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特点与价值：中共在“五反”中对工商界政治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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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特点与价值：中共在“五反”中对工商界政治动员的三维考察
朱益飞

（扬州大学，江苏 扬州 225009）

[摘 要]“五反”运动是中共实现从“革命动员”向“执政动员”一次伟大尝试，为有效打击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中共对工商界采取了舆论动员、示范动员、全员动员以及情感动员等形式的政治动员模式，充分体现了动员有道、生产有序和张弛有度的政治动员的特点。中共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界政治动员的实践为社会主义矛盾学说以及统战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稳定了新中国初期经济社会秩序，为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有利条件。

[关键词]“五反”运动；中共；工商界；政治动员

1952年1月至10月间开展的“五反”运动，是中共针对工商界发起的一项运动，旨在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学界对“五反”运动研究主要集中于全国和地方“五反”过程、“五反”中的群体、中共领导人与“五反”运动、“五反”与私营工商业政策等①主要研究成果有：何永红：《“五反”运动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杨奎松：《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始末》，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郑维伟：《嵌入社会：上海“五反”运动中的团组织与青年学生探析》，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1期；赵晋：《1952年“五反”运动前后的私营工商业——以上海刘鸿生家族及其章华毛纺公司为中心》；载《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霍新宾：《劳资关系与社会转型——新中国成立前后上海的劳资关系变动》，载《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9期；李方祥：《“五反”运动后国家对劳资关系调整的经济史分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谭幼萍：《毛泽东对五反运动的战略指导》，《党的文献》1996年第5期等。，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五反”运动研究，然而从政治动员角度研究“五反”运动的成果尚不多见。事实上，在“五反”运动中做好工商界的政治动员工作至关重要，如何在“五反”运动中以合理的限度打击工商界不法行为的同时，维护工商界的生产积极性以确保政权稳定和经济发展，这考验着中共的政治智慧。本文以中共对工商界政治动员为研究对象，试图深入探讨政治动员基本模式、主要特点及其价值。

一、中共对工商界政治动员的基本模式
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这是中共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一直需要面对的主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宣布中共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并将“四面八方”经济发展方针写入了《共同纲领》。但是作为从旧中国走来的阶层，工商业者短时期很难改变他们唯利是图的本性，在日益扩大的市场和追逐利润过程中，一部分人开始违背《共同纲领》，破坏国家经济秩序，随着1952年以反对干部贪污腐化为核心的“三反”斗争的深入，中共开始把腐败根源转向工商界，一场旨在清除资产阶级“五毒”行为的“五反”运动拉开帷幕。

（一）基于思想改造运动的舆论动员
新中国初期，工商界经过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后，对新民主主义以及《共同纲领》有了进一步认识，生产经营积极性和思想认识均有提升。但是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工商界思想落后，自私自利本性不可能彻底清除，资本家们哄抬物价、囤积居奇、投机取巧、粗制滥造、盲目竞争、逃税漏税等违法行为在各大城市中时有发生。如果不从舆论层面进行预热，开展“五反”运动，势必会遇到很大阻力。

在工商界开展以思想改造为内容的舆论动员实际上早已开始，在中共帮助下，1950年11月2日民主建国会常委扩大会议召开，研究如何有步骤开展会员和工商界思想改造，11月25日，章乃器在天津主持的“新世纪座谈会”上专门作“工商界与思想改造”的报告①参见张忆军，《风雨同舟七十年——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史》，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43页。。1951年10月下旬，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指出，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是1952年三大任务之一。1952年1月，全国政协会议34次会议作出《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同时为了配合“三反”运动中的思想改造，上海、北京、天津等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着手在工商界布置思想改造学习运动，认真组织学习传达全国政协会议精神，盛丕华、胡子婴等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士向全市二百多个行业作传达报告，工商界上层纷纷表示拥护思想改造，各区也向基层工商业者进行了传达。工商联、同业公会大都建立了学习组织。民主党派在中共动员下也发挥主体积极性，民建总会北京、天津两个地区分会作为重点，广泛在工商界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并逐步向全国推广[1]。

