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梅《四六丛话》的骈文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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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孙梅《四六丛话》的骈文理论
——兼论其文体分目标准
王亚萍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 孙梅的《四六丛话》是乾隆年间重要的骈文理论，该书不仅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构建了四六文体发展史，而且对各种骈体文考镜源流，论析其意义、流变及审美价值。在乾嘉骈散相争格局中其理论有四点特别突出：首次以文论形式将“四六”封域界定为《选》《骚》系统流变中的章奏之学，促进了骈文雅正化的进程；强调文各有体及体自有变，推重骈体公文的文学价值，壮大了骈文气势；提倡“文以意为之统宗”的骈文观念，其骈体分目体现了重情、重气势、重活泼意趣的标准；强调四六与经、史、子的融合，推崇骈散兼工的作家，推扬了乾嘉时期骈散合一的文学思潮。

[关键词] 四六丛话；骈文理论；文体分目

孙梅的《四六丛话》大致成书于清乾隆五十三年，是乾嘉时期重要的骈体文论，该书不仅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构建了四六文体发展史，而且对各体骈文考镜源流、条分缕析，论其意义、流变及审美价值，推崇骈散兼工的作家，更开晚清骈散合一理论的风气之先，在清代聚讼纷纭的骈文理论中自立一格。钱基博先生对其评价很高：“谈骈文者，莫备于乌程孙梅松友《四六丛话》”[1](p125)。刘麟生先生也盛誉该书：“关于骈文批评之书籍，至孙梅《四六丛话》而始告美备”[2](p141)。

一、孙梅的“四六”之义
从清初至乾隆年间，“四六”之义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骈文选本在清初延续宋明传统，几乎都以“四六”为称，乾嘉时期则多称“骈文”，二者的并存与消长体现了骈文的创作实态与文体观念的阶段性特征。

首先，康雍年间骈文多称“四六”，选家重视骈体文的日常应用性。此时骈文选本有12种，以“四六”命名的占11种，较有代表性的四六选本如下：

从上表中骈文选本的命名及收录情况来看，清初骈文风尚趋于日常应用化，选家也多以“四六”名之。李渔《四六初征·凡例》：“四六有二种，一曰垂世之文，一曰应世之文。垂世者，字字尖新，言言刻画，如与甲者，一字不可移易于乙是也。若应世者，则流利可以通融，英华似乎肆射，其中扼要数联，情深一往，其余始末，得之者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触类以至，尽可旁通是也。……是集内制诰表赋不复汇入者，亦欲另刻成集，孤行于世，即宦牍不附四六之意也”[3](p622-623)。清初“四六”多指以表启为主的“应世之文”，而凡涉宦牍的“垂世之文”则另以孤本行世。四六选本多成为世人的应酬锦囊，吴国缙为李渔《四六初征》作《撮要》时指出：“藉他粉黛，丑脸堪描；助我精灵，枯肠免断”[3](p621)。内容以友人应酬、仕宦社交的各类文体为主，诸如书启、贺启、寿序、诗文序、碑祭、上樑文等；艺术偏尚新奇华巧，讲究“选声谐律，句栉字比”[4](p517)的声律技巧，重视“新”与“奇”的骈文技法，追求雕饰的华艳趣味，导致此期四六文整体格调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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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二表据洪伟、曹虹《清代骈文总集编纂述要》[5](p224-256)所录骈文选本整理而成

其次，乾嘉年间“骈文”之名勃然兴起，与“四六”分庭抗礼，且已出现较强的辨体意识。此时骈文选本有15种，在孙梅《四六丛话》成书之前较有代表性的选本有：

由下表可知，此期骈文观念的变化呈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骈文雅正化。雍正倡文“清真雅正”[6](p3153)，并改革科举，“国朝雍正元年廷试新科进士，四六与诗文题并出，用觇所长”（清马先登《四六雕虫重刻序》）[7]（p3），至乾隆二十二年“诏剔旧习、求实效，移经文于二场，罢论、表、判”[6](p3151)，可知雍正至乾隆前期科举重表、判、论等骈体文，这也导致四六不再仅仅指“应世之文”的日常俗调，而是向清初另行刊刻的“垂世之文”——朝廷雅音倾斜，其封域扩大，编者将清初较少关注的敕、诏、册、制、章、表等朝廷公文大量辑入选本。孙濩孙的应试选本《华国编文选》较早显示出这种变化，他正面肯定应制骈文的合理性，代表朝廷公文的表、策文、诏、制等在选本中明显增多。二是文论家尊崇六朝骈文，以抬升骈文地位。蒋士铨《评选四六法海》开启乾嘉以来骈文尊尚六朝的风气，他不仅删去《四六法海》中所录的元人之作，而且自立标准，从甲至癸，次为十等，将宋人所作全部列入癸等，其中庾信骈文占甲等所取篇目大半，充分体现了他崇尚六朝的骈文观念。

