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史不分到经史分途：先秦两汉经史关系的转变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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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史不分到经史分途：先秦两汉经史关系的转变及原因
黄海涛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人事教育处，云南 昆明 650034）

[摘 要]经与史，或曰经学与史学，作为中国古代两门重要的学问，它们之间的因缘可追溯至先秦经史起源时期。有关经史关系的争论，也随之展开，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以先秦两汉经史关系为例，至今仍有史附于经、史先于经、经史不分等多种说法。从先秦经史起源来看，六经本身亦经亦史，史籍与经籍同出一源，无所谓先后，更谈不上隶属。到汉武帝时期，经学正式确立，史学作为一门学科也独立于此时，正是在西汉经史开始分途。先秦至两汉经史关系的变化，抛开尊卑纷争不谈，实际就是从经史不分到经史分途。

[关键词]秦汉时期；经史起源；经史关系；经史分途

一、问题的提出
学界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两汉以前史隶属于经，直到魏晋，史学才开始独立。最早持这种观点的是周予同、汤志钧先生，他们在《有关中国经学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历史上的经史关系进行了全面总结，认为“从其历史发展来看，史由附于经，而次于经，而等于经，以至现在的经附于史。”[1](p483)其中“两汉以前，史学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隶属于经”[1](p482)，其依据便是《汉书·艺文志》中没有“史略”，而把《春秋》列于“六艺略”《史记》附于“六艺略·春秋类”中。

后来持此观点的学者，立论的依据也基本相同。许道勋先生在周予同、汤志钧先生论述的基础上，对汉唐时期的经史关系做了划分，认为两汉“史附于经”，魏晋之际“史与经分”，西晋至隋“史次于经”，隋唐“经史子集”[2](p98-102)。王东先生认为两汉是史附于经阶段，从东汉末年开始，史学步上独立的里程，《隋书·经籍志》史部的出现，标志着史附于经时代的结束，转而为经史分途[3](p70-72)。胡宝国先生认为：“司马迁以后，经学在学术上占据了支配地位，史学成为经学的附庸。从魏晋开始，局面有了根本的改观，史学逐渐摆脱了经学的束缚而获得独立”[4](p30)。

钟肇鹏先生最早对周予同、汤志钧先生的观点提出异议，他认为史是先于经的，汉代以史附经只是因为史书太少，魏晋时期史部独立是因为史书繁多起来，并不意味“以前只有经而无史或史学就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5](p27-28)。

刘家和先生认为春秋时期没有经史之分，经史分离的过程开始于汉代，“《汉书·艺文志》（据刘向、歆父子）将《战国策》《太史公书》（即《史记》）等史书都列在‘六艺略·春秋家’中，这是人们认识落后于实际的反应”[6](p2)。赵俊先生持同样观点，认为“《史记》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史学正式创立。两汉之际的刘歆《七略》将史籍收入六艺略《春秋》类，班固《汉书·艺文志》因之。这显示目录分类一般总要比学科发展晚一段时间”[7](p22)。汪高鑫先生也赞同这一观点，指出:“西汉时期中国史学已经开始与经学相脱离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司马迁撰写《史记》而成史家之言，是中国古代史学已经与经学相分离，开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重要标志。”[8](p81-82)

要判断以上观点孰是孰非，就必须追本溯源，分析《七略》及《汉书·艺文志》为何要在目录分类上以史附经。究其原因，无外以下几点：其一，流传下来的史籍太少不成部类。这主要是秦焚书所致，《史记·六国年表》载：“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9](p686)其二，经史之间关系比较密切。先秦时期，经史不分，“六经”亦经亦史，《尚书》《春秋》更被看作史籍之源，把史籍附在《春秋》类下正是这种关系的体现。其三，按刘家和先生和赵俊先生的说法，目录分类一般总要比学科发展晚一段时间，这是人们认识落后于实际的反应。由此可以看出，《汉书·艺文志》中群书目录分类以史附经是一种权宜之计，并不能据此以为汉代经史尚未分离，史学不是一门独立学科。

此外，中国古代关于经史关系的论述，本来就与经、史的学科分合无关，更多的是讨论二者的尊卑。周予同先生总结前人议论，也难以摆脱这种思想的影响。观其“史的地位逐渐提高，但仍次于经”“从其历史发展来看，史由附于经，而次于经，而等于经”[1](p483)等语，似乎讨论的还是经、史地位的高低。因此，就先秦两汉经史关系来说，刘家和先生的观点恐怕更接近于事实。

