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三维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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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三维视域
王玉海 1，2

（1.北京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部，北京 100875；2.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扶贫研究院，北京 100875）

[摘 要]扶贫开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构成的当然内容。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为我们展示了深广的“三维”视域：一是时代之维，从时代主题出发，体现了全面消除贫困所具有的时代使命感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二是战略之维，从国家发展战略架构出发，体现了战略关联性，凸显出脱贫攻坚的基础地位作用。三是实践之维，从乡村发展的可持续出发，将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连通起来，体现了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习近平；扶贫开发；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及其扶贫攻坚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发展成果[1]（p87-94）。改变贫弱的中国是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初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走向新时代的新目标，“三农问题”是中国发展必须要突破的瓶颈约束。要全面系统地学习领会习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就不能就脱贫谈扶贫，而是要从新时代的主题、国家战略的高度、探索路径的实践等三个角度出发，准确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思想。从时代的维度出发，辨析我们处在一个怎样的时代，才能够理解精准扶贫的历史意义；从战略的维度出发，恰当地理解脱贫攻坚的地位作用；从实践的维度出发，强调实践探索的价值，能够明晰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路径。

一、从时代维度去理解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历史意义
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回应了时代的问题。马克思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历史的逻辑是怎样的？时代的潮流又向何处去？这是治国理政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科学分析时代特征，正确把握时代主题，在此基础上才能制定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确定符合本国实际的国家发展道路，也才能深刻理解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历史意义。

（一）新中国不同时期的时代特点及其主题
纵观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对所处时代的界定一直是首当其冲的问题。中国对时代主题的认识，经历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根据当时世界形势，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论断基础上，判断“现在的世界，是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2]（p680，666），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正是基于这种判断和认识，我们党才制定出新民主主义道路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中国面对着百废待兴的贫弱局面和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认定“革命与战争”时代主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思想。20世纪50年代初期，毛泽东虽然也强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也指出：“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3]（p6，13）。1964年李富春主持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提出了以基本解决人民吃穿用为中心的所谓“吃穿用计划”。但在进入60年代以后，经历了朝鲜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后，由于美国侵越战争的升级、中苏关系的恶化对中国形成威胁，加上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日益严重，毛泽东等逐渐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有可能爆发，世界的主要发展方向仍然是革命。对新的世界大战的认识日感“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认为整个世界形势“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提出了要准备早打、大打，打常规战争、打核大战的观点。这样，一方面要努力发展经济，另一方面还要为不可避免的世界大战积极准备。于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低下的背景下，中国也就走上了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做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判断。1985年6月，邓小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但是，通过对世界大势的分析，以及对我国周边环境的分析，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4]（p32-34）。其后，中国共产党在1987年召开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崭新论断，并以此指导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是基于如上的认识判断，才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转移，才有通过改革开放来发展经济的举措，才有“中国人民从此富起来了”的事实结果。自此，“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从十三大一直到十九大，在中国共产党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被论述和强调。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但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5]（p260-261），但同时提醒注意国际形势不稳定、矛盾激化的一面。对此，十八大报告认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十九大报告认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更进一步明确指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

综上，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对时代主题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从站起来到富起来，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迎来了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提出了“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全面实现小康的宏伟理想。从时代主题变换的高度审视，我们才能够充分理解，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具有深远的前瞻性和敏锐的时代感。

（二）新时代国内外形势代表性特征分析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坚持“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这一判断的前提下，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对此，习近平深刻指出，“只有深刻领会和把握时代变化的本质，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发展起来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了。新形势下，如果利益关系协调不好、各种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导致问题激化，严重的就会影响发展进程”[6]（p833-834）。新时代面临的风险既有因未发展起来而长期积累的问题，也有因发展起来以后新形成的问题，风险诱因叠加。综合来看，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可以概括为广受热议的两大代表性陷阱：一个是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一个是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前者是国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跨越的鸿沟，后者是在中国日益走进国际舞台中央时，如何与既有国际势力相处、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应规避的。

