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赋权：媒介视角下东西方文化对话的机制、问题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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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赋权：媒介视角下东西方文化对话的机制、问题和可能
曹志伟

（南京财经大学 新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的争夺由来已久，互联网技术的兴起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西方权力对话方式，同时也影响了原有的东西方对话结构。后殖民主义衰落的媒介语境，凸显文化工业下的恶性文化权力生态。西方文化的霸权与东方文化的抗争，在互联网媒介生态中寻找东方话语赋权的可能。在技术哲学范式的媒介理论支撑下，反思后东方主义，探讨如何做到真正的东西方平等对话。

[关键词]互联网；东方学；传媒生态；权力；对话

萨义德《东方学》中的“东方”（Orient）最准确的含义是一个想象的东方，是一个模糊的地政学范畴。狭义上，该东方是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现实中，它与广义的西方相对，可以包含远东地区的中国、日本及印度。20世纪90年代初，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引入中国，并逐渐被人熟知。1990年代，众多国内文化学者将“东方主义”中国化，试图将东方的版图扩大，以适应中国的语境。其中就包括了刘象愚、王一川、陶东风、王岳川等著名文化学者，他们在《读书》《文艺争鸣》《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等期刊集中讨论了后殖民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的“碰撞”，也提出了诸多“方案”。在很多人看来，与1990年代的环境相比，现在再去谈论“文化殖民”一词貌似已经过时，但事实上，后殖民主义理论并非是僵化的理论，它会随着历史时刻、地理区域、文化身份等诸多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与20多年前相比，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巨变，所以在此讨论对东方主义中国化议题的更新、扩展与再思考有一定必要性。

1999年，萨义德的《东方学》首次在中国出版，距今恰逢20年。巧合的是，1999年常被业界称为互联网大潮的起始年，它与东方学传入中国的时间偶合，这也使得当初的人们对互联网这一“西洋”事物自然地与“殖民工具”相联系。经过20年的发展，人们也逐渐辨析清楚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互联网并不是“后殖民”的“帮凶”，而有可能成为“后殖民”的“掘墓人”，互联网的“殖民能力”经历了“由盛及衰”的变化。在东方学引入中国和互联网大发展20周年的双重历史节点上，重新思考“互联网与东方学”，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东西方“和解”的可能性显得尤为重要。

一、由盛及衰：作为“转折点”的互联网
在中国学者讨论后殖民主义之前，也就是在互联网成为一种“新殖民工具”之前，后殖民主义理论在西方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萨义德在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霍米·巴巴在1990年出版的《民族与叙事》、1993年出版的《文化的定位》、斯皮瓦克在1999年才出版的《后殖民理性批判：通向正在消失的现在的历史》都是在互联网出现或兴盛之前出版的论著，在这个互联网“统治”的时代，一些论调已经无法适应当前语境，或是完全被互联网情境所颠覆。萨义德、汤林森、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等后殖民主义研究学者与20世纪90年代东方众多文化研究学者也无法预料到，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殖民效果会如此“波动”，势必需要重新思考东西方话语权的平衡与格局。胡翼青在提出关于“媒介技术哲学范式的兴起”观点时就强调：“媒介作为当下社会的技术框架，重塑着社会的时间观、空间观和权力关系。”[1](p5)因此，从理论上讲，通过技术哲学的角度对后殖民主义进行思考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从过去几十年的状况看，西方话语经历了一次由盛及衰的权力波动。在前互联网时代，东方话语权力一再被削弱，西方文化不再是渗透和倒戈，却是明目张胆地利用传媒工具对东方施加影响。西方沉浸在“自我”与“他者”的身份结构中，幻想传媒工具（主要指传统媒介）带来永久的权力快感。随着互联网从Web2.0时代逐渐走向后期并跨入Web3.0阶段，西方话语权出现了衰落迹象。由此可见，Web2.0时代的西方媒介生态出现了诸多问题，从而直接导致了“西方转衰与东方赋权”。直观地看，西方自媒体的低门槛、强交互特征逐渐显现，新媒介逐渐替代了传统媒介，为此西方集中垄断媒介资源的能力也大大削弱。当东西方都具备媒介使用权的时候，西方原先幻想垄断情境已不复存在。现如今，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正从互联网信息净输入国发展成了互联网信息输出国，由逆差转向顺差，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西方话语权力衰落的迹象。早在2001年，富兰克林的《互联网与后殖民主义政治表征》与戴维·莫利的《认同的空间》中以西方视角（殖民者视角）反思了网络空间中“东方崛起”，文中提道：“我们在承认一种文化垄断的终结的同时，我们都受到来自自身发现的威胁。顷刻间情况变得可能是只存在他者而我们自己则是诸他者中的‘他者’。”[2](p34)这句话暗示着，从互联网技术传到东方之日起，“西方中心主义”的架构就不再是坚不可摧的了。