综上可看出清初至乾隆年间“四六”封域与崇尚的变化：清初“四六”主要指以交际日用为主的在野“应世之文”，乾隆年间“四六”之义更倾向于以宦牍为主的在朝“垂世之文”，且骈文观念始尚六朝。孙梅以《四六丛话》一书参与至乾嘉骈文观念的转型中，并非亦步亦趋，而是“妄欲仿本事之体，成一家之言”[8](p9)。他在《凡例》中首先论及“四六”封域及演变过程：

四六之名，何自昉乎？古人有韵谓之文，无韵谓之笔。梁时“沈诗任笔”，刘氏“三笔六诗”是也。骈俪肇自魏、晋，厥后有齐梁体、宫体、徐庾体。工绮递增，犹未以四六名也。唐重《文选》学，宋目为词学。而章奏之学，则令狐楚以授义山，别为专门。今考《樊南甲乙》，始以四六名集，而柳州《乞巧文》云：“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又在其前。《辞学指南》云：“制用四六，以便宣读。”大约始于制诰，沿及表启也。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评价孙梅：“虽松友文士，考证非其所长，故其于四六诸体源流得失之辨，往往不能窥其要领”[9](p252)。乾嘉汉学兴盛之际，孙梅不以考据名家，但是此条既重“四六”缘起，又重“四六”流变，简明扼要，不失为考据名例。考察这段话包含两个重要信息：一是明四六之始。孙梅认为先秦文章不分骈散，骈文诸要素始于西汉，至东汉方臻形成：“西汉之初，追踪三古，而终军有‘奇木白麟’之对，兒宽摅‘奉觞上寿’之词。胎息微萌，俪形已具。迨乎东汉，更为整赡，岂识其为四六而造端欤？踵事而增，自然之势耳”（《丛话·总论》）。魏晋六朝的文章开始讲究声韵、辞藻，但四六之名尚未兴起，“四六”一名肇自李商隐的《樊南甲乙》；二是提高朝廷公文所占比重。李商隐编录《樊南甲乙》时多收录自己为判官、幕僚时所写的章表奏记等应用文章，名为四六，确定了该文体章奏之学的主要内涵，孙梅赞其为“今体之金绳，章奏之玉律也”（《丛话》卷32）。延及宋朝，欧阳修“以文体为四六”[10](p304)，其骈文融入古文体制，骈文遂变其格，以古雅争胜。明末清初选家只重四六应酬社交的启序体，因其为“应世之文”而予以重视。乾隆年间孙梅首次将章奏之学与唐《文选》学、宋词学相提并论，以理论形式将“四六”封域确定下来。

《四六丛话》共三十三卷，其中二十八卷为骈文分体论，他将骈文分为十八类：骚、赋、制敕诏册、表、章疏、启、颂、书、碑志、判、序、记、论、铭箴赞、檄露布、祭诔、杂文（答问、七发、连珠、上樑文、乐语、致语、口号、青词、疏语、祝寿文）、谈谐。其中与朝廷公文有直接关系的文体——制敕诏册、表、章疏、启、判、铭箴赞、檄露布以十三卷叙议，占分体论的近1/2，足见其对章奏之学的重视。他特别看重唐代骈体章奏的革新，首标尊唐：“骈俪之文，以唐为极盛”（《丛话》卷33），对前人忽视唐骈价值深感不公：“唐人擅四六者，多湮没，何可胜道？可嘅也”（《丛话》卷14）。赞誉陆贽骈体公文改革之功：“古以四六入章奏者有矣，……若敷陈论列，无往不可，而又纂组辉华，宫商谐协，则前无古，后无今，宣公一人而已”（《丛话》卷32）。又盛赞唐骈文名家：张说、柳宗元、令狐楚，他进一步将蒋士铨崇六朝骈文的风尚扩大至三唐，成一家之言，开启了嘉庆年间文论家关注唐骈的序幕。

明确了孙梅“四六”之义的主要内涵，再看其对骈体风格承续问题的阐述，以明其对骈文分体的探本溯源。从孙梅所分骈文十八类来看，《选》《骚》实非四六，他却将二者列于卷首，何意？《凡例》道出原委：“一、《选》实骈俪之渊府，《骚》乃词赋之羽翼。杜少陵云：‘熟精《文选》理。’王孝伯云：‘熟读《离骚》，便成名士。’是知六朝、唐人词笔迥绝者，无不以《选》《骚》为命脉也。是编以二者建为篇首，欲志今体者探本穷源、旁搜远绍之意。”可见《选》《骚》为文人词笔之源。《丛话》中多处体现了他对《选》学的服膺：“《文选》者，骈俪之统纪。《选》学不亡，则词宗辈出”（《丛话》卷1）。又赞同《离骚》对骈文的浸润：“其列于赋之前者，将以《骚》启俪也”（《丛话》卷3）。可见孙梅对《选》《骚》的重视，将二者视为骈文命脉。他赞美南宋王子俊《淳熙内禅颂》：“非深于《选》学者不能”（《丛话》卷16）。评陆贽“文词则《文选》烂熟也”（《丛话》卷32）。他将《选》《骚》归为骈体风格形成的源泉，确立了骈体的形貌与内质，诚如刘麟生所言：“卷首专论《诗》《骚》，以明系统（笔者案，疑为《选》《骚》之误）”[2](p141)。即便是少有人论述的律赋，孙梅也能发现其闪光点：“若柳河东《披沙拣金》《记里鼓车》等作，质有其文，巧而兼力，诚鸿博之新裁，场屋之定式矣”（《丛话》卷4）。

