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放到振兴：列宁的乡村图景与辩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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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放到振兴：列宁的乡村图景与辩证路径
包大为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在围绕十月革命的政治经济实践中，列宁曲折地探索出了一条守正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乡村改造的道路。这条道路所指向的既是以政治解放促进农业生产力的解放，又是以乡村经济的恢复发展支持城市生产生活的有序开展。这一方面体现为列宁引导工人阶级正视新经济政策的重大政治意义，并切实通过引入市场因素和粮食税有力地维护了工农联盟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凸显为列宁主义乡村图景的双重特征，既忠实于生产力之条件和农民之诉求，又坚定不移地朝向生产社会化和治理民主化。忠实理想而又直面现实，坚持理论而又探索策略，列宁对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早期探索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乡村实践提供了经验，更为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积极的历史参照。

[关键词]列宁；乡村；农民；公有制；治理

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乡村和农民问题，持续引发了关于列宁主义及其实践的争论和误解。这或许和农业生产本身的古老特征和历史记忆有关，让创制未来社会的列宁主义看起来与乡村社会格格不入；这或许和列宁之后高度倾斜于工业的苏联经济政策相关，使得作为苏联理论起点的列宁主义承担了斯大林主义乃至修正主义的“罪责”。在所有关于列宁农村政策及其理论基础的误解中，除却那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苛责，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来自马克思主义者。或如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所认为，列宁忽视了青年马克思对公民社会的诉求，投入了半截子马克思主义的“永久革命”的冒险，催生出后来造成压迫农民的反人本主义的政治[1](p196)。或是如尼尔·哈丁（Neil Harding）所指出，一些人认为列宁所理解的农民阶级是一个反动的整体[2](p69)，但事实上列宁始终试图通过调查和数据来分析农民阶级内部的分化，并力求通过无产阶级政党来启发和组织农民。今天，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方面在意识形态层面不断污名化列宁，使得社会主义乡村道路背负了过多舆论的压力；另一方面则在经济、政治和生态层面不断压迫第三世界的农民，造成了当代乡村社会全方位的危机。因此，在列宁诞辰150周年之际，为列宁主义的乡村理想及其理论逻辑进行辩护也许是远远不够的。作为开创社会主义乡村现代化实践道路的理论，列宁主义不仅在过去启发了中国共产党人解放农民阶级的革命，更鼓舞了改革开放对农业市场化的科学探索，理应在更加广大的第三世界和更为长远的未来，继续为中国和世界的乡村提供振兴的启示。

一、解放的起点：乡村危机
马克思和列宁的革命主张之所以会引发旧统治者的普遍恐慌，并非是因为这种理论表现出对有产者和统治阶级的仇恨，而是因为他们改变造成阶段性危机的历史机制的努力，从根本上否定了阶级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如果说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毁灭性后果”①这一后果直观地表现为生产过剩所导致的产品的毁灭（例如大萧条期间倾倒牛奶），亦即一部分生产力的破坏。这种“荒唐现象”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为生产过剩的“社会瘟疫”，将导致社会退回到野蛮状态，似乎经历了饥荒、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得“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那么到了20世纪初期，列宁则不仅见证了马克思未曾遭遇的帝国主义阶段的阶级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更经历了东方社会——尤其是传统农业社会新旧转型的阵痛。诚然，在宏观上可以将列宁主义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空语境下的理论范式转换。但是，列宁之所以能够引导俄国工人阶级抓住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的契机，并组织起联合农民阶级的革命力量，并非是由于在纸面上“发展”了理论，而是因为他对俄国人民身处的危机和潜在的革命条件有着真实而又不乏深刻的理解。

