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陪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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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陪都
——明代兴都湖广承天府的名与实
邓 涛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承天府原为湖广布政司安陆州，是明朝嘉靖皇帝的出生地。嘉靖十年，安陆州升格为承天府，后被定为“兴都”，成为明朝的陪都，明朝形成“两京”（北京、南京）、“两都”（中都、兴都）的格局。嘉靖帝对兴都承天府的升格，使得兴都具有了一定的陪都属性。兴都承天府的升格，同彼时明朝时局如“大礼议”事件等密切相关，是嘉靖帝皇权强化的体现。嘉靖帝通过抬高“龙兴之地”的政治地位，向全国臣民彰显了帝王的尊荣及其入继大统的“正当性”。

[关键词]明朝；陪都；兴都；承天府

关于明代京师及陪都，学界多将北京顺天府、南京应天府、中都凤阳府纳入京师或陪都之列，或认为兴都承天府（位于今湖北中部）空有其名而不论及，或不知兴都承天府之存在。例如《中国都城发展史》一书，在“明代的中都和两京”[1]（p233）一节，未提及兴都承天府；又如《中国古代都城》一书，在论及明代京师和陪都时仅提到北京、南京和中都[2]（p45）。目前，兴都承天府作为明朝陪都，已为少数学人所关注，如《中国古代陪都留守官制演变初探》一文，提到“明清时期陪都地区出现了留守制与双京双套制同时存在的情况，又如明代中都留守、兴都留守皆与之前朝代相同设置留守司进行管辖”[3]（p457），该文虽将兴都列入陪都之列，但未论述兴都的特点；此外，《人在京师不忘荆楚——试论明世宗的故乡意识和思乡情结》一文，提到了嘉靖帝对兴都承天府的升格和兴都留守司的设立[4]（p82），但未从陪都的角度加以论述。

综合而论，以往学界对位于明朝湖广地区的陪都——兴都承天府关注和研究很少，尚未见到从陪都的角度研究兴都承天府的文章，而根据本文所收集到的史料，基于明朝君臣对兴都的定位和升格，本文认为，将兴都视为明朝陪都有一定的历史依据。

一、兴献王就藩湖广与嘉靖帝继承皇位
嘉靖帝（明世宗）生父兴献王朱佑杬为成化帝（明宪宗）第四子，是弘治帝（明孝宗）的同父异母弟弟。成化二十三年，朱佑杬被册封为兴王，弘治四年九月，“命建藩府于德安府，初梁庄王有故邸、田地在安陆州，帝请改居安陆，诏从之”[5]（p25）。弘治七年九月，兴献王启程就藩安陆州。嘉靖帝朱厚熜，生于正德二年八月初十，“父兴献王佑杬，国安陆，正德十四年薨，帝年十有三，以世子理国事。十六年三月辛酉，未除服，特命袭封”[6]（p215）。不久，明武宗朱厚照驾崩于豹房，根据杨廷和等人拟定的遗诏：“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7]（p3）朱厚熜被确立为皇位继承人。

嘉靖帝是藩王入继大统，故后来其在即位礼及生父、生母的名分上，同以杨廷和为首的大臣产生了不同意见，朝廷逐渐形成了以杨廷和等人为首的“护礼派”和以张璁、桂萼等人为代表并得到嘉靖帝支持的“议礼派”。“护礼派”要求嘉靖帝以“继子”的名义称弘治帝为“皇考”，称其生父、生母为皇叔考、皇叔母，以确保弘治帝一支皇位得到延续；而“议礼派”则认为应当“继统不继嗣”，即认为嘉靖帝是继承了皇位，而不是继承了太子之位，反对强迫嘉靖帝改认弘治帝为皇考。两派朝臣围绕嘉靖帝父母名分及相关礼仪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史书称之为“大礼议”。

此后，在“议礼派”的帮助下，嘉靖帝在“大礼议”事件中逐步取胜，嘉靖七年六月，《明伦大典》修成并刊印颁发，嘉靖帝以法典的形式巩固了自己在“大礼议”中所取得的成果。父以子贵，兴献王被嘉靖帝“追尊献皇帝，庙号睿宗”[6]（p2943）；而嘉靖帝生母蒋氏被尊为章圣慈仁皇太后。在“大议礼”事件中，皇权在同“相权”“臣权”的较量中不断巩固，嘉靖帝的个人威势也不断提升。

