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险的生成机理与系统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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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风险的生成机理与系统规避
——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
□胡洪彬

（浙江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政治风险的产生是由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既包括了经济基础因素、国家机构因素，也内在地涵盖了意识形态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和政治文化因素等成分，整体上可划分有形因素和无形因素两大层面。基于对政治风险因素的来源分析，可归纳出政治风险生成演化的三重模式，即政治系统内的“自生”型生成演化模式、社会系统的“衍生”型生成演化模式和外部系统的“传导”型生成演化模式。政治风险生成和演化过程的复杂性，决定了其规避措施的系统性，即必须立足于政治系统内部、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政治系统与外部系统之关联性的视角，分别从优化国家机构运行、推进社会经济发展、推进政治社会化、强化多边合作和深化意识形态工作等多个层面建构系统性的应对策略，由此才能在形成全方位规避策略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政治风险防范能力的提升。

[关键词]政治风险；风险因素；生成机理；系统规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治党治国的过程中，把防范政治风险、维护政治稳定摆在了突出位置上，早在2013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就告诫“全党同志要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以增强工作的前瞻性、进取性、创造性，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1]（p155）。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一中全会上，则明确提出了各级领导干部着力“强化政治责任”，不断提高“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和“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的执政理念，以确保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坚持正确政治方向”[2]（p227）。2019年6月，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则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高度，再次强调了“净化政治生态”和“防范和化解政治风险”[3]（p1-3）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基于完善国家安全体系的角度，明确要求坚持“以政治安全为根本”“提高防范抵御国家安全风险能力，高度警惕、坚决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4]（p8-19）。党中央对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高度重视，既为深化党的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对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现实要求。那么，当前该如何科学认识政治风险？其到底从何而来？抑或又该如何才能形成长远规避效应？显然，解答这一问题，既需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也离不开理论层面的深刻剖析。本文基于政治学视野，对政治风险的要素来源进行了归纳，明确了政治风险的内在演化机理，进而提出了政治风险的系统规避路径，以期为新时代党和国家政治风险防范能力的不断提升提供学理借鉴。

一、逻辑架构：政治风险的因素来源
概念分析是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要科学把握“政治风险”，首先就必须对“风险”的概念及其因素来源作出厘定。从词源上看，风险（Risk）一词最早始于法文的“risque”，最初属于航海术语，意指船在航行中遭遇到的可能性危险。此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机器大工业的崛起，使人类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类社会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因素也不断增多，风险作为“人为的”和“可能性的危机”[5]（p21）亦不断得到人们的重视，并诞生出了诸如经济风险、社会风险、生态风险等多个相关概念。所谓政治风险（Political Risk），顾名思义就是国家政治系统出现的可能性危机。同国家内部其他领域的风险一致，政治风险既有着偶发性、现实性和不确定性等基本特性，同时又有着更为致命的毁灭性和破坏性，其不仅构成了对政治稳定、政治秩序的威胁和破坏，而且从根本上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而历来受到各国统治者的普遍重视。政治风险虽爆发于政治系统内部，但其产生因素则是多元性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外部环境因素等都可能构成政治风险产生的重要根源。从政治发展的系统性而言，我们认为，政治风险的因素来源可划分为有形、无形二大层面：

（一）政治风险的有形因素来源，主要涵盖经济基础因素和国家机构因素两大类
其中经济基础因素是确保政治系统稳定的前提性要件，对国家政治风险的产生能起到根本性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政治上层建筑也必然发生或慢或快的变革。正如列宁所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6]（p407）。因此，考察国家政治风险的因素来源，首先必然是从经济基础展开的。概言之，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对经济运行的掌控力状况。一般而言，国家对经济运行的掌控能力越强，国家内部的政治风险就越低，反之则越强。譬如，20世纪90年代，拉美、俄罗斯等地区和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其结果就不仅造成经济增长的衰退和大量失业问题，而且亦带来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国家经济主权的削弱，这一历史事实已充分表明，国家对经济运行掌控能力的强弱，实质上构成了国家政治风险的重要变量。二是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状况。经济增长既是社会稳定的“孵化器”，也是确保国家政治稳定的现实根基。国家政策既可为经济发展注入推动力，而决策失误则又不可避免地带来经济发展的制约，由此必然削弱国家政策的合法性根基，进而给国家政治发展带来不可忽视的反噬效应。正因为此，一些学者亦将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界定为相辅相成的内在关联性[7]（p26-30）。

