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鲍威尔社会主义观念的演变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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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鲍威尔社会主义观念的演变及反思
孟 飞1，马克·布鲁姆2

（1.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2.路易斯维尔大学 欧洲历史系，美国）

[摘 要]奥托·鲍威尔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家，也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袖。从20世纪初开始，鲍威尔对“社会主义如何可能？”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考察，他撰写了一系列的著作来阐释到社会主义之路的实现方式，他的理论探索和实践选择映射了他从左派向中左再到中派转变的思想轨迹。特别是鲍威尔晚年对“整体社会主义”概念的构建，集中暴露出第二国际中派放弃无产阶级革命、迷恋资产阶级民主、希冀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幻想民主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合流的政治立场。

[关键词]奥托·鲍威尔；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整体社会主义；缓慢革命；中间道路

一、导言：作为理论家和政治家的奥托·鲍威尔
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1881—1938，以下简称鲍威尔）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一个犹太家庭。鲍威尔的青年时代对现实政治非常敏感，寻求破解奥匈帝国政治复杂性的方式。鲍威尔不满足于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资源，于是广泛阅读了包括《资本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从马克思那里，他对社会的不公正、工人阶级的状况、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则有了概貌性质的了解。1902年，鲍威尔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哲学、法律和政治经济学，加入各种激进组织参与讨论和活动，也结识了后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团体的大部分成员。

萨利认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团体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几乎是同义语，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为了避免分裂，把麦克斯·阿德勒、鲍威尔以及卡尔·伦纳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联结起来执掌党的事务[1](p193)。而格鲁伯认为，也许存在两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一种是在20世纪初到一战前活跃着的一部分奥地利社会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还存在一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专门指称那些在1918年后第一共和国期间社会民主党统治集团的人物[2](p31)。显然，鲍威尔集两种解释于一身：一方面，作为理论家的鲍威尔撰写了诸如《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资本主义的世界观》《到社会主义之路》《奥地利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吗？》等论述社会主义的重要著作，被誉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首要的理论家之一[3](p33)；另一方面，作为政治活动家的鲍威尔从1907年起参与创办了党的理论刊物《斗争》，从1912年起他又担任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工人报》的编辑。1918年，鲍威尔担任奥地利第一共和国的外交部部长，1920年，他成为奥地利立宪国民议会的议员。在国际事务中，鲍威尔积极推进国际中派组织——社会党国际联合会（第二半国际）。1923年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成立后，鲍威尔一直作为执行委员发挥作用。1926年，鲍威尔参与起草了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即“林茨纲领”。可以说，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最活跃的时代（1900年至1934年间），鲍威尔是这个团体中最重要的人物[4](p256)。

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所处政治环境的发展变化
在多种族、多民族的奥匈帝国，以鲍威尔为主要代表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凝聚在一起，致力于组织相互信任、共同合作的社会民主运动。鲍威尔对此的表述是：在工人阶级发生分裂的地方，总是一个工人政党代表当前的明智的现实政策，另一个工人政党代表争取最终目的的革命意向。只有在把明智的现实政策和革命热情结合成一个思想的地方，那里才能避免分裂。如果人们愿意这样称呼的话，这就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5](p329-330)。不过这不代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连续的、稳定的名词，在20世纪初到1934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从形式上彻底终结的30多年时间里，大概可以截断为三个时间序列：

第一阶段是1918年之前的全部时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是左翼力量占上风的政党，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主导着党的政治生活，鲍威尔此时是坚定的革命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即使属于温和派（中间偏右阵营）的卡尔·伦纳，也比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领袖要激进[6](p216)。

第二阶段是1920年代，奥地利饱受阶级斗争和民族分裂之痛，最终，奥匈帝国维系的努力宣告失败并于1918年秋彻底崩塌，奥地利第一共和国成立。此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与政治实践力图全方位地解决当时欧洲经济社会和政治文化面临的诸多问题。虽然他们从1920年以后一直没能执政，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也不占多数，但是在2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实际控制着维也纳[7](p202)，他们展开了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图景。维也纳市政项目（亦称“红色维也纳”）的崛起是现代欧洲最具创造力和爆发力的社会主义实验，这一宏大的建设规划不仅是物质层面的跃进，更重要的是通过全面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巩固他们的社会地位，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准[8]。正如萨松的分析，奥地利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已经围绕它所代表的阶级建立了保障网络，即现在我们所认知的福利制度[9](p87)。