二、嘉靖帝对兴都承天府的尊崇和升格
承天府，元代时为安陆府，属荆湖北道宣慰司，明初属湖广承宣布政使司管辖，洪武九年被降为安陆州。嘉靖帝继承皇位之后，随着皇权的巩固，承天府（安陆州）作为“龙兴之地”，不断升格，陪都属性持续增强。

（一）帝王龙兴之地：陪都职能的完善
一是升州为府、定府为陪都。嘉靖十年八月，湖广归州南逻口巡检徐震，“请于安陆州建立京师，下礼部议：京师之建，于典礼无据，太祖发迹濠州，改州为府，较之安陆事体相同，宜升为府治，以隆根本”[7]（p3074）。徐震大胆提出在安陆州设立京师，当是参照明成祖在北京设行在之例，虽然嘉靖帝拒绝了此请，但亦借此契机将安陆州升为府，“定府名曰承天，附郭县曰钟祥，割荆州之荆门州，当阳、潜江二县及沔阳州景陵县隶之”[7]（p3074）。承天府相比安陆州，不仅行政级别上升了，且所管辖地域也大大增加。嘉靖十八年，嘉靖帝决定升承天府为陪都，“帝以承天府为兴都，设留守司，统显陵、承天二卫，比中都焉”[8]（p144）。可见，彼时嘉靖帝以中都为依据升承天府为兴都，使承天府具有了陪都的地位。嘉靖十九年三月，明朝在承天府增设荆西道，“改置湖广承天、德安二府为荆西道，设守、巡官各一员，从巡抚都御史陆杰奏也。”[7]（p4810）驻扎在承天府的荆西道，协助湖广巡抚管理承天府、德安府等地，体现了承天府的政治地位。

二是将兴王府升格为帝王宫殿。嘉靖帝命将其原来的藩邸——兴王府升格为帝王宫殿，嘉靖五年五月，“修旧邸宫殿”[9]（p54），“旧邸”即是指兴王府。到嘉靖二十年，“显陵、旧邸工成，约费银八十九万七千七百两”[5]（p52），可谓耗资甚多。即便在嘉靖末年，嘉靖帝亦不忘兴王府的建设和维修，但为内阁首辅徐阶所谏止，史载：“帝欲建雩坛及兴都宫殿，阶力止之。”[6]（p5631）此外，嘉靖帝还更改了兴王府建筑的名称，“曰龙飞门、曰龙飞殿、曰启运殿、曰卿云门、曰卿云宫、曰凤祥宫”[10]（p1712），从称谓上将兴王府升为帝王宫殿。嘉靖二十一年，嘉靖帝“诏定兴都旧邸官守，凡宫殿门禁、关防、出入内臣，俱照两京例”[7]（p5180）。兴王府的设官和管理开始参照北京、南京大内。严嵩在《议罢显陵岁暮祭》中提道：“隆庆殿与奉先殿事体相同，岁时祭享，已有定仪。”[11]（p369）而奉先殿为皇帝家庙，可见，严嵩言语中已将兴王府视为帝王宫殿。

三是参照“两京”升格承天府学、县学。严嵩在《重修儒学记》中提道：“高皇帝肇建南都，则有应天府学；文皇帝定鼎北都，则有顺天府学；今皇上发迹兴都，则有承天府学。三学并峙，巍乎盛哉，诚一代之隆制。”[9]（p522）可见，彼时承天府府学地位同“两京”相似。嘉靖十六年，承天府生员王同道等上疏建议参照“顺天、应天二府学例，将钟祥县学生员通隶府学，其廪、增俱六十名，则每年起贡之数，亦宜如二学例”[7]（p4145）。此后，嘉靖帝让礼部商议后同意此请，定廪生每两年贡三人至国子监读书。嘉靖二十七年，承天府增设了府学文庙乐舞，府学“故隶安陆州，春秋祀典有礼器而无乐舞。至是，御史贾大亨言州已升府，则庙典亦宜备设，报可”[7]（p6162）。

