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热点事件引发境内外网络舆论共振的话语传播机制与...

奥鹏网院作业

社会热点事件引发境内外网络舆论共振的话语传播机制与风险防范
江 凌

（上海交通大学 媒体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40）

[摘 要]当今网络新媒体、社交媒体时代，消极、负面或矛盾冲突比较剧烈的境内外社会热点事件引发网络舆论共振现象频频可见。解析近两年境内外消极、负面的网络舆论共振典型案例，探讨境内外网络舆论共振现象的话语传播机制、风险衍化及其防范策略，对于预防和化解境内外网络舆论共振风险，具有明显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社会热点事件引发境内外网络舆论共振的话语传播机制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网民话语交互作用——网络舆论共振的触发机制；二是网民话语势能聚集——网络舆论共振的聚合机制；三是舆论涟漪效应——网络舆论共振的扩散机制。消极、负面或矛盾冲突比较剧烈的社会热点事件所引发的境内外网络舆论共振现象，不仅会造成虚拟化、观念化、符号化的网络话语“软风险”，还可能为现实社会引发诸多“硬风险”，需要有针对性地加以防范。在“多中心治理”语境中，境内外网络舆论共振事件的风险防范需要打破传统的“维稳”惯性，及时回应网民的合理诉求和关切，提升“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风险防范能力，实现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媒体、网络意见领袖、网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包容性共防共治”。

[关键词]社会热点事件；网络舆论共振；话语传播机制；舆论风险防范

所谓共振，本是物理学的专有名词，“指一物理系统在特定频率下，比其他频率以更大的振幅做振动的情形；这些特定频率称之为共振频率。在共振频率下，很小的周期振动便可产生很大的

振动，因为系统储存了动能。当阻力很小时，共振频率大约与系统自然频率或称固有频率相等，后者是自由振荡时的频率。”[1]（p19-21）这一物理术语被广泛应用到很多其他方面，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公众对于社会热点现象或事件的观点看法，在未形成规模化意见之前，先是以其自身的方式方法进行态度观点表达，在小范围网络社会群体中积累“势能”，通过“频率振动”来吸引更多的受众注意力，网络舆论由此开始汇集融合，形成舆论共振现象。积极、正面的境内外社会热点事件舆论共振能够产生巨大的正能量和社会影响力；消极、负面和矛盾冲突比较剧烈的负面社会热点事件则聚合负能量，暗藏舆论风险。尽管舆论风险只是一种“软风险”，但容易引发诸多社会“硬风险”，比如，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执政安全、文化安全、社会秩序和谐稳定等。本文聚焦于近两年来消极、负面或矛盾冲突比较剧烈的境内外社会热点事件，探讨其引发境内外舆论共振的话语传播机制、风险衍化及应对策略，对于预防和化解国际、国内舆论风险，具有明显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意义
目前，与本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一是网络舆论风险的生成与演化机制研究。刘吉东（2012）从网络媒体的场域破溃、舆论主体的主观诉求、网络舆论客体与社会转型的关系三方面探求网络舆论风险的生成因素[2](p259-262)。叶金珠、佘廉（2012）认为，网络突发事件蔓延机理涵括网络突发事件蔓延的演化实现机制、网络群体行为的扩散过程、网络群体行为扩散机制，用数理分析方法构建了基于群体水平上的经典扩散模型和基于个体水平上的网络群体行为扩散模型，但该模型缺乏实证数据分析[3](p2-5)。王平、谢耘耕（2013）基于2007—2011年1420起影响较大的网络事件分析，认为影响网络舆情演变的关键因素在于：宏观社会背景和网民的社会心态，事件本身的新闻价值、事件的类型和特征，不同媒体形态和媒体的影响力、传播力，网络意见领袖、当事者、普通网民等舆情主体，政府举措，以及网民兴趣点的转移和外界刺激的干扰[4](p63-69)。徐晓军、彭扬帆（2013）认为，网络舆论风险演化的阶段性特征包括四阶段：一是信息聚合期：事实与观点的汇聚；二是媒体互构期：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相互促发；三是风险裂变期：民间意见推引至公共议题；四是危机归源期：网络舆论焦点直指现实矛盾。该文还从网络舆论治理不规范和技术薄弱的基础环境、媒介衍变融合的传播环境、城市之间缺乏互通和联络的外围环境三方面分析了网络舆论风险形成的现实环境[5](p166-169)。易臣何、何振（2014）分析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突变性特征及其演化规律，并从聚焦规律、共振规律、极化规律三个角度分析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生成与演化规律[6](p74-78)。全燕、杨魁（2018）立足于中国社会体制的特殊性、社会转型期的复杂格局以及社交网络的特殊形态，分析了社交网络舆论的“中国式风险”及其症候、实质和形成机制，认为其形成机制在于：民意出口由窄变宽、从失序到失控，庞大的底层群体与“同群效应”，传播窄化与舆论风险的扩散[7](p78-81)。

