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早期代表性著作研究的主要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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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早期代表性著作研究的主要议题探析
何 娟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作为恩格斯早期的主要著作，被认为是恩格斯走向唯物史观道路的理论起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学界对这两部代表性著作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四个主要议题：恩格斯的早期文本是否摆脱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是否具备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质点、《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的“价值”是否符合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恩格斯与马克思是否具有思想上的同质性关系。立足文本，考察文本诞生的历史背景及内容，分析学界研究的焦点议题，成为把握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历程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早期文本包括《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下简称《状况》），这两部著作是恩格斯在英国生活的21个月里实地考察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劳动生活状况，在广泛搜集和仔细研究了他所能接触到的各种官方资料和自己的亲身经历的基础上而写作出来的。国内外学者因其研究背景、知识结构以及研究重点不同，关于这两部著作出现了不同的研究结果，对恩格斯的早期文本是否摆脱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是否具备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质点、《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的“价值”是否符合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文本中的思想是否与马克思思想具有同质性关系等焦点话题有不同的看法。本文则基于恩格斯的文本，在梳理概括学界观点的基础上，分析这四个主要议题，并试图做出自己的回应。

一、恩格斯的早期文本是否摆脱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
个人的成长总是离不开社会环境影响，思想的发展也在与社会思潮的不断冲击中走向成熟，青年恩格斯就是在各种思想的砥砺中逐步走向共产主义的。1839年初，恩格斯开始研究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到柏林后更是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博士俱乐部。随后，恩格斯又开始大量阅读费尔巴哈的作品，深受其影响并逐渐退出了博士俱乐部。基于此，学界对于此时恩格斯的思想底色是否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一方面，有学者认为他的思想具有费尔巴哈的特性。日本学者山之内靖指出，恩格斯以“伪善”“不道德的”“自由的人性”等字眼评判《国富论》的论述时，“费尔巴哈的立场即普遍的人性主义被当作立论的根据。‘大纲’不仅采纳了李嘉图派社会主义的观点，同时还在德国思想中寻求根本基础”[1](p93)，认为此时的恩格斯仍深受费尔巴哈人道主义式的影响，并称恩格斯为“道德主义者”。张湫、孙荣也认为《大纲》中，“贯串于全文的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精神，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是这部著作在哲学世界观方面的‘底色’”[2]。他们认为恩格斯当时真正理解了青年黑格尔主义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区别，并且在写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时自觉地使用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来考察和分析问题，所以《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内容中明显带有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痕迹，也就相应存在着与费尔巴哈相同的缺陷。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恩格斯逐渐开始摆脱费尔巴哈的特性了。郝贵生指出：“到1843年底，恩格斯显然已经有了重大转变。”恩格斯已经“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具体的历史的人”“恩格斯1844年8月回到巴门之后，在与马克思的通信中已经开始考虑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主要缺陷”[3]。此外，也有学者认为虽然《大纲》的哲学前提还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认为“它作为一部‘内容丰富而又富于独创性的著作’，仍然有相当的历史价值，所以，马克思称它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4](p97)。纵观上述观点，即使很多学者认为恩格斯的思想中留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子，但却没有具体阐述其是如何表现的。

对此，笔者认为，恩格斯在陈述18世纪的经济学革命时已发觉到费尔巴哈式唯物主义的弊端，即没有进入现实层面的唯物主义，只是抽象停留在自然界，没有进入人类社会。正如黄楠森所指出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也只是停留在用自然界来取代上帝，只看到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是自然界的存在物，忽视人对自然界的改造作用，不了解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恩格斯对18世纪旧唯物主义的批判，实质上也就是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局限性的突破”[5](p278)。虽然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偶尔会有一些费尔巴哈的影子，尤其是在讨论道德领域问题的时候，但是恩格斯已经试图在突破费尔巴哈的影响。如果说恩格斯受费尔巴哈影响的话，可以说恩格斯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走出了唯心主义，运用颠倒的原则分析经济学的现象。“这样一来，经济学中的一切就被本末倒置了：价值本来是原初的东西，是价格的源泉，倒要取决于价格，即它自己的产物。大家知道，正是这种颠倒构成了抽象的本质。关于这点，请参看费尔巴哈的著作。”[6](p66)可见，恩格斯早年的时候，阅读过费尔巴哈的著作，并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认清了思辨唯心主义的错误。但是，恩格斯不是停留于自然界的分析，而是深入分析了人类社会。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指出，“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6](p370)。恩格斯肯定了自己还受到之前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已经逐渐消失。科尔纽在分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著作时就指出：“恩格斯的这部著作还带有从费尔巴哈人道主义那里得到的某些唯心主义的痕迹；但是从整个来看，这些唯心主义的痕迹无损于对于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这个唯物主义历史观正在形成并且使他在摈弃唯心主义的同时，也摈弃了费尔巴哈的半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和他的人道主义。”[7](p137-138)所以，即使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序言中坦诚了他著作中德国古典哲学的痕迹，但是从其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分析，从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对工人阶级状况的描述，可见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摆脱了社会观上的唯心主义，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对他的影响。