随着承天府府学级别的提高，硬件建设也相继进行。彼时，浙江巡按御史胡宗宪奏请重修承天儒学，其提道：“州既升府，贲以隆名，而学宫尚仍旧制，岂所以仰称德意者，扩而新之，非有司之责欤。”[12]（p401）因此，嘉靖帝命礼部商讨扩建。根据谕旨，承天府修饰了府学旧有建筑，新增了嘉靖帝御制碑文，又购买民地增修了明伦堂等建筑。该工程于嘉靖三十年完工，内阁首辅严嵩亲撰“重修承天儒学记”。万历四十四年，承天府学再次扩建，“乃庀材程役，卜吉相宜，并新文庙自殿堂门庑以及师儒宫舍、甃甓，丹垩垣潦惟虔。又以文庙巽方宜高，文明乃盛，爰创魁星楼，仰插云霄，俯窥汉江。”[12]（p402）承天府学规制更加尊隆。

四是扩建承天府城和官署、兴修元佑宫。在安陆州被升格为承天府之始，明朝便命“改建其规制，创所未有”[12]（p399），对承天府的硬件作了完善。如对承天府府衙进行了扩建，“大门门上覆以筒瓦，视顺、应二府之制。”[9]（p94）嘉靖十八年，嘉靖帝认为承天府阳春门和城楼规制卑隘，命地方官加以扩建，“又建阳春门及月城重门，门各有楼，垒基以石，榜正楼曰：显亲达孝。”[9]（p92）嘉靖帝亲赐“显亲达孝”之名，悬于府城正楼之上。

嘉靖帝还命在承天府修元佑宫，“我太祖、成祖定鼎两京，并建朝天宫以崇奉玄元，祈天永命，神明协佑，盖愈久而益彰焉。眷惟承天，朕实肇基于此，所以凝天命而临大宝，克承皇考丰芑之贻者”[7]（p7801）。嘉靖帝修建元佑宫，显然是参照了明太祖、明成祖之所为。元佑宫于嘉靖三十七年建成，内有嘉靖帝御制碑文。元佑宫“规模宏敞、布置严整，匪独一邑瞻仰，实为三楚巨观”[12]（p192）。可见该观为中南地区的大观和名观。该观于明末时被农民军毁坏，清朝重修后一直保存至今，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祖宗陵寝之地：兴王墓升格为帝陵
兴献王逝后，葬在了安陆州松林山，规制为王墓，嘉靖帝继承皇位之后，兴王墓也因此获升格，被赐名“显陵”，“睿宗献皇帝陵曰显陵，在湖广承天府之松林山，今号纯德山”[13]（p1428）。嘉靖十年，嘉靖帝命将纯德山从祀方泽，次于五岳。嘉靖十八年之前，明显陵内只葬有兴献王朱佑杬。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嘉靖帝生母蒋太后在北京去世，次年，嘉靖帝在南巡承天府之后，决定将蒋太后梓宫南祔显陵，故嘉靖十八年之后，显陵葬有嘉靖帝的生父和生母二人。

关于明显陵的扩建和升格，《大明会典》记载：“兴都显陵，嘉靖六年特敕修理，各项规制俱照天寿山，添设石像生、碑亭；八年，工完；十年，以香殿、暖阁漆漏重修；十八年，玄宫改卜……二十年，工完；三十五年，祾恩殿、重檐殿宇工完。”[13]（p2730）会典记载的陵工建设，从嘉靖六年持续到嘉靖三十五年。实际上，明显陵的修建时段要超过会典所载，贯穿了嘉靖朝始终，如嘉靖四十五年，嘉靖帝遣“工部左侍郎张守直往承天府修理显陵祾恩等殿，更建龙飞殿，诏川、广两省抚按官，各采大木”[7]（p9006）。修建明显陵，耗资甚多，嘉靖十九年，“工部右侍郎顾璘奏修显陵宫殿，计银四十六万两有奇”[7]（p4785），可见显陵工程之浩大。扩建后的显陵，规模足以比肩如今的北京十三陵，显陵“是我国明代帝陵中最大的单体陵墓”[14]（p104）。同时，明显陵也是湖广地区唯一一座达到皇帝规制的明朝帝王陵。除了硬件，明显陵祭祀级别也不断提升，如嘉靖十八年，嘉靖帝“升戚属为都督佥事，给钦差纯德山掌祀关防，职专守护，始于太常寺选补奉祀及增祀丞一员，如七陵之制。”[13]（p1428）