1.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提出的概念，是指一国（经济体）的人均GDP成功跨过低水平之后，在迈向高收入国家（标志为一万美元）的过程中，将会出现一系列的经济社会生态等问题，诸如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社会动荡等。原因是在这个时期，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这是依据世界各国发展事实结果而得出的经验性总结，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1960年全世界共有101个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经济体，到了半个世纪以后的2008年，其中只有13个经济体成功地从中等收入晋升为高等收入，而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依旧陷在中等收入状态。

“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及其原因，至今仍在争议之中，但也充分反映出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跨越，需要面对的困难以及转型任务的艰巨。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7月1日发布的《沧桑巨变七十载民族复兴铸辉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9732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已经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但是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时，经济增长的动力、发展方式的转型、收入分配的公平、资源环境的保护等问题日益迫切，需要我们做出正确而及时的回应抉择。

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因收入差距拉大导致了不可弥合的社会鸿沟。收入分配的公平与效率是问题的核心，对此，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7]（p110-111）他在答美国记者问时说：“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7]（p172）。在他晚年更是言辞恳切地告诫我们：“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7]（p139）“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8](p1356-1357)。

可见，中等收入陷阱告诫我们要遏制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两极分化与中国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相违背，消除贫困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在新时代持续发展的根本任务。诚如邓小平所言：“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8]（p1356）。因此，他对共同富裕制定了“先富带动后富”的“两步走”规划：第一步，让沿海地区先发展；第二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达到共同富裕。“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7](p374）。现在，“脱贫攻坚战”其实是兑现历届领导人做出的历史承诺，也是新时代走向小康社会时，从贫困短板入手的具体路径。

2.修昔底德陷阱的警示。

“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于2012年提出的国际关系概念。他援引古希腊军事家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说法，提出在世界事务中，“新兴大国在挑战守成大国时战争不可避免”，最后将造成矛盾不可调和，导致全面冲突甚至战争。根据他对世界史的研究，他研究的16个类似案例中只有4个没有爆发战争，其余的12个都以战争为后果[9]。

修昔底德陷阱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在今天的国际形势下是否会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陷阱，这样的臆测推理并不可取，但当今世界国际关系处在深刻巨变之中确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围绕中国的崛起，以2019年中美贸易战为标志，中美之间的关系急剧转向，并向科技战、教育战、金融战方面延伸，如果控制不得力应对不恰当，经济的纷争还会蔓延到其他方面。可以说，未来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大强国如何相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已经成为影响当今世界变局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从20世纪发展的历史看，美国遏制和打压可能与之竞争的强国是其一贯的政策，美国现今对华所采取的种种手段并不奇怪，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基于修昔底德陷阱而获得清醒的警示认识。

如何维护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是中美两国当前面临的共同课题。中美要避免滑向修昔底德陷阱，正如2015年9月，习近平在访问美国时曾指出的：“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我们一方面要正确认识自身定位和国际格局，将中美关系纳入全球多极化大国关系，致力于构建协调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另一方面要从根本上看待自身发展，中国的发展并不取决于美国，而取决于中国政府和人民。核心是让自己变得强大，其根本在于扭转中国外向型发展方式。

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具有警示作用。从两大陷阱出发审视扶贫开发，能够更为准确地理解脱贫攻坚的价值意义。精准扶贫针对低收入群体，采取国家帮扶的方式，既提高了低收入水平，又为低收入群体自身发展提供条件，这一举措切合了中国人均收入低下、贫困人口基数较大这些实际，也是对实现当初“先富带动后富”设想的一个路径探索。同时，扶贫开发直接提高了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为剩余工业产品拓展了广阔的国内市场。更为重要的是夯实了国家的发展基础，拓展了腾挪机动的发展空间。根本上是扭转中国外向型发展方式，减少对发达国家的市场、资本、技术等的高度依赖，促使中国走上健康的发展轨道。