20世纪初，对于教条主义者和第二国际的权威理论家而言，在落后的俄国形成一个工农联盟并建立社会主义政权无疑是痴人说梦。因为根据“本本”所描述的社会形态发展的机械轨迹，俄国的农民阶级只是一只脚踏进近代社会的“古代人”，既无法提供支撑社会主义制度的阶级自觉，甚至无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合格公民。但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完成了这一壮举，让俄国农民不仅成为近代意义上被政治解放的“自由人”，更成了扬弃私有制、投入合作生产的伟大“先行者”。因此，俄国农民阶级的革命和生产实践，最为典型地体现了十月革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属性。列宁之所以能够摆脱教条主义者的犬儒主义，并非是因为信仰某种“必然性”，而是因为他长期针对俄国乡村和农民阶级的务实调查和细致研究。早在萨马拉时期，列宁就已经“着迷于”收集和分析俄国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领域的各类数据[2](p28)。务实的农村调查使得列宁在1904年左右就已经认识到了俄国革命所具备的两个特征：“农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农奴制残余和同资产阶级”的斗争[3](p59)。这两个特征是分属两个历史阶段的阶级矛盾形态，指向了共时性的双重乡村危机。直观而言，这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带来了相比西欧社会更为凶险的挑战。但是，深谙唯物辩证法的列宁抓住了这种双重危机态势下的矛盾不平衡性及其蕴含的机遇，即资产阶级力量的分散和弱化，以及直将农民引导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但是，这种可能性并非是数据就能直接表征的。如果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动摇现存制度并走向可能的名称，那么必然只有在“动摇存在的情况下”，关于这一名称的思想——列宁主义才会存在，否则“实证主义的只是就足够了”。识别这种“动摇”或者俄国资本主义的脆弱性，成为列宁引导和组织人民的首要工作。在农业和乡村问题上，列宁的理论工作至少提示了三个层面的危机。

（一）乡村的历史危机——自由和改革假象之下
在沙皇俄国的最后十余年，来自内外资产阶级的政治压力迫使沙皇政府疲于应付各种形式的战争、反抗和内乱。为了延续统治，向村社制度开火成了满足资产阶级的最终方案。而斯托雷平则被历史选择为充当历史进步的“恶的工具”[4](p234)。尽管列宁肯定了斯托雷平改革的进步性，即试图“根本摧毁俄国的旧村社和旧土地制度”[5](p23)。但是由于斯托雷平无条件向沙皇和地主阶级投降，“忠心耿耿地为农奴主联合会效劳”，最终导致了作为资本主义历史阻碍的封建地主阶级并没有被撼动，反而造成了程度空前的“农民贫困和破产”[6](p274)。这场标榜自由和进步的改革，最终演变成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疯狂掠夺中小农民的“盛宴”。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些对小农因素的破坏，但是却丝毫没有动摇俄国“半中世纪农业（宗法制的和农奴制的）”的特征[7](p328)。以至于到了1912年，列宁仍然认为俄国无疑是一个“最野蛮的、中世纪式的、丢人的落后的亚洲国家。”[8](p427)当社会革命党人和自由主义者乐观地认为斯托雷平改革已经在农村播下了欧洲标准的资本主义的种子，列宁却深刻地指出，这场充满暴力的掠夺式的改革不过是围绕在沙皇周围的统治者们的原始积累。那种“一般欧洲式的资产阶级制度”不仅没有在尼古拉斯二世统治下被建立起来，相反，由于农奴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力量得到了加强，还需要“在几十年里经过一次又一次这样的周期性的饥荒”，以及“大批现有的农户死于非命”[9](p22)。总之，近代俄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改革历史，不仅没有为俄国农民带来政治解放，使他们成为近代意义的公民；也没实现农业劳动力的彻底资本化，使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或农业无产阶级。每一次标榜为自由和进步的改革，或是成了向农奴主和地主示好的姿态，或是成了转移资产阶级不满的权宜之计。

（二）农民的生存危机——小农和小生产者普遍破产
十月革命前夕的俄国农民正在经历着一个多世纪前英国农民所经历的生存危机。这一般表现为农业生产的普遍商品化。在1895年之后，在地主和富农的播种面积中服务于商业或市场的比例显著增加，甚至破产贫苦农民也成了劳动力商品[10](p28)。早在1893年12月致彼·巴·马斯洛夫的信中，列宁已经分析了俄国小生产者（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分化，并指出“工人”并非限定于工业和城市的无产者或“小部分处于特殊地位的人”，而是涵盖了“靠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广大农民群众”[11](pp1-2)。这一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普遍商业化的前提是生产工具的改善，以及资本主义分工在农村的扩展。列宁在1914年就描述了这般情景：“每一俄里铁路，每一个新开的农村小铺，每一个买东西方便的合作社，每一个工厂等等，都在把农民经济卷入商业周转。这就是说，农民正在日益分化为无产者和使用雇工的小业主。”而所有改善农业生产的政策，到最终都演化为提供更多便于富农和地主剥削农业无产者的有利条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是捍卫劳动的利益的，才特别划分出城市的以及农村的无产者、雇佣工人”[7](p335)。但是，愈发集中的土地所有权和急剧的商品化生产，立刻引发了农具、耕畜和粮食分配的极不平衡，并进而导致了大量中下贫农和小生产者的大规模破产。尼尔·哈丁认为，由于俄国商业化农业的竞争愈发激烈，原先“独立”的小农和中农或是被迫诉诸高利贷，或是沦为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进一步滋养正在吞噬自身的资本主义农业[2](p90)。一些学者之所以拒绝承认十月革命前俄国农村的普遍饥荒与农产品增加共存的悖论，主要是因为无法看到农业资本化早期的危机症候。这一危机显然无法得到沙皇统治者和作为获利者的资产阶级的同情。“资本主义到处占统治地位，处处排挤小生产”，最终迫使农民和小生产者只有一条生存之路，即“参加无产阶级的斗争”[7](p68)。

