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应对的意识形态渊源及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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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应对的意识形态渊源及其现实意义
——基于中外疫情应对差异的分析
刘 勇，朱 威

（武汉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挑战，全球各国采取了不同应对措施。这些应对措施背后存在着深刻的内在意识形态渊源，以文化观、价值观、自由观及治理观为主要代表。见微知著，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观、以人为本价值观、有限边界自由观以及命运共同体治理观，对于凝聚社会力量、促进社会进步、维持社会稳定以及维护世界和平，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措施；文化观；价值观；自由观；治理观

一、引言
2019年末新冠肺炎疫情暴发，2020年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此，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演变成需要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全球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并且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截至目前，中国国内疫情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国外疫情仍处于持续上升阶段，形势日益严峻。目前，国内学界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主题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众多学者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开展讨论：

其一，通过疫情反思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龙静云（2020）认为“某些地球生物具有比人类更为悠久的地球生活史，人类应该对它们予以敬畏、尊重和爱护”[1]，并从法治制度、生态教育、公民成长的“生态嵌套结构”及日常生活实践四个方面来讨论如何加强自然伦理道德方面建设；陈泽环（2020）则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提出“人要把生命作为至高的价值”[2]从而人要保持对人在内所有自然界生命的敬畏之感，不轻易放弃每一条生命；欧阳辉纯（2020）则提出“人类在向大自然索取物资与资源的时候，应当尊重自然，服从自然和社会的环境正义法则”并且强调“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3]

其二，分析疫情时期中国各种制度特征。王留生（2020）从中国力量、人民力量、道义力量三方面论述中国及其人民在任何灾难中都是不可战胜的[4]；罗平汉、林建雄（2020）从分析共产党人的三种独特精神即人民至上的精神特质、敢于斗争的精神特质、国际主义的精神特质入手，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挑战一脉相承的精神特质[5]。颜晓峰（2020）认为一个国家的制度与治理能力优势正是在应对各种考验和风险中体现出来的，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考既展现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与治理能力在“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也暴露了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明显短板”，只有在各种考验中不断坚定信心，更加自觉，更加有效地完善制度、推进治理，才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才能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6](p4-10)。

其三，探讨应对疫情的措施。李伟在（2020）从文化的角度提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治理观和医道观结合起来，发展创新，使其成为现代疫病防控观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7]，提倡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抗疫防疫的智慧；郑洪（2020）从中国“抗疫”历史进程的角度，总结出“中西医并重的中国经验”其在治疗此次新冠肺炎中的可行性[8](p70-75)；邱耕田（2020）则从哲学的角度提出，在抗疫过程中要坚持“抗疫实践的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9]的观点。抗疫的真理原则，是指我们在对新冠病毒有了一定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应该根据新冠病毒本身的特性采取相应的防御措施。基本价值原则是指人的抗疫实践，既要受外在尺度的制约，还要受人自身内在固有尺度的支配。他认为只有在坚持这两个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实践，各国加强团结才能战胜病毒的入侵。

综上所述，上述文献分别从人与自然、制度以及方法等视角，探讨了疫情对人类社会的启示以及人类面对疫情的应对措施，并且得出了一些极有参考意义的结论。本文则期望从意识形态视角，分析中外疫情应对措施差异的意识形态渊源及其现实意义。

卢卡奇认为，意识形态反映了各个利益代表之间的观念冲突，“作为总体的阶级在历史上的重要行动归根结底就是有这一意识，而不是由个别人的思想所决定的，而且只有把握这种意识才能加以辨认”[10](p127)。同时，国内学者也做了更加详细的定义：“意识形态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包括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社会学说、观点，是对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以及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是一定社会或者一定社会阶级、集团基于自身根本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理论体系；意识形态是该阶级、该社会集团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社会理想的思想理论依据。”[11](p11)目前全球处于百年未有大变局，一国意识形态内部发展和其作为国家统治阶级的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更加重要，意识形态差异与主权国家之间互动影响成为关注焦点。故此，本文尝试通过，在总结中外疫情应对措施的基础上，分析背后的意识形态渊源，并且解构这些意识形态渊源的现实意义。

二、中外疫情应对措施的外在表现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全球危机，存在暴发迅速、传播范围广、部分地区疫情严峻特征，各国抗疫措施也存在显著的差异。