二是网络舆论共振与舆论风险防治研究。郑亚楠、徐中民（2010）论述了国际舆论风险产生的时代背景、内涵和国际舆论风险与社会风险的共生性，认为国际舆论风险是风险社会、媒介化社会和全球化社会叠加的显在性社会风险，是社会事件引发国际舆论聚焦的产物[8](p13-14)。他们探讨了国际舆论风险的基本特征，认为它在基本属性上具有衍生性和建构性，在表现形式上具有伴随性和动态性，在风险过程中具有复杂性和不可控性，在风险后果上具有消极性和高风险性，在长期影响方面具有舆论惯性和扩散性[9](p15-16)。同时，他们还就国际舆论的风险因素及其表现[10](p15-16)和国际舆论风险的治理策略[11](p20-21)进行了探讨。朱力、曹振飞（2011）引入“结构箱”概念探讨治安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认为在结构箱中，治安型群体性事件的爆发要经历导火索、信息传播、情绪共鸣、情景催化、控制失效五个阶段，其中情绪共振是关键环节[12](p84-89)。张涛甫（2014）认为，引发舆论“流动性过剩”的原因在于：社会张力的加大，结构性怨恨升级，媒介活性诱发舆论风险和对舆论的不当干预，并从显性风险和隐性风险两方面进行风险考量，提出风险化解之道[13](p70-74)。廖瑞丹（2016）的硕士论文构建了一个随机共振模型，并以2013年乙肝疫苗事件（原生舆情事件）、2016年山东疫苗事件（次生舆情事件）为例，对国内网络舆情共振现象进行实证分析[14](p22-52)。

以上研究文献关于国内网络舆论生成和演化规律、舆论风险防范与治理的定性研究较多，但针对网络舆论共振生成与演变机制的论述较少，针对近两年案例数据的实证分析更为鲜见；关于国际舆论风险的形成原因、特征、风险因素与表现、治理策略只有前述几篇论文涉及，但限于面上泛泛而论，缺乏具体深入的分析。而关于社会热点事件引发境内外网络舆论共振的研究文献则付之阙如。为此，解析近两年境内外网络舆论共振事件的典型案例，探讨社会热点事件引发境内外网络舆论共振现象的话语传播机制、风险衍化及其防范策略，有利于预防、控制和化解境内外网络舆论共振风险，提升国际、国内舆论场的风险防范和治理能力。

二、社会热点事件引发境内外网络舆论共振的典型案例解析
传统媒体时代，囿于自然空间与思维观念的限制，即便个体话语能够产生聚合和扩散效应，舆论与次生舆论的社会影响力也相对较小。在数字媒介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网络媒体、社交媒体舆论的酝酿发酵、意见聚合、传播扩散、引发共振的速度日益加快，而不同原子化网民的话语差异和基于个人立场、信仰、价值观、情感的情绪化表达，常常滋生出舆论偏见、舆论误导甚至舆论恐慌，大大增加了网络舆论共振现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为探求网络舆论共振现象深层原因、生成机制和风险防治，首先运用案例分析法，分析近两年境内外舆论共振典型事件。

（一）政治意识形态类典型舆论共振事件
近年来，社会热点事件所滋生出的不太客观、理性的网络言论，逐渐演变为具有明显导向性并引发广泛影响的网络舆论现象日益明显。这种“舆论偏向”直接以政治诉求为目标的网络热点事件备受瞩目。比如，2019年2月，香港特区政府启动《逃犯条例》修订程序，遭到商业界、法律界反对，引发民众的示威运动；六月份以来，在英美和港独势力的煽动下，蒙面暴力袭警、蓄意破坏公共设施和危害市民人身财产安全事件多次发生，香港暴力事件不断升级，媒体舆论在这些背后力量支持下，形成“支持”“中立”和“反对”等多元舆论场域，不同舆论场聚合和扩散成不同的共振现象，造成香港舆论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现实社会分裂，危害香港地区的舆论和政治、社会安全。

近年来，“台独”“港独”分子在境外势力的支持下蓄意制造民族分裂事件，形势不容乐观。比如，2018年初，美国通过“台湾旅行法”“美国在台协会(AIT)将派驻海军陆战队”等议题挑动两岸紧张关系，岛内“台独”声调随之高涨。2018年3月以来，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赖清德频频叫嚷：“我是‘台独’工作者，主张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15]台前“总统”李登辉等老牌“台独”则成立“喜乐岛联盟”，制造敏感议题，点燃境内外舆论火苗，并得到西方媒体和社会精英支持，引发境内外网络舆论共振。这些社会热点事件背后的推手——“台独”分子所掀起的民族分裂活动，操控境内外网络舆论走向。他们企图弱化台胞、港胞的中华民族族群认同感和身份归属感，淡化国家意识形态，威胁国家主权安全。