（三）时代高度审视下扶贫开发的历史意义
为什么精准扶贫是一场攻坚战？从时代高度审视，中国面临的是“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与“未曾料到之新时局”，我们需要保持清醒，要有针对时代“变局”的对策举措。由此反观扶贫脱困，全面消除贫困不只是执政为民的初心使命，还具有应对时局寻求突破的时效作用。借助改革开放富起来的条件，也为消除贫困提供了一定的必要基础，这些构成了中国消除贫困“奇迹”的时间窗口。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习近平扶贫开发思想体现出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从时代主题出发能够真正理解精准扶贫的含义。贫困地区贫困户是制约我国实现小康的短板。“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最突出的短板”，精准扶贫的一系列举措，切实补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短板，保证贫困人口稳定脱贫，适应新时代贫困治理的发展要求。

第二，从时代主题出发能够深切理解精准扶贫所具有的时效作用。面对当今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精准扶贫夯实了基础，拓展了国内市场，增大了应对国际局势变动的政策腾挪空间，直接提高了贫困地区贫困群体的收入水平，遏制和扭转了两极分化导致的社会阶层固化和鸿沟加深的趋势，为国家和老百姓尤其是穷苦百姓消除了后顾之忧。

第三，从时代主题出发能够深刻把握精准扶贫的当代价值。新时代的扶贫开发，是“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路径，也是消除贫富差距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性步伐。应对“中等收入陷阱”，一般的国际经验是增加中产阶层群体及其收入水平，以遏制收入的两极分化。而精准扶贫针对的是低收入群体，提高贫困群体收入水平，为贫困地区发展提供条件。

第四，从时代主题出发能够全面理解精准扶贫的理论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的基础上，经过我国几代共产党人的实践和经验总结，逐渐形成了贫困治理的一系列理论。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正是在此基础上，结合新时代中国贫困治理的现实需要而形成的科学体系，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时代创新价值，推进了反贫困理论，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思想。

第五，从时代主题出发能够深刻理解精准扶贫的国际示范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扶贫思路和做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亟需摆脱贫困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也为国际反贫困理论提供了新的素材和理论源泉。

二、从战略维度去理解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地位作用
对一个民族国家而言，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必须有一个本民族借以谋求生存、安全和发展的总体战略，也叫做国家战略。国家发展战略主要针对一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长远性、全局性的问题，高瞻远瞩地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对指导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尤其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审时度势抓住机遇、化危为机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国家战略并不是指具体某一个战略，而是系统性的战略架构，真正体现了一国战略所涵盖的范围张力，也彰显出一国战略所具有的韧劲弹性和应变能力。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家发展战略意味着能否抓住发展的机遇。脱贫攻坚战是国家发展大战略重要的构成内容，它的地位作用只有从国家战略架构出发才能够准确认识。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的发展战略
新中国成立以来，除短期的五年规划外，中长期及长期性国家战略规划也是倍受重视。这一战略层面上的谋划，更多地体现为对方向路线的定位和对发展思路的凝练，由此能够清晰地透视我国发展的方向目标和重点。纵观中国发展战略，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的发展战略：首先，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制定的发展战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制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其次，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三步走”的战略：到1990年解决温饱问题、2000年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再次，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在1998年提前实现“小康水平”的基础上，确立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发展目标和2050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二个百年发展目标。现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继往开来，制定和宣布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的战略安排。

（二）新时代中国三大战略布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深入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确定了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战略取向，形成了新时代整体性发展战略。我们认为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由“保底、转合、突前”三个相互联系的战略层级构成，这一国家战略体系在相互联系中，体现出覆盖范围的跨度、应对变化挑战的韧性和化解风险的机能。