宏观上看，互联网时代的主体性“剧变”切实影响着整个传媒生态、权力与东西方对话。在此背景下东方被赋权，对东方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东方的反抗”所带来的文化“地域化”瓦解了文化“程式化”的单一发展路径，但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化全球化发展。现在东方的处境早已不是罗兰·巴特在《Mythologies》中讲述《失去的大陆》那般：“所谓‘东方’，被掠走了所有的内容，恢复到单纯的色彩。”当前的“话语规则”就不仅仅涉及文化的力量，更是社会的较量，当媒介环境发生改变、主体身份出现偏移、权力结构产生松动的时候，那又该是重新思考东方学的时候。其实安东尼·葛兰西在提出霸权所涉及的关联体中时包含了政治与社会因素，往后学者受形式主义影响，渐渐忽视了诸如“互联网”等工具作为的社会因素。某种意义上讲，互联网的作用在20年的后半段被低估了。

二、主体偏移：后殖民主义式微的媒介语境
互联网对殖民主义最初产生的效果是“主体偏移”，主体偏移最直接地表现在参与主体、权利主体与主体属性三个方面。三方面的主体偏移直接导致了西方话语霸权的削弱。

互联网是21世纪的时代标志，互联网的技术变革深刻影响着世界的各个方面，它能够改变交流方式、沟通渠道、认知范围，甚至能影响政治决策。互联网早已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专利品变成了当下各个国家都可利用的公共必需品，这就意味着互联网的参与主体开始增多，数量上，东方的发展中国家增速明显。由此可以判断，主体偏移的第一方面便是参与主体的偏移，即媒介主控者从西方垄断变为东西方共用。这一角度变化意味着西方媒介垄断资源的丧失。

主体偏移的第二方面是权力主体的偏移，即媒介被赋予了主体力量。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家马克·波斯特在2001年出版的《What’s the matter of the Internet？》一书中将媒介描述成一种物质，更是一种能够改变文化的物质力量。与此同时，他认为社会的改变需要文化层面的颠覆与重构，并且由文化自身来主导。在波斯特的论点中可以清晰地判断文化被赋予了主体性，结合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观点，主体功能被迁移到了媒介身上。一时间，“社会学家会有意无意地将互联网当作人”[3](p12)，那么这就意味着，互联网已经成为反映社会文化变迁的一种显著核心变量。当具备主体性的互联网置放在新世纪东西方对话的规则之中，东西方话语的关系网络则变得比过去更加复杂。这一角度的变化意味着西方对文化及媒介的控制已失去绝对的权威。

主体偏移的第三方面是属性偏移，即媒介的功能属性逐渐扩大。20年来，互联网从传统的纯技术工具演变为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必需品。互联网对传统的东西方话语权格局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随着参与主体与权力主体的集体偏移，互联网改变了原先的传媒生态，它不仅能够削弱西方话语的霸权地位，同时也能使东方话语迅速复兴。因此，后殖民时代随着互联网工具的引入，使东西方权力格局变得纷繁复杂。尽管海德格尔曾提出了一套关于技术的本质及其与存在史之关联的完整系统论说，提出了“通过技术，整个地球如今以西方的方式而被经验”[4](p94-106)的论断，并创造“集置”的概念，解释可操作性的扩张垄断现象，但当参与主体成为“双方”的时候，该“集置”就不再会有“垄断”的属性特征。本质上，Web2.0时代的传媒技术回归到了原始状态，即看作是一种“可操作的工具”，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产业（Web2.0后期）出现之后，西方话语殖民的趋势便逐渐减缓。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不难发现，互联网不再作为一种神秘的“渠道”出现在东西方对话的视野中，它开始变得普通和可触及，甚至其本身就能够代表一种意识形态力量。尽管从主体属性的发展趋势上可以看到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操纵互联网具有巨大的优势，但是当参与主体开始东移且其“工具性”逐渐减弱，那么后殖民主义下的媒介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东西方权利关系也开始步入“后”的时代。