鉴于此，恩格斯早期文本虽然会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用词，但是已经在深入分析社会的过程中试图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对他的影响。

二、恩格斯的早期文本是否具备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质点
恩格斯在《大纲》和《状况》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阐释，对社会变革的必然来临的分析，使学界对这两部著作中的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产生了兴趣。

一方面有学者认为他的思想没有摆脱空想主义。在苏联学者罗森别尔格看来，《大纲》“没有彻底摆脱空想社会主义，尤其是它的英国流派的印记。恩格斯常在本书中从道德正义永恒规律的眼光批评资本主义；他往往用道德的谴责来结束对某些经济现象的深刻的理论的分析。他从抽象的道德原则出发，给贸易、竞争和土地所有制等都下了判决”[8](p49)。这就是说明恩格斯的思想中还留有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子。但另一方面，大部分学者还是认为恩格斯已经走向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道路。《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一书中认为恩格斯在《大纲》中“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及其内在的矛盾运动，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机制，从经济学上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9](p44)。在《状况》一书中，“他生动地叙述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要求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这就为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的学说提供了现实的基础”[9](p45)。《状况》是恩格斯在深入调查基础上写成的，是对形形色色的空想主义、资产阶级的博爱主义的有力批判，这一文本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建立的重要意义正如科尔纽所言，“它被恩格斯用来当作某种解毒剂。消除了德国的落后状况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可能在他思想上产生的影响的毒素”[7](p135)。朱传启则指出，《状况》中无论是关于对工人运动和空想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还是以辩证的思维方法分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的展望，“都可以表明这是第一部科学社会主义著作”[10](p49)。在他们看来，《状况》已经是一部科学社会主义著作了，无论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判断上，还是从社会现状的科学分析上，都已经接近甚至是达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水平，也就是说恩格斯在早期的两个文本中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

笔者认为在《大纲》中，恩格斯的批判理路已经是接近科学社会主义的思考方式。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借助于阶级情感而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评判，在《大纲》中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做了全面的梳理，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如商业、价值、资本、私有制、竞争、垄断、经济危机等等，进一步指出只有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才能改变现实的社会。在《大纲》中，恩格斯对于商业和道德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科学的回答，他认为商业的人道，不过是“滥用道德以实现不道德的意图的伪善方式就是自由贸易体系引以为豪的东西”[6](p62)，揭开了资本主义道德的温情面纱。恩格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商业欺诈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私有制产生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商业，而商业所产生的第一个后果是：一方面互不信任，另一方面为这种互不信任辩护，采取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进而，他指认出“商业是合法的欺诈”[6](p61)，对于资本主义的信用置于私有制基础之上进行考察，认为资本主义的诚信，不过是为了商业利益的互相妥协，而不是单纯的道德批判。恩格斯在《大纲》中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的认知和批判的致思方式，也是采取一种前提性批判的思维方式，最鲜明地体现在其对于重商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批判，认为“只有摆脱这两种体系的对立，批判这两种体系的共同前提，并从纯粹人的、普遍的基础出发来看问题，才能够给这两种体系指出它们的真正的地位”[6](p59)。前提性批判是唯物史观认知社会现实重要方法，从这一角度而言，《大纲》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建立提供了方法论支持，也是恩格斯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质点。