首先，中国面对疫情采取的措施。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中国面临的形势远比目前世界其他国家更为艰难。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疫情暴发地武汉城市规模大、人口集中，疫情暴发期间恰逢中国春节假期前期，属于人口大规模流动、接触高峰期。同时，这种未知传染病的大暴发作为公共卫生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缺乏可以借鉴的应对经验。中国具体的应对措施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坚决的封城措施。2020年1月23日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离汉通道关闭，武汉封城，切断病毒传播途径。虽然艰难但是至关重要，有效降低了传染率、减少了患病人数，遏制了疫情发展。《科学》杂志论文研究发现武汉封城措施有效延缓了中国的病毒传染时间，更为重要的是减少了80%的病毒国际传播[12]。其二，强制的隔离措施。政府、企业、公民多主体互动一致，隔离措施获得近乎完全程度实施。中国政府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国情等多因素研判，果断进行的社会隔离措施改变了新增病例快速攀升曲线。对此，WHO专家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lyward）认为“中国的方法是成功的”[13]。《自然》杂志论文研究发现中国的人口流动驱动新冠肺炎疫情的时空分布，隔离措施对于疫情的控制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14]。其三，全国的支援措施。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不计成本，不怕牺牲，举全国之力援助武汉。火神山、雷神山两座应急医院仅10天建设竣工，全国抽调四万多名医护人员组建多支精干医疗援助队伍集结湖北，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卓越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执行能力，展现了党和政府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时重视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和相信人民群众的鲜明态度。

其次，西方国家应对疫情措施。在疫情暴发初期，西方国家拥有较多应对时间，但是普遍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国的“问题”，甚至是“幸灾乐祸”，并无有力防护措施，主要表现如下几个方面：其一，疏于防范。武汉已经进入封城阶段并且疫情呈现国际暴发态势时，意大利北部主要城市还在进行民众聚集活动，民众坚持不佩戴口罩。美国部分政客甚至认为新冠病毒将帮助美国获得更多制造业回流机会，中美竞争的天平将向美国倾斜。在疫情的全球大暴发时期，西方国家则更多弥漫出消极，甚至是产生多种矛盾措施应对疫情；其二，努力甩锅。以美国为例，截至6月1日美国已确诊1 837 170人，其中106 195人死亡。美国疫情目前全球最重，但是部分美国政客出于政治利益、选举利益原因，不反思疫情应对不力的原因，反而进行“甩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多次炒作“病毒源头论”，对其他国家横加指责[15]，同时加强与媒体的接触，仅四月份就接受了90多家美国和国际媒体的采访和圆桌会议，认为其他国家应该为特朗普政府步履蹒跚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和经济衰退负责[16]。其还试图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激化各方学界、民间矛盾，策动“五眼联盟”，推动对他国施加压力，进行索赔[17]。其三，一盘散沙。美国各州因为疫情差异、防疫政策时滞、防疫物资筹备差异等欠缺协调性，各自为政、打乱仗，甚至是互相指责以邻为壑。加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抛开特朗普政府，组成西部疫情联盟。与之对应，纽约州州长科莫(Andrew Cuomo)、新泽西州州长墨菲(Phil Murphy)、康涅狄格州州长拉蒙特(Ned Lamont)、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沃尔夫(Tom Wolf)、特拉华州州长卡尼(John Carney)和罗德岛州州长雷米蒙多（Gina Raimondo）表示，“他们六个州在通勤和商业方面相互关联，因此重新开放区域贸易是最有意义的”[18]，特朗普政府抗疫应对局限性和困境昭然若揭。并且，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矛盾措施之余，民众对政府的抗疫措施认同度不高。由于中美经济制度差异，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经济直接影响更为明显，四月份美国失业率高达14.7%。众多民众不顾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乱局，走上街道游行，抗议政府的应对疫情政策，希望搁置疫情应对，恢复经济运转[19]。在疫情后期，虽然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迫于严峻的疫情形势不得不采取强制的居家隔离措施、颁布相关的管制法令以及进行大规模的核酸检测，但是在对这些具体措施的执行力度与认知程度方面，西方国家与中国依然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

三、疫情应对差异的内在意识形态渊源
中外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差异，不是偶然的，正是由于各自背后其真实、复杂的意识形态原因所导致，是必然的。本文认为这些意识形态的差异主要体现以下四个方面：文化观、价值观、自由观及治理观差异。

