识的培育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从生活中来”的文化实践阶段，即我们必须要从生活中提炼我们的传统文化基因，由表及里来养成我们的传统文化自觉。而第二个，是“到生活中去”的文化反哺阶段，是由内而外文化再生发的过程，而在这一来一去之间，我们的文化精神会得到升华，我们的生活方式也会得到优化。但当前，我们传统文化的建设还处于第一阶段，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明确我们目前仍处于第一发展阶段的文化现实。同时，我们也要明确我们未来的战略制高点在哪里，那一定是“到生活中去”，因为文化无论多么高深，其最终必将落脚于生活，沉淀于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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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7.017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07-0144-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传统文化的传承机制研究”（13CSH065）。

作者简介：陈俊秀（1983—），女，湖北天门人，社会学博士，中共武汉市委党校副教授。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