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对新时代再全球化的意义刍议 □王旭琰 （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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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对新时代再全球化的意义刍议
王旭琰

（华北电力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206）

[摘 要]当下各种逆全球化现象不过是全球化的阶段性调整，全球化将在新的世界格局下重新进行组织。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继续支持全球化，中国模式在第三世界形成示范效应，都将改变近代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属性；在社会矛盾的压力下，新自由主义“小政府”或将进行国家职能重建，再全球化将随之进入利益协调阶段；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崛起和新兴工业国家谋求世界地位提升的努力，正在改变全球化“中心—边缘”格局，再全球化将更趋国家间平等；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更多内陆国家进入全球化进程，再全球化将突破近代全球化的海洋属性成为海陆融合发展的全球化。再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在发展动力、发展模式、发展理念等方面都将作出重要贡献。

[关键词]再全球化；中国崛起；利益协调；海陆融合；“一带一路”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逆全球化一直是国际政治经济的核心议题之一。近几年，逆全球化又有加速之势。经济上，全球贸易增速显著放缓，跨国投资规模持续收缩；政治上，英国“脱欧”使欧洲一体化遭受重创，特朗普以反主流的姿态当选为美国总统助推欧美民粹主义愈演愈烈；特别是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推动者，美国不断升级贸易保护主义，实施本国优先政策，让持续数十年的全球化乐观主义迅速崩塌。然而在谈论逆全球化之前，应当对全球化在两个层面上加以区分。在第一个层面，全球化被用来描述近代以来各民族和地区“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1](p276)逐渐代替、分割的世界逐渐融为整体的总趋势。但在此总趋势之下，全球化又不断经历着“快速扩张—收缩调整—进入新一轮扩张”的循环，因此产生了第二个层面的全球化，即人们往往把上述循环中的快速扩张期称为全球化。作为人类发展总趋势的全球化，既不可能终止，也难以逆转，而作为特殊阶段和特殊形式的全球化则可能出现收缩调整。所以当前的逆全球化不过意味着19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积累的矛盾在旧框架下已不可调和，进入了调整期，而全球化将在新的世界格局下重新进行组织，我们姑且将这一重组过程称为“再全球化”。

历史总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为自己开辟前行的道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积累的矛盾尚未解决，这些矛盾解决的方向便为再全球化规定了可能的发展进路。而一些推进再全球化的积极因素也逐渐显现，包括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迅速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成为塑造再全球化的主体力量之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变革性力量正在积累，第四次工业革命蓬勃发展，将在新的生产力基础上重新塑造全球化架构；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推进，为再全球化提供了现实的发展路径等。因此，当下我们梳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乃至近代全球化产生的各类矛盾，并结合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来探讨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对我们把握未来大有裨益。

