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对《资本论》批判逻辑的重塑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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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对《资本论》批判逻辑的重塑及反思
——从《反〈资本论〉的革命》一文谈开去
许恒兵

（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上海 201602）

[摘 要]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葛兰西发表了《反〈资本论〉的革命》一文对其展开评论，认为俄国十月革命冲破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确立的分析公式，展现了革命阶级之“集体意志”在创造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表现出以主体逻辑重塑《资本论》的思想取向。这一思想取向在其后来的思想发展中得到进一步建构。面对福特制资本主义时代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渗透以及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变化，葛兰西力图开启思想文化领域的新战场，对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展开新思考，并通过运用主体逻辑重塑马克思主义以及《资本论》的批判逻辑为其进行理论奠基。葛兰西的思想努力不乏真知灼见，并产生了深远的思想史效应，但他的理论建构既误读了十月革命，也误读了《资本论》。十月革命绝非单纯的主体狂欢，而是牢固地建基于客观的历史必然性基础之上的，而《资本论》所建构的颠覆资本的批判逻辑既非单一的历史客观逻辑，也非单一的主体对抗逻辑，而是两种逻辑的辩证统一，其中，主体对抗逻辑建基于历史客观逻辑。

[关键词]葛兰西；领导权；马克思主义；《资本论》；批判逻辑

推动《资本论》走向21世纪，并在与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相结合中进一步激发《资本论》的政治潜能，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为此，我们十分有必要回到《资本论》的理解史中，在反思各种解读思路中确立起正确对待《资本论》的科学态度。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奠基者，葛兰西力图运用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的主体对抗逻辑重塑《资本论》，并以此将《资本论》从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阐释中解放出来。这种重塑虽然彰显了《资本论》内在具有的批判维度，但却消弭了《资本论》所建构的科学批判逻辑，并抹杀了客观历史逻辑对主体对抗逻辑的奠基性作用。反思葛兰西《反〈资本论〉的革命》（以下简称《革命》）一文所开启的理论阐释及其对《资本论》批判逻辑的重塑，就是为了澄明一个事实：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新变化，当代学术话语的当务之急绝不是抛弃或重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建构的科学批判逻辑，而应是在探究当代资本运作机理的基础上，不断激活马克思科学批判逻辑所蕴藏的政治潜能，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新的革命契机。

一、《反〈资本论〉的革命》中的基本观点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唯一的历史道路。”[1]（p562）资本主义生产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动机促使其不断变革生产方式，推动资本生产力不断发展，而伴随着资本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其与资本生产关系的矛盾和冲突也日益加剧，从而将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自我否定”，即“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己的否定”[1]（p874）。《资本论》的这一分析显然无法直接用于解释俄国革命，虽然20世纪初的俄国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其在总体上仍然是一个生产力水平极为落后的农业大国。也因此，当第二国际理论家将《资本论》阐释为“经济决定论”，并直接用其解释俄国革命时，他们普遍得出俄国尚不具备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之条件的结论，并对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引领其走向胜利的列宁主义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例如，普列汉诺夫就明确声称：“以马克思的学说为依据的社会主义政策当然有自己的逻辑。如果一国的资本主义尚未达到阻碍本国生产力发展的那个高级阶段，那么号召城乡工人和最贫穷的农民推翻资本主义就是荒谬的。”[2]（p420）

葛兰西坚决反对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阐释，在《革命》一文中，他称这这些人为用马克思的著作“教条主义式地去编制一种容不得讨论的僵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3]（p10），他们“把根据西方世界和政治活动正常发展的各个阶段造出来的抽象的一般图式，套用到俄国的历史上去”[3](p28)。在此前提下，葛兰西力图凸显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主体批判维度，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变化了的社会现实相协调，并给予俄国十月革命以新的解释。对于十月革命，葛兰西在总体上评价指出，“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包含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多于事件的意义”“这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3]（p9）。在他看来，正是《资本论》“论证了事件应该如何沿着事先确定的进程发展下去”，即“由于西方式样的文明的建立，怎样会必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又怎样会必定开始一个资本主义时代”[3]（p9）。但是，十月革命恰恰“战胜了意识形态”，“事件已经冲破了这种分析公式，而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俄国历史好像应该按照这一公式发展”[3]（p9-10），即俄国首先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如上所述，这种思路普遍流行于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的著作之中，葛兰西的批判实际上主要的也是针对第二国际理论家，就此而言，他的批判是合理的。但葛兰西由此将这种公式化的理解直接归诸《资本论》，并得出十月革命是“反《资本论》的革命”的结论，很显然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片面化理解。正是马克思后来明确强调，他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历史必然性”只限于“西欧各国”，并不能无条件地挪用到俄国历史的分析之中，对于这种做法，马克思将其斥责为“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并认为“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4]（p467）。