恩格斯在《状况》中试图从英国工人运动的视角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在《状况》“工人运动”一节中，恩格斯考察了工人阶级从早期的“犯罪”这一最早、最原始和最没有效果的反抗形式，到成立工会和罢工等有零星的、分散的反抗，再到发动政治性的组织化活动（比如成立政党和发动起义），宪章运动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在他看来，“宪章运动本质上具有社会性质”，虽然“他们的社会主义还处在萌芽状态”[6](p470)。随后恩格斯考察了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特别是欧文的共产主义社会实验区，认为欧文虽然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伪善性，但在实际中对于这种剥削关系仍然承认其合理性，因而在“形式上仍然以很宽容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以很不公平的态度对待无产阶级”[6](p471)，除了借助于善心的发作，对于现存关系的改变却显得无能为力。对此，恩格斯则认为英国的工人运动虽然具有丰富的实践，但是在理论上仍然需要进一步发展，使工人运动摆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即促进工人阶级的觉悟，这些“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在他们身上蕴蓄着民族的力量和推进民族发展的才能”[6](p475)。由此可见，恩格斯此时已经意识到无产阶级的觉悟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性，已经开始分析英国的社会主义、法国的共产主义的差异和不足，形成自己对共产主义科学的认识。

因此，恩格斯在《大纲》或者《状况》中有对工人阶级的道德上的亲近，源于他与他们的直接接触和交往，但是他更多还是在科学地分析和论证，表明他已经摆脱了空想社会主义对其思想的影响，走向了科学社会主义。

三、《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的“价值”是否符合马克思的价值理论
对于《大纲》，学术界争论最多的莫过于恩格斯在其中关于“价值”这一范畴的论述。在《大纲》中，恩格斯对于国民经济学的发展从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体系作了历史性的梳理，其中也不可避免地谈到新旧两派经济学家关于“价值”范畴的理解，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恩格斯在《大纲》中阐述的“价值”概念，学界具有不同的观点。

一方面有学者认为恩格斯在《大纲》中对于价值的理解蕴含着马克思的价值论的萌芽，彭勋指出“《大纲》有关价值的论述已包含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许多重要思想的萌芽，例如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不会有价值，要以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比来衡量某个物品是否值得生产，只能以社会总劳动的一定语来生产某种使用价值，价值是一个历史范畴等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11]，罗郁聪、陈其林则认为“当时恩格斯已经认识到，价值本身不是孤立地存在和决定的，它是人类劳动的一种社会形式，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价值的形成、决定以及实现是在竞争这样一个社会的自发过程中完成的。这一认识，对于以后的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12]。他们认为，恩格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考察价值，指明了价值的存在是一定的历史产物，也终将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逝。而这种历史性的观察方式和社会性的研究方法对于马克思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

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恩格斯虽然批判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价值论，但是没有摆脱他们的影响。有学者就指出虽然恩格斯“肯定了价值的存在，但对价值的看法却是错误的，因为他还没有区分出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与萨伊庸俗效用论的根本不同点”[13]，也有学者强调“恩格斯对价值所下的定义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某种程度上，这就表明恩格斯还没有完全摆脱萨伊和麦克库洛赫庸俗经济学的影响”[14](p98)。持这一种观点的学者，是从《大纲》中“价值”的实质性内容方面进行考察，认为此时恩格斯对“价值”的理解仍然是停留在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价值论水平。

笔者认为，在《大纲》中恩格斯是从交换领域考察价值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决定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然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6](p65)。这种从有用性的方式来考察价值，实际上只是在商品交换领域来考察价值，基本上还是沿袭早期价值论的观点，这与恩格斯从重商主义理论批判的出发点是密切相关的。因为重商主义所关注的重点就是商品贸易，贸易差额论是整个重商主义体系的要点，而后其所考察的资本主义重点也是停留在竞争、垄断等方面，并没有深入到生产领域。因而就此而言，《大纲》中的价值思想并没有达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高度和深度。

