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正义之思：从马克思的观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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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的正义之思：从马克思的观点看
王莹莹，张晓东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00241）

[摘 要]在当前关于全球正义的论辩中，诸多不同阵营的学者著书立说，而马克思的理论却不显见。挖掘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参与全球正义论辩，是一次重要尝试。这既可以从实然的角度准确阐释全球化的本质，又可以从应然的角度思考何种方式才能真正地达致全球正义。纵观马克思的理论，他的视野不局限于一国或某一区域之内，而是主张“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面对棘手的民族问题，他既承认民族文化、历史和语言具有的重要性，又指出民族问题的产生实际上同不公平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相关。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但是他肯定不满足其他全球正义论者的谋划，而是致力于消除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超级剥削”和更好地促进和实现人类繁荣。

[关键词]马克思；民族国家；全球正义；世界主义

在当前关于全球正义问题的论辩中，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群主义，抑或后现代主义等不同阵营的学者著书立说，积极参与，主动发声，这些争论至今方兴未艾[1](p6)。吊诡的是，这里面几乎没有马克思主义者的身影[2]。换句话说，马克思和他的理论在全球正义的讨论中是不在场的。人们不禁会问，面对日益密切的全球政治与经济合作，马克思的理论过时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已察觉到来势汹汹的全球化浪潮：“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3](p404)另一方面，比起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近两百年来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人类社会的面貌虽然已经焕然一新，但是世界性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暴露出全球生产能力过剩与消费能力不足的严重冲突，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预测是对的。而且，与数百年前相比，全球劳动者的工资得到显著提升，但是同资本家赚得的利润比起来仍有天壤之别，这激发了工人阶级跨越国家边界联合起来，通过持续的抗议与罢工等方式控诉分配不公。不仅如此，最近几十年国际社会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生产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国家将生产安排到那些工资更廉价的地区，以提高利润率和增加剩余价值，相应地导致“对被压迫国家及其劳动力的超级剥削”[4](p45)。

基于此，挖掘马克思的理论资源，探讨他将如何参与当前全球正义的论辩，从而将这两个在很多人看来不太相关的话题联结起来，是一个重要的尝试。有人可能质疑说，马克思的理论从来不诉诸“正义”，但是笔者将指出，这种质疑站不住脚。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不仅诉诸正义，还尝试将正义范围从国内扩展到全球。从马克思的思想出发讨论全球正义，既需要分析棘手的民族问题，还需要阐明他是一个什么意义上的世界主义者。本文将依次讨论这些话题，旨在表明马克思那里有充分的理论资源，可以为我们正确破解全球正义难题提供支援。

一、马克思的正义范式：一般的与高阶的
要让马克思参与当前全球正义的论辩，首先要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那里根本没有规范性的正义观，他也从来不诉诸正义来批判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主要包括塔克尔（Robert Tucker）、伍德（Allen Wood）和布坎南（Allen Buchanan）等人。这种观点虽然让很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感到讶异，但却有经典文本作为支撑。例如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公平分配”进行了严厉批判：“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的‘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的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法的关系吗？”[5](p361)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一定社会结构的上层建筑，正义绝不可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本身，正义必须内在于具体的、历史的生产，因而只能根据正义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中的功能来看待正义概念。用伍德的话说：“法权制度在社会生活中仅仅扮演次要的角色；与以往大多数社会思想家的倾向不同，他（马克思）觉得作为社会合理性尺度的法权概念并不那么重要。”[6]

我们可以把这种观点称作马克思正义的“一般范式”，即不可能存在一种独立的、外在于社会生产方式的，或者说超越历史时代的正义原则。正义不可以用来抽象地衡量一切制度，它只是在特定生产方式背景下人们思维的反映，尝试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抽象出来的正义原则，都将是空洞和无用的纯粹理性形式。马克思在很多文献中都主张这种正义的“一般范式”，他在《资本论》中也说道：“同吉尔巴特一起说什么天然正义，这是毫无意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7](P379)