（一）“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观的差异
意识形态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基础，正如列宁所言：“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20](p299)进一步而言，意识形态具有文化性即文化性是意识形态的天然属性，并以文化为土壤而产生。意识形态要实现其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就必须要将自身的价值依托于文化当中，通过文化所展现的具体形式形成普遍的、合法的意识共识。

西方文化核心大多强调以个人为中心，强调“自我”属性。这是自文艺复兴思潮开始，人们从对神的崇拜转移到以人为核心的追求，构成了西方个人主义的思想基石。这种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文化内涵，自诞生之日就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比如被资本主义国家视为掌上明珠的好莱坞文化，在其影视作品中无不彰显个人力量，弱化集体与团队作用，完全体现个性的张扬。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文化观的局限，对西方抗疫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使民众缺少行为自觉和有效组织，导致克服疫情成为社会困难。当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国家乃至世界考验之时，也是西方社会个人力量松散渺小和无能为力克服困难之时，悲观、无力甚至是极端的民粹主义情绪油然而生。此外，在西方国家“个人主义”文化观映射下，也就不难理解英国政府推行“群体免疫”计划的无奈，美国政府抗疫无力的“甩锅”以及广大社会民众迫切渴望恢复经济秩序多次游行的矛盾现象。

集体主义一直是中国社会文化的核心内涵，当今社会的集体主义文化观，来自马列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集体主义思想。具体而言，其一，在《共产党宣言》中“自由人联合体”概念即蕴含着新的集体主义思想，换言之，恩格斯将未来社会的集体主义定位为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其二，中华传统文化的集体主义根源强调人的社会属性，注重人在社会与家庭中的责任与角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种具体且丰富的德育目标到“爱人”的升华，以个体品德不断提升，从而到关爱他人，最后又落脚于个人品格的提高，从始至终不会割裂个人与社会家庭的关系，将人的价值体现在人的社会属性中；其三，当代中国集体主义拥有更多内涵，方式上强调奉献主义，注重以人的生存、发展、幸福为目标，以进取互利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中强调，“加强对疫情防控工作的统一领导，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做到令行禁止。”[21]从而在面对任何重大灾难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始终很自然地团结在一起，因为这种家国情怀与责任感始终深深地影响着每个中国人。总之，文化观差异塑造了中西意识形态的基础差异，折射出中西不同国家疫情应对措施相对“积极”与“消极”差异态度表现。

（二）“以物为本”与“以人为本”价值观的差异
“本”在哲学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世界的“本源”，另一种是事物的“根本”。而“以人为本”或者“以物为本”的本，不是“本源”的本，是“根本”的本。中国的“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之一，与西方的“人本主义”都重视人的发展，凸显人的地位和价值，但二者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在古希腊，智者学派的“人”处于被动的地位，他们将外部世界看成与自己的内在世界全然无关;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些思想大师那里，他们所讲的“人”是指自由人，广大奴隶是被排除在外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以人为本”思想推崇人的至高理性，而缺失人的社会性。启蒙运动和费尔巴哈的“以人为本”是资产阶级学说的“以人为本”，他们所宣扬的“人的一切特性”都是当时资产阶级的“特性”。所谓人有权享受“人的一切”的东西，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只能是一句空话，只能是“一种肤浅的虚伪的道德学说”。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利润的追求及资本的积累之上，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发展，将人性用物性取代，面对高额的收益甚至可以牺牲人的生命来获取。这也是西方国家始终不愿正视、采纳中国抗击疫情方案，以及英国提出的所谓“群体免疫”政策期望通过以牺牲大部分人民生命的代价换取经济稳定及少部分人健康的个中缘由。这种人本主义以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和发展为价值取向，它从维护资产阶级物质利益出发，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他们讲的人的发展，并不是为了所有人的发展，更不是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是为了一部分人即统治阶级自身的发展。他们认为，人是最高的价值主体，人本身就是目的，而社会不过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这实质上就是“以物为本”的价值观的表现所在。