由于嘉靖帝生父、生母葬于兴都承天府，故该地为嘉靖以后明朝皇帝的“祖陵”所在地，万历帝等后代帝王皆对兴都承天府格外重视。明显陵虽经历了明末战乱的毁坏，但其规制尚存，“2000年，明显陵根据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II）（VI）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14]（p88），明显陵和其他明清皇家园林一道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湖北地区为数不多的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三）省级军事单位：兴都留守司的设立
嘉靖十八年，承天府升格为兴都，为保卫兴都及明显陵，嘉靖帝对湖广地区的军事建制做了调整，原先的湖广都司、湖广行都司的二司并立格局变为都司、行都司、留守司三司鼎立。嘉靖十八年五月，“改荆州左卫为显陵卫，置兴都留守司，统显陵、承天二卫，防护显陵，设官如中都焉”[6]（p1871-1872）。自此，参照凤阳府的中都留守司，兴都地区有了省级军事单位。该司在明朝的都司卫所体系中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中的“前军都督府”，被定为“承字号”。省级军事单位的设立，是兴都陪都地位的重要体现。

关于留守司的职官，“正留守一人，正二品，副留守一人，正三品；指挥同知二人，从三品。其属，经历司，经历，正六品，都事，正七品；断事司，断事，正六品，副断事，正七品，吏目各一人。掌中都、兴都守御防护之事。”[6]（p1871）而兴都留守司“序次中都”[7]（p4667）。嘉靖二十一年，嘉靖帝命将沔阳卫、德安千户所从湖广行都司改为兴都留守司管辖，兴都留守司管辖范围扩大。

（四）凸显陪都地位：《兴都志》的编撰
嘉靖二十年，承天府知府吴惺奏请纂修兴都志，嘉靖帝命严嵩等人讨论，严嵩在《请纂修兴都典制及承天府志》一疏中提道：“近例金陵志、中都志亦为一书，今日承天有作，宜为兴都一志，其法则先兴都宫殿、陵寝诸典，而后及有司所守，其义则取诸禹贡，以示有尊，庶为合理。”[11]（p442）主张将兴都志和承天府志分开编纂，以体现兴都作为陪都的独特地位。此后，嘉靖帝根据严嵩建议，命工部尚书顾璘组织编写《兴都志》。后来，顾璘组织了楚人颜木、王廷陈等人修书。嘉靖二十一年，顾璘等将《兴都志》初稿进呈嘉靖帝，嘉靖帝审阅后并不满意，“其体例不合而所记事实多误，命部重加删订进览”[7]（p5182）。《兴都志》没有突出“陪都志”的重点和特色，未能体现兴献王和嘉靖帝在安陆州时的嘉言善行，“圣意不惬，遂报罢，不复议”[16]（p800）。由此可知，当时《兴都志》没有刊发，

嘉靖帝虽然暂时搁置了《兴都志》，但未忘记。嘉靖四十二年，礼科都给事中丘岳“请刊定《兴都志》，其略言：今之兴都，宝藏二圣冠，为皇上龙飞之地……先帝之盛德、我皇上之大孝，闇而不彰，乞下礼部重议、纂辑”[7]（p8517）。此疏甚合嘉靖帝心意，故命吏部左侍郎董份为副总裁，以谕德张居正、洗马林燫等人为纂修官，重新启动了《兴都志》的修撰，而内阁首辅徐阶则拟出了《兴都志》的增修目录：“拟为纪一十有二，曰基命纪、曰符瑞纪、曰龙飞纪、曰圣孝纪、曰大狩纪、曰宫殿纪、曰陵寝纪、曰宝谟纪、曰御制纪、曰恩泽纪、曰礼乐纪、曰苑田纪。”[17]（p152）从兴都志的目录看，其同一般地方志不同，属于较为典型的“陪都志”，即详人事而略沿革。嘉靖四十五年，《兴都志》增修完毕，“先是《承天大志》，名《兴都志》”[18]（p382），即增修之后的《兴都志》被嘉靖帝定名为《承天大志》。最终定稿的《承天大志》共六册，四十卷，较《兴都志》内容几乎多了一倍，主要记载兴献王和嘉靖帝的言行。