但是，笔者认为，就像马克思的理论本身就充满张力一样，正义这个概念在他那里也有另一副面孔，即一种不同于“一般范式”的“高阶范式”。这表现在马克思时刻展望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好的社会体制。在《资本论》中，他对资本的内在逻辑进行了严厉地斥责，指出资本家在剥削和侮辱工人阶级，剩余产品是“资本家每年从工人阶级那里夺取的贡品”。不仅如此，资本家还用“抢劫”和“盗窃”而来的剩余价值继续购买追加劳动力，“甚至以公平的价格来购买，就是说，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这仍然是征服者的做法，他们乐于用从被征服者那里掠夺来的货币去购买被征服者的商品”[8](p618)。从马克思的描述中不难看出，他将资本主义看作是不道德的制度，同时预设了一种值得追求和向往的“更高阶”“更好的”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

伍德等人或许会回应说：从更高阶的社会形态来指认资本主义的不正义，与马克思的本意相冲突。因为马克思确实在很多地方反复地、充满激情、和愤怒地将资本主义谴责为一种非人道的社会体系，但这些仅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解释和描述，而不是某种道德认识论。这意味着，只要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马克思就不会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尽管资本家实际上在无情地奴役着无产阶级。资本家如何对待无产阶级属于事实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正义与否是属于道德评价，事实与价值之间有不可跨越的鸿沟。换言之，描述正义或道德在社会中的功能是一回事，针对正义断言的规范性评价则又是另一回事。

面对这种回应，我们可以这样反驳：马克思并不完全是开展价值无涉的社会学研究。例如描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时，他说“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在劳动“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个人实现全面发展的时候，才算得上“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5](p365)。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要做出某种比较，指明共产主义社会要比资产本义社会更平等，更自由，更有助于满足人的需要和达到自我实现。通过批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在表达关于自己未来美好社会的看法，畅想一种更加人道的分配方式，即他提出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纵观人类社会史，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一直在追求更好的社会，努力实现“正义的增长”。不管伍德如何反对，我们都会做出这个社会比那个社会更好的价值判断。所以，当伍德说马克思不从正义之类的道德层面，仅仅从物质资料生产层面去批判资本主义时，并不能掩盖马克思同时在运用一种“更高阶”的正义范式，即用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准去评判当前社会。所以，笔者同意埃尔斯特（Jon Elster）的说法，“马克思可能认为他没有正义理论，但他实际上所做的种种分析，只有当我们把这种理论赋予他之后才是可以理解的”[9]。

因此，马克思那里有“一般的”和“高阶的”两种不同的正义范式。“一般范式”正是伍德指认的，不应“神秘化”和“神圣化”正义概念，这表现在马克思常常把正义看作受生产方式制约的法权概念。“高阶范式”则表明，还有另一种解释，即马克思也一直在做“共产主义社会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跨时代的规范性评价，这标志着在正义上的“增长”。由此，马克思既对正义做出社会学的解释，又赋予正义规范性的评价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完全能够参与正义问题的大讨论，因为正义具有“一般”和“高阶”两种不同的解释范式。这让我们回想他的经典名言，“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p140)。借助于这两个范式，既可以从实然的角度准确地阐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实质，又能从应然的角度思考通过何种方式才能真正地达致正义，促进和实现人类繁荣。接下来本文将挖掘马克思的理论资源，描述他的视野如何从国内扩展到国际层面，继而探讨他会如何看待全球化引发的民族问题，最后论证在什么意义上马克思是一个世界主义者。

二、从国内到国际：马克思正义视野的扩展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的思想演变中，“全球化”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参照。马克思在他的时代就已经认识到生产的发展与资本的扩张将推动全球市场的形成，在全球一体化时代，亟须一种正义的规范机制。相比之下，当代社会以罗尔斯（John Rawls）和米勒（David Miller）为代表的学者主张正义的场域要被限制在一国之内，不应扩展到全球范围。他们反对全球平等的理由，要么是认为正义概念仅仅适用于自我封闭的合作型社会，实施正义要求一种强制性的社会制度，国际社会不满足这种要求[10](p68)；要么是强调生活在一国中的人们因为分享共同的信念和承诺、历史和文化而具有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构成了各种特殊的义务或责任[11](p27)。

马克思肯定强烈反对罗尔斯和米勒的观点。资本和生产的全球化已经成为既定事实，它不仅推动了国家及其人民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大规模的互动合作，也促使达成某些强制性的协议与秩序。例如联合国主导下的维和行动，和世界贸易组织具有的强制约束性等。尤其是，全球化放大了不同国家在科技发展和控制力量等方面的差距，加上资本与生俱来的国际流通特点，目前的全球秩序确实导致了严重不平等。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没有理由不去调整或改革这种秩序，以缓解和最终消除世界范围内的“超级剥削”。