第三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晚期到30年代前半期，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一面在国内宣传社会民主、经济—政治改革，一面在国外宣扬国际合作和一体化。1927年7月，在发生工人阶级暴力示威之后，奥地利中产阶级对左派的戒心与日俱增[10]，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活跃程度也大幅度减损。在全球政治—经济敌对状况不断升级、国际独立持续增长、1929年以后经济危机深化、国内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的矛盾环境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想延续具有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色彩的斗争方式。1931年，社会主义者仍然控制了41%的选票，是最强大的单一性政党，他们手中控制着一支武装力量[7](p202)。但是1927年7月和1934年2月的事实证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者对暴力反抗一再观望，即使采取了被动反应式的行为，也必定招致失败。1934年工人的“二月起义”只不过是一次自下而上的绝望行动，标志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作为有组织的运动走到了终点[11](p657)。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全面崩塌，其十万党员和超过一千个附属组织被取缔，包括鲍威尔在内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主要领袖不得不逃亡海外。

三个阶段政治时局的变幻为鲍威尔为代表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思想转变提供了现实土壤。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初的现实境遇和战术选择可以看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核心概念由革命向“缓慢革命”转变，或是在资本主义允许的条件下进行逐渐的社会主义建设。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被他们重释为包含国家的福利职能和公有制体制下经济的理性组织更为建设性的延伸，因此，社会主义绝不再具有毁灭旧世界、打碎国家机器的意义[12](p26)。特别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主要思想家的战略战术都与“缓慢革命”概念相一致，这恰恰是鲍威尔提出的政治观点：工人阶级党派获取政权后，通过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激进改革，逐渐构建社会主义社会，包括资产阶级国家已经进行的巩固和改革的逐步扩展。鲍威尔进一步解释道：社会主义是有组织、有计划逐步实施、慢慢推进的过程。“引导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每一步措施都需要仔细斟酌。在没有同时建立起能够至少同样富有生产效率的社会主义组织的情况下，不应该摧毁资本主义生产体系。”[9](p84)此时，第二国际的大多数领袖（甚至包括部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不但不再攻讦右派，反而积极声讨左派。即使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中最为激进的鲍威尔也掉入了中派主义的深渊之中[13](p46)。

三、鲍威尔对社会主义的早期认识
1907年，鲍威尔在其职业政治家的早期就完成了划时代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这是他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头十年最重要的著述，也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最具爆发力的原创性成果。在书中，鲍威尔全面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问题解决的议案，因此，这绝不仅仅是一部民族学的论著，也是鲍威尔第一次表达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初次尝试。

鲍威尔在《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中描述了从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和阶级结构出发推导出的民族定义：“民族是通过命运的共同性而结成一个性格共同体的人们的整体。”[5](p30)根据鲍威尔的理论，民族性格反映了一些离散元素的重组，需要通过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几个共同的特点，包括共同的领土、共同的习俗、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宗教等。鲍威尔综合运用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观点来解释“民族性格”，他指出，民族性格有相对复杂的认知基础——社会实践模型，即是说民族性格是复杂的混合体，它将个人、家庭、社区、社会和历史遗产多个层级勾连在一起[14](p39)。就这一点来说，鲍威尔是接近马克思思想的，他认为，即使一个人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嵌入到整个社会文化的氛围中，个人也必然与他人相互依存，民族文化进一步规约了个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实践。鲍威尔还强调民族性格不是一个静态的实体，承载着文化意图的文化基础是不断流动的——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技术的改变。鲍威尔试图在《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中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框架对民族问题进行理论和历史分析，“这个分析使他产生了作为历史现象的民族概念。”[12](p31)

奥匈帝国出现了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争，这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是极为罕见的，并且伴随着奥匈帝国内部资本主义的发展，复杂民族状况杂糅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冲突。鲍威尔认为，到了帝国主义时代，旧的资产阶级的民族原则已经被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国家组织原则所代替。资本主义背离了民族—国家自由、民主、独立的追求，而是别的民族全部屈从于本民族的统治。在这种反动的情势下，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与民族发生对抗，工人阶级意识到社会矛盾其根源是民族矛盾。面对资产阶级的背叛，工人阶级必须拿起民族自治的武器，这在反对帝国主义、维护国际主义的斗争中才是准确和有效的[15]。鲍威尔提出，现在的历史是统治阶级的历史，而今后民族的文化将被无产阶级占据，社会主义的发展会最终促成民族真正的自治，广大群众会融入民族文化自治的潮流当中。因此，只有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全体人民才有资格分享民族的文化遗产，“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加强民族原则的推动力量，而且还清除民族原则发展道路上的障碍”[5](p53)。