一、中国参与的再全球化将赋予全球化以更多的社会主义属性
近代全球化从本质上来说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其动力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蕴含的资本无限积累的趋势。商业资本主义时期，为了扩大远程贸易规模，增加贸易顺差，来自伊比利亚半岛、尼德兰地区的商船奔波于各大陆沿岸及岛屿之间，出现了大西洋奴隶贸易、印度洋香料贸易和太平洋白银贸易等，增加了各大陆之间的商贸往来。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工业资本要求世界市场按照工业环节把不同的区域按照“原材料供应—工业制成品生产—消费市场”进行组织，所以先发工业国家把殖民地按照工业原则改造为倾销市场或原材料供应地，掀起了一波以殖民侵略和资本输出为表现形式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则以国际资本跨国投资为基础，形成以产业链为核心，包含生产、服务、交换、消费各个环节在内的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全球化。历经三波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方不断成熟并推广至世界，程度不同地改造了各地的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不只是经济自发的过程，其中充满了强制和压迫。西方资本确立竞争优势后，就要求世界形成统一的自由市场制度，若后发国家存在非资本主导的生产组织时就动用霸权力量摧毁之，若存在阻碍资本自由积累的制度就强迫它们改革之。经济上，国际资本要求自由市场经济，对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设置贸易歧视政策，要求进行私有化、市场化改革，要求资本市场无条件开放。政治上，要求实行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民主政体，对各种非民主政体不惜使用经济制裁、签订附带政治要求的援助协议、支持反政府组织、政权颠覆、军事威慑等方式迫使这些国家改变其政权形式。西方所推广的所谓民主政体实际上是一种弱国家制度，这种制度对国际资本难以组织起有效的反抗。理论上，发达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经验被规范化和理论化，上升为国际共识和普遍准则，指导后发国家的发展。而这些理论和准则又往往是片面的、脱离后发国家社会实际和发展阶段的、或本身就是刻意制造出来要进行误导的。后发国家发展模式凡不符合这些普遍准则的，都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的排挤和压制。所以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发展模式日益同化，至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在世界近乎取得绝对胜利，撒切尔夫人认为，除了资本主义世界别无选择，福山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于资本主义，尚存的一些非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都是全球化将要解决的问题。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使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副产品，即社会主义运动，并且随着资本主义从西欧扩张到全球，社会主义也从欧洲政治发展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虽然社会主义一度对世界资本主义形成威胁，但在1980年代末，已坚持70多年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非但没能阻止资本主义发展大势，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反而成了历史终结论的注脚。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世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全部跌入低谷；经济危机蔓延至政治生活领域，西方民粹主义兴起，这又让西式民主备受诘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重回大众视野。

与资本主义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经济延续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势头，虽然2008年后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但在世界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的相对增长反而更加醒目。2008至2018的十年间，中国经济规模从美国的30%增长至2/3，从世界经济总量的7%增长到16%①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8年，中国GDP为4.6万亿美元，美国GDP为14.7万亿美元，世界经济总量63.6万亿美元；2018年分别为13.6万亿，20.5万亿，85.8万亿。详见世界银行网站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i ... Popular-Indicators.，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则达到30%。中国“事实上稳定了全球资本主义”[2]。中国经济上的迅速崛起打破了自冷战结束以来对欧美资本主义的制度迷信，社会主义走过20多年的低谷期终于重新焕发生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验的核心就是如何利用和驾驭资本，让资本摆脱纯粹的私人财富积累的属性，而为社会总体服务。公有制为主体从所有制关系上遏制资本为私人牟利，使资本积累的结果能够服务社会总体福利的增长；同时鼓励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利用资本发现机会、增加多样性、鼓励个体创造性和积极性等正面作用；国家宏观调控，是在利用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基础上遏制市场的盲目性、滞后性，以及周期性和结构性失衡等缺点；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这一经济体制表现出很强的战略性，在引进和利用国际资本时具有明确的国家发展目标，同时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经济的独立；共产党政党建设的目的不仅在于提高党领导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参与全球化的能力，而且旨在维护社会主义经济为社会总体服务的政治性，防止内外资本对该制度的颠覆。

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行之有效，在第三世界国家基本上被国际资本改造为全球供应链上的某个环节时，中国维护了作为主权国家的独立性，也坚持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属性。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孤立于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不同的是，中国经济上的崛起是在积极参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实现的。所以当中国开始在全球化中谋求更大影响力时，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属性开始改变，再全球化即便不是进入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阶段，也会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同一经济体系下并存的发展阶段。

在世界范围，中国的实践经验“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3]。中国道路开始展现出很强的示范效应，亚非拉许多工业化进程受挫的国家逐渐转向学习中国经济建设经验，如非洲近些年的发展明星埃塞俄比亚坚持发展型国家政策和经济开发区建设，都闪现着中国发展模式的影子。其实在后发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崛起过程中往往存在国家主义的传统，政府而非市场发挥着核心的组织功能。不论是调度资源、制订发展计划、进行资金支持、发展国际合作、出台激励政策、支持优势产业等，政府充当有为主体；甚至涌现出一批“国家龙头企业”（未必是国有企业，但一般受到政府特殊支持）、国家发展银行、主权投资基金等与国家行为紧密联系的经济主体。近代德国崛起时，李斯特反对英国的自由主义，他批判自由主义是“支离破碎的狭隘的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把人类想象成处于没有分裂为各个国家的情况下与社会（即全人类）进行着自由交换，……但是在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还有一个中介者，这就是国家。”[4](p152)当然，彼时德国的国家主义与中国的差别在于德意志国家作为资本总体，为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服务。