突前战略指国际化战略。这是如何走向国际、与国际社会和平共处的战略。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强调更为主动地走向国际，塑造国际格局，引领国际发展，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这与开放战略一脉相承，从改革开放初的探索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对外开放；到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彻底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融入世界经济；再到十八大以来的国际战略布局，主动谋划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表3 新时代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构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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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承战略又可以称为国内区域战略。从“十一五规划”开始，我国就着手全面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它们以地方政府为主导、以相邻地区为对象范围、以区域发展战略规划及其城市群布局为特征。如今已覆盖全国国土面积38%的区域，包括长三角、珠三角、黄三角、山东半岛、北部湾、海峡西岸、东北三省、中部和西部等区域板块。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镇化发展路线，构建“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即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一个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沿海到中部的区域规划布局正在构建之中。这些区域战略承担着三个层面的“转承”作用：一是国际国内开放的转承衔接作用，二是城市化发展与区域发展的转承融合作用；三是点状增长与区域板块融合发展的转承转型作用。正是因为这些战略所承担了起承转合的作用，因此我们称之为转承战略。

保底战略就是扶贫攻坚战略。从2013年开始实施精准扶贫方略，2015年做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精准扶贫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扶贫成效[10]。不仅农村贫困人口实质性减少，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而且社会保障日益完善，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得到完善加强，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面建立。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也成效明显，自然村通公路、通电、通水、通电话比例达到90%左右。所有这些扶贫成就，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审视，其实是为国家发展夯实了基础，补齐了短板，筑牢了堤坝，提升了发展的容量。

（三）脱贫攻坚战略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作用
扶贫攻坚战略是我国新时代战略架构的必要构成内容和重要基础环节。扶贫攻坚是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初心使命，是中国发展的当然要求。而从国家战略高度审视，才能够真正理解其内在的思想继承性和作为攻坚战的时代紧迫性，也才能够深刻理解它的地位作用。因此扶贫攻坚并不是一项突击性工作任务，而是一项影响深远的战略举措。

1.脱贫攻坚战是对邓小平“先富带后富”国家发展战略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先富论”开局。邓小平同志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联系地区，他明确指出“我们的发展规划，第一步，让沿海地区先发展；第二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达到共同富裕”。自此，中国便拉开反贫困斗争的大幕，从1986年成立专门扶贫工作机构，到1994年颁布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从建立东西扶贫协作机制，到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从数次扶贫攻坚行动，到“继续向贫困宣战，决不让贫困代代相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扶贫攻坚提升到全新高度，党的十九大，明确把精准脱贫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赢的三大“攻坚战”之一；脱贫目标第一次纳入五年规划的约束性指标；为严防数字脱贫，中央建立了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制度。精准扶贫是中国扶贫战略的深刻变化，解决了扶贫实践中“帮扶谁、谁来扶、怎么扶”等的一系列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反贫困思想的继承与升华，与邓小平的“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思想一脉相承，体现出新时代下的实践探索意义与理论创新价值。

2.脱贫攻坚战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具有补齐短板、夯实基础的地位作用。

2015年颁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要“增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使命感紧迫感”，明确指出“扶贫开发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人民福祉，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我国国际形象。”截至2019年5月，全国脱贫摘帽贫困县达436个，占全部贫困县的52.4%。从2015年提出打赢脱贫攻坚战以来，在这短短四年的时间，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多很大的变化，国内最突出的是经济增长呈现出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转变增长方式成为内在的紧迫需要；国际上最为突出的就是中美贸易战及其持久化蔓延化的趋势。增强自身实力，转变外向型发展方式成为自觉的内省认识。回过头再去审视脱贫攻坚战，我们就会更为深刻地体会“紧迫感”，更为清楚地看出其所体现的时效作用：贫困地区建设加大了内需，扶贫开发转变了外向导向的需求，夯实了基础提高了发展的质量，拓展了发展空间，增强了应对国际形势变化的回旋余地。可见脱贫攻坚战不光体现了初心使命的长远意义，还有更为直接的时效性和现实作用。