中共通过舆论动员使工商界从思想上认清自身存在的问题，在思想行为方面，存在自由散漫作风，漏报税额，欺骗政府；劳资关系方面，心理上放不下架子，管理方面沿用旧的封建制度；“公私关系方面，工商业者在履行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等合同过程中，有的往往偷工减料，粗制滥造等”[2]。除了工商界自身讲事实、摆问题外，中共通过密集宣传报道，揭发资本家存在的问题，使工商界认识到思想改造是刻不容缓和不可逃避的，使资本家认识到“思想改造，决不能脱离实践。脱离实践的思想改造，就会流为空谈。尤其是我们工商业者更不同于其他各阶层，时时刻刻在执行自己的日常实际业务，因此需要随时学习新知识和新政策，联系自己，以和旧思想旧习惯作斗争。”[3]如何联系实践，“五反”运动的开展也就显得顺理成章。对工商界而言，舆论动员过程也是建立心理预期的过程，是“五反”开展前思想层面的热身，工商界人士广泛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初步纠正了各种错误思想，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明确了从新民主主义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然前途。

（二）发挥上层引领作用的示范动员
工商界上层人士是联系中共及其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重要纽带，他们大都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在思想上与中共具有高度一致性，认同并认真践行《共同纲领》。他们的言行直接影响工商界在新中国初期的表现。“五反”运动中，中共注重发挥以民主党派领导人为主的工商界领袖或代表人士的作用，动员基层工商界响应“五反”号召，使之积极参与“五反”运动。

一方面，上层人士发表支持“五反”运动的讲话或宣言，呼吁工商界认识到“五反”运动开展必要性。章乃器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五反”运动前，虽然工商界能够在业务上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接受国家任务，但资产阶级的本性没有得到彻底改造。他呼吁工商界要“把自己和那些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反动市侩严格区别开来，要合力反对市侩思想、清除市侩，以整饬自己的阵容。这些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事业。”[4]资本家刘鸿生指出，“我是很感谢‘五反’运动的……‘五反’运动真的把一切腐朽思想的根子挖掉了。社会风气有了很大的改变……在‘五反’中的许多具体事例使我感到私营企业如果不在国营企业的领导下发展，不逐渐纳入国家的计划轨道，依然会走到盲目竞争、互相倾轧的老路上去，那样私营企业仍然没有保障。”[5]另一方面，资本家代表人士以实际行动率先垂范，参与到“五反”运动洪流之中。中共通过塑造大资本家积极参与“五反”运动的典型，为基层工商界发挥榜样示范与引领作用。江苏常州大成纺织印染公司创始人刘国钧在“五反”运动中认真检讨、态度诚恳，积极配合运动开展，主动交代问题，公司最终被划定为守法户，他在江苏省“五反”运动中被作为典型进行宣传，发挥了良好的榜样作用。上海从事钢笔产业的汤蒂因在中共帮助下，坦白自己把赚取的10亿元除去分红和交税外的剩余部分占为己有，鉴于她的态度，政府在将其划为守法户的同时只让其退赔2亿元①参见《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三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107页。。大资本家参与“五反”运动并获得宽大处理的案例，为基层工商业者指明了光明前途。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不是所有工商界上层人士的榜样示范都真实地反映了其内心想法，但是中共在发动上层人士表明态度亮明立场、积极支持和参与“五反”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对工商界基层造成了强大威慑力，一方面让他们认识到“五反”运动的浩大声势，告诫他们不能心存侥幸，另一方面，大资本家的积极配合带来正面效应，使工商界纠正错误想法，达到改造思想、清除“五毒”行为的真正目的，而不是社会上流传的“三反五反还不是政府要钱”“商人迟完早完总是完”[6](p143)等说法。

（三）嵌入家庭和社会的全员动员
“五反”运动不仅是针对工商界的政治运动，而且也是面向社会各界的思想教育运动。中共将“五反”运动嵌入了家庭和社会，以密集网络型政治动员促使工商界响应中共和国家号召参与“五反”运动。