三、恶性生态：文化工业背后的程式化弊端
后殖民主义理论在近些年逐渐淡出学者视线，其重要原因在于“垄断机制”出现了危机，即由“恶性生态”带来的“由盛及衰”。互联网前期（Web1.0时代）裂变式的传播模式下，使过去文化工业隐藏的程式化弊端被无限放大，形成了最初的“互联网恶性生态”，这一趋势与当前多元化的发展理念背道而驰，长久以来也一直被东方世界诟病。不难发现，互联网对文化工业模式的延续与“主体偏移”的事实南辕北辙。在Web2.0时代，西方美好的“守权”幻想一直存在，直接导致了Web2.0时代与Web3.0时代延续了Web1.0时代继承文化工业弊端的遗存。这些所谓的“遗存”，恰恰成了未来“东方赋权”的最佳突破口，但这些问题也是东方急需面对的：首先，互联网工业使受众意识演变为工具理性，人类丧失了探寻物质本真的原有方式；其次，传统的文化范式被工业化的快餐文化挤占，唯西方标准的规则下，传统文化的魅力正在消解；最后，互联网新媒介通过“涵化”的方式统一思想，迷惑东方接受西方价值。

（一）从技术干预到文化渗透
消费文化和视觉文化兴起，是21世纪初最明显的时代特征，互联网则是这种“后现代文化”[5](p101)的助推器。媒介化是现代工业文明异化世界的重要方面，工具理性取代审美感性，人们对工具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恶性生态暴露出来的第一个问题，也是各个媒介理论家公认的问题。

技术理性并不是互联网的“专利品”，它在互联网时代达到顶峰，因此从侧面可以断定新媒介与传统媒介不是“取代”关系，而是“迭代”关系。早在18世纪60年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人类就开始崇尚工具崇拜。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特别是改革开放浪潮推动下，20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小说中，就具有了对工具崇拜的影子，小说中流行工具崇拜，对诗性的追求不断弱化。“小说写作逐渐从精神境界的对话成了急功近利的利益互动”[6](p150-155)，文字作为最原始的传播方式也被工具理性所影响。到后来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技术从美国迅猛发展，受众对互联网的崇拜达到顶峰，很多学者发现已经回不去从前，高建平等人就直言不讳地提出：“工具理性对待效率的诉求是时代的趋势，也适应历史性诉求。”[7](p263)在新世纪初期，很多学者也都这么认为，因为人们很容易觉察到互联网带给东方的短期优势，即迅速吸收西方先进理念、文化，缩短与西方的实在差异。

精英文化、西方文化在互联网发达的今日逐渐祛魅，精英文化也可以消费，西方文化对于东方人来说也不再遥远。通俗文化、消费文化、娱乐文化、快餐文化成为当今主流的文化，精英与大众、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日渐消解。不论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依托互联网载体，唾手可得。传媒生态系统的各个要素在主流文化建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传媒产品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两个方面。崇尚媒介工具论的人们在传媒产品的传播指引下，沉浸在电视、电脑、手机等传媒工具中无法自拔，受众意识被传媒工具“涵化（Cultivate）”，因此传媒工具的发展影响受众看待世界的视角。原先受众看来遥不可及的文化，被图像化、语音化、视频化，受众更容易接触到精英文化和西方文化，但是与此同时带来的问题则是文化传输的碎片化、程式化乃至通俗化。并且，传媒工具具有过滤的功能，传媒工具选择性传送的讯息经过过滤和后加工，受众看到的内容并非真实现实的全部。受众逐渐培养成被动接受式的习得模式，而非主动索取式的了解文化本真之方式。