然而，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其对价值的理解已经深入到生产领域，在他们看来“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确定某物品是否应当生产，即确定这种物品的价值，这主要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因为社会是否有时间来实现合乎人性的发展，就取决于时间”[6](p270)。虽然说这一价值思想距离马克思价值理论还比较远，但是已经是非常接近了。到了《状况》，恩格斯也是将考察价值的视线停留在生产领域，比如他认为“厂主对工人的关系不是人和人的关系，而是纯粹的经济关系。厂主是‘资本’，工人是‘劳动’”[6](p477)，当然这种经济关系不仅仅是停留在买卖关系，还包括生产中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因此，就此我们不难发现在《大纲》中恩格斯的“价值”思想并没有达到马克思价值理论的高度，但是也是其走向劳动价值论的理论起点和萌芽，诚如他在《状况》的序言中所承认的，“我这本书只是体现了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6](p370)。政治经济学一直关注“价值范畴”，将恩格斯对“价值”范畴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恩格斯的“价值”范畴相对不太成熟，但是这不能将其作为否定恩格斯的方式。对于价值问题的考察，恩格斯的视角从交换领域逐步深入到生产领域，从而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运行结构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恩格斯在《大纲》中对“价值”范畴的理解肯定没有达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价值理论理解的高度，不能过分夸大。

四、恩格斯的早期思想与马克思的早期思想是否具有同质性
恩格斯的这两部早期著作对马克思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丰富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马克思就指出“但是，德国人为了这门科学而撰写的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除去魏特林的著作，就要算《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几篇论文和《德法年鉴》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6](p112)。关于恩格斯早期思想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学界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进而指认了恩格斯的早期思想与马克思的早期思想的同质性。

科尔纽在《马克思恩格斯传》中对《大纲》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这篇文章对马克思的启发很大；它有力地推动了他的思想，帮助他克服了对资产阶级社会、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还有些抽象的理解。”[15](p621)他认为恩格斯从人类社会本质的一般论述，转向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更加深入的批判，而恩格斯的这种批判是同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批判一致的。卡弗在其《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关系》中研究了恩格斯早期思想的发展，并在对比中，指出恩格斯思想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例如，他指出恩格斯在《大纲》中关于“矛盾”的讨论在《资本论》中则获得了更深入和具体的讨论；恩格斯在《大纲》中分析的“地租”“资本的利润”和“工资”三个范畴，成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分析的三个范畴等[16](p144)。梅林在评价《大纲》时也指出，“实际上，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在应该进行并且确实进行了决战的那个领域内，恩格斯是给予者，而马克思是承受者”[17](p124)。学者朱传启在其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比较研究》中就指出“恩格斯通过对英国社会经济和工人阶级的状况的研究，以及他在政治实践中的成功活动，使他取得了马克思通过哲学和历史的研究所得到的成就和结论。他们研究的具体对象和方式，虽然有所不同；但他们二人研究的目标和目的，以及所得到的结论都是完全一致的”[10](p53)。卡弗甚至认为《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主要是出自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关于英国和德国工业发展的材料及恩格斯其他文章。可以看出，在恩格斯的早期思想与马克思思想的关系上，学界更多地从这两部著作中分析了恩格斯早期思想对马克思思想的积极影响。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恩格斯以自己的方式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使得马恩思想对话有了可能，而恩格斯的早期思想也是马恩成为终身挚友的思想根基。朱传启在其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比较研究》中就指出，“恩格斯通过对英国社会经济和工人阶级的状况的研究，以及他在政治实践中的成功活动，使他取得了马克思通过哲学和历史的研究所得到的成就和结论。他们研究的具体对象和方式，虽然有所不同；但他们二人研究的目标和目的，以及所得到的结论都是完全一致的”[10](p53)。对此时马恩的思想状况，科尔纽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在他看来“在对英国状况的分析中用来作为基础的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并不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做的那样，是被系统地表述出来的。这说明从理论的观点来看，恩格斯还没有达到马克思已经达到的那种水平”[7](p139)，即使恩格斯还没有做到使他的工作成果具有和马克思同样的概括性和理论性，但是他对经济状况和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所做的分析，却比马克思的要精确得多。马克思那时已经达到了世界是物质的这样的普遍观念，认识到历史本质上是由人的生产活动的发展构成的，人的生产活动在自行改变的同时，人也为了使之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在改变自然，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像恩格斯那样清楚地看到，生产力的发展怎样决定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状况。