（三）农民的政治危机——一盘散沙的农民和虚伪自私的资产阶级
启蒙运动以来，民主政体的权利机制的理性主义前提，使得知识和资本联合成为界定权利的权威。由于公民个体在形式上成了主权者（sovereign），个体的理性和学识决定了主权是否能够被正确行使。但是，即使在先行的现代国家，农民甚至工人，长期被启蒙政治哲人视为缺乏理性、懒惰和贪婪的群体，或是需要明君和哲人的教育，或是需要被国家机器规训①斯宾诺莎认为普通民众的直接经验限制了理性的能力；霍布斯认为底层民众无法抵抗“激情和利益”，并由此导致了社会失序；康德认为人民需要理解自由权利的哲学家进行教育，否则很难理解现代社会中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因此，在理性和智识层面，资产阶级及其附庸文人，理所应当地在启蒙话语下的民主政体中成了全社会的代表。备受文化和意识形态压制的农民阶级，不仅无法自我生成与启蒙政治抗衡的理论与观念，更是在阶级社会的秩序传统下表现出顺从和自卑。从前是“老爷”和地主说了算，现在虽然还是得要听资产阶级代表在议会代行主权，但是好在得到了（尽管是）抽象的政治解放。俄国的资产阶级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充分利用了农民阶级的这种政治麻木，看到了遭受剥削和压榨的俄国农民既“无法表达自己的不满”，更遑论“组织自救的措施”[2](p103)。因此，当沙皇不得不让步推行半吊子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马上“背叛了农民，把农民的利益出卖给地主”。对此，列宁在1907年指出，“农民除了同觉悟的、在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红旗下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办法来实现自己的正义要求”[12](p150)。

（四）乡村问题的理论危机——针对民粹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
作为一种后资本主义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的重心从一开始就是在工业和城市。因此，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前现代的农业和农民问题时会遭遇两难困境，或是成为资产阶级的同路人，支持进步但是残酷的农业资本主义化；或是投入激进的否定旧社会的革命，将农民阶级连同资产阶级视为革命的对象。在十月革命之前，尽管俄国不同立场的革命者都无法忽视乡村问题在落后的俄国的重要意义，但是在理论上却难以寻找到一个既能够接纳农民，又不退回前现代制度的突破口。在真正建构工农联盟之前，列宁通过持久的论战，不仅击退了忽视和误解乡村问题的理论，更说服了布尔什维克党人将解决乡村和农民视为攸关生死的问题。首先，列宁分析了农民在现代无产阶级革命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约翰·戈丁（John Gooding）认为，列宁发现了沙俄的城市无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是“皮下的”农民[13](p42)。那些单纯强调工人和农民差异的人忽视了这两个阶级之间紧密的联系——共享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和不满。因此，工农联盟在列宁看来是颇为自然的联盟。而孟什维克所幻想的工人阶级应当与特权者同行的方案既不可能得到工人的支持，更不可能得到农民的谅解。教条主义者们则更是脱离实际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对农民的敌意，认为农民没有阶级性的前途。而列宁早在1905年就认识到只有广泛结合农民运动，才能够充分地理解农民对自发的工人运动的反应。列宁在全俄农民联盟成立大会上提出了一对相互依存的阶级关系，即没有工人阶级，农民将一事无成，反之亦然[14](p315)。为了彻底解除阶级社会对农民和工人的剥削，列宁反对退回到村社和小农社会的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方案。当普列汉诺夫错误运用恩格斯的农村理论，将历史进展归结为将土地转归农民资产阶级，列宁则评价这是普列汉诺夫“极端软弱的性格”[3](p54)。这种彻底的乡村解放要求充分运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联合所产生的历史伟力。为了实现这一点，列宁还批判了教条主义的、脱离现实的笼统的农民阶级论。这种论点通常将农民阶级抽象地理解为从事农业的小生产者，甚至用魁奈和卢梭的18世纪的眼光来看待帝国主义时代的农村问题。在列宁看来，以“劳动”农民的空谈来模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的意识，“那就是站到资产阶级一边去了，站到社会主义的敌人一边去了”[7](p379)。必须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成过程中农民阶级内部的分化和无产阶级化，才能够最为高效和精准地为工人阶级找到来自乡村的坚实同盟军。