3.脱贫攻坚战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具有支持一带一路促进国际化的作用。

扶贫攻坚战略能够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建设。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中低收入国家，发展是其重要任务，开发扶贫是共同议题，可以通过地区间广泛的合作实现发展，进而促进扶贫工作。另一方面中国积累的扶贫开发经验将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而从战略的层面把二者结合起来看，“一带一路”发挥着统领地区协调的战略作用，它的推进与实施，需要有稳固的后方基础，如果后方不稳，基础不牢，也会制约“一带一路”的实施。而扶贫攻坚战略将充分发挥其在国家战略中的保底固本作用，可以免除“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建设的后顾之忧。因此，二者结合起来，更能够增强国家战略的转圜和纵横的张力。

4.脱贫攻坚战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具有促进国内均衡发展的作用。

中国的发展应该是依靠国内条件支撑的均衡发展。地区协调和分配均衡是我国需要面对的突出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大幅度优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基于区域协调的东中西和东北区域统筹的发展举措。而“共同富裕”下的先富带动后富，新时代下提出的“扶贫攻坚战”，就是基于分配均衡的战略举措。脱贫攻坚精准扶贫聚焦的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是区域协调中的短板，是实现小康社会最薄弱的群体，脱贫攻坚战就是从这两个薄弱处着手，这对我国实现均衡发展作用重大。

三、从实践维度去理解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政策路径
2020年扶贫攻坚战结束，脱贫摘帽的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地区将向何处去？对此，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要“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相互促进”。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实践的视角，即要在政策上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对接，而这一实践要求也是我们把握乡村振兴的发展导向。

（一）扶贫攻坚政策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联系
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只是阶段性任务不同，侧重点不同，但都共同指向“三农问题”。

1.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内在地统一于“三农问题”。我国“三农”问题由来已久，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瓶颈约束。自1982年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中央一号文件连年聚焦三农问题，至2019年已发布21个，体现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重要地位，也说明“三农问题”的持久性和复杂性，这是在攻坚克难上进行的具体战略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聚焦于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精准扶贫”，十九大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2018年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针对“三农”问题做出的更进一步更大范围的战略安排，而且采取的力度更大。

2.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侧重不同。脱贫攻坚主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关键在于彻底解决贫困人口的生活保障，针对的是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集中在生活生产的基本保障层面。而乡村振兴战略，要解决的是乡村发展的根本出路问题，要实现的是农村的发展富裕，是要扶持支持广大农村地区如何走上富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如何利用现有资源，探索出适宜当地农村、具有特色的乡村发展道路，帮助农民致富奔小康。因此不仅涉及的范围广泛，而且要作为一大战略来进行顶层设计，目的是从总体上为实现小康目标奠定基础，为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探寻新时代的路径。相比较而言，脱贫攻坚是聚焦于“点”上的攻坚战，而乡村振兴是定位于“面”上的大战略。

3.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接续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都是确保我国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与战略支撑。脱贫攻坚为乡村振兴打牢基础，而乡村振兴又能够巩固脱贫攻坚。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既有利于实现脱贫目标、巩固脱贫成果，也有利于为脱贫之后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面貌奠定基础。这是我国“三农”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扶贫工作面临的新任务，要推动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相衔接，要注意前后的承继关系。因此，在针对脱贫之后的政策安排上，明确提出：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这体现了乡村振兴与脱贫摘帽的政策接续路径要求。

（二）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八大转变
站在脱贫摘帽地区的角度，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贫困地区乡村要经历八大转变。适应这些转变，才能恰当地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

一是对象跃变。由精准扶贫对象的村户变为以乡镇及县域为对象，即由点（家庭村庄）到面（乡镇县域）。相应的，精准扶贫的“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也就转化为基本的保障性制度，而要实现更进一步的发展，就要以乡镇县域为对象单元。例如，在精准扶贫中，较少受到脱贫政策惠及的群体、受到关注与支持相对较少的地区，这些“临界贫困”的边缘问题就成为乡村振兴的基准起点。