（二）经济贸易类典型舆论共振事件
近年来，在经济和国际贸易领域，社会热点事件引发网络舆论共振的现象也比较常见。比如，针对中美贸易逆差现象和“中国制造2025计划”对美国高科技、顶端技术霸权的威胁，2016年8月，美国对中国发起“301条款”调查。“301条款是美国在WTO之前建立的对美国实行不公正贸易行为的国家实行贸易报复的措施，具有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和单边主义的性质。”[16](p3)2018年3月以来，中美贸易争端进入“短兵相接”阶段。中美贸易摩擦事件在境内外网络舆论场上备受关注，激发全球舆论共振。国内“主战”和“主和”两派各执其词，引发线上、线下民众大讨论。这种全球性舆论共振现象，不仅影响中国经济贸易战略和贸易安全，还影响中国的决策部署和执政安全。

在中美贸易冲突中，中兴通讯公司被美国制裁事件引爆网络舆论空间，“美国商务部2018年4月16日宣布，未来七年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七年，直到2025年3月13日。”[17]这导致中兴公司业务遭受毁灭性打击。围绕中兴公司与伊朗商业交往行为被制裁的法律正当性与美国制裁的真实意图、中国高科技产品的“芯伤”、中国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等问题，境内外科技界、媒体界精英和普通网民的话语充斥网络舆论空间，网络共振跌宕起伏。此后，在美国政府的“美国优先”和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战略下，中美贸易战越演越烈，已逐渐从经贸领域异化为政治经济、民族国家的压制与抵抗，加大了境内外网络舆论的不确定性，中美两国对抗性舆论风险增大。

（三）社会法治类典型网络舆论共振事件
各国法律法规有适应本国国情的强制规定性，外籍公民理应遵循所居住国的法律法规制度，但涉及国际人道主义、公平正义和公民的民主、平等、自由权利等基本权利时，国际法律法规和境内外网络舆论则具有共通性。比如，2018年9月，瑞典警察粗暴对待中国游客的热点事件掀起境内外网络舆论战。当事人曾先生和其年迈父母提前到达瑞典一家酒店，因酒店没有空房，曾先生与大堂服务员发生口头争执，结果曾先生一家三人在寒冷的凌晨被警察抬出酒店，拉到坟场。针对这一事件，境内外网络舆论空间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瑞典警察涉嫌粗暴执法，践踏中国游客基本人权，应该道歉；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一家三口（曾先生一人存在言行不当问题，为何要与其无辜父母一块绑架）不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为省住宿费大半夜还约女朋友到酒店，耍小聪明，且与酒店人员发生言语争执，瑞典警察依法行事，不存在粗暴执法问题。从瑞典法律法规的角度看，曾先生应该被拉到坟场反思。但不管怎样，瑞典警察如此粗暴对待无辜、年迈而有病的中国老人，违背尊老助弱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理应受到谴责。再如，2018年12月，沙特记者卡舒吉在土耳其领事馆被沙特王室特工虐杀事件，则是扼杀公民言论自由、违背人类道德人伦的国际舆论事件，在境内外网络舆论空间引发频频共振和全球舆论危机。

（四）社会文化类典型舆论共振事件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世界推行西方“文化价值观”，以实现其全球文化领导权。这种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渗透作为一种有力、隐性且阻力较小的软手段对发展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不可低估的负面效应。以“洋节”为例，网络媒体、社交媒体在输入西方文化习俗过程中对洋节的意义进行了再生产，设计出“浪漫”“狂欢”等议题。“洋节日临近，媒体报道提供了一种拟态的节日印象，影响了人们对节日文化的认识。”[18](p12)圣诞节、感恩节、情人节等洋节日的背后，一方面是青年男女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洋化；另一方面，在消费需求和商业利益驱动下，一些商家和媒体先行在网络媒体、社交媒体平台造势，制造洋节日话题，引导网民话语聚焦，进而促进商业市场与网络舆论耦合共振。

异质文化的交流，如果文化表达的高低、优劣对比度凸显，容易被误读，甚至引发“文化自尊”争议，也会形成多媒介场域的舆论共振现象。2018年11月，意大利杜嘉班纳品牌设计师的一则广告——亚裔模特女孩挤眉弄眼地摆弄两根小棍子，带有歧视和侮辱中国和东亚、东南亚“筷子”饮食文化习惯和生活方式之嫌，以衬托意大利披萨和西式刀叉饮食文化习惯和生活方式的“高贵和伟大”。广告画面以欧式饮食文化习惯俯视或歧视中国和东亚饮食文化方式。事后该品牌设计师不仅不道歉，还用侮辱性语言谩骂中国网民，暴露出其“西式饮食文化高贵”的心态，此事件先是在国内网络舆论场引发共振，接着涟漪式传导到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网络舆论场，引发全球性网络舆论共振。