总之，十月革命之前的沙皇俄国的确陷入了对内和对外的总体性危机。这对农民阶级而言当然是灾难性的，中世纪般的专制国家机器和暴力登峰造极，而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双重剥削也达到了顶峰。但是，这些危机一方面“在贫苦农民空前贫困和破产的情况下，存在着徭役经济的大量残余和农奴制的各种残余，这充分说明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泉源之深，农民群众革命性的根基之深”，另一方面则在革命理论和政治思想中“显现出农民群众的有内在矛盾的阶级结构，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性，他们内部的业主倾向与无产者倾向的对抗性”[15](p11)。这为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寻求盟友的条件，以及改造这一盟友的方向。

二、共时态的政治解放与经济解放
列宁诚然改变了俄国乡村的社会结构，以及俄国农民阶级的历史属性。这种改变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一次政治解放，即通过政治权力强行将俄国农民从中世纪“拽到”了社会主义；同时还有一些学者则否认这种政治性，紧抓新经济政策和粮食税的策略性让步，强调列宁对农村的改造是一场纯经济的解放。但是，这种非“政”即“经”的观点，一方面没有正视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核，将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视为辩证的整体；另一方面没有摆脱近代国家/社会的二元结构，始终将乡村的自然秩序和农民的习俗视为国家对立的力量。

从十月革命的准备阶段直至去世，列宁对改造俄国乡村的探索，体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积极探索和发展。诚然，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科学”，提示了某种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将社会主义的乡村指认为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其经济基础是农业的社会化大生产和传统乡村社会关系的扬弃。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客观性毕竟不是自然历史的全部真理，马克思也并非是自然历史派到人间的“信使”。马克思对城乡关系和社会形态的历史考察，不过是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尽可能客观的分析。被后世描述为目的论（theological）的政治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既没有出于道德不满而提出针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更没有将共产主义社会构想为人性和伦理的未来图景。因为马克思谦虚地认识到再科学的理论也会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而遭遇真理性的不足和意义的匮乏。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列宁，不仅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诚实果敢地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经验中发展和延异了历史唯物主义原本的意义，亦即“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16](p87)。因此，列宁对乡村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来判断，认为这是超前上层建筑对落后经济基础的不合时宜的干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之所以向棘手的俄国乡村进军，而不是像自由主义者那样妥协，既是危机的历史情势的必然结果，也是列宁谋求俄国人民获得政治经济解放的必要条件。

（一）政治解放和苏维埃政权——一个历史的必然
从19世纪中期，或者更早的十二月革命以来，历史进程落后于西欧的俄国社会正在经受着双重的革命压力。在近代化的方向，反抗沙皇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一触即发，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被不断唤醒，知识分子（如托尔斯泰）对基于私有制的政治经济秩序的反感日益增长；在传统社会的轨迹中，边疆地区的分裂活动从未停止，斯捷潘式的农民暴动时有发生。总之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集中在几个城市的工业资本主义对于许多农民而言几乎是不存在的。正如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指出，在这一时期的俄国乡村，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难以压制漫长历史的村社传统和宗教势力[17](p20)。但是，随着资本主义为俄国社会近代化提供了原始的动力，当俄国工人阶级愈发难以忍受同时进行的现代剥削和封建统治，由工人阶级主导的革命不仅成了一种阶级自觉，更成了农民摆脱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契机。

当然，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工人运动对社会结构的重构并非直接迎合了农民阶级的习俗和政治意图。尤其在白军和保守宗教势力的误导下，一些农民不仅对工人运动漠不关心，更试图在打破旧社会经济基础的革命事件中置身事外。针对这一问题，列宁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充分认识到解放全体人民与解放农民之间的有机联系，并且要通过宣传和教育使得农民摆脱小农式的阶级意识。在1903年的《告贫苦农民》中，列宁较为系统地论述了这种有机联系。他指出，工人运动的正义性在于“为全体劳动者的自由和幸福而斗争”“为亿万人民摆脱暴力、压迫和贫困而斗争”。贫苦农民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将实现前所未有的自由，必须在农奴制或地主统治的生存困境中去理解“社会民主党人是些什么人，他们要求什么，农村里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来帮助社会民主党人为人民争得幸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社会民主党人不得不首先投身于“争取政治自由”的革命，只有这样才能够广泛地公开地把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18](p113)。