发动工商界人士的家属动员资产阶级参加“五反”运动是全员式政治动员的重要内容。“五反”运动开始后，一些资本家心怀侥幸，不能正视自身问题，隐瞒或拒绝交代罪行。为此，中共发挥工商界人士的亲情力量展开动员，对他们的家属首先进行政策宣传。一方面召开工商界家属动员会。上海召开了各界妇女会议，市妇联主席章蕴指出，广大工商业者家属要投入到“五反”斗争中，在行动上要积极动员亲友坦白交代问题；另一方面，加强了工商业者家属的学习。各地组织成立了工商者家属学习委员会，通过学习《共同纲领》、中国革命性质、对象、任务等，使工商业者家属不断提升思想认识。做通家属工作后，有的地方成立了“家属规劝队”，由家属对资本家进行规劝，在亲情感化下，不法工商业者提高了政治认识，逐步消除顾虑，积极加入五反运动中，很多资本家“无可抗拒，感到了自己的卑鄙龌龊，痛哭一场，坦白了自己的罪行”[7]。

如果说中共对资本家及其家属的宣传是内部动员，那么资本家以外群体的宣传则是中共对资本家的外部动员。涉及群体包括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文艺界、青年团等，在职工群体中，通过工人、店员来检举、揭发资本家的“五毒”行为；以工会为核心，利用代表会、干部会、积极分子会等动员资本家参与“五反”。例如无锡市总工会，工会主席包厚昌向全市10万产业工人下达开展“五反”斗争命令，布置动员任务[8](p321)。在教育界，上海市组织发动近2000人教育界人士，深入基层开展“五反”运动宣传，揭露资产阶级“五毒”行为及其对国家的危害，呼吁全社会掌握“五反”斗争的方针政策，加强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①参见：《上海市千余中小学教师积极参加“五反”斗争》，《人民日报》1952-03-31（第3版）。。在文艺界，发动文艺工作者表演丰富多彩的节目宣传“五反”运动，帮助资本家认清了自身思想方面的不足，决心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在思想层面认识有了大幅度提高②参见：《上海文艺工作者近七百人参加“五反”斗争》，《人民日报》1952-03-31（第3版）。。在中央发出“五反”号召后，青年团中央召开了积极分子大会，号召青年检举资本家的不法行为。

全员式政治动员对工商业者形成了内外夹攻之势，让那些试图逃避“五反”的不法工商业者湮没在全民“五反”的强大阵势之中，他们倍感政治压力，并将压力转化内驱力，积极参加“五反”运动。

（四）帮扶工商界共渡难关的情感动员
通过有效的动员，“五反”运动进展势如破竹，虽然工商界积极参与其中，但多处于“恐惧”“担忧”和“对抗”的心理状态，民族资本家刘鸿生的顾忌是这一群体的缩影，“如今国家有了前途，共产党在经济问题上也很有办法，不要我们资产阶级这个朋友了。”[5](p468-469)有的则认为，五反运动是政府向资本家要钱，认为“今后生意不好做了，赚了钱就是五毒嫌疑，要来二次五反。”[6](p143)工商界因此深感前途渺茫，命运叵测，社会人士也感叹“工商界在‘五反’运动中畏罪自杀者多也”[9](p273)，这不是中共预期结果。为了消解工商界对“五反”的恐惧和误解使“五反”不至于偏离原先设定轨道，暴风骤雨式的动员之后开始融入抚慰式情感动员，帮助资本家共渡难关。

一方面政府发挥主体作用，通过加工、订货、收购等方式，扶植私营工厂，帮助私营企业度过淡季困难时期。在融资渠道方面，为私营工商业提供方便快捷的贷款服务，通过放长期限、简化手续方式。在税收问题上，对于那些按照政府要求积极参与“五反”的资本家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针对“五反”运动中群众过火行为，中共通过教育广大工人要遵照《共同纲领》精神与资方人员做好团结工作，在“五反”中正确发挥工人领导与监督作用，减轻工商资本家的心理负担，让其感受到政府温情关怀。