鲍威尔最终希望达成的政治愿景是奥地利多民族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统一。更进一步，“社会主义预告了所有民族都将实现其对政治统一和政治自由的要求”[5](p58)。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会把独立的民族共同体连接成国际性的共同体，所有民族的工人阶级都将用民族自治的要求与有产阶级的民族权力政策对抗。所以，鲍威尔在《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的篇末建议：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如果党有必要修改民族纲领的话，需要把关于奥地利体制的纲领纳入工人阶级总的社会纲领中，并体现阶级斗争及其目标的民族内容。

我们可以用“激进”这个辞藻来形容此时鲍威尔对工人运动宏大目标的憧憬，在奥地利，鲍威尔把民族理论与工人运动的命运相关联，从而致力于把民族主义的要求同超越民族界限的凌驾一切之上的工人阶级大团结的概念调和起来[3](p13)。这是鲍威尔值得称道的方面，却难掩他在理论上的游移态度。鲍威尔提出了民族自决权的概念，但是在实践中却延缓运用，“他认为民族原则还没有足够力量来摧毁多民族国家的时候，先成立联邦作为过渡阶段”[4](p259)。鲍威尔往往在一些危难的关头暴露出政治上的不坚定，这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逐步改旗易帜的理论源头。

四、鲍威尔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全面阐发
20世纪20年代，鲍威尔全面参与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并连续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的著述——《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1920）、《奥地利革命》（1923）、《阶级力量的均势》（1924）、《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1927）。这些文本是鲍威尔思考当前阶段如何为党提供一个连续的改良计划，以完成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到社会主义秩序的过渡、衔接问题。

1920年，鲍威尔首先提出了“社会力量因素”和“防御性暴力”的概念，他认为民主制是阶级社会维持统治的工具，那么民主的内容是随着社会力量因素而动态变化的，它可以是农民的内容、资本主义的内容，抑或是无产阶级的内容。既然社会主义可以运用民主的手段，那么就需要无产阶级社会力量的不断上升。不过此时，鲍威尔虽然并不放弃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实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但是他更强调的是暴力的“防御性”——作为最后手段的、无产阶级的抗争——需要尽一切可能实行民主，而专政只是在被迫的情况下所最后诉诸的手段[16](p81-87)。鲍威尔对俄国革命是持保留态度（既批判又团结[17]）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任务》中的说辞是：就俄国而言，问题不在于布尔什维克正确与否。问题倒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是否能够和是否应仿效俄国的榜样。而在《到社会主义之路》《苏俄的新方针》中，鲍威尔的批评也愈发尖锐，他直接用“专制社会主义”来形容战时共产主义[18]。他还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不论是专制的或其他的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是一种具有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和工业民主这个特点的制度。

显然，“社会力量因素”和“防御性暴力”为“阶级力量均势”和“职能民主”概念做了铺陈。鲍威尔认为，阶级力量均势是现代民主体制中的斗争状态，他的理论植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无力一举赢得胜利的历史经验，从而发挥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念[5](p308)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14](p49)。鲍威尔对党的未来充满了憧憬，于是他所理解的阶级力量均势能够在辩证历史的结构中进一步衍生出党的战术实践（解决直接问题）和战略规划（制定长期政策）。社会主义社会的平衡状态应该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核心发展向度，按照鲍威尔的理解，最有效的平衡是民主权利被最广泛的阶级所拥有，而现存的议会民主只是一种“人民中的少数的政府”[19](p254)，无产阶级不应该沉迷于这种标榜全民选举和议会监督的幻想机制。鲍威尔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职能民主”，这更加有利于组织的共同管理，扬弃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弊端。职能民主的首要载体是新型的工人委员会，然后是在消费合作社、农民协会、公职人员团体等中体现出来。鲍威尔在整个20年代反复表明了在1917—1921年间所确定的对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基本态度。他认为，任何政府，不管它的专政权力多大，都不能将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引上社会主义轨道，除非首先存在着一种强大和成熟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是社会主义的有机部分，是在群众的自由与民主活动中发展起来的。因此，鲍威尔认为，“职能民主”是社会民主思想的真正还原，对公民责任感、社会组织稳定、国家团结等方面发挥作用，也就从根本上变革了群众同国家的关系[20]。

鲍威尔对斯大林主义不抱期待，他也不愿意去选择革命或改良中的任何一个名词，这种缓慢革命的观念试图在社会主义界限内调和革命和改革、原则和实用主义、热烈的革命潮流和冷酷的现实政治[21]。这就为鲍威尔之后对社会主义认识进入更深的误区埋下了伏笔。