二是范围扩展。从乡村扩展到乡镇县域，这意味着要从整体出发谋划脱贫与振兴。这是从顶层设计规划层面的观察，随着对象的跃变，乡村振兴更为注重整体性发展，因为整体层面上才能更好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分工合作的产业。县域乡镇发展了，村社家户才能有所发展，其中区位条件和产业特色是整体规划应关注的重点。

三是产业延伸。从产业发展角度观察，从事产业的主体将从搞副业打工的简单就业，发展到家庭经营、办乡镇企业，再到创建特色产业以至促进产业集群。之前农村只有单一的农业，其他产业也只是副业，后来因为城镇化的影响，打工经济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但在农村并没有产业存在，从而导致乡村凋敝。因此，在乡村振兴中，培植产业是根本，要由简单的“收入”提高，上升到“就业”要求，并进而跨越到“产业”培植，这样乡村振兴才会有经济根基。

四是资源综合。乡村振兴依赖的资源，从当初的农业资源扩展到多种资源乃至全域资源。脱贫攻坚最为突出的是资源限制大，但梳理贫困落后地区，尤其是14个连片贫困地区，一般都是生态条件很好的地区。因此，重要的是对资源的利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转变资源综合利用的观念和方式。比如，同样是农业资源，从旅游角度看，就变为观光农业。还有，全域旅游启发我们要从不同角度看待资源，发现资源的多样化利用途径。

五是探索模式。即乡村发展模式，就是找到乡村振兴恰当的发展方式。其中核心是探索盈利模式，这样才有持续发展的动力。从乡村获利模式观察，乡村赚钱盈利经历了从农产品售卖，到企业化经营运作，再到现在比较普遍的股份合作等盈利模式的转变。乡村有不同于城市的特点，个人、家庭、村落与公司共同构成一个乡土社会，比如“公司+农户”模式，就是适应农村环境条件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而探索出的模式，这种模式包容了生产、生活、生态、生意“四生情境”的协调发展。

六是土地流转。土地是农村发展的根源问题，土地流转是未来农村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需要探索从承包单干到规模经营的地权林权等产权转换的恰当方式。土地流转主要是起到整合作用，实现农村的集约化发展、规模化发展、产业多元化发展。另一方面，外出务工人员数量增多，人口流动增大，更要加强土地的集约化。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提出进行“三权分置”改革，在乡村振兴中，就是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土地流转的现实改革之路。

七是培育组织。随着农村经营化程度的提高，农民协会/专业合作社/企业+农户等合作方式纷纷产生，这些组织都有各自的用武之地。我国农村发展市场经济，一直面临着小农经济与现代农业及大市场之间的突出矛盾，这就意味着要探索农村的产业组织化道路，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要走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为此要促进农民的横向与纵向联合，培育农民的合作组织，如专业合作组织、市场销售协会，等等。探索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带动农村规模化经营。

八是转变治理。村落变社区，社会关系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样化，乡规民约变为契约。乡村是国家政权的“神经末梢”和最基本的治理单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善治的基石。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村庄发生变化，外部市场环境也逐渐形成，乡村治理成为一个最为迫切又薄弱的短板，一方面需要纳入多元参与的契约化因素，另一方面也要平衡诸如村庄环境整治、村集体经济发展、农田水利建设、道路整治等公共产品需求，探索乡村公共治理。引导群众广泛参与、共同治理，才能打造生态宜居、公序良俗、欣欣向荣的美丽乡村。