另一方面，各地动员工人职工纷纷为企业经营管理者出谋划策，帮助资本家恢复生产。在沈阳，新东铁工厂职工向资方人员提出生产经营的建设性意见，指出企业应当管理有序、责任清晰，在采购工具方面应当注重质量，要积累机器折旧费和工具损失费，以购买机器工具。职工们提出的意见大多被资方吸收，促进了资方改进管理方式和方法。“职工们的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使资方很受感动”，资方人员表示，“以后决定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努力经营，做一个真正守法的工商业者”[10]。在上海铅笔厂，职工积极监督协助资方改进经营管理，向资方提出组织生产成本研究组，提高质量、节省成本，建立成品验查制度，保证货品优质。资方人员欣然赞同并付诸实施。

在政府以及工人职工的真诚帮助之下，工商界真切感受到国家的关怀，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心中的恐惧、担忧与不满，认识到国家并不是通过“五反”故意整工商界，因此在“五反”运动中开始自觉接受工人阶级领导，努力经营，做一个真正守法的工商业者。

二、中共对工商界政治动员的特点
新中国初期的“五反”运动，是中共成立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对工商界开展大规模动员，与革命时期对工农阶级的政治动员相比，因动员对象、动员背景、动员目的等方面差异性，使得“五反”运动中的政治动员具有新的特点。

（一）动员有道：发挥群众运动优势
中共成立以来就致力于发动工人运动，在香港工人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等运动中将工人运动第一次推向了高潮。此后，中共的政治动员工作逐步从工人转向农民。土地革命时期，开展了意义深远的土地革命运动，抗战时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等，为粉碎日军进攻以及国民党制造的摩擦立下汗马功劳。解放战争时期，不仅继续强化对农民群众的政治动员，而且把范围扩大到学生、工人、市民以及其他各阶层，第二条战线的生成有效地配合了正面军事战场，对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运动对广大群众进行政治动员是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特色和优势。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共形成了良好的动员之“道”，这个“道”就是以“运动”方式开展政治动员。中共在“五反”中对工商界的政治动员具有鲜明的“政治运动”特点，如此重视政治运动在动员中的作用是多重因素导致的结果。首先，是基于中共善于开展“运动”的经验惯性。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共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如何开展“五反”运动使违法资本家真正认清“五毒”行为危害并加以改正？显然不能以阶级斗争方式来进行，开展“运动”以实现对工商界的政治动员成为首选方式，因为“一个社会中的集体行动形式库有着很大的稳定性，它的稳定性来自人们一般都会依据他们所熟悉的常规办事”[11](p221)。其次，选择“运动”方式是对新中国初期政制尚在构建的现实回应。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法律、规章制度等尚不完善，尤其是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管理，中共仍在探索之中，对工商业中出现的且较为普遍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很难采取法律或规范手段，通过群众运动方式，动员工商界在参与“五反”成为可能。再次，以运动方式开展政治动员准确把握了工商界心理。民主革命虽推翻了封建主义，但工商界群体和其他阶层一样，封建主义残余思想仍然根深蒂固，作为一种顺从型政治文化，他们的服从心理使得通过运动方式开展动员成为可能。

因此，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一时间如火如荼展开。中央指示各地要“必须集中火力选择群众最痛恨、最关心、又能击痛资产阶级要害的重大事件，作连续的深入的宣传。”[12](p218)各地区针对不同群体有关于“五反”为内容的培训班、学习班纷纷开班。与此同时，各种集会也全面铺开，在北京，在“五反”运动初期，就召开了各种集会600多次，参与人数达30万人①参见北京市档案馆编：《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207页。；南京市“有50万人收听‘五反’动员大会的实况”“第3区深入居民宣传，10天中就作报告117次，召开大小座谈会467次”[8](p308)。运动式动员体现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逐步将包括工商界在内的社会各群体有效组织起来，形成了密集的动员网络，政治效果立竿见影，短时间内使不法资本家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五反”运动洗礼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以政治运动方式开展的政治动员往往难以克服群众的盲目性，不受法律法规约束也带来五反政治动员过程中出现“左”的偏差。