国家机构因素是确保政治系统稳定的本体性要件，对国家政治风险的产生能起到直接性影响。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本身是由特定的领土、一定的人口和主权等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国家机构设置是国家运行的根本依托。国家内部政治风险的产生，亦同国家机构的发展和运行状况紧密相关。具体而言，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国家机构内部的制度体系完善度。制度是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因素，诚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8]（p333）。换言之，制度的滞后性和残缺性，构成了政治风险和危机产生的直接内因。（2）国家机构内部的政治生态的洁净度。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有过极为深刻地阐释：“政治生态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政治生态不好，就会人心涣散、弊病丛生”[9]（p167）。也即，政治生态与政治风险呈现出反比例的内在关系，政治生态的恶化，为政治风险的产生提供了环境和诱因。（3）国家机构内部的具体个体的能力状况。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是各级国家机构有效运行的主体，更是推进国家政治发展的根本主体，无论是政治制度的发展还是政治秩序和政治生态的维护，都离不开作为政治主体的人的参与和支撑。国家机构内部人的发展状况，包括领导能力、认识水平、素质能力等等，是实现现代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要件，因此其较低的发展水平，必然构成政治风险产生的微观基因。

（二）政治风险的无形因素来源，主要涵盖意识形态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和政治文化因素三大类
其中，意识形态因素关乎国家发展的前途命运，对其进行把握的状况决定了政治风险的产生和发展方向。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10]（p19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亦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面对“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的主客观环境，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11]（p86）。也即，政治风险的产生同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掌握程度紧密关联。意识形态作为同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直接关联的观点和概念的总和，本质上是对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反映。国家领导主体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意味着政治系统在开放环境和多元价值体系中，在指导理念、基本原则等方面的巩固，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的丧失，则政治系统必然因为失去价值根基而导致风险因素的产生。可见，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国家长治久安，意识形态风险构成了国家政治风险的核心要件。

社会心理因素是政治系统稳序运行的社会根基，其内在的性质、特征及发展状况，是构成政治系统风险因素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心理变量。社会心理作为特定时期内社会群体的心理状态，是包含社会整体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以及价值取向的总和性体系。国家作为管理社会的工具，绝非“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12](p258)，而是建立在社会系统之上的组织架构，国家的权力本质上源于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言，“国家是从家庭和市民社会之中无意识地偶然地产生出来的”“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13](p82)。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决定性，必然通过社会心理状况得以体现出来。对于国家的政治发展而言，社会心理层面的风险性因素包括社会个体对政治系统的心理认同状况、国家政治系统的社会公信力状况、国家对社会情绪的引导力状况等多个重要方面。其中，社会个体的心理认同与政治风险产生呈内在的反向关联性，国家政治系统的社会公信力状况和国家对社会情绪的引导力状况，则同政治风险的产生呈现内在的正向关联性。社会个体对政治系统认同度越高、政治系统的社会公信力，及其对社会情绪的引导力越强，则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就有更加坚实的社会根基，政治系统产生风险危机可能性就越低。反之，政治系统必将缺乏社会支撑而失去稳定性，政治风险的产生可能性亦得到提升。

政治文化因素是政治系统稳序运行的理念根基，其内在存量、发展模式及其适应性状况，是构成政治系统风险因素产生的柔性根源。政治系统的发展既需要经济基础和各级国家机构的客观保障，也离不开特定的政治文化的坚实支撑。阿尔蒙德（Almond Gabrial）等就认为，“政治文化影响着政治体系中每一个政治角色的行动”，包括“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等[14](p26)。可见，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实质上构成了政治系统实现稳序发展的内在灵魂。一般而言，政治文化一经形成，就会贯穿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发挥出持久性的影响作用。因此，对于政治系统稳序发展而言，选择和建构契合自身诉求的政治文化至关重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决定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必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构成的有机体系，就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而言，这一层面的风险性因素包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状况、革命文化的继承状况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状况等方面。推进当代中国政治系统的稳序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传承是理念基础，革命文化的坚定继承是内在源头，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构成了其中的核心主体，缺失了其中任何一方面，政治系统亦必然因为文化根基的不足而失去稳定性，政治发展亦将无从谈起。