孙梅《四六丛话》首次以文论形式将“四六”封域界定为《选》《骚》系统流变中的章奏之学，回应了乾嘉骈文观念转型初期的文学思潮，适应了朝廷台阁华章的需要和应制文体的发展，反映了骈文选家从重启序等日常文类转为重朝廷四六章奏的兴趣转变，迎来了疏表等奏进之文的繁盛。

二、推阐精微的骈文分体论
《四六丛话》是孙梅三十余年的研究心得，不仅为后世学者提供丰富的骈文研究史料，而且其自成一家的骈文理论也颇能启引后人。《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赞孙梅：“核其所论，于历代文章体式，颇能该括诸家，推阐精微”[9](p252)。他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将骈文分为十八类，且对每一类文体“钩玄摘要，抉作者之心思，汇词章之渊薮”（《丛话》陈广宁《跋》），其凡例、自序、叙论、案语均体现出孙梅独出的骈文分体论。

孙梅骈文分体论第一个层面是强调文各有体及体自有变，详细地论述骈文各体的特征及之间的联系，强调文体的分合增减合乎其自身演变规律。孙梅对刘勰推崇备至：“彦和则探幽索隐，穷形尽状。五十篇之内，百代精华备矣”（《丛话》卷31）。其《丛话》体例亦模仿《文心雕龙》：“其余悉入杂文，又列谈谐，皆《雕龙》例也”（《丛话·凡例》）。然而其分目标准却较《文心雕龙》的章奏分目更为精细合理，二者具体分目见下表：

孙梅“四六”之义偏重于章奏，故其体例于赋之后先述公牍文。他把诏令类的四种文体“制敕诏册”归为一类，较刘勰更为细致，较刘知几更为高明：“昔史通子欲以制册表启为一书，列于记传，以应《尚书》记言之遗，正旧史载文之失。见亦卓矣。第尝论之，制敕表启，体例不同。贡章上表，臣工以效飏言；奏记移书，僚寀以通情愫”（《丛话》卷6）。孙梅指出刘知几欲以“制册表启”归为一类，忽略了四种文体本属不同的体例，“制册”属诏令类，是用于天子或朝廷的下行文，“表启”属奏议类，是用于臣子的上行文。孙梅更进一步指出这两种文体因体制不同而导致风格不同：“表启之类，宜尚才华；制册之文，先觇器识。为此者必深明乎帝王运世之原，默契乎日昃勤民之旨。宁朴而无华，宁简而无浮”（《丛话》卷6）。对于上行文“章表奏疏”，孙梅指出：“章疏与表，分而为二”（《丛话·凡例》），因而他分为表、章疏、启三类，刘勰《章表》偏重“表”，孙梅显然是领悟了《文心雕龙》的精义，指出表以“明君臣之谊”（《丛话》卷14），包含了自宋以来表以论政、谢恩、陈情的创作实际，明人徐师曾又指出章体“自唐以后，此制遂亡”[11](p121)，于是《丛话》只称《表》，紧随《制敕诏册》之后。孙梅又将奏启分为二体：章疏与启。章疏实指奏疏，合并刘勰所列议对，二者均以臣下的国事议论为主。

除此之外，《四六丛话》还有数处体现出文各有体、体自有变的骈文分体论。《文心雕龙》判附于契券，孙梅则认为“《周礼·媒氏》之判，实男女之婚籍。后世之判，乃州郡之爰书，亦名同而实异耳”（《丛话》卷19）；《文心雕龙》有论说，孙梅《四六丛话》只有论而无说，因说体“魏晋以来，作者绝少”[11](p132)；《文心雕龙》将序入论说，孙梅认为序非论说文，二者所属悬殊：“序譬之衣裳之有冠冕，而论则绘象之九章也”（《丛话》卷20），并详明序可分为诗文序、赠别序、宴集序等。后来姚鼐《古文辞类纂》将赠序类单独列出，大约是受到孙梅影响。刘勰之时檄与露布不分，自唐宋后二者相别，故而孙梅补充：“夫檄与露布，六朝不甚区别，故《文心》合而为一。唐、宋以后，则檄文在启行之先，露布当克故之后，名实分矣”（《丛话》卷24）；《文心雕龙》有谐隐，《丛话》分谈谐，删去隐语，增加谈语，且指出“谈有虚实之分，谐有雅郑之异”（《丛话》卷27）。这些均表明了孙梅的文体之分更为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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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梅骈文分体论的第二个层面是重视骈体文的文学价值。四六发展至明末清初已“多门面习套，无复作家风韵”（《丛话·凡例》），遭到古文家的反对。孙梅力倡骈体，志在重振骈体尤其是骈体公文的文学价值，推进骈文雅化。