与英美发达国家一样，当中国经济开始全面“走出去”，中国经济制度也会随之外溢。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其运行方式显示出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特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大多数项目都是在国家间协议框架下进行。在政府合作协议之下，政府和国家资本的战略性项目与市场和民间资本的一般性项目结合起来，前者划定合作范围、制定长期规划、调动国有资源，为进一步的民间投资和经济合作奠定基础。这一运行机制引入国家的经济组织功能，以国家为中介和桥梁开展国际合作，这不同于英美发达国家主要以私人资本如跨国公司作为对外投资主体的方式。只有在资本和世界市场之间加入作为一国利益总体的国家，才可能为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发展水平和文化特点探索非欧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留出制度空间。未来第三世界国家有可能结合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特点，在广泛吸取欧美资本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现代化模式。这样，再全球化将突破资本主义属性和资本主义单一模式，成为包含欧美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各种与本国文化和国情相结合的探索型模式在内的多模式并进的全球化。

二、中国参与的再全球化将更多发挥国家调节经济关系的积极职能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国家干预经济、干预社会的功能全面萎缩，这不是新自由主义教条“小政府，大社会”的影响，而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阶级关系和国际关系变化的必然结果。

过去40年，资本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降低社会生产的劳动力成本、税收成本、环境成本、政策成本等，实现了资本收益的增长。而劳工面对全球流动的资本，议价能力显著削弱，复杂的国际分工体系使得劳动者的联合远比大工业时代更为困难。因此，阶级分化和贫富差距扩大成为资本全球化的伴生现象。当前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萎缩和无产阶级贫困化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雪上加霜的是，作为协调利益分配的国家税收机制也越来越难以有效运行。“国际税收秩序的传统结构为跨国公司侵蚀税基和转移利润的行为提供了便利……据估计，平均而言，跨国公司50%的海外总收入在实际税率不足5%的管辖区报税”[5]。税收减少，国家就无法通过内部的财税转移支付和社会福利制度来矫正经济关系中的不平衡结构。原来凯恩斯主义政府的传统功能，如经济调控、社会福利、利益协调、群体认同乃至某些安全领域，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中逐渐从国有部门转移到私人市场或民间社会。这一趋势被意识形态化为“小政府、大社会”以粉饰其合理性。

资本主义政府税基减少之后，已经萎缩的社会福利支出和政府行政支出越来越多地依赖政府债务来支持，这又形成了政府对金融垄断集团的依附，进一步削弱了国家的相对独立性。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时期，政府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在阶级运动和各种社会运动的压力下，通过数次改良形成了利益协调的机制，在形式上还表现为社会总体利益的代表，那么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政府已堕落为少数金融寡头的工具。这一点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的救助行动中清楚地展现出来。危机后美国政府用政府信用为大资本背书以降低大企业大机构破产的风险，不惜造成政府债务飙升给银行投入巨额资金，中央银行直接越过商业银行系统向企业和机构大量注资……这些政策被称为“用纳税人的钱为华尔街的投机商买单”。但是政府在增加就业、社会救助、补充养老金缺口等与普通劳动者相关方面却表现得十分吝啬。所以在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大衰退中，美国金融体系不到两年就有了显著的改善，而失业率却用了八年时间才降到危机前的水平。

国家在政治上被严重资本化，就必然压制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所以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相悖的是，自由主义国家却变得“独裁、压迫和反民主”[6]。欧美发达国家底层民众不仅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受害者，而且他们也失去了在既有国内政治框架中改变他们困境的可能。在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期间失业群体频繁制造枪击案、2011年民众发动“占领华尔街”运动、2016年“铁锈带”选民支持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均根源于美国民众对资本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利益的重大分裂、对国家极度资本化和对政治保守主义的反抗。