（三）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转换对接
目前，扶贫攻坚战已接近尾声，乡村振兴战略已全面推开，对脱贫摘帽的地区，还要“扶上马再送一程”，如何保持政策的延续性，这是一个贫困地区和扶贫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普遍关心重视的问题。既要巩固既有的扶贫成果，也要不断探索完善合理的扶贫体制机制，还要顺势而为做好乡村振兴。这就要把扶贫脱贫纳入法制化建设轨道，变政策性扶贫为制度化扶贫，由项目制扶持转向产业化发展支撑，由政府性资金投入转向社会化资金筹措，由临时性工作转向常规性乡村治理，由审批考核制转向市场化社会化监督。归纳起来要在三个层面实现对接转换：政策措施上无缝衔接；制度规范上转化沉淀；实践路径上促进区域、城乡及三产有机融合。

1.政策措施上要做到无缝衔接。

一是通过顶层设计一体贯通。做好乡村振兴设计规划，要与当初的扶贫规划对接起来，一体化贯通，不能另搞一套。如湖北省恩施市龙凤镇，2018年出台的《龙凤镇综合扶贫改革试点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强调要衔接好龙凤镇综合扶贫改革试点总体规划、镇村发展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总体规划以及扶贫搬迁、移民建镇、退耕还林、产业结构调整等专业规划。这就为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提供了蓝图，也为前后衔接提供了政策基础。

二是继续改革试点统一资金使用。在扶贫攻坚战中，中央针对扶贫资金使用制定了专门的政策，但各地有不同的实际情况，如何结合实际进行政策上的落地调整，就是一个普遍而需要探索的重要创新。这方面一些综合扶贫改革试点县乡镇的探索很有借鉴示范意义。如，县级扶贫综合改革试点县——河北邢台市威县出台《2019年度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方案》（威扶贫脱贫﹝2019﹞9号），为增强威梨产业扶贫带贫能力，对涉农资金整合使用，扶持贫困村建设梨园，壮大村集体经济，在贫困村与梨园之间建立起了良性发展的利益联结机制。关于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2016年已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国办发〔2016〕22号），只是需要强调，在转向乡村振兴战略之际，要继续实行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政策，扩大整合资金使用覆盖面，提升县级自主权，集聚财力补齐短板，实现乡村的均衡发展。

三是整合规范相关政策。在扶贫攻坚战中，有许多专门性的政策、特殊性的办法和临时性的措施，而进行乡村振兴，对以前的政策就需要整理调整规范。还是以湖北恩施龙凤镇为例，按照“整合试点、整合政策、整合资金”原则，将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政策、西部大开发政策和少数民族地区政策，以及四化同步、扩权强镇、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脱贫奔小康、对口帮扶等涉及镇村示范试点的支持政策，结合起来探索政策整合机制，发挥政策的综合优势。如在资金使用上，创新资金管理和使用机制，通过以奖代补、先建后补、财政贴息、竞争立项等方式，充分发挥财政性资金的引导作用，调动市场主体及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引导金融和社会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和产业发展。这些好的经验做法，需要总结梳理拓展出台乡村振兴政策，确保与扶贫和防贫政策的有机衔接。

2.在制度规范上要转化沉淀。

一是强化组织基础。在扶贫攻坚过程中探索形成行政管理、基层党建和民主管理机制以及城镇和农村社区社会管理方式，探索进行城镇户籍管理制度，发展壮大农村新社区，这些探索都有利于提升推动经济发展和服务群众的能力，推进镇村党务、政务、村务公开，提高基层民主管理水平。

二是奠定基层治理制度基础。扶贫攻坚在村镇基层治理上也进行了很好的探索，许多贫困村镇都以党建为引领，构建了“四位一体”基层治理机制，推进基层法治、德治、自治深度融合。有的搭建市、镇、村三级“一网式”政务综合服务平台，让农民不出村就能办理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享受快捷服务。有的以村（居）为单位，建立乡风文明促进会，广泛动员村民主动参与，发挥村民自治作用，开辟乡风文明建设的新路子。有的吸收村医、村教进入村级“两委”班子，优化村级组织结构，提升基层治理和服务能力。