在古代中国，“以人为本”的概念最早可回溯到殷朝末周朝初。西周统治者认识到不仅要靠神权而且还必须兼顾人事，既“敬天”又“保民”。这种“保民”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可考证的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重视民的思想，也标志着中国“人”的意识的觉醒。把重“民”思想推向高峰并加以明确和系统阐发的是儒家文化，如荀子的君舟民水论。在当今社会，我国是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把人作为根本。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的反映。因此，中国“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观念的发扬，同时也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继承与发展，重视人民群众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推动作用，将人看成社会活动成功的重要因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中，关于疫情防控形势和做好疫情防控重点工作第三条所强调的以人为本观念，“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这是当前防控工作的突出任务，集中收治医院要尽快建成投入使用，继续根据需要从全国调派医务人员驰援武汉、驰援湖北，同时保护好医务人员身心健康。要统筹做好人员调配，尽量把精兵强将集中起来、把重症病人集中起来，统一进行救治，努力降低病死率。”[22]以人为本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发展为根本价值取向，它强调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也是为何中国能够在巨大的经济损失面前，依然果断地选择救助每一个人，不惜一切代价挽救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三）“无限边界”与“有限边界”自由观的差异
在西方文明方面，古希腊的自由观从未关注私人事务方面的个人自由，只是强调公共生活对私人生活的统治，但它毕竟把目光投向了现世公共生活，而“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是矛盾体，这就为后来人追寻现代自由不自觉地指出了一个方向[23](P10)。而罗马私法更是明确地表明个人生活的独立性，“国家和个人是分开的，个人是一个独立、自由的实体，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24](p76)也就是说，个人与国家之间并没有从属的关系，每个人在自己的相关私人领域中都有明确的独立资格。因此，虽然在不同时代中，西方人追求自由的时候具有不同的表现，但本质上都会把目光聚集在社会中的每一个“独立的人”身上，他们所关注的仅仅是“个人”自由的实现程度与范围。因此，这样的传统自由观所衍生出来的现代西方自由观必将侧重点放在外在的“个人”自由方面，从而在价值取向、摆脱约束来源及从自然必然性中获取自由等方面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西方的个人虽然在驾驭自然和争取个体现实自由方面有所成就，但忽略了道德自律的重要性，很容易无法驾驭自己的自由，以至于总想“逃避自由”。在自由的价值取向上，尊重个体价值，重视个体自由，倾向于减弱外在权力的约束来达到自由。西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自发自由的崇拜，忽略了自由的边界与限制即自由是建立在必然之上的。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张扬个性以及任性妄为，而是在于自由的必然性，在于认识了客观规律后自觉地按照这一认识来改造实际。因此，西方新自由主义认为个人权利至上，国家不得干预。

自由问题是现代政治思想聚焦和界分的最主要议题之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方面[25](p43)。中国人的自由观注重内在的精神自由，当人通过道德修养达到“至善”境界时，就不再受外在功利的诱惑，从而也就获得了至上的自由。在几千年的君主专制条件下，中国的传统自由观着重于探索个体的内心自由或顺应时下的行为自由，无论是儒学思想，还是道家思想、佛家思想。像儒家的救世观，它是要通过教化众生来重塑自我，回归本来具有“善端”的真我；道家则通过以天道推论人事的方式来讨论自由问题，这种“游心于淡”的自由是心灵的自由、精神自由；而佛家文化所认识的自由与道家是趋同的，只是更加出世，追求人修心断欲，心求正觉，直至妄心息灭，达到涅槃境界。所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自由”更偏向内心的自由，注重通过“修身养性”“慎独”来达到较高的道德境界，从而实现“不逾矩”“有边界”的自由。

现当代，我们对自由的经典定义来自恩格斯，“自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26](p120)。自由是人能够通过正确的认识作出决定的能力。而社会主义制度正是为每一个人创造自由机会，通过消灭剥削、歧视等影响自由的负因素，确保每个中国人能够得到实质自由的“可行能力”改善民生，不断加强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确保每个中国人能够真实实现实质自由的“可行素质”[27](p46)。总而言之，中国的制度是在尊重客观规律及保障个人权利的前提下，充分地为人们创造各种获得自由的条件与环境。因此，真正的自由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其一定会受到必然的认识程度、历史条件等诸多因数的限制。中西自由观认识差异产生了不同结果，中国“有限边界”自由观促使中国群众在国家的号召下，能够自觉、认真进行自我隔离，全国上下一盘棋。反观西方国家，种种异化自由观影响下的案例折射出畸形自由，如欧洲疫情初期被剥夺戴口罩自由的意大利国会议员、部分欧洲城市随意抢夺他人救灾物资、美国部分地区任性举行大规模聚集聚会甚至对“居家令”进行抗议示威行动等。