（五）其他领域典型舆论共振事件
当今网络信息爆炸与信息剩余时代，全球信息共享与交互作用明显。网络媒体舆论对受众的影响不再局限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层面。个体尤其是知识精英和意见领袖生产的信息、知识、意见，在网络舆论空间扩展蔓延，容易形成公民话语权，并快速地形成网络舆论话语势能，甚至转化为线下社会行为。以社会热点事件为燃点，触发网络舆论共振事件的概率大大提高。

以反性侵、性骚扰事件为例，2017年10月初，美国好莱坞金牌制作人哈维·温斯坦的性侵丑闻被媒体曝光，引起社会轰动。随后，来自不同国家、民族、地区和不同社会阶层、年龄和职业的“Me Too”行动者成为国际网络媒体持续关注的焦点。在这场“Me Too”运动中，备受鼓舞的女性受害者勇敢站出来揭发，很多潜伏已久的性骚扰者或性侵者中枪倒下，不少国内外政要、明星、公众人物为此跌下神坛。2017年11月12日，美国数百人又发动了“Me Too幸存者游行”行动，相关议题在境内外网络舆论场域发酵和聚合，产生了涟漪扩散反应。2018年元旦，美国华裔女学者网上实名举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某教授性骚扰事件，引发了微博空间“万人实名致信母校”的活动，国内近20所高校学生积极响应。此后，有国内大学教授、知名公益人士、知名媒体人士卷入性骚扰或性侵事件，引发一波波网络舆论共振事件，境内外网络舆论喊打声此起彼伏，形成持久性的舆论共振现象。

从以上典型案例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境内外网络舆论场中，当某社会现象或社会事件能够吸引眼球，聚焦受众的注意力，网络舆论便开始聚集，网民围绕这一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态度和情绪，形成舆论环境，并在网络舆论空间各种意见和情绪的相互碰撞、交流、融合中形成“共振舆论”，网民原有的舆论振动频率以更大的振幅和更宽的议题外延，当网民的态度、意见方向趋于一致时，便形成了网络舆论共振现象。从舆论共振诱发机理来看，其形成一般都遵循“从客观社会现实事件出发——形成以观念、符号为载体的主观性现实——经过特定媒介扩散并形成社会舆论——影响受众的思想认知、外化成行动——对社会存在产生作用”[19](p95)的发展路径。

境内网络舆论共振现象的主要内部影响因素在于：一是中国改革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社会现代化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为网络舆论共振现象提供土壤；二是网络技术快速进步，信息流动不断加快，形成网络舆论的“流动性过剩”；三是网络社群化特征突出，网民标签化及网络身份认同，致使网民抱团取暖现象屡现；主要外部影响因素在于：一是网民信息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负面的社会热点事件具有天然吸引力和关注度；二是网民公民意识觉醒，越来越关注国家主权、个体权益、社会公平正义等热点话题，在网络舆论空间的话语表达欲望趋向强烈；三是由于网络舆论空间的匿名化和现实生活中表达不便，网民把网络舆论空间作为情绪发泄池和对现实社会矛盾不满的“替代性满足”；四是西方文化和价值观渗透起到一定效果，中华优秀文化的对冲性反渗透任重道远。

三、社会热点事件引发境内外网络舆论共振的话语传播机制
在当今社会矛盾叠加、社会热点事件不断的舆论生态环境中，网络舆论共振现象不仅仅体现在前述五个方面，有争议的、能产生共振的网络议题或话题无所不在，几乎深入到网络社会的毛细血管中。针对某一社会热点问题甚至一些有争议的话题，网民主体各抒己见进行意见表达，形成整个网络社会的舆论表达环境。各种话语（包括符号、图片、音视频等）在交流、聚合中逐渐汇成强大的“共振舆论”，形成占据主导地位的一致公众意见，在“沉默的螺旋”效应和从众心理因素作用下，部分持相左意见的受众在主流舆论意见的影响下逐渐走向沉默，放弃“己方振动频率”而接受“彼方的振动频率”，网络意见逐步趋向一致的舆论方向聚集，从而产生网络舆论共振现象。