在纂修《承天大志》的同时，嘉靖帝还命张居正等人纂修承天府志，“又承天府先名安陆州，凡事迹散见于《一统志》内，至是，遂命儒臣将《一统志》内摘取安陆州，采事迹，撮大要，编纂增入。书成，奏上，特赐名《兴都承天府志》，盖仿两京之制也”[18]（p382）。可见，除了修撰陪都专志《兴都志》《承天大志》，嘉靖帝还命人纂修了地方志《兴都承天府志》，亦是参照北京、南京同时修陪都专志和地方志的先例。

三、兴都承天府的陪都地位和历史背景
兴都是否为陪都，后世并无共识。清代官修政书《续通志》评价：“嘉靖十年，又升安陆州为承天府，十八年建兴都，然明世称京都者不数承天，盖嘉靖特以陪藩故邸、隆其称号，故不得与二京、中都并称云。”[19]（p669）他们认为承天府被称为兴都是嘉靖帝的一厢情愿，承天府不具备陪都的地位。本文认为，尽管兴都承天府的总体地位和规制低于两京和中都，且设立时间较晚，但仍可将兴都承天府视为明代陪都。

（一）陪都的所指
关于陪都，在不同史书中有不同的称谓，《中国古代陪都的名与实》一文中提到陪都有“陪京”“别都”“留都”“行都”“副都”等不同称谓[20]（p187）。关于“都”字的含义，《康熙字典》中的解释有“天子所宫曰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等不同含义[21]（p1260）。在明代的史料中，陪都多指南京，例如天启皇帝所言：“至我朝而南北并设吏部尚书，岂无意哉。盖陪都为祖宗丰镐之区、清议所从出之地。”[22]（p2249）其所言陪都即指南京应天府。明末清初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明初定鼎于金陵，遂为都会，正统六年，始为陪都。”[23]（p872）直到正统六年，明朝京师才正式确定为北京顺天府，南京成为了留都或陪都。

南京应天府保留了六部等中央机构，又拥有明太祖皇陵、先皇之皇宫，其地位自然在中都和兴都至上，故明人有“两京”“两都”之说，显然“两京”的地位要高于“两都”。《中国古代陪都十大类型论》一文将中国古代陪都分为“两京制陪都”“多京制陪都”“军镇制陪都”“旧都留根型——留都制陪都”“行都制陪都”等十种类型[24]（p81），可见陪都的类型多种多样，判断是否为陪都的标准自然也不同。兴都的情形，同“旧都留根型——留都制陪都”类型较为相似，即“古代帝王出于对祖籍或肇兴之地的眷恋与‘留后路’等的需要，常以自己的老家或迁都前旧都为陪都，此即留都。”[24]（p83）

（二）明朝官员如何看待兴都
总体而言，自承天府被定为“兴都”之后，明朝君臣基本视兴都为陪都。曾任广西布政司右参议的田艺蘅在其笔记《留青日札》中提道：“我皇上由兴府入承大统，乃升安陆州为承天府，仍曰兴都，而南京曰应天府，北京曰顺天府，可谓之三京、三都、三天矣。”[25]（p97）他将兴都同明朝其他京师、陪都并列。曾任南京应天府尹的王世贞曾言：“天下有二京、二都，曰：北京顺天府、南京应天府、中都凤阳府、兴都承天府，中都则以皇陵、兴都则以显陵，二都皆设留守，而二府不能同京尹之秩，势有所不能也。”[26]（p23）王世贞认为明朝有两京、两都，但两都知府级别低于两京府尹，源于两京和两都政治地位的不同。曾任福建按察使的徐中行在“送大中丞杨公之湖广”一诗中提道：“谁借䕫龙出汉宫，兴都根本两京同。提封万井开云梦，王气千山护郢中……”[27]（p661）把兴都同两京比肩，虽然诗中有过誉的情形，但可反映其将兴都视为明朝陪都。