五、“整体社会主义”：鲍威尔社会主义观念的完型
1936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吗？》出版，标志着鲍威尔完成了对社会主义未来愿景和实现方式的总结。就未来愿景来说，鲍威尔希冀“既把社会民主主义又把共产主义结合在自身中的”统一的社会主义[22](p368)；就实现方式来说，鲍威尔又把他“社会力量因素”“阶级力量均势”“防御性暴力”和“职能民主”等概念再次糅合进晚近的“整体社会主义”政策措施中。由此也可以认定，“整体社会主义”的名称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被鲍威尔发明出来，但是作为第二国际时期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架却已经酝酿了长达近20年的时间（一战结束后开始）[23](p282)。按照鲍威尔的说法，它指的是1918年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明确的特征，也就是说它拒绝在第二国际改良主义和第三国际的革命主义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寻求道路的折中[9](p84)。

鲍威尔“整体社会主义”思想指向的是四个现实存在的挑战：一是在法西斯和专制主义威胁下如何维持奥地利的民主自由；二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初经历了几次重大分裂，国际联合被破坏；三是世界经济的危机、民主的危机和社会主义的危机交织并存；四是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路线出现分歧[24]。鲍威尔认为，破除威胁、重新统一、弥合分歧、化解危机是紧密关联的，解决其中的任意一个问题归根结底都是要厘清思维上的障碍，调和社会主义实现方式的对立观念。一种是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它关注的是工人阶级的当前利益，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下，社会党通过渐进改良（议会斗争）来改善工人阶级利益。另一种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它的关注点在于马克思意义上的制度更迭，即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的统治，社会党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暴力革命）进行斗争。鲍威尔宣称，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克服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存在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但是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这种对立会反复出现，因此在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职能就是克服这种一再出现的紧张关系，它的历史功绩和历史任务过去和现在都正是把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5](p412)。鲍威尔的意图是构建一个政治模型，它不再是简单的民族—国家社会主义因素的叠加，而是真正唤醒政治上先进的工人阶级的斗争意愿。

显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吗？》是鲍威尔在总结世界经济的危机、民主的危机和社会主义的危机基础上撰写的，也是对在他政治领导下社会民主党遭受大溃败的痛苦反思。鲍威尔由此提出了工人运动的一个全新概念，也是最终趋向——整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意味着建立一个国际化的工人运动战略，统摄社会民主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让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联合起来与法西斯主义做斗争，积极要求苏维埃专政向社会主义的民主制转变，消弭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和东方革命社会主义之间的分裂[9](p88)。鲍威尔声称，问题的关键不是从表面上调停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不是让双方妥协退让。时代本身向社会主义提出的任务，毋宁说是要以更新、更高的命题来克服和统一社会民主党的命题和共产党的反命题[23](p281)。

总体而言，“整体社会主义”表达了鲍威尔晚年的政治意图是将第三国际与非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主要理论家）统一起来[25]，也旨在争取确立一种能够克服后来的劳工国际和社会党国际之间的分裂的理论观点。

六、结语：鲍威尔“整体社会主义”的不可能性
从20世纪初开始，鲍威尔对社会主义理论（战略）进行了三次系统阐发，他一步步退让，从左派转向中左派，最后汇入了第二国际中派的潮流当中。青年时代的鲍威尔虽然在其民族理论暗含了对超民族的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倾向，也中伤了一些民族的实际利益，但是他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开创性的，并且坚定地站在革命的社会主义阵营当中。而到了20年代，鲍威尔游移和妥协的特征愈发明显，革命精神逐渐涣散，他寻找种种借口、制造种种障碍来在革命中动员工人群众，声称要达到目标就必须经历相当长的过渡阶段。可以说，他既不相信必须打碎国家机器，也不相信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中顺利长成[26](p265)。直到1936年，晚年鲍威尔最终滑入对所谓“整体社会主义”的迷恋中，他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分，“社会主义要素”可能在资本主义内部与其共存。当工人阶级运动占主导地位时，各种改革措施实际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在其中引入了作为未来社会主义组织核心的新的要素[12](p164)。鲍威尔指出，要解决法西斯主义的“时代问题”[14](p52)就是开拓一条中间道路汇聚以往各种版本的社会主义政治模型。鲍威尔的政治目的其实就是以民主、整合、改良等名词置换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