二、生成机理：政治风险的系统演化
上述对政治风险的因素分析，表明政治风险在产生根源上的多元性，事实上，作为人类社会风险的主要组成部分，政治风险同其他各领域的风险一致，本身亦是一个有机体系，除了上文阐释的风险因素（Risk factors）外，还包括风险事故（Risk Accidents）、风险损失（Risk Loss）等一系列要件。政治风险的这一特性决定了要全面对其做出把握，就必须从系统论的角度对其内在运行机理做出科学分析。在人类历史上，系统作为由要素构成的整体性概念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出现，古希腊的先哲包括泰勒斯、德谟克利特、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等的论述中都曾有过相关性的阐释。如赫拉克利的“世界整体观”、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等皆为其中代表。这些系统观为现代系统科学诞生提供了文化根基。进入20世纪后，以奥地利学者贝塔朗菲（L.Von.Bertalanffy）“一般系统论”的建立为起点，标志着现代系统科学的真正诞生，进而推进了系统分析方法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尤其在自然科学领域，《一般系统论》《系统工程》等的面世极大促进了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在社会科学领域，1950年代以后，相关领域的系统论研究也是方兴未艾。如在社会学领域，一些社会学家积极借鉴一般系统论的原理来分析社会的层级结构和组织架构，由此诞生了如帕森斯(T.Parsons)、霍曼斯(George C.Homans)等为代表社会系统论专家，在政治学研究领域，随着社会系统理论研究的逐步壮大，一些学者继而对政治行为及其组织结构和功能做出了系统分析，推进了政治系统理论研究的应运而生，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和阿尔蒙德等即为其中的代表，为推进现代政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社会科学领域的系统分析主要是基于内在动因、运作过程等角度对系统的结构功能做出探讨，如帕森斯就认为，社会大系统包含了适应（A）、达鹄（G）、整合（I）和维模（L）四个基本系统，并指出这四个要素性系统之功能的满足，是保持社会大系统稳态性的前提。阿尔蒙德则直接将政治体系视为社会“有意识地制定和追求集体目标的工具”，政治体系作为一套制度和机构，关系到社会群体“共同目标的制定和实现”，政治体系功能的发挥主要通过“体系、过程和政策”三个层次来加以实现[14](p38)。伊斯顿也将政治系统视为一个“由环境包裹着的行为系统，”该系统内涵信息的输入、输出和反馈等环节，并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同时又“反转过来影响环境”[15](p325)，这其中“输入”环节包含了“支持”与“需求”两部分，“输出”环节是政治系统对外在环境的作用和影响，而“反馈”环节则是政治系统经过信息输出之后进一步产生的反效应。

随着国外学界对社会科学系统论研究的不断深化，近年来国内学界也展开了相关探讨，并借鉴结构功能主义方法来分析各类社会现象。在风险治理领域，目前亦有一系列成果面世。如有学者从风险运行角度出发，对社会风险的产生、机理和演化过程展开系统性的分析，进而基于社会风险的警源指标、警兆指标和警情指标等方面，对预警和系统规避社会风险进行了机制设计[16](p69-76)。有的学者则基于旅游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阐释了旅游安全风险系统的要素组成、内在结构和运行规律，进而对旅游安全风险系统的评价体系、安全措施等展开了具体论证[17](p17-21)。此外，一些学者亦基于系统动力学的视角，对教育层面信息化项目的风险演化展开了仿真研究，进而提出了相应的风险管控意见[18](p49-56)。遗憾的是，截至目前基于系统演化的视角，对国家政治风险的生成机理展开的分析，国内理论界还缺乏足够关注。显然，这同当下国家对防范政治风险的高度重视是不相契合的。事实上，政治风险的内在系统性，及其在当下面临的重大风险性问题中核心性位置，都决定了要科学把握其内涵，就决不能仅将目光聚焦于政治系统内部，而应基于社会整体发展的宏观视野对其展开系统分析和检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政治风险绝不是孤立出现的，也不限于政治领域，而是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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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政治风险的生成与演化机理