再全球化要在化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内在矛盾的基础上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必须缓解已然十分严重的利益对立。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协调阶级利益的中介功能重新被重视。在公共政策领域，危机爆发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议题开始从强调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论题转向主张政府实施各种政策进行社会保护。在理论界，国家重新成为世界政治的核心，国家主义正在回归。目前关于国家的观点与全球化鼎盛时期已发生变化，认为国家依然重要，大量社会问题特别是利益协调只能在国家的框架中解决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甚至早在2004年，历史终结论者福山就在强调国家构建在政治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批评世界政治中“对‘大政府’的批判，以及尝试将各类事务从国有部门转移到私人市场或民间社会”的趋向，“尽管国家在某些方面需要削减，在其他方面却需要加强”[7](p1-2)。未来国家职能重建将是国家发展的重要议题，各种斗争也将围绕这一议题展开。

对国家职能的强调带来的问题是，未来各国会不会走向孤立主义，世界再次进入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对立的状态？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在《全球化4.0要求这样的治理模式》的演讲中讲到，“随着越来越多的选民要求从全球势力手中收回控制权，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在一个要求合作的世界中恢复主权”[8]。未来并不是要反对全球化，而是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国内政治协调，保障每个人在国家内部的利益和安全。其实在全球化时代，国家要成为国内各阶级利益协调的中介，也就必须要成为全球化中各国家利益协调的中介，比如在跨国公司的税收问题上，只有在世界范围建立统一的税收准则，跨国公司母国才可能增加征税而有能力缓解社会矛盾。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需要国家间进行利益协商的领域将越来越多。

在中国主导的国际合作领域已然出现国家职能加强的趋势。如前文所述，“一带一路”的组织方式，即通过政府实现国家间能源、基建、资金、技术等多方面的战略合作，将加强相关国家政府的经济功能。当政府成为国际合作和经济建设的底层规划者和直接参与者时，它也就获得了相对社会更高的权力和进行利益协调的能力。当然这只是阶级利益协调的前提，至于能否实现利益协调缓解阶级对立，则进一步取决于国家的民主化改造，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普遍资本化的国家改造为阶级利益民主协调的中介。这样，如何在国家内部进行政治行动以推动政治变革又成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议题。而且这种探索更加本土化，它取决于各国劳动者的组织程度、民众参与政治活动的传统、资本对本国政治的控制程度、当前可调用的经济资源的规模等诸多条件。不少国家正在通过不同的方式降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利益分化：2018年末法国“黄马甲运动”和工人罢工游行表现出工业时代阶级运动的方式；中国的精准扶贫依然延续政府主导、全社会动员的方式；一些非洲国家则在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之外积极寻找更符合本地的可持续发展的减贫方式；也有些国家和地区因为利益分配与种族、宗教、难民等问题互相交织而使利益协调变得复杂……更多寻求利益协调的方式还需要在新的政治动向下继续探索，但从趋势上来说，我们借用波兰尼钟摆运动的说法，再全球化将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极力强调释放市场力量的一极向保护社会的一极回摆，各国将在保护社会和参与全球化之间寻找新的平衡。

三、中国参与的再全球化将以更平等的体系改变“中心—边缘”格局
全球化不仅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输往世界各地，同时也按照资本剥削的需要把世界改造成一个不平等的结构。自近代始，世界加速进入不平等的结构。在殖民主义时代，西欧国家藉先发优势，在全球化过程中对其他民族进行殖民统治实现超经济掠夺；帝国主义时代，发达国家通过过剩资本输出对殖民地进行资本控制，这是在加强和扩大殖民统治的同时实现了对殖民地的双重控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虽然前殖民地纷纷独立获得国家主权，但发达国家依然通过全球产业链控制、不平等的贸易规则、金融制度优势、军事威慑等方式控制全球价值流向，大量发展中国家又陷入依附性发展、不发达的发展或长期经济停滞。民族和国家之间形成压迫和剥削，这种关系又逐渐被系统化和制度化，也就是形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这一直是全球化的另一面，对依附论者而言，这一个面向才是全球化的本质，如萨米尔·阿明便认为所谓全球化就是指国际垄断资本“对资本主义边缘地区的生产系统施以控制的一系列要求”[9]。