受众被培养工具理性的意识下，传媒生态的三个层面也发生了改变：信息与受众层面的生态、媒介组织层面的生态和媒介控制层面的生态。首先，受众适应新的信息传播体系，很大程度上不愿回到过去传统的口述模式或纸媒模式。由于互联网媒介高参与度的特征，受众适应了被动接受者向主动发布者的身份转变，便认为互联网的使用理所应当，潜移默化地依赖互联网媒介。再者，媒介组织层面，资金、人才、管理等要素的引入，促使传媒生态组织化、商业化、财团化，葛兰西所谓的媒介霸权其实就是最先是从媒介工业（商业）霸权开始的。最后，有了组织化的商业霸权便可以获取技术霸权，随后就可对媒介控制层面的生态进行渗入，包括文化及其外围的政治、经济、信息活动等方面的操控。通过传媒生态的三个层面渗透媒介文化，对“他者”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影响，揭示了西方“阻止‘主体偏移’”的“真面目”。

（二）从西方标准到生态垄断
西方在西方发明的媒介工具中执行西方的规则标准是必然，与此同时，西方文化的碎片化、程式化、通俗化特征与互联网传播特质完全吻合，换句话说互联网起初就是为西方量身打造的。在规则和形式都垄断的情况下，传媒生态就显得保守、封闭及板滞。这种模式下，西方快餐文化得以盛行，东方传统文化魅力很难显现。这是恶性生态暴露出来的第二个问题，也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萨义德曾就“后殖民主义”的“标准”问题展开过讨论，在萨义德看来，东方学并非关于东方的真实话语，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东方被西方看作是神秘、封闭、愚昧之地。西方在文化上特别注重其自身“主体性”，被“他者”化的东方何来的权力？萨义德在《东方学》中界定的东方学有三层含义：首先，东方学是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学科；其次，东方学是一种思维方式。最后一层含义则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8](p256)。最后一层含义表达了西方凌驾于东方之上的话语霸权，话语的载体是多种多样的，就民间阶层而言，董晓萍等学者就认为“影响最为深刻的途径即是媒介”[9](p89)。在东方，最早接触西方思想及媒介工具的是精英阶层，精英阶层直接掌控着东方的话语方向，通常连很多学者也就精英文化的标准来衡量大众文化。西方通过建构一个完善的媒介生态，以吸引东方的精英阶层的注意。19世纪六十年代的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他们就是很早的一批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的东方精英阶层。不论是被动接纳，还是主动接受，后期的发展都带有东方的自愿性。从被动到主动，从抵抗到接受，从殖民再到后殖民，可以说是一个东方精英阶层被驯化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开始，互联网是被西方赋予了“新兴殖民工具”属性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传统的后殖民理论在互联网的作用下得到了更新和迭代。Web1.0时代西方绝对的信息霸权迫使东方缺少参与主体身份，使得西方继续尝到了文化工业的“甜头”，但到Web2.0时代，东方揭露了互联网最初产生的本质，西方标准和生态垄断得以曝光于天下。

互联网产生初期，信息殖民化的呈现方式依旧是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和霍克海姆所提出的传统方式，即推崇标准化、规格化、机械复制、大批量、覆盖广的“文化工业”。这种文化工业让受众产生心理依赖，导致人性异化及审美能力退化。传统的叙事内容及其言说无法适应当前受众的快餐化文化需求，文化转型势在必行。文化转型是传媒发展带来的重要特征，娱乐化消费式取代原有的精英化经典式，在有限的文学空间里，传统的文化范式被挤占，文化的魅力消解。

西方的媒介生态是从过去的传统歌剧、芭蕾舞蹈到电影、爵士、唱片再到现在的互联网，是一个为西方文化量身定做的媒介生态。对于东方文化来说，新事物的到来注定会挤占东方传统，文化的转型也必定会失去很多原有的精粹，是被动的或是强迫的。而当前媒介生态下的文化转型对于西方来说是西方文化发展的应有走向，是时代的必然选择。东西方倘若建立对话的机制，在平台上就显现出差异。由此看见，制定多元化的互联网文化标准和打破生态垄断才是逃脱“程式化牢笼”最有效的方式。

（三）从文化工业到技术涵化
在印刷媒介、电视媒介占统治地位的年代，文化工业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经常讨论的概念，文化工业的重要目的是文化商品化。互联网占统治地位的年代，理论家将文化工业升华，开给人们自由、实现愿望、满足审美等各种“快乐支票”，实际上却使用技术涵化的手段使人们接受现实秩序。这是恶性生态暴露出来的第三个问题，也是一个隐藏很深的问题。