刘勰《文心雕龙》合颂赞为一，孙梅则将颂体独立为目，以《诗经》三颂为颂体范本。刘勰仅从功用上释颂：“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12]（p156）。借舞蹈来表达心中的赞美。孙梅则从文体风格上予以区别：“颂者，四始之一，诗教之隆。昔元音畅而雅乐正，民气乐而颂声作。宣其纯懿，既异于风；纪彼铿锵，复殊于雅”（《丛话》卷16）。意指颂乐宣扬政教，音韵铿锵，高于风雅，《诗经》颂篇静穆雅正，符合颂体的审美理想：“穆如风之既作，静正之人宜歌”（《丛话》卷16）。孙梅评论自汉而下的颂文，驳论允当。他不满于诗文入颂：“王褒《得贤》，论也，而以颂名，义虽协而音未谐，出诗入文，滥觞于此矣。”批评以赋入颂：“马融《广成》，赋也，而以颂名，既不歌，而多敷布，化颂为赋，名义滋紊矣”。孙梅认为诗文赋入颂均导致颂体不纯。他批评刘伶《酒德颂》“同乎放言”，又认为王子安《乾元》《九成》二颂“浅夫怖其汪洋，深识讥其泛鹜”，只有司马相如的《封禅》篇文体纯正：“笔既高华，颂复渊妙”。在案语中又赞扬《淳熙内禅颂》“藻丽古雅”。由此可见，孙梅认为纯正的颂体应复归于《诗经》，不以其他文体杂入其间，保持其文体纯正，提升颂体的文学地位。

刘勰论启很少，主要原因在于魏晋启体应用不如后世广泛。明清时文人应酬、上书言事、友朋交往多用启体。为“进文心而奏续”（《丛话》卷14），孙梅将启体独立成篇。他指出启可补表、书不足：“缇幕芙蓉，殷勤而报聘；春蹊桃李，缱绻而酬知。竞贡长笺，争怀采笔。效颦滋众，继踵尤多。上寿多男，请徵杂遝；登庸及第，贺答纷纭。旧馆脱骖，载笔致朋游之雅；相见执难，挥毫志耿介之思”(《丛话》卷14)。报聘、酬知、书信、祝寿、贺答、抒朋游雅志、挥耿介之思等均可用启体，应用广泛。孙梅又论述了历代名人启文的特征：谢玄晖“玉尘金屑”，梁简文帝“见彩珠光”，庾氏父子“籍甚庭芬”，陈伯玉“雅有清声”，骆义乌“时骞逸气”，柳子厚“清纯而俶傥”，李义山“密致以清圆”，苏长公“不合时宜，味含姜桂”，陆务观“素称作达，语带烟霞”，他于此赞美历代名启，提高了启体的文学地位，且尽显骈文的辞藻之美。

《文心雕龙》列书牍类为书记，兼及其他文体，论述稍显繁杂。《四六丛话》则将书、记独立成篇，突出二体的文学功能。孙梅明言：“书以见朋友之悰”（《丛话》卷14），强调友情之融洽，突出书体的抒情特征：“叙山川之妙丽，则刻画兼图绘之长；溯欢宴之流连，则管颖挟歌吟之致。述绝域之悲，飒然如风沙之满目；谈行旅之困，凄兮叹霜雪之交侵。感物何工，乃贤于荆州之十部；缀词何巧，乃贵于安石之碎金”（《丛话》卷17）。千里相隔之憾、尺素关怀之情、仕宦风波之忧、风云际会之叹均可言于纸间，“故知明衷曲，披欵诚，释幽忧，慰思忆，莫切于书。”孙梅对于书体抒情功能的赞美与钟嵘在《诗品序》中对诗歌功用的评价相似，书与诗歌无异，可自由表达文人的各种情感，提升了书的文学地位。孙梅述记侧重其与经、史、子的联系，符合自唐以来记体的创作实际。

孙梅对各种骈体进行沿波讨源的分析，其尊体正名的理论实践既符合骈体自身的发展规律与元明以来的创作实态，又与乾嘉时期骈文创作的鼎盛态势相呼应，以其推阐精微的骈文理论推进了骈文尊体、雅化的进程。

三、“文以意为之统宗”的创作观念
骈文以对偶、声律、用典与藻采这四个基本要素构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艺术美，它对形式美的关注为其他文体所不及，从而产生了纯正的思想内容为华美的艺术形式所遮掩的流弊，颇为论者诟病。在骈散之争激烈的清中叶，反骈论者大有人在，袁枚一位朋友即说“散文多适用，骈体多无用，《文选》不足学”[13](p463)，因而孙梅提倡“文以意为之统宗”的创作观念在清中叶就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抬升了骈文的地位，另一方面促使骈文融入新的创作方法，为骈散合一寻求新的出路。《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评价孙梅的骈文理论：“品题藻鉴，格取浑成，不斤斤以声律章句分工拙，持论尚称近正”[9](p252)。他在《总论》中强调骈文的表达功能丝毫不逊于古文：