二、从经史起源看先秦经史关系
“史”字很早就见于甲骨文，白寿彝先生指出，“‘史’字的初意，是指一种官职和任这种官职的人”[10](p4)。周代有小史、太史、外史、内史、左史、右史等官职，分别见于各种文献中。史官的地位较后代要高，职掌也很广泛，包括保管各种历史资料和官府文书，起草、宣读文件，记录某些活动及天子言行，并且主管天文历法，甚至要推断未来之事的吉凶成败。有了史官以后，典章故事、礼法度数都为其记录、编排和保存，因此所记范围很广，包括当时文化的各个方面。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些由史官所做的文字记录并不等同于史籍。吕思勉先生认为，“史官之载笔，盖如后世之胥吏；其所记载，则如后世之档案”[11](p50)。金毓黻先生认为，“史官所掌，属于史料之科”[12](p310)。把史官所记录和掌握的资料看作档案、史料，是比较客观的。

当然，古人对历史文化也有自己的看法，史官们从自己掌握的历史资料中选择一部分陆续编纂成书，其中影响较大的便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典籍。徐复观先生对此有所论及，他指出：“《诗》《书》《礼》皆由史官所纂辑、保管”[13](p8)，“《周易》不仅由史所主管，而且也成为贤士大夫教养之资”[13](p10)。此外，“把《诗》《书》、礼、乐连成一组，正反映出这是出于在古代史料中所做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只能推测是出于周室史官之手。《诗》《书》的内容，而后还有增加，也只能推测这是周室之史继续他们的编纂工作”[13](p9)。这种推测是可信的。

“经”字最早见于周代铜器。“经”的本意是指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而后逐渐用来指称具有典范性、纲领性的要籍，譬如《道德经》《墨子》之《经上》《经下》《黄帝内经》《山海经》等等，都以“经”字为名或称篇。因此在先秦时期，“所谓‘经’，乃是官府重要典籍和各学派重要著述的称谓”[14](p2-3)。而把《诗》《书》《礼》《乐》《易》《春秋》称为“经”，最早见于《庄子》。《庄子·天运》云：“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15](p130)《庄子·天下》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15](p287-288)

从以上两段话可见，古人把这六部典籍看作先王的陈迹、古代道术的总汇，表明在这个时期，“六经”并非儒家一派之私有，而是得到普遍推崇的经典。随后，经过孔子的整理和传习，“六经”从诸子百家皆推崇的经典，逐渐变成儒家一派的经典。当然，有关孔子和六经的关系，一直众说纷纭，有两种极端的例子：一种以皮锡瑞为代表，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另一种以钱玄同为代表，认为六经与孔子无关[1](p551-553)。目前比较统一的看法是：“在孔子之前即已有《诗》《书》《礼》《乐》《易》《春秋》；而后世所传之六经却多经过孔子整理或编订。”[14](p5)这是因为同先秦其他典籍一样，六经也有着长久的形成过程，绝非一时、一人之作，而孔子长期以六经为教材教授弟子，对其进行整理编订，也是合情合理的。

经过孔子的整理和孔门弟子一代代的传习，使得六经从人们公认的先王旧典变成儒家一派的经典。随后，儒家经典不断损益，遂有“五经”（汉代《乐》已不传，以《诗》《书》《易》《礼》《春秋》为五经）、“七经”（东汉以五经加《论语》《孝经》为七经）、“九经”（唐以《易》《诗》《书》、三《礼》、三《传》立于学官，合为九经）、“十经”（南朝宋设国子助教十人分掌十经，即《易》《诗》《书》、三《礼》、三《传》《论语》）、“十二经”（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十二经于太学，即九经加《论语》《孝经》《尔雅》）、“十三经”（南宋时于“十二经”外，又加上《孟子》，合刻为《十三经注疏》）之称。但无论儒家经典如何演变，孔子整理的“六经”始终居于主导地位。

从经史起源可以看出，认为先秦时期“史”隶属于“经”确实缺乏根据，但“史先于经”这种提法也有待商榷。金毓黻先生曾指出：“史学寓乎史籍，史籍撰自史家。语其发生之序，则史家最先，史籍次之，史学居末。”[12](p5)白寿彝先生也说过：“从用以称史官的‘史’，到用以称历史记载的‘史’，不知要经过多少年代。”[10](p6)因此，如果说“史先于经”之“史”是指史实、史官，那么毫无疑问“史”是先于“经”的。如果这个“史”指的是史籍、史学，那就不一定了。