（一）网民话语交互作用：网络舆论共振的触发机制
网络虚拟空间是现实世界的映射，与现实社会是一种线上线下的互动关系。一般而言，社会热点事件能够引起网络舆论关注，需满足下列注意力要素之一：一是具有强烈的自然矛盾、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违背正常的自然生态规律、人际与社会关系秩序和社会和谐稳定；二是关涉民族、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利益和权力—权利关系，能够引起网民普遍的权力（或权威）反抗，及其权利与利益诉求；三是违背基本的人性和道德伦理，常常伴随着谎言、欺骗、掩饰、色情、两性、丑闻、暴力、凶杀、虐待、非正常死亡等问题。现实社会的这些热点事件是网络舆情生成的根源，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让现实社会热点事件借助网络媒体、社交媒体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广泛传播。在网络舆论空间，“人们的社会互动能力从技术潜力上已经完全超越了‘地方’和‘在场’的局限，而且表现为虚拟‘在场’与身体‘缺场’相交织的特征。”[20](p282)

在网络热点事件满足前述某一个或几个注意力要素前提下，网民与事件之间、网民之间进行话语文本（文字、符号、图片、视频等）的沟通和互动，这种互动不断汇集、碰撞和交叠，不断唤醒网民普遍的集体意识和集体记忆，并逐渐取得或身份或群体或社会的普遍认同感，形成一定的舆论强度和广度，其影响不仅局限于单一民族、国家或地区，更具有跨国家、跨区域影响力，甚至成为全球性公共事件，这极大地增加了舆论共振的风险和可能性。通过对社会热点事件导致境内外舆论共振的案例分析可以发现，引发舆论共振的事件多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性公共议题，如社会贫富差距、性侵、凶杀、暴力等事件，或与国际政治、经济、贸易相关的社会议题，如沙特记者卡舒吉在土耳其领事馆被虐杀事件、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副总统彭斯恶意歪曲和诋毁中国的演讲事件、“台独”势力，等等。

（二）网民话语势能聚集：网络舆论共振的聚合机制
网络话语空间具有“开放和分散的体系结构、虚拟连接和多向互动传播的运作方式、共识和自律的秩序机制，以及非官方性和广泛参与的主导文化传统”[21](p16)。在网络多元话语场域中，不同主体的话语力量是不均衡的，网民的话语号召力、影响力、渗透力越大，其话语势能越强。具有较强话语势能的网民通常由舆论领袖、网络推手、事件利益相关者、无直接利益相关者等主体构成，他们基于自己的立场、信仰、价值观、情感或情绪等，或处于反抗权力或权威的压迫、或处于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和民主、平等、自由等权利诉求，或处于道德和正常人性伦理的正义伸张，甚或抱着围观、戏谑、娱乐心态，在网络舆论空间话语表达时裹挟着自己的情感或情绪，以聚合话语影响力（情感或情绪具有更强的鼓动性和感染力），形成较大的舆论势能；不同的话语势能力量在网络舆论空间形成势能级差，使网络舆论处于波动前进状态。

由于网民的舆论话语交汇和聚合，赋予网络舆论空间不同的话语势能一种“自组织力量”，“自然形成一种相互协作、相互纠正的关系，并由此不断调整目标，校正信息传播中的偏差，逐渐将一个复杂事件的真相揭露出来。”[22](p69)与此同时，多数网民基于从众心理，附和这些活跃于网络舆论空间的少数舆论领袖、网络推手的意见，跟着主流势能话语随波逐流；而那些持不同看法（其观点也许比较客观、理性）的少数网民（少数派），在“沉默的螺旋效应”[23](p78)作用下，其声音逐渐被淹没。这样，针对境内外社会热点事件的网络舆论便出现了“舆论共识势能”聚合下的同频共振现象，且在高潮时期波动频率渐趋升高，舆论势能越积越强，产生强大的共振力量。比如，在美国副总统彭斯恶意歪曲和诋毁中国的演讲事件中，针对他对中国的种种无端指责，制造中方干涉美国内政和总统选举舆论，认为中国“想换一位美国总统”。美国网民评论中排在前五位的意见是“我们也是这样想的”，这种声音形成了一种话语势能，其他的不同声音在从众心理和沉默的螺旋效应下被淡化或淹没，这种话语势能在台湾地区女主持人、中国驻英大使等意见领袖引导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等国内主流媒体对彭斯演讲有理有利有节的反驳声中，渐渐演化和聚合成更强的“中国靠自力更生发展、没有干涉美国内政和选举”的舆论势能；最后，在网络舆论话语自组织系统的过滤和净化中，这种舆论势能不断聚合，然后扩散，形成网络舆论共振现象。