在2005年召开的“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突尼斯阶段会议”中就有人指出西方互联网“控制权”的问题：互联网迅猛发展的媒介生态下，西方的话语权仅仅更换了一种方式进行殖民，传媒作为西方话语的载体，致使争夺话语权更有效、更高效。互联网将世界各地的人连接在一起，形成地球村，该传媒工具使用西方的先进技术传播西方中心论的思想，潜移默化中影响“他者”，将地球村的受众思想统一。互联网传媒工具出现后，话语权无须争夺，因为作为“他者”的东方接受互联网传媒技术，也随之接受这种传媒技术带来的价值。

“掌握技术就掌握了核心竞争力”，这话在文化研究者看来并不是他们擅长讨论的范畴，但是恰恰是互联网技术从根本上决定了东方的边缘地位，并且在现在看来，东方文化在客观条件下很难翻身。此种现象的发生归因于强大的“意见领袖”，凯兹和拉扎斯菲尔德在对“意见领袖”的概念进行修正过程中提道：“在使用媒介过程中，角色划分为主动接受和传递讯息者与被动依赖他人的指导者。意见领袖掌握媒介使用的权利，被人们认为是具有消息来源和指导角色等特征。”[10](p79)把此论调再修正，上升至国家层面上看，则吻合了席勒在《传播与文化支配》一书中提出的“文化帝国主义”的观点。由此看来，东方话语权在Web1.0阶段的边缘窘境就不难解释了。在当时，西方掌握“喉舌”的关键技术，社交媒体讨论西方的价值、理念，研究西方社会感兴趣的文化，参与西方政治家所重视的议题。Facebook、Twitter、Instagram、YouTube在互联网大发展的初期包揽了全球社交平台的半壁江山，成为新时期意见领袖。通过传媒技术的“涵化”，东方的权力根本没有施展的空间，甚至出现“他者”认同西方文化。伯格纳提出的涵化理论在社交媒介的运用可表现为：“西方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介传播特定的内容（面向西方本国的受众），东方受众在长久以往的关注后，会逐渐接受西方建构的内容，并与自我的‘东方现实’相结合，认同西方文化”。特别是东方精英阶层受互联网传播的影响，潜移默化地认同西方主流价值，作为东方依赖西方指导的意见领袖，从根源上截断了东方话语权滋生的环境。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主体偏移”的显现，东方逐渐开始认识到技术涵化的危险，因此在Web2.0的后期东方针对性研发了微信、微博等自己的社交软件，从技术根源上截断了被西方涵化的可能。尽管现阶段技术涵化的效果有所缓和，但面对长久而又巩固的涵化秩序，东方话语权在互联网媒介主导的媒介生态下，发声依旧较为困难。

四、东方反超：生态危机化解与反技术垄断
面对“主体偏移”的事实和“恶性生态”的困局，东方媒介话语权力的提升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机遇在于“主体偏移”带来的客观利好，挑战在于解决西方长期建立起来的恶性生态。事实上，东方可以从“主体偏移”的环节入手，对“恶性生态”的生态危机和技术垄断两个方面制定针对性的“东方方案”。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指出“媒介即万物”，当互联网媒介从一种行业力量上升为一种社会元权力的时候，媒介化社会将成为一种显在。互联网媒介组织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提供给我们一个新的时空，东方尚可从结构（空间）和变迁（时间）等角度实现“东方反超”。结构上，互联网媒介提供了制度的路径；变迁中，互联网媒介提供了关系建构的路径。

（一）生态危机的化解
基于上述“恶性生态”的剖析，不难发现，倘若改变原有的生态危机需要改变程式化规准，让文化夺回生态建设的主动权。生态危机的解决都是立足空间维度的，其一是针对传统媒介生存危机，它要求传统媒介与新媒介有一个共洽的生存空间，这个方案尽管不分东方与西方，但实际操作是有利于“东方反超”的；其二是面对东方传统文化继承危机，它要求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与互联网实现共洽，实现三者的权力平等，使该空间的沟通是双向的。