基于系统科学的视域来审视政治风险，可见要切实形成风险防范和规避效应，则基于政治系统为核心中枢，对政治风险因素的系统输入、内在演变过程做出明确是根本前提。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就要对政治风险因素的主体构成做出归纳界定，由此才能把握政治风险的内在根源，摸清其演化路线，进而从根本上形成规避效应。由此路径展开分析，不难发现政治风险因素虽内含了有形因素和无形因素之二重架构，但这些风险因素的产生主体从根本上主要来自政治系统的“内生”、社会系统的“衍生”和外部系统的“传导”三大方面，如其中的国家机构因素，包括各级国家机构的制度发展状况、政治生态状况和个体政治能力状况等，就是典型的“内生”型政治风险因素，而社会心理因素包括社会个体的心理认同状况、政治系统的社会公信力状况等，则显然是社会系统的“衍生”型政治风险，与此相对应，在开放环境下，意识形态因素则兼具“自生”和“传导”的双重特性，而政治文化因素、经济基础因素等则既具由“内生”和“衍生”的双重特性，又具有不可忽视的“传导”型特性。也即这类因素的风险源是多维度的。基于此，可厘定国家政治风险的系统演化模型（图1）。

基于这一模型，可将政治风险的生成和演化概括为以下三条主要模式：

其一，政治系统的“自生”型生成演化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政治风险的生成主要基于以下四条路径展开：1.国家机构层面的“自生”型路径，主要以制度、生态和个体为主要“病灶”，其中制度体系建设的缺失是主要根源，制度规范体系的不足不仅极易致使政治生态污染，亦阻碍个体政治能力的提升，进而通过各级国家机构弊病和问题的产生和放大，在政治系统内部生成政治风险。2.意识形态层面的“自生”型路径，主要以对社会多元思潮，尤其是对错误观点的批判性不足，导致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丧失，进而通过动摇国家核心价值观的根本指导地位，在政治系统内部生成政治风险。3.政治文化层面的“自生”型路径，主要以政治系统内消极腐朽的政治文化，如特权意识、家长作风、潜规则思维等的丛生和缺乏治理，对国家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和政治生态等造成扭曲和破坏，给政治系统运行带来潜移默化的恶性影响，进而在放大政治文化问题的过程中形成政治风险。4.经济基础层面的“自生”型路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亦具有反作用，这一层面主要基于政治上层建筑在推进经济发展中忽视基本规律，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权力过分集中和对市场资源配置缺乏足够效率，囿于引导和推进经济发展能力的缺失，进而在上层建筑放大问题并导致政治风险的产生。

其二，社会系统的“衍生”型生成演化模式。所谓衍生，即从母体中演变而生成新物质。伊斯顿认为，“政治系统是在社会系统中与社会价值之权威性分配有关的互动行为”[15]（p26），即政治系统本身包容于社会系统之中。社会系统的风险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具有在政治系统进行衍生的可能性。在这一层面下，政治风险的生成主要基于以下三条路径：1.社会心理层面的“衍生”型路径，主要以社会系统内部信任体系、参与体系等的瓦解为导引，进而蔓延至政治系统内部，引发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危机，致使政治系统社会资本存量不断流失的情况下，导致政治风险与危机的产生。2.政治文化层面的“衍生”型路径。政治文化虽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形成的价值取向，但同社会文化亦存在紧密的关联性。在这一层面下，正是基于消极社会文化向政治文化体系的蔓延，给现实政治生活、政治生态造成破坏，进而导致政治风险的产生。对此，从近年来中央对部分地方党政系统存在的“江湖习气”“码头文化”和“圈子文化”的着力批判便可管窥一豹。3.经济基础层面的“衍生”型路径。同政治文化类似，经济基础因素同样关联着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两方面，政治系统内的反作用，使其对政治风险具有“自生”效应，而其在社会系统的消极展开，则又构成了“衍生”政治风险的重要外因。在这一模式下，包括经济动力的衰退、发展绩效的低下和失业率的提升等等，都会对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带来制约作用，并消解政治主体的合法性根基，进而在经济危机的基础上点燃政治风险。