首先，六经本由史官编撰整理。根据前文所述，先秦史官职掌广泛，所有的文字资料基本都由其撰写和掌管，《诗》《书》《礼》《易》《春秋》等典籍的最初版本也应是史官所编撰。其次，六经本是史书或史料。《尚书》《春秋》在列为经典以前，本身便是先秦重要史书。金毓黻先生认为：先秦史籍始于《尚书》和《春秋》，“故榷论吾国古代之史籍，应自《尚书》《春秋》二书始”，而《易》《诗》《礼》《乐》也应归为史料[12](p28)。范文澜先生亦指出：“经本是古代史料。《尚书》《春秋》《三礼》（《周礼》《仪礼》《礼记》）记载‘言’‘行’‘制’（制度），显然是史。《易经》是卜筮书，《诗经》是诗歌集，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材料。”[16](p266)

总之，六经的形成有史官之功，六经本身亦经亦史，史籍与经籍同出一源，无所谓先后，更谈不上隶属。因此，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先秦经史关系，那就是——经史不分。

三、经学确立与经史关系的转变
皮锡瑞认为，“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17](p1)，这是清代今文学家的通说，如今已难令人信服。当代学者一般认为，经学确立于西汉，先秦时期只是经学的孕育阶段。这是因为先秦所谓的“经”，包括各家各派的典籍，是“六经”及诸子百家经典的通称，与后世“经”的含义差别很大。周予同先生曾对“经”做过具体的定义，他说：“这里所说的‘经’，是指由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编著书籍的通称。”[1](p451)由此可见，“经”之所以为“经”，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政府认定的过程。而“六经”从先秦百家经典之一的“经”变成后世政府认定的“经”，中间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

在先秦时期，“六经”作为先王陈迹，被诸子百家重视，孔子更是用以教授弟子。匡亚明先生认为，“六经”是周代贵族教育通用的教材，这些在孔子以前就实行了，孔子只是沿袭当时官府之学的教学内容[18](p337)。不过，经过孔子的整理修订并用作私学的教材以后，“六经”的学习超出了贵族群体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孔子去世以后，其弟子继续以“六经”为教材授徒，到战国时期，几种经书的传布已相当广泛。但直到战国后期，儒家的王道主张都没能得到统治者的青睐，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9](p2343)。“六经”作为儒家宣扬其思想主张和政治理念的载体，自然也没能得到统治者额外的重视。因此，在这个时期，“六经”虽被儒家作为自家学派的经典推崇，并因为其与孔子的关系而带有一种神圣的敬意，但在其他各家学派看来，“六经”只是自家经典之外与其他学派共同参考的经典文献，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见解来引用和阐发。而对于忙于战争的各诸侯国统治者来说，“六经”只是过时了的教科书，与现实无补。

秦统一后，虽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但六经继续流传，这主要得益于秦朝的博士制度。“博士”一词，产生于战国，当时只是对学者的尊称，秦朝开始把博士作为一种官职。秦朝选拔博士主要根据知识，与学派无关，因此诸子百家都可以为博士。夏增民先生指出：“从秦代可考的十二名博士看，淳于越、伏胜、叔孙通、羊子、李克、圈公六位都是儒家，黄疵为名家，卢敖为神仙家，其余四名不知学派。”[19](p15)当然这并不能证明在秦博士队伍中儒生数量占优，因为秦时诸子百家各立博士，不知学派的博士里，定然有法、农、兵、阴阳、纵横等各派代表。从博士叔孙通有“儒生弟子百余人”[9](p2721)以及鲁地诸儒在被刘邦包围时“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9](p3117)可以看出，秦代儒家学说的传播依然靠儒生以“六经”为教材私相传授，并保持了一个大的规模。