文以意为之统宗，则是宜僚弄丸，而两家之难解也。山谷之论曰：“织回文而成七襄，必得锦机以就之。”故文以机为之驱驾，则是秋御执绥，而交衢之舞作也。极而论之：行文之法，用辞不如用笔，用笔不如用意。虎头传神，添毫欲活；徐熙没骨，著手成春：此用笔之妙也。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此用意之长也（《丛话·总论》）。

此语批判了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骈文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认识，他指出辞（语词）、笔（笔法）、意（内容）三个概念的主次地位，强调以意为统，以意驱笔、以笔驱辞，标举“意”在骈文中的主体地位。“文以意为之统宗”包括重气、重情、重活泼意趣，这三者统宗于“意”，“意”成为骈文支撑、气骨，《丛话》中多处案语体现了“文以意为之统宗”：

详观文公所作，以意为骨，以气为用，以笔为驰骋出入，殆脱尽裁对隶事之迹，文之深于情者也（《丛话》卷32“令狐楚”条）。

自有四六以来，辞致纵横，风调高骞，至徐、庾极矣；笔力古劲，气韵沉雄，至燕公极矣；驱使卷轴，词笔绚烂，至四杰极矣；意思精密，情文宛转，至义山极矣（《丛话》卷32“柳宗元”条）。

骈文重气骨非始自孙梅，宋人王铚《四六话》多次提及四六要有气骨，“表章有宰相气骨。如范尧夫《谢自台官言濮王事》，《谪安州通判表》”[14](p9)“四六贵出新意，然用景太多，而气格低弱，则类俳矣。”[14](p18)强调骈文讲究气盛是韩愈“气盛言宜”散文理论在骈文创作中的运用，是孙梅有意在调和骈散轩轾，他评价徐陵骈文便着意于其文气骨：“徐孝穆《与杨仆射书》，议论曲折，情词相赴，气盛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不意骈俪有此奇观。至末段声情激越，顿挫低徊，尤神来之笔”（《丛话》卷17）。气盛则骈文情词激越，音声顿挫，形成“神来之笔”。

孙梅讲究骈文旨意符合经学之道，他赞扬陆贽骈文的原因在于陆文能涵咏六经，但是他反对以经句入骈，因其有类于赋的滞塞。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批评宋徽宗大观以后因经句入骈而导致文气扫地的现象：“自大观后时流争以用经句为工，于是相与裒次排比，预蓄以待，间不问其如何。粗可牵合，则必用之。虽有甚工者，而文气扫地矣”[15](p32)。孙梅对叶梦得的论断加案语表示“此条论骈体之弊甚当”（《丛话·总论》），同时补充了其他材料加以佐证：“又案《谷山笔麈》云：‘汉、唐赠答诗，不必知其为谁，而一段精神意气，非其所与者，不足以当之。近代之诗，必点出姓名官爵地名，以为工妙，而不知其反拙矣！’”行文讲究“精神意气”是骈文创作“文以意为之统宗”的重要标准，“精神意气”与生气灌注、活泼自然紧密相连，也包含浑化无迹的用典笔法，并非堆垛地名、人名、经句，如他评价苏轼《黄门谢复官表》：

盖粗才贪使卷轴，往往堆砌地名人名，以为典博。成语长联，堆排割裂以为能事，转入拙陋。至于活字，谓不妨杜园伧气，殊不知大为识者所嗤。惟作家主于用意，不主于用事。当其下笔，若自抒胸臆。谛加玩味，则字字有成处，浑然天成。此杜诗韩笔所以妙绝古今也。不知此者，不可与言四六（《丛话》卷14）。

他反对杜园伧气式的用典，提倡行文字字有来历，但要灵活运用，如同己出，浑然天成。在他看来，骈文用典隶事如果“有意”，那么文章就会活泼有生气，翻新出奇，是谓“丹成九转，点铁成金手也”（《丛话》卷14）。

“文以意为之统宗”，情由意出，孙梅强调真性情的流露，在他的许多案语中都有体现。如他对周必大骈文的评价：“晚岁笔意人事至而天真全，欧、苏殆无以过”（《丛话》卷33）。“天真全”即指与文体相契合、浑然天成的情感。孙梅批评南宋某些骈文创作“雕琢过甚，近于纤冗。排偶虽工，神味全失。骈体至此，发泄太尽，难以复古矣”（《丛话》卷33）。在他看来，虽然骈体文历来以辞藻华美称名，却只有“情深”才能作出至美、有用之文：

令狐文公于白刃之下，立草遗表，读示三军，无不感泣，遂安一军。与宣公草《兴元赦书》，山东将士读之流涕，同一手笔。必如此，始为有用之文。四六所由与古文并垂天壤也。若以堆垛为之，固属轮辕虚饰；纯以清空取胜，亦无非臭腐陈言。一言以断之曰：惟情深而文明，沛然从肺腑流出，到至极处，自能动人。作之者非关文与不文，感之者亦不论解与不解。手舞足蹈，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丛话》卷10）。