笔者认为，鲍威尔对待社会主义本身的态度不可谓不严肃：一方面，他深刻观察到现代资本主义复杂状况对工人阶级意识的侵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存在重大分裂的可能，提醒社会主义保持团结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试图建设性地弥合革命的社会主义与改良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敌意，通过搭建“中间道路”来对抗肆虐的法西斯主义，以更高层级社会主义作为目标任务。这些观念对于欧洲社会主义者处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关系是有一定价值的。毫不夸张地说，鲍威尔是“整体社会主义”学说的主要引导者[18]，甚至是之后兴起的“第三条道路”的主要思想源头。不过，“整体社会主义”模型归根结底仍然属于社会改良主义范畴，它不仅反映了鲍威尔试图沿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现实可能性，迫切希望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结论，而且反映了他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深刻承诺[12](p29)。

第一，从理论产生的条件来看，构思“整体社会主义”概念的客观原因值得深思。这个概念是在战争期间鲍威尔对经济、政治和社会分析中产生的，经济危机使工人和中产阶级都陷入了贫困。它的后果有可能是劳工群众的激进化；也可能是社会各阶层被迫接受法西斯意识形态。在此期间，欧洲的独裁政权和战争的威胁，使社会民主党以及共产党感到无所适从。那么“整体社会主义”的提出就是鲍威尔的理论应激反应，他的理论根植于他悲哀地认定法西斯主义将无限期地赢得胜利，工人阶级将失去它的地位[27](p201)。因此，“整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可以共同实践的理论解决方案，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吗？》等文本中，鲍威尔并没有给出一条确定的路线图以完成他所谓的不同社会主义道路的“合题”，而仅仅是对未来战略制定的设想。

第二，从“整体社会主义”理论本身的合法性来说，鲍威尔与马克思主义的主流观念相违背。鲍威尔不仅承认“作为几十年来工人阶级成功的阶级斗争的产物及其经济、社会和知识发展的肥沃土壤”，他也不掩饰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全部历史、社会和文化意义”的推崇[9](p88)。这就造成了“整体社会主义”要求社会主义运动既不抛弃改良主义，也不能放弃暴力革命；社会主义者不仅要坚守民主主义的遗产，也要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遗产。问题的关键在于，鲍威尔没有意识到20世纪政治斗争的极端尖锐性，因此他的折中主义与其说是妥协政治不如说是宽容政治，换句话说，“整体社会主义”设想是他与资产阶级政党进行阶级间合作的政治理由[25]。这显然严重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是典型的“以民主手段夺取政权”[28](p193)的理论空想。

第三，从“整体社会主义”的实践效果来看，鲍威尔的政策主张无法在现实还原。鲍威尔认为，工人运动左右两翼在法西斯暴虐时期欧洲的首要任务是合作，而不是谋求独裁。为此，新的理论和战略原则在法西斯专政和威权政府的条件下，明确地为社会主义斗争提供了便利。尽管这些努力看似是符合工人阶级利益和奥地利国家意志的，但它们并没有对资产阶级反动的社会民主战略提出任何批评，他们甚至不愿在文学意义上对统治政权进行武装斗争。在奥地利，鲍威尔的政治策略并没有得到贯彻，或者它的效力是很低的，他领导的党既未能实现多数派的社会主义领导权，也未能走上与资产阶级团结（历史性妥协）以抵制法西斯主义独裁的道路[11](p657)。更确切地说，在战争发生时，鲍威尔选择了一个可以栖居退让的平台[27](p201)，“中间道路”最终导致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覆灭。

第四，从“整体社会主义”能否在当代“复活”的角度来分析，鲍威尔的理论亦是无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诸国的社会民主党经历了反法西斯主义的卓绝斗争，他们相信：将民主实践与一套连贯的政策结合起来，这些政策可以通过各自的立法机构改变政府结构，从而导致社会主义。鲍威尔的“整体社会主义”被援引为“第三条道路”的重要理论原点。“第三条道路”的坚持者延续着鲍威尔的道路，他们总是要求权力制衡的结构变化，只要民主社会的基础存在，即便在一个被资产阶级思想教育规范的社会中，社会主义也会“和平长入”。不过“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显然比鲍威尔更加陷入了“二律背反”，他们设想的、新的、开放的、多样的“无产阶级团结”从未实现，反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战后继续分裂。换句话说，当代欧洲左翼所谓的统一状态只是一种幻想机制而已。

最后，笔者得出的结论是，鲍威尔的“整体社会主义”不能消除改革派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对立。不过我们深入研究鲍威尔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观念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时至今日，改良话语和革命话语的发展依旧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重要讨论域，也是全球社会主义运动不断变化着的实践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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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4.003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04-0021-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研究”（15CKS02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孟飞（1983—），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马克·布鲁姆（Mark E.Blum），男，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欧洲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