笔者认为，恩格斯的早期思想为马克思早期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启发和创作的材料。通过阅读比较，可以说恩格斯的《大纲》规定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主导逻辑。因为《大纲》中提到的劳动的分类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的规律非常接近；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在《大纲》中已经涉及了，《大纲》中已经将私有财产作为批判的核心。不仅如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述他的唯物史观思想产生过程和主要内容时写道：“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18](p592-593)这就表明，马克思肯定了恩格斯早期著作对其的影响。列宁对《大纲》对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做了精辟的概括，他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从社会主义的观点考察了现代经济制度的基本现象，认为那些现象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的著作使这门科学发生了真正的革命”[19](p93)。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多次引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论述来佐证自己的结论，如在《商品》一章中阐述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交换的决定性作用，借鉴了《大纲》中“开辟道路的规律”的表述方式。在《货币转化为资本》一章中阐述“货币在运动终结时又成为运动的开端”时，引证了《大纲》中“资本……分为原有资本和利润，即资本……所获得的增长额，虽然实践本身立刻又将这种利润加到资本上，并把它和资本投入周转中”的观点。在阐述商业资本的等价交换原则时，引证了《大纲》中“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差别基于下述事实：物品的价值不同于人们在买卖中为该物品提供的那个所谓等价物，就是说，这个等价物并不是等价物”的观点。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均可以看出《大纲》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影响。

《状况》中的实证调查材料为马克思的论证提供了可靠的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会引证《大纲》中的观点，对于《状况》的材料也是大为赞赏。仔细研读《资本论》会发现，马克思一共在11处分别引用了《状况》中的调查材料，特别是在第一卷《工作日》《机器和大工业》等章节中，从绝对剩余价值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模式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视为《状况》的续篇。实际上，恩格斯在《状况》的《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就坦诚自己不打算详细列举1844年以来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新变化，因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已经详细描述了1865年前后，即英国的工业繁荣达到顶点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6](p370)，就此而言，恩格斯也已将《资本论》第一卷视为《状况》的续作。恩格斯的《状况》一书不同于其他的著作，这一著作是基于实证调查的材料写出的，里面有翔实的材料，基于恩格斯的亲身经历，并且有大量的报刊资料作为支撑，所以里面很多的材料都成为后来马克思写作的材料支撑。

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早期思想与马克思思想是具有同质性关系，如果说恩格斯以《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为代表先行地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道路出发走向唯物史观。而马克思通向唯物史观的道路更加重视在哲学层面上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哲学观点的深刻批判。借助于恩格斯的启示，他走向了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正是有了哲学上的反思，才使得马克思的正确把握到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使得他对于社会现实的把握、理解和批判更加的深刻和彻底。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通向唯物史观的具体路径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这并不影响两人的思想发展是同质性的。

参考文献：

[1][日]山之内靖.受苦者的目光：早期马克思的复兴[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张湫，孙荣.《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哲学性质[J].理论界，2014（4）.

[3]郝贵生.青年恩格斯的人学思想发展轨迹初探[J].马克思主义研究，1995（5）.

[4]孙伯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

[5]黄楠森，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1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法]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3卷）[M].管士滨，译.北京：三联书店，1980.

[8][苏]罗森别尔格.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M].方钢，译.北京：三联书店，1958.

[9]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10]朱传启，等.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比较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11]彭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开篇章——纪念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发表140周年[J].经济研究，1984（5）.

[12]罗郁聪，陈其林.马克思恩格斯价值命题的比较研究——兼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价值命题的现实运用[J].学术月刊，1987（9）.

[13]张一兵.政治经济学逻辑中的政治哲学颠覆——青年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解读[J].求实，1998（6）.

[14]姜海波.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研究读本[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15][法]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M].管士滨，译.北京：三联书店，1980.

[16][美]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M].姜海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7][德]弗·梅林.马克思传[M].樊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9]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4.005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04-0037-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理论的整体性研究”（17CKS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何娟（1992—），女，江苏大丰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维也纳大学政治系联合培养博士生。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