孙梅举令狐楚于哗然军变中创作的《兴元赦书》为例，指出“情深”之四六可与古文并垂天地之间，只要能做到“情深”，那么“文与不文”“解与不解”都居于次要地位。又评武肃《谢表稿》：“此表绝无一语自矜。言言忠恳，可谓得体。秉笔有人，其江东乎！”（《丛话》卷11）忠诚恳切之情流于言语之间，表文必能声情毕至，骨气灌注。

《四六丛话》的分目也体现孙梅对骈文“情”的重视。孙梅合碑与墓志铭为碑志，诔文则另立祭诔，以统摄所有哀祭文、合祭文、诔文。诔与碑志情感特征上的不同是分目的基础：“后人饰终，其大者讬之行状碑志，其细者见于哀輓、祭文，厥风邈矣”（《丛话》卷25）。他进一步指出这两种文体在情、文上的差别，碑文“辞尚体要，文本性情。……夫碑通于史，而俪别于古。原其所以同，复推其所以异，是在大雅宏达之才矣”（《丛话》卷18）。指出碑文与纪传体文有相通之处，注重文辞典雅，因而碑文兼具史才与文才之美。与诔文相比，碑志因具有“大雅宏达之才”的特征而长于抒写“大者”，如“朝廷懿美，录在史官。家世音徽，式之神道，碑版之用远矣”（《丛话》卷18）。他最推崇魏徵《李密墓志》一文，在叙论中大加赞赏：“神锋百炼，卓绝古今”（《丛话》卷18）。较之碑志，孙梅认为诔文更加细腻：“夫工拙异方，浅深殊致，至于入妙，往往动人。尝深论之，雍门之琴，邻家之笛，非情之至，曷兴共感？”（《丛话》卷25）文章的工拙深浅、能否入妙往往在于情感是否深沉动人，如同雍门子周所操之琴与向秀所闻山阳之笛那样，真挚感人，因而古人尤重诔文。孙梅于历代祭诔文中最推赏潘岳和李商隐：“魏、晋哀章，尤尊潘令。晚唐奠醊，最重樊南。潘情深而文之绮密尤工，李文丽而情之恻怆自见”（《丛话》卷25）。在孙梅眼中，潘、李二人符合他的创作原则，就是文、情兼美，相反他对韩愈祭文则颇有微词：“昌黎《祭十二郎文》，思绪繁乱，真挚之情，不事文采矣。设文不及潘，情不如李，体逊刘媛，真愧韩公”（《丛话》卷25）。历来文论家多称赏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可孙梅认为该祭文不论从辞章构写，还是从情感抒发上均不及潘、李二人的作品。同时，孙梅还讲究抒情方法，以情深文厚为妙：“情不欲极，敛之而愈深；文不欲肆，蓄之而弥厚，有体存焉耳！”（《丛话》卷25）。由此可见，孙梅分立《碑志》与《祭诔》两目，彰显了“文以意为之统宗”的创作观念，凸显了文体不同而情感稍异、笔法有差的观点。

因此，孙梅在《四六丛话》中提出“文以意为之统宗”的骈文创作观念，在清中叶骈散之争的文化背景下起到为骈文张目的作用，正如李金松先生所言：“（孙梅）用‘以意为主’改造骈文原有的唯形式美是务的本体内容，革新骈文的本体观念，为骈文的发展争取生存空间，这无疑是一种理论创新”[16](p69-74)。孙梅更是丰富了“文以意为之统宗”的理论，借鉴了古文“气盛言宜”说，融散入骈，又将“情深”“自然”放在骈文创作和分目的重要地位，不仅有助于解决骈文创作中辞、意之间的矛盾，而且对乾嘉后期骈散合一理论与创作实践有指导意义。

四、与经、史、子融合的骈散合一论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到：“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17](p7)。孙梅承刘勰宗经衣钵，又恰逢乾嘉经学复盛的思潮，因而注重经学对骈文内质构成的影响，更将史、子作为骈文创作的渊源：“必且数精经子，导礼教之深源；流览史书，究古今之大体”（《丛话》卷10）。孙梅认为骈文与散文一样重视经、史、子对文体建构的作用，他在乾嘉年间较早地提出了骈散合一理论，因而刘麟生评价《四六丛话》总体思想道：“推阐骈文思潮，具有特识。卷首专论《诗》《骚》，以明系统；总论调和骈散，以示指归”[2](p141)。

首先，孙梅强调骈文创作需融合经、史、子，必要时采用古文笔法，这是他骈散合一理论的重要构成。与乾嘉骈文论者尚六朝不同，孙梅推崇三唐骈文。古文运动作为唐朝文体改革的一个方面昭示出骈文变革地潜滋暗长，二者的联结点就是宗经。在宗经的视域下，孙梅将骈文形貌与内质置换成才与道，他倡言重道：