（二）生产有序：注重运动与生产二元平衡
“五反”运动是继“三反”运动展开的，毛泽东曾设想用两到三个月完成“五反”运动。因为二者涉及领域有所不同，“三反”主要涉及政治领域，“五反”则与经济领域联系紧密，经济领域以激烈的政治运动方式开展可能会带来负面效应，运动发动后不久就出现了不良局面，工厂商店关门、工人店员失业的情况颇为普遍。这显然不是中央对“五反”运动的预期，如何保障“五反”运动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行为而不至于对经济造成大规模影响，成为中共在政治动员方面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最终这一问题得以妥善解决。后来各地在总结“五反”运动经验时指出，“‘五反’运动的最大特点，是始终贯彻了‘五反’结合生产的方针”[13]，做到“五反生产两不误”。

坚持政治动员与坚持生产的紧密结合的原则贯穿于“五反”运动始终。运动之初，工商界因突如其来的“五反”运动引发普遍不安情绪，各地工商业发展出现停滞现象。中共及时觉察到不良苗头，一方面，在报刊等媒体上开始进行以稳定工商界情绪、维持生产为目的的政治动员，避免资本家引起误解，承诺在加工、订货、收购、贷款等方面提供支持，不少工厂和商店接受政府的加工订货、收购成品并获得贷款，这些措施帮助工商界克服了困难，提高了工人生产积极性，市场又逐步趋于活跃。另一方面，召集私营工商户代表作安抚情绪、动员生产为主题的报告。如北京市召集约5000名私营工商户代表参加报告会，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程宏毅指出，“对于目前生产和营业暂时遭受困难的私营工商户，主要是依靠他们积极经营解决，政府将采取贷款、收购成品和加工定货加以扶助。”[14]上海地区甚至还创作了《“五反”生产两不误》的歌曲，在广大工商界和群众当中进行传唱以实现动员。在中共积极动员下，私营工厂商店普遍召开了以搞好生产为内容的劳资协商会议，双方共同探讨克服困难、改善经营的办法。“五反”运动即将结束之际，中共继续把加强生产工作的宣传作为动员的主要内容。《人民日报》发表多篇评论，强调私人资本主义在新中国建设过程是有贡献的，要确保私人资本向好发展。另外，通过资产阶级代表人士呼吁工商界加强思想教育，以爱国主义、共同纲领为指导，继续深入改造“五毒”思想，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处理好劳资关系，促进新中国各项事业稳步发展。

经过全程式的政治动员，并在实践中落实对工商界的扶持政策，工商界增强了经营信心，主动克服资金和原料困难，不少停产歇业的工厂、商店陆续恢复生产与经营，有的甚至扩充设备、扩大生产，社会主要产品的销量已经较1951年同期有了较为明显增长。政治动员与维护生产相结合的特点确保了运动“反”而“不乱”，做到了毛泽东提出要求，即“五反”斗争做到“群众拥护，市场繁荣，生产有望，税收增加”[15](p169)。

（三）张弛有度：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
良好的政治动员应当具有建设性激励机制和惩处机制，在紧张与松弛之间取得平衡，“五反”运动对工商界政治动员具有张弛有度的特点，采取“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16](p197)的基本动员策略，这种宽严相济的有理有利有节原则收效显著。

在面向工商界政策宣传方面，坚持以法律政策为前提。毛泽东多次强调，要按照《共同纲领》办事，如果工商界在《共同纲领》允许的范围内开展生产活动，是受国家政策保护的；如果超出《共同纲领》的界限，就属于违法行为。在《共同纲领》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办法、规定等。1952年3月政务院政务会议批准《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明确在划分工商户性质时，可以划分为五类，即：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五类①参见：《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人民日报》1952-03-12（第1版）。。与此同时，为了对工商界不法分子形成威慑，政务院还通过了《关于五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为了严肃地、谨慎地和适时地处理五反运动中工商户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的案件以及其他应经审判程序处理的案件，为了保障五反运动顺利完满地结束，凡工商户违法案件较多之市，有设立人民法庭之需要”[17]，并规定人民法庭有逮捕并判处退出违法所得、赔偿损失、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管制、劳役改造、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及酌予缓刑或免予处分的权利。“五反”划分标准及“五反”法庭设立的决定，在工商界形成巨大威慑。基于《共同纲领》及在此基础上制定的法律、法规、办法等，中共在政治动员中占得了有利条件。在有理有利前提下，通过广泛的发动宣传，工商界明确了“五反”运动在共同纲领中的依据以及处理标准与方法，这多少在工商界群体中营造了一种“紧张”气氛，但是工商界也意识到，这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确实存在的“五毒”行为。