其三，外部系统的“传导”型生成演化模式。外部环境因素是确保政治系统稳定的拓展性要件，对国家政治风险的产生能起到间接性影响。现代国家的运行绝不是孤立自主的，而是在同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得以展开的，也是在同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实现发展的。国家所处的外部环境，包括参与国际事务治理的广度和深度、同国际社会展开的经济文化交流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内部的运作状况，并在实践中构成了国内政治风险的潜在性因素。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这一层面政治风险的生成，亦主要集中于三条路径：1.外部经济层面的“传导”型路径。如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为摆脱国内产业效率低下和政府应急机制失灵等的现实问题，通过关税战、贸易战对他国进行的打压，实质上就是试图将本国经济危机转嫁于他国，给他国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进而在政治系统产生风险因素。2.外部意识形态层面的“传导”型路径，意识形态的问题既是政治系统的“内生”型问题，也是社会系统“衍生”型问题，在开放环境下更是外部环境的“传导”型问题，意识形态渗透是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歪曲他国理论指导体系到鼓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再到直接展开“颜色革命”等皆属此类。3.外部政治文化层面的“传导”型路径。这一层面实质上亦属于意识形态渗透范畴，但相对要更为隐蔽和间接，如借学术研究的名头，大肆传播西方政治理念和大众文化等，以达到消解他国政治文化合法性的目标，这些因素的传导无不对他国构成严峻的政治威胁。

三、路径选择：政治风险的系统规避
上述有关政治风险之因素来源和内在机理的论证，表明政治风险生成和演化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即政治风险本身是由多因素、多主体共同推动和作用的结果，这决定了相关的政治主体要切实防范和有效规避政治风险，就决不能仅仅将目光聚焦于政治系统内部，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性毛病，而应从政治风险的因素流动、主体识别等角度展开应对，由此才能为规避政治风险，维护政治稳定提供坚实支撑。基于上述分析，要防范和规避政治风险，可立足于政治系统、社会系统和外部系统之关联性的大视野，形成具体的规避策略，具体而言，相关政治主体可重点从以下三方面展开：

其一，从政治系统的内部视角看，要切实规避政治风险，就应把积极推进各级国家机构的有序运行摆在核心位置上，以彻底扫除政治风险的“内生”土壤。对此，应基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展开应对。从宏观看，切实规避政治风险，就要在坚持核心领导的前提下，推进国家治理理论的不断创新化。对于国家机构的治理而言，领导即引导，理论即指南。唯有形成强大的领导核心，才能形成国家发展的坚强动力，也唯有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创新，亦才能为规避政治风险提供主导性理论支撑。放在新时代我国政治体系中，就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和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摆在首位，唯此才能在规避政治风险上形成根本性领导力量。从中观看，切实规避政治风险，就要坚持以制度完善为驱动，推进各级国家机构内部政治生态的不断廉洁化。制度是国家机构有序运行的刚性支撑，制度作为“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同“组织与程序”的运行状况“成正比例”[20]（p12）。在推进各级国家机构有序运行的过程中，相关政治主体唯有推进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堵塞一切可能性制度漏洞，才能在提升治理效率的过程中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进而为规避政治风险提供防护保障。从微观看，切实规避政治风险，就要坚持以政治素质培育为本，推进干部综合素质的全方位提升。政治素质是干部素质体系的核心，决定着其他素质的培育效用，唯有在强化政治素质培育的前提下，推进干部各方面素质的全方位提升，才能确保干部切实形成驾驭政治局面的主观能力，进而才能在推进各级国家机构有序和有效运行的过程中，真正提升防范和规避政治风险的主观能动性。

其二，从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关联性角度看，要切实规避政治风险，就应把强化社会经济发展和推进政治社会化摆在核心位置上，以彻底剪除政治风险的“衍生”摇篮。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既是社会主体强化凝聚力和参与力的重要前提，也是政治主体提升社会公信力的现实根基。因此，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实质上关涉到政治与社会两大系统的发展与稳定。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3]（p82）“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21](p250)。因此，要切实防止出现社会风险向政治系统蔓延的可能性，一项最为基本的工程就是把社会经济的发展摆在极为突出的位置上。对此，应着力做好两方面：一要不断提升社会经济的发展质量，其中既要通过投资体制的深化改革来优化资源配置，也要通过结构优化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要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更好地满足社会主体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二要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增进民生福祉是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社会经济发展既要坚持效率优先，亦要着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尤其要在发展中着力补齐民生短板，如此才能在不断强化社会主体政治认同的过程中，为规避政治风险的社会衍生提供基础性支撑。