大凡辩博之才，记诵之学，矜才则多去道甚远。矜才则遭忌，昧道则寡识。此王、杨、卢、骆所以为裴行俭所料也。杨亿之文，雅近四子，而器识稍高，然卒以疏放。始罹谗口，终泄机事。位即黜辱，年亦不长。忠定勤勤规切，有以也夫。故曰“文以载道”。亿于道未之见，虽妃青俪白，谈天雕龙，一艺之长耳。若柳子厚、苏文忠对偶之文，无不根极于道。虽处困厄，其精神自超然物外。岂可同年语哉！（《丛话》卷17）

杨亿作为《册府元龟》的主要撰修者，为文落笔即成，文辞侈博，然于道未见，宋人田况对杨亿之文评价不高，认为其文“皆声韵偶丽、编组事物，鲜有及理之文”[18](p14)。孙梅进一步指出作家在作文时若尽显辩博之才和记诵之学将会造成“去道甚远”的结果。在他看来，“妃青俪白，谈天雕龙”的辞藻仅是骈文的一种创作技巧，毫无“精神”可言，只有“道”方能凝聚骈文的精神意气，这也是柳宗元、苏轼身处困厄却仍能创作出超然高妙之文的原因所在。需要指出的是，孙梅所重之“道”与韩愈“文以明道”类似，是汉学之“道”，与古文依托宋学不同。马积高先生在总结清代学术对骈文的影响时指出：“骈文本与理学无缘，清代考据学兴起后形成的汉、宋学术之争和汉学家的高张其帜，更促使骈文家与理学分离，故清代骈文较少的道学的酸腐气”[19](p110)。古文家常以宋明理学之“道”鄙视骈文：“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20](p282)。由此亦可看出骈文、古文所代表的学术体系疆域分明，一为汉学，一为宋学，此时骈散之争“实际上是乾嘉间汉、宋学术之延伸到文学领域的一种表现形态”[21](p33-40)。

在宗经重道的文学观念影响下，骈文创作借鉴古文笔法就顺理成章。孙梅将历代四六文论话语中缺席的古文大家——柳宗元抬升至唐代骈文三大家之一的位置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吾于有唐作家集大成者，得三大家焉：于燕公极其厚，于柳州致其精，于文公仰其高”（《丛话》卷32）。论其渊源流变，孙梅更是饱含热情地赞叹不已：

惟子厚晚而肆力古文，与昌黎角立起衰，垂法万世。推其少时，实以词章知名，词科起家。其镕铸烹炼，色色当行。盖其笔力已具，非复雕虫篆刻家数。然则有欧、苏之笔者，必无四杰之才；有义山之工者，必无燕公之健。沿及两宋，又与徐、庾风格去之远矣！独子厚以古文之笔，而炉鞴于对仗、声偶间。天生斯人，使骈体、古文合为一家，明源流之无二致。呜呼，其可及也哉！（《丛话》卷32）

柳宗元宗经重道，虽以骈文起家，然古文“笔力已具”。他以古文笔法创作骈文，骈散交错的句法形成疏宕之气，扩大陆贽公文改革的范畴，使之适用于各体骈文，其《永州八记》即为融散入骈的代表作：“融古文之迹，掞今体之词，平泉标花木之奇，甫里志泉石之美”（《丛话》卷21）。宋时欧、苏继之而起，以古文之气运乎骈文，使骈文在气格、笔法上非复六朝风调，更为新逸。

孙梅提倡骈散结合的创作手法，对比汪藻与李商隐骈文：“古之四六，句自为对，语简而笔劲，故与古文未远。其合两句为一联者，谓之隔句对，古人慎用之，非以此见长也。故义山之文，隔句不过通篇一二见；若浮溪，非隔句不能警矣。甚至长联至数句、长句至十数字者以裁对之巧。不知古意寖失，遂成习气。四六至此，弊极矣”（《丛话》卷33）。《诗经》中已有隔句对，魏晋时成为骈文创作手法之一，初唐四杰骈文开始出现长达十数字的隔句对，绚丽多姿，至南宋汪藻骈文中十数字的隔句对占大量篇幅，遂使文气滞顿，古意寖失。李商隐少能古文，后师从令狐楚为章奏，变为今体，其骈文集《樊南甲乙》融合骈散，自然高妙：“循讽终篇，其声切无一字之聱屈，其抽对无一语之偏枯。才敛而不肆，体超而不空”（《丛话》卷32）。孙梅提倡以古文笔法入骈文，拓宽了此前囿于属对精切的骈文理论，为清中叶以后的骈散融合寻找了新路。

孙梅认为经、史、子对骈文作家涵养的提高不容忽视，陆贽为唐代骈文大家，根本原因在于“义蕴得自六经”（《丛话》卷32）；他评价范仲淹：“读书长白，断齑画粥，研穷六经，而成王佐之学，曷尝沾沾于词章哉！譬之本根日加培溉，而蒸菌吐华，不期自致焉尔”（《丛话》卷33）。精研六经可灌溉四六根本，提升骈文雅正内涵，只要涵养深厚就会有如韩愈所言的“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的文风。在对骈文用史与用子的优劣评价中，他强调“隶事之方，用史不如用子”（《丛话·总论》），因为诸子之言有辨博之气，可提升骈文气势。孙梅赞誉唐代骈文，但也批评唐骈不重子学：“诸子束之高阁，而挦撦稍广，理趣不深，此史不如子之辨也”（《丛话·总论》）。即便是对谐谑言辞，孙梅也认为应以出自经史语者为高雅：“间征雅令，蒐经史之英词；偶寄春联，得沂雩之佳趣”（《丛话》卷27）。