另外，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并不满足于资产阶级所实现的抽象自由，即在普遍、平等的公民身份表象之下维持阶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社会主义制度为农民带来的不仅是人格上的解放，更是摆脱贫困的生产和分配条件。在列宁看来，一旦阶级社会的枷锁被无产阶级解除，俄国乡村将迎来真正的稳定和统一，这会带来农业经济持续的恢复和发展，进而巩固农村基层政权。为了确保乡村生产力的解放能够得到持续和平的内外环境，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和农民阶级提出了两个政治要求。一是要求布尔什维克必须认清革命之后农民阶级内部的分化，根据不同的利益需求来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10](p242)。二是要求农民阶级认识到苏维埃政权是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进而必须积极地捍卫这一真正属于人民的政权，在革命中实现和平，以和平推进革命的形态。“在一个农民的国家里，如果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能够给被非正义的万恶的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群众以和平，给农民以全部土地”，除非能够确保“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否则将无法实现“革命的和平发展”[19](pp174-175)。

（二）经济解放——赋予政治解放以实在性
俄国资产阶级事实上也十分重视经济解放的价值，不过只是试图从这种解放中攫取进一步剥削土地和劳动力的力量。列宁认为，19世纪中期以来的俄国改革所获得的土地斗争的“胜利”，只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的真正的经济基础”[12](p52)。但是，俄国资产阶级所实现的没有发达工业化的、片面的农业经济解放，并没有带来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稳固社会基础，最终反而将俄国农民乃至俄国社会推向了战争和危机。安东尼·海伍德（Anthony Heywood）甚至认为1861年改革的折衷主义和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使得俄国既没有摆脱对外国资本和工业产品，更激发了持续和不可控的民族主义[20](p14)。除了俄国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政党对于乡村解放的政治性和经济性也存在着分歧，这是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重大区别。孟什维克将工农联盟单纯理解为某种政治联盟，将革命视为精英分子领导的政治解放，并且教条地认为阶级社会不应在俄国生产力水平下被过早地批判。正是因为这个区别，孟什维克始终无法在公共商谈之中赢得劳动者的支持，并且最终在危机中走向了瓦解，其党徒或是投靠了作为旧“精英”的保皇党和帝国主义者，或是成了富农和地主的同盟军，阻碍苏维埃政权的发展。相比之下，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就具有强烈的庶民特征。这种结合人民性的实践自觉所倚借的并非是无休止的说教，而是从根本上抓住了人民的物质诉求，即把经济解放作为政治解放的条件和目的。这首先表现为列宁对工农联盟的经济联盟本质的强调。在1921年7月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醒共产党员必须认识到：“没有经济联盟，军事联盟就无法维持。我们不是光靠空气过活的。”如果没有经济基础的恢复和发展，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就“绝对不能长期维持”，因此“经济基础是我们战胜我国资产阶级的基础，因为合在一起的。”[21](p92)为了实现这一点，就必须超越小农经济，为俄国工人和农民实现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主义农业。一方面，列宁认识到占优势地位的俄国小农经济“每时每刻都在浪费着农村大量的劳力、牲畜和农业工具，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10](p5)；另一方面，列宁又指出了小生产的腐朽性还时刻阻碍着积极的苏维埃政治的生成和维持，即小农经济是专制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社会基础，抑制着科学和革命观念的传播，限制了农民成为积极同盟者的历史视野[2](p298)。因此，列宁所期待的政治解放的对象包括了经济基础的变革，而苏维埃政治和治理的探索更要以小生产的扬弃为前提。在列宁主义的乡村图景中，不仅能看到农民的阶级枷锁的解除，更能触摸到俄国人民走向全面解放的台阶。

（三）渐进的不断解放
十月革命之后，在经历了内战、反侵略战争和过于激进的公有制改革之后，列宁逐渐意识到社会主义的俄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来恢复和发展生产力，以便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提供客观条件。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列宁一方面对“左翼幼稚病”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另