（四）“中心外围论”与“命运共同体”治理观的差异
20世纪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世界走向多极化，全球治理需要应运而生。全球治理机制引导全球各地区参与应对全球危机，但是部分霸权国家依靠政治、经济、文化霸权的延续，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秉持“中心外围论”，制定和确立更加维护西方发达国家利益的“潜规则”，加剧全球治理体系的失衡，逐步将全球治理体系演变为霸权主义治理体系，旧有全球治理观也被印上浓厚西方意识形态标记。事实上，西方旧治理观念影响下乱象频出，国际金融危机的现实打击，“美国优先”的经济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行为，市场资本逐利、贪婪被进一步放大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悬殊，经济发展的果实由资本家摘取，失业、福利减少的苦果由民众承担，各种社会思潮如极端主义、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此起彼伏，国家、社会、民众思变。西方的“中心外围论”治理观本质上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一种具体表现，根植于一贯的“弱肉强食”政治思维中，西方政治思考很大程度上束缚于主权国家及自身阶级性之内，缺乏世界情怀。在国家之外，依然只是基于国家利益去建构全球治理框架。具体而言，西方治理观中的“区域主义”是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设”，以国家为中心，只有功能性上的工具意义。其区域治理驱动机制完全依靠单一轴心拉动，如欧洲的法德轴心，一旦轴心失效，整个区域治理机制便会出现危机[28]。另外，这种治理思路是对外排他性的，助长区域间出现更大的障碍壁垒，因此造成各个区域治理机制之间缺少互相联系，不仅不会成为全球治理的助推器，反而会成为阻力。而且，这种区域主义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为前提，只是其国内治理思维在区域范围内的投射。更糟糕的是，西方治理观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制造新问题，按下葫芦起了瓢，导致治理危机接连不断。

旧观念的危机深重已经无法应对世界发展新趋势，中国全球治理观紧紧抓住世界正在进行“革命性的变化”[29](p105)这一论断应运而生。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详细阐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其内涵是建立绝大多数国家认同的国际机制以及愿意牢牢遵守国际规则，其目的就是要追求国际公正正义，维护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团结合作共赢开创新时代的前进发展方向。而中国“新”的全球治理观从根本上打破了西方旧有全球治理观局限性，其中“共商”理念就是要在国与国交往中坚持民主原则，抛弃西方传统全球治理观中的歧视与偏见，使世界各国都有机会参与国际关系处理的权利；“共建”理念则是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各个国家都担任着推动世界进步的责任，因此在国际治理中要各施所长。这一理念从而在根本上摒弃了西方“外围中心论”“区域主义”等传统治理观点；而“共享”理念就是建立在共享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使得人类文明成果能更加公平地惠及各个国家，消除矛盾与差异，而不是所谓的“西方优先”和“美国优先”。

四、中外意识形态渊源差异的现实意义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考会成为一次新的国家制度、社会意识形态的检验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给出了令国人满意的答卷，并且受到老百姓戏称：中国这份答卷，放在世人面前，让其他国家“抄作业”“抄作业也不会抄”。但是事实上，在上述一系列深层次的中外意识形态渊源差异作用下，导致其他国家“不是不想抄，而是没法抄”的尴尬局面。同时，面对如此突如其来的全球性危机，聚焦和思考这种意识形态渊源差异的现实启示更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

（一）“集体主义”的文化观对凝聚社会力量的启示
人类在政治、经济、宗教、道德、伦理等在内的一切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智慧结晶或者说深入骨髓的经验，形成了各民族以文化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内容，从而使得文化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时候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同样具有极强反作用与影响力。中国文化中出现的“民齐者强”“人心齐泰山移”“求同存异”等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文化思想观念影响了不同时期的中国社会，尤其是疫情时期凝聚社会人心，动员不同群体人力、物力、财力，团结海内外华侨华人，共克时艰，有力证明了“集体主义”文化观在增强社会凝聚力，应对国家、社会等重大问题的重要作用。