在马克思看来，道德与正义是马克思处理全球失序的一种尝试。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他深刻指出对一个政府行动的判断“必须以它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和它们同时代的人们的良知为尺度”[12](p287)。针对欧洲上层阶级以无耻的赞许、假装的同情和白痴般的漠不关心来观望俄罗斯侵占高加索和宰割波兰时，马克思起草《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时毅然写道，工人阶级要“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使“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3](p10-11)。

马克思还主张工人运动必须突破国家边界的限制，把国际团结看作是共产主义者的重要使命，所有无产阶级有着“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3](p413)。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认为不同国家的工人解放不是同时完成的，而是首先在自己的国家组成一个阶级，在本国范围内进行斗争。对此《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清楚：“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3](p419)在后来的《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批判拉萨尔狭隘的民族观点时再次强调：“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解放，首先是在现代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同时意识到，它的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所共有的那种努力必然产生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5](p367)

在马克思看来，国家的存在绝不是永恒的真理，而应该把它看作暂时的组织结构，依赖于特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一旦这些条件发生改变，即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国家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实现，尽管资本主义可以促进工业生产和贸易自由，但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一些民族对另一些民族的剥削和压迫不会消失。只有“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5](P419)。

马克思意识到，要实现一个新的全球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容易。虽然全世界的无产者都有共同的敌人——资产阶级，但是资产阶级总是竭力将来自不同国家的无产者分开，以便更好地统治他们。从原则上来说，最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方式当然是他们不分民族与国家地联合起来，但是在与资本家的长久角力中，总是潜在长期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冲突。例如，无产阶级在某一国取得胜利，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很可能给另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施加更大的剥削，又或者是资本家引入国际外来劳工来应付本国的工人运动。在1866年发表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中，马克思分析了该现象，指出“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工人阶级的解放还没有取得什么效果。然而工人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这些国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19](p171)。因此，马克思强调政治运动始终应该坚持无产阶级共同的长远利益至上，压倒狭隘的眼前利益。可以看到，马克思认为要抵抗来自压迫者的“分裂”与“统治”，只能诉诸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即《共产党宣言》中那句振聋发聩的口号：“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3](p435)

综上所言，与罗尔斯和米勒等人明确反对全球平等正义不同，马克思是全球平等正义的坚定支持者，更准确地说，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一方面，马克思意识到资本的逻辑和价值的扩张已经跨越了国界，世界市场的糟糕后果是让很多人不仅暂时地失去作为有保障的生活来源的工作，而且陷入真正的、毫无希望的绝境之中。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无产阶级的解放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3](p166)。国际关系研究专家克里斯·布朗（Chris Brown）一语中的：“马克思的思想原则上是世界主义的，它建立在作为普世阶级（universal class）的无产阶级的团结统一之上，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将使国内与国际的政治化为乌有。”[13](p199)

客观地说，全球化浪潮势必对民族文化、民族认同和民族习俗等造成巨大冲击。很多世界主义者因此断言，全球化进程带来的是民族情感的完全消逝。如此说来，作为一名世界主义者，马克思将如何看待民族问题，成为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三、全球正义与民族问题
毋庸置疑，追寻全球正义，肯定需要认真审视“民族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民族情感、文化和历史等因素，成为追寻全球正义之路的“绊脚石”。在那些被称之为民族主义者的人看来，显然应该更加偏爱与其享有共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的同胞，这种偏爱不会随着共产主义的到来而式微。民族主义者这种看法是建立对民族（nation）和国家（state）的区分之上。严格地说，民族和国家并不是一回事。民族是以语言、历史和文化为基础所建构的，国家则与政治制度和法律强制联系在一起[14](p3)。有人因此批评说，马克思在著作中并不区分民族和国家的差别，而是经常互换使用，民族一词既是国家主权的表达，也是人们对这个团体而非那个团体的忠诚情感的流露，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随着国家的消亡，以语言、历史和文化为纽带的民族情感认同也将烟消云散。