在“中心—边缘”格局中，边缘国家能否解决欠发达和贫困问题呢？20世纪七八十年代依附论者和世界体系论者根据二战后前殖民地国家工业化尝试的失败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对边缘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发展前景不甚乐观。但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强化“中心—边缘”格局的同时，一些改变这个格局的因素也出现了。新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边缘”的框架下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

第一，在尝试各种反抗中心国家的压制失败之后，发展中国家为了改变不利地位开始超越国家边界抱团取暖。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区域经济集团化也快速发展，如阿盟、东盟、非盟、南美国家联盟、上合组织等，或新成立，或通过改组，或注入新的活力，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平台。特别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断崛起，在世界经济和国际事务中谋求更多话语权。这一趋势正在改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力量对比，缩减二者之间的力量差距。2008年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目前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已超过世界经济总量的50%，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更是达到80%，这是它们改变世界体系“中心—边缘”格局的坚实基础。危机以来，G20峰会代替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正是对新兴工业国家在全球地位的承认。

第二，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东亚经济整体增长和随后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中心的崛起，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史无前例地出现了资本积累中心的分化，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资本积累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产业资本积累的分离①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中提出世界资本积累中心的分离，但在该书中阿瑞吉主要讨论的是美国金融资本积累中心和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产业资本积累中心的分离，而近些年，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被中国所替代，这一问题的讨论又围绕中美展开。。所以传统的中心国家集“生产—商业—金融”优势为一体，而边缘国家围绕中心国家需求进行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供给的格局发生变化。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中国通过超大规模的制造加工，与原材料供应国（如俄罗斯、巴西、石油出口国等）和部分发达国家的相关设备制造业（如日本和德国的高端设备产业、韩国的芯片制造业等）形成了基于生产供应链的紧密的经济联系。中国成了世界经济的“枢纽”[10]，世界经济正在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转变为双循环结构，“中国一方面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大规模的技术、资金和产品以及服务的贸易循环；另一方面，上述循环又促使中国与不发达的亚非拉国家之间形成以制成品和原材料为主的贸易循环”[11]。

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中心的崛起，引起世界体系中心国家优势的裂解，直接影响着当下全球化南北关系的走向。客观方面看，亚非拉国家在面对外部市场需求和资本输入时多了一种选择，从而能争取于己有利的谈判条件。很长时间以来，亚非拉国家严重依赖发达国家垄断性的资本和技术输入；而现在，中国有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积累，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技术体系，也已成为净资本流出国，而且中国的经验也更符合亚非拉国家的发展阶段，所以中国也成为亚非拉国家合作的选择之一。近十年中国对东南亚和非洲国家进行了大量投资，在一些国家已经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它们的基础设施条件和加工制造技术[12]。同时，近年不少国家，如菲律宾在国家战略选择时，与中国加强经济关系获得更多的投资和合作，俨然已成为其发展经济和摆脱美国控制的更加务实的选择。主观方面看，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提出了“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以替代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基本原则，以改善不平等的国际关系。这些理念逐渐被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认可。中国之所以能够提出上述理念，自然有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世界产业资本积累中心，自然要求产业链上各国家和地区紧密合作，并把它们视为利益共同体。所以中国倡导的全球化只能是更趋平等、更加和平的全球化。相应地，美国作为全球金融资本积累中心，当它的资本积累运行不畅时，就会表现出金融资本掠夺性和军事霸权强制性的一面。

中国崛起的同时，美国霸权受其经济掣肘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明显下降，越来越依赖其霸权的强制性，这也正预示着美国霸权衰落进入加速期①按照沃勒斯坦的理论，霸权国家的优势按照生产、商业（包括金融）和军事的顺序依次丧失，所以霸权衰落需要经历两次危机，一次是社会生产危机，一次是金融和军事危机。。所以不论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抑或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还是发展中国家改善全球治理的努力，均指向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经济关系。这种世界经济关系的维护，也将越来越多地依赖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而非霸权国家的军事强制或威慑。一个国家和民族间压迫和剥削关系进一步削弱、发展中国家地位进一步提升、国家间趋于平等的全球化变得前景可期。