过去东西方社会由于意识形态差异，对政府、社会、个人关系定位不同，进而关于社会凝聚力的认知和界定差别巨大。皮尤研究中心曾在全美多州调查全球重大问题，使更多西方社会民众认识到重大传染疾病的应对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也不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社会思想观念问题，西方社会同样需要凝聚力，中西文明亟需加强互鉴。对更多西方社会民众而言，疫情期间更像是一个个“孤岛”各自为战，厌倦了关键时刻政客的甩锅，看惯了日常阶层分化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再只是将中西应对危机差异归因于政治制度，逐步寻求更多可能的社会文化答案，集体主义与社会凝聚力并不是真的像部分政客所描述的“毒药”，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西方社会同样需要社会凝聚力，存在集体主义生存发展土壤。如同面对黑死病的蔓延，人类重新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推动了文艺复兴，并产生了现代文明。疫情更加直接启示我们，跨越种族、文化、国家的差异，集体主义增强社会凝聚力共同面对社会、国家、人类危机是未来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如习近平总书记在G20视频峰会上强调“病毒无国界，疫情是我们的共同敌人”。疫情的发展过程也是社会文化的交互影响，更是中西文明互鉴的过程，面向未来国际社会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加强合作，必将凝聚起战胜疫情的强大合力，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斗争的胜利。

（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对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
古往今来，对社会进步的维度进行过众多讨论，但是都离不开真正的“以人为本”价值观。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面真实可鉴的镜子，使中外民众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不同价值观的考量差异。西方社会向来以人本观念、重视人权为标榜，但是疫情时期个人生命权利的风雨飘摇和全社会安全感匮乏，不禁使更多民众反思所谓的西方社会发展、社会进步指向何方。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西方国家任何巨大的危机都会给那些最弱势的群体带来严重的打击，尖锐的矛盾在灾难激发下变得更加突出，这些激化的矛盾可能将社会带入割裂，阻碍国家的持续发展，甚至是人类社会的动荡和倒退。管中窥豹之后，全球社会更加重视“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对不断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有着重要的意义。不断积累的物质精神财富推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而这些高度丰富的物质财富或者精神财富正是由人的实践活动创造的。正如恩格斯的历史合力理论论述的那样，在肯定经济因素决定人类历史进程的同时也肯定了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即在确定的经济条件下，历史创造的最终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30](p697)，这种无数互相交错的单个意志形成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合力，是否能够把握并充分引导、整合这种力量是维持并推动世界发展的关键。而历史合力的主体恰恰是“人”，是“一群人”的力量，他们或以个体的面目出现，或以具有一定组织结构的形式出现。对于人类社会进步要求而言，“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就是以“人”为根本出发点来思考解决问题，以满足人的物质精神需要为目的，而不是无止境地对物质利益及资本积累的追求，从而把人工具化、资本化，用物性代替人性。

故此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跨越不同种族、文化、社会制度和国家治理模式的全球各国社会不会停下发展脚步，更需要把握住“人”这一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坚持“以人为本”价值观，调动不同社会群体追求社会进步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在世界上形成一种能够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新历史力量。立足当下，社会的进步体现在以人为本价值观为人类社会积极应对以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卫生危机为代表的全球性灾难，尽可能减少人类社会面临的动荡和风险因素，解决世界公共卫生环境安全威胁，给人类社会带来持久繁荣与进步。

（三）“有限边界”的自由观对维护社会稳定的启示
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安居乐业离不开每个人努力，也更加离不开自由的实践活动及自由的自我意识的发挥，这本是崇尚自由积极的方面。但是西方的自由观却是异化自由，是披着自由观的霸权主义及严重的利己主义，部分西方霸权国家热衷于将个人自由与社会稳定挂钩，为其他不同社会制度和治理模式国家扣上“威权政体”“压迫维稳”和“社会不稳定”帽子。如今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围绕个人强制佩戴口罩、区域封锁城市和社会限制出行三方面，部分欧美国家因为所谓的“极度自由”付出了惨痛代价，浪费了武汉抗疫争取来的宝贵窗口时间。欧洲社会更多民众通过和中国对比认识到曾经被欧美国家推崇和复制的自由观，将西方社会拖入疫情泥潭。疫情的实际发展有力证明了自由边界性的真实存在，同时也证实了世界上并非只有西方自由，自由观不存在普世体系和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