一方面则通过新经济政策和农业合作社的探索，试图让脱胎于旧经济基础的农民阶级尽快地加入社会化的生产和分配中。在1921年之前，“一步到位”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其他激进的社会改造不仅造成了小生产者的不满和经济体系的混乱，更使得工农联盟面临失败的危险。为此，列宁要求布尔什维克全党充分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实现更高层次政治经济解放的客观困难，必须充分调动可控的市场因素来“纠正”曾经的错误。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和政党理论的一次大胆创新。因为在新经济政策之前，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幼稚地认为政治解放和十月革命的胜利，将直接推动经济解放线性地趋向于彻底的共产主义，妥协既是主观上无法接受的失败，更是客观上不可能发生的历史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苏俄之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实践经验的匮乏，造成了这种线性的不断革命的观点。但是，列宁冲破了这种教条的治理和革命观，在现实生产力限度中——而非在理论文本中，提示了现实中不断解放所需要的策略。亚历克斯·卡利尼克斯（Alex Callinicos）认为，新经济政策为工农联盟赋予了新的意义和新的保障。新经济政策旨在通过恢复农业的市场机制来调和农民阶级，他们对直接进入公有制颇为不适应，并且无法生产出足够的农产品满足工业和城市的同时又满足自身。曾经偏重于政治解放的工农联盟在新经济政策中获得了更多经济层面共享的利益诉求，即尽可能让工人阶级政权与小生产者和平共处，并且尽快地缩短俄国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14](p28)。当然，新经济政策并非是无限的退让。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农业市场的潜在危机（滞后、盲目、过剩和剥削），列宁始终把土地社会化作为农业新经济政策的辩证限度。列宁既强调土地国有化“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又认为土地平均分配给生产者也可以是“达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办法”[22](p99)。这就意味着一种基于农民个人生产的集体经济秩序将成为社会主义乡村结构的准备步骤。在这一过程中，农业合作社将成为乡村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最简单，最容易和最容易接受的形式”，是小农向社会主义成员“无痛过渡”的桥梁[13](p84)。他们不仅将在合作社中看到集体的、公共的生产制度对个人的好处，更将在最大化的公共利益中看到权利和义务的高度统一。以至于列宁甚至提出，在目前的客观条件下，农业合作社“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23](p367)。

最后，在列宁晚年逐渐形成的政治/经济解放的共时态发展，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化解了工农联盟的潜在危机，为工业化乃至电气化提供了充分的阶级、劳动力和意识形态的条件。在为了所有人民之自由的政治解放中，农民自觉地超越了个人的片面利益。沙皇的将军们之所以不得不承认“红军战士所忍受的艰难困苦是沙皇军队根本无法忍受的”，是因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治解放中，“每一个手握武器的工人和农民都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战，并且自觉地为正义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流血”[24](p114)。在为了所有人民之富足的经济解放中，农民阶级在获得前所未有的劳动自由和分配平等的同时，又在工人化、合作化的生产实践中凝聚成了共同推进生产力的社会力量。农民阶级“在固定的群众组织当中”，甚至“学会自己管理大农场”[25](p21)——这一在过去所有历史中被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所垄断的治理霸权。正是在乡村的工会组织中，农民阶级成了农业工人，属于全体农民的农业管理经验和农业生产技术从根子上清除了农业资产阶级死灰复燃的土壤，使农业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劳动者的手中。

三、重塑农民的乡村振兴及其当代启示
随着新经济政策和粮食税的实施，列宁主义的乡村图景逐渐清晰了起来。一条农业社会化、农民工人化和乡村治理民主化的渐进道路，在列宁去世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曲折地得到了苏联共产党的坚持和实践。当然，列宁关于乡村改造和发展的思考是随着革命实践而不断生成的，其中所反映的既是布尔什维克治理乡村的早期正反经验，又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城乡理论的自觉发展。在1919年之前，列宁对乡村改造的积极探索主要体现在政治解放层面，以农民代表苏维埃将贫苦农民纳入政权机关并参与乡村治理，以贫苦农民委员会遏制富农对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控制。从1919年到列宁逝世，政治层面的解放开始与经济解放融合了起来。以农村苏维埃机关替代了过多干预生产和分配的贫苦农民委员会，以新经济政策和粮食税的实施开启了农业的市场经济因素。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对“过度使用新经济政策”[26]的警觉和对农村集体化改造的加速，虽然在表象上失去了列宁的渐进过渡的耐心，放弃了通过协调农村阶级斗争实现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的可能性，但是却在总体方向上坚持了列宁主义的乡村图景。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农业社会化以不同的策略得到了贯彻。斯大林通过政治权力强行加速的集体化进程，其最终意图和理论基础是与列宁主义一致的。随着这一进程在斯大林时期的完成，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否定性要素（暴力和反抗）开始被逐渐显现的肯定性要素（平等、发展和秩序）所替代，以至于约翰·戈丁认为，“斯大林所实践的布尔什维克基本理论给出了一个例证：必须迫使永远不会自愿接受改变的农民得到改造，这些变化虽然会造成巨大的不适，但是不久之后，农民就会对曾经胁迫他们的改造者倍加赞美，并将他们视为恩人”[13](p10)。戈丁的这一评价未免充满了决定论的色彩，忽视了作为“布尔什维克基本理论”的列宁主义在斯大林时期所承受的张力。但是，当我们回顾列宁所提出的通过革命实现振兴、边解放边发展的乡村愿景，并结合当代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的内外挑战，或许可以得到四个方面的启示。