处理传统媒介与新媒介的关系在过去是有实践基础的，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就警惕电视是否会取代纸媒，波兹曼在80年代论述的观点在现在看来显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因为互联网兴起又再次改变了媒介生态，互联网扮演了80年代电视的角色。就波兹曼的论点来看，三十多年过去，纸媒并没有消失，很多人会认为波兹曼岂不是杞人忧天，但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互联网也许真的会颠覆趋于平衡的媒介生态。工具上的生态颠覆无东西之分，可工具层面的传媒生态一旦发生变化，或是互联网媒介占据传媒工具主体地位，那么东方文化载体的危机便应该引起重视。波兹曼反复强调“媒介即讯息”，这就意味着媒介带给我们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介本身，媒介本身就作为内容出现在公众视野，它是具有意义的。我们在考察媒介的视角从工具论转向内容论的时候，传统媒介与新媒介的不可调和状况仿佛有所缓解。从这个角度看，东西方话语权的争斗就不能局限在占领“新媒介地盘”之上，传统媒介诸如报纸、广播、电视都与互联网同样重要。西方在失去传统媒介垄断地位且面临互联网主体偏移与恶性生态双重夹击的背景下，东方传统文化与媒介的结合恰逢其时。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其实还强调“媒介即隐喻”，就当下互联网语境来说，互联网用隐蔽但有力的方式重新定义了整个世界。换句话说，互联网创造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呈镜面关系的“拟态世界”。波兹曼认为“传媒技术影响下的文化精神的枯萎是赫胥黎式的——文化会成为一场滑稽戏。”[11](p186)在当时看作是“滑稽戏”的嬉皮士、朋克、披头士、摇滚等青年亚文化，现如今早已被收编，融入西方主流文化体系。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互联网传播的“滑稽戏”却和东方主流文化格格不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互联网不只能与西方文化相匹配，东方同样也能通过互联网创造东方属性的拟态世界，互联网镜像呈现的东方文化也能使之成为一场“正统剧”。这样一来，东方文化与互联网、西方文化与互联网都有各自独立的规则，东方与西方对话最终有所可能。

（二）反技术垄断
反技术垄断是实现“东方反超”的第二条路径。从西方通过传媒控制东方的方式上看，后现代工业社会中的电视、电影、互联网等媒介实为一种编码解码的工具，利用传统文字文本的阐释是有边界的，现代意义上的图像或声频文本阐释是无边界的。文本阅读的过程中，文本本身就给受众带来限制和约束，东德学者朗曼提到，文本中的作品是具有引导性的，文本的阐释者带有一种预设，阐释者试图通过这种预设来达到“控制”的目的。我们不禁会问，东方为何没有用同样的方式与西方对话？主要原因就是技术垄断。

大众阶层认为，在当前媒介生态的发展趋势下，给东西方文化提供一个对话平台不无可能：工具来自西方，文化可以以新媒体作为载体，不在乎形式与外表，注重的是内容与本质。因此可以说当前互联网引领的媒介生态，为东方文明关上了一扇门，却打开了一扇窗。

在实际操作中，东方建立一个自主的文化网络平台是十分必要的。大众阶层的想法其实与一百多年前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法十分类似，大众阶层没有充分认识到技术与思想的紧密联系，洋务运动当时也正是没有引进西方先进制度理念而失败的。通俗地说，互联网代表的是西方技术，承载的是西方思想文化。东方欲建立平等的对话平台，就需要拥有异于互联网而又优于互联网并且与东方文化思想完美结合的技术手段。对话需要载体，东西方对话不仅是思想的碰撞，更是政治、经济、文化、技术诸多方面组成的一整套体系的对话。

新世纪初，在东方传媒生态处在危机的情形之下，形成一整套自主的体系并与西方进行对话，的确十分困难。但现如今，微信、微博、优酷等互联网工具逐渐走向世界，这标志着东方自主的传媒生态体系逐步形成，东西方平等对话的可能大大增加。

五、对话场域：后东方主义的再思考
互联网发展对推动文化全球化有很大影响，同时对传统文化正逐步消解，互联网将文化置于技术之后，追求瞬时的快感，忽略永恒的经典。海德格尔在《关于存在的问题》中提到，“全球化”直接地与虚无主义广泛传播联系在一起，他更是认为“虚无主义有全球化倾向”[12](p94-106)。通过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对传统经典的颠覆，是值得学者思考的问题。其中西方学者也认识到，对传统经典的颠覆不仅发生在东方，在西方也在发生。互联网等新传媒技术的引进，给传统文化带来的消解成了一个全球性议题。借此，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提出的东西方合作成了东西方共同关注的话题。