兴都的重要地位，还可从明末农民起义时湖广巡抚对兴都的守护看出。崇祯末年，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围攻兴都承天府，“癸未正月，李自成陷湖广承天府，巡抚宋一鹤守城，下城巷战，挥刃击杀数贼死”[28]（p218）。湖广巡抚亲自坐镇兴都承天府指挥抵抗农民军，可反映兴都作为陪都、作为“龙兴之地”的重要地位。

（三）《明一统志》（嘉靖增修本）中的兴都定位
兴都虽然是指承天府，但二者语义亦有区别，兴都为名号，而承天府为具体的行政层级。通过嘉靖末年内阁首辅徐阶的“改定一统志义例”一疏，可以看出兴都作为陪都的特殊地位。

一是将兴都列入一统志内的“湖广布政司”部分的卷首，并将兴都同承天府分开记载，“谨于湖广布政司卷首，先叙兴都，以载宫殿、城池、庙坛、山陵、苑囿、公署，而于承天府下，乃分款详载山川、人物等项，如原志之例。”[17]（p154）二是修改湖广总图上的地名标注。“原志京师、南京总图，横书‘京师’二字于顺天府之上、‘南京’二字于应天府之上，今依此例，于湖广总图承天府上横书‘兴都’二字，其凤阳府原志，未有‘中都’二字，亦依例增之”[17]（p155）。在此次修改中，兴都和中都皆被视为陪都。三是在“湖广布政司”部分，承天府位次仅在省会武昌府之后，“今既以汤沐旧邦，升为承天府，本宜列于诸郡之前，但武昌府为省会所在，事体相属，故仍以武昌接湖广布政司，而以承天次之，其余各府及州则皆列于后。”[17]（p155）承天府列于武昌府之后，并非地位不尊，而是因为武昌府为巡抚驻扎地，对全省各地有统属关系。四是调整一统志内湖广布政司的分卷，“原志以湖广布政司、武昌府、汉阳府为五十九卷……今以兴都及湖广布政司、武昌府合为五十九卷，承天府为六十卷，汉阳、襄阳二府并为六十一卷”[17]（p155），兴都以陪都之名同省会并列一卷，以示尊隆，而承天府则独立成卷，排在汉阳府和襄阳府之前。

嘉靖四十五年，《承天大志》修成并被进呈给重病在身、人在西苑的嘉靖帝，礼部请“以兴都新名及兴都事迹纂入《一统志》，易故安陆州名，诏可。”[7]（p8937）。自此，兴都承天府在嘉靖本的《明一统志》内升至陪都地位。

（四）将兴都视为明朝陪都符合历史事实
从前文所述可知，在明代，兴都是同中都并列的“两都”，但地位次于北京、南京和中都，位列“两京”“两都”之末。其原因：一是由于中都为明太祖龙兴之地，南京、北京先后为明朝的京师，其地位早已奠定，嘉靖十八年才升格的兴都承天府在政治地位上不可能超越前面三者；二是相比于“两京”，兴都承天府在知府的行政级别、府城大小、宫殿（兴王府）规模等方面均处劣势。虽然无法将承天府同两京相提并论，但不能否定兴都承天府曾为明朝陪都的历史事实。