（一）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启示
首先，列宁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治中工人和农民的辩证关系。工人阶级只是由于其历史属性而担负了领导解放人类的重任。无产阶级革命区别于过去一切革命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其解放对象的普遍性。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同早期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些“左派”，只能狭隘地将社会主义国家理解为工人阶级的“一亩三分地”，绝不允许农民阶级染指国家和基层的治理，不能容忍农民获得与工人旗鼓相当的社会地位，“认为把农民提到第一位就等于放弃或者类似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切教条主义者的特点——“不动脑筋，只会空谈”，没有看到农民也创造着社会主义生产力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没有看到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辩证关系。列宁告诫教条主义者们，“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就需要有粮食和燃料……要增加粮食的生产和收成，增加燃料的收购和运输，非得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的生产力不可”，改善经济状况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工作“应该从农民方面开始”[27](p207)。

其次，列宁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标和策略的辩证统一。1918年爆发的农民阶级乃至部分工人的不满，倒逼列宁重新思考一个现实问题：“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27](p50)。这一办法无法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或19世纪革命实践经验中找到现成的答案，最终在列宁对乡村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的客观考察中找到了。列宁没有将事关革命成败的改革寄期望于遥远的理想，而是回溯到了农民对吃饱穿暖的内在诉求。总而言之，“不使农民空手而归，在政治上是有利的”[28](p182)。对代替余粮征集制的粮食税政策，也必须从政治的角度来思考[21](p335)。因为这个政策从本质上反映了“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是突破一切教条和本本、直面客观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更是巩固工农联盟的成功举措。

（二）从外在规制到内在生成的社会化
新经济政策并不是无限度地向小生产和市场化的退步。尽管列宁在1921年7月甚至肯定了在乡村引入粮食储备金、火险和其他保险的建议[29](p30)，但是这毕竟只是引导乡村走向社会化、农民走向工人化的阶段性策略。否则，将解放放任于乡村的小生产习俗的计划在民粹主义理论中就已经达到了。赫尔岑就认为，俄国未来的希望都在于农民，正如法国的未来在于工人一样[30](p236)。列宁在20世纪初就已经批判了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农民历史作用的夸大、对村社习俗的迷恋，否定了从村社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10](p22)。新经济政策和粮食税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走向更为彻底的政治经济解放的早期步骤，而不是令人满意的终点。列宁所主张的不断革命，尽管不是线性地、刚性地强行推进，但也不是中断于妥协和退步的投降主义。列宁之所以不立即承诺在农村的高度“社会化”，仅仅是因为客观条件的匮乏。事实上，各个时期的列宁都没有试图掩盖农民内部新兴的——小有产者和农业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17](p64)。要实现农业生产的普遍社会化，真正地在乡村中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坚持工人阶级对农民阶级的政治领导，将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视为国民经济最为重要的任务。因为“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只有完全恢复运输业和大工业，使无产阶级能够拿出为农民日常生活和改善经济所必需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粮食”[21](p5)。当然，列宁之所以排斥对乡村的强制改造，并不是由于多愁善感或思想愁绪，而是因为在过渡时期，列宁就已经看到了自觉的社会化的种子。列宁认为，“每一个觉悟的社会主义者”都必须认识到“不能强迫农民接受社会主义，而只能靠榜样的力量，靠农民群众对日常实际生活的认识。”而在合作社的集体生产实践中，“农民已经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了，我们对他们是完全信任的”[22](p265)。