四、中国参与的再全球化将突破全球化的海洋属性而走向海陆融合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作为近代以来全球化第三波②第一波全球化指新航路开辟后的远程贸易大发展时期；第二波全球化是十九世纪末开始的瓜分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时期；因此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被称为第三波全球化。，给人们形成印象似乎它已实现了《共产党宣言》中对世界市场的描述，即“一切国家的生成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p276)，似乎整个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已被深深嵌入世界市场之中。然而，在融入全球化的程度上，地区之间有天壤之别，有些地区已被彻底全球化，离开世界市场便不能进行独立生产，甚至其经济本身就建立在服务世界市场之上；而有些地区依然处于半隔绝状态，除与外部世界进行少量物资交换，其生产形态更接近传统社会而非现代社会。这种差别呈现出明显的地理分布特征，前者集中在临海近海区域，而后者多深居内陆地区。

全球化程度的地理性差异源自全球化明显的海洋属性。自大航海开启人类近代史以来，世界市场经历大西洋三角贸易、太平洋贸易和全球贸易，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但其始终与海上贸易相联系，海上航线是沟通世界经济的大动脉。全球化的海洋属性表现在诸多方面，如近代对海洋的认知实现了从“陆地的地理屏障”到“全球可达之通途”的转变，所以陆上邻国可能比大洋彼岸的经济距离更加遥远；财富观念从土地、人口等附着于陆地的物质形态逐渐转向依托海洋的国际贸易本身，所以出现了重商主义；海洋属性也表现在近代霸权国家的全球军事力量模式上——霸权主要是对海（二战以来拓展到海/空）权的垄断性控制，而非对陆地的直接占领。历史上，霸权国家西班牙、英国、美国都具有压制性的海军优势，其核心功能就是控制全球重要的海上航线，把海上贸易安全作为重要的全球公共品，同时确保可以随时切断敌对国家的海上贸易以达到遏制对手的目的。

全球化的海洋属性让世界经济版图和人口分布版图也呈现出相联系的特征。世界公认的24个发达国家几乎都是海洋型国家；追求经济发达的大陆型国家则必须有足够而可靠的出海口；发展中国家经济较为发达的板块也多集中在沿海地区，如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印度的西海岸地区和插入印度洋的南部都市圈等；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所建立的出口加工区、自贸区等也必然集中在海上交通便利的港口区。经济分布又通过就业吸引等方式影响着人口分布，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吸引了世界超过一半的人口聚集在距离海岸线两百公里以内的区域。

全球化时代，靠近海洋、拥有良港（或可方便地与港口接驳）成为一国经济接入世界经济的必要条件，那么广大的内陆国家和地区参与世界经济的机会相对匮乏且成本较高，就形成了美国战略家巴尼特所说的“断层国家”，即没有充分参与经济全球化而未能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它们主要集中在中亚、中东、除地中海沿岸和南非的整个非洲大陆、拉美的安第斯山脉地区等[13]。这些地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中属于发展受挫的地区：撒南非洲由于欧美国家撤资，整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投资长期停滞；拉美国家在80年代债务危机后陷入拉美陷阱，至少经历了两个失去的十年；中东、北非地区在西方的干预下成为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策源地；中亚地区长期处于经济落后和发展停滞的状态。因此，全球化虽已经历五百年发展历程，却远未达到前人们所预期的所有民族、国家和地区被卷入的广度和深度，而是形成明显的地理性差别，这种差别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甚至发展成严重的地理性对立，上述所谓“断层国家”成为全球安全不稳定因素的重要来源地。