西方话语的式微从理论上是由于西方过度使用制度学派的理论进行“殖民操作”，它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将媒介作为一个无主体性的“物”植入到社会制度与文化制度的运作中，互联网本身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东方反超的方案则通过互动学派的方式将互联网的地位提高，将东西方对话的环境看成是媒介与社会共同建构的。从中可以发现，两者是二元对立的，没有一个共洽的环境给予双方对话，那么将东西方看作是两个场域，并且双方的博弈过程看成是一条条亚场域的力学线条，东西方对话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

在过去，东方作为“他者”始终没有足够的筹码与西方对话，话语权很难得到保障。当东方话语与西方话语形成各自的系统性场域的时候，媒介场域作为一个亚场域勾连起两个元场的沟通渠道，其中就包含了相互独立的“规则场域”（化解生态危机）和“技术场域”（反技术垄断）。在此基础上，后东方主义提倡的“东方对‘文化训导’的消解和颠覆，推崇文化自尊和平等对话，重新获得东方文化身份和文化自信”[13](p4-9)充分成为可能。

反思前互联网时代东方面对后殖民主义的方式，被西方文化思想长期压迫致使东方对西方文化的一些抵抗存在“闭关”成分，所谓拒绝西方文化，推崇中国传统经典文化，有急需证明自我价值的民族主义之嫌。真正的后东方主义，是建立在“地球村”的概念之上，以一个价值无涉的态度去审视当前的大众文化，摆脱原有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立足整体，认识“自我”，进行两场域间有效的文化互动。

在规则场域与技术场域的合法框架内，面对传统文化被消解的问题，东西方两场域间文化的互动更应注重历史性的探讨，而非基于新媒体的阐释。“融合”作为东方文化的一大议题在近几年再次引起热议，东西融合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也是解决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办法，而媒介融合更是一种将“互联网文化”收编的方式。因此在“他者”的视阈下，解决西方文化上出现的规则霸权与技术本质问题，往往会看得更远。整体意识的确立，有利于结合东西方不同的优势，取长补短，在立足各自的“自我”时对“他者”并不施加影响。去中心化及媒介融合的方式使得各自文化得以保存，不受到使用传媒工具带来的侵蚀，这种模式何不叫一个新时代——“后互联网时代”。

六、结语
长久以来，互联网建构的媒介环境暴露出了很多问题，西方话语霸权虽依旧存在，但出现些许松动。“后互联网时代”的“后”并非“技术之后”而是“理念之后”，媒介技术角度它本称作“互联网后时代”，而对话格局的角度它更应该称作“后互联网时代”，“后互联网时代”更多地代表了Web3.0时代的去中心化思考。因此，“后互联时代”概念的影响是全域性的，它同时发生在东西方两个文化场域，它能够充分满足东西方话语的“求同存异”，东西方对主体偏移、恶性生态及负面效应的警惕意识正是东西方平等对话和合作的契机。在该背景下，不论传媒技术的发展究竟如何，东西方话语权力有多么悬殊，“后互联网时代”下的话语隔阂必将土崩瓦解。

参考文献：

[1]胡翼青.媒介技术哲学范式的兴起：作为认识论或方法论的传播学[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07-23.

[2][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和文化边界[M].司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美]马克·波斯特.互联网怎么了？[M].易容，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4]马琳.海德格尔论集置与东西方对话[J].世界哲学，2009（6）.

[5]刘瑞强.翻译效应论[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4.

[6]徐肖楠，施军.我们小说的工具崇拜与专有领域[J].小说评论，2011（1）.

[7]高建平.全球与地方比较视野下的美学与艺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8][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9]董晓萍.田野民族志[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0]杨志弘，莫季雍.传播模式[M].台北：正中书局，1996.

[11][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

[12]马琳.海德格尔论集置与东西方对话[J].世界哲学，2009（6）.

[13]王岳川.后东方主义与中国文化身份[J].理论与创作，2010（3）.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0.01.015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0）01-0138-08

作者简介：曹志伟（1992—），男，苏州吴江人，文学博士，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梅瑞祥