将兴都视为陪都有以下依据：一是嘉靖帝将安陆州改名为“承天府”，在府名上超越了“凤阳府”，比肩“顺天府”“应天府”，故被称为“三天”，且被定为“兴都”，在名义上已是明朝陪都；二是兴都承天府为嘉靖帝父母陵寝显陵所在地，且显陵已按帝陵规制进行了扩建并参照北京天寿山皇陵配备了祭祀机构，兴都承天府具有健全的祭祖职能；三是承天府硬件、软件不断升级，陪都性质不断增强，尽管升格后的宫殿（兴王府）在规制上远低于南京、北京，但亦被视为嘉靖朝君臣视为帝王宫殿；四是嘉靖帝在承天地区特设兴都留守司，该司同湖广都司、湖广行都司平级，是明朝在湖广地区的三大军事单位之一，证明了兴都的重要地位；五是嘉靖帝敕修《兴都志》和《承天大志》，将陪都志同地方志的分开纂修，凸显了兴都的陪都地位；六是在明朝君臣眼中，兴都被视为全然的“陪都”，这一认同一直延续至万历、崇祯朝，例如明末时湖广巡抚驻扎兴都抵御李自成军。故本文认为，将湖广兴都承天府视为明朝陪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四、兴都承天府成为明朝陪都具有必然性
明朝各帝，以朱元璋为祖，终明一朝，帝系承续有四次改变：第一次是建文末年，帝系自建文帝转至明成祖一支；第二次是正统至天顺时，帝系自英宗转至景泰帝，后又转至英宗一支；第三次是正德末年，帝系自正德皇帝转至嘉靖帝一支；第四次天启末年帝系自天启皇帝转至崇祯一支。明人评价：“太祖开基建康，升建康为应天府；太宗迁都北平，升北平为顺天府；今皇上兴自安陆，升安陆为承天府，与宋太祖以归德节度使登极，升宋州为应天府，太宗以晋王即位，升并州为大原府，高宗以康王中兴，升康州为德庆府，同一揆也。”[29]（p1）此段论述，虽然注意到了嘉靖帝同明成祖等人的共同点，但未注意到差异，嘉靖帝自封藩之地入继大统有其独特性。嘉靖帝是明代唯一一个出生于就藩地、成长于就藩地、之后继承皇位且生父为藩王的明朝皇帝，而明成祖生于南京、就藩于北京，景泰帝生于京师、未赴封藩之地，崇祯皇帝生于京师、未赴封藩之地，都同嘉靖帝不同。

故承天府对嘉靖帝而言有三重特殊含义：一是生长地即故乡，嘉靖帝在南巡承天府时曾作《御题汉江》：“旧邸承天迩汉江，浪花波叶泛祥光。溶浮滉漾青铜湛，喜有川灵卫故乡。”[30]（p213）可见，嘉靖帝将出生地承天视为自己的故乡，这点同清朝顺治帝入关后将“故都”沈阳视为故乡有相似之处；二是封藩之地和龙兴之地，嘉靖帝由此进京继承皇位，因此视承天地区为吉地，故其在诗中提到承天：“谁道郢湘非盛地，放勋玄德自天予。”[30]（p213）认为家乡是风水宝地；三是祖陵所在地，承天地区的明显陵葬有嘉靖帝的生父、生母，此外嘉靖帝年幼夭折的亲兄妹也葬于承天。

也因如此，嘉靖帝不断升格兴都承天府并将其塑造成陪都，有着深刻的用意和历史背景：一是“龙兴之地”安陆州升格为承天府，后又定为兴都，反映了“大礼议”事件后皇权的巩固和强化，是嘉靖帝彰显帝王尊荣和威严的必然结果。二是陪都志的纂修，记载了兴献王及嘉靖帝的嘉言善行和安陆州（承天）的“祥瑞”现象，为嘉靖帝由藩王入继大统塑造了所谓的“征兆”和“历史必然性”，正如明人所言：“自肃皇帝龙飞启运，山川王气，鼎足两京。”[12]（p402）三是嘉靖帝尊崇兴献王为“睿宗”并将兴王墓升格为显陵，彰显了明朝帝系由“弘治帝——正德帝”一支转至“兴献王——嘉靖帝”一支。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认为，兴都被视为陪都，并非是明朝君臣的一厢情愿，而是彼时的客观事实。兴都承天府成为陪都，是“大礼议”事件后嘉靖帝彰显皇权和强调其入继大统“正当性”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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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1.017

[中图分类号]K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01-0154-07

作者简介：邓涛（1986—），男，湖北钟祥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梅瑞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