（三）舆论涟漪效应：网络舆论共振的扩散机制
舆论扩散的前提是社会热点事件的注意力要素突出、网民话语交互并能形成强势的舆论势能，这是决定网络舆论共振强度的主要燃点和聚合因素的基本要素。社会热点事件本身的注意力要素、网民话语交互作用，以及网络意见领袖、网络推手、网络活跃用户所主导的舆论势能在微博、微信、QQ等社交媒体和网络门户网站、贴吧论坛等网络媒体平台结构中形成一个个中心节点，犹如石子抛向水面所激起的阵阵涟漪，不断向外扩散，各中心节点形成遍及网络舆论空间的涟漪型扩散效应，连续不断地传播开来。

社会热点事件引发境内网络舆论共振的传播路径主要有三种：一是境内外热点事件直接触发境内网络舆论。比如，在韩国乐天集团的网络舆论共振事件中，乐天集团同意将土地用来部署美国萨德系统这一举动引发境内各媒体讨论，进而产生网民集体认同的话语势能，引发境内网络话语空间舆论共振。二是以境内外社会热点事件为导火索，代入国内类似的社会矛盾或利益冲突事件，进而引爆国内网络舆论。如当今社会转型时期的贫富差距、社会分配不公、执法不公、法治不健全等矛盾冲突，一旦境内外热点事件触及到这些矛盾爆发点，就会引发网络舆论共振和舆论风险。在诸如人权保护、公平正义、人伦道德、爱国主义、“阴谋论”等普遍性的议题上，境内外社会矛盾存在着共性，这类事件在境内外舆论空间中容易激发各种网络话语喷涌、交汇聚合，构成舆论强势势能，引发舆论共振。三是在网络媒体技术传播下，境外网络舆论话语与境内舆论话语交互融合，不同网络媒体舆论空间、不同舆论场的中心节点在境内、境外舆论场域中天女散花般散布开来，在强势舆论势能的聚合与传导下，形成烈度较强的舆论共振现象。比如，2018年11月杜嘉班纳辱华饮食文化事件引发网络舆论一片声讨，国内网络舆论共振之后，其公司道歉姗姗来迟，且只在中国网站轻描淡写地道歉，其不诚恳态度再次表露出他们的西方文化优越心态，引发中、日、韩等国网民的二次舆论共振，“对东亚饮食文化歧视”的强势舆论势能激发舆情扩散的涟漪效应，对该公司造成了不确定性的网络舆论风险。

需要说明的是，在境内外网络舆论共振的生成过程中，触发机制、聚合机制和扩散机制的各个环节不是截然分离的，而是有机耦合在一起，三者之间是一个相互交织、连续不断的过程和整体。

pagenumber_ebook=112,pagenumber_book=112
图1：社会热点事件引发境内外网络舆论共振的话语传播机制

四、社会热点事件引发境内外网络舆论共振的风险防范
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新媒体、社会化媒体在新媒体技术作用下，舆论话语的酝酿发酵、触发引燃、势能聚集、传播扩散，致使共振频率和幅度大大加快。网络舆论基于民众个体立场、信仰、价值观和情感态度的情绪化话语表达在社交媒体和网络舆论的推动下很有可能导致偏激舆论，滋生出舆论焦虑与恐慌情绪，大大增加了网络舆论共振的风险性。而这种网络舆论共振现象不仅仅发生在某一区域、民族和国家范围内，随着全球网络媒介信息的流通交汇，社会热点事件在境内、境外两个网络舆论场内不断交互共振，极大地提高了舆论共振的不确定性风险，潜在的境内外网络舆论共振现象与舆论风险无处不在，对于社会舆论的控制和防范难度大大增强。相对于现实世界中物质化、实体性的政治、经济、技术、社会、生态等领域的“硬风险”，舆论风险是一种虚拟化、观念化、符号化的话语“软风险”，但这种“软风险”如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预防、治理，反过来会引发或者加剧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生态的“硬风险”。境内外社会热点事件所引起的网络舆论共振，可能造成舆论“硬风险”和“软风险”，需要有针对性地加以防范：

（一）延伸事件原意，赋予舆论共振事件或现象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内涵，影响我国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筑牢防范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渗透的防火墙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面对日益复杂的安全形势，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24](p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华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西方多数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存在较大差异。当下，西方势力向我国输出蕴含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文化信息与文化产品，尤其是网络文化信息、文化产品与服务，潜移默化地对我国网民进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渗透。比如，杜嘉班纳辱华文化事件蕴含西方文化优越感和西式生活方式对华渗透之嫌，网络舆论空间亦有少部分网民为之辩护的声音；一些境内外舆论共振事件受境外敌对势力以及境内分裂势力的误导，刻意延伸社会热点事件的本来意义，赋予某些网络热点事件、热点现象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内涵，试图借机对社会热点事件进行“政治转嫁”，对网民进行价值观念渗透，影响舆论安全。