而从葛兰西在《革命》一文中的进一步评论来看，他实际上并不是要彻底否定《资本论》，而是要以主体对抗逻辑重塑《资本论》。葛兰西明确指出，“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否定了《资本论》的某些结论，但他们并没有抛弃它的富有生命力的内在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因素不是天然的经济事实，而是人，社会中的人，彼此联系着的人，他们互相达成协议，并通过这些接触（文明）发展一种集体的社会意志；是了解经济事实的人，他们对经济事实做出判断并使之适应自己的意志，直到这种意志成为经济的动力并形成客观现实，这种客观现实存在着、运动着，并且终于像一股火山熔岩一样，能够按照人的意志所决定的那样，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开辟道路”[3]（p10）。在他看来，“集体意志”的形成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

葛兰西进而对俄国十月革命中革命主体之“集体意志”的形成问题进行了考察。在他看来，在正常条件下，集体意志的形成需要一个传播和扩散的漫长过程以及范围很广的阶级经验。在此过程中，首先需要人与人之间结成“社团和联盟”，然后对他们的思想和意志进行持续不断的和多样化的外部刺激。资产阶级社会就处于这种正常条件下。在资产阶级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推动创造着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在遭受贫困和苦难的前提下不断发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种斗争促使他们在思想上形成某种秩序，“他们比以往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潜在能力，认识到自己有能力承担社会责任并且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3]（p11）。但是，俄国十月革命却是在一种“非正常条件”下爆发的，从而俄国人民集体意志的形成并没有遵循这种常规的路径。在他看来，正是艰难困苦的三年战争“唤起了俄国人民的集体意志”，这个“集体意志”在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宣传的鼓动和影响下被引向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葛兰西指出：“锻炼俄国人民意志的是社会主义的宣传。他们何必等待英国的历史在俄国重演，等待资产阶级成长起来，等待阶级斗争开始，以便形成阶级觉悟，并且遭受资本主义世界的最终灾难？”[3]（p12）葛兰西高度赞扬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认为俄国通过实行社会主义，可以避免成为资本主义各种缺陷的牺牲品，并通过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制度——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贫困和痛苦——而比资本主义做出更多的事情。

葛兰西力图激活被第二国际理论家所泯灭的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批判维度，并以此使马克思主义具备阐释十月革命的效力。从当时马克思主义普遍遭受“经济决定论”模式裁剪的理论语境来看，这种努力的成效无疑是显著的。但是，葛兰西由此得出十月革命是反对《资本论》的结论，并基于单一的主体能动性视角重塑《资本论》的学术和政治形象，则无疑扭曲了《资本论》所建构的科学批判路径。为了更为完整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将《革命》一文所开启的主体转向置于葛兰西思想整体中展开考察，通过分析这一转向的更为复杂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史渊源，具体呈现其重塑《资本论》批判逻辑的复杂动因以及基于这种重构对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的重新思考，并从中测度其合理性的边界。