然而，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能够深入内陆的铁路技术在不断挑战海洋经济在运输、贸易上的绝对优势。德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3B”铁路建设，挑战英国对地中海和苏伊士运河航线的垄断地位；苏联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建设，既拉动了苏联内部经济增长，又在后来的苏德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然而德国和苏联先后在大国竞争中失利，欧亚大陆的内陆经济一直未得到充分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跨国公司建立了全球供应链，国际贸易量急剧增长，沿海经济相对内陆经济的优势更加凸显。直至近期，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获得技术突破的互联网技术和高速铁路技术，从时间和空间上极大地便利了内陆国家间的经济交往，再次对基于航海技术和海运成本优势的海权形成竞争。

大规模跨国基础设施建设很大程度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输出和资本投资。过去三四十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完成了向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转型，它们对域外基础设施投资的动力和能力明显下降。这种状况直至近些年随着中国基建产业“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出现新的发展动向。

2008年以来，中国基建领域融合新兴技术，水平快速提升，高铁产业和铁路集装箱迅速发展，货运速度显著提升同时成本大幅降低，提高了陆上物流效率和经济效益。中国基础设施相关产业也达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中国水泥、钢铁、铜等的消费量均达到世界产量的一半，中国高铁从无到有十年间修建里程就超过世界总里程的60%。当中国这些优势产业和从中国国内市场来看逐渐过剩的产能在2013年被统一规划进“一带一路”建设蓝图中时，中国基建开始“走出去”，不仅面向亚洲、中东欧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逐渐进入非洲、南美和南太地区。欧亚非大陆铁路网以及铁路与港口接驳，将极大增加内陆地区之间以及内陆地区与外部世界的商品贸易和经济往来，让内陆区域融入新的全球化进程。这为深居大陆腹地、在前两波全球化浪潮中未能成功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和地区，搭载经济全球化快车发展本地经济提供了新的机遇。

正是在此意义上，郑必坚和李君如高度评价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认为就世界经济而言，“一带一路”整合了集装箱海运、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空运、互联网等新老工具全方位打通海洋经济和内陆经济，从而带动欧亚大陆从东到西，直至非洲、美洲的经济合作和发展，标志着“经济全球化正在由海洋经济全球化迈向海陆经济全球化”[14][15]。汪晖也是在此意义上，认为若“一带一路”建设成功，不仅给中国带来巨变，也将为人类历史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由交通主导的工业资本主义对内陆文明的绝对主宰性、压迫性、霸权性”终将消失，“从16至19世纪，欧洲，以及后来以美国为中心的海洋中心论”也必然走向终结[16]。届时，全球化将是海洋国家和内陆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参与，从而使辐射范围更广的全球化。

五、小结
毋庸置疑，全球化已进入转折期。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积累的各种矛盾全面爆发，出现了某些逆全球化现象，然而一些推进再全球化的积极因素也逐渐显现。中国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崛起，成为影响再全球化未来趋势的重要因素。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化，将改变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属性，中国经验也为后发国家通过全球化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更多的路径选择；再全球化将在阶级矛盾的压力下改变新自由主义时期“小政府”的传统，普遍的国家职能重建将使全球化进入利益协调阶段；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崛起和新兴工业国家谋求世界地位提升的努力，将改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再全球化将更趋平等；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将突破近代全球化的海洋属性，随着更多内陆国家进入全球化进程，再全球化将成为海陆融合发展的全球化。新的时代才刚刚开始，新的动向不过始露萌芽，国际形势却瞬息万变。全球化未来发展趋势虽然可以从现有矛盾的解决以及客观条件所规定的矛盾可能解决的方向去探寻，但再全球化的发展一定充满曲折。至于中国参与、推动的再全球化能否实现对以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超越，还取决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持续的发展动向，更重要的，也取决于中国对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制度的持续探索和完善，以及如何将中国内部制度进行合理的外部化，使之不仅适应外部形势，同时也符合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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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汪晖，臧小佳.走进“一带一路”：跨体系的文明交汇与历史叙述[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7.008

[中图分类号]D5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07-0065-09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生产资本与金融资本分流背景下的中国大国战略与美国霸权之差异研究”（17ZGC01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2019MS065）；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与国际传播协同创新中心项目“习近平‘新时代’论断的世界历史根据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旭琰（1983—），女，甘肃庆阳人，博士，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