为此，需要进一步借助网络平台推广和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中华文化的认同度，筑牢防范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渗透的防火墙，特别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导、对冲和抵御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是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核心竞争力。”[25]它具有引领多样化的价值观念，凝集社会不同阶层力量，有效抵御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渗透的积极作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把它融入到民众的网络话语实践和现实生活实践当中，将其内在精神信仰与外在行为追求相统一，不断提升民众的“四个自信”和中华文化自觉，自觉抵御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渗透。

（二）舆论共振事件引发线上线下声援活动，强化网络民众的组织力、号召力和行动力，影响线上线下社会秩序稳定；需要强化多元治理主体参与，分散网络舆论话语势能，化解舆论共振风险
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虚拟空间与现实社会的互动和链接频繁，自媒体舆论空间逐步成为社会热点事件的组织、推动和放大舆论的平台，聚集了大量持有一致观点和情绪的网民。网民受碎片化的话语鼓动和偏激情绪的影响，制造线上舆论声势。“网民可以非常便捷地在虚拟空间聚集，利用碎片化的话语煽动偏激情绪，进行网络串联，制造舆论声势。而且网络舆论也极易迅速转化成超越地域限制的集体行动，造成破坏性后果。”[26](p174)例如，前几年广东“6·26”社会事件发生后，在境内外“疆独”分子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煽动下，一起普通的社会治安事件上升为网络政治事件，引发了乌鲁木齐“7·5”暴力犯罪事件，严重破坏了我国社会和谐稳定。

因此，需要密切关注网络社会热点事件发展态势，动员政府、网络媒介平台、网络意见领袖和网民等多元治理主体参与，分散网络舆论话语势能，化解舆论共振风险。特别是要“构建适应全媒体发展的舆情风险监测体系，通过舆情监测系统监测、自我网络平台监测和第三方监测平台监测，发挥专业监测系统、民众以及第三方平台的作用”[27]。在舆情检测过程中，既要密切关注网络舆论共振事件的事态发展和舆论走向，又要关注网民话语表达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变化，区分网络舆论话语性质，区别对待。在监测到舆论共振的可能风险后，应当在政府“元主体”的引导下，动员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参与，治理主体之间需要平等协商、相互配合，妥善应对负面的网络舆论话语势能聚集；防止被人利用，影响网络舆论安全和社会秩序稳定。

（三）放大网络热点事件的消极因素，叠加受众不满情绪，引发线上线下矛盾和冲突，影响网络舆论安全；需要树立风险观念，及时回应网民话语关切，加强正面舆论引导
社会热点事件尤其是负面的热点事件具有天然的受众注意力，在网民仇官、仇富、仇强势和反权威、反精英，以及追求平等、正义、自由权利等心理作用下，网络舆论共振放大了社会热点事件的消极因素，使得民众对强权国家主体（如西方国家的傲慢与偏见）、社会权力主体（如政府主体、社会管理主体）和强势主体（如社会权威、知识精英、社会富裕阶层主体）的不满情绪累积，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比如，2019年2月以来，由于逃犯修订条例引发的香港暴力冲突不断升级事件，由于美、英分裂势力的支持，在境内外形成“支持”和“中立”“反对”等多个舆论共振场，香港普通民众对此事件的判断会因为不辨真假的网络舆论信息和负面舆论情绪的感染而变得激愤；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以及中国崛起过程中“成长的烦恼”，境外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人士利用网络舆论选择性发布歪曲事实的新闻和言论，影响香港政权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

当前，个别地方政府缺乏对网络热点事件事态发展的足够认识，或者应对的速度落后于舆论共振扩散后引发风险的速度，按经验式、维稳式治理方式应对境内外网络舆论共振现象，致使舆论共振的风险剧增。因此，各方治理主体尤其是政府治理主体，其一要树立网络舆论共振的风险观念，积极培育现代舆论风险防范和治理意识；其二，及时研判、检测和跟踪境内外网络舆论热点事件，密切关注负面舆论情绪的共振现象；其三，组织和调动各方参与治理主体的力量，主动设置话题或议题，通过网络评论、留言、互动等方式引导舆论，形成有效的舆论引导机制；其四，及时、合理回应网民的权利与利益诉求，回应网民话语关切，信守和履行主体职责，避免网络不满情绪发酵及谣言滋生，遏止网络舆论风险。