三是创新体制机制。在扶贫攻坚促进产业发展过程中，土地的流转、林权的产权安排都成了进一步发展绕不开的问题。许多贫困地区都进行了适合当地情况的探索。如湖北恩施，颁布了《恩施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实施细则》《恩施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易细则》等相关文件，创新农村产权交易，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引进市场力量经营管理，将农村产权交易与担保融资、资源入股等有机融合，开辟农民收益新途径；河北威县为促进土地流转，出台《关于加快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的实施意见》，有关乡村组织农民土地依法向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承包大户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

3.在实践路径上要探索城乡、区域及三产有机融合。

扶贫开发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实践，要树立“三融合”指导思想，借城市化顺势而为，融入区域以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构建“三生协调”的三产融合体系。在具体的结合路径上要注重点面结合，以便寻求突破口。这突出体现在三重关系的结合：一是扶助发展的主体上，将贫困户—村社—乡镇相结合；二是在区域发展方向上，将村镇发展—地县联动—区域发展相结合；三是在产业发展方面，将项目—产业—产业集群式发展相结合。

一是将贫困户—村社—乡镇相结合推进特色城镇化建设。以现有城镇（集镇）为基础，坚持城镇建设和保障民生并重，改善公共基础设施与产业发展并进，扶贫搬迁与就业移民并举，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人口有序转移，推进中心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构建“新城区、新市镇、新社区”的城乡结构体系，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发展。将贫困村振兴融入城镇化建设之中，在扶贫开发、产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方面促进融合，以城乡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共享为建设目标，重点在城乡教育、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共建共享上，采取城乡学校、医院结对共建的方式，推进城乡学校共同体和医疗服务共同体建设。

二是将村镇—县域—区域相结合推进城乡统筹实现与区域全面融合。通过特色小镇建设、棚户区改造建设、安置小区建设，完善集镇功能，以特色小镇建设促进基础设施大改善、乡村面貌大变化。加快交通干线建设，推进乡村融入县城及周边区域。从全域出发科学编制乡村发展规划，反弹琵琶确定乡村发展区位。

三是因地制宜探索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按照项目—产业—产业集群相结合的路径，探索由项目抓手到产业链延伸再到产业集群的发展方式。围绕区域资源优势，建设特色产业基地，在村社、农户以及内外企业之间探索不同合作方式，培育特色主导产业，延长产业链，增强价值链，促进生态链，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三赢”有机融合。按照“引进一批企业入园、引导一批农民进城、带动一批居民就业”的发展思路，探索“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的发展方式。突出“互联网+、生态+、旅游+”等新业态，促进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

四、结论与讨论
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要从时代的维度去理解其历史意义，要从战略的维度去理解其地位作用，要从可持续的维度去理解其政策路径，这样才能全面理解习近平扶贫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影响意义。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对人类反贫困思想的理论贡献。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61%，下降到2002年的30%以下，率先实现了比例减半，2014年又下降到4.2%，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评价认为：“中国在全球减贫方面起到了火车头的作用”[10]。同时，扶贫开发与生态文明相结合，探索出了绿色扶贫绿色发展之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联系，成为重塑国际治理秩序的重要路径。不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战略，都是我们党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部署，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统筹兼顾这两项工作，才能让农业强起来、农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这就要把扶贫开发纳入到乡村振兴战略之中，在政策上实现对接。这方面还需要结合实际，探索总结不同的结合途径及其乡村发展的实践方式。

参考文献：

[1]雷明.绿色发展下生态扶贫[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4（05）.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报告[N].人民日报，1950-06-06.

[4]中国外交部编写组.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5]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7]邓小平文选（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9]转引自钱乘旦.“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真相是什么？[N].北京日报，2016-09-05（014）.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2000—2015年）［EB/OL］.中国发展门户网，http：//cn.chinagat.cn/reports/2015/7/28/content_36164105.htm.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2.014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02-0132-11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贫困治理效果评估机制研究”项目号：16JZD025。

作者简介：王玉海（1964—），男，甘肃武山人，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