二、领导权与《资本论》批判逻辑的重塑
葛兰西在《革命》一文中所表现出来的重塑《资本论》批判逻辑的思想取向在其后来的思想建构中得到进一步拓展。而推动这种重塑的复杂动因除了俄国十月革命所展露出来的人们的集体意志的力量，还在于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冷却情形。对于后者，葛兰西将其归结为福特制资本主义时代新的统治形式所造成的结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福特制资本主义。在生产方式上，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让位于以自动化机器体系为依托的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与之相适应，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让位于泰罗制的管理体系。伴随着生产过程的日益合理化和组织化，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干预日益增强，国家权力开始渗入到市民社会中，从而出现了哈贝马斯所说的“国家社会化”与“社会国家化”[5]（p179）的情形。正是基于这一变化，葛兰西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建构，认为“国家的一般概念中有应该属于市民社会概念的某些成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胄的领导权）”[3]（p222）。也就是说，国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政治和司法体制的组织，而是渗透到市民社会中，并形成了工业集中和垄断的制度，而市民社会本身成为国家的组成部分。这种融合导致了福特制资本主义社会权力运作的变化，并体现于三个层次：一是日益组织化和合理化的工业体系对工人生命的权力规训作用，即通过新的劳动方法培塑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法和世界观，并造成了卢卡奇所说的人的全面物化。不过，与卢卡奇不同的是，葛兰西通过将工业体系和资本主义相区分，强调工业体系发展的历史进步作用以及对于欧洲历史发展的标杆作用。二是适应新的劳动方法的要求，作为政治社会的国家对工人的组织、管理和监督，“工业家对工人的精神生活的监督，某些企业中为了检查工人的‘道德’而成立的检查处都是新的劳动方法的要求所造成的”[6]（p403）。三是渗透到市民社会的国家发挥着伦理教育的作用，“巧妙地把力量的运用（取消以地域原则为基础的工人的工团主义）同说服的方法（高工资，各种社会慈善事业，巧妙的政治和思想宣传）配合起来，从而使国家的全部生活从属于生产的利益”[6]（p389）。这些不同层面的政治权力的运作形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总体霸权，不仅“在劳动者中间发展机器和自动的技能至于最大程度，打破要求一定程度地发挥劳动者智力、幻想和主动精神的熟练和专业劳动的旧的心理生理关系，把一切生产作业都归结到它们的体力和机器的一面”[6]（p403），而且发挥着“制造同意”的效能，工人阶级日益被分化和吸纳到政治权力网中，组织功能和革命意识日益淡化，以致造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冷却情形。

福特制资本主义统治形式的变化激发了葛兰西对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展开新的思考。大体上而言，在葛兰西的时代，人们对于颠覆资本主义的思考主要循着两种路径展开，一种是改良主义，一种是直接的行动主义。前者因抹杀人的精神能动性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而为葛兰西所拒斥，后者因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范例，而为葛兰西大加称赞。在他看来，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而言，夺取政权无疑至关重要，为此，他坚决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政治路线。但与此同时，他又特别强调夺取政权的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强调无产阶级通过达到阶级意识自觉而确立起创造历史的“集体意志”的异常重要性，并坚决反对在“集体意志”以及由此确保的“联合团体”尚未形成的条件下强行夺取政权的做法。为此，他要求将西欧的革命与俄国的革命区分开来，这是因为，“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初生而未成形的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调整了的相互关系。假使国家开始动摇，市民社会这个坚固的结构立即出面。国家只是前进的堑壕，在它后面有工事和地堡坚固的链条”[6]（p180）。具体来说，正如其在《革命》一文中所强调的，俄国革命战争迅速生成了具有广泛包摄性的“集体意志”，并在其推动下将革命的目标直接指向“夺取政权”，但是，伴随着福特制资本主义的产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市民社会领域渗透，“现代资本主义政权发展出一张严密交织的机构与实践网络，提防来自内部的瓦解，使革命在政治上与心理上变得不可能”[7]（p40）。面对这种现实，葛兰西认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采取迂回的战争策略，即首先将目标定位于反对资本主义国家之文化霸权的斗争，即在上层建筑领域展开长期的“阵地战”，夺取服务于资本主义国家文化霸权的各种中介结构，并通过运用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文化对无产阶级以及底层民众进行教化，推动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并在这种共同认识中达到高度的团结和统一，只有如此，才能由联合起来的人们通过革命手段推翻旧的社会强加于他们的那些组织形式。正是在此意义上，葛兰西明确指出，“每一次革命都是以激烈的批判工作，以及在群众中传播文化和思想为先导的”[3]（p8）。