（四）“具体性集体义愤”“抽象性集体义愤”交织，易造成舆论极化现象；需要构建公开、透明、民主、法治的治理结构，以客观、冷静、理性的声音对冲
当前，引发境内外网络舆论共振风险的重要原因在于，网络舆论空间理性、冷静、客观的话语声音不太强，政府和社会治理主体及时回应网民的种种权利和利益诉求不到位。在境内外网络舆论共振事件中，总有个别网民对某些原本普通的社会事件进行过度解读，并裹挟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情绪，制造境内外不同国家、民族、地区之间矛盾和冲突，挑起排外情绪、族群冲突祸端。从点燃针对特定网民的社会热点事件中的“具体义愤”，延伸至不特定群体（集体主义语境中的多数网民）对于不特定社会热点事件的普遍性“抽象义愤”。这些网络舆论共振中的情绪化倾向容易挑拨不同民族之间、中华民族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关系，制造民族分裂和异族冲突。

对应的风险防范与治理措施在于：一是构建公开、透明、民主、法治的“政府+多元治理主体”治理主体结构，公开透明网络热点事件的真实信息，满足公民的知情权，提升其事实判断力。二是强化政府和社会治理主体的网络舆论引导力量，尤其是加强网络议题设置，有步骤、有章法地正面引导网络舆论走向，防止网络负面舆论聚集和规模化扩散。三是开辟专家学者和网络舆论领袖话语专栏，对境内外网络舆论热点事件做全面、客观、理性、公正的评论，在保证网络热点事件客观真实性和专家学者、舆论领袖话语权威性的前提下，引导网络共振舆论回归理性。四是强化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媒体企业、网络意见领袖等治理主体和境内外权威新闻媒体、网络新媒体、社交媒体之间的沟通渠道，有效疏导境内外网络舆论空间的负面化情绪表达，校正网络舆论共振偏向，共防共治境内外社会热点事件所引发的网络舆情和社会风险。

参考文献：

[1]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物理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3—4）[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

[2]刘吉东.论网络舆论风险的生成机制与防范路径[J].东南学术，2012（5）.

[3]叶金珠，佘廉.网络突发事件蔓延机理研究[J].情报杂志，2012（3）.

[4]王平，谢耘耕.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形成及演变机制研究[J].现代传播，2013（3）.

[5]徐晓军，彭扬帆.论网络舆论风险的演化及其防范路径：以武汉市为个案[J].学术论坛，2013（9）.

[6]易臣何，何振.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生成演化规律研究[J].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2）.

[7]全燕，杨魁.社交网络舆论空间的“中国式风险”检视[J].现代传播，2018（1）.

[8]郑亚楠，徐中民.国际舆论风险：国际舆论与社会风险的共生[J].新闻传播，2010（8）.

[9]郑亚楠，徐中民.论国际舆论风险的基本特征[J].新闻传播，2010（9）.

[10]郑亚楠，徐中民.论国际舆论风险的风险因素及其表现[J].新闻传播，2010（10）.

[11]郑亚楠，徐中民.避免预防控制：国际舆论风险的治理策略[J].新闻传播，2010（11）.

[12]朱力，曹振飞.结构箱中的情绪共振：治安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J].社会科学研究，2011（4）.

[13]张涛甫.舆论“流动性过剩”的风险考量及其化解之道[J].天津社会科学，2014（1）.

[14]廖瑞丹.基于随机共振模型的网络舆情共振现象研究[D].南京:南京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16.

[15]佚名.赖清德再放厥词：我的确是“台独”工作者[EB/OL].http://news.163.com/18/0331/04/DE6TB3 U30001875N.html.2018-03-31.

[16]何力.美国“301”条款的复活与WTO[J].政法论丛，2017（6）.

[17]腾讯科技.一文读懂中兴遭遇“禁售令”：台湾联发科也被卷入[EB/OL].http://tech.qq.com/a/20180417/010894.htm.2018-04-17.

[18]陶慧杰，朱丽.跨文化视野下“洋节热”现象的媒介定位[J].青年记者，2010（10）.

[19]王小涛.当前我国的舆论风险及其化解[J].理论探索，2015（3）.

[20]何明升，白淑英.网络互动:从技术幻境到生活世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1]蔡文之.网络传播革命:权力与规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2]朱海松.微博的碎片化传播:网络传播的蝴蝶效应与路径依赖[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3.

[23]匡文波.网络非理性情绪的产生、蔓延与应对策略：关于城管执法问题的网络舆情分析[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17）.

[2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5]金民卿.坚定四个自信 推进伟大事业[EB/OL].http://www.cssn.cn/dzyx/dzyx_lls ... 3.shtml.2017-06-30.

[26]蒋明敏.自媒体时代网络舆论风险的特点、成因及其治理[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

[27]张磊.舆情管理也要树立风险观念[EB/OL].http://www.cssn.cn/dzyx/dzyx_llsj/201605/t2 0160502_2991798.shtml.2016-05-02.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6.012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06-0106-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提升我国文化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路径与策略研究”（12&ZD027）。

作者简介：江凌（1975—），男，河南淅川人，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文化产业管理系副主任。

责任编辑 梅瑞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