秦始皇三十四年，儒家经典遭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这就是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而实行的“焚书”政策。但焚书行动并不是针对某一家学说，再加上秦的短祚，因此并未对儒家经典造成毁灭性破坏。钱穆先生指出：“秦代焚书，最主要者为六国史记，其次为诗、书古文，而百家言非其所重。汉兴，学统未尝中断。”[20](p141)黑格尔也提道：“这次焚书得了到处相同的结果，就是那些重要的典籍仍然被保全了。”[21](p113)在此姑且不论焚书对六经的破坏，从秦始皇不假思索地焚烧儒家经典可以看出，他对六经不仅毫无敬意，甚至不觉得有半点作用。在他看来，儒生借古非今，儒家经典实乃乱源，必须烧之而后快。

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来自社会下层，不喜欢儒生。但在“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22](p81)之后，刘邦改变了一些态度。这并不意味着儒学就此得到统治者青睐，汉惠帝时，经曹参提倡，黄老学说成为汉王朝的统治思想，盛行于文、景二帝在位的三十多年里。儒学在汉初的流传，仍得益于博士制度。汉承秦制，设立了博士制度，其中亦有不少儒生。文帝时，博士的数量恢复到秦朝的七十人，应劭《汉官仪》载：“文帝博士七十余人，为待诏博士”[23](p129)。同时开始设专经博士，这个“经”，是指“六经”的一种。到景帝时，治《齐诗》的辕固生、治《书》的张生、治《公羊春秋》的胡毋生和董仲舒都被立为博士。汉代博士的设置沿袭秦朝，诸子百家都可立为博士，如钱穆先生所说：“自秦以来，占梦、求仙之术，皆得为博士，犹在帝王所好。”[20](p17)占梦、求仙之术都能立为博士，设几个专经博士实在算不上大事情。但精通儒家经典能立为博士，说明“六经”被帝王所好，在统治者眼里，“六经”有用了，那它们的地位就上升了。虽然“六经”地位较以前要高，但远未达到尊崇的地位，在文景之时，《黄帝》《老子》仍是地位最高的经典。

对“六经”之命运来说，汉武帝的即位是一个重大转折。汉武帝自幼受教于《诗》学大家王臧，对儒家经典颇有好感。建元元年，汉武帝登基的第一年，就罢黜了法家和纵横家，待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9](p3118)。在罢黜诸子百家的过程中，五经受到了表彰。建元五年，汉武帝置五经博士，确立了儒家经典在官学里的垄断地位。元朔五年，又根据丞相公孙弘的建议设立博士弟子制度。这样一来，五经博士实际上控制了一部分候补官员的教育和选拔，“五经”以及它的若干传本也相继获得统治者的认可被立于学官。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此，“经”的国家认定正式完成。

在这以后，“经”的含义与先秦时期有了很大的不同，“由早先诸子学派都可用来比喻某种纲领性的学说或文献的通称，变成了唯指儒家学派尊崇的所谓孔子亲授的五类或六类（‘六经’即五经加《乐》）著作的专称，而且是必须得到在位君主认可的那些圣经的专称”[24](p2)。“五经”完全超越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神圣的法定经典，不容置疑。而“经学”作为“解释、阐明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14](p1)也正式确立，并逐渐成为两汉的国家意识形态。伴随着经及经学的确立，经史不分的状况已然改变，经与史的界限逐渐分明，经史关系也随之转变。

四、史学独立与经史分途
两汉是我国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汉武帝时，司马迁写成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开创了中国史学的新纪元。东汉时，班固沿用《史记》体例，撰成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班固还参与了《东观汉记》的撰写，这是我国第一部官修纪传体史书，其修撰过程几乎持续了整个东汉。东汉末年，荀悦奉献帝之命编撰《汉纪》，开创了编年体断代史的先例。除纪传、编年二体之外，各类专史也层出不穷，出现了传记体史书《列女传》，学术史、目录学著作《别录》《七略》，地方史、国别史《吴越春秋》，以及风俗史《风俗通义》等等。

从两汉史学发展可见，两汉史学在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史书体例、著史方法、史学批评等各个方面，基本奠定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因此，认为史学在汉代不是独立的学科是缺乏依据的，事实上到西汉时期，史学就已经与经学完全分离了。那么，史学何以在西汉与经学分离而成为独立的学科呢？