而将夺取领导权以及推动无产阶级的历史自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前提，显然与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阐释格格不入。因此，为了给予新的革命战略以理论支撑，葛兰西首先需要重塑马克思主义学说，而意大利的思想先行者拉布里奥拉和克罗齐为其理论重塑提供了方向。葛兰西明确指出：“正像黑格尔主义在当代文明开始时曾是19世纪实践哲学的前提，克罗齐的哲学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可能是今天实践哲学振兴的前提。”[8]（p112）作为当时意大利文化的“先锋”，克罗齐认为黑格尔通过流动的概念辩证法超越了具体与普遍的二元对立问题，并以“具体的普遍”概念实现了两者的辩证统一，但由于黑格尔用“对立面的综合”统摄一切，建构起了奠基于“绝对精神”这个“一”的体系，以致走向了对具体的否定。针对黑格尔哲学的缺陷，克罗齐倡导“非同一性”的“差异辩证法”，并基于这个前提将伦理道德实践与经济实践区分开来，认为人类历史首先是伦理政治史。与此认识相一致，克罗齐将认识与实践统一于精神之中，认为精神层面的道德观念变革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而凸显了文化领导权和文化观念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启发了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建构。但是，葛兰西不同意克罗齐仅仅局限于超越于现实的纯粹精神层面的观念革命——葛兰西称其为“消极革命”和改良主义，而是强调在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进行历史性的总体性理解基础上的社会实践发展，这种发展并不排除革命的作用。葛兰西对克罗齐的这一批判改造，无疑受到了拉布里奥拉实践哲学的影响。作为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重要代表，拉布里奥拉的独特之处在于建构起哲学与现实的内在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强调哲学对现实的批判功能。他深刻指出：“社会由于建立在对抗的基础之上，在本身内部就产生矛盾，然后通过向新的形式过渡来克服矛盾”，正是在这种过渡中，即从“主观思想的批判”到对“自我批判”的理解的过渡中“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唯物主义者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中吸取的历史辩证法”[9]（p99）。基于拉布里奥拉的历史主义“内在论”视角对克罗齐“霸权”思想予以改造，葛兰西强调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斗争必须与经济、政治领域的斗争联系起来进行总体性考量。

在拉布里奥拉和克罗齐的双重影响下，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构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实践哲学”阐释，认为马克思创立的“实践哲学”是改造、综合、提升以往一切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新的、独立的、独创的理论”[6]（p80）“开创了历史新时期和世界思潮发展新阶段的、完整的、独创性的哲学”[3]（p509）。二是突出强调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实践或政治功能。在他看来，“这种新哲学本身的所以产生恰好是为了超越当时文化的最高表现——德国古典哲学——并产生出属于新的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来，而这种哲学也就是这个集团的世界观”[6]（p74）。而马克思实践哲学之“改变世界”功能就体现于：“战胜最精微形式中的现代的思想体系，以便能够组成自己的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并教育具有中世纪文化的人民群众。这第二项任务，是基本的任务，考虑到新哲学的性质，不仅从数量上，而且也从质量上吸收了全部力量。”[6]（p74）三是重构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层建筑不再如“经济决定论”所理解的仅仅只是经济基础的附属物，其变化只是经济基础变化的“消极反映”，两者体现为动态的交互作用关系，对此，史蒂夫·琼斯评价指出：“葛兰西没有将经济看作文化和政治的决定物，而是提出文化、政治和经济被组织在一种彼此的交流关系、一种持续循环和变化的影响网络之中。”[7]（p6）显然，这种重构为葛兰西开启思想文化领域的新战场奠定了最直接的理论基础。

总体上来看，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解读思路在于凸显其政治和思想文化教育功能，并以此为其领导权理论以及对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的新思考奠定基础。而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新解读，葛兰西进而重塑了《资本论》的批判逻辑。这集中体现在葛兰西对“必然性”及其与工人阶级革命能动性的关系的重新阐释中。在葛兰西看来，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一定市场”中经常起作用的力量及其自发的自动性，构成了《资本论》的前提，但与古典经济学家将资本市场中的自动必然性视为天然的、永恒的存在不同，马克思将其视为历史性概念，并基于对决定市场的力量对比关系的分析，寻求使之解体和被取代的因素。在此过程中，出现这些新因素的“继承者”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葛兰西看来，历史必然性的存在及其实现依赖于特定的人们的行动，“‘必然性’既可以在‘抽象—思辨的’的意义上去理解，也可以在‘历史—具体的’的意义上去理解。当存在着实在的和积极的前提，这种前提已经为人们所意识到而成为有效力的，在集体的意识面前提出具体的目的，并创造出一套具有‘人民的成见’的力量的信念和思想的时候，才存在有必然性。在前提里面应该包括有已经发展起来的或正在发展中的为实现集体意志的动机所必需的和足够的物质条件；但是很明显，从这个物质的而在数量上又可以计算的‘前提’中不能脱离掉一定的文化水平，换句话说，不能脱离掉智力行为的某种总和”[6]（p95）。在这段论述中，葛兰西重构了主观能动性与历史必然性的关系，既不再是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建基于对历史必然性的科学认知，而是历史必然性的存在及其实现依赖于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此，葛兰西明确指出：“直接决定政治行动的并不是经济结构，而是解释这种结构及控制其发展的所谓规律的方式。这些规律同自然规律毫无共同之处——即使假定自然规律也没有客观的、真实的存在，而只是我们的智力思维的产物。”[3]（p26）而其特别强调不能把“文化水平”从“物质的”前提中抽掉，就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的总体性理解中突出了夺取文化领导权以及锻造革命能动性的首要的前提性的作用。正是在这种理解中，葛兰西重塑了《资本论》的批判逻辑，即将其从奠基于资本内在矛盾运动的科学批判逻辑转变为夺取领导权的主体对抗逻辑。