（三）民主集中的乡村治理，教育为先的乡村意识形态引导
由于斯大林时期刚性的农业集体化措施，造成了中外学界为数不少的学者将斯大林主义的特征错置到了列宁主义的乡村政策。一些学者甚至以“霸权”一词来概括列宁所开创的城乡关系：一种无产阶级的普遍的社会影响力，苏维埃政权中农民支持工人阶级的群众行动[14](p328)。但事实上，几乎在革命的翌日，列宁就试图遏制乡村中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告诫工人与布尔什维克党员“不要对穷人和中农施加胁迫”，并警告“不要过度草率，在准备不充分的时候就引入国有农场和农业公社”[2](p213)。一切政治和经济的过渡措施都是为了将乡村治理的权力交给农民，这一方面需要较为彻底的所有制革命——最终在斯大林时期得以完成，另一方面则需要不断的意识形态引导。历史证明，如果社会主义理念没有深入地扎根于农民的心中，成为乡村的新传统和新风尚，就一定会在公有制的表象下不断滋生官僚主义乃至资本主义。列宁对农民阶级成为“新民”抱着充分的信心和极大的热情。这一方面与俄国农村的文化传统相关。中世纪以来，俄国农民对自由的渴望，不断塑造着对抗土地所有者的农民起义领袖和哥萨克的自由形象[13](p4)。在资产阶级改革和革命中，农民对自由的理解和立宪派的抽象解放完全不同。农民阶级对自由的定义始终没有脱离土地所有权、免除税收和减轻兵役等实际诉求。既是带有一定的宗教表征，但是这种物质性的自由观念使得俄国农民易于免疫于资产阶级的政治承诺和煽动。另一方面与工人阶级所提供的重塑意识形态的政治条件有关。列宁认为，长期以来，“资产阶级的走卒和食客们”习惯于“把社会主义描写成生活千篇一律的、死气沉沉的、单调无味的军营”，而“富人的奴才，剥削者的仆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爷们，总是拿社会主义来吓唬人民”，但是农民和工人一样，都没有“染上多愁善感的知识分子老爷们、所有这些新生活派和其他废物的幻想。”[22](pp203-204)农民阶级必须而且能够从意识观念上摒弃旧社会的一切陈见，只不过需要觉悟的工人阶级承担起启迪农民的社会责任——“决不向民粹派的腐朽透顶的假社会主义（其实是小市民的幻想）作丝毫让步，满腔热情地关心农民民主派，启发他们，激励他们团结起来，使他们摆脱所有一切陈腐偏见。”[7](p7)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就在于列宁极为重视的“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23](p367)，他甚至将这一工作作为了俄共（布）必须完成的两个划时代任务之一。列宁认为只有让农民具有更高层次的文化水平，才能够让他们真正实现高效的合作化生产，才能够保障乡村政治解放的果实——让农民具备对抗官僚主义恶习的参政议政能力。

（四）在历史中而非在结构中消除工农业、城乡之间的矛盾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描述了工农业分工和私有制确立之后漫长的城乡矛盾史。在启蒙时代，卢梭描述了资本和劳动力集中于工业生产的最初后果：“庄稼人面临的选择”——“不是像商品或货物那样出售自己，被大农场主雇佣去种地，便是万般无奈地穷苦一生……人民逐渐分化成终日坐享其成的土地所有者和辛勤终日却没有饭吃的可怜的农民”[31](p27)。为此，卢梭大力反对商业和手工业在乡村的盛行，甚至认为，正是由于城市中“手艺作坊的兴办”，才导致了货币流通的增加和财富不均的激化，并最终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权势与地位越来越不平等……在野心家的操纵下，工人的力量必将胜过农民”[31](p38)。1919年之前的一些教条主义者所理解的工农业矛盾大致与卢梭想去不远——只不过选择了站在城市和工业的一边，激进地消除农业和农民对城市资本扩张的不满。而列宁则在社会化大生产的视阈下较为平等地看待工农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并且实事求是地利用可控的市场因素来调动来自旧社会的农民投入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当列宁重视工业生产，并非是因为选择了工业的立场来反对农业，而是因为在帝国主义阶段，只有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好大工业，才能够为乡村提供足够的工业产品，才能由此交换足以养活城市的农产品，才能真正巩固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当列宁重视农业，也不是倒退回了民粹主义的村社社会主义，而是因为没有农民较为富足的生活和平等的政治地位，工人阶级的执政基础将不可避免被削弱，革命政权将岌岌可危。

今天，虽然列宁已经离开我们将尽一个世纪了，但是他对社会主义乡村革命的探索毕竟是一个开天辟地的事件，打开了人们展望基于集体所有制和农民自治的乡村振兴的历史视野。时至今日，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守正创新的伟大实践仍然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开创乡村振兴的新图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确切地说，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32](p32)。这支队伍从1917年列宁的旗帜下走来，由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这一星星之火。这支队伍的进步性和战斗力就在于“把农民当作无产阶级的极其重要、极其巨大的革命力量来依靠”，随着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的完善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必将“极大地拓展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33](p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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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2.002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02-0015-11

作者简介：包大为（1989—），男，浙江杭州人，博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