切实规避社会风险向政治系统蔓延的可能性，也要积极推进政治的社会化。政治社会化，简言之即社会成员塑造其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的过程。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政治社会化的展开包括政治主体传递政治文化和政治价值，以及社会主体通过学习形成正确政治态度、政治价值和政治行为两大层面。伊斯顿等就将政治社会化界定为“人们习得政治取向和行为模式的发展过程”[22](p356)。政治社会化既是维系政治系统稳定的基本条件，也是提升社会主体政治参与热情和能力的重要保障。对此，则应积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要不断创新政治文化，为推进政治社会化提供内涵支撑。政治文化是政治社会化的内在主体，政治社会化说到底就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与转变的过程”[14](p91)。维系政治稳定，政治主体首先就要不断推进政治文化创新，既要积极推进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也要培养和发展参与型政治文化，尤其是要积极做好同当代政治系统运作相契合的政治文化的挖掘和提炼，以在提升文化自信中不断丰富政治社会化的理论内涵。二要不断疏通渠道，为推进政治社会化提供丰富载体。政治社会化的展开必然要通过一定的媒介，提升政治社会化的实效性，不仅要积极通过学校、社会政治组织和政治实践活动等传统渠道来传播政治文化，亦要善于利用各类新式的大众传播工具开拓政治社会化的新途径，由此，在不断强化社会政治认同的过程中，为维系政治系统的稳定提供文化保障。

其三，从政治系统与外部系统的关联性角度看，要切实规避政治风险，就应把积极推进多变合作和强化意识形态工作摆在核心位置上，以彻底斩断政治风险的“传导”渠道。多边主义内蕴着开放包容、平等协商与合作共赢的价值取向，既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前提，也是确保国内政治安全的重要保障。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战略，实质上是对国际多边主义发起的挑战。要切实规避这一层面带来的政治风险，就必须坚定地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道，坚持推进多边主义，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一方面要着眼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要求，着力推进多边自由贸易的深化发展，既要在现有国际机制下不断拓展多边合作框架，也要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及其基本原则，推进国际贸易不断提升法治化和稳定性，以在着力实现开放共赢的过程中，为推进本国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提供外部驱动力。另一方面，也要在坚持权责统一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全球治理机制的变革。对此，既要切实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宗旨和原则，也要本着积极主动的姿态，积极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制定与执行当中去，以在国际事务中不断提升本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由此，在构建和形成以合作共赢为目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为规避政治风险的外部传导构筑坚实的防火墙。

切实规避外部环境传导带来的政治风险，也要把意识形态工作摆在极为突出的位置上。政治风险的产生主体是人，政治风险的防范和规避主体同样也是人，唯有着力提升人的理性认知和思想觉悟，才能确保政治风险真正做到可防可控，尤其是面对当下国际政治层面意识形态斗争日益复杂多变的大背景，要切实规避外部意识形态渗透带来的政治风险，则强化意识形态建设力度是必然要求。从政治系统与外部系统的关联性角度看，对此应着力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要不断增强本国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国家的前途命运，要切实规避意识形态的渗透风险，政治主体既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也要不断创新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方法，以在提升意识形态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的过程中，不断夯实政治系统稳序运行的理念根基。二要坚持不懈地展开对外部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工作。必须明确，意识形态本身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成体系的意识形态，任由外部意识形态渗透不仅动摇本国思想根基，亦是对本民族向心力的破坏。必须通过批判对意识形态渗透的危害性作出深刻揭露，阐明其在内在的阴谋动机和真实意图，由此才能在不断激发爱国热情的基础上，为规避政治风险提供更加坚实的理念根基。

四、余论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风险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性特征”和“理解世界的无所不包的背景”[23](p5-11)。如何有效防范和规避风险也成为当下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话题。人类本身是生活在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和国防等各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中，这其中政治问题因关涉到国家主权和政权问题，而更带有权威性和根本性，这决定了在人们所面临的众多风险类型中，政治风险显然是居于核心位置的，其他领域的风险如若不及时加以化解，最终都有可能蔓延和反映到政治领域，给政治系统的稳定带来破坏性，因此，对政治风险的防范和规避也必然更为系统和复杂。目前，学界对风险问题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社会风险、生态风险等“边缘”层面，对作为其中之“核心部件”的政治风险问题还缺乏学理阐释。要切实提升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必须对政治风险生成机理作出明确界定。文章旨在抛砖引玉，提出一个初步的系统性分析框架，当前，在厘清框架逻辑的基础上，学界应结合实际，进一步对政治风险的防范机制展开深度分析，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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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5.006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05-0055-09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共产党防范政治风险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研究”（2019〔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洪彬（1981—），男，浙江临安人，法学博士，浙江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