首先，汉代以前史学已有长期的发展。先秦时期，经与史虽没有出现明确的分离，但史学已经产生并初步发展亦是事实。金毓黻先生认为先有史家，然后有史籍，最后产生史学，而“古代之史家，应为孔子与左丘明，古代之史籍，应为《尚书》《春秋》《左氏传》《国语》《国策》，而《竹书纪年》《世本》之残缺不完及仅见佚文者，亦以附焉”[12](p48)。既然先秦史籍已有大发展，史学自然随后产生，因此，金毓黻先生认为：“吾国史学，萌芽于孔子、左丘明。”[12](p49)吕思勉先生也曾论及史籍与史学之别，认为“史学与史籍，非一物也。会通众事而得其公例者，可以谓之史学；而不然者，则只可谓之史籍”[11](p47)。根据“得其公例”的史学标准，他认为史学产生于周、秦之际，因为“《史记》源于《世本》，而《世本》出于战国之世。故吾谓中国史学，实始于周、秦之际也”[11](p51)。总之，汉以前，史学已经得到发展，流传的史籍中，《春秋》《世本》对后世史学思想及史书体例的影响尤为显著，这些都是汉代史学得以独立的基础。

其次，司马迁撰成《史记》是史学独立的重要标志。秦始皇的焚书打断了中国史学的正常发展，终秦一朝，只留下不载年月的《秦记》。汉兴，在史学上并无鸿篇巨制问世，唯陆贾作《楚汉春秋》九篇。在史籍凋零之际，司马迁《史记》的成书改变了这一切。作为通史、纪传体史书及正史的开端，《史记》在史学发展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各位史家也不吝赞美之辞。金毓黻先生认为，中国史学“大成于司马迁、班固”[12](p48)。吕思勉先生把它看作“前此重视史学的思想的结晶，亦可说是后世编纂历史的事业的开山”[11](p13)。白寿彝先生认为其“是中国史学已成长起来的显著标志”[10](p33)。王树民先生认为：“纪传体的《史记》成书，便更进一步标明了古代史学达到了成熟的阶段。”[25](p52)既然《史记》的出现标志着史学的成熟、大成，就很难想象发展成熟的史学不是一门独立学科。实际上，司马迁本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努力“成一家之言”[9](p3319)。白寿彝先生认为这是要成史家的一家之言，他指出：“司马迁以前，历史学方面谈不到成‘家’或成‘派’”“《史记》作为一部历史书，在‘成一家之言’方面是个创举。”[10](p346-347)许凌云先生认为：“在史学上司马迁首次提出‘成一家之言’，标志着史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已卓然成为一家，这显然反映了时代特点”“是司马迁奠定了史学的独立地位，开创了历史发展的新时代。”[26](p34-35)吴怀祺先生也认为：“司马迁是‘史家’，史之成家应该从司马迁开始。在中国，史学真正成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应该从司马迁开始。”[27](p87-88)

再次，经学的确立是史学独立的外在推动力。西汉武帝时，“五经”得到表彰，经学也正式形成，并处于独尊的地位。司马迁著《史记》，虽自谦为“整齐百家杂语”[9](p3319-3320)，但实际是奔着“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9](p3296)的目标去的。张涛先生指出，司马迁“是要使自己成为第二个孔子，使《史记》成为第二部《春秋》”[28](p246)。但此时“经”的范围已经得到确定，后世虽有增益，但所增之经据称与孔子或多或少都有关系。司马迁非圣人，《史记》成“经”而不得，又非注经传经之作，故而被排除在经学之外。从班固评价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22](p2737)可以看出，所接的全是史书，显然不承认其“续《春秋》”的地位，而把它归为史书一类。正如钟肇鹏先生所说：“由于‘五经’成了封建王朝的法定‘经典’，‘经学’成为封建时代的支配思想，以后的史书当然就不能与之并称。”[5](p32)总之，汉武帝以后，史学被经学一脚踢开，想不独立都不可能了。

综合以上可见，经学正式形成于汉武帝时期，史学作为一门学科也独立于此时，正是在西汉经史开始分途。先秦至两汉经史关系的变化，抛开尊卑纷争不谈，实际就是从经史不分到经史分途。经史分途并不意味着二者关系的减弱，相反，汉代经学的繁盛使得其对史学的影响更加深刻。刘家和先生指出，“汉代的经学和史学是在统一中分离着（思想统一，学科分离）”[6](p2)，这种“统一”，也是造成两汉“史附于经”假象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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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6.016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06-0143-06

基金项目：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项目“儒学在南亚东南亚的传播和影响研究”（CKYB201814）。

作者简介：黄海涛（1986—），男，河南信阳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人事教育处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梅瑞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