然而这种说法并不准确。马克思的确有时候不做严格区分，例如他给友人帕维尔·安年科夫的信中写道：“难道各族人民的整个内部组织、他们的一切国际关系不都是某种分工的表现吗？难道这一切不是一定要随着分工的改变而改变吗？”[15](P411)信里面的“各族人民”可以理解为“国家公民”，因为不存在国家的话，就无法参与常规的国际活动。但是马克思在另一些时候又区分了“民族”与“国家”的不同。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国家是“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与之相对，“每一个家庭集团或部落集团”则有着“骨肉联系和语言”等各种现实的联系[3](p164)。这表明，以文化、历史和语言为纽带的“民族”与强调政治统治为特征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工业的发展会加速国家的消亡，世界市场的形成把所有政治国家合并为一个单一的经济整体。所以，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在马克思那里“民族”和“国家”是混淆不分的。

那是不是像民族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民族性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集体意识，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一直存在[16]？笔者认为，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民族意识和认同也会消失。在他看来，民族性归根到底是由统治阶级在保持和巩固他们的权力时所激发，在资本主义社会，民族性作为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内容，是建立资本主义秩序的必要基础。所以，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每个民族都会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历史过往以及语言文字有很大的依恋与认同，但是这种依恋和认同仍是由特定的经济状况决定的。一旦工业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由于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以往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逐渐被各民族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这种世界交往的趋势不仅出现在物质生产领域，也出现在精神生产领域，从而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逐渐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3](p419)所以，马克思对民族问题的诊断，不像民族主义认为的民族问题是由民族本身所产生，而是指出它是生产的工业化和社会的现代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当然，当代民族主义者会这样批评马克思：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马克思关于民族终将消逝的预言非但没有成真，反倒愈来愈成为全球多元时代身份认同的基础。马克思当初设想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具有双重议程，其一是在国内获得政治领导权，其二是同其他民族的工人运动建立联系，以增强民族团结的意识。但是近一百多年无产者国际联盟非但没有真正建立，反倒是由于战争和侵略，民族自决的要求日趋强烈，也更具有敌意和攻击性，从而引发不安全和恐惧的激进民族情绪。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今的民族主义虽然会激发起人们对身份的尊重和边界的捍卫，但也变得更加有分裂倾向和“排他”趋势。所以，20世纪英国著名的新左派学者奈恩（Tom Nairn）观察到全球化运动中创造出来的异质化和仇外的民族情绪后，感慨如今人人都是民族主义者[17](p91)。

然而，面对当代民族主义的责难，马克思依然能从容应付。因为无论当代学者对民族主义的分析多么歧见杂成，背后都有一个核心共识：对民族的情感和认同，与现代性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民族主义是一个现代性现象，是对抗全球不公平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必然结果。对于这种不公平的体制，马克思早就警示过我们“应该经常提到而不该忘记的”[18](p709)。所以，从发生学意义上说，当代民族主义者要求承认特殊身份和特定历史文化，乃是源自全球化引发的不安全感。我们更需要反思民族自决和自治诉求背后所表达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观点仍然是对的。他一直在告诉我们，要正确理解全球化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民族主义只是现代性和全球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的产物而已。

所以，无论是一百多年前的民族问题，还是当下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情绪，都可以从马克思那里找到可靠的分析资源。马克思绝不是否认民族文化、历史和语言的重要性，而是指出之所以会出现棘手的民族问题，盖因全球范围内不公平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由此衍生的冲突与矛盾。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理论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更富有历史基础的对资本主义动力机制的解释，也可以提供一种超越民族局限性的未来全球共同体的蓝图。

四、马克思如何批判当代全球正义论者
如上文所言，马克思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既体认到民族文化、历史和语言的重要性，也意识到民族之间冲突的根源乃是全球不平等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因此只有改变了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正义。马克思的思想虽已历经百余年的洗礼，却从未丧失理论的光辉。那么百余年后的今天，面对当前西方代表性的全球正义观，他又会做出何种批判？接下来笔者站在马克思的理论立场，检视当下三种主流的全球正义观，探索马克思如何思考和反驳这些观点，在比较中澄清马克思立场的核心要义。