三、葛兰西重塑《资本论》批判逻辑的反思
葛兰西对《资本论》的逻辑重塑弘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的思想努力为打破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顽固的“经济决定论”阐释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坚持理论与实践互动关系的前提下，葛兰西始终坚持创造性地阐释马克思主义，推动其与变化了的社会现实相协调，在这种推动中，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历史阐释效力、时代引领力得到充分彰显。面对福特制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和市民社会相互渗透的实情，葛兰西敏锐地意识到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变化，即从单纯的政治强制转向对工人的心理、认识乃至情感进行操控，因应这种变化，葛兰西突出在上层建筑领域尤其是文化领域展开斗争以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以此打破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所行使的“思想和道德领导权”以及其所强加给社会生活的总方向，推动形成从属阶级的“集体意志”，在他看来，只有在此前提下，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革命才能发生。葛兰西由此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之外开启了一个文化领域的战场，并“为非革命环境和状况下的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战略”[10]（p313）。就这一战略本身而言，它表明了“对工人阶级和它的同盟而言，要取得政权，策划一场政变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一种替代的能够维持统治的文化舆论”[11]（p257）。

今天，虽然葛兰西所面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伴随着资本主义从福特制时代进入后福特制时代，以及资本权力借助于更加先进的信息手段和话语方式向日常生活领域渗透，并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不断制造底层民众的心理依附关系以及政治从属关系，从而政治权力以更加多元、更加隐蔽、更加弥散的方式发挥作用。在资本统治形式向更广泛的微观领域日益拓展，以及伴随着这种拓展而表现出来的对工人阶级队伍的分化和等级化作用，葛兰西所建构的斗争策略以及通过这种策略重塑工人阶级的团结精神以及锻造其革命能动性，无疑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从思想史效应来看，葛兰西对《资本论》批判逻辑的重构及其对文化领导权的强调，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直接促成了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而且为包括以拉克劳、墨菲等为典型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微观范式以及激进民主主义策略构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对于葛兰西和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英国学者蒙克指出：“葛兰西马克思主义的可塑性，或许必然地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的垫脚石。”[12]（p154）

但是，葛兰西对《资本论》批判逻辑的重塑虽然有力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的主体维度，并大大拓展了资本抵抗的斗争领域，但其对历史必然性和主体能动性关系的翻转，以及将夺取领导权、培塑无产阶级革命主体性置于资本抵抗的首要位置，则无疑抹杀了历史客观逻辑对主体对抗逻辑的奠基作用。这种抹杀造成的结果首先表现在他误读了十月革命。固然，十月革命的胜利充分彰显了政治领导权、社会主义宣传以及人民群众的集体意志在创造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绝非是单纯的主体狂欢，而是牢固地建基于客观的历史必然性基础之上的。十月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时代向垄断时代转变的时期，正如列宁充分运用马克思的生产集中学说所揭示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体现出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正是这一规律决定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对此，列宁深刻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如此。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13]（p10）以此认识为基础，列宁具体而详尽地分析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包括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垄断趋向的影响下所衍生出来的一般帝国主义矛盾及其在整个帝国主义体系链条上的特殊性，俄国普遍弥漫的“下层”不愿依照旧生活存在下去以及“上层”也不能照旧存在下去的客观现实，认为这些契机的融合造成了俄国当时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就此而言，俄国十月革命绝非如葛兰西所说的是反《资本论》的革命，而恰恰是《资本论》的客观逻辑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延伸。