如果说坚持以《共同纲领》和法律、法规等为依据，加强对工商界的宣传体现了“刚性”的动员方式，那么，在真正落实过程中，则体现了“有节”的一面，这种柔性处置方式起到了良好的动员效果。毛泽东指出，“五反”运动“这不是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改变，目前还是搞新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是削弱资产阶级，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是要打它几个月,打痛了再拉，不是一直打下去,都打垮”[15](p167)，“从宽”处理是基本态度，他亲自对北京、上海、长沙、西安以及广州等地“五反”对象划分工作进行具体指导，在对上海工作的指示中，“希望从第三类移一部分到第二类，对坚决保护和一般保护的资本家数目能增加一些就好。”从大城市处理结果看，“前三类约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后二类约占百分之五左右。”[18](p337,308)尤其对于大企业、上层资本家，中共甚至采取了“保护过关”的方式。大企业对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开启中国工业化步伐作用很大，毛泽东明确指出，大资本家“掌握着的工厂，经济作用比某些城市全部小工商业还要大。”[19](p226)因此，处理荣氏企业时，陈毅、薄一波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指示不必那么小气，对荣氏企业要“再大方一点，划为完全守法户。”荣毅仁被定性为完全守法户在工商界引起极大震动，人们纷纷称赞共产党伟大卓越，动员效果显现。黄炎培对此专门向毛泽东汇报：上海资本家都放心了，纷纷表示在中共领导下，努力从事生产。基层“五反”实践中，中共指出要“反对不顾实际情况、不认真核实定案的’左倾’现象。”[20]从而确保了定案处理的宽容特点。

三、中共对工商界政治动员的价值考察
中共专门针对工商界开展大规模政治动员并且在短期内实现了运动目的，这在中共历史上尚属首次，在理论、历史的维度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理论价值：政治动员为社会主义矛盾学说及统战理论奠定了基础
一方面，政治动员为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基础。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思想是中共在建设时期初步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社会主义矛盾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毛泽东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21](p206)这里，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拥护宪法、愿意接受改造特点的认识与1952年的“五反”动员具有直接联系。对工商界的政治动员营造了浓重的“五反”氛围，动员技巧和策略的运用，使工商界开始“改邪归正”，服从国营经济的领导，遵守《共同纲领》，从事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生产和经营，人们甚至对工商界的转变感到惊讶与意外，“确实不知道资本家原来是怎么想的？一夜之间也有现钱了，也可以缴税了。”[22]土改完成后毛泽东改变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认为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但是中共并没有把资产阶级作为与工人阶级针锋相对的阶级敌人来对待，而是将二者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这一理论有效指导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毛泽东明确指出，“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密切相关的。”[21](p223)

另一方面，丰富了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理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统战工作中，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和又联合又斗争的统战方针，无产阶级为实现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必须带领民族资产阶级要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这是对其实现统战的前提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转变为执政党，在共同的阶级敌人被消灭后，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成为全新课题。

对工商界的政治动员实践丰富了中共在执政条件下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理论，主要贡献在于：一是对工商界的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类别划分，一改过去以革命态度对资产阶级进行划分的标准，转向了以是否守法为标准的阶级划分，在各大媒体的“五反”动员中，工商界人士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五类，体现出中共对资产阶级的统战由革命思维向执政思维的转变，划分标准的转变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开展统战的阶级前提；二是在阶级划分基础上形成了灵活的统战策略，中共明确表示，“五反”政治动员并不是反对整个资产阶级，而是“打击百分之一左右的最反动的资本家……可能争取绝大多数资本家拥护我们，而不会怨恨我们”[18](p118-119)。因此，在大中城市，形成了坚定依靠工人阶级、守法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对违法资本家开展坚决彻底斗争的统战策略；三是根据态度对违法资本家在惩罚环节采取不同策略。中共在政治动员中指出，对那些能够坦白违法行为的资本家，采取“只退不罚”政策，这一动员措施，毛泽东评价说，“这个‘只退不罚’政策，可以安定绝大多数资本家，可以组成广大的五反统一战线。”[18](p212)