故此，“有限边界”的自由观对维护社会稳定更具有现实意义。中国的自由观实际是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与传统文化自由观的结合产物，即自由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是客观的必然。面对未知的疫情，中国民众从不断修正科学认识上升到自发接受“封闭”管理，就是实实在在地对自由边界认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有限边界”的自由观并不是让民众放弃部分权利，事实上民众通过对政府的高度信任实现部分权利的让渡，政府以顶层设计高度强有力的制度力量保障应对危机的有效性，以有限边界的自由构建政府民众统一行动体现出社会效益最大化。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关于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强调“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围绕做好“六稳”工作，社会面管控“三同步”要求，优先保障救护、防疫车辆和运送医护人员、药品器械、民生物资等车辆通行等等这一系列部署，有力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消除了人民群众发挥内在自由观的障碍，确保了每个人民群众能够自由遵从客观规律的权利。对此，我们可以看到疫情时期虽然中国民众的活动自由受到限制，但是社交媒体中晒出的一张张美食照片、社区居民在自家阳台上合唱国歌等行为都充分展现了中国社会民众积极的生活态度，这也是人民群众在内心中真实的“有限边界”自由观驱动下，众志成城、齐心协力维护家庭、社会和国家的稳定的真实反映。事实表明，只有对自由内涵及“边界”的正确理解才能更好发挥主观能动性维护社会的稳定，否则必将自受其累。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观对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
疫情时期国家之间的“甩锅”，威胁索赔，甚至是武力炫耀恫吓释放战争信号，不同种族之间的指责，不同地区之间的以邻为壑层出不穷，经济全球化的可能衰退进一步使世人担忧全球共同发展时代的结束，但是更多国家和民众真切呼唤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观，求和平、盼发展。近十年来，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一大批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随着生产力的飞跃逐步走上世界的舞台，其相应的国际影响也不断增强，世界多元化的格局也越发明显，追求国际的公平正义，追求自身和平发展也成为了大多数国家的共识，这一切都表明当今世界的“社会存在”发生了变化。但是，现在世界的主流治理观念仍然停留在二战后建立的旧有治理观念，即以美国、欧洲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提倡的西方传统全球治理观。这种观念不但没有有效地缓解世界的争端与分歧，反而造成部分国家经济萎靡、战争频发、种族主义盛行。特别是此次疫情中，西方国家差别对待的全球治理观加深了各国之间的矛盾，从而无法凝聚世界各国的力量解决世界性问题及危机。究其本质，西方传统治理观念始终将自身利益凌驾在世界其他国家之上，期望通过制定相关的全球治理制度把全球治理的公共产品私有化，这是显然得不到世界人民拥护与支持的。事实上，新“社会存在”的变化必然会“呼吁”新“社会意识”的产生。十九大报告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的主题”。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观就是站在了各国期望和平与发展的愿望上，站在了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对美好未来的期盼与向往上，从而更加容易得到全世界人民与各国的认同与接受。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以新的全球治理观为指导，努力承担国际责任，积极推进全球抗疫，共同构建人类健康共同体，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受疫情影响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抗疫斗争及经济社会恢复发展。另外，中国新冠疫苗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惠及全球广大发展中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观进一步带动其他国家也参与到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中，为维护世界和平提供动力。

五、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必将作为影响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载入史册。各国在疫情面前所采取的不同应对措施，都不是随性而为，而是不同意识形态作用下的表象反应。意识形态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很多社会表面现象的本质原因，通过意识形态视角分析中外疫情的差异，不难发现中外意识形态的矛盾点。而把握这些矛盾点，结合实践从根本上化解这些矛盾点才是解决类似问题的关键。同时，意识形态又如同“催化剂”能推动或者阻碍事物的发展。

中外疫情应对措施差异，正是各自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的结果。事实证明，中国的意识形态在阻止这场疫情蔓延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的疫情应对措施给国人递交了一份满意答卷，其“集体主义”文化观、“以人为本”价值观、“有限边界”自由观以及“命运共同体”治理观，在重大疫情面前所展现的凝聚社会力量、促进社会进步、维持社会稳定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体现出强大生命力。更重要的现实意义是，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中国方案，彰显中国智慧，体现中国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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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6.007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06-0059-10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重点选题）“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效机制研究”（17JDSZK042）；教育部专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19JD710078）；2019年度湖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19ZD015）；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16D010）以及武汉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水平项目培育计划（W201705）项目支持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勇（1973—），男，湖北黄冈人，博士，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武汉科技大学分中心研究员，湖北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院研究员，武汉市委宣传部理论宣讲团专家成员；朱威（1993—），男，湖北荆州人，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