第一种全球正义观是以辛格（Peter Singer）等人为代表，以“关爱”与“同情”为基础的功利主义进路。这一进路认为，随着地球村的形成，“关爱”无关乎距离远近，是一种普遍的道德价值[19](p155-170)。但是，马克思肯定不会认同辛格（Peter Singer）提出以关爱或同情作为支持世界主义理想的基础。马克思批评建立在人们之间抽象地“普世友谊”之上的革命行动，认为这种“普世友谊”要么缺少实质的内容，要么对民族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漠不关心。在他看来，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工人运动一开始只能在一国之内展开，达到一定条件后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所以他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才会这样说：“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在任何个别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3](p373-374)

第二种全球正义观是以舒（Henry Shue）等人为代表，以实现基本权利的满足为目标。舒认为，如果将生存权当作一种基本权利，那不仅要求免于外部的干涉（例如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剥削），还要给弱者提供帮助，克服他们在生存上的不足[20](p5-9)。但是，马克思肯定也不会同意。在他看来，通过“权利”进路来分析国际问题是本末倒置，“权利”是一种法律关系，必须由社会的经济结构来解释，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义。而且，诉诸基本权利的满足，很容易变成是为全球资本主义——而非共产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因为高扬基本权利一直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标签，是自由竞争市场中资本逻辑结构的内在要求。诚如马克思所言，一旦诉诸权利，就落入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窠臼，资本主义社会“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18](p168)。

第三种全球正义观是以博格（Thomas Pogge）等人为代表，要求人们承担一种强道德义务，以追寻正义的全球秩序为目标。博格认为，当前的全球制度使得富国和富人不断地伤害着穷国和穷人，这是不道德的，必须要停止当前国际社会不公正的伤害[21](p10-13)。博格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与马克思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指认和追求一种“更好的”全球政治经济制度，但是方式有所不同。博格诉诸规范性的道义力量，要求人们承担一种强道德义务去支持更公正的世界秩序。马克思虽然在讨论世界秩序时也提及道德与正义，但认为归根到底还是要从现实的物质资料生产中找到出路。

因此，同前面提及的几位全球正义论者相比，马克思始终聚焦在两个方面：第一，聚焦于消除国际社会的“超级剥削”。他拒绝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体系，因为在这样的体系中，发达国家拥有的资本和技术的力量，使得它们自身处于全球化体系的中心，同时迫使不发达国家被迫处于全球化体系的边缘地带，“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12](p520)。结果是形成一种“中心—边缘”的结构，边缘国家被迫依附于中心国家，接受它们的剥削却无力抗争。而且，在资本全球化更加繁荣的今天，这种“中心—边缘”结构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变得越来越稳固[22](p26-27)。所以，马克思一直致力于反对国际社会的“超级剥削”，建构一种保障所有人平等参与的制度，以此消除国际分工带来的异化与贫困，让全球人民共享社会财富。第二，聚焦于促进和实现人类繁荣。按照著名政治哲学家吉尔伯特（Alan Gibert）的说法，马克思借鉴和修正了亚里士多德幸福论，通过考察行为活动能否促进个人幸福与提升生活品质来评估该行为活动本身，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探讨人类繁荣的理论[23](p260)。在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人们处于被剥削和从事异化劳动的事实，阻碍了他们遵从人之为人的本性来生活，实现人类繁荣根本是不可能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全世界的劳动者形成自由联合劳动制度，才既充分地激发起每个人的劳动潜力，又在不同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构起“互惠”的桥梁，进而“我们每个人在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的个人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24](p37)

五、结论
至此，围绕马克思与全球正义的联结，本文已经表明，我们可以从马克思那里寻找到充分的理论资源，使他参与到当前全球正义的论辩中来。马克思的理论视角并不局限于一国或一个区域之内，他的目标是“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面对全球化引发的棘手的民族问题，他既承认民族文化、历史和语言具有的重要性，又指出民族问题的产生实际上同不公平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相关。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与当前主流的全球正义理论相比，马克思可以为我们提供新颖的、批判性的和有价值的理论洞见。他致力于消除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超级剥削”，促进和实现人类繁荣。尽管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迄今已有数百年，但是他的理论没有过时，对我们分析滚滚而来的全球化浪潮依然具有启示性意义，也能让主流的理论家们更加审慎地对待他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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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7.002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07-0013-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关系研究”（14ZDC005）；2018年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项目“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伦理思考”。

作者简介：王莹莹（1988—），女，河北沧州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张晓东（1969—），男，安徽庐江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