（二）历史价值：稳定了经济社会秩序并为过渡提供条件
新中国成立伊始开展“五反”运动，对于初生的人民政权来说，具有一定的政治风险，在打击不法行为的同时必须确保人民政权稳固，政治动员显得尤为重要。实践证明，中共的政治动员有效处理好“五反”与稳定的关系，为后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条件。

从稳定社会秩序看，政治动员消解了“五反”运动带来的巨大震动。新中国之初，工商界对自己命运充满着各种猜测和顾虑，荣毅仁曾担忧地表示，“又听得谣言四起，说什么共产党来了要共产共妻，要弄得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在外表上还要故作镇静，免得厂里一些同事惶惶不安。”[23]“五反”风暴刮起，资本家陷入惶恐不安状态，有地方“五反”打击面过宽，甚至采取逼供方法，经济形势陡然急转，一度出现了城乡内外交流不畅、市场萧条、工业生产下降情况，大批工人失业、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滑，经济震荡引发了社会出现了动荡。中共意识到“五反”带来的政治负效应，逐步改变政治动员策略，提出打击要适可而止，接下来主要和工商界讲团结。因此，以高压态势为特征的宣传转向了抚慰式政治动员，引导社会各界在对工商界斗争时避免“左”的偏向，缓和劳资、公私的紧张关系，同时加大对工商界扶持政策的宣传与动员，号召其在国家帮扶下改善经营、努力促进生产，加强对典型资本家定案结果的宣传，绝大部分资本家被划为守法户的广泛宣传使工商界趋于平静。毛泽东评价指出，“这次运动的成功，应该是增进了团结”[19](p226)。不仅没有对政权产生冲击，而且私营工商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力量。

从实现社会过渡条件看，政治动员为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并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基础。随着“五反”效果逐渐呈现，毛泽东随即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16](p231)这是对待私人资本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政策转变的重要信号，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问题提上日程，对资本主义“利用、限制”逐步改变为“利用、限制和改造”，中共政治动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主义改造进程设想。一方面，强有力的政治动员使工商界大都能主动坦白，或在他人检举揭发下，交代其违法行为，这些暴露出的问题引起了党、政府和全国人民的警觉，改变了中共原先对过渡时间的最初设想，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提上日程。另一方面，通过政治动员，广大工商业者认识到其先天不足的阶级本性，并能够顺应时代需求，进行自我革新。行之有效的政治动员实现了毛泽东对五反“削弱资产阶级”的目标设定，这也让中共看到了以和平方式实现对资产阶级改造的可行性。

四、结语
新中国初期的“五反”运动中的政治动员是中共对社会进行重新整合的一个缩影，初步展现了中共在建立新政权后对城市社会各阶级阶层高超的统合能力，逐步树立了中共的国家治理权威，是中共与城市民众之间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工商界在当时是资产阶级的代名词，这个几乎能够看得见未来命运、注定要被改造的群体，在中共的政治动员下参加了实现自我净化的“五反”运动而没有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私营工商业在1952年下半年迅速恢复和发展，逐步取得了可观盈利，并最终迎来了“难忘的1953”。可以看出，中共成为执政党后，社会治理方式开始实现由“革命动员”向“执政动员”思维模式的转变。尽管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观点，消灭私有制是共产党人的目标，但是革命本身不是目的，共产党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界政治动员正尝试摒弃革命思维，对工商界采取团结和教育的方式，以柔性动员代替了刚性动员，从阶级对立走向对剥削阶级的和平改造，这是难能可贵的。但作为初掌政权的政党而言，革命思维难以彻底转换，革命年代暴风骤雨式的影子在“五反”运动中依然清晰可见，私营工商业发展一度因此受挫，这是“运动”式国家治理难以规避的弊端。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后的今天，在借鉴经验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显得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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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4.007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04-0052-0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共中央南京局统战工作的历史经验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8YJC710107）；扬州大学校社科基金项目“新中国初期中共对民主人士政治动员研究”（xjj2015-23）；扬州大学“青蓝工程”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朱益飞（1984—），男，江苏如皋人，博士，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