与对十月革命的误读一致，葛兰西对《资本论》的逻辑重塑同样误读了《资本论》。葛兰西将现代社会“制造同意”的功能首要地归诸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建构，并将夺取文化领导权置于抵抗统治阶级霸权的首要的位置，恰恰抹杀了《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生产过程的权力功能，以及基于这种揭示所阐明的抵抗霸权的科学路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资本生产过程既是资本价值增殖和积累的过程，同时又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而劳动力再生产过程既是通过预支付工资的形式维持工人肉体存在的过程，同时又是资本权力对工人的肉体、心理、情感进行规训的过程。在资本生产的工场手工业阶段，这种权力规训体现为工人被吸纳到外在于他们的生产总机构中，被迫从事完整的生产过程中的某个环节的单一而反复的操作，其结果是，“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这正像在拉普拉塔各国人们为了得到牲畜的毛皮或油脂而屠宰整只牲畜一样。”[1]（p405）在资本生产的机器体系阶段，“劳动资料作为资本——而且作为资本，自动机在资本家身上获得了意识和意志”，而俨然成为主体，而“工人只是作为有意识的器官与自动机的无意识的器官并列，而且和后者一同从属于中心动力”[1]（p483）。正是资本生产关系再生产中的这种劳动力再生产，不断制造着工人对资本运作的顺从，造成了普遍存在的拜物教意识。因此，资产阶级统治霸权的建构绝非是纯粹的权力运作的结果，其深层的基础恰恰在于资本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从而解构资产阶级统治霸权的关键绝不在于纯粹的政治和文化批判，而在于资本逻辑批判。对此，郑飞强调指出：“马克思把意识形态视为现代社会的观念副本，意识形态批判构成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重要维度。马克思不仅奠定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之基，而且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入到意识形态的本质之维。”[14]

作为一枚硬币的两面，葛兰西对《资本论》的误读还在于他仅仅将其归结为单一的客观逻辑批判，抹杀了内涵其中的主体批判逻辑。的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通过暴露资本运作中的矛盾和困境的科学批判方式对其展开攻击，以求揭示其必然走向“自我否定”的历史结局，但马克思从来就没有解除主体对抗逻辑——即无产阶级革命——在推动现代社会历史转型中的作用。正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提到工人阶级在资本操控日趋强劲的态势下不可避免地要通过革命“夺取政权”[1](p561)，而他对巴黎公社运动的热情歌颂和理性分析同样表明了这一点。问题只是在于，在马克思看来，主体对抗逻辑或革命逻辑只有置于历史客观逻辑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合理的勘定，其内容广泛地涉及对抗的方式、条件和契机等。对此，马克思在反思和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明确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发生。”[15](p176)正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运行过程中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进行了揭示，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16](p270)，而当这种冲突达到一定的临界点，资本生产关系有可能走向瓦解而为新型生产关系所取代，无产阶级革命才具备发动的客观基础。就此而言，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前提不在于革命阶级的“集体意志”的生成，而在于资本的历史界限。

葛兰西基于对《资本论》批判逻辑的重塑，使得资本抵抗转变为单纯的阶级主体对抗，并成为后来者持续寻求新型主体对抗的重要资源。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的全球布展及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愈加深入的殖民，很多当代左翼学者纷纷抛弃阶级范式，而将目光聚焦于寻求新的主体对抗，奈格里和哈特所建构的“大众”，以及深受葛兰西影响的拉克劳、墨菲所建构的“多元主体”，等等，都体现了这种努力。撇开寻求新的主体替代阶级主体、新的社会运动取代阶级革命的合法性不论，这种脱离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规律的理性分析基础上的单纯主体对抗到底能起到多大的效果，令人存疑。对此，大卫·哈维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他指出，“我们倘若拒绝面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拒绝把它作为我们的问题的关键，就会错失一些重要的东西”“一种避开了核心矛盾的政治活动永远只能对付症候”[17](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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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4.002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04-0013-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苏东唯物史观的发展逻辑研究”（13CZX014）。

作者简介：许恒兵（1979—），男，安徽宣城人，哲学博士，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教授。

责任编辑 罗雨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