其次，孙梅根据骈文各体与经、史、子的关系对其分目进行分合增减。《四六丛话》特立记为目，相较《文选》与《文心雕龙》分目更为细致，分类也更为合理：“尝考萧氏《文选》，有奏记而无记；刘氏《文心》，有书记而无记”（《丛话》卷21）。《文心雕龙·书记》论书范围广泛：“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劄杂名，古今多品”[12](p457)。结果他把所有形诸文字而难以归属的文字都置于书记篇。明人徐师曾则将书另立目，称书牍，包含书、奏记、启、简、状、疏等文体，其他的则归属他类，只留下以记名篇的文字，称记文。孙梅受到徐师曾的影响，更进一步指出记与经、史、子的密切关系：“记者，文笔之统宗，经子之径术。夫浑噩焕郁，史包四代之文；征范贡歌，书标七观之美。体制角立，记乃无闻。说者谓《禹贡》《武成》《金滕》《顾命》，记之属似之”（《丛话》卷21）。经、史、子书中不少文章含有记事、记人的成分，这是记文的起源，《书经》虽无以记名篇之文，但《禹贡》《武成》《金滕》《顾命》篇便有“记”的性质，经学内容也就成为“文笔”的渊源。除此之外，《东观汉记》《礼记》《周礼》均可成为记文发展中的重要著作：“《东观》纪事，学洽于见闻；孔子三朝，理苞夫谶纬。《曲台》肄礼，袭经典而尤尊；《冬官》补亡，详轨文而更奥”（《丛话》卷21）。继承经典使之更为尊贵，阐发经典使之愈加奥妙，记文的作用日益显著。孙梅又指出记体的发展流变：“盖自汉以上，抽圣人之绪而半入于经；自汉以下，成一家之言而兼通夫史。……自唐以后，记始大鸣。……有宋诸子，厥体尤繁。格律不无旁侵，波澜更为壮阔”（《丛话》卷21）。从经到史、从以议论为主到以叙事为主，再兼以声情格律，记体文学至宋发展愈加成熟。孙梅论记既阐释其内质变化，又详明其演变时间，而徐师曾对记的论述则简略模糊：“其文以叙事为主，后人不知其体，顾以议论杂之”[11](p145)。相较之下孙梅对文体辨析更为深入细致。

他还将序特立一目，除了重视序的文学价值以外，还因为序起源于孔子《文言》：“先师韦编三绝，翼赞前经。《文言》檃括乎《乾》《坤》，《序卦》发挥乎爻象。此则序所由昉，序作者之意者也”（《丛话》卷20）。开篇将序与儒经大义联系在一起，序也就成为“经”的载体，适应了乾嘉经学复盛的学术背景。《文心雕龙》合论说为目，《四六丛话》只立论目，无说目，因论体与子书密切关联，可以做到“命微言以藻思，责奥义于腴词，以妃青媲白之文，求辨博纵横之用”（《丛话》卷22）。

乾嘉年间倡导骈文变革非孙梅一人，王梦曾指出：“乾嘉之际，昭文邵齐焘作骈文，欲于绮藻丰缛之中存简质清刚之制，一时风气为之大变。如王太岳之简洁苍老，刘星炜之清转华妙，吴锡麒之委婉澄洁，并遵正轨。曲阜孔广森、阳湖孙星衍、洪亮吉、南城曾燠辈起，斯旨益畅”[22](p90)。邵齐焘、王太岳、刘星炜、吴锡麒等人的骈文创作引起了文风变革，但他们旨在宣扬骈散共尊，理论意识较为淡薄。孙梅《四六丛话》的理论意义则超越了同辈骈文理论家，他不仅将四六封域明确界定为《选》《骚》系统流变中的章奏之学，而且对骈文各体条分缕析，提倡“文以意为之统宗”的骈文创作观念，借鉴了古文笔法，宗经、重史子对骈文内质的雅化，使骈散合一理论定型，在乾嘉骈文转型中以温和的态度缓和了反骈论者与骈文家之间的剑拨弩张。乾嘉后期孔广森、孙星衍、洪亮吉、曾燠等人继续推扬骈散合一，在嘉庆末年及以后骈散合一理论终成一股文学思潮，骈体“正宗”意识也随之深入人心，与古文创作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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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3.017

[中图分类号] I207.2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0）03-014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古代文法概念及范畴研究”（13CZW02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创新资助项目）“初唐骈文批评嬗变研究”（2019CXZZ094）。

作者简介：王亚萍（1984—），女，河南新乡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梅瑞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